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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浴水風：中國文化與基督教的對話
No. 30 Autumn 2013 31
徐日升神甫及耶穌會在康熙宮廷
的傳教努力 ——中西關係中的不同利益和共存空間
Fr. Tomás Pereira, SJ and the Struggles of the Society
of Jesus for its Mission at the Kangxi Court: Diversity
of Interest and Shared Cross-yards of Survival in
Sino-Western Relations
萬德化著 郭頤頓譯
Artur K. WARDEGA
作者簡介
萬德化，澳門利氏學社社長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Artur K. WARDEGA, Director, Macau Ricci Institute Email: [email protected]
基督教文化學刊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Christian Culture
32 第 30 輯 · 2013 秋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some of the most decisive and controver-sial moments in the history of the Jesuit mission in China during the Kangxi era (1662–1722) through a case study on the Portuguese Jesuit, Tomás Pereira (1645–1708). Tomás Pereira worked at the court of Kangxi for more than thirty years (1673-1708). He not only forged a unique and privileged personal relation with the Emperor, but also served as an innovative musician and a skillful mediator on Sino-Russian affairs. While the names of such missionaries as Matteo Ricci, Adam Schall and Ferdinand Verbiest are well known, Pereira has been relatively neglected, and this paper seeks to redress that imbalance. Pereira was important as a musician and diplomat and was closer to the Kangxi emperor than any other Westerner, which enabled him to exert considerable influence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Chinese Christians and also to further the interests of Portugal in China. However, towards the end of his life he saw his efforts undermined by the damaging consequences of the papal legation to China led by Charles-Thomas Maillard de Tournon. Keywords: Jesuits, Kangxi reign, Rites controversy, Acta Pekinensia, Sino-Vatican 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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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紀念葡萄牙耶穌會會士徐日升神甫（Tomás Pereira）逝世三
百週年，澳門利氏學社編輯了一本紀念學術文集——《紅牆內外：
徐日升神甫（1645-1708）、康熙皇帝和耶穌會在華傳教工作》①，
2012 年由英國劍橋出版社出版。與諸多學術選集類似，該書源於
2008 年 11 月 10-12 日在里斯本②和 11 月 27-29 日在澳門③舉行的
兩次國際學術研討會——“紅牆內外：徐日升神甫（1645-1708）、
康熙皇帝和耶穌會在華傳教工作”。這兩次會議旨在紀念徐日升神
甫逝世三百週年，聚集了中西雙方鑽研清史、徐日升神甫及其耶穌
會士等相關領域的專家學者。來自北京、廈門、廣州、浙江、合肥、
哈爾濱、香港和台灣各大學和研究院的專家和學者分享了對耶穌會
在華歷史的興趣及研究。學者們在清朝的漢語文獻中發現了有關徐
日升神甫及其事業的大量資料。來自葡萄牙、法國、德國、波蘭、
美國、俄羅斯、義大利、比利時和澳大利亞的知名學者，也分享了
他們獨特的見解，並與中國同業進行了探討。他們當中許多人對耶
穌會及其歷史有深厚的認識。本次會議再次表明，早期耶穌會士在
傳播基督信仰的同時，對中國和中國人民產生了深厚情誼並為此付
出了巨大努力。
愛新覺羅·玄燁，年號康熙，是中國最傑出和開明的君主之一，
① Artur K. Wardega, S.J. and Antｏnio V. de Saldanha, eds., In the Light and Shadow
of an Emperor：Tomás Pereira, S.J., the Kangxi Emperor and the Jesuit Mission in China (Newcastle upon Tyne: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12).
②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Celebrating the 3rd Centenary of the Death of Thomas Pereira, S.J. [Simpｏsio International Comemorativo do 3° Centenário da Morte de Tomás Pereira, S.J.]
③ 本次會議的組織方包括澳門利氏學社、里斯本科技大學社會及政治學院東方研究所、里斯本大學理學院科學史中心；合辦機構有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基督教研究室、北京外國語大學中國海外漢學研究中心、耶穌會中華省和葡萄牙省、耶穌會歷史研究所以及東方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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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其高尚的文化品味、對科學的濃厚興趣及敏銳的政治觸覺，耶穌
會士得以進入其宮廷和朝堂。這種寬容度最為充分地體現在 1692
年 3 月 22 日發佈的《寬容詔令》（Edict of Tolerance）中，詔令允許
天主教在中國自由傳教和辦教。這種對西方不同尋常的開放姿態使
天主教在華傳教工作蓬勃發展。同時讓西學在中國得到認可，並鞏
固了澳門作為歐洲在華貿易中心的脆弱地位。
徐日升神甫（Tomás Pereira）在康熙宮廷服務 30 多年（1673-
1708），和康熙皇帝建立了獨一無二的私人關係，享有一定特權。
他是一位很有新意的音樂家和幹練的中俄事務協調人。他重建了北
京天主教南堂，兼任欽天監監正，還是天主教在華傳教事業有效的
代言人和保護者。仔細探究這位葡萄牙傳教士傑出的歷史和社會貢
獻，其神聖天賦和個人成就，可以一窺康熙王朝的統治和在華耶穌
會情況。
然而，值得關注的是：起初耶穌會士的期望和努力是幫助中國
士大夫及其民眾理解和分享基督教信仰和西方知識。在這方面他們
吸納了一些儒家價值理念，如“學”（learning）、“友”（friendship）、
“誠”（personal integrity）和“恭”（obedient service）等，將儒家思
想作為與金鑾寶座溝通的唯一方法和途徑。在分享歐洲知識和個人
才能的同時，他們也吸納接收了中國風俗和傳統。在朝廷供職能保
護尚在萌芽階段的基督教生活方式和在華天主教傳教任務。徐日升
神甫在耶穌會受訓期間獲得的智慧和敏銳洞察力賦予了其真誠自
然的宗教修養，也正是這一點讓他在這一時期的中西交流史中起到
了決定性作用。
在學習儒家倫理和清朝習俗時，徐日升神甫慢慢引起康熙帝的
注意並獲得寵信。與此同時，在歐洲的伏爾泰（Voltaire Jean-Marie
Arouet）對路易·庫辛神甫（Father Louis Cousin）和讓·德·布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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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 Jean de la Brume）編寫的《孔子的道德》（La Morale de Confucius）①印象深刻，寫下了這句話：“唯理才能益智能，但憑誠信照人心；
聖人言論非先覺，彼土人皆奉大成。” ②這首詩用來形容孔子和徐
日升神甫的人格和使命都很恰當。
1675 年，27 歲的徐日升神甫從澳門被召到北京紫禁城。正如
其名“日升”所預示的那樣，此後他獲得康熙帝的特殊寵信，北京
其他耶穌會士也因為他而同獲殊榮。1712 年徐日升去世，享年六
十三歲。徐日升神甫比康熙帝大九歲，在很多方面可以說是帝師。
他們亦師亦友，關係密切。皇帝對徐日升神甫高尚的道德品質極為
欣賞，將他視為忠誠的僕從及坦誠的摯友。皇帝甚至把國家的命運
託付於神甫之手：徐神甫被派遣至俄國並成功的締結了尼布楚條約
（Nerchinsk，1689）。現代史家認為相比後來與西方列強簽訂的一
系列條約，這還算是一個平等條約。他還最終說服康熙帝為天主教
在華傳教活動頒發了《寬容詔令》。
儘管如此，後人依舊難以細述這一歷史相遇。一位接受西方教
育的教士和一位接受中式教育的清朝皇帝是如何在歷史的洪流中
相遇、相交並相知？為何康熙帝不僅和神甫傾心交談，還願意把捍
衛帝國利益的大事交託於神甫？
在研討會上，這些事件及其他很多歷史趣事均被與會著名專家
學者研究和展示出來，研究成果亦被收錄入本書。但正如魯保祿教
授（Paul Rule）為本書所著序言所述，至今尚未為徐日升神甫寫一
① 本書於 1688 年在巴黎出版，一年前柏應理（Philippe Couplet）翻譯出版了法
語版《論語》。 ② 伏爾泰頌孔子詩，原文為“De la seule raison salutaire interprète, Sans éblouir le
monde, éclairant les esprits, il ne parla qu’en sage, et jamais en prophète; Cependant on le crut, et même en son pays.”本處譯文出自伏爾泰：《哲學辭典》，王燕生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1 年，第 332 頁。[M. De Voltaire, Zhe xue ci dian, trans. WANG Yansheng (Beijing: Commercial Press, 1991),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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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傳記，也未完整整理其所著書目。近年我們在這方面已取得重大
進展。徐日升本人僅出版了兩本中文著作，稍後出過幾份拉丁文和
葡萄牙文作品。但是他留下了大量手稿，記錄了他為清廷皇家事務
奔波的旅程、討論傳教事工的書信、在面對非葡裔甚至是羅馬代表
的指責時為葡萄牙傳教士熱情辯護的文稿，以及介入保護受威脅的
基督徒等等事蹟，這些都值得學術界關注並應該整理出版。
此外，本書收錄的論文仔細審視了徐日升神甫在朝廷與眾官員
的接觸，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特殊的視角來研究康熙朝廷內部及官員
的運作 ①。徐日升神甫不只是傳教士和官吏，還是康熙家臣、近臣
以及“外國專家”。我們越來越清楚發現，徐日升神甫在清廷是和天
子最親近的歐洲人。他曾與康熙帝有很頻繁的個人對話，但不幸的
是，神甫只記錄了或向其他人透露了其中的一小部分。康熙帝對神
甫所使用的語言以及神甫對康熙帝的評價都顯示了彼此間相互深
厚的敬意。
如今人們對利瑪竇（Matteo Ricci）、湯若望（Adam Schall）、
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等人耳熟能詳，卻似乎遺忘了徐日升。
本文正是力圖彌補這種不均衡的狀況。徐氏作為音樂家和外交家的
作用十分顯著。他與康熙帝的親密程度是其他西方人難以企及的，
以至於他能對皇帝施加一定影響，為中國基督徒爭取保障，並且推
進了葡萄牙在華利益。但是，在他生命最後的日子裡，卻親眼目睹
了自身的努力如何被鐸羅（Charles-Thomas Maillard de Tournon）率
① 本書作者包括美國佐治敦大學魏若望（John W. Witek, S.J.）、美國舊金山大學
利氏學社魯保祿（Paul Rule）、葡萄牙里斯本技術大學社會及政治科學系東方學院薩安東（Antｏnio Vasconcelos de Saldanha）、葡萄牙里斯本大學科學系科學史中心雷恩禮（Henrique Leitão）、葡萄牙里斯本科技大學的費爾南多·里貝羅（Fernando Ramôa Ribeiro）、中華人民共和國清史委員會的林乾、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卓新平、中國北京外國語大學海外漢學研究中心張西平、耶穌會中華省的詹德隆（Louis Gendron, S.J.）、耶穌會葡萄牙省的迪尼斯（Alfredo Dinis, S.J.）、羅馬耶穌會歷史學院的麥柯國（Thomas McCoog, S.J.）、葡萄牙東方基金會林若翰（João de Deus Ramos）、澳門利氏學社冼麗莎（Tereza Sena）、葡萄牙金國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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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的羅馬教廷使團破壞殆盡。
徐日升神甫在這一歷史時期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這對於新
生的中國教會更是極其重要。鐸羅特使本人將出使失敗完全歸咎於
葡萄牙耶穌會的惡劣影響，但使團和耶穌會雙方的詳細記錄顯示，
徐日升神甫曾多次警告特使，他的建議一直被忽視，最終特使付出
了沉重的代價。
以下片段選自德國耶穌會士紀理安（Kilian Stumpf，1655–1720）
編撰的拉丁文手稿《北京大事記》①（Acta Pekinensia），從中可以
更為清晰地看到這一後人爭議頗多但依然鮮為人知的中西關係史
高潮時刻。
《北京大事記》②386-391：科儂主教顏璫熱河覲見康熙皇帝記，1706 年 8 月 2 日
8 月 2 日那日，皇上從御餐台親選兩道酒菜，差人與歐羅巴人送去，
旋即又命全體見駕。陛下皇恩浩蕩，通覽全局，預知那些從未覲見聖顏
之人可能不識禮節，因而可能受到朝中大臣的輕蔑與恥笑。為了防止這
一現象的發生，康熙帝命巴多明神甫（Father Parrenin）教習至顯科儂大
主教（the Most Illustrious Lord Bishop of Conon）、方舟神甫（Father Guéty
or Fam Cheu）、薄賢士神甫（Father Beauvollier）等人禮儀，而後覲見之
時，神甫之一必須行禮如儀，言行舉止要為他人表率。教習完畢，至顯
科儂大主教、畢天祥神甫（Father Appiani）、方舟神甫、李安琪神甫（Father
Angelita）、安多神甫（Father Antoine Thomas）、薄賢士神甫、巴多明神
①《北京大事記》（The Acta Pekinensia）是一份長達 1400 多頁的手寫報告，記錄
了 1705 年至 1712 年鐸羅使團訪華期間發生的事件，原稿現存羅馬耶穌會檔案館。耶穌會專門設立一國際項目，擬將其刊印。澳門利氏學社負責該報告的英文翻譯及注釋。詳情請參閱：http://www.riccimac.org/gb/acta/.
② Artur K. Wardega, S.J., ed., The Acta Pekinensia, English translation and annotations (Macau: The Macau Ricci Institute,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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甫，以及兩位已在皇帝身邊伴駕兩月的耶穌會士徐日升神甫及龍安國神
甫（Father Antonio Barros），在兩位滿大人引領之之下步入皇宮。行過
跪拜禮，皇帝問滿大人，顏璫（至顯科儂大主教）和方舟神甫是否會說
漢話？答曰會說一點。因陛下尤其想對那兩個人說話，於是令他們跪聽
聖諭，其他人則恭立一旁。陛下令跪著的人趨近龍椅，以便聽得明明白
白。接著便是雙方的問答。為了避免對此後發生的活動的解釋出現任何
含混，筆者準備以對話形式來描述整個覲見過程，以字母“E”①代表發
問的皇帝，字母“R”②則代表答問的科儂大主教。
123. 顏璫與康熙講漢語，彼此如墜霧裡
E：你可讀得懂漢籍？
R：聊聊③（只一點點）。
E：鐸羅（又稱多羅，樞機主教）引薦時，稱你飽覽漢籍，
朕是以宣你到此。想必讀過《四書》？④
R：是。
E：可曾記得些許？
R：不。
E：讀過但未背誦下來？
R：歐洲人沒有背誦的習慣。
在上述幾句言語交流的過程中，雙方均試圖努力理解對方。科
儂大主教說，他只懂得皇帝所說的一半，即便皇上發音清晰，談吐
優緩。 ⑤然而，以免這樣還無法讓對方聽得明白，皇上又命巴多明
① 拉丁語中以“I”代表“皇帝”，此處改為“E”。 ② 原文中通篇使用“Rχ”這個縮略詞指代“回答”，此處易為“R”。 ③ 原文為“Lio lio”，即“聊聊”。 ④ 原文“Su Xu”，即 Si shu，英文為 The Four (Confucian) Books。 ⑤ 顏璫是在福建及其週邊地區傳教，熟悉閩方言而非普通話，說的漢語可能帶
有口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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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甫趨前翻譯。實際上，巴多明在各種場合都作現場翻譯。除了某
些機要場合，為了避免先入之見，神甫請科儂大主教盡力地向皇帝
說明其意。現在書歸正傳。
E：如此說來，你連《四書》裡的幾個字都說不出？
R：科儂大主教背出書中的兩三個字，隨即詞窮語竭。
皇帝輕聲接口說出該書後面的幾字，以資鼓勵，但收效甚微。
科儂大主教一語不發，皇上隨口吟出該書幾近三頁。他轉身問安多
神甫，歐羅巴人是否需背誦什麼知識的。神甫跪答，歐羅巴人必記
之物固多，但也有許多其他東西是不需記憶的。皇帝見不把書本放
在科儂大主教面前，是得不到任何結果的，故問：
E：可知如何讀我們的書？
R：一點點。
E：看到你對面朕頂上掛的那幅字了吧。上有四個大字，
讀來一聽。
124. 他不認識那三四個漢字
R：第一個是“華” 字，第二是“陰”，第三字不識，
第四個是“過”。①
E：沒錯吧？第一字是“華”，認得不錯；第二字為“岩”，
非“陰”。第三字是“雲”，第四字是“擱”，而非
“過”。華岩雲擱②。此四字何解？
R：不解。
E：四字尚且不解，何以解我詩書？朕知此事難為你了。
① 原文為“Hoa, yn…ngo”，鐸羅的隨員 Ilarione Sala 稱，那四個字的意思分別為
“花、山、雲、睡”。參見 J. M. Planchet, Histoire de la Mission de Pékin (Paris: L. Michaud, 1923),192.
② 原文為“Hoa yen yun go”，疑為“華岩雲擱”，均為普通漢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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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人埋頭攻書五十載，尚需查閱辭書，考究疑難。說
著，陛下用手指了一下擺在四周的典籍。
R：若是貴國學士苦讀五十載後仍會遇到疑難段落，那麼
似我這等目不識丁的洋人，不解上述四字含義，就不
足為奇。乞陛下勿以在下的無知而感到不快。
E：你不知，朕不怪。可是鐸羅（樞機主教）稱你飽讀吾
國詩書，熟諳吾國民情，可用聖人教誨來解釋所有這
些你認為與貴會教法相左的問題，這又為何？
R：這事怪鐸羅本與我不識，我等素未謀面。
E： 朕看今天之事難纏！倘若你能寫下你的想法呈上，朕
可即刻答覆。而今朕如何與你會商？你不能讀寫，與
你講話，真如對牛彈琴。朕能寫什麼？朕又能對你說
些什麼？ 巴多明神甫對科儂主教說：你最近呈上的奏章，稱吾國種種教
義，大有不當，其實裡面謬誤百出。請看此處。你稱“月令”①為
孔聖人所作，因其收入《禮記》。但不知你錯了。聖人並非該文作
者，而是另一個叫呂不韋②的人作的，和聖人可是相去甚遠。我們
承認，他的說詞不乏可貶之處。我等尊他，蓋因其文采華麗，並非
看重其說教。存其著作，僅為其文采而已。
R：我知道該文並非孔聖人而是呂不韋所作，可是它收在
《禮記》當中，而《禮記》又是文學的傳經之學。
E：你何以得知？
R：在下是在一本題為《性理大全》③的巨著中看到的。
①《月令》為《禮記》之第四篇（應為第六篇——譯注）。 ② 呂不韋（公元前 291?-235），戰國臭名昭著的政治人物，據稱為秦始皇之父，
廣招天下游士，著《呂氏春秋》，是為《禮記·月令》篇的出典。 ③ 《性理大全》為《四書》及其他典籍的權威注解，成書於明永樂（1403-1425）
年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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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在該書何處？說來聽聽。
R：不記得何處或原文了。
E：朕再說一遍，此人的著述留存至今，只是為了其生花
妙筆。你遞來的奏本，謬誤百出。
R：奏本所書，全是書裡找到的原述。
E： 這算什麼回答？依朕經驗及你所說，你不通詩書。因
而可以說，你的所言並非自己所知，而是人云亦云，
拾人牙慧。
R：沒錯。我雖反對那些觀點，實非發現謬誤的第一人；
初到貴國之時，那些教我漢語的師者就曾說，所有這
些都是一文不值的。①
125. 皇帝證明顏璫無知
E：若真如你所述，他們便與你一樣無知。為何讓別人把
觀點強加與你？如朕說，你遞來的奏本是對的，你作
何判斷？如朕說，那滿篇都錯，你受了小人的欺騙，
你又作何判斷？
科儂大主教躊躇了一陣，靜靜地想了半天，這才作答：
R：我寫的那些問題，似與鄙教不合。
E：要知合與不合，先必弄明事理；顯然，你並不明白那
些你著人寫的東西。
R：在下倒是略知一二。
E：皇帝笑言：略知一二！你既然連一半都不知，僅憑你
的一知半解，豈能做出確定的判斷？若是朕對汝教之
事也是一知半解，又妄圖插手，那你會如何看朕？
① 顏璫一語不慎，招致其中國師爺後來受審和受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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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在下雖然學識不多，但心裡覺得是那樣。
E：你說什麼？還未明白事情的根本，便能對事件做出決
定？你還沒有學會寫字，也不懂識讀（漢語），你對
我 國 詩 書 的 講 解 從 何 而 來 ？ 僅 憑 東 鱗 西 爪 的 微 末 瞭
解，就想倉促做個判斷不成？我們的詩書你不能辨別
真偽，不知何為真正的學說，何為修辭比喻；也不知
誰為名家鴻儒，誰是無名鼠輩，你有何權力對本國的
信仰指手劃腳？
對於上述問題，科儂大主教一個字也答不出。皇上繼續問道：
E：在你所說的那些邪事當中，為何不提那三個有爭議的
問題，即是敬天、尊孔和祭祖？難道你覺得這些事情
根本就不邪？
R：有人勸我不要寫在奏本裡面。
E：即便你沒寫在奏本裡，也沒有論及此事，可實際上你
是寫了。因為這些觀點隱含在你寫的東西里。是以朕
要問你，“敬天”二字有什麼邪？難道是因為這個詞
裡的“天”字，不指“天主”？
R：不指“天主”。
E：這真是奇了！難道我先前沒告訴過你，“天”即天主
本身，是對“神”的美稱，比你在本國用來指神的什
麼“天主”或“天地萬物之主”不知要好多少？是因
前一詞僅指“天的主宰”，而第二詞則是“天、地以
及萬物之主宰”；可是“天”就是“天、地和萬物生
靈之主”的意思。你說為何大家稱朕為“萬歲”，一
萬歲？依據貴教教義也屬錯行，因朕還沒到一萬歲。
R：這一稱呼表達了臣民的心願，希望皇帝陛下萬壽無疆。
E：正是如此。那麼你就學一學，在我國語言裡，字詞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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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儀都是不能僅憑字面含義來理解的。我等舉行禮儀
尊孔祭祖，為的是向他們表達尊崇之意和敬愛之心。
現在說來聽聽，朕所言可有錯處？依貴國教義，我國
倫理教法中有哪一條有錯？錯從何來？是否從利瑪竇
（利神甫）開始至今？你可曾讀過利瑪竇的書？這段
話經巴多明神甫翻譯，正如其翻譯前文一樣，用的是
利瑪竇的漢名，而非原名。
科儂大主教轉身向巴多明神甫問道：“神甫，這個‘利瑪竇’
是什麼人？”神甫告訴說，利瑪竇是 Matteo Ricci 神甫的漢名，刊
刻在他的著述封面。他在書中證明，“天”或 “上帝”既非物質
之天，“理”或“太極”亦非人造。 ①利氏書中所著，不僅有科儂
大主教顏璫想要擯棄的，而且他還在自己的文章中向整個歐洲宣揚
其擯棄的中國學說。當科儂大主教醒悟過來，巴多明神甫所說的“利
瑪竇”即是 Matteo Ricci 神甫，而且皇上問他是否讀過此人在其漢
語著述中對“天”的釋意之後，便回答說：“在下未曾拜讀過陛下
所說的那本書。”②
E：利瑪竇及其伴當兩百多年前來到本國。③至那時，我國
民眾才知曉耶穌基督以及天主之名，蓋因天主並未在
我國疆土上化身顯靈。
① 參閱：Matteo Ricci, The True Meaning of the Lord of Heaven (Chinese-English
edition), trans. Douglas Lancashire & P. Hu Kuo-chen. Edward Malatesta (St. Louis: Institute of Jesuit Society, 1986). 利瑪竇通過摘引中國經典著作將天主教的“天主”與中國古代的“天”和“上帝”概念等同起來，但同時將之與宋明理學中的“理”和“太極”等概念區別開來。他認為“理”和“太極”屬於物質概念。
② 著重號為原文所加。 ③ 1582 年利瑪竇到中國時澳門已有耶穌會士，而且自 16 世紀 50 年代以後抵達
廣州。皇帝的記事至少差了 5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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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皇上解釋了一些漢字的詞義
在利瑪竇來華之前，為何我等無權稱“神”為“天”？現在“神”
不給這樣稱了，這究竟為何？
R：道理在於“天”非“天主”，創造“天”的，才是“天
主”。
E：皇上厲聲地說：朕已與你說過，“天”和“天主”含
義相同。然後他話鋒一轉：“我等尊孔為師，乃是向
他表達對國人諄諄教誨的謝意。我等祭祖，並非是為
了求榮求貴。聽著！你向朕提出的問題有三點。若你
對此心存不滿，請考慮打道回國。如若那些已然接受
貴教教法之人看到你們內部發生爭端、不和及紛爭，
他們會對貴教心生疑竇，別的人就不太可能接納它了。
實話告訴你，朕本人就覺得，你來我國之目的，不是
為著固教，而是為了毀教。倘若貴教在華一切努力都
化歸於零，擔此重責之人，唯你而已。
127. 顏璫主教啞口無言 至顯科儂大主教無以作答，陛下在接見過程中略一停頓，兩名
御先 ①立即過來跪下，口中奏稱：“今日陛下仁心浩蕩，為其歐羅
巴人謀利，已是勞心勞神，盡顯大恩，而彼歐羅巴人不識好歹，自
毀事業。懇請陛下勿再徒勞智慧，費神垂詢這個目不識丁的冥頑老
兒。”皇上對著他們莞爾一笑，再次對科儂大主教說，“好吧，我
們把這事給結了。你想和朕就漢籍經典來一場辯論？” R：我不想作任何辯論，因為我根本不是與陛下辯論的對
手。
① “御先”為大內要員。即御史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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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漢字“天”的含義 此後，皇上第一次問薄賢士神甫：“你對‘天’及其含義有何
說詞？”神甫答曰：“‘天’為‘一大’ ①，或先於天地萬物的存
在，‘天’生天地以及天地包含之萬物。” E：顏璫你對此有何反駁？ R：我無法反駁，是因我愚鈍無知，不是專家，何以能夠
參與辯論？ E：其他的在華西人也像你一般想嗎？還有誰對本國事務
的學識更博？ R：當然有的。 E：他們現居何處，都是哪些人？ R：不知道。
129. 皇上證明劉應神甫不全通漢籍 E：對歐羅巴人而言，漢籍確實難懂。朕親自考校過人稱
博覽漢籍的劉應②，發現他並不全懂書中義理。
此後，皇帝陛下拿過一張寫有四行字的紙說：“朕查了你
的名字‘顏璫’二字。你是否知道第二字之意？”
R：知。
E：何意？
R：“保護”之意。
① “一大”或為“天”的誤解，源出《說文》，《康熙字典》沿用。 ② Claude de Visdelou, S.J. (1656-1737)，漢名劉應，他在北京僅短期逗留，沒有記
載表明他被皇帝考過，但白晉（Joachim Bouvet）在其日記中稱，1693 年皇太子曾考問過劉應的漢學知識，除對《易經》有一些意見分歧之外，考試順利通過。參閱：Joachim Bouvet, Journal des voyages, ed. Claudia von Collani (Taipei: Taipei Ricci Institute, 2005), 88-90. 皇上已被告知，劉應對禮儀之事持不同看法（See The Acta Pekinensia, 261），而且還向鐸羅舉薦顏璫，稱其為中國文學專家（The Acta Pekinensia, 232,234），是以皇帝對他帶有先入之見。
基督教文化學刊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Christian Culture
46 第 30 輯 · 2013 秋
E：非也。此字賤，不宜用作教士名。①
130. 科儂主教不知其漢名之意
R：在下初到中土，就給起了這個名，雖然有人說“璫”
字有“宦官”之意，卻也不敢再改。
充當翻譯的巴多明神甫沒有向皇帝轉述：科儂大主教說“璫”
有“宦官”之意，因為那是一個錯譯。該字不是描述性的，而是一
個在中國曾被萬人唾罵的宦官之名。此人葬送了大明帝國和漢人江
山。薄賢士神甫和巴多明神甫一得機會，就向科儂大主教作了兩遍
解釋。
皇上問及方舟神甫的漢名。方舟神甫雖然說了自己的漢名，但
因發音不准，皇上聽了一頭霧水，直到引領我們前往見駕的發音更
準的滿大人重複了“方舟”之後才罷。皇上轉向大主教，問他現居
何省。
R：福建省。
E：該省有多少你的教徒？
R：約有 5000。
E：這些人是贊同抑或反對你的看法？他們是否反對敬天，
反對祭祖，和反對尊孔？
131. 顏璫承認不知道他的基督徒做些什麼，也不知道他
們是否恪守中國禮儀
R：我不認識住在福州城外的鄙教信徒。他們淨是窮人，
地位低下，也沒有那些供奉牌位的祠堂②。我也的確不
① “璫”是一種墜子，常為玉質，用作護身符。曾為指某一宦官名。但是皇帝
似乎指的是其前意，是因他覺得有些迷信意味。 ② 參閱：Acta Pekinensia, 318, n.14.雖然有錢人才能另闢一堂或一室供奉祖宗牌
位，但顏璫並非不知普通家庭也設有神龕或祭壇，他有意在此迴避皇上的問題。
法浴水風：中國文化與基督教的對話
No. 30 Autumn 2013 47
知他人在這方面是怎麼做的。
E：假設一下，倘若朕令滿大人徹查此事，發現你犯有欺
君之罪，那又該當如何？
皇帝言畢，喚過引領我們覲見的滿大人來說：“先帶此人下去，
而後朕再降旨於卿等。”所有參加覲見皇上的歐羅巴人，隨著趙大
人和赫世亨（Henkama）大人一齊退下。在筆者轉述接下來發生的
事情之前，有一個遺漏問題尚未納入上文，在此補充。
皇帝問科儂主教：“為何你的奏本中寫了那些與貴教風馬牛不
相及的事而又未作任何解釋？你想達到什麼目的？倘若你和你的
基督徒從不做那些事，倘若你和你的基督徒又不必做那些事，那麼
那些事與你和你的基督徒有何相干？譬如，為何你要寫拜山神河
神？若要談論吾國人的一切所作所為，你定會發現中土有許多事情
與貴教不符。難道你不知道福建有座廟裡供著一尊猴神？難道你不
知道此猴神的來歷？難道你在那裡住了這麼久還沒拜過猴神？”
言畢，皇上望著徐日升神甫道：“你有沒有在辦差途中對沿途
的神像磕頭跪拜？安多，朕命你用幾何術測量 NN 山時①，難道你
沒進入山頂寺廟敬香？兩位神甫一言不發，同周圍哈哈大笑的宮人
一起大笑著。但是科儂大主教對第一個問題，即為何在他寫的奏本
中提到與他自己和基督徒的教義風馬牛不相及的東西，始終未答一
字。
言歸正傳。
① Father Antoine Thoma，漢名安多，是一位數學家，皇帝曾多次欽命他進行地
理勘測。康熙巡狩滿洲時，安多和其他耶穌會士伴駕在側，所到之處，無不進行地理觀測。皇帝此處可能指的就是那些事情。安多是於 1702 年精確測量某一緯度的第一人。參閱： J. W. Witek, “The Role of Antoine Thomas, S.J, (1644-1709) in Determining the Terrestrial Meridian Line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in The History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Low Countries and China in the Qing Era (1644-1911), eds. W. F. Vande Walle & Noël Golvers (Leuven: Leuven University Press, 2003), 89-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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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第 30 輯 · 2013 秋
132. 隨眾人退下之時，（顏璫）獻上薄禮
同時，至顯科儂大主教命人向皇上敬獻薄禮，如一盞銀絲製作
的小燈，一面背後繪有精美圖案的小鏡子，鮮花，香水等，總計 8
件。皇上收了小鏡，其餘奉還。 ①此後不久，趙大人奉御旨訊問科
儂大主教，是否擅長某門科學？未得肯定答覆。於是趙大人再問，
是否通曉哲學？答曰：“是。”趙大人說，“那麼再容我等問一個
問題，看你是否能夠詳解。”大主教答道：“這些東西是我 25 年
前學的，現在不知是否還能記得準確。”稍後，科儂大主教用歐洲
話補充道：“我如此回答，是不想讓他們問我天文學②方面的刁鑽
問題，因為那門功課我學得不好。”趙大人問大主教的第三個問題
是，是否研習過神學。趙大人提問時按照歐洲習俗用“超性”一詞③來
指代神學。科儂大主教未答，是因他沒聽懂這個名詞，而且似乎與
他被問到的科學分支也不相干
此類課題與天主教傳華史、中俄外交接觸史、中國西方科學史、
思想史及藝術史息息相關，並已引起歐洲、美國、中國等地學界的
極大興趣，在前述的文集中有更多、更為深入的探討和研究。
譯者簡介
郭頤頓，中山大學外語教學中心副教授
Introduction to the translator
GUO Yidun, Associate Professor, English Education Center, Sun Yatsen
University Email: [email protected]
① 據宮廷的待客禮節，禮物的收受或奉還反映了對送禮人的認可程度。 ② 拉丁語原文還包括“Meteora”一詞。假如顏璫說的是法語，他可能用的是
“météores”一詞，意指任何外星天象。他害怕皇帝考問他的天文學知識，會使他與耶穌會士相比之下相形見拙。
③“超性”或“超性學”，可譯作“the nature of transcendence or the Transcendent”，是對“神學”一詞的常見譯法。
法浴水風：中國文化與基督教的對話
No. 30 Autumn 2013 49
參考文獻 [Bibliography]
西文文獻 [Works in Western Languages]
Bouvet, Joachim. Journal des voyages. Edited by Claudia von Collani. Taipei: Taipei Ricci Institute, 2005.
Planchet, J. M. Histoire de la Mission de Pékin. Paris: L. Michaud, 1923. Ricci, Matteo. The True Meaning of the Lord of Heaven (Chinese-English edition).
Translated by Douglas Lancashire & P. Hu Kuo-chen. Edited by Edward Malatesta. St. Louis: Institute of Jesuit Society, 1986.
Walle, W. F. Vande & Noël Golvers, eds. The History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Low Countries and China in the Qing Era (1644-1911). Leuven: Leuven University Press, 2003.
Wardega, Artur K., S.J. and António V. de Saldanha, eds. In the Light and Shadow of an Emperor：Tomás Pereira，S.J.，the Kangxi Emperor and the Jesuit Mission in China. Newcastle upon Tyne: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12.
Wardega, Artur K., S.J., ed. The Acta Pekinensia. English translation and annotations. Macau: The Macau Ricci Institute, 2010.
Witek, J. W. “The Role of Antoine Thomas, S.J, (1644-1709) in Determining the Terrestrial Meridian Line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In The History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Low Countries and China in the Qing Era (1644-1911). Edited by W. F. Vande Walle & Noël Golvers, 89-103. Leuven: Leuven University Press, 2003.
中文文獻 [Works in Chinese]
伏爾泰：《哲學辭典》，王燕生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1 年。[Voltaire, M. De. Zhe xue ci dian. Translated by WANG Yansheng. Beijing: Commerce Press, 19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