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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经济发展如何影响了全球经济？

—基于经济学文献的答案*

张军 桂林

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

上海，200433

内容提要

中国 30 年来持续的改革开放政策和经济发展的成就可以归结为两个主要方

面，一方面是经济总量的高速增长和人均所得的显著改善，使中国经济的实力

与竞争力显著增强，另一方面是中国更加开放地融入了全球经济。两者的结合

使中国在全球经济与政治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文基于经济学家

十多年来的理论与经验研究文献，综述、评估和回答了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影

响的三个重要问题：第一，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对于全球贸易流量和贸易格局

具有什么样的影响？中国出口的持续增长是否对一些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东

亚、拉美和非洲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构成严峻的竞争？第二，随着中国的改革

开放和经济发展，中国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中最大的 FDI 流入国。中国

接收的 FDI 是否对其他国家（特别是对周边国家的 FDI 流入）带来“转移效

应”，即其他国家和地区可能接收的 FDI 是否正在被转移到中国？第三，中国经

济的持续发展对于全球基础商品的价格（特别是石油价格和金属商品的价格）

和通货膨胀产生了什么影响？

关键词 FDI 转移效应 竞争效应 互补效应 中国崛起 全球通货膨胀

JEL 分类：F14，F21

* 本文是张军主持的《中国改革开放的世界影响与国际评价研究》委托项目的阶段性成果，项

目得到教育部社会科学司的支持与资助（项目批准号：2008JYJW046），作者表示感谢。张军

感谢耶鲁大学图书馆、感谢复旦大学为其访问耶鲁大学所给予的大力支持，桂林感谢赫尔辛基

大学图书馆为作者的研究提供的便利，使得作者能专心于本文的写作。作者还感谢方红生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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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 20 世纪终结于 1989 年，那么 21 世纪开端于 1978 年”1

自 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 30 年的历

程。30 年来的改革开放带来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和社会构日新月异的变化。中

国经济的崛起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近十年来，与“中国”相关的字眼频频出现

于世界媒体的头条，捻动着全球的神经。世界正在关注中国，研究中国，面对

崛起中的中国，越来越多的文献讨论并评价着中国经济发展对全球经济的影

响。

我们注意到，研究和评估中国经济崛起的世界影响的经济学文献最近十年

来正以几何级数在增长。在本文，我们就将注意力集中于这类研究文献的三个

方面的内容。第一，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对于全球贸易流量和贸易格局具有什

么样的影响？中国出口的持续增长是否对一些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东亚、拉美

和非洲地区的发展中国家）的构成了严峻的竞争？第二，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

和经济发展，流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FDI）越来越多，中国已经成为发展

中国家和地区中最大的 FDI 流入国。中国接收的 FDI 是否对其他国家（特别是

周边国家的 FDI 流入）带来“转移效应”，即其他国家和地区可能接收的 FDI 正

在被转移到中国？ 第三，中国经济的发展对于全球商品价格（特别是油价和基

础金属的价格）和世界的通货膨胀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本文的安排如下：首先我们简单回顾一下近百年来，尤其是 30 年来中国在

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发生的变化。然后在第二部分，我们评述和分析中国经济增

长对全球贸易流量的影响的相关文献。第三部分我们结合现有的研究文献着重

讨论外商直接投资（FDI）流入中国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 FDI 流入的影响，

第四部分分析中国经济发展对于全球商品价格（特别是油价和基础金属的价

格）和世界通货膨胀可能的影响，第五部分是全文的总结。

为本文的写作提供的部分协助。文责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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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经济中的中国经济：规模与地位

要清晰了解过去 30 年来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规模和地位的变化，我们

首先需要了解一下历史上中国经济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影响。在这方面，经济史

学家 Maddison (2006，2007) 为我们描述了 1300 年以来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

位的变化模式。

如表 1 所示，从人均收入和技术水平来看，14 世纪的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均

处于领先地位，官僚治理在这一时期相对于欧洲和日本现代化之前的多层治理

结构来说，还比较有效，运作成本较低，并且对于这一时期的农业具有重要促

进作用。但是在 16 世纪时期，西欧开始在人均收入、技术和科学知识上都超过

了中国。而中国封建统治者的天国中心思想使之对于中国之外的世界的发展和

变化态度冷漠，因而也错过了交流和进步的机会。1840-1950 年间，由于外国殖

民者的入侵和中国内战，中国的人均收入从世界平均水平的 90%下跌到 20%，

经济受到重创，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不断下滑。直到 1949 年中国人民共和国的

建立，中国经济开始恢复，但是与外部世界的联系，特别是与西方世界的联系

仍然较少。直到 1978 年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方使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联系和中

国经济的发展得以加速。根据 Maddison（2006，2007）的预计，到 2030 年中

国将会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表 2 给出了 1700-2003 年中国及一些主要国家

和地区的经济占世界 GDP 的比重以及它们的 GDP 增长率的估计数据。

[插入表1和表2]

尽管中国经济自 1978 年以来取得了持续快速的发展，但是一国经济对国际

经济的影响程度，并不仅仅取决于此，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除了与自身的经济

规模相关外，还与自身的对外开放和全球经济的融合程度有关系。在粗线条勾

勒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方面，Srinivasan（2006）运用了两组指标，一是

1 这句话是 Martin Jacques 2006 年 5 月 25 日 在英国《卫报》上发表文章时使用的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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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融合程度和开放程度指标，这种融合和开放程度在国内

表现为进出口贸易占国内 GDP 的比重，在国际上则表现为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占

世界总进出口贸易的比重，但是这种融合是否构成国际影响，还只是潜在的可

能，比如对于一个小国经济来说，GDP 并不是很大，但是贸易占 GDP 的比重

特别高，并不能意味着其对国际经济有很显著的影响，而主要是显示了国际经

济对本国经济的影响。而进出口贸易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有时候也会低估经

济的影响力，因为这一指标过于综合性，很难反应在具体层面上，如在某一具

体产品和行业的国际经济影响力。另一组指标是中国的 GDP 占世界 GDP 的相

关指标，如中国 GDP 占世界总 GDP 的比重，中国 GDP 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

贡献程度等，表明了中国经济的影响实力，但是具体的影响途径，因果联系无

法反应出来。总而言之，这两组指标综合在一起，可以大致粗线条的勾勒出中

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具体数据见表 3 和表 4。

[插入表3和表4]

从上面的数据来看，中国经济表现出两个特征，一是贸易占国内 GDP 的比

重较高，2004 年达到了 65%，国内 GDP 占世界 GDP 的比重和对世界 GDP 增

长的贡献较大，二是影响力的增加速度较快，如占世界商品贸易的比重从 1983

年的 2.3%到 1994 年的 5.4%到 2004 年的 12.8%。从这些指标的情况来看，中国

在国际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于全球经济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引起了很多争议，第一，中国经济的发展对于全球贸易，是竞争还是机遇？第

二，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 FDI 的流入增加，这对于其他国家的 FDI 有没有转移

效应？第三，中国在国际经济贸易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一方面作为消费

品的出口大国，在美国和欧洲出口市场上占据越来越大比重，中国的出口对于

这些商品的价格影响如何？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发展对于原材料和能源的需求

增加对于国际能源和原材料的价格有什么样的影响？综合而言，中国对于世界

价格总水平（通货膨胀）的影响到底如何？这些重大问题自然就引起了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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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关注。

二、中国崛起与全球贸易伙伴：是威胁还是机遇？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中国经济增长和开放对全球经济，特别是对一些特定

地区和国家贸易影响的分析文献近年来呈显著上升趋势，其中一部分是在中国

加入 WTO 前后分析和评估中国入世的影响的基础上形成的，另一些则是对中

国近年来在全球贸易市场上越来越重要的影响而做的较新的分析。就我们所涉

及到的文献来说，主要集中在分析中国对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的影响

上，这包括 Weiss & Gao (2003)，Weiss (2004，2005) ，Lall, et al(2004) ，

Ahearne, et al (2003) 等。另外，Eichengreen, et al (2004)分析了中国经济发展对

于亚洲国家的经济影响； R. Kaplinsky, et al (2006) , Jian-Ye Wang（2007, Jenkins,

R. et al (2006)等分析了中国崛起在非洲的角色和对非洲经济的影响 ；Lall, S.

and J. Weiss (2004), Jenkins, et al (2006), Jenkins, et al (2008), IDB(2004) ,Blázquez-

Lidoy, J., et al (2006)等讨论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和融入全球经济对拉美地区的贸易

与投资的影响。Greene(2006)则研究了中国的贸易和经济增长对 OECD 国家的

影响。

从研究文献的主要结论来看，中国经济对世界各地区的影响以及对地区内

各个国家之间的影响和作用是不一致的。这是一个可以理解的结论。以方法论

而论，一些文献采用了定性分析的方法，另一些文献使用了理论模型和和计量

模型来实证检验中国经济的影响。以定性分析为例，Jenkins and Edwards

（2006）采用了一个两维的矩阵框架分析了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发展对撒哈拉以

南非洲地区的影响。其中一个维度是贸易互补效应和贸易竞争效应，另一个维

度是直接效用和间接效应，两两交叉，形成了形如表 5 所示的四个相互区别的

影响矩阵，即直接竞争效应、直接互补效应、间接竞争效应和间接互补效应。

[插入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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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效应指的是对中国与其他国家之家的直接贸易往来的影响，分为直接

竞争效应和直接互补效应，例如中国由于具有大量的劳动力和低廉的工资水平

使其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具有成本优势，导致一些国家相关产业被削弱或者替

代，则为直接竞争效应。另一方面，中国具有巨大的国内市场，经济增长导致

对于某些产品的进口需求的增加，从而创造了更多的出口机会，对于那些出口

该类产品的国家则具有直接互补效应。间接效应指的是由于中国是一个大国，

它的出口和进口会导致全球或者第三方市场进出口商品贸易市场价格的波动，

从而对这些并非直接与中国开展贸易的国家具有间接的影响。例如中国在发达

国家市场上不断增加的贸易份额导致其他发展中国加的贸易份额下降，此为间

接竞争效应；中国对于能源和原材料的不断增长的需求会导致国际市场上能源

和原材料价格的上涨，从而给这些产品的出口国带来利益，改进了贸易条件，

此为间接互补效应。因此，要考察中国的经济崛起对某一特定地区或者特定国

家的贸易的具体影响，必须综合考虑这四个方面的因素。事实上，大多数定性

分析的文献都是在这个基本概念框架下来进行的。

Jenkins and Edwards（2006）的分析表明，对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就直

接贸易影响而言，尽管中国目前与这一地区的贸易比重并不高，但是增长迅

速，中国经济发展对于原材料的进口需求刺激了当地对中国的原材料出口；而

对于进口，一些国家如苏丹也表现出与中国的较强的联系（14%的进口来自于

中国）。

不过，世界银行（World Bank，2004a，2004b）对于中国的进口和撒哈拉

非洲地区的出口的互补性进行过计算，结果表明，在目前的专业化情况下，两

者之间的双边贸易联系并不是很强，但是如果中国对于原材料的需求继续保持

增长，情况则可能会改观。然而这一计算是基于 3 和 4 位数的国际标准贸易品

分类目录（SITC）的数据，掩盖了很多细节方面的影响。例如，一些国家的服

装、鞋袜和家具制造行业正被中国的出口所替代。就间接影响而言，总体来

说，这一地区从这些间接的影响中受益，进口的商品由于中国的竞争而价格下

降，而中国的进口需求也导致一些出口商品的价格上升，优化了贸易条件。然

而在一些部门，如纺织业，出口受到中国竞争的影响，一些地区失业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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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理解，在这一分析框架下，决定中国经济对特定国家贸易影响的主要

因素在于中国与这一国家之间在贸易结构上的相似程度，如中国的出口结构和

特定国家出口结构的相似程度，决定了中国与特定国家的竞争程度，相似程度

越高，在第三方出口市场上的竞争越激烈。另一方面，中国的进口结构与特定

国家出口结构的相似程度也至关重要。相似程度越高，则互补效应越强，中国

的进口需求会带动该国的出口增长。总体来说，那些出口商品与中国出口商品

类型比较类似的国家会因为中国的竞争优势而受损，而那些出口类型与中国的

进口类型相类似的国家则会从中国的进口需求增加的机会中获利。

究竟应该如何来衡量竞争效应和互补效应的大小，一些文献根据贸易结构

的相似程度的概念，构造了一些计算方法。如，Jorge (2006)构造了衡量贸易竞

争程度的以下两个指数，即专业化系数CS（coefficient of specialization）和一致

性系数CC（coefficient of conformity）来分析中国与拉美地区的贸易竞争程度：

其中 和 代表在 t 时间内，i 国和 j 国 n 产品在其出口总量中的比重，其

中一个国家恒定为中国，另一个则为所选国家。这两个指数表明中国的出口贸

易结构和其他国家的出口贸易结构的相似程度。指数越靠近 1 表明竞争程度越

高，等于 1 表示出口结构完全雷同，竞争程度最高。根据这一算法，他的文章

计算了 1998-2004 年 34 个国家（其中 15 个是拉美国家）与中国的竞争程度，

结果表明，相对于中国与东亚国家，拉美地区除了墨西哥以外与中国的竞争指

数都非常低，表明与中国经济的竞争程度并不显著，并且这一指数还在处于下

降的趋势2。作者列举了巴西和墨西哥的例子进行了个案分析，巴西从中国的经

济发展中获益较多，出口中国的商品数量不断上升，其中大豆、铁矿石、钢

铁、豆油、木材占巴西出口中国产品的 75%。而墨西哥却面临中国的激烈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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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在其最主要的市场，美国市场上的份额被中国以 12.1%对 11%超过。

Weiss and Gao（2003）则采用恒定市场份额法（constant market share

analysis）分析了中国与东盟国家在美国和日本市场上的竞争程度。他们在计算

中以中国为参考国，分析目标国在出口市场上市场份额的损失程度。j 国产品 i

在某一出口市场上的出口增加可以表示成两部分， 。第一部

分是假定之前的出口占比不变的情况下，由于出口市场本身的增加而带来的 j

国出口同比例的增加，即 ；第二部分是由于出口占比的变化所带来

的 j 国出口的变化，这一部分可以写成：

。

第 1 项揭示了由于目标国 j 相对参照国而言市场份额的变化（即相对中国

竞争力的变化）带来的出口变动，第 2 项揭示了参照国相对世界而言市场份额

的变化给目标国 j 带来的出口变动。两项之和就是目标国 j 总的竞争效应，其中

第一项如果为负，则表明相对中国而言正在失去竞争力。但是如果中国竞争优

势加强，从而赢得更多的市场份额，则第 2 项为正，从而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 j

国的竞争损失。

利用国际标准贸易品分类目录（SITC）下的两位数分类数据，Weiss and

Gao（2003）的计算结论表明，相对市场份额的损失主要集中在这些国家具有

较强比较优势的区域，在美国市场，东盟对中国竞争力损失最大的 5 类商品依

次是：SITC 75（办公和自动数据处理设备），77（电信和声音录制与复制设

备），76（电器设备），89（零碎制造品），82（家具类）。在日本市场上，这些

商品依次是：SITC 34（天然气）， 03（生鱼）， 63（木材），75（办公和自动数

据处理设备）， 76（电器设备）。可以看到 75（办公和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和

76（电器设备）在这两个市场上都出现了相对中国的竞争力的下降，市场份额

损失的产品类型在美日市场之间存在相当的相似性。

Lall and Albaladejo（2004）也计算了中国对东亚其他国家竞争威胁程度的

2 参见 Jorge(2006)给出的具体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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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指标。首先他们计算了出口结构的相似程度。他们利用 3 位数的国际标准

贸易品分类目录（SITC）下的所有 230 中商品来比较出口结构，计算其相关系

数。但是，这样计算得出来的结论还只能表明竞争威胁是潜在的，因为 3 位数

的国际标准贸易品分类目录很宽，不能反应具体产品的细节，在同一产品目录

下还包含很多商品，这些商品的竞争程度并不等值，另一方面，即使这些商品

的竞争程度很高，各国之间还是可以通过调整政策而避免竞争。即便是同一产

品类型，也有可能是通过地区一体化的综合生产体系而进行互补性生产，从而

体现的是互补效应而不是竞争威胁。

他们计算的另一个指标是相对市场份额,即与竞争者相比的在全球市场或者

其他特定市场上的相对出口份额。相对市场份额改变的方向和程度也能表明特

定国家对其他国家的竞争影响。他们的文章分析了 1990-2000 年东亚各国和地

区在全球制造业出口市场份额的改变和增长速度，结论表明，除了中国香港之

外，其他国家的市场份额增长速度都超过了出口市场的增长速度。在份额增量

上，中国大陆最多，在份额增长速度上，菲律宾最快。至于中国是否对其他亚

洲国家形成了竞争影响，在这个层次还难以判定。如果没有中国，也许其他国

家的份额增加的更快更多，但也许相反，这需要使用其他工具来进行分析。比

如，如果按照制造业产品的技术程度来考察中国从 1990 年到 2000 年在这些产

品的出口市场上的相对份额的变化，就会发现中国的出口主要集中在低技术产

品，但是在较高技术等级的产品上的份额增长速度也很快，中国的制造业及其

出口正在快速的向技术上游扩展3 。 3 中国出口品的技术含量的变化最近引起了经济学家的关注，如杜维立和王维国（2007）、樊

纲等（2006）、Rodrik(2006) 和 Xu, et al (2007)等。但是，在出口产品的技术复杂程度

的测量方面，由于缺乏可以追索到产品层面的研究与开发（R&D）数据，经济学文献中并没有

直接的测量方法。Rodrik（2006）构建了一个间接度量出口商品技术复杂程度的指标，这一

测量方法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出口的技术复杂程度与该出口国的收入水平正相关，即高收入

国家出口高技术产品，低收入国家出口低技术含量的产品。Rodrik（2006）以此方法分析了

中国出口产品的技术复杂程度的变化，通过国际比较，他发现中国出口商品的技术复杂程度显

著高于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也就是说中国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阶段出口了大量复杂程度较

高的商品。Xu, et al (2007)运用这一方法测量发现，中国对美国市场出口产品的技术复杂程

度在 1992 年是 7756，是世界其他地区出口产品技术复杂程度的 54%，而在 2005 年则上升

到了 73%。除此之外，Xu, et al (2007)还利用 1998-2005 的数据分析了不同类型的跨国

公司对于中国出口产品技术含量变化的影响，区分了外商独资企业和合资企业，也区分了来自

于 OECD 国家的跨国公司和中国香港、澳门和台湾的公司。分析表明，中国出口商品的技术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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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ll and Albaladejo（2004）的研究计算并分析了中国和东亚一些国家和地

区，如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马来西亚、韩国、泰国、印度尼西亚和

菲律宾等在全球出口市场上1990-2000年的市场份额的变化。在此基础上，他们

区分了5种竞争结果：部分威胁，即中国和东亚其他国家的份额都在增长，但是

中国的增长速度更快；没有威胁，两者都增加市场份额，而且中国的增加速度

要慢与东亚国家；直接威胁，中国市场份额增加，东亚其他国家份额减少；中

国受到威胁，中国出口市场份额减少，东亚其他国家增长；共同减少，即两者

在出口市场上的份额都减少了，作为一个地区整体丧失了竞争力。用同样的方

法，Lall and Weiss（2004）还分析了中国对拉丁美洲地区的竞争威胁的各种可

能的情形。当然，这些研究总体上是有意义的，只是这些状况背后的机制尚未

揭示清楚，之间的互补性也没有充分考虑。例如，在部分威胁的结果里，东亚

国家出口市场份额的增加是否是由于中国崛起引起的整个亚洲地区的生产一体

化程度的提高，从而中国出口的增加引起亚洲其他国家向中国出口中间产品和

原材料增加而带来的互补效果。假如没有中国的话，东亚地区的份额增长是否

会更慢。在没有威胁的结果下，我也许要问，中国的崛起是否还促进了东亚出

口份额的增加。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对世界贸易的影响是复杂的。然而对于一些小国而

言，中国的影响可能只是局限在一些特定的商品和领域内。Stevens and Kennan

(2006) 提出了两个标准来帮助确定受影响的产品和受影响的小国。第一个标准

是，中国对这种商品的出口和进口增长非常快；第二是标准是，对发展中国家

而言，它们是非常重要的商品。通过这两个条件的过滤，研究中可以减少不少

噪音，降低研究分析的成本。

从方法论来看，这些分析竞争效应或者互补效应的研究基本都是基于分析

杂度的变化主要可以用来自 OECD 国家的跨国独资企业来解释，而 2001 年中国加入 WTO 之

后，来自香港和台湾的独资企业对于中国出口商品的复杂程度的作用也越来越大。樊纲等

(2006)通过将产品分组归类为不同的技术等级而研究了中国出口(和进口)贸易的技术结构，通

过比较 2003 年与 1995 年中国各技术等级产品上的出口份额，认为中国中等偏上技术和高技

术产品的出口份额大幅增加，而低技术产品的出口份额大幅下降。Schott（2007）研究了世界

各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和 OECD 国家出口到美国的商品的相似程度，发现中国和 OECD 国家

所出口商品的相似程度显著高于其它和中国处于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樊纲、关志雄和姚枝仲

（2006）发现中国出口商品的技术曲线在 1995 至 2003 年期间从低向高移动，目前已经处在

世界中等技术水平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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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出口贸易结构上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相似性，不同的只是对于贸易相似性的

测量方法和标准。然而，我们知道，在分析贸易结构的相似性时，一个致命的

问题是，如何选择国际标准贸易品分类体系（SITC）中的商品位数，对于竞争

效应和互补效应的计算会有重要影响。位数小的商品分类较为笼统，容易失去

一些细节的把握。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同一商品目录下的商品还可以进一步细

分，这些细分的商品在国际市场上与中国可能具有不同的竞争程度，而且同一

类别下的商品也可能使用不同的制造技术和设备，具有不同的档次和附加值

率，因而具有不同的竞争态势。SITC 目录的位数大，商品分类细致，计算过程

显得过于繁琐，甚至即便如此，有时候也无法区分出同一类产品的档次和所用

的不同技术含量，但相对而言，结论仍然会得到改进。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指出，这些关于解析贸易结构的分析还只是初步

的，我们不知道的东西还很多，建立在严格的概念框架上的定性研究仍显不

足。比如，中国与亚洲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更多地是伙伴还是竞争

者，并没有一个确定的看法。一方面，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与中国具有比较

类似的外贸结构，出口的主要都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因而在第三方出口市场上

如美国市场、欧洲市场上存在竞争关系，但是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带来

了对与其他国家，特别是亚洲邻国的进口需求。中国虽然在第三方市场上的出

口份额越来越大，一些亚洲发展中国家的份额有所变小，但是这些国家却加大

了对中国的出口力度，尽管中国对美国是持续的外贸顺差，但是对亚洲国家却

是贸易逆差。

另外一个方面需要考虑的问题是，由于交通运输的便利和通讯技术的发

展，跨国公司的生产活动越来越倾向于一体化区域合作生产，即整个工序的一

个部分在一国完成，其他的工序可能就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完成。中国经济的发

展必然会带来区域化生产作业体系的加强，从而会增加与亚洲各国的贸易往

来，从这些国家进口中间产品或者原材料，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进行加工生

产。Jorge (2006) 分析了中国进出口的结构，从中可以明显看到，在出口商品

中，机械和交通设备，制造产品和其他制造产品占据了较大比重，而进口商品

与出口商品结构比较类似，显示出产业间贸易的存在，表明中国成为再出口的

制造中心，从进口中间产品和零部件开始，然后进行就地加工，最终进行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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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的业态模式。

最后，在评估中国崛起对世界贸易流量格局的影响中也需要考虑调整成本

与动态效应。尽管在短期内，中国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出口竞争使一些亚洲一些

发展中国家出口减少，存在短期调整的成本，但是在长期，中国经济发展所带

来的机遇，可以使这些国家从中获利。中国外贸出口的结构正在发生价值链的

升级，正在往价值链的上游移动，出口贸易产品中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

相对于以上定性研究文献来说，经验实证研究的文献相对会少些，一方面

是因为问题的复杂性，要考虑的因素比较多，而且受到数据的限制，带来定量

研究的困难，另一方面，定量分析由于建模需要的简化处理，与现实情况往往

存在一定的差距。不过，现有的经验实证研究还是值得我们的关注。

首先，Yang and Vines(2000) 模拟了一个多部门多国家不同产品模型来分析

中国对于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出口影响。该文利用 1975-1995 年的数据和

GATP 模型，通过反事实分析（counterfactual analysis），即设定中国 1975-1995

年期间在世界生产中的比重以及对发达国家的出口占 GDP 的比重维持在 1975

年的水平不变，比较这些发展中国家的 1995 年的经济情况与实际经济情况的差

别，从而得出中国经济发展对这些国家的影响。结果表明，由于在第三方出口

市场上存在竞争，中国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有负面影响，但是这种

影响是很小的，并且可以被互补需求效应所抵消。对于那些与中国贸易越紧密

的国家来说，两者之间的生产结构的互补效应越强烈，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

如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和中国香港便是如此，对中国出口的增加抵消了在

第三方出口市场竞争所带来的贸易条件的恶化。然而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或者

地区来说，竞争效应超过了对中国出口增加的正的互补效应，如东盟

（ASEAN）国家的出口会稍微下降。

为了研究中国加入 WTO 对亚洲各经济体的贸易流量的影响，Ianchovichina

and Walmsley (2005) 模拟了一个多国多部门的国际贸易模型，发现中国加入

WTO 在增加自己出口的同时，减少了越南、菲律宾、泰国、印度尼西亚和马来

西亚的出口，但是对于日本和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如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

以及中国台湾）的出口有正面的效应，这些正面的效应主要来自于向中国大陆

出口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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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Ahearne, et al (2003)利用 1981-2001 年年度面板数据运用回归模型系

统地检验了中国出口的增长对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影响。作者在控制了诸如

滞后因变量，国外收入增长和以贸易加权的真实汇率等一些因素之后，加入中

国的出口增长作为解释变量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真实出口增长进行了回归。回

归结果表明，中国的出口增长与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NIEs）以及东盟四国

（ASEAN-4）几乎都是正相关，尽管这些相关系数有时较小或者不显著，从而

显现出这一地区呈现互补关系而不是竞争关系。在分析汇率是否为决定亚洲出

口贸易表现的最重要因素的问题上，文中用向量自回归（VAR）模型比较了贸

易国的收入和汇率对亚洲国家出口的相对影响程度。他们发现，尽管汇率对出

口表现有显著影响，但是贸易国的收入增长的影响更大。这表明，中国和亚洲

地区的出口增加更多地得益于主要出口市场（如美国、欧洲和日本）的收入的

增加。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2004）也曾利用可计算的一般均衡(CGE) 模型考

察过中国的崛起对不同地区的经济影响。他们以中国较低的经济增长作为基准

参照，在假设了不同的增长前景的条件下考察了中国经济发展对于其他国家和

地区的影响。他们的结论是，中国的崛起对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出口具有较小

的负面影响。

在 Eichengreen, Rhee and Tong (2004) 运用引力模型（gravity model）研究

13 个亚洲出口国家和其他 180 个进口国家的双边贸易流动的文章中，也考察了

中国的崛起对世界贸易的影响。引力模型回归方程中，被解释变量是亚洲出口

国家和其他进口国家之间的双边贸易量，解释变量是双方的 GDP 和人均 GDP

大小、地理距离等引力模型通常考虑的变量，同时引入中国的出口为解释变量

来代表中国的贸易影响，系数为正则表明中国经济对于该国的出口具有正效

应，系数为负则表明中国经济对于该国的出口具有负面影响。对于中国出口可

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文章用中国与进口国家的地理距离以及中国的 GDP 作为

中国对这一国家出口的代理变量进行计量分析。结论表明，中国的出口一定程

度上“挤出”了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出口，但是这种挤出效应主要是在消费

品市场，因而亚洲的那些主要出口消费品的国家和地区受到了竞争压力，4 而在

4 他们在文中区分了三种不同产品，即资本品、中间品和消费品，具体分类标准可参见 Rhee

2008-4

14

比较发达的亚洲国家和地区以及对于所生产的资本品市场而言，没有发现中国

的“挤出效应”。利用同一研究框架，作者还分析了中国对于其他亚洲国家的进

口，结论表明，亚洲国家对于中国的出口增长迅速，中国经济的发展正在不断

吸收周边国家的出口，但是这些对中国的出口主要集中在较为发达国家所生产

的资本产品。这就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崛起对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和地区带来

的影响是有区别的。

尽管这些经验研究对于我们把握中国经济崛起的世界影响是重要的，不

过，我们也要看到这些研究模型所具有的一些局限。首先这些模型倾向于总量

的分析，如 IMF 把整个世界划分成 10 大地区和 7 大部门，从而不能够分析中

国经济的发展对各个国家以及各个产业部门的影响。其次，依据此模型估计出

来的中国经济对各地区经济的影响只是静态的，没有考虑调整的成本和动态效

应。当然，最后还有技术方面的问题，比如，计量模型的结果总是依赖于模型

的结构和参数的假设。

三、中国经济崛起与 FDI 的国际流动

与中国经济对国际贸易流量和贸易格局的影响一样，引起世界关注的另一

个问题是中国的经济崛起对于全球直接投资（FDI）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

特别是 1993 年以来，流向中国直接投资高达 8000 多亿美金。人们自然要问，

每年数百亿美金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向中国是否以牺牲其他发展中国家为代价？

在多大程度上外商直接投资从其他国家和地区转移到了中国？我们注意到，现

有研究文献中对这些问题有较多分析，虽然难以达成一致意见，但是基于不同

的模型和数据来源的研究还是有助于我们从投资流量的角度观察中国崛起的世

界影响。

（1）影响 FDI 流入的主要因素。

要在经验上考察大规模流入中国的 FDI 对其他国家和地区吸收 FDI 的影

and Tong(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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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响，首先应该分析影响各国 FDI 流入的主要因素，这不仅仅是构建回归模型的

需要，也是比较分析流向中国的 FDI 对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吸引 FDI 的影响的需

要。在我们掌握的一些文献中，研究者对这些主要影响因素做出过很多经验分

析，但是在对一些因素的影响方向上，意见并不一致。

Chantasasawat, et al（2003）以及 Alicia（2007）曾分别对影响 FDI 流入的

相关因素做了一个简要的文献综述。这些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市场规模，劳动

力成本，人力资本存量，腐败程度和政治稳定性等制度因素，基础设施的质量

以及与政策相关的变量，如进口关税、公司税率和外贸开放程度等关税壁垒。

大多数研究者在实证研究中都把这些因素考虑到自己的回归模型当中。

首先是市场大小。许多文献在这一点上取得了一致意见，即跨国公司在选

择直接投资目的地时会考虑本地的市场规模大小。一方面，市场越大，意味着

对于他们的产品的需求越大，另一方面，对于那些具有规模经济的行业来说，

市场越大，意味着越可能实现规模经济。在经验研究中，研究者往往用当地

GDP 水平，人均 GDP 大小或者 GDP 增长率等变量来代表市场规模的因素。

对于劳动力成本对 FDI 的影响，不同文献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作为成本函

数的一个构成部分，较高的劳动力成本会影响公司利润，阻碍跨国公司的投

资，特别是对于那些劳动密集型行业，工资水平对利润影响很大。但是也有一

些文献认为劳动力成本与 FDI 的流入水平成正比，因为较高的工资水平意味着

较高的生产率，特别是对于那些对劳动力质量有较高要求的行业。另外也有一

些文献认为，劳动力成本对 FDI 的流入没有显著的影响。

人力资本存量对 FDI 流入的影响视不同情况而不同。比如，Chantasasawat,

et al（2003）就认为，对于那些投资于技能要求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跨国公

司而言，技能并不是那么重要，而对于那些投资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的投

资者来说，劳动技能水平就很重要。

在制度因素方面，Shang-Jin Wei（1997），Hines(1995) 都分析过腐败的程度

对于引进 FDI 的负面影响。结论是，腐败的程度提高会导致 FDI 流入水平的下

降。对这个结论的解释并不难，因为腐败具有不透明性，不确定性，它会增加

企业经营的成本。Hines(1995)的分析显示，1977 年以来，美国的海外直接投资

在那些腐败程度较低的国家增长迅速。政府的不稳定性也同样会减少 FDI 的流

2008-4

16

入，因为政治的不稳定性会导致投资的风险增加，基于收益和风险的考虑，投

资者会降低对于政治风险较大的国家的投资预期。

物质基础设施对于吸引外资具有重要的作用，这一点是没有异议的。较为

良好的基础设施环境，如交通、通讯、电力等能够方便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

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

政府的政策变量对 FDI 的流入也具有较大的影响，但是影响比较复杂。例

如，关税对于 FDI 的影响就应分情况而定。如果关税水平较高，那么一些跨国

企业就会选择在当地直接生产而减少出口，这可能就会增加 FDI 的投资，即在

出口和 FDI 之间存在一个替代关系，较高的关税反而可能会导致 FDI 的增加。

另一方面，对于跨国企业的地区一体化生产体系而言，由于要从周边国家进口

一些中间投入品和其他资源，然后在当地进行加工处理，那么，较高的关税水

平意味着生产成本的增加，因而会阻碍 FDI 的流入。Eichengreen and Tong

（2005）分析了政府对 FDI 流入和流出实行的管制对双边 FDI 的影响，结果如

同预期：如果输出国对 FDI 的输出较少实行控制，以及输入国对 FDI 的输入也

实行较少控制，那么双边 FDI 的流动就会加快。他们还考虑了一国加入 WTO

或者 GATT 之后是否对 FDI 的流入有正的影响，结果也是肯定的。

就中国而言，外商直接投资为何青睐中国就不难得到解释。从如上所分析

的影响因素来看，中国具有一系列的优势，首先中国具有一个巨大的国内市

场，吸引外资直接进入中国，贴近目标市场进行生产，从而能够更快更敏捷的

追踪市场的反应，即使做出调整。其次中国具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劳动力成

本相对其他国家较低，可以降低生产成本，增加企业盈利，特别是对于那些生

产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企业，劳动力成本更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人力资本方

面，中国已经实行了九年制义务教育，每年进入和走出高校的学生越来越多，

人力资本不断积累。在政策方面，相对于国内资本，外资可以享受税收等方面

的优惠政策，而且地方政府在 FDI 争夺方面的竞争态势，为 FDI 提供了土地、

资源和其他方面的支持。唯一让研究者之间产生观点分歧的是制度因素，中国

目前还存在诸多制度性的问题，如官僚主义，腐败和司法不独立等。

在实证研究文献方面，Alicia（2007）检验了影响国外企业落后中国的主要

因素。她发现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不断增加的对消费的需求、相对于工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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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来说较高的劳动力技能和教育程度、显著改善的基础设置和可预期的商业环

境都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有显著的影响。Head and Ries (1996) 以及 Cheng and

Kwan (2000)利用中国数据研究了中国各地区的 FDI 的自我加强效应和产业集群

对吸引外资的影响。根据他们的发现，一个地区的工业基础和前期外资的成功

流入对于后续的 FDI 流入具有加强的效应，因而初始条件和政策激励对于 FDI

的吸引具有持续的影响；另一方面，投资者在选择投资某地区时，往往会考虑

投资到那些其他外资企业已入住的地区，因为存在知识流动、专业化人才供给

和专业化的中间品供应商等优势，从而形成企业集群现象，增强这一地区的外

资吸引力，使已有的 FDI 能够吸收更多的 FDI。Coughlin and Segev（1999）运

用空间计量模型也验证，存在着相邻地区 FDI 投资的互相影响，也就是说，一

个地区的 FDI 流入的增加对于邻近地区 FDI 的流入有显著的正面影响。

K. C. Fung, Hitomi Iizaka and Stephen Parker (2002) 利用 1991-1997 年的中国

各地区吸引 FDI 的面板数据，建立回归模型，考察和比较了影响美国、日本和

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对中国大陆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他们的解释变量包括市

场规模（用各地区 GDP 来代表），工资水平，人力资本，基础设施，以及虚拟

变量（是否为沿海开放城市或者经济特区）等5 。回归的结果显示，解释变量的

符号均符合预期6，但是系数大小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别，说明

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对中国的直接投资的方式是有差异的。例如，文章发现，美

国和日本在中国的直接投资受到市场规模的影响程度大于香港和台湾的投资，

表明美国和日本的投资比较注重本地的市场准入。回归还发现，香港和台湾投

资大陆的公司多为出口导向型。1995 年，美国和日本企业将其在中国生产的各

自产品的 84.5%和 65.6%销售给了本地中国市场，而对香港和台湾的企业，这

一比例只有 53.6%和 31.2%7。 5 由于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所属地区有所重叠，这里只把它们作为一个解释变量，如果某

地区属于经济特区或者沿海开放城市则取值为 1，否则为 0，文中的“经济特区”为深圳、珠

海、汕头、厦门和海南。 6 文中还有经济技术开发区虚拟变量，但这一变量的系数在这些回归方程中与预期的影响方向

不相符，如在日本方程中为-0.01 而且不显著；对于美国而言，为 0.23，也不显著；对于香

港，为 0.40，只是在 10%的置信水平上显著；对于台湾，系数为 0.21 且不显著。作者给出的

一个可能解释是时间滞后的关系，即经济技术开发区建立的时间较经济特区晚，外国投资者需

要较长一些的时间才能充分利用经济技术开放区所带来的机会。 7 引自 Fung, Lau, and Lee (20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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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在他们的回归中，工资解释变量的系数在这四个国家和地区都较大，而且

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的这个系数大于美国和日本，反应了中国劳动力低成本的

确是吸引外资的主要因素，并且香港和台湾的投资对于大陆工资水平的变化更

加敏感。在人力资本方面（以高校入学学生占地区人口比例来代表的人力资本

存量），他们的回归发现，日本的系数比美国大，表明这两个国家的企业在生产

作业方面的不同，日本的企业更加注重员工的综合技能和教育（如日本企业的

岗位轮换制度），而美国则更加注重专业化；回归还发现香港和台湾的人力资本

系数要么很小，要么不显著，显示了两地投资大陆的企业多为劳动密集型的出

口加工企业，相对来说对于劳动技能要求并不高，而相对而言，劳动成本则更

为重要。美日企业主要是进行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对劳动者

的劳动技能要求较高。

以每平方公里的铁路和高质量的公路公里数来代表的基础设施质量的变量

以及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虚拟变量在这四个国家和地区中都显示了对 FDI

的显著正效应。这一结果是符合一般的预期的。

（2）流入中国的 FDI 对其它国家的可能影响

基于前面所分析的影响 FDI 流入的一些主要决定因素，一些文献还分析了

流入中国的 FDI 对其它国家吸引 FDI 的影响。人们希望知道的是，流入中国的

FDI 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对其它国家，特别是亚洲发展中国家是否具有“转

移效应”。

从理论上说，要弄清楚是否存在 FDI 从其它国家和地区更多地转移到了中

国，需要考察一系列的影响因素：第一个因素是资本市场的融合程度，如果资

本市场在各国或者地区之间不能很好的融合，那么，流入中国的 FDI 的增长并

不必然意味着流入另一个国家或地区的 FDI 的减少。比如在亚洲，中国香港、

中国台湾和新加坡是中国吸引 FDI 的主要供应方，而它们显然与其它地区（如

拉美地区）的 FDI 流入没有什么关系。

第二个要考察的因素是，流入中国的 FDI 对世界范围内的 FDI 流动的影

响。如果对中国的 FDI 投资能够获得较高的收益，或者对中国的 FDI 投资能够

产生对于其他国家 FDI 投资收益的促进效应，使得对这些国家的 FDI 投资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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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够获得更大的收益，例如中国经济的发展会增加 FDI 投资于这些国家从事中国

所需要的中间产品和原材料生产的收益，那么在国际资本市场上，更多的储蓄

就会被转化为 FDI 投资，从而增加国际 FDI 总投资流量。另一方面，国外投资

者也可能会减少其他投资渠道的投资(主要是国际金融证券投资、跨国借贷

等)，增加对中国和其他地区的 FDI 投资，从而增加全球 FDI 投资的总流量。第

三个方面的因素是流入中国的 FDI 的性质，是出口导向的投资还是国内市场导

向的投资。如果是出口导向的投资，那么，流入中国的投资增加会减少在其他

地区的相应投资，以避免在相同的出口市场上相互竞争。如果是国内市场导向

的投资，则这种投资流入中国会增加中国对于一些中间投入品或原材料的进口

需求，进而会增加对其它国家和地区的 FDI 流入，为的是增加向中国出口这些

产品的生产能力。由此看来，流入中国的 FDI 对于其它国家和地区 FDI 流入的

影响，涉及很多因素，需要进行实证研究才能确定。实证研究的一个直接的技

巧就是在统计上回归 FDI 的决定方程，在这个方程中把中国的 FDI 作为一个解

释变量加入进来以考察这一变量的符号和大小。

采用这样的理论框架，Alicia（2007）实证研究了流入中国的 FDI 对于流入

拉丁美洲的 FDI 的影响。作者以 1993-2003 年间 OECD 国家对拉丁美洲 6 个最

大的经济体（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墨西哥和委内瑞拉）的双边

FDI 流入量作为被解释变量，在控制了诸如资本流动渠道，双边因素，目的国

因素，输出国因素，全球性因素等影响因素之后8，再加入 OECD 国家对中国的

FDI 流入量作为解释变量，以此代表来自中国吸引 FDI 的影响。作者利用

GMM 估计方法来进行计量分析。结论表明，从总体上说，流入中国的 FDI 与

流入拉美地区的 FD I 之间没有所谓的“转移效应”，而且对于每个拉美国家而

言，中国也没有影响。但是，一旦考虑结构冲击的因素，即 2001 年中国加入世

界贸易组织（WTO）后，作者却发现流入中国的 FDI 对墨西哥和哥伦比亚的

FDI 流入有负面的影响，就是说存在向中国的转移效应，而对其余国家却没有

影响。然而对于墨西哥和哥伦比亚来说，转移效应所产生的时间段不同，对墨

西哥来说，转移效应发生在 2001 年中国加入 WTO 之前，而哥伦比亚所受到的

转移效应影响则发生在 2001 年中国加入 WTO 这一结构冲击因素之后。产生这

8 详见 Alicia（2007）的附录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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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影响的原因之一可能是因为 FDI 的行业分布的结构差异。流入墨西哥的 FDI

有 56%是在制造业部门，哥伦比亚是 21%，而巴西的 FDI 只有 10%左右分布在

制造业部门，大部分都集中在通讯和金融服务部门。这是一个重要的解释因

素。当然，至于说中国加入 WTO 之所以负面影响了墨西哥和哥伦比亚的 FDI

流入，是否全然就是因为在墨西哥和哥伦比亚，FDI 更多地分布在制造业部

门，由于缺乏更详细的数据，还不能肯定。

Javier, et al(2007) 最近的研究也涉及到了流入中国的 FDI 是否构成其它国家

吸收 FDI 的竞争对手。作者利用来自于 UNCTAD 和 OECD 的 1990-2003 年的双

边外资存量数据9，根据知识-资本模型（KCM）, 在控制了影响各国 FDI 存量的

一些基本因素（如投资来源国与目的国的 GDP 总合来代表总体市场的大小，来

源国与目标国 GDP 的差距的平方，技术差距，投资和贸易的成本，地理距离

等）之后，加入了中国的外资存量这一解释变量。计量结果表明，中国的 FDI

存量对于拉美地区和世界其它地区 FDI 的流入则有正面的影响，不管是用 OLS

方法, 还是用泊松分布方法或者负二项分布估计法(negative binomial estimator)，

并且考虑时间和国别的固定效应，结果都是显著的。那么这种影响是否在各产

业部门之间也是一致的呢？以美国为外资输出国，Javier, et al (2007)利用美国对

不同国家不同行业的外资存量数据来回归上述模型，除了考虑之前所有的解释

变量外，还加入制造业部门这一哑变量与所有这些解释变量的交互项以重点考

虑制造业部门的影响。结果发现，以美国为唯一外资输出国，利用其数据，总

体上来说，除了制造业外，中国对世界其他地区吸引美国的外资存量影响都是

正面的，而制造业方面的影响并不显著。中国对中美洲和墨西哥有较弱的替代

性，但是如果使用其他的估计方法如计数数据估计（count data estimator）则结

果并不显著。

稍早一些时间，Chantasasawat et al (2004) 曾利用亚洲 8 个经济 1985-2002

年 FDI 数据和 1990-2002 年拉丁美洲国家 16 个经济体的 FDI 数据来研究中国的

FDI 流入对这些地区的影响10。在控制了其它影响 FDI 流入的因素后，作者发现

9 OECD 的数据报告了 1982-2003 年 29 个 OECD 国家在 235 个东道国的外资存量数据。

UNCTAD 提供了 29 个国家在 190 个东道国的外资存量数据。具体国家和数据情况，参见

Cravino, Lederman and Olarreaga(2007)。 10 亚洲 8 个经济体分别是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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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流向中国的 FDI 与流入东亚和东南亚的 FDI 正相关，表明流向中国的 FDI 与流

向这些地区的 FDI 是互补关系，而不是挤出关系。文章还发现，中国与拉美地

区的 FDI 流入在关系上不显著。

Chantasasawat et al(2003) 还曾运用类似的回归模型检验了流入中国的 FDI

与流入东亚和东南亚的 8 个经济体的 FDI 之间的关系。他们利用 1985-2001 年

的数据，对流入这些国家的 FDI 进行回归，在控制了那些影响 FDI 流入的常规

解释变量，如市场规模，税率，工资水平，人力资本积累，基础设置质量和政

府的稳定性之后，作者加入了流向中国的 FDI 水平（用它代表中国影响的变

量），通过比较这一变量的系数符号和大小，来考察中国因素对于流入这些国家

的 FDI 的影响。作者区分了两种可能的影响后果，一是投资转移效应，一是投

资创造效应。一方面，如果跨国企业在选择投资目的地时会考虑不同国家的风

险和收益情况，并且如果投资于中国就不会投资于这一地区的其它国家，那么

这一效应就被定义为投资转移效应。如果流入中国的 FDI 对流入这些国家的

FDI 具有替代效应，那么这一变量的系数应该为负。

投资的创造效应是基于中国与亚洲其它国家和地区在生产和资源上的内在

联系这一事实。在地区一体化的生产体系情况下，一件产品的生产工序被分成

不同的部分在这一地区各国进行专业化生产，从而流入中国的 FDI 的增加，就

必须增加周边其它国家的 FDI 投资，以增加在中国加工生产所需要的原材料、

中间投入品和零部件等产品的供应能力，从而导致向周边地区流入的 FDI 的增

加。

他们的回归结果发现，流入中国的 FDI 的系数为正，这表明流入中国的

FDI 与这一地区 FDI 流入之间具有正向的关系，中国 FDI 增加 10%，则这一地

区的 FDI 会增加 5%-6%，投资创造效应大于投资转移效应。但是，另一方面，

从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 FDI 占比的影响来看，却是不同的情景。首先，流入中

国的 FDI 多少与这些经济体占亚洲地区总的 FDI 流入的比重显著负相关，流入

中国的 FDI 增加 10%会带来东亚和东南亚这些国家的 FDI 占亚洲 FDI 总量的比

重下降 2%-2.5%。其次，流入中国的 FDI 与这些国家占发展中国家总量 FDI 比 亚和泰国，拉美 16 个经济体分别是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

加、厄瓜多尔、沙尔瓦多、危地马拉、墨西哥、尼加拉瓜、巴拿马、巴拉圭、秘鲁、乌拉圭和

委内瑞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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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显著负相关，但是系数较小，流入中国的 FDI 增加 10%会使东亚和东南亚国

家的 FDI 占总 FDI 流入的比重减少 1.7%-2.2%。最后，模型还考察了流入中国

的 FDI 与这些国家占全球 FDI 总流出的关系，亚洲 8 国尽管占流入亚洲的 FDI

较大比重，但是在全球的 FDI 中比重却很小。中国对之的影响也较小而且不显

著。当然，我们必须看到，在这一研究中，流入中国的 FDI 在解释流入其它国

家的 FDI 的因素中并不是最主要的变量，贸易和对外开放程度的影响是中国

FDI 的 4 倍，公司税率是 5 倍，腐败的影响程度也比中国 FDI 的影响程度要

大。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亚洲国家输入的 FDI 出现了下降。发展中国家

在 1999-2003 年期间 FDI 下降了 26%，流入东南亚国家的 FDI 也下降了，印度

尼西亚甚至是净流出。而与此同时，流向中国的 FDI 则快速上升11。这两个事

实之间是否有联系，前者的下降多大程度上可以由流入中国的 FDI 来解释？为

了更好地回答这一问题，Weiss (2004) 认为，流入中国的 FDI 数据可能有高估的

情况。尤其是，在研究中要区分绝对量和相对量的差异。从绝对量上来说中国

的确是较大的 FDI 输入国，但是从相对水平来看，中国的 FDI 水平并不特别高,

相对于它的人均 GDP 水平与其它国家相比并不突出。是的，如果我们把一国的

FDI 在全球 FDI 中的占比与该国 GDP 在全球 GDP 中的占比的比率作为一个指

标来计算，那么中国 1998-2000 年这一比率为 1.2，只是东亚和东南亚地区总体

的平均水平，低于新加坡、泰国和马来西亚的水平12。

另一方面，为了研究中国的 FDI 与其它经济的 FDI 的关系，也需要对流入

中国的 FDI 的结构进行细致分析。在流入中国大陆的 FDI 的构成中，来自中国

香港的比例很高，而且其中有很大部分可能又是属于资本的回流，即中国大陆

自身的资本外逃到香港等地区，然后再回流到中国。这样做的动机不难理解，

一方面，这些外逃的资本很多本身属于黑钱，来自于不正当的渠道；另一方面

可以通过 FDI 的渠道进入大陆境内享受外资所能享受的政策优惠、税收优惠等

等。当然，它们这样做也可能是为了同时在境外特别是香港地区建立公司，获

得较好的治理环境和金融服务等等。至于有多大规模的回流资本，有各种估

11 转 引 自 Eichengreen and Tong （ 2005 ）。 原 始 数 据 来 源 于 Palmade and Anayiotas(2004)。 12 参见 UNCTAD(2002), 表 2.1 和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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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Xiao(2004)仔细的分析估计认为中国 FDI 回流的规模占 FDI 总量的 30-

50%，高于世行 1/4 的估计（见 World Bank,2002），并提供了详细的估计方法以

及分析了 FDI 回流的原因（具体见后文）。

另外值得注意的这类研究还包括 Eichengreen and Tong（2005）使用引力模

型（gravity model）所做的分析。作者分析了 29 个输出 FDI 的 OECD 国家和 63

个接受 FDI 的国家的双边流动。作者除了考虑了标准引力模型中的一些因素

（如距离、来源地和目的地的经济规模等），还加入了中国接收的 FDI 来代表中

国的影响因素。另外作者还控制了一些其它的变量（如陆地面积，语言等）。对

于计量中出现的 FDI 的内生性问题，即存在一些不可观测的因素既影响对于其

他国家的 FDI 输入，也同时影响对中国的 FDI 输入，作者选择了中国和 FDI 来

源国之间的距离作为工具变量来解决这一问题，并加入代表中国政治风险的

ICRG 指数（国家风险指南）和中国的 GDP 这两个工具变量来解决距离作为工

具变量的时间不变性问题。结论表明，中国输入的 FDI 与亚洲输入的 FDI 之间

存在互补性，与中欧和东欧也存在互补效应，而与拉丁美洲国家则没有什么影

响。但是中国与 OECD 这一组国家则有负相关关系。作者的解释是，就近目标

市场生产的 FDI 投资动机，即 FDI 投资者因为种种原因，如在多个市场投资的

融资能力限制以及控制不同地区的业务的能力的限制，使得这些投资者更倾向

于在中国投资以接近市场，而不在 OECD 国家投资。

在亚洲地区，各国所吸收的 FDI 投资与中国所吸收的 FDI 投资都是显著的

正相关，其中日本、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的影响系数最大，前两个国家都是中

国制造业和加工贸易所需要的重要的资本品与电子部件的重要供应者，而印度

尼西亚是中国重要的原材料和能源进口国。

日本是亚洲各国重要的 FDI 来源国，中国是否与其它亚洲国家在争取日本

的 FDI 投资上存在竞争或者转移效应呢？Eichengreen and Tong（2005）的计量

结论表明，中国与其它亚洲国家输入 FDI 之间是正相关关系，系数最大的是印

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和越南。这些国家与中国在生产链上都有

重要的关系，其中印度尼西亚是中国原材料进口的重要供应国，其他国家也都

与中国是国际区域化生产供应链的重要伙伴。就行业和部门层面，同样以日本

作为 FDI 输出国，Eichengreen and Tong（2005）分析了亚洲、拉美、中东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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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OECD 在制造业部门和非制造业部门的直接投资与中国输入 FDI 的关系。除了

在食品加工和化学工业以外，在其他制造业部门亚洲地区与中国的资本输入之

间显示了较强的正相关性，表明中国和亚洲地区在制造业方面存在较强的区域

一体化生产的网络效应。

（3）一些尚未很好解决的问题

关于“回流资本”。大多数研究文献较少考虑到中国 FDI 流入的一些特殊因

素。不过，Chantasasawat, et al (2004) 对中国 1983-2002 年 FDI 的主要来源情况

进行了分析，FDI 流入中很大比重来自于中国香港、台湾、新加坡等周边国

家，特别是来源于香港的 FDI 贡献了总 FDI 流入的 45%左右13，这些渠道的

FDI 是否对其他地区的 FDI 构成了影响，值得进一步研究。另一方面进入中国

的 FDI 中，特别是来自于香港的 FDI 中，有很大一部分属于中国资金的回流，

即中国资金借道于境外，再以 FDI 的面目重新回到中国。Xiao(2004)对 FDI 中

中国的资金回流进行了仔细的分析，估计回流规模占 FDI 总量的 30%-50%，高

于世行 1/4 的估计。而这些回流的资本只是资本外逃总量的 20%-30%。就原因

方面来说，一方面，正如前面分析 FDI 进入中国的原因，中国政府对吸引外资

提供了很多的优惠政策，如较低的税率，对土地使用的优待，行政管理方面的

支持，而这些都是国内资金所不能享受的，那么很多国内资金就会逃到境外，

然后再以 FDI 的面目重新回到境内，进行政策套利。另一方面，中国在产权保

护和执行程度上还比较弱，而在对国外投资者的保护程度上要较高，所以一些

国内企业就会进行这方面的政策套利。对资本帐户管制放松的和汇率升值的预

期以及香港和海外的金融服务优势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另外，关于中国的海外直接投资（ODI）。众多文献关注中国作为 FDI 的输

入国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影响，但是很少有文献来分析中国作为 FDI 输出国对

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影响。尽管中国作为 FDI 输出国所提供的 FDI 占全球总 FDI

输出比重很低，2000-2003 年间所占全球 FDI 输出的比重不到 0.5%14，但是发展

的趋势却十分迅速。 13 Chantasasawat, et al(2004)分析了 1983-2002 年中国 FDI15 个主要来源国家和地区的情

况，以及 1979-2002 年以来的 FDI 总体情况，数据详见文中表格 1 和表格 2a 和 2b。 14 此为 UNCTAD(2004)数据，转引自 Jenkins and Edwards (2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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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plinsky, Maccormick and Morris (2006) 分析了中国对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

的投资，尽管中国在这一地区的投资规模较小，1998-2002 年平均投资规模低于

300 万美元，但是中国 FDI 在这一地区增长迅速，1998-2002 年增加的投资量高

于日本。中国的 FDI 投资在这一地区的趋势在于主要集中在能源和资源部门，

同时参与当地基础设施建设，参加全球生产网络以及对小规模企业的投资。

Kaplinsky, Maccormick and Morris (2006) 就中国和印度对撒哈拉沙漠以南非

洲地区国家的影响的 FDI 渠道进行了类似于贸易渠道的分析，即从直接影响，

间接影响，竞争效应和互补效应这个矩阵进行了分析（如表 6 所示）。中国投资

于其他国家所带来的直接效应可以分为竞争效应，如中国的投资挤出了当地的

投资，形成竞争；互补效应，直接增加了当地的资本要素，促进经济发展。

FDI 的间接效应在于投资于中国的 FDI 可能会挤出其他国家的 FDI,发生 FDI 转

移，这是间接竞争小樱，另一方面由于地区综合生产网络体系，中国 FDI 的投

资也会带来对周边其他国家 FDI 投资的增加来提供中国加工生产所需要的原材

料和中间投入品。

[插入表 6]

中国对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的 FDI 投资占这一地区的总量 FDI 投资的

比例很小，因而对于该地区的影响有限，对于大部分国家而言，来自中国的

FDI 只占 1%左右，只有赞比亚是个例外，达到 6%。中国 FDI 主要集中在石油

和原材料资源上，因而与当地的非国有投资没有挤出效应。另一方面在间接影

响上，进入中国的 FDI 主要集中在制造业部门，而进入这一地区的 FDI 主要集

中在能源和自然资源上，从而不具有 FDI 转移效应。中国和非洲之间也缺乏如

亚洲地区的综合生产网络，因而没有这方面的互补影响。

Lunding Andreas（2006）分析了中国海外投资的几个特征，第一是海外投

资的水平相对较低，但是发展的速度较快；第二，海外投资的动力在于几个方

面，支撑国内经济快速发展的能源和原材料的需要，获得技术、品牌和技术，

以及国内一些部门竞争过大，产能过剩，特别是白色家电和消费电子方面；第

三，政府“走出去”的战略以及对海外投资的政策支持；第四，中国企业的境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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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的兼并和收购增长迅速。而且中国的境外投资方向也正在改变，从主要投资于

欧美等发达国家地区到逐渐加大对亚洲地区的投资，2005 年 60%的股权投资都

进入了亚洲地区，主要是中国香港以及东南亚国家。自然，政府在境外投资中

仍然占主导地位，但是其地位和角色正在逐渐退去，中国的境外投资正向企业

主导、商业利益导向，注重资源、市场和技术的方向发展。

四、中国经济对于国际商品价格以及全球通货膨胀的影响

中国经济增长使中国在全球商品市场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一方面经

济增长需要能源和金属产品的支撑，使中国逐渐成为石油和一些重要金属如

铜、铁矿石、铅、镍和锌的进口国，中国在国际市场上对这些产品的需求影响

这些产品的国际价格，另一方面中国同时是一些资源如铝的重要出口国家，中

国的资源产量影响世界相关资源的供给，从而影响这些资源的国际价格。当然

这两种影响的方向是不一样的，前者是加速了国际石油和这些资源的价格的上

升，后者则起到平抑价格上涨的作用。从供给和需求的角度来看，要搞清楚中

国对于国际商品价格特别是能源和金属等重要资源价格具体的影响，首先要分

析的是中国在全球能源和主要金属市场上的地位，特别是中国对这些产品的需

求和供给占世界总需求和供给的比重，从而显示出中国对价格的潜在影响力。

然后要分析影响中国能源和主要金属资源生产与需求的因素，在资源的生产具

有技术和禀赋限制的情况下，特别要分析影响需求的因素，因为这是短期内对

价格影响较为重要的方面，通过供给和需求影响因素的分析可以判断中国经济

增长对于全球能源和金属产品供求进而是价格的影响的未来趋势。以下部分将

基于这一理路对相关文献进行总结和评述。

（1）中国在全球能源和主要金属生产和消费中的角色

Mckibbin (2006)、Streifel(2006)、Zhao and Wu (2007)等人在文献中对中国

在全球能源和主要金属生产和消费中的情况进行了分析。全球油价和金属价格

经历了 90 年代的低潮后，近几年来因为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如全球经济的增长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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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别是中国经济的增长所带来的需求的增加，美元的贬值，以及由于 90 年代后

期，较低的价格导致能源和金属开采和生产方面相对较低的投资水平，一些能

源生产国家关闭了成本较高的生产线导致了供应方面反应的缓慢等因素而高速

上涨。具体走势，可以参见图 1

[插入图 1]

分析中国经济增长是否对这些资源价格上涨产生了影响以及产生多大的影

响，首先需要考虑中国这些年来在全球能源和主要金属生产和消费中所占据的

地位。根据 Streifel (2006)的分析，中国成为世界许多初级产品的主要消费国之

一，对于主要金属，中国消费了世界总产量的 24%，是世界第一消费大国，能

源方面，中国消费了世界 13%的能源产量，以及近 1/3 的世界煤炭产量。从

1999 年开始，中国对于金属的需求增长不断加速，增量方面，1999-2005 年

间，消费了世界金属产出增量的 2/3，是金属价格上升的主要原因。在石油方

面，中国占有全球石油需求增量不到 1/4，相对金属来说，还不是油价高企的主

要推动力。油价的高企主要是因为非石油输出国国家供应增长的缓慢、地理政

治以及对于供给约束的预期等因素引起的（Streifel, 2006）。

生产方面，根据 Mckibbin(2006)的分析，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能源生

产国，但是同时也是第二大能源消费国，特别是对于煤的生产和消费，分别占

据世界总量的 28%和 26%。2001 年，中国能源消费是世界能源总消费量的 10%

（美国为 23%），而到 2025 年，中国对能源的消费量预计将占世界能源消费总

量的 15%。

Streifel(2006)具体分析了中国和印度以及美国 2005 年主要金属以及 2003 年

主要能源的消费和世界排名情况，在金属方面，中国 2005 年在铝、铜、铅、

镍、锡、锌、铁矿石以及钢铁产品方面的消费都位居世界第一，能源方面，

2003 年煤的消费量世界第一，占总消费量的 32.9%，石油消费量世界第二，占

世界总消费量的 7.4%，仅次于美国的 25.3%。1999-2005 年中国、印度和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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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金属和能源的消费量以及占世界总消费量的比重可以参见表 7，1999 年以

来中国和美国在金属和能源的生产和消费比情况可以参见表 8。

[插入表 7 和表 8]

从中国自身的能源发展情况来看，Zhao and Wu(2007)认为中国能源市场的

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 1953-70 年代早期，中国能源消费增长相对

较低，与国内能源生产相步调一致，第二阶段从 1972-1992 年，能源总产量超

过能源总消费并以适度年增长率增长；第三阶段开始于 90 年代早期，中国能源

的消费超过了国内生产从而成为能源净进口国，2003 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石油

的第二进口大国。近些年来，我国能源需求的增长更加迅速。

从以上文献的数据分析上可以看出，中国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对于能源和金

属产品的需求在世界产品总需求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尤其是在基础金属的

需求方面，已经是世界第一需求大国，对于世界金属价格具有较大的影响，但

是在油价方面，中国的影响还不是很强烈，中国是煤炭生产大国以及能源结构

方面对于煤炭的使用比例较高从而对石油的使用产生替代作用可能是部分原

因。

（2）中国对能源和金属资源的生产和消费对国际价格的影响

对于中国在能源和金属资源生产方面的分析文献较为少见，除了价格的影

响外，这些战略资源的生产很大程度是上受到技术进步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勘

探和开采技术的发展，以及新能源开发和利用技术的发展。国际价格的增长、

新的能源储量和矿产资源的勘探，以及开发技术的进步，交通运输条件的改进

都会带来能源和金属供给的增加。需求方面，由于中国在世界商品市场上的地

位越来越重要，经济的增长所带来的对于能源和金属的进口需求增长较快，对

国际价格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因而很多关注国际能源和初级产品价格走势的

研究都把焦点放在中国经济发展对能源和金属的需求分析上。基于一些文献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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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究的结果，在本文中，我们主要分析影响能源和金属需求的因素以及未来的走

势。

在能源消费的结构方面，Mackibbin (2006)对中国 2002 年能源消费在各部

门中的分布情况做了分析，其中工业部门是能源最大耗费部门，占总能源消耗

的 70%，家庭部门居民消费占总能源的 12%，接下来是交通运输、邮政和通讯

部门消费了总量的 7%。从这一消费结构来看，中国的能源需求主要是由工业部

门的生产消耗驱动的，而中国的进一步的工业化将使工业产业部门对于能源的

需求在未来会继续增加，另一方面居民消费和交通运输部门的对能源的消费可

以预见将随着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会有逐渐增加的趋势。在能源利用类型

上，中国主要还是依赖于相对低成本的煤，中国不仅仅是煤的产量大国，也是

消费大国，接下来分别是石油、水电、天然气和核能。中国丰富的煤炭资源和

对煤的大量利用一定程度上对于石油等其他能源的需求存在替代作用。

在影响渠道方面，Cheung and Morin(2007)区分了影响亚洲特别是中国能源

和非能源产品需求的两个渠道：一方面快速的工业化和对于基础设施的投资以

满足城市人口扩张的需要带动了对能源和金属产品的需求，另一方面，中国与

东亚国家在工业上的整合，使这一地区作为一个整体成为世界主要制造业产品

的出口国，从而需要更多的能源和基础金属。这两个方面的影响，一个是国内

的投资和消费需求，另一个是国外的出口需求使中国经济发展对于能源和基础

金属的需求增长迅速。

在具体影响因素方面，Zhao and Wu(2007)利用 1999-2006 年的季度数据，

使用协整以及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实证分析了国际原油价格、国内能源生产、工

业产出以及交通量对于能源进口的影响程度，结论表明，国际油价并非是中国

石油进口的主要影响因素，原因可能在于中国是国际市场上的“大国”，中国的

需求能够影响国际油价。工业产量是中国石油进口的重要影响因素，持续的工

业化会导致中国在未来持续的能源进口需求。国内能源产量，特别是石油和煤

的产量对于石油的进口具有显著的替代作用，而交通部门的发展对于能源的进

口也具有重要的作用，城市化的发展，城市人口的增加以及生活水平的上升使

得交通运输部门所消耗的能源逐渐增长。

Chan and Lee (1996) 同样利用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分析了中国的能源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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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显示了能源价格、收入和重工业产出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是影响能源消

费的重要因素。Wei, W. (2002) 利用协整分析发现能源消费与能源价格、收入和

重工业在 GDP 中的比重这些影响因素的长期关系。而 Wolde-Rufael (2004)分析

了 1952-1999 年上海各种工业能源消费与上海真实 GDP 之间的因果关系，发现

除了石油外，煤、焦炭、电力和总能源消费与真实 GDP 之间都存在双向的戈兰

杰因果联系。

除了经济产出增长，特别是消耗能源和金属资源最多的工业产对能源和金

属需求产生影响之外，能源和金属资源使用的密集程度变化对于需求也具有重

要影响，这种密集程度一方面表现在单位产出的资源能耗上，另一方面表现在

人均资源能耗上。一些文献，如 Cheung and Morin(2007)，Garnaut and Song

(2006) 认为，发展中国家资源需求密度在不同的工业化阶段具有不同的特征，

总的来说，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上升，对能源和金属等资源的需求呈现倒 U 形

态。即在工业化的早期阶段，随着收入水平的增长，对资源的需求加速随着增

加，最终达到稳定状态然后随着收入水平的继续增长而下降。基于日本 1960 年

代和韩国 1980 年代的发展经验，新兴亚洲工业生产的能源和金属密集度在人均

收入水平进入 5000-10000 美元之间时，就会获得高速的发展，直到人均收入水

平达到 15000-20000 美元时，才会减速下来，而中国目前的收入水平正处在资

源需求高速发展的区间。

Garnaut and Song (2006)认为中国对能源和金属资源的需求已经进入了快速

增长的这个拐点，但是尽管人均收入水平和人均金属资源和能源的消费需求之

间存在这样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强弱程度在国家之间存在差异性，如韩国与日

本相比在相同的人均 GDP 水平上资源和金属使用的密集度要高，日本的经济产

出的能源密集度要低于全球平均水平，而韩国则要高于这一平均水平。从目前

的情况来说，中国产出的能源密集程度相对于同等人均收入水平时点的韩国要

高。三方面的因素会影响到这种关系的强弱：投资产出比、出口生产占总生产

的比重以及城市化比率（以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来计算）。一般来说，具有较

高的投资产出比、经济生产中较高的出口比重以及城市人口比重越高，经济在

其发展过程中能源和金属使用密集程度相应也就越高。中国目前资源密集度主

要是由投资和出口占产出的较高比率而引起的，而消费可能会随着城市化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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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快成为能源和金属需求的重要驱动力。从影响的持久性的角度来说，内部消费

需求的增加而导致的能源和金属产品的需求的增加更具有持久性。

综合以上的分析，可以预计未来中国对于能源和金属的需求会进一步增

加，经济的高速发展、工业产出的增加，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城市化水平的

进一步提高，以及投资和出口驱动型的经济发展方向在中短期内不会发生较大

变化等因素都会从各种渠道对未来能源和金属需求的增加起到加速作用。

然而在看到中国对这些资源需求的增加的同时，要分析中国的需求增加对

国际价格影响，也必须考虑到其他国家的需求变化。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中

国改革开放以来在全球出口市场上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特别是在制造业等耗

费资源较多的产品的出口上，由于跨国公司的 FDI 投资在全球市场上所占的份

额也在增加。很自然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作为“世界工厂”所具有的生产和产

业转移效应，即把生产过程从一些高成本的国家转移到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

然后再出口到这些高成本国家，从而减少了这些国家对于能源和金属资源的直

接生产耗费需求。因而，中国和其他出口国家在生产中能源和金属消费的增

多，同时意味着其他国家的消耗的减少。中国能源和金属的需求的增长中有部

分是出自于地区和国家的转移效应，实质上全球需求增长并没有想象中的多。

这一点可以从日本和美国等国家在全球制造业活动中份额减少得到验证（参见

Cheung and Morin（2007）附录- 图 17）。但是，由于生产能耗的不同，制造业

生产向亚洲的转移也会带来对于世界能源和金属资源需求的净增加，因为中国

企业相对于 OECD 国家来说生产同样的产量需要多消耗 20%-40%的能源（参见

Rosen and Houser,2007）。

在对国际价格影响方面，Pain, Koske and Sollie (2006)的实证分析表明，过

去 5 年内，新兴经济对于全球商品价格变动正逐渐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利

用非 OECD 国家在世界产出和贸易中的比重来代表新兴市场的发展，作者发

现，这些国家的经济的相对增强对全球油价产生显著而且持久的影响，然而对

于金属价格水平却只有暂时的影响，对于农产品价格没有影响。

Cheung and Morin (2007) 也利用经济计量分析来估计新兴亚洲经济对于国

际油价和金属价格的影响，数据分析表明历史上国际油价和金属价格和工业化

国家的经济周期共同变化，但是 1997 年之后，国际油价和金属价格越来越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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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新兴亚洲的工业活动的影响。

Francis, et al (2007) 分析了中国在全球进出口贸易中的不同角色对于全球商

品价格的不同影响。1995 年中国出口在世界半耐用消费品和耐用消费品贸易中

分别占有 26%和 12%的比例，2005 年这一比例已经分别上升为 39%和 24%。而

在进口方面，中国进口占有主要工业设备贸易的 15%以及 4.5%全球非提炼燃料

和润滑油贸易量。从而中国一方面作为消费商品如纺织品、服装和玩具的出口

大国，增加了全球的供给，促进了出口的竞争，降低了这些消费产品的国际价

格；另一方面，作为初级产品的重要进口国，增加了全球初级产品的需求，刺

激了这些产品特别是能源和主要金属价格的上升。

对油价来说，2002-2004 年，由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经济结构向能源密

集部门的调整，中国石油的消费增长了 28%，中国在世界石油进口中所占的比

例从 2001 年 3.5%左右上升到 2005 年的 6%以上15。尽管如此，2002-2004 年中

国对于世界油价的影响很温和。Francis, et al（2007）分析认为，原因是因为中

国需求的增长在当时只是被看作是暂时的，很多机构，如美国能源信息管理局

（EIA） 2004 年预测中国在 2005 年和 2010 年对于石油的需求将会回到它在

2002 年所预测的水平，IMF 同样从 2002 年开始就一直低估了中国的经济增长

速度。作为反应，全球石油产量上升，石油生产和输出国组织（OPEC）的闲置

产能从 1994-2002 年平均每天 370 万桶到下降到 2003-2005 年平均每天 150 万

桶，从而缓和了油价上涨压力。但是 2006 年，IMF 提高了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前

景预期，EIA 也提高了对中国长期石油需求的预测，并在 2007 年进一步提高对

中国石油需求的预测，从而带来了石油价格的高速上涨16。

（3）中国经济对全球通货膨胀的影响

前面部分主要分析中国经济对于全球能源和金属价格的影响，在这一部份

我们集中分析中国经济的发展对于全球通货膨胀的影响。应该看到这两部分之

15 数据来自 Francis, et al (2007)。 16 石油等资源生产者会针对市场需求的预期不同，做出不同的反应来最大化自己的收益。如果

预期到市场的需求的增长是短期的，则会选择增加今天的产量，因为今天的价格高于将来的价

格，从而从较高的价格中获利。如果预期未来需求会增长，从而带来长期的价格上升，则会囤

积石油等资源而在未来出售，以获取较高利润，影响市场的供给，导致价格的上涨。具体可以

参见 Francis, et al (2007)的脚注 11 和 13。

2008-4

33

间存在相关关系，即能源和金属价格的上涨，会增加相关产品生产成本，并通

过生产链而影响到下游产品的成本，促进全球物价上涨，产生全球通货膨胀的

压力。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中国经济对于全球通货膨胀的影响的渠道

是复杂和多样化的。

Francis, et al (2007) 分析了中国经济贸易对于通货膨胀的影响渠道，从前面

的分析中可以看到，中国在耐用消费用和半耐用消费品出口市场的份额越来越

大，这些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所生产出来的相对较为便宜的“中国制造”的产

品与能源等产品不同，很多都是直接出现在一些国家 CPI 一篮子商品之中，从

而直接对通货膨胀产生降低的作用。另一方面，中国耐用品和半耐用品的出口

供给和其他出口国以及进口国国内生产者形成激烈竞争，导致总体价格的下

降，降低通货膨胀压力。第三，中国产品的出口可以对其他国家的产品生产产

生替代效用，以及竞争效用，这两者都会产生工资水平产生向下的压力，有利

于降低生产成本。

在具体计算中国对于其他国家国内消费品价格的影响方面，一个难题就是

缺乏这些国家 CPI 一篮子商品中“中国制造”的价格和数量的相关数据。一种

可行的替代方法就是通过把进口价格（或者消费价格）分解为来自中国的部分

和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部分（如果存在国内生产，则还应该加上国内生产部

分）。那么中国对于进口价格的影响就来自于三个方面：消费商品进口中来自中

国的比重的增加和中国出口商品价格自身变化的影响，这两者属于直接影响；

中国与其他出口国家以及国内生产者竞争所带来的间接影响。Morel (2007) 、

Nickell (2005) 和 Kamin, Marazzi and Schindler (2006) 利用这种方法分别计算了

中国对加拿大、英国和美国 CPI 的影响。

Morel (2007) 以服装、家具、家用电器和视听设备为 CPI 的代表产品，计

算出中国进口在 CPI 消费品所占的比重以及中国出口价格的变动情况。根据他

的估计，2001-2006 年，来自中国进口的消费品所产生的直接效果是使加拿大

CPI 平均每年降低 0.1%。这种反通胀的效果来自于两个方面，第一中国在加拿

大进口的消费品中的比重近年来增长较为迅速，另外从中国所进口的消费品的

价格比从其他国家和地区所进口的消费品以及国内所生产的消费品价格要低。

只要这两方面的情况能够继续保持，中国对加拿大 CPI 的反通胀效果将会持

2008-4

34

续。

Nickell (2005)分析了 1999 年以来英国通货膨胀保持较低水平（平均

1.2%）的原因。通过区分 CPI 种服务和商品这两种不同类别，Nickell 发现服务

的价格自 1999 年以来不断上涨，但是消费商品的价格呈现下降趋势。消费商品

除了国内生产之外，还有来自于进口的部分，而欧洲在同一时期的消费商品的

价格的年均上涨率在 2%左右，因而 1999 年英国通胀水平较低的原因在于进口

消费商品的价格的下降。根据 Nickell（2005）的计算，1999-2002 年，来自于

中国和印度的进口所占比重增加了 1.1 个百分点。尽管增量不多，但是中国和

印度的进口价格只是其他发达国家的 1/4 左右，从而能够每年降低英国加权世

界出口价格通胀指数（UK weighted world export price inflation）0.5 个百分点

17。

对于美国市场，Kamin, Marazzi and Schindler (2006) 分析了 1993-2002 年中

国在美国出口市场上所占的比重的增长对于降低进口价格的效果。根据他们的

估计，来自中国的进口每年降低美国市场进口价格 0.8 个百分点，转化成对消

费者价格指数的影响，则每年大约降低消费者价格指数 0.1 个百分点。

Jim, et al(2006)认为中国从三个方面降低了全球通货膨胀水平，除了上面所

讲到的较低的出口价格之外，其他两个渠道是工资增长的减少和生产率水平的

增长。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大部分人口集中在农业部门，并以农村

富余劳动力形式存在。城市化过程的发展，使这些富余劳动力进入城市，一方

面形成劳动竞争，降低工资的增长，抑制通胀压力，并且可以通过出口将这种

影响输送到其他国家，如通过较低的出口价格形成竞争压力而降低工资增长从

而缩减生产成本。另一方面，这些人口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的转移，提高了

总体劳动效率。而劳动率的增长，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抑制通胀，首先，较高的

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可以使工资增长滞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而降低通货膨胀压

力，其次，较高的劳动生产率也可以通过降低自然失业率而影响通胀水平。

从以上文献的分析中可以看到，中国通过较低的出口价格、丰富的劳动力

资源等途径对抑制全球通货膨胀，使全球通货膨胀保持在较低的水平发挥了重

17 英国加权世界出口价格通胀指数包括两部份，第一部分是以不同国家在英国进口商品中所占

比重为权重的各国对英国出口价格上涨率加权之和，第二部分是以各国出口价格为权重的，对

各国在进口中所占比重变化的加权。关于具体计算公式，参见 Nickell (2005)。

2008-4

35

要的作用。然而目前，特别是进入 2008 年以来世界各国正面临了一轮全球性的

通货膨胀的压力，中国也不例外，粮食价格和猪肉价格居高不下，CPI 的增长

屡创新高。在新的形势下，分析全球性通货膨胀的原因以及中国对全球通胀走

势的影响，是值得关注的重要课题。

五、初步的结论

中国 30 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成果可以归结为两个主要方面，一方面

是经济的高速稳定发展，使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正逐渐增强，另一方面

是中国正走向世界，更加开放地融入世界经济中。这两个方面的影响是共生

的，开放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同时也促进了进一步的开放。两者结合在一

起使中国在国际经济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世界正在关注中国，分

析中国经济增长对全球经济影响的文献越来越多，主要集中在中国的贸易对于

全球贸易的影响，中国 FDI 的高增长对于其他国家 FDI 的影响以及中国经济增

长对全球商品价格特别是能源和金属价格的影响和对全球通货膨胀的影响。本

文分析和总结了这三方面的相关文献。

总的来说，就全球贸易方面，中国的出口的增长既具有竞争效应也具有互

补效应，较低的劳动力成本使中国的劳动密集型出口商品在世界主要出口市场

具有竞争优势，从而对于出口类似产品的国家形成了竞争压力，但是另一方

面，由于中国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国内巨大的进口需求以及支撑经济发展所需要

的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也对其他国家的出口产生了巨大的刺激。而且，就中国

与亚洲周边国家而言，由于越来越重要的地区综合生产体系的发展，使得中国

的贸易生产具有较强烈的网络效应，刺激这些地区国家对中国的贸易出口以及

作为一体对于第三方出口市场的出口。对于拉丁美洲和非洲地区而言，除了墨

西哥等一些国家之外，中国经济对这一地区贸易方面的总体影响力并不是很明

显，一般来说出口结构与中国的出口结构比较类似的国家会受到中国的竞争影

响，而出口结构与中国的进口结构比较类似的国家则会受到中国经济发展的互

补性影响。一些文献对这些方面进行了实证分析。

2008-4

36

就 FDI 方面来说，中国的 FDI 对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 FDI 是否具有转移效

应或者创造效应是研究最多的问题，文章首先总结了研究一般影响 FDI 的主要

因素的相关文献，得出市场大小、工资成本、人力资本、基础设施、制度因素

和政策变量是影响 FDI 的主要因素。就中国具体而言，中国具有巨大的国内市

场，较低的工资成本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以及相对于工资水平来说较好的劳

动质量，基础设施正在不断完善，“要想富先修路”的观念深入人心，融入了人

们的发展思维之中，各级政府在完善基础设施，创造良好的招商引资环境都非

常重视并相互竞争，而且制度和政策方面对外资的优惠政策，这些都是吸引外

资的重要因素，一些文献也分析了群集效应和 FDI 自我强化因素的影响。相关

的文献的分析结论认为总的来说中国 FDI 的增长并没有对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带

来较强的转移效应，对于亚洲而言，由于地区综合生产体系，中国 FDI 的增

长，刺激了周边国家相关产品的 FDI 投资以生产中国加工生产所需要的中间投

入品和原材料，从而中国的 FDI 与这一地区的 FDI 显示了强烈的正相关性。对

于非洲和拉丁美洲，中国的 FDI 增长的影响较小而且不显著，并且由于这些地

区 FDI 主要是资源导向的，与中国的 FDI 投资替代效应并不明显。但是在研究

中国的 FDI 问题时，一些文献对于中国 FDI 的一些重要特征考虑不足，一方面

来自于香港等地区的 FDI 占据了重要的比例，另一方面，FDI 中，特别是来自

香港等地区的 FDI 中存在中国资金的回流现象。另外，中国不仅仅是 FDI 输出

国，同时也正积极向海外输出资本，中国海外投资虽然在国际 FDI 投资中所占

比例较小，但是发展较为迅速，并主要集中在能源和原材料这些支撑中国经济

发展的产品上，这些都应该在进一步的研究中予以重视。

在对能源和金属价格的影响上，这些文献主要从中国在全球能源和金属市

场中所处的地位，以及中国能源和金属需求的影响因素上进行分析。随着中国

经济的稳步快速发展，对支撑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能源和金属的需求越来越多，

逐渐成为能源和金属资源进口大国。而在需求方面，影响中国能源和金属需求

的因素主要有工业部门的产出，资源使用密度等。一些文献指出了人均收入水

平和资源使用密集程度之间存在倒 U 形态关系，而中国人均收入水平那个正处

在资源使用密集程度高速增长时期，因而可以预见未来中国资源需求会进一步

加大，对能源和金属的进口依赖程度也会加大。具体到对国际价格影响上，由

2008-4

37

于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和对石油的需求增加被 EIA 和 IMF 低估，从而对石油价格

影响不大，但是 2006 年以后，这些组织分别调高了对中国经济增长和石油需求

的长期预期，导致油价在近年来高速上升。在金属价格的影响方面，中国需求

的增长占据了全球需求增量的大部分，从而对金属价格的上涨产生了较大的影

响。一些文献分析了中国经济对于降低全球通货膨胀水平的作用，把全球通胀

维持在较低的水平主要归结为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所出口的低价消费产品所

带来的降低 CPI 的效用。除此之外，中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以及城市化进程的

发展，在降低工资增长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方面对于抑制全球膨胀具有一定作

用。然而，应该看到，近年来，特别是 2008 年以来，世界各国正面临一轮全球

性的通货膨胀，中国也不例外，工资水平上升，石油、粮食、猪肉价格飞速增

长。在新的形式下，分析这一轮通胀的根源以及中国一系列因素和条件的变

化，如工资成本上升、人民币不断升值对于全球通货膨胀的前景会产生什么样

的影响，是值得关注的重要课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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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附录：

表 1：世界经济中的中国（1300-2030）

中国 日本 印度 西欧 美国 世界 中国占世界比重

人口（百万）

1300 100 10.5 88 58.4 1.7 360 0.28 1500 103 15.4 110 57.3 2 438.4 0.23 1820 381 31 209 133 10 1,041.80 0.37 1913 437.1 51.7 303.7 261 97.6 1,791.10 0.24 1950 546.8 83.8 359 304.9 152.3 2,524.30 0.22 1973 881.9 108.7 580 358.8 211.9 3,916.50 0.23 2003 1,288.40 127.2 1,049.70 394.4 290.3 6,280.00 0.21 2030 1,485.00 121 1,409.00 380 358 8,270.00 0.18

人均 GDP (1990 年国际美元)

1300 600 475 500 593 400 530 1.13 1500 600 500 550 771 400 566 1.06 1820 600 669 533 1,204 1,257 667 0.9 1913 552 1,387 673 3,458 5,301 1,525 0.36 1950 439 1,921 619 4,579 9,561 2,111 0.21 1973 839 11,434 852 11,416 16,689 4,091 0.21 2003 4,392 21,218 2,160 19,638 29,054 6,453 0.68 2030 14,415 28,599 6,228 30,146 44,600 11,413 1.26

GDP (10 亿 1990 国际美元)

1300 60.00 5.00 44.00 34.60 0.70 190.00 0.32 1500 61.80 7.70 60.50 44.20 0.80 248.30 0.25 1820 228.60 20.70 111.40 160.10 12.50 695.30 0.33 1913 241.30 71.70 204.20 902.30 517.40 2,732.00 0.09 1950 239.90 161.00 222.20 1,396.20 1,455.90 5,330.00 0.05 1973 740.00 1,242.90 494.80 4,096.50 3,536.60 16,023.50 0.05 2003 5,659.20 2,699.00 2,267.10 7,745.40 8,435.60 40,525.30 0.14 2030 21,406.00 3,460.00 8,775.50 11,455.00 15,967.00 94,382.00 0.23

资料来源：根据 Maddison (2006) 的表 6 编制。

2008-4

45

表 2：主要国家和地区占世界 GDP 的比重（1700-2003）

占世界GDP的比重(百分比)

1700

1820 1952 1978 2003

中国 22.3 32.9 5.2 4.9 15.1 印度 24.4 16.0 4.0 3.3 5.5 日本 4.1 3.0 3.4 7.6 6.6 欧洲 24.9 26.6 29.3 27.8 21.1 美国 0.1 1.8 27.5 21.6 20.6 苏联/俄罗斯

4.4 5.4 9.2 9.0 3.8

GDP增长率(年均复合增长率) 1700-1820

1820-1952 1952-78 1978-2003

中国 0.85 0.22 4.39 7.85 印度 0.17 0.56 3.85 5.28 日本 0.25 1.74 7.86 2.53 欧洲 0.58 1.71 4.37 2.00 美国 2.72 3.76 3.61 2.94 苏联/俄罗

斯 0.69 2.05 4.50 -0.40

世界 0.52 1.64 4.59 3.12

人均GDP增长率(年均复合增长率) 1700-1820 1820-1952 1952-78 1978-2003 中国 0.00 -0.10 2.33 6.57 印度 -0.03 0.13 1.66 3.27 日本 0.13 0.95 6.69 2.11 欧洲 0.14 1.05 3.63 1.79 美国 0.72 1.61 2.24 1.85 苏联/俄罗

斯 0.10 1.11 3.55 –0.78

世界 0.07 0.93 2.62 1.55 资料来源：根据 Maddison (2007) 编制。

2008-4

46

表 3：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演变

占世界总量的百分比

1983 1994 2004

中国商品和服务出口占 GDP 百分比 n.a. 181 342 中国商品和服务进口占 GDP 百分比 n.a. 161 312 中国占世界商品总出口的比重 1.2 2.8 6.7 中国占世界商品总进口的比重 1.1 2.6 6.1 中国占世界服务出口的比重 n.a. 1.6 2.9 中国占世界服务进口的比重 n.a. 1.5 4

注释：1：这里使用的是 1990 年的比重数据；2：使用的是实际是 2006 年的比重

数据。 资料来源：根据 Srinivasan (2006) 表-1 改编。

2008-4

47

表 4：中国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地位变化

中国 GDP占全球 GDP的比重 (110 个经济体) (%)

中国 GDP占亚洲发展中国家 GDP比重(16 个经济体) (%)

中国 GDP增长

率 (%) 中国 GDP增长占全球 GDP

增长的比重(%) 中国 GDP增长占亚洲发展中国

家 GDP增长的比重(%)

1989-95 1995-03 1989-95 1995-03 1989-95 1995-03 1989-95 1995-03 1989-95 1995-03

7.64 10.91 36.37 41.68 9.94 7.13 30.30 22.58 49.17 52.86

资料来源：根据 Srinivasan (2006) 表-3 改编。

张军桂林/中国的世界影响/2008/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8 / 52

表 5：中国和印度崛起的贸易影响

直接影响

间接影响

互补效应 对中国和印度出

口的增加 中国和印度的需求导致初级商品的世界价格增

加而带来的相应出口国家贸易条件的改善

竞争效应 从中国和印度的

进口对当地生产

者的替代

在第三方出口市场上与中国和印度的竞争

资料来源：Jenkins and Edwards（2006）。

张军桂林/中国的世界影响/2008/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9 / 52

表 6：中国接收 FDI 的影响矩阵

直接影响

间接影响

互补效应

来自中国 FDI 的直接输

入增加

输入中国的 FDI 的增加，由于地区一体

化生产系统而带来的其他国家 FDI 流入

的增加 竞争效应 中国 FDI 投资“挤出”当

地的国内投资 使第三方国家 FDI 的输出从其他国家转

向中国

资料来源：Jenkins and Edwards (2006）。

张军桂林/中国的世界影响/2008/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0 / 52

表 7：1990 年以来能源和金属消费增长

中国 美国 世界

消费增长 年均增长

率 消费增长 年均增长

率 消费增长 年均增长率

金属

（千

吨）

1990-2005

1990-2005

1990-2005

1990-2005

1990-2005

1990-2005

铝 6,258 15.1 1,784 2.3 12,415 3.4 铜 3,153 14.0 186 0.6 6,184 3.1 铅 1,696 14.8 194 0.9 2,206 2.3 镍 173 14.2 -1 -0.1 475 3.0 锡 90 10.6 5 0.9 111 2.6 锌 2,557 14.8 -68 -0.5 3,678 3.0

铁矿石 258,657 9.8 -12,128 -1.3 334,822 2.3 钢 281,168 11.6 4,948 0.4 372,739 2.8

能源

（百万

吨油当

量）

1990-2003

1990-2003

1990-2003

1990-2003

1990-2003

1990-2003

煤 308 3.5 73 1.1 385 1.2 石油 160 7.1 151 1.4 570 1.3 主要能

源 511 4.4 347 1.3 1,745 1.6

资料来源：Streifel (2006)。

张军桂林/中国的世界影响/2008/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1 / 52

表 8. 能源和金属的产量/消费比率

中国 美国

金属 2005 2005 铝 1.097 0.406 铜 0.178 0.491 铅 0.651 0.306 镍 0.298 0.000 锡 1.034 0.000 锌 0.623 0.800

铁矿石 0.412 0.943

能源 2003 2003 煤 1.082 0.990 石油 0.629 0.381

主要能源 0.976 0.707 资料来源：Streifel (2006)。

张军桂林/中国的世界影响/20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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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原油现货价格（1976-2006，美元/桶）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1976

1981

1986

1991

1996

2001

2006

迪拜原油价格 布伦特原油价格 尼日利亚福卡多斯原油价格 美国西德克萨斯中级原油价格

资料来源：英国石油公司（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