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階層研究中「結構」概念的使用：一個初步的省思*

蔡瑞明 林大森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

*本文初稿曾發表於由南華管理學院教育社會學研究所、應用社會學

系主辦的「社會科學理論與本土化」學術研討會。作者感謝劉正教授

的評論，也謝謝黃光國、王振寰、蘇峰山教授等多位與會的學者的寶

貴意見。本文在研究進行與論文修改期間曾獲國科會專題計畫及中央

研究院「組織主導的當代社會」主題計畫的支持與贊助。當然，文中

的錯誤，都由作者自己負責。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東海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生兼任講師

摘 要

台灣的階層研究者對於台灣社會結構從事持續性的研究，在研究

的數量上，已經累積了相當可觀的成果。不過，假若從一個比較

嚴格的角度來檢視，就會發現台灣階層的研究存在一個基本的問

題，也就是一方面依賴西方社會學的理論與概念；另一方面，也

欠缺對所引用理論的知識背景有所反省，使得研究的結果潛在著

不少的問題。對社會階層研究者而言，社會結構是理解社會規

則、資源分配、階層關係的一個主要概念。到目前為止，台灣的

社會階層研究者不僅尚未釐清台灣社會的職業結構分類，遑論更

深入的理論建構類型。台灣的階層研究對於什麼是社會結構，尚

未有清楚的定位，相關的討論也付之闕如。本文試圖對此問題提

出一個初步的反省。本文首先討論近二十年來針對台灣社會階級

結構的實證研究，檢討社會結構理論的使用、結構概念化與分析

操作化的連結。接著，我們對台灣社會階層研究者所引用的結構

理論與使用的方法，做一個簡單的整理，然後進一步評估台灣階

層研究在結構概念的使用上的過程與困境。二、三十年來，台灣

社會階層研究者一直嘗試應用結構理論，來從事實證研究，然

而，卻犯了輕易移植西方理論與概念，以及過度重視研究方法的

毛病，使得階層研究不易累積出深度意義的結構觀，遑論社會學

的本土化。在結論中，本文展望未來研究的方向與前景。

一、緒論：社會階層與社會結構

從研究的取向來分期，台灣的階層研究已經歷經了幾個「世代」了。

在研究的數量上，台灣的階層研究已經累積了相當可觀的成果，在國內主

要社會學期刊，每年都可見到不少紮實的研究論文。不過，假若我們從一

個比較嚴格的角度來檢視這些研究，就會發現台灣階層的研究存在一個基

本的問題，也就是一方面是幾乎完全依賴西方社會學的理論與概念；另一

方面，則欠缺對所引用理論的知識背景有所反省，使得研究的結果潛在著

不少的問題。社會結構1是社會階層研究用來理解社會規則、資源分配、階

層關係的一個重要概念。到目前為止，台灣的社會階層研究者不僅尚未釐

清台灣社會的職業結構分類，遑論更深入的理論建構類型。台灣的階層研

究對於什麼是社會結構的問題尚未有清楚的定位，相關的討論也付之闕

如。本文試圖對此問題提出一個初步的反省。

「社會階層」乃是社會學研究的一個重要領域。從古典 Marx、Weber

等人到近代 Poulantzas、Parkin、Dahrendorf、Lenski 等理論家對社會階層

結構的討論多半專注於理論層次上的辯思，而運用量化方法針對社會階層

進行經驗的分析，則是近二、三十年才慢慢興盛。自 Blau 與 Duncan(1967)

開創了社會階層與流動量化研究的新紀元以來，經過了多年來在理論與方

法的辯論，已由早期被批評為過度使用迴歸模型，缺乏實質內涵(Horan

1978; Burawoy 1977)的狀況，轉向新結構論(new structuralism)的研究取

向，將生產過程中各類的結構變項如組織的大小、產業別等加入地位取得

模型，成為威斯康辛學派的研究熱潮之後，另一波的新的研究趨勢。

最近，階層研究出現了兩個明顯的研究取向，其中最特別的是，他們

都是以古典理論為基礎，並且結合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結構特徵，由此建

構出一套可以操作化的研究策略。在這兩個學派中，Erik Olin Wright 以馬

克思理論為基礎，而 John Goldthorpe 則以韋伯的階級理論為基礎。兩人都

曾就以大規模的經驗研究，針對階級結構從事全球性的經驗研究，對社會

階層化的量化研究有相當大的貢獻。他們的研究重點是在於階級結構的界

定、階級流動的探討、以及階級意識的形成。

1 本文交互使用「結構」、「社會結構」。但是，本文所討論的結構僅限於社會階層的研究範圍。

目前台灣社會階層的研究者大量的使用「結構」一詞來解釋社會不平

等的形成。但是，對於如何定義「結構」，以及如何理解結構與個人的關

係，尚未有一個完整的考量。特別是當研究者採用量化測量資料來分析結

構，使得研究的焦點落實到測量的問題。因此，在階層的實證研究中，學

者面臨著一個問題：如何連結結構的理論建構、結構概念化與操作的關係。

對於台灣階級結構的探討，大多數的研究傾向於只探討階級結構中某

一個面向。2本文先對有關「台灣階級結構」的實證研究論文加以分析，瞭

解這些研究如何掌握「結構」的概念，以及實際的驗證過程。分析的架構

如下：(1)在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部分，探討這些研究在有關「結構」

理論方面如何轉換到可驗證的概念，如何扣連兩者的關係？ (2)在操作化

(operationalization)部分，則是檢視「結構」概念如何落實到可操作的變項，

以進行實證分析；其中對於變項設定、統計方法的適用性為何？是否真能

測度出結構的本質？

社會結構的討論一直是社會學家關心的議題，但也是最困難的問題之

一。本文無意對此一概念做一個理論性的解析，而是希望透過整理解讀台

灣的階層研究學者的結構概念與應用，從中檢討台灣的社會階層研究對於

台灣社會結構的瞭解程度。

二、台灣的社會階層與結構

本節所要討論的對象是近二十年來針對台灣社會階級結構（或職業結

構）的實證研究。本文蒐集十幾篇與本文的主題有所關連的階層研究論文，

這些論文同時都是具有代表性的實證研究。我們若以概念化與操作化兩個

面向，將這些論文作一個簡單的分類：

2 例如徐正光（1977；1979；1989）探討工人的工作滿足和現代性，以及工會特質；張

曉春（1984）探討勞工問題；蔡淑鈴、廖正宏、黃大洲（1985）探討農民階層的階級特

性和社會地位；葉啟政（1979）探討知識份子在現代工業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林嘉誠

（1983）探討『科技專家』階層的崛起、流動及影響；以及李文朗（1983）探討台灣地

區政治菁英的特色及其新陳代謝等（引自許嘉猷，1990：7，相關書目，請參見引文）。

階級結構 職業結構

流動表 (I)許嘉猷、吳乃德、蔡瑞明 (II)許嘉猷、陳寬政、蔡淑鈴、

孫清山等、謝雨生

地位取得 (IV)許嘉猷、孫清山等 (III)許嘉猷、黃毅志、蔡淑

鈴、薛承泰

就「概念化」的過程而言，社會階層研究的「社會結構」以「階級結

構」與「職業結構」主要。有些研究針對「階級結構」，但也有些研究側重

的是「職業結構」，這兩類歸類方式各有其理論背景，雖不互相排斥，卻不

能混為一談，因此本文將之區分出來。至於「操作化」過程，有些研究強

調的是結構圖像（mapping）的形塑、結構流動的掌握；另一些則在於流動

因果、世代傳承機制分析。這兩類分析策略分別是以「流動表」、以及「地

位取得」進行，本文亦將之區分開來處理。

I—「階級結構」的流動分析

第 I 個類型是以流動表來分析階級結構的實證研究。這一方面，許嘉

猷（1987）〈台灣的階級結構〉一文，乃是早期探討全面性階級結構組成

的研究。這篇文章在概念上以及運作上已經相當明確地落實「階級結構」

的處理：

Wright（1977）乃以下列四個標準作為階級的運作定義

（operational definition）之基礎： (1)是否擁有生產工具； (2)是否購買他人勞力；(3)是否控制他人勞力；(4)是否出售自己勞

力。據此產生四項標準，乃產生了四種階級類別，即資本家階

級（capitalists）、經理階級（managers）、工人階級（workers）、小資本家階級（petty bourgeoisie）。…此外，依據台灣地區的

狀況，再依「農」與「非農」加以細分成為八個等級。由於台

灣的農業幾乎都是小農耕作方式，農業資本家可說是相當少，

農業經理可說是沒有，因此，本研究將農業經理階級除掉，而

成為七個階級（許嘉猷 1987：29-30）。

在實證分析方面，則採用交叉「列聯分配表」（cross-tables），將這

七個階級與一連串社會因素進行交叉分析，包括職業、年齡、教育程度、

性別、省籍、收入等變項。除了交叉表之外，作者為了解階級與這些因素

之間關係所呈現的型式（pattern），則運用「對數線性模型」（log-linear

model）和其衍生出來的「對數乘數模型」（log-multiplicative model）更

深入分析類別變項之間的關係。

該文有關階級結構的測度，是相當描述性的，只有階級與職業、教育、

省籍等因素的交叉分佈，並沒有提及代內或代間的流動，對階級圖像從事

的是靜態的描繪，目的在於敘述台灣社會「長什麼樣子」。之後，許嘉猷

在 1990 年發表〈台灣的階級流動及其與美國的一些比較〉一文，在「階級

結構」的界定上與上文略有出入；3而且在方法上，進一步引用流出(outflow)

與流入(inflow)的概念從事台灣父子兩代階級流動的分析，以探討階級結構

因階級流動所產生的變化：

在社會流動研究方面，本研究的重心將以對台灣父子兩代

階級流動表的分析，探討台灣階級流動特質及其意義，以及個

別階級的世襲和流動情形。在流動表經驗研究方面，Blau andDuncan（1967）從職業的補充與供給、階級藩籬以及社會距離

的主要層面此三大方向分析美國的社會流動與職業結構的特

質。…Featherman and Hauser、Blau and Duncan 的研究發現美

國職業流動幅度相當大，對於造成這些現象的主因，他們認為

是職業結構的變遷，而非社會流動的機會更加開放，即結構性

流動（ structural mobility），而非循環性流動（ circulationmobility）才是造成這些現象的主因（許嘉猷 1990：5）。

該文在理論上提出結構變動對流動的影響，在概念化上確定了結構性

流動的意涵及分析方法上的可行性。許嘉猷在這篇文章中對「階級結構」

有更細緻的探討，不止於階級圖像的靜態形塑，還對於父子兩代階級動態

流動進行探討。此外，為了要解釋父子兩代階級結構的不同，而進一步把

流動區分為「結構性流動」與「循環性流動」，以解釋差異的因素，對於

理論概念化過程、運作化過程都交代相當清楚。在第一篇文章中，捨棄農

業經理階級，而改以七種階級類別區分，相當符合 Wright（1977）的分類

宗旨。但在第二篇文章中，或許是由於的資料限制，並沒有使用 Wright

（1982）的詳細分類架構，僅以資本家、小資本家、經理、工人、農民五

類作為階級結構分類。

3 作者指出：上文是依 Wright 在 1977 年的階級界定，而此文則採 Wright 於 1982 年研究中更加詳細的分類；其中涉及了加上「工作自主性」、「將經理階級再予細分」等演變過程，最終將階級結構歸納為五個階級。其中複雜的歸類過程在此不予表述，詳見許嘉猷（1990），頁 4-9。

在方法上，先以百分比交叉流入流出表看父子兩代的階級流動。再來

運用 Goodman（1972）、Sobel, Hout, and Duncan（1985）等人提倡的 log-linear

model 分析結構流動與循環流動的情形。對於結構性流動的分析，在當時

仍屬於開創期，可能是因研究設計上的關係，該文並沒有完全採用 Sobel

與 Hout 的分析模型。陳寬政(1980)所建構的結構性流動模型，也與目前較

為階層研究者所接受的方法，有所差距(參見蔡瑞明 1997; Tsay 1997)。但

是，這些努力說明社會階層者對於掌握社會結構的期盼。

許嘉猷對於階級結構研究的第三篇文章〈階級結構的分類，定位與估

計：台灣與美國實證研究之比較〉發表於 1994 年。這篇文章仍是延續 Wright

對階級結構的分類架構，而且此研究計畫還經過和 Wright 本人的共同策

劃。4此研究主要的目的仍是以台灣階級結構的描述為主，並與美國相互比

較。Wright 探討階級結構的基本策略為：

Wright 實證研究階級結構乃是根據對某一階級結構的三種

不同位置之區分而來。此三種階級位置為： (1)基本階級位置

（ basic class locations ）； (2) 生 產 模 式 內 的 矛 盾 位 置

（contradictory locations within a mode of production）；以及(3)生產模式間的矛盾位置（contradictory locations between modesof production）。後兩者可以和稱為階級關係中的矛盾位置

（contradictory locations within class relations）。

基本階級位置意指在某一生產模式內，其生產的社會關

係，是完全兩極化的結構性位置。…生產模式內矛盾位置意指

某一生產模式內之階級位置並無兩極化現象，如經理階級既宰

制與剝削工人，又被無產階級宰制與剝削。…最後，生產模式

間的矛盾位置指在某一社會階級結構中，某一階級的階級位置

可能需由這些非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加以界定，Wright 稱此現

象為「生產模式之相互貫穿」（ interpenetration）。這些需由相

互貫穿的生產模式關係所界定的階級，乃被稱為生產模式間的

矛盾位置。舉例而言，小雇主既擁有又直接使用生產工具；同

時，又有資本家的特性，因為他也雇用了工人（許嘉猷 1994:31-33）。

4 此研究是源於「階級結構與階級意識比較計畫」，乃是美國威斯康辛大學 Wright 教授創始的國際性比較計畫，主要是希望以嚴謹的方法建立有關社會結構、階級意識的系統性、國際性資料庫，供學者們比較研究之用。目前已有近二十個國家參與該計畫，台灣方面由許嘉猷教授擔任計畫主持人，於 1990 年赴美與 Wright 本人討論，並於 1990 年 7 月至 1993年 6 月完成研究調查與論文撰寫，詳見許嘉猷（1994）。

許嘉猷引介 Wright 所討論的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位置，並將之應用於

台灣社會，把階級結構的複雜性呈現出來。Wright 等人（1982;1985;1990）

就以上述階級結構區分方式進行實證研究，許嘉猷亦參照此類標準，將台

灣的階級結構區分為：資產階級、小雇主、小資產階級、經理與監督階級

（經理、佐理與監督）、半自主性受雇者、勞工階級等類別。並且以交叉

分配分析不同階級類別與產業部門、族群、性別三個社經變項的關連性，

而且並列美國的分析以供比較。

許嘉猷後來的論文根據 Wright 的階級分類修正了他過去論文對於台

灣階級結構區分不夠細緻的問題，這個研究是以 Wright 的矛盾階級理論作

為階級結構分類與定義的基礎，並且把「中產階級」這個備受爭議、難以

測量的階級作了相當好的界定。至於研究方法則相當簡單，僅以百分比交

叉表顯示階級與社經變項的關連性，由於但作者研究目的僅在於台灣階級

結構的描繪，這樣做法並無不當。

另一篇討論階級結構的論文是吳乃德於 1997 年發表的＜檳榔和拖

鞋、西裝及皮鞋：台灣階級流動的族群差異及其原因＞，文中對階級結構

的界定並不同於許嘉猷，吳乃德認為 Wright 以「擁有生產工具、組織中的

權威和職業技能」三個面向所建構的階級結構難以分析階級流動，因為組

織中的權威並不構成重要的階級藩籬，且以權威為基礎的階級地位並不會

過繼給下一代。此文的研究重點在於階級流動以及上層階級對下層階級開

放性的探討，對於階級結構的界定是參考 Goldthorpe 的階級分類。吳乃德

的研究目的，並不是要為台灣階級結構勾勒圖像，而是定位在不同族群在

「下層」往「上層」流動機會的相互比較。

Goldthorpe 根據市場情境、工作情境以及生命機會，區分階級結構。

吳乃德就以此做為台灣階級結構的分類架構，但為配合台灣社會狀況略作

修正：在第二類中加入中學和專科教師及小學校長；第三類中加入軍警人

員；第四類中的農民和小商店主分開，形成第五類農民階級；原五、六、

七類的勞工階級合併為第六階級，合計六個階級。

在文中特別強調，這五個階級沒有「層級性」（hierarchical order），

只是粗分一、二為上層階級，三、四、五、六為下層階級；若是一二之間，

或是三四五六之間彼此流動，並不屬於社會流動，而只可說是職業變動。

只有下層階級的子代流入一、二階級，才為此文所界定的「向上流動」。

作者以流動表分析父代與子代的流入與流出，並且以「勝算比」(odds ratio)

計算不同省籍向上層階級流動的機率，最後並以邏輯迴歸預測下級往上級

流動可能的因素。

在名為「遠離田園」的論文“Leaving the Farmland: Class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and Social Mobility in Taiwan”(1997)，蔡瑞明以農人子弟遠

離田園的圖像，顯示台灣近四十年來的社會流動對階級結構的影響。該文

考慮結構的變動，認為階級結構與個人社會流動的關係並非一致的，需視

個人所處歷史階段而定。在理論上，蔡瑞明認為社會結構與社會流動是一

對不可分離的概念。他的分析方法是利用對數線性模型比較四個年齡層的

兩代間社會地位傳承，結果發現結構性社會流動造成農業人口急速消失，

工人及服務業階級興起。台灣經濟結構變遷造成快速社會流動，提供向上

流動機會，但父子兩代傳承並沒有劇烈的變動。若從整體社會層級來看，

白領與藍領階級有明顯的區隔，農人階級位置顯得較為孤立（Tsay 1997：

17）。在方法上，該文以 Sobel 等人(1985; Hout et al. 1987)所提的多組結

構性流動方析模型來估計結構性流動。

從以上的整理可以發現，從原先靜態「階級結構」圖像的形塑，不同

階級與社經變項的關連分析，到父代與子代動態階級流動以及流動結構因

素的探討；研究方法也從簡單的百分比交叉分析，到 log-linear model、

log-multiplicative model 的建立，階級結構研究可說是漸漸在進步之中。可

是隨之而來的問題是，社會階層化與社會流動的測量是否只在於「階級結

構面向」？雖然如此，仍然有些學者認為「職業結構」的測量，已經可以

更清楚地把台灣階級結構描繪出來。

II—「職業結構」研究的出現

以職業結構取代階級結構，來看社會階層化與社會流動的過程，也是

社會學者研究的重點之一。此處探討的是分類架構的第 II 個類型——以「流

動」角度看「職業結構」的研究；至於另一個研究重點「地位取得」，則

在下一個節再進行討論。「職業結構」的概念為何如此重要，文崇一認為：

經過幾十年來工業化過程，不但原有農業社會的組織已經

遭到破壞，地主階級蕩然無存，就是原來區分士農工商職業的

界線也完全改變了。工業社會的階層現象幾乎完全建立在職業

的基礎上，而財富、權力、聲望以及與這三者有關的若干指標，

如職業的社會地位、收入、教育程度又成為重要的影響因素」

（蔡淑鈴 1988：2；轉引自文崇一 1985：26）。

蔡淑鈴（1986）〈職業地位結構——台灣地區的變遷研究〉一文提到

「職業的分化可以說是社會分工最明顯的指標，同時也是社會分工最具體

的結果」。蔡淑鈴對於職業結構的界定為：

Blau and Duncan 的觀點指出，與農業部門萎縮相對照是專

業性，高技術工作性、管理工作、佐理工作、買賣工作，以及

技術工匠等幾種職業的快速成長。這幾種職業的人口膨脹不僅

改變美國整體人力資源的分配，同時亦影響代間與代內的職業

地位變動。…英國亦發生類似的職業結構變遷，根據 Goldthorpe（1980）的觀察，英國和其他工業進步的國家一樣，近幾十年

來，職業結構的轉變循著一定的趨勢而進行，這個趨勢就是體

力勞動的職業逐漸萎縮。

Goldthorpe 之職業地位流動的分析是從階級論的觀點出

發，工業革命以後的英國在經濟快速發展，社會新陳代謝的過

程裡顯現出一個重要的特徵，就是服務階級（service class）的

興起。服務階級是由專業性、高技術性、行政工作、及管理工

作等職業組成的。這些新興職業的日益壯大不僅改變了英國職

業分配的結構，亦形成一股新的社會階級力量（蔡淑鈴 1986：

300）。

蔡淑鈴從職業結構的變遷來探討台灣社會階層化的過程，在職業地位

的測量方面採多面向（multidimensional）職業地位結構：就業人口的「職

業類別」、「行業類別」及「從業身份別」的類屬分別進行實證探討。蔡

淑鈴採用 log-multiplicative model 和 log-linear model 統計方法，建構職業

類別、行業類別以及從業身份別的最佳配適模式。

蔡淑鈴的這篇文章因為同時針對職業、行業、從業身份三個不同的結

構進行探討，因此工程相當浩大。但其中可討論的是：先前提到對階層化

過程影響最大者為職業，職業結構的變遷可代表社會結構的變動…在過去

文獻和理論中並沒有提到「行業」、「從業身份」結構的重要性。行業即

為「產業部門」，僅僅是類別的區分，本身難有像階級、職業一般涉及權

力機制；而從業身份依蔡淑鈴的分類，類似於「階級」的概念，但也不完

全是。雖然研究結果呈現這三個面向有密切關連，但作者提出的行業和從

業身份兩個結構概念，在理論上的論述並不多。

此外，許嘉猷亦在 1989 年發表〈台灣代間社會流動初探：流動表的

分析〉，則與上述 1990〈台灣的階級流動及其與美國的一些比較〉一文非

常相像，不管是在理論、測量方法，甚至連結論都有一定程度的雷同。最

大的差異在於後者分析對象是階級結構，而前者的分析對象則是「職業結

構」，許認為職業結構和階級結構的差異為：

不少的社會學者在討論階級時，常常把階級與職業混為一

談，而認為階級基本上就是職業的混合體。即使他們認為階級

與職業在概念上有所不同，在實際運作階級的過程中，也常以

職業的組合來代表階級。衝突派學者 Wright、Poulantzas 基本

上拒斥這種看法，他們認為階級與職業代表著工作的社會組織

兩種不同的層面。職業的分類是以技術分工為基礎，因此職業

所涉及的是職務（job）的技術內容，而階級所指涉的是生產的

社會關係（如生產工具的佔有和控制）。在此生產的社會關係

（階級）內所執行的種種技術性職務才是職業（許嘉猷

1987:35-36）。

話雖如此，職業結構的探討亦為社會階層化與社會流動研究不可忽視

的課題，Hauser 等人（1975）的研究就指出影響美國代間流動型態最主要

的因素是職業結構的變遷。許嘉猷參考 Blau and Duncan（1967）與

Featherman and Hauser（1978）的分類架構，將職業結構分為七類，分類方

式與前一篇蔡淑鈴的研究完全一樣，研究結果顯示台灣代間流動的比例相

當高，約在三分之二左右，顯示地位世襲情況並不嚴重，台灣已趨近於一

個開放的社會。由於農民的大量流出，職業向上流動率更高於向下流動率

2.8 倍左右。其次，他也發現結構性流動率高於循環性流動率。以階級藩籬

而言，農民與工人之間無藩籬存在，但白領與藍領之間有道不易越過的藩

籬（許嘉猷，1989：541-542）。在這篇論文中，作者很清楚他的論述必須

考量到結構定義的妥當性。

謝雨生與余淑宜（1990）發表〈台灣的社會階級結構及其流動〉一文，

雖然題名為「階級結構」，但實際內容則為「職業結構」的探討，作者在

文中提及：台灣社會的職業與階級間的關連程度很高，因此將社會階級概

念納入父子職業流動之研究。以 Weber 及新韋伯論者有關社會階級的概念

出發，探討的主題有二：首先是父子職業流動的社會階級結構分析，以了

解職業與社會階級間最適當的關連或配置關係。其次，他們分析社會階級

間的相對流動機會。但是作者的邏輯是要證明「以職業流動代表階級結構」

在理論上的正當性，以及在驗證上的可行性：「理論上參考 Giddens 所主

張『社會階級結構乃模塑於職業流動的機會上』，而在方法上則採用可以

同時考慮社會階級結構於職業流動表分析中的隱性結構模型」（謝雨生等

1990：36）。這個研究的特殊之處在於謝、余兩人採用了 Clogg（1981）

提出的「隱性結構模型」概念，作為階級結構形塑的理論基礎。然而，這

種統計技術從一開始就不從理論出發。因此，其適用性是值得深思的。「技

術導向」一直是階層研究領先其他社會學研究的利器之一，但是在應用上

是否妥當也是台灣社會階層研究在理論上難有進展的原因之一。

孫清山、黃毅志（1997）〈台灣階級結構：流動表與網絡表的分析〉

一文，乃是以各階級間的關係來分析台灣階級結構，類似 Blau and Duncan

（1967）以職業間的關係分析職業結構的作法，分析台灣的階級結構。他

們的分析對象除了各階級間的流動之外，也包括了各階級成員間之社會網

絡。參考 Goldthorpe（1980）之分析架構，重點在於以階級結構變遷所引

發的結構性社會流動，與相關連的各階級間社會網絡，及其階級形成來探

討階級結構。

作者雖然指明此研究為「階級結構」，但以作者的分類方式，和其他

研究者的分類架構相比較，還是比較相近於「職業結構」，因此本文將之

認定為職業結構變遷的研究。作者以流動表探討不同職業結構間的初職、

現職之外，還討論了另一種形式的交叉表：也就是「網絡表」。他們以網

絡表分別探討「友誼網絡」——本人現職與最好朋友現職的關聯、「婚姻

配對網絡」——本人現職與配偶現職的關聯，以探討職業結構及結構界限。

上述的討論大致介紹了探討階級結構、職業結構的階層研究論文。這

些文章共同的特點有二：一是描述整體結構，如階級和其他社經變項（教

育、族群、職業）的交叉分佈，目的在於描繪台灣的階級圖像。二是探討

父代與子代、或初職與現職流動的關聯型態，這兩種研究在方法上都是採

單純的流動列聯表。若以流動型態為基礎進一步分析階級流動是肇因於結

構性流動，或是循環性的流動。

III—因果機制探討——地位取得研究

無論是階級結構或職業結構，從上述實證研究所採用的「靜態」列聯

表（結構與社經變項的關聯），與「動態」流動表（在結構中的流出與流

入），看到的僅是代間或代內流動的分配結果，而非流動的過程。關於這

點，「地位取得」（status attainment）研究補足了這個缺失：

依 Duncan（1979）所言，地位取得研究重視的是社會出身

和其他背景特性對職業成就的影響模式：而流動表的分析，重

視的是以職業地位的起點（origin）和終站（destination）之比

較，去分析職業世襲和流動的基本型態。前者將職業地位視為

有高低尺度的變項，而以迴歸係數估計出身對終站的影響程

度，但它卻無法詳細告訴我們流動型態和個別職業的傳承與流

動情形；後者雖可幫助我們分析流動型態和個別職業的傳承和

流動情形，但卻無法告訴我們職業傳承的機制（mechanisms）和過程（許嘉猷 1989：519）

由於地位取得研究採用迴歸模型作估計，因此自變項和依變項所有測

量值均需是連續性的等距尺度。上述研究將「職業結構」定義為專門技術、

行政主管、監督佐理、買賣工作、服務工作、生產體力工與農林漁牧等類，

雖然不再是以生產工具有無之階級對立來界定，但在測量技術上仍不能算

是連續的職業分數。因此，必須有方法將不同的職業等級轉化成高高低低

的職業分數，在這方面，研究者多採用 Treiman(1977)的「標準國際職業聲

望量表」，做為職業地位評分的依據。

台灣的地位取得研究從 1980 年代起蔚為風尚，如許嘉猷（1982）對

台灣地位取得模型的建構；蔡淑鈴（1988）對不同族群比較；黃毅志（1990）

對教育機會不平等性之探討；薛承泰（1995）對台灣地位取得模型的檢討；

孫清山、黃毅志（1995）運用地為取得模型探討階級取得過程。研究結果

大多能符合地位取得模型的特質，將職業地位取得的因果機制作了相當掌

握。台灣的地位取得研究歷經十餘年的累積，從單純的模型建構、測試，

到加入不同的變項、探討不同的主體，實在擁有相當豐富的成果。5

「地位取得模型」的建構的確補足了流動表只見流動模式，不見流動

機制的缺失。6但是，地位取得模型乃是探討個人出身到成就所經歷的生命

週期中涉及的因素，以及這些因素之因果機制關聯；這種「個人式」研究

取向無法看出整體結構圖像，甚至難以釐清結構對於個人的作用。有些研

究者已有注意到此問題，並且提出彌補之道：

不論是 Blau and Duncan 的地位取得模型或是人力資本

論，他們強調的是個人教育對報酬的影響，往往被批評為忽略

5 台灣使用地位取得模型的實證研究相當多，不單是「社會階層」領域，連教育、政治、都市、傳播等各個社會學次領域，都使用得非常廣泛。本文的重點在於「結構」概念的使用，無法詳細探討各篇地位取得研究。6 在分析技術的應用上，流動表所使用的對數線性模型比地位取得模型慣用的迴歸分析較慢受到社會學家的重視。這種改變可以說是由於地位取得模型在理論上的貧乏所導致的。尤其是地位取得模型無法有效的處理階級關係的議題。

結構面特質對報酬影響的分析。面對這些批評，把結構面相引

入地位取得模型中作分析，就成了地位取得研究者的努力方

向；林南（Lin Nan）等人探討結構面的社會網絡（資本）對地

位取得之影響，與探討鉅視結構層面的經濟發展變遷對地位取

得影響的工業化論及其相關研究，都是從結構面來分析地位取

得（黃毅志 1992：137）。

Wright（1979）往往批評地位取得研究所作的是微觀個人

層面分析，而忽略結構面的探討。然而有許多研究從同一國家

的一時間點樣本資料中，不同年齡組的教育、初職地位取得之

比較，或不同年份，不同國家的現職地位取得之比較，來分析

鉅觀結構層面的經濟發展、教育擴充、職業結構變遷對教育、

初職、現職地位取得之影響，例如以教育擴充太快，以及職業

結構中高等專技工作增加有限，來解釋個人層面的教育對職業

影響日小，正是結構層面的分析（黃毅志 1996：93）。

由於地位取得研究本身的限制，難免遭受「忽略結構面探討」的質疑，

但研究者以加入社會資源、社會網絡變項（因為這些變項是指「結構因素」）

以及區分不同 cohort 分別進行地位取得過程探討。這些都是盡量拉近與結

構距離、試圖以地位取得形塑結構圖像的變通方法。

IV—地位取得研究用於階級概念的探討

「地位取得研究」由於採用多元迴歸（或邏輯迴歸）方式進行，因此

在變項方面要求高層次「等距尺度」（interval scale）的測量值，不同於單

純的類別概念。因為「職業結構」可化為連續性的分數，因此用在地位取

得上沒有困難。但是，無論是新馬克思的 Wright、或是新韋伯的 Goldthorpe

等人所提出的階級分類概念，卻不能夠轉換為分數，在「地位取得」的研

究取向上，變得比較困難。

因此，這類型的研究（階級結構 vs 地位取得），在所有四種類型中佔

的比例最少，本文只蒐集到兩篇。先發表的一篇是許嘉猷（1982）〈出身與

成就：台灣地區的實證研究〉，此研究的行文相當清楚，研究目的也很明確，

就是仿照 Blau and Duncan（1967）的作法，建構一個台灣的「地位取得模

型」，為顧及地位取得研究同時注重代間流動與代內流動的基本精神，此研

究在模型中放入第一代的教育、職業與收入，以預估第二代的教育、職業

與收入。

這些論文需要處理如何將「階級結構」帶入地位取得模型的問題。許

嘉猷的作法是先將階級結構劃分出來，以階級分組的方式，每一個階級建

構一個地位取得模型，彼此間相互比較，總共建構了非農雇主、非農經理、

非農自雇者、非農工人、農人，再加上非農全部樣本、以及全體樣本等，

總共五個階級、七個地位取得模型，探討這七個類型出身對成就的影響。

第二篇一樣以地位取得角度處理階級結構的則是孫清山、黃毅志(1995)

〈教育、收入與社會資源和階級取得過程之關聯〉一文。這篇文章一開始

就提到了結合地位取得和階級結構的意圖：

延續 Robinson 等人的研究，拓展地位取得模式的運用範

圍，以屬於類別變項的 Wright 之階級位置代表階層，探討階級

流動的因果機制（稱之為「階級取得過程」），以及所取得之階

級位置對收入之影響。並探討林南的社會資源概念在階級取得

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該研究把階級視為依變項，探討幾個自變項是否取得此階級地位；再

者則是把階級視為自變項，配合原有的人口變項，探討階級對個人收入的

解釋力。在「階級位置」的測量方面，仍是參照 Wright 的界定方式，以「是

否為己工作」、「是否雇人」、「是否控制他人勞力」等因素區分出資本家、

小資本家、經理、工人等階級，並以這些類別性的概念從事地位取得探討。

地位取得模型常用的自變項為性別、父親職業、父母親教育、省籍、

出生地、出生年次等等。將階級作為依變項時，由於不是連續性的測量尺

度，因此常以邏輯迴歸逐一探討各自變項「是/否」取得各個階級位置。若

是以階級位置作為自變項時，則設定為虛擬變項（dummy variable），在控

制其他背景變項後，檢驗此階級變項對收入的解釋力為何。

許嘉猷（1982），孫清山、黃毅志（1995）兩篇文章呈現了不同的風

貌。以許嘉猷的文章，是在不同階級類別中分別找尋地位取得的因果機制，

階級結構只是一個分類的標準；在整個運作過程中，階級位置和階級位置

間彼此並無很大的關聯。至於孫、黃的研究，為了配合地位取得模型的分

析取向，將「階級位置」分別運用於自變項與依變項之間，雖然實證過程

相當清晰條理，但是也一樣沒有針對階級結構的形塑多加討論，而是單純

視為一個變項，或是因果關連中的一個機制而已。

三、社會階層結構的邏輯

本文透過整理台灣社會學界對於社會結構的使用，探討這些研究是否

清楚地掌握了階層研究的基本問題，以及他們所使用的概念是否充分地回

答這些問題。理論的提出是為了回答問題的(Wrong 1961)。台灣社會階層

研究所用的理論可以回答他們的問題嗎？首先，我們先對台灣社會階層研

究者所引用的結構理論，做一個整理。台灣的社會階層研究者對於結構的

使用，通常明白的指出其結構基礎，少數雖然沒有明確指出，但是在其概

念化的過程中，也內涵著其對社會結構的預設概念。台灣階層研究所引用

的理論大致有 Marx、Weber、Giddens、Blau 等人的結構理論，在此簡略地

概要這些結構觀。

在上述分析中，台灣社會學家引用 Wright 的階級分類架構，就是以

Marx 的結構論作為基礎的。自研究者嘗試以實証分析來處理階級問題起

始，以馬克思(Karl Marx) 理論為基礎的階級研究主宰了有關階級的分析。

馬克思理論的階級分析向來著重以生產工具的所有權，來界定階級關係。

但是，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模式，階級結構不僅無法使用有產的資產

階級與無產的勞工階級來分類，其他的指標也難以完全涵蓋複雜的生產勞

資關係。雖然，實証的馬克斯主義試圖以權勢與剝削概念為基礎，來解決

職業分類的問題 (Wright 1985; Roemer 1982)；但是，此一分析取向必須解

決階級關係中屬於無法歸類的階級「矛盾位置」(contradictory locations)的

問題(Wright 1985)。然而，在實際研究中，將階級的分類予以操作化是相

當困難的，有不少的馬克思主義取向的階層研究一直想解決這些矛盾問

題。另一方面，這些矛盾位置也是許多研究的旨趣與重點，例如小資產階

級或中產階級的地位與形成。這類的分析架構通常僅側重於階級的本身，

而非階級的形成過程(class formation)。因此，在勞力市場中透過社會流動

而展現出階級的形成與持續的現象常被忽略或誤解，例如普羅化

(proletarianization)的趨勢。新馬克思論者(Neo-Marxist)常以個案的觀察或

從普查的整體資料來支持普羅化的論說(Wright and Singelmann 1982;

Wright 1985)。現代社會由於資本累積與分配的方法與過程的複雜化，階級

的形成(class formation)不再如馬克思當年所認定的如此簡單。社會學家大

多同意對資本主義階級結構的瞭解，必須考慮階級的形成(參見 Wright

1985)。Wright 認為馬克思的階級理論不足以涵蓋現代資本主義的階級關

係，因此，他進一步以現代社會的階級形成的進程分析階級結構。

Weber 則是結合職業、社會地位及生產工具等多個面向

(multi-dimensional)，作為階級分類的基礎；階級位置關乎著個人在市場經

濟的生存機會(life chances)。因此，韋伯強調階級地位在市場上的流動及其

過程。他認為「社會階級由階級狀況所集合而成，在此群體中，無論是個

人或是代間的流動都是容易且理所當然。」(Weber 1978:302) 韋伯的此一

理論同時蘊涵著，階級的延續與維持主要是透過阻擋其他群體的進入，而

在階級內部又有順暢的社會流動。這種理論為社會階級分析提供了一個可

以驗證的操作性定義。利用社會流動的資料配合對數線性分析技術，已證

實為探索階級關係與階級結構的一個可行方向(Breiger 1981; 1982; Snipp

1985)。換言之，如 Breiger 利用 Weber (1978) 基於社會流動概念的階級定

義來作基礎，以「內部同質假設」(internal homogeneity thesis) 依流動模式

的同質性程度將大型職業流動表內的職業分類組合成少數的職業類別或階

級。這種利用個人流動所集合成的結構形態(structural pattern)，並沒有理

論來設定這些形態的等級(level)。如此一來，階級間的不平等結構如何形

成，也沒有理論基礎。這種階級形成(class formation)取向的理論假設非常

接近 Giddens(1973)所謂的「結構化」(structuration)的論點。據此理論，職

業流動機會愈封閉，階級藩籬(class boundaries)愈容易形成。

除了 Weber 與 Marx 的階層理論所內涵的結構論點常被討論到之外，

Anthony Giddens 的結構化(structuration)理論也經常被引用來瞭解台灣「結

構」的形成與變遷(例如謝雨生、余淑宜 1990)。結構化是 Giddens 社會學

理論的主要概念。結構化理論定義「結構」為由社會體系的性質所組成的

規則與資源(rules and resources)，其存在僅作為結構的特質；「體系」是以

一般的(regular)社會活動所組織的行動者或集體(collectivities)之間關係的

再製；「結構化」(structuration)則是掌控結構之持續或是改變的條件，因

而也是體系的再製。在討論階級結構時，Giddens 企圖透過結構化理論，

來突顯資本主義中階級結構形成的特性。相對於 Marx 與 Weber，Giddens

認為現代資本主義市場不是一個權力的結構，階級的結構化在於任何特定

市場有關的封閉程度。Giddens 提出階級關係的結構化有「中介」(mediate)

與「接近」(proximate) 兩個主要元素。中介因素是連結市場和階級之間的

所有運作元素。「接近」則是在實際的工作場域中，行動者運用其環境中

的規則或資源(結構)，而有助於階級關係的再製。這是 Giddens(1984)的結

構化對階級結構的建構所提出的觀點。對 Giddens 而言，結構化的過程中

「結構不是只有約制性，結構同時具足限制和能動。」(1984:25)。對於

Giddens 而言，個人與結構是相互包含的。這是 Giddens 結構化的論點不同

於過去的結構論的所在：「…不把社會關係與實作的再生產，當成是結構

自身內涵之邏輯的機械性運作結果，而是一個具有主動組構能力的動態過

程」(葉啟政 1998:63)。

台灣社會階層研究者通常引用的是 Giddens 那本早已絕版的 The Class

Structure of the Advanced Societies (1973)。基本上，Giddens 對於他在 1973

年所提的許多主要的內容都不甚滿意，而他在這本書首次提出他的結構化

的概念時，並未意識到將此概念應用於整個社會。對於 Giddens 的結構論

要有比較完整的認識，應該要參考他的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1984)。有些

學者公開表示，Giddens 的結構化論點，根本是一條死胡同(Kontopoulos

1993:1, 214-219)，因為 Giddens 無法提出結構化的機制，也就是形成結構

的邏輯，那麼結構化其實只是一種想像的結果，只是靜態的分析；其次，

與階層研究者最有關的是，Giddens 的結構化被批評為缺乏層級的理論

(theory of level)，無法提出一套有系統的理論，解釋結構的層級如何形成。

更甚者是，Giddens 在試圖融合個人與結構的二元論時，無法有效的解釋

階層層級化如何產生(Kontopoulos 1993: 214-219; Mozelis 1991)。

Kontopoulos 對 Giddens 的批評是否充分，不是本文的重點，不過，可以確

知的是，西方學術界對於 Giddens 的結構化說，褒貶參半(參見 Bryant and

Jary 1991; 葉啟政 1982; 1998)。因此階層學者在引用 Giddens 的理論進行

驗證時，必須要格外慎重。

台灣研究者雖然比較少直接引用 Blau 的結構觀，不過在分析的概念和

理論建構上有類似的邏輯。Peter Blau(1977)的 Inequality and Heterogeneity

所提的理論也是台灣社會階層常用的理論基點。Blau 對於結構的討論著重

在人們在不同位置的分配與他們的關連。Blau強調結構的 emergent property

並非來自個人的特質，而是來自眾多個人的集合體。這樣的結構可以化約

為個體的集合。70 年代以來的網絡分析學者批評這種結構觀是一種方法論

上的個人主義(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這種取向以類別不同來區

分，假設類別相同的人受到結構影響的程度是一致的(Wellman 1988)。但

是，Blau 並沒有進一步討論，結構中的個人到底是被類屬所決定，還是一

種理性的選擇。Kontopoulos 批評 Blau 結構觀點，過度壓縮了人們的意志，

好像人們在同一個結構的影響下有相同的意志與行為，如同法國社會階層

的學者 Boudon(1974)對於個人(意指「社會人」)(homo sociologicus)，在結

構下的選擇，會受到場域、習俗、慣性等因素所影響；他拒斥「經濟人」

(homo economicus)的完全理性行為模式(引自 Kontopoulos 1993:115-118)。

台灣的階層研究習慣使用個人的集合體來代表結構，並對於個人產生一致

性的影響力，與 Blau 的論點相當接近。但是，到底結構下的個人如何來面

對結構所給予的選擇的問題，在台灣的階層研究幾乎從未被提起。同時，

Blau 與 Duncan 所提的地位取得模型，在台灣也曾極盛一時，至今未衰。

許多個人屬性(attributes)的類別，如出生地、出生年常被及合成為地區、

cohort 等變項，而這些變項就被視為結構因素來處理。

另一個較被常引用的結構觀點，則是從網絡的角度所提出的社會資本

(social capital)(Coleman 1990; Bourdieu 1981)和鑲嵌性(embeddedness)

(Granovetter 1973)的概念。這個取向的論點與 Blau 的名目上或等級上的分

類是不一樣的。網絡的概念強調的是人際的關係，一種社會性的關係所產

生的「力量」，這種力量具有累加性，人們之間雖然個人的特質沒有差異，

但是每個人的關係網絡卻可以影響它的資源，進而形成一種影響其行動結

果的因素。正如一位台灣的社會階層研究者所言：

「社會流動的社會資源理論強調的是：影響個人職業地位

的因素，除了個人的特質外，結構層面的社會網絡中所蘊含的

社會資源亦很重要，一個人社會資源愈多、欲能從他的親朋好

友中得到幫助，成功的機率愈大。」（黃毅志 1992：148）

這種論點一方面提出了一種可以驗證、測量的結構「變項」，比直接

將結構視為一種不證自明的力量來得有說服力。另一方面，它也相當恰當

地結合了個人與結構的關係(參見 Wellman 1988; Nan 1990)。

四、台灣的社會結構研究

台灣的社會階層研究，可說是跟進於西方社會階層研究，特別是美國

社會階層研究的取向。早期的地位取得模型的引進帶動了大量的結構模型

的因徑分析(path analysis)，接著是新結構論(new structuralism)，7以及後來

使用流動表(mobility table)來分析流動模式的研究取向(參見蔡瑞明，1997)。

台灣的社會階層研究者體認到台灣的社會結構在過去的四十年間經歷

了很大的改變。結構變動與社會流動，是兩個相互牽連的面相。社會流動

7 八十年代在美國訓練回國的博士從事階層的研究，有不少嘗試應用新結構論的模型，大多基於 Baron and Bielby (1980)或 Althauser and Kalleberg (1981)等人的著作，但是研究結果比起地位取得模型就少多了。

在結構變遷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Blau and Schwartz 1984: 58)。社會學家很

難單純去思考結構而不去討論個人的流動，反之亦然。以台灣社會階層慣

用的職業結構來說，以個人的職業來建構一個層級的分類，稱之為職業結

構時，也就不得不思考，為何這些人的職業會是如此的分配？職業結構不

是固定不變的，這些分類名目下的人數、或比例，是會隨著社會流動而改

變的。所以，到底是結構限制了個人，還是個人改變了結構，這個答案並

非自明的。因此之故，階層研究者一直企求一套結構理論來解釋這個複雜

的關係。

台灣的社會學家，尤其是階層的研究者，雖然在論文中，大量使用結

構的概念，但是，很少去反省他們日常所慣用的結構概念，不論在理論概

念的定義上或概念的操作化上，台灣的社會學家很少清楚的加以論述。我

們也看到階層研究者比較嚴肅地去思考結構的問題。但是，到目前為止，

大多數的反省是透過方法上的改善或修正來探討結構。以下，我們選擇了

三篇論文來作為代表：

1. 陳寬政(1980)：＜結構性社會流動影響機會分配的過程＞

2. 謝雨生、余淑宜(1990)：＜台灣的社會階級及其流動＞

3. 鄭讚源(1995)：＜連結「結構」與「個人」－－美國天主教會中「組

織人口」與「組織內地位取得」之多層級分析＞

陳寬政引用「新的」對數線性模型(log-linear model)來定義結構性及非

結構性流動。在當時地位取得模型正值如日中天的時候，該文採取一個「另

類」的取向：分析流動表從中探討結構性流動的意義。比較地位取得模型

與流動表的分析，「…地位取得模型是以職業聲望等連續性的變項為主要的

指標，使用迴歸分析的技術來研究社會流動。基本上，迴歸分析將豐富而

複雜的社會階級關係縮減成單一的迴歸係數，難以有效地分析社會流動範

疇中，資源分配的相對關係。…地位取得的分析在某種程度上忽略社會位

置與社會流動的關係。」(蔡瑞明 1997:64)。陳寬政的目標是分隔出結構性

與非結構性流動，如此一來，困擾社會學研究者的結構與個人因素(或者說

環境與基因的問題)，就可獲得解決。也許該文並沒有能夠完全回答它的問

題，但是以分析方法上的進展，試圖解決結構的難題，算是一個難得的嘗

試，後來台灣的社會階層研究，越來越多的論文以流動表為分析的對象，

顯示出該文研究取向的前瞻性。

另外，謝雨生、余淑宜也引進對社會學家來說可說是全新的分析模型，

稱之為潛在結構模型(latent structure model)8。謝雨生與余淑宜在分析台灣

階級結構時，同時討論理論與方法者，算是少數。他們宣稱「在理論上參

考 Giddens 所主張的『社會階級結構乃模塑於職業流動的機會上』，而在

方法上則採用可以同時考慮社會階級結構於職業流動表分析中的隱性結構

模型。」(1990: 36)謝、余對於 Giddens 的論點，基本上是建立在 Giddens

的結構化理論(theory of structuration)，他們認為 Giddens「嘗試聯結 Weber

的社會階級概念於職業流動的研究中，並強調聯結市場能力到階級關係的

過程而造就階級結構的發展，就是歸功於所謂的中介結構 (mediate

structuration)」(1990: 34)。到底何謂「中介結構」，他們兩位並沒有說明。

接著，他們對於階級結構下了一個清楚的定義：

… 階級結構乃模塑於職業流動的機會上，亦即

Giddens 所謂的職業流動機會封閉的程度愈大，則愈可能

造就社會階級的形成 (1990:34)。

Giddens 的理論不僅用於此文，不少社會學者同樣引用 Giddens 的論

點，例如黃毅志(1997)。這一類的研究基本上是以「階級結構的形成過程」

為討論的重心。在這個過程中，Giddens 的結構化，常被引用來從事實證

的分析。其中，由於台灣的社會在近幾十年來歷經巨大的轉變，相較之下，

社會結構已經有很大的變動。這些變動的過程是如何發生的？一個階級結

構如何分解，重組，建構，再製，這個過程一直是階層研究者的主要關懷。

第三篇要討論的是鄭讚源的論文，他採取多層級線性模型(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的分析方式，在地位取得模型中加入結構變項，而這種結構變

項不同於以往的研究僅是個人特質的集合體，而是由群體資料中抽離出來

的。然而，層級的分析能否有效的連結結構概念化與操作化的問題？這是

一個令學者頭痛的問題。與謝雨生的論文一樣，鄭讚源的論文是台灣的階

層研究中少數對結構有比較深刻認識的論文之一。此外，雖然他也企圖以

新的多層級線性模型來連結個人與結構，但是在結論中，他也承認他的分

析並不是很成功，他說道：「…『結構』與『個人』之間關係的本質，以

及「結構」影響「個人」的可能機制，尚有待澄清與探討。」(1995:149) 不

過，有這樣的反省在現有的研究中也是相當難得的。

8 Latent class structure 中的 class 並非社會學中的階級。它只表示一種類別，與社會階級的意義差距很大。

五、台灣社會階層結構使用上的困境

結構的概念在台灣社會階層研究已經使用了幾十年了。社會學家對於

結構的瞭解與解釋已有不少新的論點。但是台灣的社會階層研究對於新的

結構觀沒有太多的注意與關切。即使從引進西方社會階層研究的角度來衡

量，學者的借用也欠缺完整的理解。以 Giddens 的理論為例，研究者過度

使用 Giddens 結構化的概念，但是對於結構化的定義，在引進台灣之後，

研究者不斷的互相引用，很少直接去討論其中的意義。在 Giddens 本人對

於結構化的概念都已有了大幅的修正之後，台灣的階層研究依然使用此概

念，顯示出台灣階層研究者在理論上、概念化的使用上，缺乏深入的反省。

由於 Giddens 的結構化論點內涵著個人的行動集合成結構，對於亟思解決

個人與結構模糊不清的問題，並得去應付快速變遷的台灣社會的複雜關

係，確實可以帶來一個新的理論和取向。但是，台灣的學者並未進一步地

處理結構化的過程中，複雜的規則、資源的分配的問題。另一個例子是，

Blau 與 Duncan(1967)的地位取得模型，及這個模型所使用的所謂結構性變

項如地區、cohort 廣為所用，但是對於 Blau 後來發展的結構概念，則使用

得很少。企圖解決主觀主義與結構主義對立 Bourdieu 的結構理論(參見 葉

啟政 1990)，也很少被使用。9只有少數學者引用其社會資本、文化資本的

概念，但是對於其結構理論仍未見階層研究者深入的討論。

台灣的階層研究常提及「結構作為影響的機制」，若是以統計的用語

來講，就是所謂的「結構變項」。在地位取得模式中加入可象徵結構因素

的變項，並評估「結構變項」在「出身背景」與「成就取得」的過程發揮

多大的解釋力，藉此來衡量結構的影響，例如「居住地區」與「社會資源」。

但是這種個人屬性的集合體，可以被視為結構嗎？

從變項的思考模式來看結構，至少有幾個問題需要進一步的討論：

第一個問題，以「結構」作為界線的劃定，最明顯的是 cohort 的區分。

為了掌握行動者在不同時間脈絡中，出身與成就關連性的變異，依年代劃

分為幾個不同的組別，分別建構地位取得模型，探討在不同時間環境的行

9 同樣地，Duncan 後來發展對數模型(log-linear models)來分析流動表中所呈現的結構，以及 Bourdieu 大量使用的對應分析(correspondence analysis)都很少被台灣的社會學家所使用(參見蔡瑞明 1997)。

動者，出身與成就之間的關連性是否有所不同，若是不同 cohort 中行動者

「出身」的社經變項都一樣，卻有不同的成就取得，研究者便可以稱此為

「結構」所導致。結構做為另一種界線的方法是，依不同的結構條件分組，

比較其中差異。如許嘉猷（1982）以地位取得研究階級，乃是把階級區分

為雇主、經理、自雇者、工人、農人，然後建構「以雇主為樣本」的地位

取得模型、「經理的」地位取得模型、「自雇者的」、「工的」、「農的」，

甚至還合併「所有非農」以及「所有樣本」的地位取得模型。雖然區分方

式不一樣，但是基本精神完全一致，就是設法在地位取得模型中找尋可代

表結構的分類依據，經分類之後的差異來反應結構特質。但是否這樣可說

是「以地位取得研究階級（或職業）結構」？例如，因工業化程度不同劃

分 cohort，然後依此作為分類依據建構地位取得模型，研究成果顯示不同

cohort 教育取得難易不同，因此認定因地位取得得出「教育結構變遷」的

結論。

第二個問題和結構與個人之間的關係有關。由於研究者習慣將類別的

分配(例如職業、階級)稱之為結構來使用。個人的集合體就等同於結構。

以簡單分類來建構結構，是將結構視為一種名目上的分類的集合體。這種

分類必須面對如 Kontopoulos(1993)對 Blau 的批評，個人在這個結構下，是

完全被動的，是完全同質性的。特別是在一個變動快速的台灣社會這種論

點很難站得住的。結構不是固定的，而是有變動的。當一個人落入某一個

名目類別代表的是一種機率關係，以這樣的方式建構出來的「結構」之於

某一群人，並不表示這一群人之間有某種特定的關係，常常只是因為他們

有同一個特質，或屬於同一個類別。

第三個問題，變項的思考模式很容易將個人與結構的關係設定為一元

的、單向的。個人面對結構的反應，並不會因個人的資源與能力而有所不

同。在關係的方向上，結構對於個人的影響是單向的，個人無法改變結構，

所以只考慮到社會結構的變動造成社會流動，而忽略了社會流動也可能改

變社會結構(Breiger 1982)。在分析社會流動中，學者努力地要將結構所產

生的影響，以統計的方法抽離出來，例如區隔「結構性流動」與「循環性

流動」的人數比例，似乎結構的影響不是個人所能改變的。事實上，結構

看起來好像是先於個人，但是個人仍然是流動的主體。換個角度來看，一

個經歷社會流動的個人，也可以是社會結構的承載者(carrier)，還是社會結

構的學習者(learner)？國內的階層研究很少從這個角度去看結構與個人的

關係。謝雨生、余淑宜(1990)的論文是少數的例外，他們試圖從個人的流

動去建構結構的。

對於結構的認知，分類並不代表質性上的差異。例如根據幾個指標建

構多類別的階級結構，此結構對於個人就產生一定的影響。例如，以產業

來分類，並用之來解釋人們的行為模式。這種假設個人行業是一種結構的

論點，是有待驗證的。尤其是台灣社會行業的區隔是很鬆弛的，不管是個

人的工作或企業的認定都不精確。這些問題使得階層研究的研究氣象看似

非常興盛，但是，研究成果的累積性卻很差。

六、台灣階層結構研究的展望

台灣的社會階層研究者，特別是量化的研究者，在追求提升台灣社會

學研究的願景裡，或許應該思考兩個相互關連的問題：一方面是在理論上

如何避免過度依賴歐美社會學理論，從過去的經驗，我們看到完全或片面

地的引進，還無法提升台灣社會學者自創社會階層理論的能力。另一方面，

階層的概念化與研究方法上的引進，必須突破「技術轉移」的問題。階層

研究者不論國內外，都有一種趨勢是期望透過分析技術的升級來解決研究

的議題。但是，統計技術並非社會學家所建構，因此，沒有任何內在的機

制可以保證這種升級，一定會達成理論驗證的任務。輕易的技術轉移(例如

階層研究者使用 path analysis 與 logistic analysis)有時會帶動了過熱的研究

風氣，形成沒有批判能力的慣性動作，造成階層理論解釋的單調化，這種

現象帶來的問題可能比要解答的問題還多。

有些學者反省到將 Wright 的階級架構應用於台灣社會的研究的問題，

吳乃德指出：「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科學家所發展的這套著名的階級架構，

在解釋台灣的階級認同時，似乎並不那麼令人振奮。」(1994:145)這種感嘆

暗示著社會結構與實際世界仍有一定的距離，但是，這種反省即使是點到

為止，台灣社會學界卻仍然少見。台灣的階層研究者對於根本的理論問題

並不是沒有反省，不過，和對方法上和技術上的討論相比較，就顯得相當

有限了。其實，假如我們考量台灣的特殊性，如家庭關係，家庭的資源分

配方式、社會網絡關係的重要性，都足以讓台灣的社會階層研究者反省：

歐美社會學中以個人主義為基礎的「個人」與「結構」，可以直接應用到

台灣社會嗎？台灣的階層研究要有突破性的發展，研究者不能不去思考社

會學的本土化的問題。

台灣的階級型態可能與其他的社會現象一樣，在快速的產業變動與政

治自由民主化過程中，出現不穩定、變動、與錯綜複雜的現象。但是這種

變動，是否會因社會流動的由劇趨緩，然後如同其他已開發國家一樣，在

階級結構化的過程中，慢慢定型化，出現不同階級的生活型態。台灣社會

階層研究的另一個特色是，階級與階級之間的權力關係並沒有討論。台灣

在過去四十年來，一直處於階級重整與形成的過程，階級的建立可能會產

生資源的競爭，遊戲規則的建構。就階級結構而言，即使社會學界對於階

級的界限仍有歧見，但對於較明顯的階級藩籬，例如藍領與白領階級的差

距，農人與非農人的分隔，已有一些共識。

在階層研究中，缺乏歷史關照的結構分析，難以解釋結構的變遷。過

去台灣的結構研究，仍然是以橫斷面的資料為主，減低了解答問題的可能

性。除了外在的因素之外，結構內部到底如何在台灣的社會結構變動中，

產生變動？這個問題在理論上多少還有待探討，但是在經驗研究上，則幾

乎沒有人去思考。做為一個階層的研究者，我們自己也常想到，為何階層

的研究中，幾乎沒有衝突、創新、改造等因素？所有的分配與規則，好像

都是在和平的進程中制定與進展。階層研究好像只關心像是九年國教、土

地改革等所謂劃時代的結構變動，但是每一天在各級政府裡資源分配的政

治鬥爭，應該也與社會結構有一定的關連性，這個問題卻很少人關切。

台灣社會階層研究者在分析台灣社會結構時，一直還是採取先有結

構，然後才有個人的一種單方位取向。大部分的論文，仍未考慮到結構中

的個人在思考邏輯、國家與個人的關係、人際之間的網絡、中產階級的形

成與特色、甚至於意識或潛意識的態度與世界觀，在這幾十年的快速發展

中，已有大幅的改變(參見 葉啟政 1982；蕭新煌 1989)。我們對於台灣階

級的生活形態與行為模式的分析研究仍然不多。從最簡單的生活外貌，如

食衣住行是否有階級分化，所知不多。進而對階級的文化消費、階級意識、

休閒活動等面相的瞭解也相當有限。更進一步的問題則是：台灣已經逐漸

成為階級的社會，那麼階級的生活形態與行為模式是否具有獨特性？而階

級的生活形態與行為模式與階級藩籬或階級關係具有何種關係？要回答台

灣的社會結構如何形成，除了過去的結構式研究取向之外，社會學家或許

也應努力地去接觸其研究對象，從個人層面來瞭解他們。台灣階層研究，

對於階層/階級結構中的個人缺乏認識。我們看不到這些個人在結構之下，

如何反應，不管是直接或間接面對結構的影響。近年來西方社會學界對於

階層的研究，開始有不同的探討路徑。例如，Bourdieu(1984)對於法國社會

階級生活風格的探討提供了階級結構形成的題材，Lamont(1992)比較美

國、法國兩個社會階級結構中的行為模型，考量了階級結構如何在不同層

次上影響個人行為，而這種影響有國家與地區上的差異，Bertaux and

Thompson(1996)、Newman(1988)使用質化資料分析階級中個人在結構下的

行為。這些研究採取一個比較綜合性的取向，包納了結構與個人的面向，

值得台灣的階層研究者作為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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