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时代，中国科学为什么没有走向近代化演讲 韩琦 整理 本报记者 徐蓓

康熙皇帝对西方科学非常感兴趣，他任命了一批西方传教士在朝廷为官。1688 年，法国派了 5

位“国王数学家”来华，更是为康熙时代的科学带来了发展契机。然而，中国科学并未藉此走向近代化。原因何在？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韩琦在复旦大学举办的主题讲座中，探究了康熙时代的科学活动。

10 言讲2020年 3月 27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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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徐蓓 执行编辑：张克伟WEEKEND

（本报记者 徐蓓 整理）

外音话

我的国际象棋生涯，就像小兵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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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逸凡

康熙为何对科学产生兴趣

康熙时代， 中国与世界的交往可以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与周边汉文化圈国家如朝鲜、安南、琉球等国在各个层面的往来；第二类是与东南亚朝贡国如暹罗、 缅甸、 苏禄等国的定期来往； 第三类则是欧洲一些国家试图在传教和贸易方面与中国建立联系，如葡萄牙、荷兰、俄国、

法国等都曾向中国派遣使节和传教士。 欧洲与中国交往的同时，也将包括数学、天文学、解剖学在内的欧洲科学带入中国。

北京和承德是康熙时代国际交往的中心。

在康熙中后期，除了巡游活动之外，康熙一年之中有近半年的时间住在承德避暑山庄， 其他时间多待在现位于北京大学西门附近的畅春园，

而在紫禁城里的时间很少。 几乎每次去避暑山庄和畅春园，康熙都会将传教士带在身边，以便随时问询。1700年之后， 畅春园的地位变得愈发重要， 成为欧洲传教士与康熙及其臣子进行直接交流的主要地点。

康熙皇帝对科学产生兴趣， 要追溯到他少时经历的反教案和中西历法之争。顺治年间，汤若望（耶稣会教士）作为钦天监（官署名，职能为观察天象、推算节气、制定历法）监正深得皇帝信任，引起保守好斗的文人杨光先的不满。他在顺治末年掀起反教案， 声称宁可让中国没有好的历法，也不能任用西洋人。1668年，康熙派人向软禁中的传教士询问历法情况， 而后将南怀仁（耶稣会教士）和杨光先等人召集到紫禁城午门外进行日影观测，又到观象台观水星、金星的位置， 结果传教士因观测精准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这次观测活动使 14岁的康熙深受震动。多年后康熙向自己的儿子坦言， 此事正是促使他学习西方科学的直接原因：“尔等惟知朕算术之精，却不知我学算之故。朕幼时钦天监汉官与西洋人不睦，互相参劾，几至大辟。杨光先、南怀仁于午门外九卿前，当面赌测日影，奈九卿中无一人知其法者。朕思己不知，焉能断人之是非，因自愤而学焉。”（《庭训格言》）

从那时开始，耶稣会教士重新掌管钦天监，

南怀仁被任命为监正。

法国“国王数学家”来华

康熙时代的科学传播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南怀仁时代”，即从 1669年到 1688年南怀仁去世；第二个阶段是“法国人的时代”，即从 1688年“国王数学家”来华直至1722年康熙时代结束。

1688年是科学史也是世界史上的一个重要分界点。这一年发生了英国的光荣革命，此前一年出版了科学史上重要的一本书———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科学的进程由此改变。1688年以前， 传教士在中国传播的基本上还是文艺复兴晚期的科学知识， 而随着法国“国王数学家”的到来，大量科学新知和仪器传入中国，因此这一年也是康熙时代科学传播的分水岭。

康熙时代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欧洲科学机构是法国皇家科学院， 它的成员中有许多对中国感兴趣的科学家。18世纪初叶，中国还没有“科学”一词，于是借用宋明理学“格物穷理”的含义，把法国皇家科学院翻译为“格物穷理院”。

从法国官方的史书记载来看，法国派遣“国王数学家”来华主要有三个目的：一是为了“皇冠”的荣光，即为了路易十四和国家利益；二是为了促进法国科学和艺术的进步； 三是为了传教事业。

在荣誉、 科学和传教三重目标的推动下，6

位耶稣会教士被选为“国王数学家”，于 1685年3月从布雷斯特港乘坐“飞鸟”号轮船出发，后又转乘广东商人王华士的船来华。6人中有一位留在暹罗，没有来华，到达中国的 5位法国科学家是洪若、白晋、刘应、张诚、李明。其中，洪若是“团长”，他是路易大帝学院的数学、天文学教授，科学素养最高。

1687年 6月 17日，“国王数学家” 一行到达宁波。那时不允许私人船只直接带传教士来华， 时任浙江巡抚的金鋐便将他们扣留在宁波。在被扣留的 100 天时间里，洪若写信给在杭州的意大利传教士殷铎泽，托他将一些科学仪器和钟表送给浙江官员，同时写信给南怀仁求助。经过南怀仁的斡旋，传教士们终于收到了容许进京的谕旨。他们沿运河而上，于 1688

年 2月 7日到达北京，只可惜那时南怀仁刚刚去世。

“国王数学家”带来了路易十四送给康熙的30箱礼物，包括浑天器、座子、象显器和双合象显器（两种不同类型的显微镜）、看星千里镜、看星度器、看时辰铜圈、量天器、看天文时锥子、天文经书、西洋地理图、磁石等等。康熙皇帝很高兴，在乾清宫召见了他们，并赏赐每人 50两银子。

5位“国王数学家”中，康熙只把年轻的白晋和张诚留了下来，天文学水平最高、资格最老的洪若却未能被留用。究其原因，应该是当时担当翻译的葡萄牙传教士徐日昇从中作梗。 当时在场的另外一位耶稣会教士是比利时人安多，

他后来告诉法国传教士， 康熙皇帝问他们愿不愿意留下来，徐日昇没有翻译。由此可以看出，

法国人和葡萄牙人在背后的激烈竞争。 因为如果洪若留下来，果真成为像南怀仁一样的人物，

葡萄牙人的地位何保？所以，后来没有一个法国耶稣会教士在钦天监里担任重要职位。

康熙的两次“科学秀”

1689年到 1691年间， 康熙主要在 4位耶稣会教士的指导下集中学习西方科学知识。徐日昇和安多主要向皇帝讲授算术和代数，两位法国传教士白晋、张诚则主要向康熙介绍几何学的内容。 保存在法国国家图书馆的白晋日记手稿，

杜赫德撰写的《中华帝国全志》中收录的《张诚日记》，以及白晋所著的《康熙帝传》，都记录了这一时期康熙向西方人学习科学知识的情况。

传教士为康熙传授知识所使用的教材包括：巴蒂斯的《几何原本》（1671），这本书有满文、 汉文的翻译； 安多所著 《算法纂要总纲》

（1685）， 这本书是安多在科因布拉学院教授数学的一本拉丁文教科书，也被翻成了中文，后来由康熙第十三个儿子胤祥保存。在几何学、算数之外， 还有大量科学仪器传入宫廷， 包括计算器、不同形制的纳皮尔算筹、绘图仪器等。康熙皇帝骑马时会戴一些可以随身佩戴的小仪器。

当时还有一张专门为康熙学习数学而制作的桌子，上面画有很多数学表格，还有红木做的立体几何模型，这张桌子近年还在故宫展出过。

康熙勤奋好学，经过 3年的储备，掌握了足够的科学知识， 于是开始把它们作为皇权统治的手段加以利用。1691年底到 1692年正月间，

康熙连续两次在乾清门与一众大臣探讨科学，

内容涉及历算、音律、“径一围三”圆周率以及测量河水流量等问题， 并实地进行日影观测。《清圣祖实录》 对 1692年 2月 20日的情形有专门记载。当时，众臣子“仰承圣训，得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不胜欢庆之至”。当时在场的王熙、张玉书等大臣对此事也有生动记载：“奉召于乾清门， 同满汉正卿及翰林掌院学士等恭睹上亲算乐律历法，并令善算人于御前布算《九章》等法，

测日水平日晷， 午后始出。”（王熙 《王文靖公集》）观测结束后，众大臣“退而相顾惊喜，深媿从前学识浅陋，锢守陈言，而不自知其迷惑也。”

（张玉书《张文贞公集》）

经考证，这里提到的“善算人”，是方以智的孙子、方中通的儿子方正珠，康熙皇帝将这个来自桐城的小人物召进宫来进行算学演示， 显然是有意为之。 这样不仅能表现出他对历算人才的关注，也扩大了这场宫廷表演的观众范围。通过这两次“科学秀”，康熙认定，“汉人于算法一字不知”（李光地《榕村语录续集》），达到了他想要通过科学才能慑服汉族大臣、 抬高满人地位的目的。

“蒙养斋算学馆”的设立

1692年，康熙颁布容教诏令“新旨通行”，

允许传教士在中国土地上自由传教、新建教堂，

中国教徒参与传教也不再受限， 传教士为此不胜欢欣。 诏令中提到颁布此旨的原因是传教士在历法、火器制造和谈判方面有诸多功绩。

然而到 1705年之后，康熙对西洋人的整体态度产生了大的转变， 重要原因是教廷特使多罗在这一年的年底来到北京， 禁止教徒祭祖祭孔。1706年底，康熙召李光地和熊赐履进宫，对他们说：“汝等知西洋人渐作怪乎， 将孔夫子亦骂了。予所以好待他者，不过是用其技艺耳，历算之学果然好，你们通是读书人，见外面地方官与知道理者，可俱道朕意。”可见康熙对传教士“用其技艺”的一贯政策与对教廷特使多罗禁止祭祖祭孔的强烈不满。

这场礼仪之争， 加深了康熙对传教士的疑虑，他决心要让中国人独立掌握历算知识，于是便有了 1713年“蒙养斋算学馆”的成立。

蒙养斋算学馆开馆之前先是广纳人才，从全国各地召集了上百人，进行考试推荐后，录取了 72位，包括梅文鼎的孙子梅瑴成、蒙古族数

学家明安图、 泰州人陈厚耀、 李光地的学生王兰生，还有桐城派的重要人物方苞等。方苞对数学懂得不多，但文笔很好，所以很多科学著作最后的润笔、定稿工作都由方苞完成。

蒙养斋算学馆实际的负责人是康熙的第三子胤祉。在他的领导下，蒙养斋算学馆聚集了一批中国年轻的算学家和学者， 他们进行了很多天文学的观测，主要是通过日影观测来测量黄赤交角，以定出经纬度。他们还编撰了三部重要著作：关于数学的《数理精蕴》（1722）、关于天文学的《钦若历书》（1722，1725年改名为《历象考成》）以及关于音乐的《律吕正义》（1713）。这三部书后来合为一部《律历渊源》，成为康熙时代最大的科学工程，它们对整个清代的科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然而， 蒙养斋算学馆的设立仍然无法摆脱传教士的影响。首先，它的设立离不开法国“国王数学家”白晋以及后来的法国传教士傅圣泽，正是他们让康熙了解到法国皇家科学院的情况， 由此产生了仿效法国建立中国自己的科学机构的想法。

其次，蒙养斋算学馆的负责人胤祉年轻时曾向传教士安多等人学习，蒙养斋算学馆开馆后的科学工作也多由传教士参与，他们频繁地为蒙养斋算学馆编制数表、解释科学原理，其中许多传教士都是由白晋、洪若促成来华的。那时有很多西方较新的科学知识都是由这些传教士带入中国，并传授给蒙养斋算学馆的中国数学家的。这些科学知识包括：数学方面的代数学、对数术、三个无穷级数公式、三角函数及其对数表等；天文学方面，开普勒、哥白尼、笛卡儿、罗默、哈雷、卡西尼、腊羲尔等科学家的成就都被介绍进来；还有西方解剖学和药学知识。

为了摆脱传教士控制下的西学而向西方学习，

蒙养斋算学馆带有“自立”的目的，试图对法国皇家科学院进行模仿；然而，它最终没能使中国实现科学的自强，反而在康熙之后与西方的差距逐渐拉大。

“被卷入”的科学难“自立”

我认为，康熙时代传入中国的部分科学，是被动的、“被卷入”的科学。康熙对科学的需求主要出于统治和实用的目的， 比如历法的制定和日月食的预测，并非出于对科学本身的兴趣；而传教士愿意将怎样的科学知识介绍到中国来， 又制约着中国人对科学的认识。

康熙时代，在中国发生的科学活动，其实与欧洲尤其是法国所主导的科学计划密切相关， 因此要把它们放到全球史的视野中来看。比如，洪若、

白晋等“国王数学家”为了完成法国皇家科学院的任务，对行星、卫星、日月食等进行了大量观测，并在北京进行了中国最早的整年气象观测。 又如，

1707年至 1718年， 多位传教士对全国各地进行了经纬度的测量，最终绘制出《康熙皇舆全览图》，

这一成果其实建立在更早的一次大地测量基础之上。1702年， 安多沿着经线对北京到河北霸州的200里土地进行了测量，这次活动至关重要，因为它决定了经度 1°相当于 200里长， 为 1707年开始的大地测量奠定了基础。可以看到，康熙时代的大地测绘和天文观测活动， 往往并非由中国主动开启，而是传教士出于欧洲的需要，才在中国开展工作。某种程度上讲，康熙时代中国的科学活动，

是欧洲科学活动在中国土地上的重复。

对康熙皇帝的贡献要从两方面来进行评价。

一方面，他出于对科学的爱好，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西方科学传入中国。 另一方面， 他出于统治的需要，将科学知识视为私有，故意延迟科学著作的出版，以便用来威慑和控制汉人。这使得传入中国的科学仅作为宫廷科学存在， 没有及时在更大范围内传播。到了晚年，康熙开始提倡“西学中源”，认为西方很多科学思想都源自中国， 而大臣们为迎合康熙的观点，也对“西学中源”说进行发挥和传播，这对于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

总而言之， 康熙时代毋庸置疑是中国与世界科学交流极为频繁、 充满机遇的时代， 但康熙之后，中国与欧洲在科学方面产生了“大分流”，中国科学没能走向近代化。假如，雍正继位后，没有对同样热衷科学活动的胤祉进行打压， 也许情况会不一样。然而，历史没有假如。存活于皇帝意志之下的中国科学，恐怕终归难以“自立”。

生于 1994年的侯逸凡，5岁开始学习国际象棋，9岁夺得世界少儿冠军，16岁成为棋坛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棋后。 以下是侯逸凡在 “一席”演讲中讲述自己的棋手生涯。

曾经有很多次，有人问我是干什么的，

我说我是一名国际象棋棋手。此时，他们会露出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 哦， 就是车马炮、楚河汉界那种象棋吧？我说不是，是国际象棋，有皇后、有小兵可以升变的国际象棋。然后，又有人会好奇地问：你们棋手的最高级别也是九段吧？ 又把我当成围棋选手了。所以今天，我站在这里，希望与大家分享国际象棋的特点与魅力。

我是侯逸凡， 一名志在将国际象棋作为一种乐趣进行到底的专业棋手。 我最喜欢的国际象棋棋子是小兵。 小兵因为力量微小而且数量众多， 所以常常被人们所忽视。它在原始位置的时候，可以向前挺进两步，而一旦离开了原始位置，就只能一步一步地向前走。这听上去没什么特别的，但它与其他所有的棋子有两个不同： 一是它只能前进不能后退，这也就意味着，每推进一步都必须经过深思熟虑； 二是当它顺利到达对方的底线时，可以升变，变成除了国王以外的任何一个棋子。 我觉得这就像我们的人生一样，只要做了决定，就不能回头，

而即使一个小兵，未来也有无限的可能。

在这个 8×8 个正方形小格组成的国际象棋棋盘中，开局第一个回合，双方就各有 20种不同的选择，而国际象棋中可能出现的局面的总数， 相当于太阳系中原子的数量。 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年来它如同磁铁般吸引着我不断去深入、去钻研的原因。

走进 64格黑白世界， 对我来说是一种机缘巧合。起先，我与小伙伴们玩那种六角星形的玻璃球跳棋，当时教我的都是比我大几岁的哥哥姐姐们，但我上手后，很快就战胜了他们。我的父母知道这个情况后，就商量着说，让孩子学一项智力运动吧。当时，在我的老家江苏兴化，能够选择的智力运动无外乎国际象棋或围棋，而我最终选择了国际象棋，

只是因为它的棋子造型很吸引我。

我一开始参加的是兴趣班， 主要以对弈为主。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我的启蒙教练经常手捧一本《国际象棋词典》，从中选出不同的棋谱， 让学员们根据规定好的前几步，也就是开局最基本的模型去对弈。

2001年暑假， 父母决定送我去山东特训，提高一下棋艺。正是这一年多的学棋，让我真正走进了国际象棋。在那里，我才知道，

这个领域不光有《国际象棋词典》这种百科全书类的书，更有很多专业的期刊。那时候，

老师经常用一本出版自南斯拉夫的教材来给我们上课，它叫作《情报》，这本杂志上没有任何多余的文字，全部是棋谱和局面。

2003年 10月， 我第一次代表国家参加在希腊举办的世界少儿分龄组赛， 获得冠军，进入国家队训练。当时我的师姐们已经连续几次夺得团体冠军， 并且在个人领域也成绩斐然。 而一起训练的师兄们更是在前一年的奥林匹克团体赛中夺得男子团体冠军，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突破。正是因为有这么好的训练氛围， 使得我的视野逐步开阔，比赛机会也渐渐增多，让我得以逐步从国内最高级别的比赛走向国际赛场。

2006年春天，我第一次参加女子世锦赛，

那一年我 12岁，是参赛年龄最小的选手。世锦赛作为当时角逐女子世界冠军头衔的重要赛事，共有 64个入选名额，入选者一般需凭借国际等级分或者区际赛冠军等方式入围，入围后采用单淘汰制。这也就意味着，一名选手如果想获得冠军，必须战胜 6个不同的对手。

我第一轮遇到的对手是被誉为“棋坛最强姐妹花”之一俄罗斯棋手大科辛采娃，当时她的教练同时也是男子世界冠军卡斯帕罗夫的教练。尽管面对这么强劲的对手，但没想到我第一盘执白非常顺利地战胜了对手。这使我信心大增，第二盘执黑棋成功守和，进入第二轮。

在第二轮， 我同样以 2 0淘汰了乌克兰的女棋手茹科娃。一连赢了两位等级分比我高很多的参赛棋手，我当时心里难免有些激动，于是在与第三轮对手、来自格鲁吉亚的老将胡尔西泽比赛时有些轻敌，结果以 0 2

惨败。而且，那一盘的对局质量远不如前几盘。可能这就是成长必须付出的代价吧。

好在这些经历为我日后打下了基础，我在两年后闯入了决赛， 可惜最终没能夺冠。

在 2010年，也就是我 16岁那年，我终于成功登顶。这可以看作是我前进道路上一个小小的里程碑，它既是对过去的认可，也是对未来的激励。从那之后，我尽管面临过很多挫折， 无论是国际等级分还是比赛成绩，都出现过低谷，但我始终坚持了下来。

因为热爱，我选择了坚持，就如同小兵一样， 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出了人生的新篇章。

康熙时代毋庸置疑是中国与世界科学交流极为频繁、 充满机遇的时代，但康熙之后，中国与欧洲在科学方面产生了“大分流”，中国科学没能走向近代化。存活于皇帝意志之下的中国科学，恐怕终归难以“自立”。 ———韩琦

“相信我国有能力在国际经济一片肃杀声中维持合理的增长速度， 在世界经济衰退甚至萧条时，仍可以像 2008年以来一样， 成为全球经济增长和复苏的最主要动力源头。这不仅有利于我国 2020年扶贫攻坚等目标的完成， 而且还能助力其他国家走出衰退或萧条， 进一步提升我国在国际经济中的比重、地位和影响。”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近日撰文对当前形势下国内外宏观经济走势做如上判断。

“这场大流行病所到之处，打破了几乎每一个人的正常生活， 影响了个人乃至社会的精神状态， 甚至深刻改变了人们对生命的期望。疫情显示出世界是互联互通的。

既然世界如此互联互通， 未来我们必须加强相互学习的力度。 现在大家在同一条大船上，只有同舟共济，才能乘风破浪。”

———英国剑桥大学政治和国际研究系高级研究员、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访问教授马丁·雅克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表示。

“我不担心西方病人不接受中医， 不担心的原因，来自于信心和实践。中医和西医虽属于两个不同的医学体系，对健康、疾病有不同的认识角度，但是它们都基于临床疗效这一事实。屠呦呦因发现抗疟药青蒿素而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正是基于临床疗效这一事实。现在，中医药已传播到了全世界 183个国家和地区。”

———针对有记者提出“是否担心西方病人还没有准备好接受中医”这一问题，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黄璐琦回应。

“我讲不了大道理，不会唱不切实际的高歌， 我想用真情实感把自己多年来看到的祖国的发展、变化、繁荣昌盛用镜头表达出来。让世界看到，当今的中国农民不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状态， 而是智能生活进入千家万户、田间地头的全新时代。”

———近日， 反映西部农村脱贫致富的电视剧《一个都不能少》引发广泛关注。该剧导演白永成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谈这部作品的创作初衷。

“我不认为乡村应该有更多的规划，也不认为那里将是建筑师干预的下一个场地。

我认为在城市之外，建筑将随着现状的变化而变化，而不是任由建筑师去破坏这片新领地。乡村将是未来建筑革命的发生地，但是乡村有自己的生长逻辑，建筑师不应将自己的野心和意愿付诸乡村。”

———荷兰知名建筑师雷姆·库哈斯以及他的团队在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举办的展览“乡村，未来”因疫情而暂停开放，但近日他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表达了自己对乡村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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