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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üHAIFUKAN
副刊 纵横 ６版
图书名何必都要﹃鸡汤体﹄
杜
浩
《我明白你会来，所以我等》《在最美的风光里， 与灵魂相伴》《所有的幸福，均与尘世须臾不离》……这两年，这种又长又拽的图书名多了起来，大家管这类书名叫“微信鸡汤体”或“浓汤宝体”。这类长书名不只在青春文艺书中风行， 一些名家名作也被冠以这样的长书名。
民国的女性作家、明星又美又文艺又传奇， 她们自然成了长书名产生的重要来源。 看看这些女性作家传记的书名，往往使用的是诸如“寂寞、温暖、灵魂”等这样的文艺鸡汤文中的高频词，比如《一个人的繁华，两个人的寂寞：张爱玲时光地图》《张幼仪：爱到绝境，灵魂才会逆袭》；再比如一套“民国·沉香女人”系列书，其书名都很煽情：《我贪恋这泥沼里的温暖：萧红传》《用我一生， 赴你花样年华： 周璇传》《我的每一天， 都是精彩首演： 胡蝶传》。
这些图书的“文艺腔”书名，也出现在我们的男性大师作品中。 一套黄山书社出版的“大师开讲”系列，林语堂、鲁迅等人如何看世界、谈生活的著作，其书名变成了《林语堂：所有的幸福，均与尘世须臾不离》《鲁迅：冷眼看世界，热心过生活》。
还有，梁实秋的书名叫《我们这些流浪的中国人》《人生不过如此而已》，周作人的书叫《不忘此生优雅》，收录了沈从文的《边城》《萧萧》《龙朱》等代表作的一本短篇小说集，竟然取名为《我明白你会来，所以我等》。在如此强劲的“鸡汤”风潮下，国外名家的书也被裹挟了进来。屠格涅夫这位大文豪的一部散文、随笔、散文诗合集，书名叫《在最美的风光里，与灵魂相伴》。一本收录了雨果在科隆等地的游记见闻、著名的《克伦威尔》序，以及在各种重大场合的讲话的书，却被我们的编辑包装成了《脚步不能达到的远方》这样的时髦书名。
对这类图书长书名，无论是专业书评家还是网友读者，都表示了无法忍受的态度。有一微信公众号，对这类长书名做了一次投票，引来六千多人参与，结果70%的人选择了“讨厌”“特别没道理”。
这类名叫“微信鸡汤体”或“浓汤宝体”的图书，与当下读书界、图书界“心灵鸡汤”图书泛滥有很大的衍生关系。现代社会，人们经受着来自职场、生活、情感等各个方面的压力，因此寻求一些心灵抚慰成为必需，在图书市场上“心灵鸡汤”书籍和“鸡汤文”也应运而生。但很多“心灵鸡汤”类的图书的通病是，思想内容苍白、廉价、浅薄、矫情、浮夸、庸俗。特别是此类图书模仿跟风出书严重，一本书红了，市场上就会迅速出现数十本同类甚至同名的书籍。畅销书作家、“心灵鸡汤”作家张嘉佳的《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是图书市场的畅销书，市场上的这些“鸡汤体”书名，显然是受了这本书的长书名的影响。
梁实秋、林语堂、鲁迅、周作人、沈从文，以及屠格涅夫、雨果等经典作家的作品，都是名篇或世界经典名著，其原著的名字都具有非常经典的意义，经受时间和历史的淘洗，已经深植于读者心中，把这样的名篇名著冠以这样的“鸡汤体”的长书名，不仅会使读者对原著产生误读，蒸发了作品的文字含金量，更使优秀作品的书名落入俗套。
“鸡汤体”这类书名也颇能吸引读者，特别满足了网络时代大量的“男闺蜜”“女闺蜜”的贴心话语和情感诉求。正如有人评论的，“读者需要什么就给什么， 而不是什么有价值才提供给读者”。一味讨读者欢心的目的，是利用这种类型的文化产品人为地制造快速变换时尚的渴望以求增长消费， 以赢得更大的利润空间，由此形成了长期以来图书出版业一种不健康的文化生态。
主动放弃书籍尤其是经典著作的精神价值和文化价值，这对我们不是什么好事。
２０16 年 4 月 15 日 星期五编辑 龙平川 校对 郝涛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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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媛》海报
八年司考，我终于在 45岁时过关
八年司考路李永年
与法学院校毕业的检察官不一样， 我是到了检察机关才和法律专业结缘的。
2001年，我从部队转业，被安置到江苏省邳州市检察院。 在那之前， 我从没想到自己能成为司法机关的一员， 对法律和检察职能的认知更是一片空白。
因为对检察业务不熟悉 ，我被分配到了综合部门， 做一些日常的行政工作。闲暇时，也曾捧起法律专业书籍阅读， 却总因行文的枯燥与术语的艰涩而半途释卷。在检察院半年多，对法律仍只有一些常识性的认识。 原以为自己和法律也就缘尽于此了， 却被一件小事改变了想法。
那是在一次回老家探亲时 ，前来闲谈的乡亲得知我在检察机关工作， 赶紧向我请教起他面临的一起官司中的法律问题， 我只能坦言自己对法律专业知识并不了解。 他带着疑惑和失望的语气说 ：“都说你们检察院是抓坏人的，可你们连法都不懂，怎么分清好人坏人呢？”
听到这一番朴素的话， 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虽然向他解释了检察机关各个部门的职能， 可这事也让我反思了很久。我想，虽然自己没有从事检察业务工作 ，但不等于有理由不精通法律专业知
识， 哪怕能帮乡亲们解答一些常见的法律问题， 也算是我对得起检察干警这一身份。
就是怀着这种最朴素的想法，我开始了法律知识的学习 。2002年，我报名参加了国家首次统一举办的司法考试。 可让我没想到的是， 从首次参加考试到取得证书，竟然经历了整整八年的时间。从38岁到45岁， 虽不是青春好年华，却也是人生好时光。八年里，经历的种种艰辛、挫败和期盼一一充满我
的心间，让我尝尽百般滋味。八年里， 我的业余生活几乎
都是在备考中度过的。 为了不让自己分神， 我用直尺压在一行行细密的小字下面，读一行画一行，厚厚的三本指定教材， 被我用各色水笔加以批注和圈点， 黑白的书页俨然成了彩色的抽象画。
八年里， 我身边同样参加司法考试的同事和朋友换了一茬又一茬，我却仍旧在原地踏步。每次考试成绩公布我都是满怀希望 ，最终却又是满心失望。 看着同事们一个又一个通过司法考试，在为他们感到高兴的同时， 心中难免也有淡淡的苦涩。
其间，我不是没有动摇过，可军人的热血与执着让我不能放弃， 要做一名合格的检察人的追求让我不能放弃。 作为曾经的军人和现在的检察人， 我所做的只能是再次打开书本， 俯身继续追寻我的目标。
备考的时光是枯燥的、 艰苦的，可也并非没有丝毫乐趣。和学友们讨论难题时的热烈，疑难贯通后的豁然，对法律理论和实践的思索，也让我对法律产生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其实在那种时候，考试过关与否，已经不是我唯一追寻的目标，而是我需要像那些专业法律人一样，参透法治的精神。
我开始感受到法理和情理的
联系，开始区分“法制”与“法治”的区别， 开始学会用法律的眼光审视和判断周围的世界， 开始思考法律所折射出的社会的成长与进步， 开始体会到法治在一个民主和文明的世界里的重要意义。
我的阅读面不再限于司法考试的参考书目，我开始更多地涉猎那些关于对法理的论述，《社会契约论》《论法的精神》成为我的良师益友。虽然有些内容对我来说有些艰涩， 但仅就读懂的那部分来说，法律对我不再是机械的条文，他们被孕育了情感和生命，让我意识到法律艰难的成长史，意识到人类对自己的弱点的不断克制与进化。
我想， 即使我没有通过司法考试， 我也仍旧走进了法律人的行列———因为法律已经渗透到我的血液中， 让我跟随着法治的进步而进步。
2009年，我终于以380分的成绩通过了司法考试。 当我拿到那本沉甸甸的证书的时候， 我的心情竟异常的平静。 这只是我走向法律的第一步， 要真正成为一名合格的检察官，我的路还很长。
随着检察官法律职务的获得，我的岗位也从综合科室调整到控申接待部门。在这里，我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对法律有着形形色色诉求的人们。那些看似很简单的法律问题，却因为种种复杂的社会原
因而被搁置， 对于相关部门来说，也许那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数据，可对每一个卷入问题漩涡中的人来说，那却是影响他们整个人生的关键。因此，我总是尽我所能，帮助来访群众解决面临的法律问题，可当我们对有些问题也无能为力时，我更深切感受到法律以及法律人面临的困境和难题。
但我想， 任何一件事物都不是完美的， 无论如何， 法制在进步，法治渐入人心，八年的司考路让我对法律有了初步的认识 ：要让全社会都来尊重和认同法律 ，将是一个漫长然而终究是在进步的过程。
虽然我没有进过专业的法律院校， 但八年的司考把我引进了法律人的行列， 让我学会以思辨的观点审视法律，敬重法律。我也希望， 自己能在法律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能够尽我的微薄之力点亮一盏萤灯，烛照法治的进程。
（作者单位：江苏省邳州市人民检察院）
《素媛》：一个温暖的情感特区张录芳
花一样的小女孩， 当某一天被人性的阴暗雾霾所遮蔽， 不幸遭遇性侵， 以刑事被害人的面目呈现于公众面前， 她该如何面对往下的漫漫人生， 她的父母又该如何接受这惨痛的事实， 周遭的街坊四邻以及整个社会又该以什么姿态来看待她呢？
改编自韩国幼女遭性侵真实案件的电影《素媛》，在为我们揭开这个社会疮疤的同时， 也促使我们在不断呼吁保障刑事诉讼当事人之人权的当下， 将视线转移到往往容易被忽略的另一方———刑事被害人。 影片为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悲情的命题： 在被告人权益不断被重视的当下， 如何充分保护被害人， 让他们在无辜遭受犯罪行为侵害的同时， 不再遭受来自社会的二次伤害？
从 19 世纪上半叶起，出于对犯罪被害人境地的思考， 边沁、加罗法洛等思想家提出了构建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初步构想。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随着被害人学的兴起以及对“二战”灾难的反思，世界有关国家和地区刑事被害人救助、 补偿的立法运动蓬勃开展， 英国大法官玛格丽·弗瑞女士在 1957年提出建立被害人补偿制度，1964 年新西兰颁布实施了世界上第一部《犯罪被害人补偿法》。《素媛》的深刻性就在于，仅仅金钱
上的补偿远远不够，其反思更应直指社会体系的完备。
素媛是韩国一个普通底层家庭的女儿， 家里以卖杂货为生，日子过得平静而温馨。在一个阴雨连绵的早晨，素媛独自在上学路上遭遇一个醉汉的性侵， 下体流血不止，导致直肠到大肠的最顶端多发性创伤与撕裂，大肠与小肠部分坏死，不得不截去，之后被重做了人工肛门。从此，她的腰间多了一个便袋，像被翻出的污秽内脏，注定将伴随她阴霾密布的余生。影片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并没有将重点放在警方破获案件或者还原曲折的犯罪过程上，而是匠心独运，将叙事重心放在犯罪行为给素媛和她的家庭带来的情感冲击，承受的各方压力与冷漠，以及最终携手走出阴影，迎接新生的过程。正因为影片真实再现了刑事被害人一家人艰难的情感历程，使得影片能够有力地戳中观者的泪点。
近年来， 随着民主法治进程在世界各国的渐次推进， 司法领域的法治观念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从罪刑法定、罪责刑相适的刑事实体法治理念到疑罪从无、 非法证据排除的刑事程序法治理念， 无不体现了刑事诉讼保障人权的价值目标日渐成为一种优位价值理念深入人心。 毋庸讳言， 上述价值理念更多侧重对犯
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益保护，而对于刑事被害人的保护却往往乏善可陈。 尽管近年来对刑事被害人提出了一系列司法救助措施 ，但囿于观念、传统的掣肘，其在实践当中落实得并不尽如人意。而且，所谓的救助，大多也是以金钱补偿为主，心理矫治、受损尊严的挽回等精神抚慰措施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上更是一大欠缺。
在公诉案件中，由于公诉机关的强行介入并成为控方，而公诉机关所代表的国家及社会公共利益与被害人的利益和诉求存在一定程度的冲突，所以，公诉案件中被害人应当具有何种地位以及如何
合理设定其权利，这是我们应该引起重视与思索的地方。刑事诉讼的基本目的，是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确定被告人罪与非罪的问题。这个过程并不适宜过多迁就被害人的情感发泄和精神安抚需求。
刑事被害人遭遇被忽略的悲情境遇，某种程度上，与国家追诉犯罪刑事诉讼模式的成形分不开。 诚如有学者所言：“在这样的制度和观念下， 被害人不再是本质上的受害者， 而仅仅是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对象； 他们也不再是刑事诉讼的主导者， 而是处于消极、被动的地位，成为国家追究犯罪过程中的工具和客体。”人们于是当然地认为， 被害人受损的权益由国家机关出面补救， 更具有可实现性， 却忽视了在被害者被犯罪行为践踏过的内心深处 ，是一个涌动着羞耻、战栗、恐惧、不安、绝望、怀疑、否定的深渊，无论是对罪犯的惩处还是金钱上的补偿，都无以填补。只有辅之以心理、精神层面的双重救助，方才有告慰创痛、重回正常轨迹的可能。
从这个层面上来说， 影片当中的素媛也是幸运的。 她在遭受来自身体和精神上的重大摧残之后，却还有无私呵护的父亲：穿戴着闷热的道具扮成女儿最爱的“可可梦”逗她开心；当她遭受媒体猎奇般的骚扰之际， 竭尽所能
呵护她巨大的疮疤不被暴露在公众面前；还有不离不弃的同学：小男生为自己事发当天没陪同素媛上学，导致她出事，感到自责而痛哭，主动当她的护花使者；还有报以同情的街坊四邻给予的各种物
质和精神上的帮助。 特别是感同身受的精神科医生， 由于自己的女儿因遭受性侵受不了舆论压力自杀， 她对素媛一家遭受的痛苦有着切肤感受， 主动给素媛提供心理治疗……
换言之， 素媛的幸运得益于她生在一个影片创作者理想的健康社会中。在这个社会当中，周遭的人对素媛的不幸不是充当嘲笑、鄙夷、麻木的看客，而是以人性的良善帮助受害者建立起一个温暖的情感特区。 在这个特区里面， 受害者能够得到真诚的安慰和无私的救助。 正是在这个特区温暖光芒的护佑之下， 素媛得以走出人生的困境。
窃以为，这也是影片带给我们的启示： 作为执掌司法权柄者，在严格依据法律，准确追究犯罪人刑事责任的同时， 应当心怀悲悯，适当将视野从定罪判刑、案结事了的桎梏当中解脱出来，关注劫后余生的受害者的精神世界，联合社会其他主体，帮助他们撑起一个没有歧视、没有偏见的港湾，正确面对未来的人生道路。
贪官为什么不脸红李志远
一个时期以来，有些好心人，常常围绕一个问题而纳闷和纠结：那些贪官，为什么就不脸红呢？
比如，他们明明利用职权，贪占了百姓的几百万、几千万甚至几个亿的血汗钱； 也有人贪色无度，引人侧目；有人独断专行，打击跟自己不同意见的人，甚至报复举报人， 但这些人却跟没事儿人似的，还在台上大言不惭、滔滔不绝唱高调。他们声嘶力竭地说什么“我们要清正廉洁，反对贪腐”呀，什么“我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呀，什么“我对钱看得很淡，钱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呀，等等，既教训他人，又表白自己。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他们讲完这些大话、空话、套话之后不久，便“进去”了，成了“落马贪官”。更有的，在其讲话的现场，话音未落，就被纪委、检察机关带走了。这几乎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而在东窗事发之前，这些家伙，面对大庭广众，言不由衷地吆五喝六， 居然没有羞耻之感，一点都不脸红，真是不可理喻。
再比如，有些贪官进了牢房，由于惯性使然，一如既往，还在作秀。他们作“自我检查”、写“悔罪书”， 常常有这样的字句：“我是贫苦农民的儿子， 一向艰苦朴素，爱党、爱国、爱人民，后来由于学习不
够，对自己没有高标准、严要求，尤其在政绩面前冲昏了头脑，忘乎所以，才……”还有的，甚至依然在摆谱，端着官架子，让组织上给他提供“悔罪书”的样本，以便比猫画虎好过关。明明无耻至极，却铁青着面皮，不知耻，不脸红，简直不可思议。
贪官为什么不脸红？针对此问题，曾有几位写杂文的朋友一起探讨议论，七嘴八舌，各抒己见，也各有千秋。
有的说，贪官的哲学是“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他们“挂羊头卖狗肉”，骨子里就是要发财。为了发财， 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无论正道、歪道、邪道，能来钱、能发财就行，来者不拒，“装进篮子就是菜”。他们觉得，我是领导，自然高人一等，又辛辛苦苦、兢兢业业工作多年，有功劳、有苦劳也有疲劳，因此，各路来钱都应装进我的腰包才是。 他们认为理所当然，所以不脸红。
有的说，贪官的一个鲜明特点是“两面人”，玩“两面派”手法。他们常常说一套，做一套；人前一套，人后一套；对上一套，对下一套。他们心口不一， 从来说话不算数，尤其在公开场合， 在大小会议上，都是说给别人听的，是装样子给人看的。他们是政治痞子、“官油子”，马列主义“枪口对外”而不对己。如此习惯成自然，所以不脸红。
有的说， 贪官的良心被狗吃了，变成了铁石心肠。百姓本来是他们的衣食父母， 供养了他们，是他们的大恩人， 他们理当知恩图报，但他们一旦翅膀硬了，官做大了，便翻脸不认人了。他们一味高高在上，作威作福，贪图享受，哪管民生、民瘼之不堪？过河拆桥，忘恩负义，所以不脸红。
听着朋友们的高见，我先是笑而不语，接下来，便谈了点自己的想法。总的看来，大家的意见不无道理，也都是对的，但我认为也都没有说到根本上，或曰没有点到问题的关键之处。那么，关键在哪儿呢？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不妨先听听中外一些智者的英明论断。有人曾说：“在亚当和夏娃为赤身裸体而脸红的那一刻， 文明产生了。”可见，脸红并非微不足道的小
事， 而是人类文明的象征和标志。两千多年前的孟子也说过：“无羞耻之心，非人也。”感到羞耻，才会脸红，而没有羞耻之感，就不会脸红，当然也就不是人了。世界著名生物学家达尔文，曾在其著作中以整整一章的大篇幅，探讨研究“人为什么会脸红”的问题。他以逻辑推理方式，抽丝剥茧，反复论证，最后得出结论：“人类是唯一会脸红的动物。” 其言外之意也很明白，不会脸红的，属于另类，不可与人为伍。
概而言之，世界上，只有人会脸红，而不会脸红的，自然就不是人。
那么，我们回过头来想想，贪官到底为什么不脸红呢？就因为，贪官不是人！ 正应了百姓的异口同声怒斥曰：“贪官算什么东西！简直不是人！”话糙理不糙 ，这才是问题答案的关键所在。 以为然否？
（李志远： 中国作协会员，北京市杂文学会监事长，已出版《包含香味的玫瑰》《观钓偶感》《另类公道》《灯下杂想》等杂文集。）
郭山泽/漫画
纸上人生徐 蓉
闲看《文苑》，看到纪德《寄语》中的一句话：“抛开这本书，千万对你自己说：这只是站在生活前千百种可能的姿态之一，觅取你自己的。”这让我思考：生平从阅读中得到的乐趣很多，这种纸上人生难道不缺少一点什么吗？
记得初中的时候看萨特的《文字生涯》，其中有一段话是这么说的：“书里人畜皆有，栩栩如生。版面是他们的躯体，正文是他们的灵魂，是他们独特的精髓。我们一出家门遇见的则是轮廓模糊的草图，多少近乎原型，未臻完善：动物园里的猴子反倒不大像猴子，卢森堡公园里的人反倒不大像人。”
那时候，我大约只有十二三岁，对“动物园里的猴子反倒不大像猴子，卢森堡公园里的人反倒不大像人”这句话，觉得非常好玩有趣，所以印象深刻，记至今天。
沉迷于书本阅读的人大约都有过这样的体会，书本中的世界更真实更有意思，里面的见解比我们自己的头脑更睿智，里面的生活比我们经历的生活更有故事，里面的爱情比我们遭遇的爱情更真挚。比照着书本，你会怀疑，自己的真实生活一直都没有开始。
不过，萨特接着说：“我骨子里是柏拉图学派的哲学家，先有知识后见物体。我认为概念比事物更真实，因为我首先接受的是概念，而且是作为实实在在的事物加以接受的。我在书中认识宇宙，对天地万物进行了一番融会贯通，分门别类，贴上标签，倍加思索，但此后，依然感到宇宙可畏，我把自己杂乱无章的书本知识和现实情况的偶然性混为一谈。由此产生了我的唯心主义，后来我花了三十年的时间方始摆脱。”
萨特花了三十年方始摆脱他的唯心主义，我也是大约在读《文字生涯》的近三十年之后，越来越觉得，虽然书本中的见解可能比我们所能思考的更睿智，但书本实在只是书写者自己的体会、经验和认知，而每个人都应当有自己的头脑和智慧，构建出属于自己的思想巢穴。书本知识是搭建巢穴所需一枝一木的重要来源，但一枝一木的选择和整个体系的搭建，则需要阅读者自己的眼光、判断和思考。
读万卷书，若无自己的见解，一个百度的搜索引擎绝对胜出人脑很多。因此对于书本知识的无限追求，有时难免让人生疑。
歌德写诗剧《浮士德》，主人公浮士德对哲学、法学、医学甚至神学都花过苦功，但他却说自己虽然比傻子聪明些，却也没有什么真知，“我把人类精神的一切财富徒然集于一身……我自己却未提高一分，跟无限无量也毫未接近”。
在我看来，如我一样的阅读者，许多时候其实是选择了一种很逃避自我行动的生活方式，有时宁愿从书本中获得情感慰藉，却难以和身边认识的人有情感的交流；看似了解一些地理历史可做谈资，却难谈承继思想风骨。如果阅读得太多，却生活得太少，思考得太少，这样的阅读，其实是令人生疑的。
纸上人生很可能是一种隔膜的人生，我们大可不必总是沉迷于其中寻找情感的慰藉，被动接受他人的想法。我们也可以更多地与真实的人交流，有更多的书本外的生活趣味，用更多的行动创建属于自己的园地。正如纪德在《寄语》中所建议的，“抛开我这本书，别在那儿觅得你的满足，别相信你的真理可以由另一个人给你找来”。
浮士德的助手瓦格纳想做大学问，在浮士德看来这些事只是“粘贴拼凑，用残肴剩菜烧一锅杂烩，从你的一些灰烬里头吹出一些微弱的火来”。所以浮士德后来相信，理论或许全是灰色，生命之树长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