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版发行 新大陆出版社有限公司，香港北角锦屏街锦屏楼 14F/D4 座

印 刷 新大陆出版社有限公司

开 本 798 X 1092 mm 16 开

字 数 52 万字

印 次 2008 年 12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962-448-034-4

定 价 港币 128元

《疯狂、扭曲与堕落的年代》之三

《十年文革大事记》 （修订本）

周良霄 顾菊英 编著

目 录

总序…………………………………………………………………………………1

序 “罪恶滔天”──浅论“文化大革命”……………………………………2

第一节 文化大革命的准备（1965.11.10－1966.5 月中旬）……………………………1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发表 江青请“尊神”

批判“三家村” 五• 七指示 改组北京市委

第二节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1966.5.16－1966.9.30) ………………………………41

五·一六通知 撤销工作组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八届十一中全会

《十六条》 红卫兵狂飚 大串连

第三节 为渊驱鱼——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966.10.1－1966.12.31) …………107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基层党委瘫痪 《工矿十条》、《农村十条》发布‚

文革席卷全国 “祝开展全国全面内战”

第四节 一月风暴——荒唐、自残的全国夺权(1967.1.1－1967.3.15)……………165

上海一月夺权 公安六条 军队正式介入地方 “二月逆流”

“三结合”夺权

第五节 揪叛徒 彻底打倒刘少奇(1967.3.16－1967.6.30)…………………………222

六十一人叛徒案 六• 六通令

第六节 全国大武斗 徒有其名的大联合(1967.7.1－1967.12.31)…………………283

武汉七• 二 0事件 江青提出“文攻武卫”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清理阶级队伍

第七节 杀机暗伏的九大(1968.1.1－1969.4.30)……………………………………350

杨余傅事件 所谓斗批改 九大召开 派出军、工宣队 知识分子接

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物资匮乏的票证年代

第八节 诡谲难明的九• 一三(1969.5.1－1971.12.28)…………………………… 403

“四老帅外交座谈会” 清查五• 一六分子 九届二中全会

“两个估计” 林彪出逃 中国的信仰与道德危机

第九节 批林批孔——批周公(1972.1.6－1974.12.26)………………………………437

“走后门” 评儒法斗争 “第十一次路线斗争”

“反潮流”与“反师道尊严”

第十节 群凶末路与四·五悲歌(1975.1.5－1976.10.6)………………………………469

老干部复出 “ 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 邓小平主持全面整顿

四• 五流血事件 邓小平再次被打倒

1

总序

这一部总名为《疯狂、扭曲与堕落的年代》的书包括：之一《十年文革前期(1965·11

—1969·4)系年录》、之二《十年文革中首长讲话传信录》和之三《十年文革大事记》三

种互有联系又各自独立的书。《系年录》是逐日记事，因事而详系有关原始材料和参考资

料。但由于 1969 年 4 月九大闭幕以后，斗争已主要在中央高层进行，地方的混斗也纯

粹流为争夺本地权力的派仗，特别是群众组织的出版物与传单皆被取缔，所以无法再采

日录的形式逐日详细提供史实，只能以附录形式编写成 1969 年 5 月至 1976 年 10 月 6

日的《大事记》‚ 以足全书。《系年录》与《传信录》两种书都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流传在

社会上的原始资料的结集。我们的目的就是抢救和保存这些已濒于灭绝的原始资料，为

后世的文革研究提供当时在社会上广泛流传的史料。鉴于这两书都是厚重的原始资料集，

一般的读者很难、也没有必要直接利用它们；而对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大致进程又要求有

所了解，所以，我们节取了《系年录》的纪事部分‚ 加上 1969 年 5 月至 1976 年 10 月

6 日的《大事记》，编成为一个节本《十年文革大事记》，以便广大读者阅览。我们深信，

研究文革，虽然在今天仍处文网厉禁，但在不远的将来，肯定是中国现代史研究的重要

课题，我们希望我们的这个工作能对后来者有所帮助。由于条件的限制，我们的工作，

遗漏、错误的地方定会很多，我们期待大家的批评和指正。

2

序

“罪恶滔天”──浅论“文化大革命”①

(一)

1976 年春间，所谓文化大革命已进入了即将结束的末期，行将就木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在

一次召集他的几个亲信们谈话时，不无伤感的回顾了自己的一生。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

了。人老了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然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论定了吧！我一生

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

老家去了。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

喳喳，无非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

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

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毛泽东非常明确，是把他耄

年亲手发动和亲自领导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当作他平生可以自诩的两大业绩之一来自吹的。

但是，很遗憾，这已是来不及完成了。事实上，这时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早已败像全呈。毛泽东为了

应付这个败局，也显然久已捉襟见肘，焦头烂额。不过在他的人生信条里，他是认定自己永不会有错，

也永不言败的。尽管如此，在谈到文化大革命这根接力棒时，他还是无可奈何的承认了对这件事，“拥

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充满掩饰不住的悲凉。这种失败情愫的流露，仿佛就是他厚望所寄的

四人帮即将覆没的一席忏言。

这场所谓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毁灭性的政治博弈和灾难，是毛泽东思想、毛

主席革命路线的最高峰，也是他民粹主义和封建社会主义的恶性发作与彻底破产。它从堂皇的明面上

讲，是毛泽东所设想的伟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步骤。它首先在文化学术领域中引发，进而发展为荒

唐惨剧，狠整全国各级领导干部，搅成全国大乱，并大举进行夺权，完成他个人绝对的专制独裁统治，

希图把国家推向他长期刻意追求的、幻想加狂想的毛式共产主义。据说：为了建成这个毛式共产主义

天国，在作为过渡的整个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这样的运动，今后每七、八年便要进行一次。这次文化

大革命便是这一系列革命运动的开端，打击的目标，集中锁定为以国家主席刘少奇为首的共产党内“走

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所有文化大革命中的施为和表现，实际上都正是毛从延安整风到建国后

肃反、整风反右等一系列极左暴政的恶性发展。

毛泽东是在 1959 年退出政权的第一线，而让党内长期排第二位的刘少奇全面主持党务和国务工

作的。应该说，一个专制自为的独裁者，不容异己，剪灭功臣，这是古今中外的通例。特别是臣下功

高震主的情况下，诛戮就是雄猜之主解除这一矛盾的必然手段。1949 年以来，毛泽东所进行的一系

列整功臣、排盟友的事例，都是这一故伎的重演。其中最恶劣的便是 1959 年庐山会议上，毛凭借个

人的专制淫威，横蛮的制造了彭德怀冤案。彭德怀对毛所推行的极左暴政所造成的全民饥饿，仗义上

万言书，情理俱切，而且言词婉转。即使这样，也遭到毛横加打击。原因也是功高的彭，敢于直谏，

早已被毛认为生有反骨，在他死后必然生事 (黄克诚《自述》)，所以，不择手段，必欲把他剪除而后已。

① 本文原题《浅论所谓“文化大革命”》，2006 年 12 月发表于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网络版。此次修订时，主

要对第二部分作了较大修改补充。

3

刘少奇从 194 3 年延安整风以来，就是毛的主要助手，长期来跃居毛之后党内第二把手的地位。毛、

刘之间相互的关系基本上是融洽的，但是，建国以后，已开始暴露了二人之间的矛盾：涉及到建国之

后中国究竟如何发展？双方已出现某种程度上原则性的分歧。刘主张的是巩固新民主主义；而毛则正

迫不及待地要加速向社会主义过渡。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和农业合作化的问题上，与之相应的，两人

之间在认识上也存在左、右不同的倾向。据趙家梁、张晓霁所著《半截墓碑下的往亊——高岗在北京》

一书，建国伊始，毛泽东已不满刘少奇之“右”倾。所谓高饶亊件，实系高岗在毛泽东支使下而进行

的反刘活动，并暗中调查了 1929 年刘在东北被捕的情况。惟以当时条件欠成熟，中止了这一打算，

而高岗遂为毛泽东所卖，成了反党活动者而被治罪。高岗因此冤苦无诉，愤而自杀身亡。可知毛刘之

间，实早存嫌隙，其矛盾远非八大之后产生。但总的来看，在整个五十年代以毛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大

跃进中，刘虽然也偶有差歧，但基本态度是紧跟配合。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在毛泽东疯狂推行的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

地建设社会主义)、大跃进(十五年内超英赶美，领先苏联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和人民公社这所谓的三面

红旗的粗暴折腾下，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市场上商品匮乏，满目萧条，城市人民，饥馑交加。在

广大农村，大办人民公社和集体食堂，广大农民在共产风、浮夸风与强迫命令风的作践下，荡尽了仅

存的家底，甚至于砸锅毁灶。城乡人民陷入于全国范围的大灾难，饿死的人将近四千万。在这样严峻

的形势下，共产党当局不得不暂时从狂暴的幻想退回到现实中来。停办了人民公社，解散了公共食堂，

让农民有一个喘息的机会，休养生息。在干部中，也放松了绷得很紧的阶级斗争这根弦，让大家“白

天出气(发泄怨气)，晚上看戏。”公开保证三不(不打棍子，不揪辫子，不扣帽子)，以缓和社会气氛。

在公开场合里，当局一直把这个灾祸归之于自然灾害和苏联的逼债所造成。但是始作俑者的毛泽东，

究竟不能不觉得理亏心虚，难辞其咎，而被迫在冠冕的外衣下，实行他久已申明的退居二线的许诺，

让刘少奇顶上第一线来。在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稳重、务实的调护下，予民休息。三年困难时期

总算熬过来了。但老百姓心里究竟是明白的，谎言并不能尽掩天下人的耳目。人们在经历了几年切肤

之痛后，自然有了客观的比较和新的认识：“毛主席也是人，人没有不犯错误的。”“少奇同志稳健，

少奇同志成熟了。”

1962 年初的七千人大会，是刘少奇政治生涯中光彩的高峰。由于力挽“三年困难”之局已显见

成效，他受到了广大干部和人民的赞许。在一片赞扬声中，刘少奇在大会上的讲话显然失态了。他明

白承认造成困难的原因，七分出于人祸，三分才是天灾。大跃进是冒进了，人民公社是办早了。这无

异当众掴了毛泽东一记响亮的耳光。毛当时也极不情愿地作了检查，表示要承担责任，要大家批评。

在这个会上，“毛像一个热情过份的愚笨之人，被推在一旁；他在 1958 年打倒的右倾机会主义者，现

在又恢复了名誉。流传于干部当中的笑话之一是：‘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迪克·威尔逊《毛

泽东》)。

作为一个自命独家拥有马克思主义真理，一贯正确，习惯于听受颂圣谀辞的独裁者，现在却遭到

了自己的副手和许多属下的埋怨和批评。毛泽东的愤懣之情是完全可以想象的。这腔怒火在以后的反

攻倒算中才情不自禁地的显露出来。文化大革命爆发不久，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其

中提到“1962 年的右倾”，指的就是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江青在一次讲话中更是恨恨连声

地诉说：“七千人大会憋了一口气，直到文化大革命中才出了这口气。”(廖盖隆《关于社会主义的几

个问题》) 生性睚眦必报的毛泽东，下定决心要搞掉刘少奇，大概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在七千人大会上，与绝大多数对所谓三面红旗持消极或不满的人不同，有一个人却挺身出来维护

毛泽东动摇了的权威。他完全不顾事实，硬说造成三年困难的原因，不是毛主席的错误，恰恰相反，

是人们不遵奉毛泽东思想，脱离了毛的革命路线，没有按毛的指示办事所造成的。这个人就是已取代

彭德怀任国防部长的林彪。林彪的发言大得毛泽东的激赏。这从他后来与罗瑞卿的一次谈话中流露出

来。毛问罗：这样的讲话你能讲得出来吗？他还特别教训罗：“今后应该好好向林彪同志学习。”

七千人大会以后，毛泽东就精心策划了大举反攻，推倒刘少奇，以达到重返政权第一线的战略。

这年八月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他申明，他原在《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所写的一段按语，说

4

在中国，资产阶级已经消灭了，要更正。在随之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他又耸人听闻的提出“千

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从这以后，他一步进一步地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像一个被激昏的臆症患者，

对刘少奇、邓小平所主持的中央政府部门和一些负责干部，一再进行严厉而且带着恶谑的批评和指责。

他明确警告，中国出现了修正主义，这是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复辟。现在共产党的天下，三分之一已沦

入敌人之手；在文化教育领域，至少有一半，甚至全部不在我们手中。中国正面临改变颜色的危险。

他多次煽动性的对一些地方的军政大员提问：北京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他明确指出：赫鲁晓夫

式的人物正睡在我们身旁。事后想起来，谁够得上称作中国的赫鲁晓夫？这不明显指着刘少奇的鼻子

在骂吗？但是，当时候，好心的中国人，包括老于阅历的刘少奇，恐怕都没有往这方面想。当时，一

般人都认为，毛泽东天生是一个偏激而颇具超前意识的思想家、理论家，他的想法和行事多是出人意

表；言词也习惯于追求深刻、生动、幽默，流于刻薄和不着边际。在人们中流行这样一种看法，让毛

主席去发挥他思想家的专长，搞理论研究去吧！具体工作让刘、邓来抓，是各得其所。

与毛泽东大煽阶级斗争恶风的同时，林彪心有灵犀，投毛之所好，在他所掌握的解放军系统里，

大搞突出政治的宣传。所谓突出政治，就是突出毛泽东思想。早从 1960 年开始，林彪就在部队系统

大张旗鼓地宣扬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此举大得毛的欢心，故倍加赞许。62 年以后形势的发展，林

彪心领神会，更加卖命地大吹特吹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顶峰的神话，为恢复和张大对毛的个人迷信、

个人崇拜大唱颂歌。就在毛泽东神经质的阶级斗争警告和林彪礼佛式的个人迷信双重奏的震耳声中，

毛正式开始了他精心策划的倒刘斗争的第一回合。

突破口选择在由刘少奇的嫡系彭真所控制下的、被毛泽东指责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

立王国”北京市。彭真就是 1962 年大会上拥刘批毛的主要人物。初战的目标锁定担任北京市副市长

的吴晗。吴晗实际上只是彭真权力集团的一个边缘人物，而且主要是以民主党派负责人的身份出现。

他是著名的明史学家，解放前任教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他利用写明太祖朱元璋这个流氓出身，通过

农民起义建成明朝的开国皇帝，以影射蒋介石，极尽讽刺、谩骂之能事，颇有影响。解放以后，吴晗

担任北京市副市长，同时是民主同盟的主要领导人。1956 年加入共产党。毛泽东对吴晗曾是礼重有

加。吴晗自认为解放前借朱元璋骂蒋介石，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损害了农民起义领袖。于是，一反

旧调，写成了《朱元璋》一书，大唱颂歌。明眼人自然看得出他的寄意所在。对历史上的一个流氓开

国皇帝，先是刺，现在是捧，指桑骂那个槐，又指桑捧这个槐，让人读起来总不免有些过份和滑稽。

据说，《朱元璋》一书刚印出来，江青就索走了样本，这本书也就躺在库房里不得面世。几年之后，

才作为内部发行处理。京剧《海瑞罢官》也是吴晗奉命之作。它是配合毛泽东鼓励和表扬臣下敢于向

皇帝直言进谏的号召而写成的。剧本演出后，毛还曾接见过饰海瑞的著名演员马连良，称赞他演了一

部好戏。但是当政治形势另有需要时，毛就出手反复、颠倒黑白，把这当作靶子来攻击。这种作法在

毛的政治纵横捭阖中是习以为常的事，长期与他亲近的人都指出过这一点。

江青秘密组织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 ，至少是在 1963 年初。她在北京想找几名枪手，均遭

拒绝。于是她只好去了上海，通过柯庆施找到了姚文元、张春桥秘密炮制。文章是经过毛泽东亲自审

定的。1966 年 11 月 10 日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文章的基调表面上是指责《海》剧是图借历史故

事为 1959 年社会上所流行的所谓右倾翻案风张目，但实际上毛泽东这时仍把剧本的所谓“要害”隐

而不宣。暂时不把底牌亮出来，显然是毛在火力侦察中投石问路的手法。

在投石问路的前后，毛泽东同时也进行了一系列的组织上和军事上的准备。66 年 9 月，把长期

幽禁在北京西郊的彭德怀出放西南，名义是让他担任三线(在内地进行备战设施)的副总指挥。彭德怀

临行前，毛还亲自接见了他，让他把两人之间的是非放在一边，说：也许你是对的，让历史去作结论

吧！我一直未忘记你。彭德怀因此大为感动。毛泽东的这番表演绝不能认为是真诚的。就在毛说这番

话的同时，批吴晗《海瑞罢官》的文章在上海已基本完成。文章的“要害”，据后来毛泽东所亲自点

明的，便是“罢官”，罢彭德怀国防部长的官，是为彭德怀被罢官鸣冤翻案的。这就充分说明毛泽东

的这套虚伪的做作只是为了麻痹与欺骗对手的手法。与此同时，与彭同案的黄克诚也出放山西。这都

是为扫清突击前进方向上的障碍。接着，11 月，罢黜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把中央的机要与

5

保卫的权力交给自己的亲信汪东兴掌管。12 月，又以突然袭击的手法，罢黜了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

卿，由杨成武代长，把枪杆子更牢固地控制了起来。同时又调动大批军队，加强北京的卫戍。

姚文元文章发表后，国内知识界普遍是惊疑和愤慨。北京的报纸，根据彭真的指示，不予转载。

甚至在上海方面根据毛泽东的指令印成单行本广向全国发行时，北京方面也拒不执行。这种公然的抗

拒与冷落，无疑使毛泽东十分恼怒。在后来的追究中，彭真否认他对姚文的背景有所了解，不是有意

抗拒。这，老于政治的彭真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唯一的解释是：当时他确信有所恃而无恐。首先：《文

汇报》只是一张地方性的报纸，对地方报纸上所发表的文章，中央和北京市的报纸完全有权选择转载

与否。第二：对吴晗这样高层民主党派领导人，又是北京市副市长，没有中央正式的决定并对北京市

委通知，擅自进行公开批判，是党的组织纪律所不容的。第三：在中央一线的领导中，一开始根本没

有人把吴晗一个剧本的问题当成什么了不起的事件。邓小平对此就曾不无谑意的说：“等教授(指吴晗)

罢官了，咱们好打桥牌。”他们当时仍不过是把这类批判当成毛习以为常的偏执过左的挑剔而已。彭

真在批吴这个问题上是硬顶、死保。即使在毛泽东一再亲自亮明底牌，明指吴晗是为彭德怀鸣冤叫屈

时，彭真仍是坚称吴晗政治上没有问题，与彭德怀也没有私人交往。他近乎固执的坚持：对吴的批判

只应该在学术讨论的范围内进行；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种作法明显的构成对毛泽东权威的公然

挑战，充分证实了毛所痛忌的在他退居二线后，大权旁落，自己已成为被人们当作泥塑木雕的傀儡的

心病。因此更坚定了他一举摧毁彭真所把持的“独立王国”，从而直指刘少奇的“修正主义中央”的

决心。

早在 1965 年 7 月时，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成立了以彭真为领导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开

展学术批判。五人小组面对批判吴晗问题，拟成了一个《关于当前学术讨论汇报提纲》的文件，由在

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讨论通过，呈交在南方的毛泽东，并得到了他的批准。而就在这时，毛却派自己

的老婆江青找林彪，让林彪以自己的名义邀请，由江青主持，组织部队的文艺工作者举行座谈，写成

一个所谓《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以军委的名义签发。江青的《纪

要》与五人小组的《提纲》(《二月提纲》)无论在基本观点、对形势的估计与作法上，都是截然对立

的。《提纲》是经过在京的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代表了党的决策；而《纪要》则是由毛泽东唆使林

彪以委托的名义，由江青炮制，毛泽东修改，再以军委名义出笼。这就在全国人民面前首次暴露了中

央一线与毛泽东个人的对立和矛盾。同时也惹人注目的把江青这个原本在政治上没有什么分量的女人

推上了中国政治的前台。在这之前，大家只知道江青即蓝苹，不过是三十年代上海滩上的三流演员。

因为作了毛泽东的妻子，才受到中国人习俗相沿的尊敬。实则官阶不过是十一级，除了挂名毛泽东的

生活秘书之外，在外廷的官职也只是中央宣传部文艺处的副处长。当然，实际上她还有一个令人怵目

的职务，就是一直充当毛泽东的私人耳目，用江青的话说，就是作主席的哨兵。在退居第二线后的毛

泽东，身感孤立和冷落，为了策划阴谋倒刘，便只有利用这个私人的哨兵直接上阵，充当打手，最先

便是在江青这个末流演员可以沾边的文艺界张旗擂鼓。但由于她本身缺乏必要的资本，毛泽东就让她

求助于自己的战友林彪。有了《纪要》作资本，江青便俨然成了文化大革命的旗手，和代表毛泽东在

政坛冲杀的先锋。

在经过一阵报章上迷团式的牵强、罗织之后，批判的矛头很快从吴晗及于邓拓 (北京市委书记处

书记)、廖沫沙 (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而上及于彭真所控制的北京市“独立王国”和陆定一所掌握

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阎王殿”。1966 年 5 月 4--26 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宣判彭真、

罗瑞卿、陆定一和杨尚昆的倒台。毛泽东在南方遥控会议，会上，张春桥报告了姚文元文章发表前后

彭真为包庇吴晗所进行的对抗活动；康生传达了毛泽东的一系列有关批判彭真的指示。会议决定改组

北京市委，撤销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成立以陈伯达为组长、江青为第一副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

组，通过了恶名昭著的《五• 一六通知》。《通知》号召：

全党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

的所谓“ 学术权威” 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

6

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

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

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

识破了，有的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

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五• 一六通知》是一纸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檄文，它和稍后制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

决定》即《十六条》从荒唐和极左的阶级分析与阶级斗争理论出发，要发动全国人民打击和清除混进

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领域的“走资本道路的当权派”和各种学术领域的 “资产阶级反

动学术权威”。什么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走资派)？席宣、金春明两先生所著《文化大革命

简史》就曾正确的指出：“走资派是一个混淆敌我的非科学概念”，是一个在内涵上“任意性很大”，

包括毛泽东自己在内，“谁也没有能够具体讲清楚”的黑帽子。“因此，文化大革命中，党和国家以至

企事业单位的各级领导干部，绝大多数都曾经被打成了‘走资派’，或是‘犯了走资派错误’。”(第 363

页)任何群众，对领导干部的所有不满意的言行，都可以扣上走资 派的帽子，利用大字报揭露攻击，

召开大小会议批判，而且一旦被揪斗，立刻就靠边站。是是非非，都不容分辩。因为，据民粹主义者

的说法，群众运动是天然合理的，一切要相信群众。他们只有等到运动后期再甄别定案。其结果是凡

是领导干部，即所谓当权派，都是打倒了再说。美其名是接受群众运动的考验和锻炼。不少干部就是

在挨受揪斗的残酷折磨下，等不到甄别定案，早已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沦为不明不白的冤鬼。在运

动的大批大揭、深挖深肃中，除当权派之外，又有数不尽的“黑帮”、“黑线”、“集团”、“爪牙”等匪

夷所思的株连、罗织，受到牵连的人更是无法统计。事实上，文化大革命的后期，真正以所谓走资派

定性的人，几乎找不出多少来。而且既然所有的当权派都被打成了走资派，法不责众，这个在运动初

期大得可怕的帽子，到此时，也已构不成什么了不起的罪名了。

至于所谓“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更是一个荒诞不经的提法。学术是一个科学问题，在科学

领域里，只有真理和谬误之分。而且它们又都是和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与认识水平相关连的。在科学发

展的道路上，谬误往往是真理的先导。而真理也不可避免的总是具有相对的性质。把一些有成就的学

者们斥为资产阶级反动分子，明显的是对学术的玷污和亵渎，正好表明了毛式文化革命是一种用政治

来灭绝科学的文化专制主义暴政。其实，在中国这样一个文化落后的国度里，百分之八九十以上的国

人，对什么是学术？什么是学术权威？谁当得起学术权威？恐怕都并不清楚。我认识一个青年中学教

师，教英语，就教在一个县城的中学里。文化大革命中就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学生们揪斗，连头发、

眉毛都被剃光。理由很简单：桌头有一本厚厚的英汉字典。能读这么厚书的人，还不是学术权威？再

说，英语是英帝国主义的洋文，怎么能不反动？

彭真倒台、北京市委改组，中宣部受到颠覆性的冲击，顿时激起了北京市机关、各文化团体，特

别是大、中学校学生，蜂起对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黑帮和中宣部阎王殿揭发、批判的大鸣、大放、大

字报、大辩论的高潮。各个单位都出现了一批勇于率先起来向本单位领导造反的造反派。1966 年 5

月 25 日，北京大学哲学系职员聂元梓等七人贴出了质责北大党委书记陆平的大字报。这张原是康生

导演的大字报立即由他送给了在南方的毛泽东。毛大为称赏，责令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当晚便向全国

广播。于是，火乘风势，风助火威。在全国也就轰然爆发了揭批和揪斗本单位领导的高潮。在毛泽东

“造反有理”的煽动下，造反成了燃遍神州大陆的野火。恶名昭著的红卫兵组织也首先在北京的中学

7

生中出现。

迅速蔓延的造反派队伍中，主要是年轻、单纯、轻信而容易冲动乃至于盲动的学生。其中自认为

出身优越、即所谓红五类人(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子弟。特别是一批高级干部的

子弟，他们自恃根正苗红，认为天生的最富有革命的无产阶级感情，最听毛主席的话。他们是一批被

毛泽东阶级斗争仇恨煽动起的造反派先锋。在机关干部中，情况就比较复杂。有生性冲动的勇敢分子，

有存投机心理，希图因利乘便谋取好处的冒险分子。也有过去受到打击和压制的受害者，起来图谋报

复。对于这些受过打压的人，无论如何还是值得同情的。还有极少数的一部分人，他们代表的是那些

始终存在于共产党专制统治下，代表反独裁、争民主的这股伏流的佼佼者。这股伏流在共产党统治时

期，是始终存在的。在 1957 年的反右中，这股伏流遭到致命的打击。但是，石在，火种是不会灭的。

在文革中，响应毛泽东的号召，“造反有理”，他们起而争斗，也是情理中的事。但是，文革中的造反

派始终是由毛泽东一手操纵和利用的工具，因此，所有这些人都毫无例外最终成为运动的牺牲品。造

反派，包括年轻的红卫兵在内，都不过是毛泽东在政争中按照毛的节拍，肆行恶作剧的小卒子。他们

都是以闹剧登场而以悲剧下场的。

有人造反，自然也就有人保皇。当时被造反派斥为老保的保守群众，基本上是那些在原单位领导

下受过惠的人，包括下属的大小部门负责人、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业务骨干、劳动模范之类。一般

习惯于循规蹈矩、胆小怕事的群众，也都宁愿追随保守派之后；或者犹豫观望，暂时徘徊在中间偏右

的立场。保守派以维护共产党的绝对领导自居，指责谁造反谁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是右派翻天。

在他们的心目中，反击造反派就将是 57 年反右派斗争的重演，都想在这场斗争中表现得更左、更积

极，以图邀厚赏。因此，造反和保皇两派一开始就处在尖锐的对立中。从大字报互骂、口舌相争到拳

脚并用，时有发生。相比之下，保守派不但在人数上占压倒多数，而且把持着单位的物资财用大权。

造反派则处于被压制被围剿的地位。

为了控制这些造反派滋事，领导被揪而陷于瘫痪和混乱的单位，在京主持一线工作的刘少奇、邓

小平急忙作出决定，派出工作组，以图掌握和稳定局势。省、部的领导，也都奉命或者闻风，秉照这

种精神派出了工作组。工作组的任务就是代行原单位党政大权，组织群众，清剿造反者。在北京的中

学中，还把教员集中起来，进行审查、整肃。对学生，则以反干扰、“抓游鱼”为名，清查右派分子

和小反革命，并声言顺藤摸瓜，揪出支使的黑后台。刘、邓的作为正就是要重复 57 年反右派斗争的

旧套。他们以为现在是造反派乘机构乱，是对文化革命的干扰，必须先扫除干扰，以保证运动的正常

开展。一时间反干扰、抓右派的风头大盛。这时的毛泽东，却一直拒绝刘、邓要他回京主持工作的请

求，逗留在南方隔岸观火，伺隙出击。对刘、邓派工作组的决定，不作任何明确正式的表态。直到 7

月 17 日夜，正当工作组反干扰斗争火热的当儿，突然回到北京。

对一些因问题严重而失去控制的单位，由上级派出工作组，接管领导权，进行整治，这是共产党

惯用而且久已证明有效的传统工作方式。在 5 月间，任陈伯达进驻《人民日报》，就是一椿近例。因

此，从刘、邓到各级领导干部，对这种作法，都认为事所当然，奉行惟谨。毛一回到北京，托故不听

刘少奇登门汇报，却派江青、陈伯达、康生频频去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对那里的造反派表示慰问

和支持。接着就明确表态：工作组压制了群众的革命运动，甚至指责工作组干尽坏事，必须统统驱逐

之。7 月 26 日，在由毛主持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乾纲独断，宣布全国百分之九十五的工作

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并作出了撤销工作组的决定。根据这一决定，各机关、各学校的形势陡然一变。

受压制和打击的造反者有了毛泽东的支持，群起驱赶工作组。从整群众这一点上讲，工作组确是遵从

共产党的传统手法，重复 57 年反右派的老套，作践起来闹事的小民的。据统计：在北京的二十四所

高等学校里，有 10211 名学生被打成右派，2591 名教师被打成反革命分子。中学和机关的情况也大略

相同。工作组还整了一大批人的黑材料，准备将来进一步算帐。从这方面讲，工作组确是没干好事。

在它被造反派驱走，被迫离开那些单位时，他们又一手撮成那里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领导小组，把持

运动的领导权，继续对造反派群众进行压制与打击。

有所恃的造反派群众现在更是无所恐惧了。他们已经明确的得到毛主席的支持。他们组成了自己

8

的战斗组织，包括所谓红卫兵。保守派也依样组织起来，两相对抗。一时间，每一个单位内大小战斗

组织勃起，大的千百人、甚至万数，小的仅一、二人。各拥旗号，与观点相近的组织结成同盟，社会

上开始出现了有组织的对抗。为了追究派工作组前来的领导机关的责任，同时追缴被工作组所带走的

“黑材料”，造反派攻击的矛头，已不再限于原单位的所谓走资派，而是逐级上追，集中到省、部的

大当权派。同系统内的造反派也因此联合了起来，组成浩浩荡荡的“大兵团”、“纵队”，向所在的省

委、部领导冲击。保守派也通过串连，组成了自己的联合大军。到处都是两大阵营的激烈对抗。这种

“派”，实际上便是中国传统黑社会的变种，它们在利害相同的基础上抱成一团，打击别人，为自己

谋利。这些小组织利用派性来维系，两派相争，渐渐的更无是非，完全沦为了相互间的利害与意气的

混斗。这样，派仗就成了弥漫全国的无尽闹剧。被造反派追索的省部领导大员，成天东躲西藏，已无

法正常工作，甚至被劫持、绑架、扣压。有的省领导，只好仓皇前往军区机关躲避。但造反派仍是穷

追不舍，开始围困和冲击军区，往往酿成造反派与军队间的冲突。开枪杀人的事，遂有发生。

屈于毛泽东的专制淫威，刘少奇、邓小平，还包括那些同意或支持派出工作组的中央领导人员，

都被迫接受毛泽东的决定，无可奈何的作出检讨。他们不知道自己有什么错，只好承认是“老革命碰

到了新问题”。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几乎所有全国各级领导干部，都是派工作组的积极支持者和奉

行者。在他们的后面，还有被派的人数可观的工作组成员以及支持他们的庞大保守派群众。他们不服、

不满、懊丧，乃至消极对抗，这是很自然的。

针对这一情况，8 月 1 日至 12 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京召开。会上，毛泽东只是使出全身

解数，逐个拉拢说服，才勉强凑足了过半票数，批准了撤除工作组的决定。会上，他还亲自写成了《炮

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不指名的对刘少奇进行指责，硬把派工作组说成是实行资产阶级专

政，并把它与 1962 年的右倾相联系起来。善良的中国人民，从姚文元文章发表起，随之是彭真、陆

定一倒台，造反的风浪迭起，大家都感到山雨欲来，而怀着极大的疑惧与不安。他们都在问：毛主席

到底又要干什么了？现在，总算图穷匕首见，原来真正的目标是党内第二号人物、国家主席刘少奇。

这个会上把刘少奇的党内排名，从老二降到了第八。名义上虽然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但实际上除了

闭门思过之外，已完全从权力中心排除。邓小平也同样被剥夺了全部权力。另一颗耀眼的政治明星林

彪则代之兴起，以唯一的副主席排名在毛泽东之后。全会还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即《十六条》，作为指导整个运动的方针。

这时，在全国范围内，红卫兵运动正在如火如荼的开展。红色恐怖笼罩全国。毛泽东犹以为未足，

异想天开地提倡大串连和亲自接见和检阅来煽风助长。造反派，其中尤其是学校的红卫兵践踏人权、

草菅人命，达到闻所未闻的野蛮程度。北京师范大学的国学专家、老教授刘盼遂就是被活活打死。著

名的杰出作家老舍便是不堪凌辱愤而投湖自溺。这一类的冤魂究竟有多少？简直无法统计。因肆意抄

家而给无辜的人们所带来的破坏和损失，超过明火执仗的强盗的洗劫。民族文化、历史遗存受到惊人

的毁坏，甚至殃及到明十三陵发掘出来的明万历皇帝的朽骨；连马戏团训练的狗、马都不得幸免。这

时期，北京中学的红卫兵们也开始分化，一些高干家庭出身的人，因运动已冲及他们的父兄而开始转

入于不满和反对，发展为 “联动”(联合行动委员会)分子。有的研究者吹捧他们是最早起来反对中央

文革极左路线的先锋。其实，他们这样作，完全是因为运动触及到他们的既得利益。他们的劣迹、他

们在对待所谓阶级敌人和黑五类子弟中一贯的法西斯暴行是永远也无法洗刷的。

10 月初，毛泽东正式把派工作组问题扣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罪名。毛泽东悍然发动文

化大革命，要夺回失去的中央一线的权力，打倒刘少奇，这是决定无疑的。预先准备好的帽子便是所

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然而，运动刚开始，就横生了一个新的枝节，即派工作组的问题。

抓住派工作组的问题，毛泽东轻率地以此为寻衅的由头，扣上一个镇压群众运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的罪名，理由是群众运动是天然合理的。这种民粹主义的理论当然站不住脚，且既不符合共产党一贯

的传统，也违反后来毛本人在文革中大派军、工宣队的事实。可见它(派工作组罪名)的强辞夺理是彰

明昭著、路人皆识的。用这样一个荒唐的罪名来打击别人，当然会引起除少数造反派群众之外的广大

人民，上自刘、邓和执行过这一政策的领导干部，下至为数众多的保守派群众的不服和不满。为了使

9

他们胁服，毛泽东悍然给这大群人扣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帽子。然而帽子越大，就越使被戴这顶

帽子的人不服和愤慨。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至少是犯了鲁莽灭裂的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大错误，

把浩浩荡荡的各级执行者与保守派群众赶到了刘、邓这一边。这就同时也给毛泽东本人造成了一个可

怕的映像，即：愿意跟刘少奇的人远比跟自己的人多得多，从而证明了他近年来担心的修正主义在中

国已经发展，这个江山改变颜色的危险已迫在眉睫的估计是真实和正确的。因之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

彻底打倒刘少奇之流，是完全必要的，也是非常及时的。这就更促使毛泽东决心把这场运动，突破它

原拟只在文化领域进行的框子，肆意在全国各个领域中广泛无所限制地开展起来。10 月 5 日，发布

了《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要求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按地方的办法进行；

同时撤销了早先由总政发布的关于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党委领导的规定，

从此开始了一个在全国“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共产党全国各级党委全部瘫痪。12 月 15 日，发

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19 日，《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

条规定》即《工业十条》正式向全国下达。从此运动更广泛推及于全国所有工矿企业、农村生产大队，

以及除野战部队外解放军各机关院校。全国上下都卷到无休止的揪斗当权派、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执

行者和难辩是非的派仗，以及在农村变本加厉的阶级仇杀的疯潮中来。

与此同时，批刘也明显升级。12 月 18 日，张春桥神秘的在中南海西门单独约见了清华大学的造

反派头子蒯大富，告诉他：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至今仍不投降，你们革命小将

应该联合起来，发扬彻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们搞臭，不要半途而废。王力《反思录》证实：

“大约在二十七日以前，毛主席讲了话，说现在看来，对刘少奇问题不能象过去那样内外有别了，现

在不公开批判不行了。要公开批判。”一个名为“王光美专案组”，实际就是刘少奇专案组也悄悄的建

立。从此，打倒刘少奇的鼓噪声响彻北京街头。从早先劝阻和制止公开贴出刘少奇的大字报到唆使和

鼓励公开申明打倒刘少奇，说明运动进入了一个重要的转折。

12 月 26 日，是毛泽东的 73 岁生日。在一个小型宴会上，他向中央文革成员举杯祝酒，说：“祝

开展全国全面内战。”接着 1967 年 1 月 8 日，毛泽东召集中央文革小组开会，充分肯定了上海的造反

派对《解放日报》、《文汇报》的夺权行动，说：“这个方向是好的。”要展开“全面内战”、要“夺权”，

表明了在毛泽东的心目中，要彻底打倒刘少奇，除发动造反派，公开的、大规模的把刘少奇批倒、批

臭之外，还必须通过内战的形式，夺取各个部门和地方的领导权。认为“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

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手里夺权的斗争”，“是在新形势下所采取的

又一伟大的战略措施。这个措施将推动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来一个新的飞跃。”毛还指出：“从党

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

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红旗》1967 年第 2 期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

是共产党和国民党斗争的继续。在“一月革命”、即上海市夺权的影响下，全国上下，各级机关中的

夺权闹剧就紧锣密鼓地表演开来。继上海之后，山西、贵州、黑龙江相继比较顺利的完成了夺权，但

这些都是有内线由中央文革牵制完成的；这几个地区夺权虽然完成了，但是保守一派的反对势力仍然

十分强大，派斗从来没有停息。至于四省市之外的省、部和地区，夺权则在两派、甚至几派中轮番上

演，为所属部门的大印、物资和办公室房间，大打出手，没完没了。弄得国无宁日，民不聊生。

夺权这一举措完全又是毛泽东鲁莽灭裂、主观轻率，任意荒唐的自杀性决定。后来，毛也不能不

承认：“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是文化大革命所犯的两个错误。它把全国的党政机关负责干部当成

自己的敌人，加以打击。他不当一回事的估计，全国的夺权在约两个月内完成。至于这种夺权内容是

什么？是夺机关的党、政、财、文全部大权？还只是文化大革命领导权？对业务是监督，还是也要一

并夺过？谁都不清楚。所有的政权单位一律大夺特夺，不管是否是走资派或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

线的分子，也都采取先夺过来再说。至于夺权以后如何管理？也没有预案，先说是实行老中青三结合，

后来才确定由造反派头子、驻军部队的代表和革命领导干部的三结合。可见老耄的毛泽东，对此原毫

无成算，但他仍然用先有事实，然后才有理论；革命是群众的创造，他是最相信、最尊重群众创造来

安慰自己，自欺欺人。

10

过去所有担负过实际工作的领导干部几乎百分之百都不是被这一派，就是被那一派在揪打，统统

靠边站了。现在要成立革委会，讲三结合。但是造反派头子，不过是政坛的暴发户；而军代表充其量

也只会空喊政治口号而已。真正要把业务抓起来，还得依仗有水平、有经验的旧有领导干部。就是因

为没有可供选择，又能为两派群众都接受的“革命领导干部”，毛计划二三个月内夺权应见眉目的估

计，只好无限拖延。这时又发生一批元老拍案而起，“大闹怀仁堂”，怒斥中央文革的大事。这些元老

们对自己的老战友、老部下纷纷被揪；对被称为“联动”的干部子弟(其中也包括他们的亲属)被打击、

遭收禁，已久怀愤怨。2 月中，在有中央文革成员参加的会议上终于爆发了所谓“二月逆流”。他们

虽然在毛泽东的专制淫威下，都被责令检讨。但毛对于他们，终究仍不敢于过为己甚，最后还是借口

以团结为重，曲意对他们进行安抚。所有这一切才逐渐让毛泽东察觉到对领导干部打击过宽、过大，

实际上只能孤立自己，而壮大保守派的队伍，有利于自己的敌人刘少奇。因此，在 67 年 2 月初开始

放弃“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分子”这一提法。3 月号的《红旗》社论称，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领

导干部，只要不顽固坚持，作出检讨，就可以作为革命领导干部，结合到革命委员会里来，名之曰挽

救大多数干部。即使如此，由于两派的僵持，结合谁都无法实现。在智穷力拙的情况下，对于这些两

派混争互斗的地区和单位，毛泽东只好诉诸军事管制。2 月中，全国实行军管者已高达 6900 多处，

已经动用团的兵力。当时统计 “三支”(支左、支工、支农)两军(军管、军训)参加的军人人数高达 280

万之众。可悲的是军队支左，支的绝大多数又竟是保守派，而不是毛所希望的造反派。当时，派别纷

起，多如牛毛。甚至一个人也可以独树一帜，组成战斗组织，发声明、出海报，但大体上都以对本省

市的某一个领导干部的揪和保分成两个阵营。而这些领导干部的基本面貌又不清。因此，究竟反谁算

革命，保谁就是保皇，谁都弄不清楚，最终都要等中央文革表态，才能确定，而事实上这一时又根本

不可能作到。一般来讲，造反派成员比较复杂，他们为了追索工作组整他们的黑材料，追究派出工作

组的责任，曾经穷追省、市委领导，甚至围攻窝藏他们的军区机关。他们与军队的关系是比较紧张的。

相对而言，保守派成份好，其中很多就是复、转军人或军人家属。甚至老婆就是当权派，孩子是保守

派。这样，支左的军人一下来就选择了支持保守派，这是很自然的。军队的介入，使派斗更进一步升

级。军队和造反派直接对抗的事件屡屡发生。

这时，曾经执行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干部，只要在形式上作个检讨，就可以成为结合对象；走

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如过河之鲫，这两顶帽子都算不上什么新鲜的大罪名了。要打倒刘少奇，就

得锻炼新的罪状。于是，毛泽东就把叛徒、特务这类罪名，当成杀手锏，来置刘少奇于死命。早在文

革前夕，毛泽东就认为党内有叛徒，“始终未解决。”因此，他对戚本禹指太平天国的李秀成被俘后所

写的《李秀成自述》为叛徒的供词的文章十分欣赏。他曾通过江青，向戚本禹表示支持；并让他请教

康生，再写第二篇文章。老奸巨猾的康生，在文革开始不久，就已看出来，“查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

派的历史，定个走资派，还是内部矛盾，定个叛徒、特务，就永世不得翻身。”因此，在 1966 年 8 月

18 日毛接见红卫兵时，康生就在天安门城楼上支使红卫兵去搜寻档案资料，挖查叛徒。红卫兵在旧

报章上找到了 1934 年被国民党拘禁在北平草篮子监狱的薄一波等 61 人，在奉中央指示，履行具写悔

过书后得到释放的材料。必欲置刘少奇于死地的毛泽东，这时便拣起这个在中共七大时已审查定案的

问题，当作新的武器，来对付刘少奇。前已述及，早在建国之初，毛泽东就曾密令高岗，调查刘少奇

在东北被捕的亊，以后他又心亊重重的申言，党内的叛徒问题一直没有解决。1967 年 3 月 16 日，中

央正式批发了《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 61 人的自首叛变材料》，指出：“薄一波等人自

首叛变出狱，是刘少奇策划和决定，张闻天同意，背着毛主席干的。”21 日毛又批准立案审查刘少奇

历史上两次被捕和叛变问题。5 月 1 日，毛公开宣言：刘少奇 1925 年被捕过，后来叛变，住在北京，

刘少奇一条路线，一个理论，一个班子。把刘的问题往叛徒上拉。6 月 3 日刘少奇专案组成立，由康

生出任组长，成员包括谢富治、汪东兴、叶群、杨成武及中央文革的江青、姚文元、戚本禹、关锋参

加，由江青直接负责抓，戚本禹任秘书；具体工作则由谢富治、汪东兴担任。专案组派出了数千人员，

翻阅历史档案，对有关人员孟用潜、杨一辰、丁觉群、王世英等进行野蛮残酷的刑讯，以逼取需要的

证据。张重一当时已是癌症晚期，生命垂危。为了逼取证据，仍对他进行拘留，在二十七天里进行了

11

二十一次审讯，“穷追紧逼，终于逼使他断断续续地‘交待’了有关王光美特务的问题。”直至死去。

江青在专案组的一次会议上还恶狠狠地说：“有个案子，我很不满意。王世英说他半身不遂，还能全

家去照像，摔了一跤也没死。你们右倾。要审讯，死就死。要狠狠地斗，集中火力，几个人不行，要

一二十人狠狠斗。死是他自己要死，阎王请他吃烧酒。”这样的话让人听起来真是毛骨悚然。所有有

关刘少奇叛徒、王光美特务的材料便是在这种情况下逼讯出来的。

为了让造反派群众放手揪斗刘少奇，毛泽东在 7• 20 武汉事件前离开中南海，去往南方。到这个

时候为止，刘少奇仍居住在中南海内，除中南海造反派在戚本禹支持下，有过批斗之外，外界的造反

派不能直接触及他的人身。毛泽东一走，造反派就包围了中南海。参加和声援的单位达二千多个，人

数逾数十万。他们在中南海墙外呼噪叫战，要求把刘少奇赶出墙来，交群众批斗，这场闹剧持续达一

个月之久。与之紧密配合的，在戚本禹的策划和指挥下，中南海内的干部揪斗了刘少奇、邓小平、陶

铸和他们的妻子。8 月 5 日，二百多万人集会天安门，纪念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发表一周年。声讨

刘少奇的声浪一个高过一个。此后，随着社会每出现又一次所谓“右倾翻案风”的时候，揪刘和批斗

刘少奇黑帮分子的集会与呼啸便一阵紧似一阵地展开，但实际的对刘斗争已集中在专案组的罗织定

案。而社会上的实际情况则是派战大行，无法收拾。

从一月风暴(67 年 1 月)到九大召开(69 年 4 月)的二年多时间里，整个中国，包括城乡所有的上下

机关、学校、工厂、农村，无一例外的陷于以武斗为特征的派仗。各地方、各单位的派仗名义上都围

绕支持某一个与本派密切的革命领导干部和反对另一个与对立面有瓜葛的“走资派”，进行夺权斗争

展开。事实上群众组织中革和保的色彩都已泯失，成为一派与另一派人在权力抢占上的拼死争斗。支

左的军队往往是各支一派，军队不但暗送枪支弹药来支持互斗，而且亲自出阵，酿成震惊全国的武汉

7• 20 事件，以及四川、广西等地区的暴力冲突。机关枪、大炮一齐出动。有的地方整条街道、整个

地区夷为平地，尸横遍野。而毛在 7• 20 武汉事件之后，还明令向造反派发枪。且指示对造反派夺枪

不加制止。江青甚至恶狠狠的提出所谓“文攻武卫”。这些火上加油的作法，无疑更使派仗猛烈升级。

1967 年夏秋之间，全国武斗大行。极左浪潮越烧越猛。

无尽的派仗使各地的革委会迟迟无法建立起来，北京的混乱到 67 年 8 月外交部夺权、火烧英国

代办处达到了极点。毛泽东不能不考虑对无法控制的局面加以制止。对这个毒瘤的中心中央文革少加

抑制。中央文革在十分被动的情况下，被迫舍卒保车，抛出了两个小爬虫王力和关锋。随后又舍弃了

戚本禹。还连续公开批驳了造反派中流行的“全国处在反革命复辟前夕”、“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

决问题”、“进行第三次串连”等等呼号，阻止混乱的进一步发生。毛发布了“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

根本利害冲突”的最高指示，要求实现革命的大联合，禁止抢劫枪支和国家仓库。毛还明确指出：“文

化大革命要在 1968 年春天结束，或者稍迟一点。接着开九大，不能再搞了。”表示要进行收束。11

月初，毛提出“大、中、小学都要复课闹革命”。68 年 1 月，又开始进行“清理阶级队伍”，把造反

派的斗争狂热重新转移到清查本单位群众中有问题的人们中来。这时期，又号召批判派性与无政府主

义。所有这些作法无疑对造反派们是一种约束。

68 年 3 月末的揪出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极左派又从中嗅出了“阶级敌人的新动向”。

认为“右倾翻案是当前的主要矛盾”，“是要为‘二月逆流’翻案。”由于当时的斗争已经开始以隐蔽

的方式在高层内进行，一般群众已难明真像，但它的指向是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一些元老们，仍然可以

从一些迹象中看得出来。从批斗杨余傅的大会上周恩来公开领头为江青谀颂的场景，人们明显地察觉

出周处境的尴尬。反右倾战斗又一次激发了群众队伍中的派仗高潮。这时，随着各省革委会的逐个建

成，总的大局已相对平静，只有四川、广西、陕西等地仍然是两军对峙，枪炮轰鸣。而特别抢眼的又

是北京高校中清华、北大以及天派、地派的两派互斗。毛泽东已经感到是对这些曾出于倒刘的需要而

被他纵容、肆无拘检的红卫兵小将们进行整治的时候了。“造反有理”，是用来对付刘少奇的；目的达

到了，再造反就是无理了。然而幼稚单纯、自命为唯我独革、骄纵成性的小魔鬼，既然放出了潘多拉

瓶子，要再收禁也难了。毛泽东不能不使出最后杀手锏。7 月 27 日，组成浩浩荡荡数千人的军工宣

队，在暴力开道中进驻清华大学。同时，他又亲自出马，召见北京高校的所谓五大领袖，当面警告：

12

现在是你们犯错误的时候了。必须立即停止武斗，否则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要

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到 8 月 29 日止，北京所有高校都进驻了军工宣队。从赶走刘邓工作组，

“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彻底闹革命”，一晃两年之后，兜了一个小小的圈子，又来了毛的军工宣队，

这对于毛的所谓“群众路线”，真是绝妙的讽刺。在“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佛祖真言的封盖下，

全国的大小知识分子，从此被打到了五行山下，再也不能翻身。毛还用釜底抽薪的办法，命令知识分

子必须到农村中去，接受农民的再教育。这年 12 月，全国掀起了让中学生上山下乡的高潮。

红卫兵小魔鬼又装进了瓶子，大陆的各省市革委会也总算草草地拼凑了出来。9 月 5 日，戏剧性

的召开大会，欢呼“全国山河一片红。”这时，在广大一般干部中，对无聊、无尽而又见不到任何得

益的派仗本已十分厌恶。革委会成立以后，他们已成为被抛弃而无所事事的人群，无论是革派，还是

保派，开始都沦为逍遥派，“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毛对付他们的法宝，便是发配往所谓“五七

干校”。他说：“五七干校”是一个干部“重新学习的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该这样作。”于

是全国成千上万的干部，抛下了在城市里的妻儿，下到了最贫困的农区，自己动手，托土坯，盖茅房，

辟草莱，种庄稼，养猪放羊，在最不堪的农业劳作中锻炼。这样，学生、知识分子上山下乡；广大干

部被投入“五七干校”。在脸朝黄土背朝天的辛苦农作之余，昔时那种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毛

主席的革命路线、揪斗走资派、批判修正主义的豪情壮志，便再也不见踪影了。有头脑的人，开始了

深深的反思。

68 年 10 月，由毛一手拼凑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召开。这个会以通过由江青、康生等所罗织

诬陷、由毛泽东亲自批准的所谓《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调查材料》而在历史上留下了极不光彩、

极不严肃的丑恶记录。当表决通过时，会上除了一位陈少敏女士毅然投反对票外，其他代表更无一人

敢于挺直脊骨，对这样明知是虚伪捏作的决定投自己的反对票。真是“数十万军齐解甲，更无一个是

男儿。”

刘少奇被扣上叛徒、内奸、工贼三顶耻辱的帽子，永远开除出党。正如康生所说的，这才是“永

世不得翻身了”。刘的问题已告一段落。但权力角逐的奕盘上却并没有出现让毛泽东称心如意的格局。

首先是惯于和稀泥的周恩来，由于他巧妙应付，假打真保，赢得了许多干部的感激；同时又任劳任怨，

艰难操持，支撑着混乱破碎的政府，赢得了广大人民的同情。毛、周之间本存在长期、深厚的历史矛

盾。毛泽东对他是既不放心，又不得不依靠他的助力。毛记嫌于周的心态，可以从江青从不失时机地

对周的调和态度的敲打中明显地流露出来。把所谓“伍豪事件”抓住不放，更是隐藏着凶狠杀机，使

周恩来临死前还心怀惴惴。只是因为周行事圆滑谨慎，对毛一心奴伏，甚至曲意阿从江青，使毛和江

青确实找不出下手的借口。但对于他怀恨在心，杀机隐伏，是路人皆知的。

另一个权力集团是以林彪副统帅为首的武人帮，这一帮人都是原林彪四野的旧部。他们把原在军

队各系统间的山头主义矛盾带到了新时期的权力分配斗争中来。杨、余、傅事件以后，黄永胜取代杨

成武成为总参谋长。原军委办事组改组，黄永胜任组长，吴法宪为副，成员有叶群、邱会作、李作鹏

等，决定军委常委不再开会，办事组完全取代了军委常委。这样，几乎所有军权都掌握在他们的手中。

新成立的各省革委会的权力也几乎大多操在军人之手。九大把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写上了党章；这个集

团的成员都被选进党中央政治局。对于这样一个军人擅政的局面，毛泽东是疑惧难安的。加之，这些

军人 (除叶群外) 都是战功赫赫的开国功臣，惯于骄纵。他们忍受不了江青的颐指奴使，恣肆张狂。

对以舞文弄墨而燥进的张春桥、姚文元辈，根本不放在眼里。相形之下，九大以后江青一伙虽然也进

了政治局，但在政府中都无实职。中央文革小组已取消，他们开始产生一种失落感。在九大报告的起

草中，张、姚和陈伯达之间，争风吃醋。张、姚指责陈伯达有唯生产力论错误，从而得以把陈的初稿

推翻，由他们来另起炉灶。陈伯达因此大为丢脸而痛心疾首，忿而投靠到林副主席集团一边来。这时

毛对林彪已心怀不满，无行的陈伯达转向林靠拢，激起毛泽东的猜疑与厌恶。70 年 8 月 23 日，中共

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毛又一次充分表演了他无尚的家长专制主义淫威，挫败了林彪集团的挑战，

把那个曾长期担任过他的政治秘书，被誉为中国最好的马列主义理论家、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

揪了出来，一加就是六顶帽子：叛徒、特务、托派分子、假马克思主义者、国民党反共分子、修正主

13

义分子。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也被责令检查。会后，毛又积极采取措施，一方面

是在全国公开批判陈“骗子”，另一方面进行所谓“抛石头、掺砂子、挖墙角”，对这批手握兵权的危

险分子加强防范与打击。最后，已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林彪只好乘机外逃。

9• 13 林彪在蒙古坠空而死，毛、林险恶、虚伪的政治交易以很不光彩的悲剧结束了。摔死的不

仅是林彪，毛泽东的政治信誉也同时从九空坠地，跌得粉碎，留下来的是他们间现世报应的笑料。据

说，从此毛的健康一落千丈。

林彪摔死了，最使毛泽东操心和不安的问题，便是一个培养和选择接班人的问题。有没有一个称

心合意的接班人，是保证毛式革命路线继续推进，政权“永不改变颜色”，同时也避免毛自己身后被

焚尸扬灰的关键的关键。毛知道自己年岁不多了，这个事才是急中之急。于是他不顾实际，完全从毛

主义的主观模式出发，选取了农家出身，当过兵，在工厂呆过，没有多少文化，造反起家的上海造反

派头头王洪文，火箭似的超拔，调到中央来，作为接班人培养。无如造反出身的王洪文，原只是一个

耽于吃喝玩乐的恶少，根本不具备管理国家事务必要的品德与文化素养。丛脞的国务，仍需仰仗周恩

来艰苦撑持。当毛泽东已明显的感到必须及时结束文化大革命，恢复正常的政治统治时，他就更必须

倚重周恩来的声望和能力，这就更使在权力上存在失落感的江青忿恨难平，频频向周发动攻击。周恩

来原想借林彪集团覆灭的机会，让极左之风稍加遏制。但立即遭到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毛不但不想

顺坡下驴，反而在极左道路上滑得更远。他硬指林彪集团不是极左而是极右，而且是右得不能再右。

他又借口周恩来在外交上的表现，把极左绞肉机的螺门拧得更紧，大搞所谓“批林整风”、“批儒评法”，

要抓当代的大儒，对周恩来进行敲击，以示警戒。当重病缠身的周恩来实已不堪重负，而又无人可用

的情况下，毛泽东让宣誓永不翻案的邓小平戴罪复出，以应付目前。但是当邓小平的整顿牵涉到动摇

与否定毛泽东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这条底线时，一场新的反右倾复辟的运动又发动起来，最后借周恩

来逝世引发的四五事件而把邓重新放逐出权力圈。在着实无人可用的窘况下，毛泽东超拔了一个素无

背景、被叶剑英评论为“不蠢”的华国锋，登上了党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宝座。这让自认为此

位必得的张春桥恨得咬牙切齿。毛泽东选中华国锋是有迫不得已的苦衷的。他当然把身后的希望寄托

在江青一伙身上。但他还是对江青的分量有所了解的，而且知道她积怨太多，无以服众。王洪文经观

察试用，表现实不成材。姚文元不过是善于舞文弄墨的文胆；张春桥充其量也不过是能摇羽毛扇的狗

头军师，而且也有历史问题。靠这班人甚至连撑持门面都难于胜任。至于说继续他伟大的事业则就更

为渺茫。因此，他在 76 年初的讲话中，充满了无望的悲凉。起用“不蠢”的华国锋，正是因为他素

无背景，而成为左、右两派暂时都可以接受的中间人物。毛指示华，有事可找江青商量。毛泽东选中

这样的人物自然只是一个过渡，安定目前，以便让他的极左派亲信们在将来有利的时机，平稳地完成

权力棒的交接。

（二）

在全力进行阴谋倒刘的同时，毛泽东一刻也不曾忘记他继续革命，批判资产阶级权利，建设毛式

土共产主义的远大追求。

1966 年 5 月 7 日，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毛的极左顽症又发展到新的高潮。他给林彪写信，对军

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①作了批示，就他的毛式农业社会主义梦想大

加发挥，这就是著名的“五·七指示”。

林彪同志：

你在五月六日寄来的总后勤部报告，收到了。我看这个计划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将这个报告发到

各军区，请他们召集军、师两级干部在一起讨论一下，以其意见上告军委，然后报告中央，取得同意，

① 这份报告在 5 月 6 日由林彪转呈毛泽东，其中对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成绩进行夸大。

14

再向全军作出适当的指示。请你酌定。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

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这样的一个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

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

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

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

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

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

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

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

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

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

这个指示，正如王禄林先生所指出的，是毛泽东“建设一个新世界的宣言书”。它与稍后的《五

一六通知》构成毛泽东建设他的土共产主义的双拐。一个主旨在破，即砸烂一个剥削阶级的旧世界；

一个主旨在立，这便是毛所追求的新世界的蓝图。

这个指示清楚的显示了毛式土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不要分工、身兼工农和所有社会各行业、并取

消商品的社会。实际上便是让人们倒退到原始的自然经济的中世纪农村。分工和商品的出现，是社会

生产发展的需要。没有分工，没有城市与乡村的分化，没有商品交换，就没有社会文明的进步。至于

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分工的消泯，城乡差别的消除，是必须有社会经济的前提，都只是在社会生产极

度发展、个人自由极度满足之后，才有可能实现。否则，都只能是民粹主义者全无根据的幻想，只能

造成社会的大倒退。

1966 年 12 月初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又提出了消灭“资产阶级法权”，取消薪给制的问题，

他说：

“ 搞供给制，过共产主义生活是马克思主义作风，与资产阶级对立。我看还是农村作风、游击习

气好。二十二年的战争都打胜了，为什么建设共产主义就不行了呢？为什么要搞工资制？这是向资产

阶级让步，是借农村作风和游击习气贬低我们。结果发展了个人主义，讲说服不要压服也忘了。是不

是干部带头恢复供给制?

要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例如争地位、争级别、要加班费、智力劳动者工资高、体力劳动者工

资少等，都是资产阶级的思想残余。‘ 各取所值’ 是法律规定的，也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将来坐汽车

要不要等级？不一定要有专车。对老年人、体弱者可以照顾一下，其余就不分等级了。我们的党是连

续打了二十多年仗的党，长期实行供给制，从几万人增加到几百万人。一直到解放初期，大体上是过

15

平均主义的生活。工作都很努力，打仗都很勇敢，完全不是靠什么物质刺激，而是革命精神鼓舞。”

12 月 6日，周恩来大概是针对毛的这一段话，曾经委婉的表示：“现在实行供给制，一定要把思

想基础打好，才能实行。不然，大家都实行供给制也不行嘛！”12 月 18 日，江青在一次讲话中还提

到：“最近我们想把级别搞掉。”表明这个问题又一次出现在毛的考虑之中。

1967 年 4 月 29 日，毛泽东在他的《一个指示》中说：

“(三结合)要有群众参加。十几年了，我们脱离了群众，49、50、51、52 年群众欢迎我们，那个

时候干部吃住很简单，吃小米，住帐篷。进城后搞薪金制，群众就不欢迎我们了。”

在当时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文革的会上，他又说：

“ 我们党在 49 年、50 年、51 年这三年当中，群众是拥护我们的，是尊重我们的。因为当时是艰

苦朴素的。吃小米、住帐篷……52 年以后情况就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我们干部在群众当中开始受冷

落。当时，在干部当中实行了薪金制……薪金制我是不赞成的。我们这次文化大革命是要把它改变过

来。”

在 5• 1 节会见干部时，他还特别指示：

“ 为避免脱离群众，以后实行供给制，取消薪金制。”

1969年 4月 13日毛在九大的一次谈话中说：

“ 所有制变化了，我看有的没有变化，至少大部分没有变。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他们搞物质刺

激，他们搞关、卡、扣、罚，全都是对付工人的。”

4 月 28日，毛又在会议结束时讲话，说：

“（在苏区），那叫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多少年我们都是没有啥薪水的，没有八级工资制，就是

吃饭有个定量，叫三钱油、五钱盐。一斤半米就了不起了。至于菜呢？大军所过，哪里能够到处找到

菜呀！现在进了城，这个进城是好事，不进城，蒋介石霸住这些地方了。进城又是坏事，使得我们这

个党不那么好了，所以有些外国人、新闻记者说我们这个党在重建。现在我们自己也提出这个口号，

叫整党建党。事实是需要重建。”

1974 年 10 月 20 日，毛泽东在接见丹麦首相保罗• 哈特林时也说到：

“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

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

同年 12 月，毛在长沙对周恩来、王洪文谈话时又指出：

“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

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 “ 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

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

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

他指令张、姚写关于这方面的文章。姚文元随即写了《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张春桥写了《对

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文章反复申述消灭“资产阶级法权”。张、姚还选编了《马克思、恩格斯、列

宁论无产阶级专政》的语录，供国人学习。特别指示“各级党委一定要把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

习抓紧、抓好。”“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1975 年 5 月，有人提议对农村中不同自然条件和生产效率高低的生产队进行粮食征购时，将好

的定价低些，差的高些，以消除“事实上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毛立即批示，进行试验。8 月，

毛又亲自对陈永贵的《对农村工作的几点意见》作出批示，要求政治局讨论所提出的在短期内将人民

16

公社核算单位由生产队过渡到大队的问题，并在九、十月召开农村工作座谈会，又一次企图搞穷过渡。

毛一仍旧贯，把消灭资产阶级权利的斗争，当成是继续革命的迫切任务与追求。

早在 1956 年九月中共八大的决议里，已正式申明，中国已经完成全国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

进入了社会主义。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

速发展的需要同当时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但是，到了 1962 年，为了继

续革命，毛泽东却一反旧调，大讲阶级和阶级斗争。九月的八届十中全会发表的公报说∶“在无产阶

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

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

条道路的斗争。”根据这一精神，63年二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决定在全国农村普遍开展一次社会主

义教育运动。在城市则进行五反运动(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反分散主义、反官僚

主义)。随着运动的发展，左风一步紧似一步。65 年一月，毛泽东主持通过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

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 23条)，指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明确的提出了“当权派”这一概念。这之前，由陈伯达主持的天津小站地区运动的报告，中央已作出

了《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夺权斗争的指示》，规定∶凡是被敌人操纵或篡夺了领导权的地方，都必

须进行夺权斗争。这样，一场要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权夺回来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是呼之欲

出了。

为了推行毛式的继续革命，毛泽东需要修改马克思唯物主义的阶级划分理论，以服务于他无产阶

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斗争需要。他稳然以世界共产主义的导师自任，摆出一副不可一世的气势，把马

克思并不放在眼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依据人们对生产资料占有的不同，

把社会划分成两个不同的阶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并且由这两大对立的阶级的矛盾与斗争引伸出

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结论。阶级和阶级斗争是由对生产资料的占有不同、是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二

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已经完成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随着生产资

料的公有化，当然已不再存在。如前所述，毛便把误读的“资产阶级权利”当作借尸还魂的资产阶级

魔鬼，进行战斗。在 64 年十二月毛泽东对陈正人的报告批示上，明确提出∶“脱离人民群众，脱离

基层生活，官作大了，骄娇二气，拒绝到农村去，城市里生活舒适哟!不出修正主义才见鬼。”“现在

用几盒香烟就可以把一个党支部书记给贿赂了，如果把女儿嫁给一个干部，那就要什么有什么，这些

人就是修正主义者，就是官僚主义阶级。他们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修正

主义的出现标志着资产阶级在政治舞台上升起。这些走资本主义的领导人，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

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认为，这个官僚主义阶级，或者叫现代修正主义、资产阶级当权派、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里没有了资产的资产阶级，它同广大人民的对立

与矛盾就是存在于社会主义整个过渡时期的基本矛盾。

这个新出现的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资产阶级却并不一样，它

不是靠占有生产资料来攫取剩余价值剥削工人；他们是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级官僚，是共产党专制

统治的基础和爪牙。正是毛泽东创建了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用暴力剥夺完成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

造，实现了全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全方位的专制与垄断。并且依靠这遍行城乡、组织严密的官僚组

织来进行专制统治。在农村，官僚与土豪已混为一体，完成了一元化的统治。生产队的党支部书记，

就是当地官僚加土豪的当权派，农民已成为新时代的农奴，他们的主人便是生产队的党支部书记。在

17

城市中，人们也被户口、粮食定量与人事档案三条锁链紧紧地束缚在机关或工厂、单位，生老病死都

跳不出这一牢笼，他们也同样沦为封建庄园的农奴。因此这个国家事实上已倒退到一个封建主统治的

农奴社会。正是那些高踞在新农奴之上的“当权派”，他们不单垄断了全社会的经济资源，同时又垄

断了各级国家权力，成为一个拥有特权的官僚阶级。“当权派”之恶，正是来源于共产党对政治、经

济、文化的全面垄断。权力是他们特权地位的来源，“有权就有一切”是他们的伦理和信条；专政便

是他们的依据和手段。与以前的革命相反，“共产主义革命是以取消阶级为号召开始，但最后竟造成

一个握有空前绝对权威的新阶级。” （吉拉斯：《新阶级》）这些官僚主义阶级的存在充分证明了毛泽

东时代在无产阶级全面专政名义下所形成的皇权专制主义大回归。毛所指责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

派实际上是一批皇权专制社会的官僚，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并不是因为他们走所谓资本主

义道路，而是因为他们的特权、腐化、专制、官僚主义，从而形成与民众的对立。毛泽东把他们称之

为走资派，只是因为毛一贯地把他所不喜欢的人和事，标上资产阶级或资本主义的印记。这些共产党

官僚组成的新阶级，是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特产，出现于列宁时代，在斯大林手上成熟，从毛泽东到

金日成等人统治的其它社会主义国家都概莫能外。他们在所有权上并不拥有全国的财富，但是他们却

可以任意支配这些财富，并不必为这些财产负任何责任，因此使他们挥霍起来更加肆无忌惮。“这个

新阶级是贪婪而不能满足的，就像资产阶级一样。不过，它并无资产阶级所具有的朴素和节俭的美德。

新阶级的排斥异己正像贵族阶级一样，但没有贵族阶级的教养和骑士风格。”（吉拉斯：《新阶级》）毛

泽东希图把由他自己培植和依靠的、走皇权专制道路的魔鬼指认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背叛者进行批

判和消灭，当然只能是蜻蜓自己吃自己尾巴的一场闹剧。最可笑的是在这场揪斗“资产阶级当权派”

的斗争中，一场混战，革命与不革命的阶级划分，都根据一条谁也说不清、拿不准的“毛主席革命路

线”来确定，依忠与不忠于毛来划分，也就是根据个人的思想来划分。因而堕落到因人划线、跟人划

线。凡是毛的私人、亲属、卫从、亲信都是毛革命路线的人，而一旦他们在政潮反覆中表错态、站错

队、跟错人，就一夜之间，成了反革命路线的走卒。

事实无可辩驳的证明：毛泽东所痛恨，所要打倒的官僚主义阶级，不是别的，正就是共产专制王

朝的基础和实体。这个庞大的官僚队伍正是由他逐级任命授权而形成，权力来自上级，他就肯定媚上

而脱离群众；他在自己的事权范围内，拥有不受监督的绝对权力，绝对权力绝对腐败，这是千古不易

之理。毛想用群众运动、取消薪金制、五七道路等等办法来恢复官僚们的革命激情和理想主义情怀，

纯粹是空想。而空想主义的毛泽东，他至死也不愿承认和了解∶他本人正就是这班官僚的总头目、总

后台。这就决定了他的文化大革命的“大民主”，除了酿成大灾大乱之外，根本不可能达到动摇和铲

除这个官僚阶级当权派的目的，运动也就必然以自己的彻底失败而告终。要想根除这种官僚主义当权

派，唯一的一条路，就是实行真正的民主，还政于民，由人民的选票来决定官员的命运。在人民真正

当家作主的情况下，就不可能再存在骑在人民头上，鱼肉人民的、什么也不会只会当官的官僚。

应该承认，作为一个执着的革命家、理想主义的农民社会主义者，毛泽东敏锐地提出了中国社会

主义社会中出现的“当权派”这一现象，应是他远高出于他的同辈庸人们的卓识。这个问题，作为文

化大革命唯一的积极贡献，本应该为后来者承接下来，在改革开放中彻底解决。然而，在政治改革被

有意搁置的情况下，这一点点积极贡献也完全被抹杀了，用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以图自保的、复出

的官僚们，在泼洗澡水的同时，是有意把孩子也泼掉了。结果是“当权派”反被保留下来，在改革开

放的经济大潮中，以权谋私，权钱结合，靠权力发财，变成了权贵资产阶级，这真是一个历史的悲剧。

制度的改革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在剪除前进通道的障碍后所要进行的寄意深远的“伟大”

18

梦想。在权力争夺中一贯奉行实用主义，在权术运用上登峰造极的毛泽东，同时也是一个狂暴的理想

主义者，并且最喜欢以一个思想家、理论家，古今中外、博及群书、无所不通的学问家出现的。他倒

刘也绝不愿让人看出来是权力的争斗和私怨的报复，而是深奥莫测的理论斗争、路线斗争，尽管什么

是修正主义，他至死也并不清楚。因此，在倒刘的同时，他又把他一心向往的理想主义改革抬了出来，

唬弄无知的人们。在运动初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里，就确立了运动

的斗、批、改三阶段。“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

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

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

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一句话，他毅然发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是要打破一个

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

在政权建设方面，革命委员会的建立无疑是毛最得意，但也许是最荒诞的杰作。“夺权”，实际上

是两派、甚至几派为抢一颗公章而轮番恶斗。它形成所谓文化大革命中又一旷世奇观。在全国夺权完

全是一个冲动而轻率的决策。毛泽东把聂元梓的大字报胡吹为什么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北京人民公社宣

言。他要重演百年前巴黎公社的旧剧。因此，上海一月夺权后就立即打出“上海人民公社”的招牌。

但最后权衡得失，还是放弃这个心向往之的革命名称，决定“还是革命委员会好。”关于革命委员的

组成，几经改易，最后确定为“三结合”，即有革命干部的代表、有军队的代表、有革命群众的代表

参加，组成领导。1968 年 3 月 30 日两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一刊(《红旗》杂志)发表的社论《革

命委员会好》中，说《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

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其实这纯粹是欺世盗名之谈。这种作法不仅加剧了党政

不分、军政不分的旧存恶习，其它的所谓优越性不是徒具形式，就是反使旧有的劣质更有了变本加厉

的恶性发展。至于说到精简，事实上完全是脱离实际的空想。毛指示张春桥，上海搞 20 个吧！李雪

峰在河北，就曾扬言，省革委会要精简为 120 人，都不过是一句空话。毛泽东“勇敢地”把国家机关、

包括行政组织到公检法都冲垮了，但是军队却视为命根子，并靠它来接管政权。在对原有的干部认为

都不可靠，仍然软禁在五• 七干校劳动时，却把一大批转业军人安置到革委会来。这批军人文化水平

低，根本不具备必要的业务知识与技能，这个政府的效能就可想而知。要想办事，最终还得把那些在

五• 七干校的业务人员召回来。因此，文革后期，成员非但没精简，反而又增加一倍。至于领导干部，

运动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人被冲击靠边站，后来又查无实据而官复原职，一个机关往往出现官多兵少的

奇怪现象。所谓“巴黎公社原则”，更是骗人的鬼话。正像马克思所说的，历史现象往往惊人的相似，

但如果 1871 年的巴黎公社是作为悲剧出现，那么，第二次在毛主义的表演中，却成了一个讽刺性的

闹剧，尽管招牌是打得一样的。

所谓“改”，在教育领域中造成更为巨大的毁灭性效果。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受到致命冲击的就

是教育界、文化界。红卫兵一起来造反，教师就首当其冲。无知冲动的中学乃至小学生，任意给他们

的老师加上修正主义、资产阶级思想的罪名，把对教师的人格侮辱，恶作剧的虐待和任意打骂当成为

革命表现，肆行凌辱。直至文化大革命后期，还以批判“师道尊严”而继续作践他们，连一个剧本《园

丁之歌》都当成资产阶级右倾复辟潮流而大张挞伐。整整十年，学校先是被造反派整成一个底朝天，

继而虽说要复课闹革命，但仍然派仗纷纭。学生完全没有任何拘束，上课可有可无，考试就交白卷，

交白卷也成了反潮流的造反英雄，因此国家在教育上出现十年以上的可怕断层。成了古今中外都不曾

有的文化灾难。后来大学入学的试卷中，考生竟有 1/2+1/2=2/4；不知“孙中山”、“阎锡山”这座“山”

19

究竟在什么地方的天大笑话。毛泽东把学校污蔑为修正主义、资产阶级思想的大染缸。甚而至于把整

个包括解放后十七年共产党领导下的所有学校，都毫无例外的全盘否定。1971 年 4 月至 7 月中召开

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了臭名昭著的所谓“两个估计”，宣称建国以来的十七年，“毛主席的无产

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教育制度、教育方针和方法几乎是旧的一套。”“大多数的教

师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两个估计”彻底否定了中国的教育，所有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

都背上了一个旧学校培养出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恶名，为了赎罪，他们必须发配到农村去，接受

农民的再教育。

毛泽东拟定的教育改革，在农村，小学由贫、下中农组成的管委会来领导；城市则走工厂办学的

道路。彻底贯彻他一贯的仇视文化，仇视知识分子的政策，让外行领导内行，甚至荒唐到选派工、农、

兵学员进大学，让他们“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简称为“上、管、改。”真是斯

文扫地！千古所无。其结果是造成人材凋零，学术倒退，文化破碎，愚昧大行。在世界的文化竞赛大

潮中，我们白白地耽误了宝贵的时光，在许多学科中，成了一名可悲的落伍者。

文化界的状况也是惨不忍睹。像老舍、傅雷这样的优秀人材，都在不堪凌辱下走上自杀的道路。

有的则在揪斗中惨遭残害。罹这种浩劫而死去的人太多了、太多了。他们很多都是国家瑰宝、民族精

英，就都这样冤屈无告的被摧残。这都是文化大革命的“德政”。毛泽东在文化战线上执行的两手，

其一是“破”，也就是批判，几乎是没有不被批判的专家学者，没有不受批判的文化学术行业。上及

孔夫子的“克己复礼”，广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都在大批大破之列，诬栽、污辱、谩骂、威胁，无

所不用其极。毛泽东宣称，大破就是大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他自认这是辩证法，其实，这

完全是诡辩。文化的发展，只有革新，而不能有什么革命。革新是在批判继承中的发展，破只不过是

批判，不能简单归结为便是立。两手的另一手就是“禁”。报纸就保留几家党报，刊物就存下一个《红

旗》，出版物就只有毛泽东著作。图书馆遭封存，娱乐性的场所被封禁。文化成了一片荒滩，学术只

留下一片空白。革命的惟一“创造”就是由“文化大革命旗手”江青挂名牵头所炮制的“样板戏”。

它们被钦定为毛泽东思想教材，用纪律强迫人们学习。说来应是惭愧，毛泽东以标榜文化革命为名，

像一头水牛冲进了瓷器铺，糟蹋了全部文化领域，但他以社会主义名义作出的改，或者说“立”，却

只有几个因与文革直接联系而至今令人看而反胃的“样板戏”，真是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和讽刺。毛

泽东关于教育、文化的改革，明白地显示了他民粹主义的劣根性。他仇视文化、文化人，他的文化革

命就是要把社会文化水平降低到农民的水平，就是要让教育变为培养无识农民文化水平的学校。文化

革命就是用农民的水平和要求来革文化的命，把社会文化降低到中世纪封建农民的水平。

综上所述，所谓文化大革命，的的确确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毁灭性的浩劫和灾难，它是毛泽东农

民革命和民粹主义空想发展的最高峰，也是其必然的、无可避免的彻底破产。引来了中国历史上皇权

专制主义与传统游民意识的大爆发。国家被他弄到国不成国，人民弄得苦不堪言，国民经济到了崩溃

的边缘。对这个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历史的共识是：一无可取，罪恶滔天。终于，年寿有尽，而遗憾

无穷。“万岁”声中的毛泽东还是死了。地球毕竟还照样在转，历史总是无可阻挡地向前进。任何人，

无论他活着时权势如何强大，谁都逃不过历史的审判。在这个审判台前，一切权谋，一切谀颂，一切

谎言，一切伪饰，都会得到公正的裁判。

2008 年 12 月初版

2014 年 1 月修订

1

第一节 文化大革命的准备

1965 年 11月 10日

上海《文汇报》刊登由毛泽东授意，江青秘密组织、并由毛泽东亲自审定的姚文元

署名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用毛泽东的说法：

姚文的发表，“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信号”。新编京剧《海瑞罢官》，是当时担任北京

市副市长的历史学家吴晗所作，1961年上演。

[按] 姚文元，上海人，1931 年生。父姚蓬子，原籍浙江诸暨。姚蓬子曾是三十

年代的左翼文人，参加共产党，被捕，自首脱党，后在上海开设作家书屋，混迹文化界。

1948 年 10 月，姚文元参加中共上海地下组织，解放后历任上海卢湾区青年团工委宣传

部副部长。卢湾区党委宣传部理论教育科科长、职工教育科科长等职。1955 年，姚文元

以“ 青年文艺理论家” 的面孔，开始在批判胡风运动中初露头角。1957 年 6 月 10 日，

在《文汇报》上发表的短评《录以备考─ ─ 读报偶感》为毛泽东所赏识，因此而受到当

时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柯庆施的提拔。柯把姚调到市委，任《解放》杂志文教组组长、

《解放日报》编辑。从此开始与当时任市委书记处书记、分管意识形态，并且实际上充

当柯庆施政治秘书的张春桥紧密勾结，成为文艺批评界以左著名、让人侧目的一根恶棍。

张春桥，山东巨野县人，1917 年生。青年时代混迹上海滩，在上海杂志公司充任校

对，以胡乱标点古籍而声名狼藉。①1936 年他以“ 狄克” 的笔名，写了《我们要执行自

我批判》的短文，遭到鲁迅的辛辣讥刺。(分别见 1936 年 3 月 15 日《大晚报》和《且介

亭杂文末编·三月的租界》)。1938 年 1 月，投奔延安，8 月入党，曾任《晋察冀日报》

副主编。解放后，任上海《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1955 年柯庆施从南京调任中共上海

局书记兼上海市长，张与柯有旧，在 1948 年柯担任石家庄市长时曾充任市府秘书长，故

柯将张提拔为上海市委常委，实际上成为柯的政治秘书。在柯的示意下，张在 1958 年写

成了投合毛泽东心意的《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一文(《解放》第 6 期)，开始受到毛的

①① 《小晨报》1935 年 11 月 18 日岂以：《张春桥标点珍本记》。

2

青睐。①

吴晗(1909 年—1969 年 10 月 11 日) ，明史学家，抗日战争期间任教昆明西南联合

大学。1943 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民盟) ，写过一本“ 讽世” 的历史传记《由僧钵到皇权》，

又名《明太祖》，以朱元璋影射蒋介石，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同时他还写过许多借古喻今

的短文，抨击当时国民党的黑暗统治，辑为《历史的镜子》一书行世。中国的文人，借

古讽今，借古喻今，借古颂今，是传统的积习与常用的手法。解放以后，吴晗长期担任

北京市副市长、民盟领导人，又是历史学界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深为毛泽东所倚重。历

史学界的几椿大工程，如标点二十四史等，都是毛泽东交他牵头举办的。1956 年吴晗加

入共产党，仍兼民盟领导人。他自认为《明太祖》一书“ 指桑骂槐”，缺乏历史主义态度，

于是另行改写，1955 年写成了《朱元璋传》。对朱元璋作为农民革命领袖，一反过去的

讽刺与谩骂而大加吹捧。这本书明显的涉有借古而歌颂毛泽东的痕迹，用了同一根马刺，

昔以刺马，今以拍马，很惹人注目。书成，江青即向出版社索走样书，传闻有所指责。

这本书也就长期被封存，直到六十年代初又定为“ 内部发行”，始稍有流传。②吴晗写海

瑞，也是借古喻今的奉命之作。1959 年 4 月 2 日，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举行，毛泽

东看了湘剧《生死牌》，有感于当时风靡全国的说假话、空话，不敢坚持真理、原则的歪

风，提倡大家学习明朝的海瑞那种刚正不阿、犯颜直谏的精神。当时的人民解放军总政

治部副主任萧华在军队干部中传达《工作方法十六条》(即毛泽东在七中全会上的讲话)

时，就谈到毛泽东要求干部“ 要有坚持真理的勇气，不要连封建社会的人物都不如。” “ 在

封建社会，还有海瑞这样的人，不怕杀头，敢于批评嘉靖皇帝。我们有些高级干部就是

怕失掉选票，就是没有这种勇气。这个故事很深刻，后人写了海瑞传，叫做《大红袍》，

就是写海瑞的故事。主席把这本书介绍给周总理看。主席说：我们又不打击，又不报复，

① 《人民日报》1958 年 10 月 13 日转载了该文，毛泽东亲自为此写了编者按语。 ② 吴晗《朱元璋传》三联书店 1965 年出版。其自序谓此书于 1955 年曾油印一百多本。

3

为什么不敢大胆批评？不向别人提意见？明明看到不正确的，也不批评、不斗争，这是

庸俗。不打不相识嘛！只报好事，不报坏事，去年的浮夸就是报喜不报忧。下面有严重

问题不报上来，报上来的都是好的。如果根据报上来的情况制订方针政策，那就危险得

很，就会犯大错误。” (转引自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 178—179 页)。根据毛泽东在

上海这次讲话的精神，钱俊瑞和胡乔木都曾来找过吴晗，说你是明史专家，对海瑞很有

研究，应当写几篇关于海瑞的文章。于是，从 1959 年 6 月到 9 月，吴晗连续写成了《海

瑞骂皇帝》、《海瑞的故事》、《清官海瑞》、《论海瑞》等四篇文章。1959 年底，又应北京

京剧团之请，把有关海瑞故事的提纲送交剧团。经过几个月的修改，吴晗关于海瑞的文

学脚本和北京京剧团王雁的舞台脚本才定型成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1961 年 2 月正

式公演。当时在社会上并未引起强烈反响。（田耕：《<海瑞罢官>导演谈<海瑞罢官>》。

载《炎黄春秋》2006 年第 5 期）此剧上演后，毛曾在家里接见了扮演剧中海瑞的马连良，

称赞吴晗写得成功，说马连良演了一出好戏 (苏双碧等著《吴晗传》；叶永烈《姚氏父子》)。

但是到 1962 年 3 月上旬，江青提出要看此剧，之后，就不准再演了。

62 年初七千人大会上，“ 当时会上有许多干部将彭德怀比作现代海瑞，并认为毛主席

和嘉靖一样，没有接受批评的雅量。” (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第 426 页)这一

年，江青曾以个人名义找中宣部的四位正副部长，要求批判《海瑞罢官》。毛也说再三找

人，均被拒绝。可见阴谋至少在 1962 年七千人大会以后已经开始。1964 年下半年，江

青又找过李希凡，但李不肯接受。江青去上海组织文章批判吴晗是在 1965 年春节过后不

久，66 年 2 月 8 日彭真等人到武汉向毛汇报时，毛曾亲自质问彭真：吴晗是不是反党反

社会主义？可见批吴晗是毛一个策划已久的密谋；而批吴实意在动摇彭真，并由此而直

指彭真的后台刘少奇。林彪在中共九大的报告就坦率地承认：“ 对《海瑞罢官》等大毒草

的批判，锋芒所向，直指修正主义的巢穴─ ─ 刘少奇控制下的那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

4

‘ 独立王国’ ，即旧北京市委。” 姚文元文章把吴晗问题与 1961 年的所谓右倾思潮联系，

无疑是江青的授意。但毛泽东稍后才亮出底牌，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是“ 罢官”，是为

1959 年在庐山会议上被罢官的彭德怀鸣冤。这就使吴晗的问题再次升级，由右倾思潮上

升为反毛宗派活动。很明显，最早在姚文中为吴晗所扣的右倾思潮帽子，还只是毛所精

心策划的投石问路手法。批吴是作为倒刘的突破口设计的。

吴晗看了姚文，心中不服，他在 11 月 14 日说：“ 姚文元说我的《海瑞罢官》作品产

生于 1961 年‘ 刮风’ 的时候，这是错的。我的《论海瑞》发表于 1959 年 9 月 21 日的

《人民日报》上，《海瑞罢官》是 1960 年写的，我没有那么大的本领，预见到 1961 年

要‘ 刮风’ ”。这段话载于《光明日报情况简编》第 362 期，标题是《吴晗看了姚文元批

评<海瑞罢官>后的反映》。毛泽东看了此材料后，批道：“ 我都已看过，一夜无眠。” 但是

对吴晗还是照批不误，而且不断升级。（田耕：《<海瑞罢官>导演谈<海瑞罢官>》）

毛从什么时候与刘开始出现重大分歧、并使他下决心撤换刘的党内第二号人物权

位？金春明《文化大革命论析》一书曾提到：根据资料和毛自己的说法，大体上是在 1962

年初的七千人大会前后。毛泽东在一次同外宾的谈话中说，他发现刘少奇有问题是在

1962 年。《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也说：“ 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 毛泽东主持起草

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说：“ 毛主席最早觉察到刘少奇一伙的反

革命阴谋的危险性” 是 1962 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 1970 年访问中国，同毛泽东长

谈之后，写了一本书叫《漫长的革命》，其中说：“ 一九六二年以前，刘少奇个人没有公

开反对过毛。但是──一九六二年，在党的会议上，毛的三面红旗，受到刘的批评。” (第

60 页)高文谦《晚年周恩来》则认为：“ 毛发动文革的念头由来已久，其心路历程一直可

以追溯到五十年代初的斯大林之死。” (第 86 页)而长期工作在毛泽东身边，对毛泽东深

5

有了解的毛的私人医生李志绥则肯定毛对刘少奇、邓小平的不满是在 56 年八大反个人崇

拜，抹去了党章中有关毛泽东思想指导的词句开始。我们认为这些说法都有一定的事实

根据，这是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建国后毛就对刘的历史有过怀疑和调查，曾密令高岗

调查刘 29 年在东北被捕的档案资料。当时高岗正图反掉刘少奇，自己取而代之。这些事

联系起来，显见毛在 49 年以后，对刘的走新民主主义道路是不满意的，高岗的一些表现，

未必不是从毛的某些暗示而来。事发后，高岗愤而自杀，很可能也是对自己轻信上当的

无告愤怨。但 1949 年以前的毛泽东，即使说是一种矫情巧饰的伪装也罢，其表现还是比

较谦虚和大度的。刘少奇对于毛也是忠心辅助，事事紧跟，关系基本是和谐的。“ 八大是

毛与刘、邓两人关系的转捩点，毛觉得中央领导是有意排挤他，并且想削减他的权力。”

①毛于是怀着一种报复的心情，宸衷独断开展了整风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和反修反苏

等一系列运动，以张大个人权威。然而，在实际面前，他这一连串独出心裁的设想和作

法都遭到了接二连三的挫败，在世人面前丢尽了脸。1957 年的反右是对所谓“ 双百方针”

的自我讽刺。“ 大跃进”、“ 人民公社” 运动是狂妄无知的毛式经济空想追求的彻底破产。

1959 年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的批判实际上并没有为毛自己带来可供慰藉的效果；恰恰相

反，反而使自己在政治上和道义上蒙上污垢。毛是在接连碰壁的情况下，十分不情愿地

实现他久已(56 年)提出的冠冕承诺，勉强退到第二线上来的。他留下来的是一屁股屎的

所谓“ 三年困难时期”。中国人是封建专制政治传统塑造成的最好管理、最驯服的羊群。

只要有不为已甚的扰农、有最低水平的温饱、有可以做“ 太平犬” 一样的最起码的安定，

“ 民亦劳止，迄可小康”。历史上的文景、贞观等治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迅速在疮痍

满地的废墟上建成的。在三年困难时期，刘少奇、还有邓小平所执行的仍然只是不扰农、

稍宽松的传统“ 仁政”，中国便又一次奇迹般地从全民饥饿中复苏了过来。

① 《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第 175 页。

6

1962 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毛不能不作出检讨，对极左的空想蛮干所造成的后果羞

羞答答地承担了责任。而刘少奇则因为在三年困难时期支撑有功，成了以稳健和正确而

为众所服的英雄。这对正处在自我陶醉颠峰的毛是最难堪的羞辱。这以后，毛便在不甘

冷落的挑剔情绪下指责当政，愈来愈左甚至愈来愈不近人情。刘和他的同志们在实际工

作中，当然只能把毛的这种过左言词当作牢骚来应付，于是在表现上愈来愈对毛敬而远

之，要把毛当成木偶高高供起，实际上则自行其是。①终至于在 1965 年初，以四清为导

火线，毛刘矛盾事实上已公开化，毛已决定搞掉刘而重掌国柄，夺回失去的最高权力。

这是毛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真正用心和奥秘。当然，毛、刘的分裂也渗杂着许多复杂的分

歧和矛盾，如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各种理论斗争、对个人崇拜问题的争议、中苏争衡

的纠纷，以及政治权力的赌斗。这些问题都需要历史学家从多方面来进行深入研究与说

明。不过，这里，我们还想从根本上指出：在中国这种有着斯大林极权模式和自己根深

蒂固的封建家长专制传统的国家里，在个人独裁与个人崇拜的风气已经盛行的情况下，

毛泽东的权势甚至已超过中国历史上所有的专制皇帝。极权和家长专制就是意味着不存

在权力有一丝一毫的分散，不容忍他人一星半点不同的意见。更加容不得任何人分享或

动摇他的权威。自古兔死狗烹，功高被杀的例子比比皆是。特别是权臣功高震主，是绝

对不能容许的。共产党的专制独裁是中国极端专制主义皇权的进一步发展。权力的争夺

和权力的集中，是共产主义运动中两片永无停息的转动磨石。刘少奇的挨整倒台，从这

一角度看乃是必然的，只是时间、方式与结局如何，难予预测而已。就以建国以后为证，

随着毛的威望与日俱增，其个人独尊，不容歧见；猜忌旧日的战友与盟友，翦除恃功而

不驯的同僚；以及追究前嫌，睚眦必报的事，已接踵发生。1953 年 12 月处决了高岗、

饶漱石“ 反党联盟”。在此之前的 9 月还对梁漱溟大张挞伐，意在镇胁党外长期合作的民

① 李锐：《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载《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第 139 页)“我们都认为主席不如总结革命经

验，专从事理论著作为好。”这大概是中央大多数干部共同的心态。

7

主人士。1955 年中，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批判了邓子恢的右倾。1956 年对周恩来、陈

云在“ 反冒进” 问题上发起攻击，迫使他俩认错检查。1957 年制造反右派运动彻底整垮

党外民主势力。1958 年借批判军事教条主义为名，使刘伯承、萧克等一大批高级军官蒙

受屈辱。1959 年庐山会议，以极端蛮横的手段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打成

“ 反党联盟”。毛在批判彭等的政治局常委会上，竟屡次当面对朱德进行羞辱。1960 年

谭政以放弃部队政治思想教育的罪名而被黜，1962 年，指小说《刘志丹》为反党而使习

仲勋等受株连。同时，邓子恢最终被撤除农村工作部部长职务。1964 年李维汉以修正主

义、投降主义罪名被罢去中央统战部长的职位。王稼祥的国际联络部部长职务也被撤去。

1965 年陈云因 1962 年的“ 右倾” 而再次被迫检查，文化部也进行改组。1966 年初，彭

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被打倒，乌兰夫受批判。文化大革命中在刘少奇、邓小平

被斗争的同时，陶铸垮台，谭震林、陈毅、李富春等一批勋臣、老帅被打成右倾分子与

“ 二月逆流” 的罪人。贺龙被迫害致死。即使是由毛泽东亲自选定的继承人林彪、长期

倚重的笔杆子陈伯达，也终于被剪；周恩来则一直在被他准备好的自首叛变(即所谓“ 伍

豪声明” )帽子威胁下，如履薄冰，而卖命输忠，以求自保。在毛泽东身上，斯大林与朱

元璋的鬼影，稍有知识的人都可以看到。因此，我们说，毛必除刘，这是个人专制政权

下无可避免的逻辑结局，什么“ 理论”、“ 路线”、“ 意见分歧”，乃至于通外嫌疑、历史污

点等等。都只是胜利者根据需要，可任意制造出来的罪名，原不需要历史学家过多看重

的。

然而，毛泽东毕竟是以马列主义理论家与共产主义理想家的面目出现的。在他纵横

捭阖，娴熟地运用政治权术，斗争同志、剪除勋臣的时候，总是用一种貌似极端革命的

理论作外衣，借以欺世惑众的。这就是所谓的“ 毛泽东思想”。所谓毛泽东思想---外国学

者也称之为毛主义─ ─ 的内容，从思想哲学的角度看，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认为包括

8

唯意志论、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①这大致是不错的。归结到一点，就是封建的农民意识。

因此，他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农民化的马克思主义，他的社会主义实质上是农业社会主

义、封建社会主义。中国是一个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国家。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敏锐

地观察到中国的革命问题是农民问题。所谓“ 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便是把

马克思、列宁主义改造为农民革命的理论。②毛泽东抓住了中国农民问题并取得了解放全

国的重大胜利。然而，毛泽东所有有关农民问题的理论，和马克思的经典指示是完全相

左的。中国革命的胜利使毛泽东的自信大大膨胀了起来。他认为“ 马克思主义今天可用

的东西不多了。” “ 马克思主义这个东西是少不行，多了也不行的。” “ 马克思的书也不应

该多读，十来本就行。” 他宣称：“ 中国农民比英美工人还好。” “ 中国农民一穷二白”，正

是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优势。他甚至肯定：“ 空想主义的理想，我们要实行。” 这些都明

白地表明，他在农民革命这个问题上，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他要在农民革命的道路上，

开闢一条捷径，抢先苏联进入共产主义。这就不能不让他的空想社会主义，带有更加落

后、更加狂暴，甚至是反动的性质。农民革命可以推翻一个旧王朝，这在中国历史上是

屡见不鲜的，但是农民革命永远也不能创造一个新社会。如果说马克思列宁的共产主义

理论本身便带有乌托邦主义的色彩，那么，毛主义则是更加落后的中国历史上农民平均

主义的变态。它可以推翻蒋氏王朝。但是，在如何建设一个新中国的问题上，毛也同样

跳不出历史上农民革命失败的覆辙。毛的经济理论实质上不比历史上的农民领袖们进步

多少。他的所谓“ 大跃进” 是对现代经济极端无知的蛮干：所谓“ 人民公社” 则是直接

导源于“ 五斗米道” 天国的理想。在中共中央制定人民公社的讨论中，毛亲自注释了《后

汉书·张鲁传》，作为文件，分发与会者。这个狂悖的土共产主义追求虽然失败了，但他

① 《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毛泽东主义的起源》。 ② 根据李锐的观察，毛泽东对马列著作，很少涉猎。毛泽东自己也招认，当 1920 年他开始转奉共产理论时，不过是从

《共产党宣言》及李达等的通俗介绍中了解共产主义的常识，而他所取的还仅仅是其中所揭的阶级斗争这一概念。(《毛

泽东的早年和晚年》第 114 页)。然而实际上，1920 年时，毛泽东说他读过的三本书(《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社

会主义史》)都还没有出版。因此，这个时候毛所知道的马列主义，实在太有限，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9

并不甘心。他决心要把旁落的权力夺回来，从更深、更广的层次来推进他的理想，即所

谓“ 文化大革命”。要一举革除所有历史上“ 一切剥削阶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

习惯。” 刘少奇作为一个务实的党务领导者，和毛泽东在思想作风上是有所不同的。在紧

跟毛泽东而取得反蒋战争胜利的情况下，他们俩人之间很可以相互配合，少有矛盾。但

随着毛泽东社会主义蛮干的加剧，刘已多次暴露出在关键问题上的被动。等到毛横暴蛮

干明显失败而刘少奇以正面人物出现来为他收拾败局时，两人的分歧就公开暴露出来。

1962 年初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除了书面报告外，还作了口头报告。他说：困难的

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工作和作风上的缺点错误引起的。全国有一部分地区缺点错误是

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他认为：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

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这样套。他提出了“ 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的论断。

对错误的原因，刘少奇分析：有经验不足的问题，但也有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有骄

傲自满情绪，违反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作风。他还讲：彭德怀同志信中说的

一些具体事实不少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对人民公社，刘少奇明确指出，人民公社当时不

办也许可能好些，迟几年办也是可以的。会上，彭真对毛也进行了露骨的批评。这无疑

对毛泽东的自尊自大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因此，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间，毛对这次会议仍

然是耿耿于怀。在《炮打司令部》那张大字报里，他明确指责了“ 1962 年的右倾。” 这

里的“ 右倾”，主要是指刘少奇在 1962 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的发言说的。江青在文革初

也说：“ 七千人大会憋了一口气，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这口气。” (廖盖隆：《关于社会

主义的几个问题》)可见其积怨之深。

从此以后，毛就结束了从 59 年开始的退却而为进攻进行了多方面的准备。在理论上，

修改了阶级与阶级斗争的学说，提出了所谓过渡时期的理论。同时他利用并鼓励林彪，

大肆宣扬毛泽东思想，推崇个人崇拜个人迷信。

10

1962 年 8 月在北戴河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是毛发起进攻的开始，他撇开原定会议的

主题，出人意外地提出“ 阶级”、“ 形势” 与“ 矛盾” 等问题，并提出批判“ 黑暗风”、“ 单

干风” 与“ 翻案风”。他声称：《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他所写的一段按语“ 讲资产

阶级消灭了，只有资本主义思想残余的影响，讲错了，要更正。” 表明了他对社会主义时

期阶级的理论已开始了近乎 180 度的大转弯。在随即举行的八届十中全会上，他发出了

“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的号召。同时，在康生的提示下，指李建肜(刘志丹之弟刘景

范的夫人)所写报告文学《刘志丹》一书是为高岗翻案的反党活动。说“ 利用小说进行反

党活动，是一大发明。” 他宣称：“ 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作意

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紧接着，毛泽东越来

越绷紧了“ 阶级斗争” 这根神经，几乎触目都充满了严厉的阶级与路线斗争的幻觉。阶

级斗争的狂热，加上对自己退居二线之后所受到的冷落更激起对权力的炽欲、死后的担

心等因素发展为对现实的恼怒。他决心及早行动，把权力夺回来。于是，他像一个被激

昏的臆症狂者，对中央的一些负责人与部门，多次进行了左得不可理喻的辛辣、而且恶

谑的指责与批评，并对某些情况有意夸大，危言耸听，以制造舆论。

在这一段时间(1962—65 年)里，对文艺、对学术的批判，也在各个领域内紧锣密鼓

地展开。它们都是由毛泽东直接导演或直接利用的。

1963 年 3 月 29 日，中共中央批转了文化部党组《关于停演“ 鬼戏” 的请示报告》。

江青随即组织批判，对孟超的《李慧娘》与廖沫沙(北京市委统战部长)的“ 有鬼无害论”

大张挞伐。“ 第一篇真正有份量的批评‘ 有鬼无害’ 论的文章，是在上海柯庆施同志的支

持下，由他组织人写的。” (1966 年 11 月 28 日《江青在文艺界大会上的讲话》)

1964 年 8 月 14 日，根据康生的指令，中宣部向中央书记处写了《关于公开放映和

批判〈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的请示报告》。毛泽东批示：“ 使这些修正主义材料公之

11

于众”，在全国广泛放映批判。并说：“ 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别的，都需要批判。”

于是，电影《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红日》、《舞台姐妹》、《兵临城下》等、戏剧《李

慧娘》、《谢瑶环》、小说《三家巷》、《苦斗》等许多文艺作品横遭批判。这时的江青，用

她自己的话说，是一名被毛派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 哨兵”。1965 年 4 月，文化部、全

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结束，免去齐燕铭、夏衍文化部副部长职务(部长沈雁冰为党外人士，

保留名义)‚ 成立以萧望东为书记‚ 颜金生、石西民为副书记的新党组。

1963 年 8 月，戚本禹在《历史研究》第 4 期发表了《评李秀成自述》一文。毛泽东

看到后，批了“ 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终，不足为训”，既把瞿秋白在狱中所写《多

余的话》定案为背叛，并从此布置大抓叛徒。1943 年间曾任刘少奇秘书的吕振羽神秘被

捕。据黎澍的揭发：1962 年起，毛在国内掀起了“ 反修防修运动”。党内一大批在社会

主义建设问题上不同意毛泽东错误主张的同志，便成为修正主义者和阶级斗争对象。当

戚本禹发表批评李秀成自述文章后，史学界群起而攻之。中宣部令各地报刊不得转载戚

文，并组织文章予以驳斥。戚本禹闻讯惶恐不安，准备写检查时，江青召见他转达毛泽

东意见，说是戚文写得好，党内的叛徒问题多年以来没有解决。戚文提出了这个问题，

为党立了一功。江青还说，文章应当写下去，可找康生请教。于是在康生指导下写出来

的戚的第二篇文章气势更凶，直接指斥彭德怀，兼及赫鲁晓夫，借以影射党内的“ 叛徒”

和“ 修正主义”。毛泽东不顾公安部从 1954—1964 年十年间对瞿秋白被害案的审查结论，

一反他过去对瞿的高度评价，把瞿说成是“ 叛徒”，也是为解决党内“ 叛徒” 问题的现实

斗争服务的。(《评陈铁键著〈瞿秋白传〉》载《书林》1988 年第 6 期；参考陈铁键《秦

城审戚本禹》载《炎黄春秋》2003 年第 5 期)

1964 年 6 月，在康生策划下，开展对中共中央党校校长杨献珍所谓“ 合二而一” 问

题的批判。8 日，毛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 一分为二是辨证法，‘ 合二而一’ 恐怕是修

12

正主义，阶级调和的吧！” 康生有意“ 引蛇出洞”，“ 开始象是学术斗争，我们有意识地搞

一下，是引起大家讲话。” (康生 1966 年 10 月 5 日讲话)制造了“ 建国以来哲学战线上的

三次大斗争”。杨献珍被撤去党校校长职务。毛泽东认为杨献珍这一纯理论的哲学表述是

直接反对他的。他说：双十条第一个十条前面那一段是我写的。我讲了物质变精神，精

神变物质。我还讲了哲学，一次不要讲得太长，最多一小时就够了。多讲，越讲越糊涂。

我还讲哲学要从课堂书斋里解放出来。我这些话触到了有些人的痛处，他们出来搞“ 合

二而一” 反对我。(《关于坂田文章的谈话》1964 年 8 月 24 日)

1964 年下半年，开展了对经济学家孙冶方的围剿批判，康生，陈伯达说他是“ 中国

最大的修正主义者”。他的经济理论，较之苏联的利别尔曼更利别尔曼。同时受到批判的

还有冯定的《共产主义人生观》一书，邵荃麟的写中间人物论。周谷城的时代精神汇合

论。在历史学领域内，孙达人批判翦伯赞的“ 让步政策”，受到了毛的称赞。①

总之，在 1962 年到 1965 年间，毛泽东似乎感到亡党、失天下的危险已经近在眉睫，

三分天下仅有其二，发展下去，近则几年，多则十几年，这个政权就要完蛋。应该说，

毛泽东确是看到了某些隐伏在现政权下的危机和症候之所在的。在《对陈正人同志蹲点

报告的批示》(1965 年 1 月 29 日)里，毛泽东提出：“ 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

(同吃、同住、同劳动)，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

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 “ 官僚主义者阶级

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

的资产阶级分子。” 把共产党特权统治制度下所滋生的官僚主义指为资产阶级的罪恶，这

是栽赃行为，把他们归为阶级与阶级斗争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但是，毛泽东的确

看到了这个官僚特权集团已经形成并且迅速僵化、腐化。“ 他无力面对他所创立的政权中

① 参考戴知贤《山雨欲来风满楼》，1990 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13

出现的某些严峻的事实，于是就创造出许多虚无的东西来解释为什么事情变得如此糟。

第一个虚幻就是对六十年代中国阶级斗争的夸大。” (特里尔《毛泽东传》第 394 页)毛泽

东不能、也不愿理解，正是共产党的独裁统治与特权垄断产生了无可救药的腐化、丑恶

的官僚特权集团，而他自己便是这个集团的代表和首领，然而他却把所有这些一古脑儿

诿罪于虚妄的敌人的破坏。随着年岁将尽，他的担心与失望与日俱增。他执拗地认为，

如果依照他 58 年大跃进的一套来做，中国是不会沦溺到这番境地的。他最害怕的是斯大

林死后的悲剧会在他死后重演。因此，他非常后悔自己在 59 年搞所谓一、二线，把党和

行政大权交给了有赫鲁晓夫嫌疑的刘少奇之流。他相信，只是因为 59 年以来因自己“ 有

意的” 大权旁落，才使中国这条船转向了错误的航向。他认为：建国以来，自己唯一有

责任的是搞了一、二线的问题。

在文化大革命中，毛仍然多次就自己被架空而大发牢骚。他说： “邓小平耳朵聋，

一开会就在我很远的地方坐着。1959 年以来，六年不向我汇报工作。书记处的工作他就

抓彭真。” “ 李富春休息一年，计委谁主持工作我都不知道。富春是守纪律的，有些事对

书记处讲了，书记处没有向我讲。邓小平对我是敬而远之。” 据杨尚昆回忆，文革前，毛

曾提出另搞一个计委、一个书记处。计委他是搞成了，书记处没有搞成。这都为的是要

打破“ 封锁”，亲自揽权。这些都明白无误地向我们表明，在毛泽东心目中最不能容忍的

是在他退居二线之后，已经对实际政局丧失控制。他所以悍然发动这场史无前例的革命，

其直接的目的，就是把失去的实际权力再抓过来，由自己重掌国政，以便推行自己的理

想路线，重新选定可以信赖的继承人，保证“ 千秋万代，永不改变颜色”，使自己的尸骨

免遭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的烧化。对权力无厌的争夺是在对虚妄的伟大理想狂暴追求的谎

言下进行的。

姚文元文章发表后，由彭真(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长)、陆定一(中

14

央宣传部长)把持的中央及北京报纸，均表示抵制和观望，不予转载。

同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以“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的罪名，免职调任中共广东

省委书记。汪东兴接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中央警卫局局长。

[按] 据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至少 50 年代末，在毛的专列、杭州汪庄

的行宫等处，都按上了录音设备。61 年 2 月在赴广州途中，录音员刘在玩笑中向毛的女

友泄露了这一机密。毛大怒，指责是企图“ 准备赫鲁晓夫式的报告” (第 354 页)。中央

办公厅机要室主任康一民、机要秘书罗光禄遭调离，过去录下来的材料追交销毁。“ 毛私

人生活的放纵早是领导间公开的秘密，但是毛最大的恐惧还是在对他权力的潜在威胁。

毛经常出巡全国各地，会晤地方首长干部的作法是种政治策略─ ─ 以此来超过庞大的党

的官僚体系，直接和地方领导接触。毛不愿意他在地方上的谈话被传回中央。他不愿意

他的随时讲话，被当作中央制定政策的依据，当然，毛更为愤怒的是，背着他录下他的

讲话，可以作为以后反他的黑报告的依据。” (第 354 页)录音设备的按装，明显地绝不是

作为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所能决定的。据王力《反思录》毛要杨离开北京在 65 年夏

季已有明确表示。

11 月 13 日

毛泽东离京南下，途经山东、安徽、江苏，19 日抵上海。

11 月中旬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城市半工半读教育问题，由刘少奇主持。他指

出：半工半读“要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科学知识、有技术、有实际操作能力的

新型劳动者。我们的目标应该培养到能当干部、当技术员、当工程师的水平。但是也要

当工人、农民。”

[按] 据戴知贤《山雨欲来风满楼》所述：毛与刘均主张搞半工半读。然毛对刘的“ 两

种教育制度” 至少在三个方面有分歧。(1)毛反对保留全日制学校；(2)在培养对象上，毛

是要“ 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刘则是“ 培养能当

15

干部、当技术员、当工程师的水平，当然也要当工人、农民。” (3)在实行步骤中，刘较平

稳，毛则要急燥得多。(第 214—216 页)

11月 18日

林彪对 1966 年全军工作提出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

第一、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别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要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我们全

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

第二、坚持四个第一，特别要大抓狠抓活思想。

第三、领导干部要深入基层，狠抓四好连队运动，切实搞好基层，同时要切实搞好干部的

领导作风。

第四、大胆地提拔真正优秀的指战员到关键性的负责岗位上。

第五、苦练过硬的技术和近战夜战的战术。

林彪指出：什么是最好的武器？不是飞机，不是大炮，不是坦克，不是原子弹，最好的武器是毛

泽东思想。什么是最大的战斗力？最大的战斗力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是勇敢、不怕死。

林彪要求即将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必须大大地强调突出政治”，并鼓吹“政治可以冲击一

切”等等。

[按] 林彪自 1959 年 9 月庐山会议后取代彭德怀任国防部长，大吹特吹所谓毛泽东思

想，大搞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以博取毛泽东的欢心。同时又陆续提出“ 四个第一”、“ 三

八作风”、“ 突出政治”、“ 抓活思想”、“ 四好连队” 等左牌膺货，以投取毛泽东之所好，

因而大受毛的赞赏。

早在 1960 年 9 月 12 日，林彪在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就提出“四个第一”即：在人和武

器的关系上，人的因素第一；在政治工作和其它各种工作的关系上，政治工作第一；在政治工作中，

思想工作与事务性工作的关系上，思想工作第一；在思想工作中，书本思想和活的思想的关系上，活

的思想第一。

1960 年 10 月 10 日，在解放军高级干部会议的讲话中林彪提出：“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的

顶峰”。

1960 年 10 月 20 日，在林彪主持下，军委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

号召全国人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1961 年 1 月，林彪作了《关于加强部队政治思想工作的指示》。提出了“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带

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的学习方法。

1961 年 4 月，林彪指示部队编辑出版毛泽东著作选读本。并指示《解放军报》要经常选登毛的

语录。《解放军报》奉命自 5 月起，每天在报头选登语录。

1962 年正月七千人大会上(29 日)，林彪发言，讲了关于党的工作与军事工作两个问题。他说：三

年来“所发生的毛病，使我们在物质方面、工业生产、农业生产方面，减少了一些收入。可是我们在

16

精神上却得到了很大的收入。我们有失的一方面，也有得的一方面。这种失的方面的作用，现在看得

很清楚；而得的方面的作用，暂时还看不清楚。我们应该相信，我们所得到的经验，将要发挥很大很

大的作用。”“所以，我们要看到，我们付出一点学费是值得的。”他说三年困难发生的原因，“在某些

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

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会要小得多。”“我感觉

到，我们同志对待许多问题，实际上经常出现三种思想：一种是毛主席的思想，一种是‘左’的思想，

一种是右的思想。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可是我们有些同志，不能够很好地

体会毛主席的思想，把问题总是向‘左’边拉，向‘左’边偏，说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实际上是走

了样。当然右的思想也是有的，党内、党外都是有的。”“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

点是实际。他总比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他总是在实际的周围，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

“我深深地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

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

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会后，林彪把这篇讲话特送在武昌的毛泽东，毛令田

家英、王任重进行加工定稿，并亲加批示：“这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令人大为高兴”。

“要发给党内干部进行学习。”毛泽东曾对罗瑞卿谈及林彪的这份讲话，说“林彪的这一篇讲话，你

讲不讲得出来？”罗答以不能。毛说：“讲不出来，要学嘛！”赏激之情，溢于言表。

1964 年 5 月 9 日，为了紧密配合中宣部关于全国文联及各协会的整风学习和检查工作。林彪发

出对部队文艺工作的指示。其中指出：“1960 年军委扩大会议写的很清楚，部队文艺工作必须紧密结

合部队任务和思想情况，为兴无灭资、巩固和提高战斗力服务。革命军队依靠什么？依靠飞机大炮？

当然要依靠，但是更重要的还是依靠人，依靠人的思想觉悟，依靠四个第一。文艺虽然可以达到正当

娱乐的目的，但是，它不是单纯的娱乐工具，而主要是进行思想教育的工具，部队的政治思想教育，

除了大学毛主席著作以外，还要利用文艺形式进行。例如通过戏剧、电影、音乐、美术、文学作品等，

进行政治教育，教一首好的歌子，实际上也是一堂重要的政治课，又是文化课。官兵同唱，既能增进

同志间的革命感情，又能活跃部队。所以说，部队的文艺工作是加强部队革命化，抓活思想，做思想

工作的主要工具之一。政治机关的宣传部门和文化部门都是做思想工作的部队，是思想战线上的两支

战斗力量，一个是用革命的道理去说服人，教育人；一个是用革命的文艺去感染人，教育人。”

1964 年社教运动期间，学习毛泽东著作的讲用会在全国广泛开展。解放军总政治部根据《解放

军报》刊载过的语录，补充编写成《毛主席语录》，与毛泽东著作选读本一起在军内大量发行。这就

是在文革中人手数册，泛如红雨的“红宝书”。

林彪对毛泽东个人迷信的鼓吹，对毛泽东思想的谀颂，对毛泽东著作的竭力推销，

在思想上、舆论上为文化大革命进行了充分的准备。他因此倍受毛的青睐，毛对林屡予

表扬。

11 月 24 日

姚文元文章发表后，毛泽东在上海静观形势的发展。鉴于北京方面的抵制，他下令

将姚文元文章印成小册子。上海新华书店给新华书店北京分店发来征求订数的电报，要

求他们请示市委宣传部后，速报订数。

11 月 12 日至 26 日

全国各省报纸，除《北京日报》、《湖南日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四家外，

上海《解放日报》、浙江《浙江日报》、山东《大众日报》、江苏《新华日报》、《福建《福

建日报》、安徽《安徽日报》、江西《江西日报》等均先后转载了姚文元文章。北京市委

书记处书记邓拓、市委宣传部长李琪、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北京日报》社长范瑾电话向

17

上海《文汇报》打听文章背景。张春桥严令封锁消息。经请示在外地的中共中央书记处

书记、北京市长兼市委书记、文化革命五人小组①组长彭真，彭指示暂不转载。本月中，

彭真回北京，指责上海点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长、民盟负责人吴晗，“这样做法，还要不要

党的纪律？”发表这篇文章，“为什么不打招呼？”“党性到哪里去了？”文化部长周扬

指责姚文联系单干风、翻案风是勉强的。彭真也说：“《海瑞罢官》这出剧我早看过了，

毒害不是那么大。”

[按] 在文革期中，所有彭真等当事人都说：他们对姚文的来头是不了解或了解不多

的。其实这不符情理。据后来的许多报导，彭真清楚地知道姚文是由江青组织的。而江

青的观点实际上就是毛的观点，老于官场的彭，决不会如此无知幼稚。但是彭真仍然明

知而硬顶，他是有所恃的。第一：姚文的发表，不符合组织手续与原则。没有经过中共

中央决定而发表的东西，只能认为是个人行为，并不代表中央，北京各报可以不予转载。

第二：彭完全相信，通过正当的组织程序处理时，他可得到刘、邓等的支持。邓对牌友

吴晗的“ 罢官”，认为无足计较。他曾不无谑意的说：“ 等教授罢了官，好打桥牌。” 其同

情的态度，于此可见。刘对姚文的发表，态度比较持重，但支持也当然在彭一边。故彭

真实有所恃而无恐。由此而更激怒于毛，事态益趋恶性发展。又，薄一波《若干重大决

策与事件回顾》：62 年七千人大会刘少奇书面报告的起草委员会讨论时，彭真发言：我

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该包括就

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问题和办

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 省市是不是要把责任都担起来？担起来对下面没有好处，得

不到教训。各有各的账，从毛主席直到支部书记。(下卷第 1026 页) 可证作为刘少奇嫡

系的彭真在 62 年七千人大会上，也是有账的。

11 月 26 日

林彪指示：全军继续突出政治，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的人是最大的战斗力。

11 月 27 日

① 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是 1964 年夏，京剧现代戏会演之后，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成立的。彭真任组长，陆定一任副组长，

成员有康生、周扬、吴冷西。

18

林彪指使海军常务副司令员李作鹏整理《近年来海军两种思想斗争的情况》，图谋对

担任解放军总参谋长、军委秘书长、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副部长的

罗瑞卿进行打击。林要求李作鹏从四个方面揭发罗瑞卿的问题，叶群亲自打电话督促。

李作鹏于是伙同海军第二政委王宏坤、海军政治部主任张秀川密谋，写成一份七千多字

的材料，称罗对海军“怀有巨大的阴谋”，“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是想占领海军这个阵

地。”叶群又两次召见空军司令员吴法宪，编织所谓“刘亚楼在罗瑞卿授意下转致叶群的

四点意见”，作为对罗攻击的“重型炮弹”。

[按] 所谓刘亚楼临死前转致的四点意见，是：一、一个人早晚要退出政治舞台，不

以个人意志为转移，不出也要出，林总将来也要退出政治舞台的；二、要好好保护林总

身体，这一点就靠你们了；三、今后林总再不要多管军队的事情了，由他们去管好了。

军队什么都有了，主要是落实问题，不要再去管了。四、一切交给罗瑞卿去管，对他多

尊重，要放手让他们去管。并说罗对刘亚楼说：只要你办好了这件事，我是决不会亏待

你的。当时任空军司令员的刘亚楼早于 1965 年 5 月去世。罗瑞卿的原话如何？已死无

对证。据丛进的分析：1964 年 6 月毛泽东提出培养革命接班人的问题。“ 军队在贯彻执

行中，罗瑞卿就干部新老接替工作向林彪汇报时，曾讲过有些老干部应该主动‘ 让贤’ 。

一心想继续向上钻营的林彪听了，认定是要他让贤让权，更对罗瑞卿恨之入骨”。(《曲

折发展的岁月》第 633 页)叶群为胁使吴法宪附从，打电话对他说：“ 林总讲，你同罗长

子(罗瑞卿)关系也很好……你是跟罗长子？还是跟林总？应该考虑考虑。” 吴法宪感到问

题严重，“ 含着眼泪小声回答”：“ 我当然是跟林总，不会跟罗瑞卿……。请你告诉林总，

我一定跟他，坚决同罗瑞卿划清界线，你可以看我今后的行动，看我在会上发言的态度。

而且，我要当着罗瑞卿的面发言。” 叶群立即表示：“ 我相信你。我立即把你的话报告林

总。” 又说：“ 林总已经把你的级别由六级调升至五级。” (吴法宪交待语)为了获取人证，

吴法宪逼刘亚楼的妻子翟云英对所传四点作证。翟被迫承认，“ 看见刘亚楼临死前伸出四

个指头”。此案之确否，固千古之谜，无由可解，然二人间权力之争，则昭然若揭。

11 月 28 日

19

周恩来受毛泽东之命，召集彭真、邓拓及北京各报刊负责人，责令明日转载姚文元

文章。彭真则指示把问题引向学术讨论，“比如从理论上，也就是从学术上分析一下吴晗

同志的戏剧观、历史观，用具体的材料、具体的事实来回答一下人们关心的问题。比如

象封建社会的某些道德观究竟能不能继承？古代社会有没有清官？到底是清官好？还是

贪官好？展开讨论。”当邓拓反映“吴晗很紧张，因为知道这次批判有来头”时，彭真说：

“什么来头不来头，不用管，只问真理如何。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按] 姚文发表之初，人心惊疑观望。当邓拓(北京市委文教书记)动员组织就海瑞这一

历史人物进行学术讨论后，许多人写文章开始学究式的探讨，绝大多数人对姚文元的政

治罗织不表赞同。后来他们都因此在随将开展的文化大革命中以包庇吴晗，反对左派，

抗拒文化大革命的罪名受到斗争批判和残酷迫害。

11 月 29 日

在江青的当面要求下，罗瑞卿从上海电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在《解放军报》上

转载姚文，并加上按语：

“一九六一年，吴晗同志编了一本京剧《海瑞罢官》。这个戏，是一株大毒草。作者用歪曲

历史真实和‘借古讽今’的手法，极力美化封建统治阶级，宣扬不要革命的阶级调和论。作者

精心塑造了海瑞这个形象，要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人民去‘学习’海瑞的所谓‘退田’、‘平冤

狱’以及所谓‘刚直不阿’的‘大丈夫’精神，等等。这究竟是为了什么？难道不是明明白白

的吗？毛主席教导我们，任何时候都不可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海瑞罢官》这个戏的出现，正

是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反映。阶级斗争就是最大的政治。我们强调突出政治，就是要

学会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来看待历史，看待现实，看待一切事物。我们军队

的同志，不仅要善于在战场上进行阶级斗争，而且要善于在政治思想战线上进行阶级斗争。遇

到什么事情，都要用鼻子嗅一嗅，到底是对哪个阶级有利，对什么人有利。我们必须旗帜鲜明，

立场坚定。凡是对党、对人民、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有利的事情，我们就坚决拥护，坚决去干。

反之，就坚决反对，坚决不干。”

[按] 据罗瑞卿的女儿点点所撰《非凡的年代》所载：罗 25 日抵上海，“ 当时上海的

一位负责同志告诉父亲，毛主席对北京各报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很不满意。并告诉上海

市的人说，他不转载，你们出单行本，看他们转载不转载。” 毛主席还交待了，“ 什么人

都不要讲”。26 日，“ 晚上父亲见到江青，江青也对父亲说：北京各报至今都不转载姚文

元的文章，不知为什么？现在在北京看家的是彭真。” “ 回到驻地，父亲即给彭真同志打

电话，他在电话中说：姚文元的这篇文章我同主席提起时，主席笑了。估计主席是看了

这篇文章。我已要《解放军报》转载，请你也考虑。如果北京的报纸不能同时转载的话，

20

就先指定一个报纸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 罗瑞卿就姚文向彭真通报，可见两人关系

的密切，也很可能就是毛泽东最后下决心先搞掉罗的原因。

周扬在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上，作了《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做又

会劳动又会创作的文艺战士》的讲话。指出在三年困难时期，“我们的文艺战线也出现了

一股逆流。”他列举了舞台上大演各种坏戏和鬼戏，舞台上出现了各种牛鬼蛇神。电影方

面，出现了所谓“离经叛道论”。文学方面有“写中间人物”理论，及大肆宣传“三十年

代”的文学传统。1961 年这股逆流达到了高峰。文艺界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进行了整风。

“这是文艺战线上第五次大批判。”

新华书店北京分店在请示市委后，同意征订姚文元文章的单行本。

《北京日报》被迫转载姚文，按语是由彭真亲授的：

“吴晗同志编的《海瑞罢官》是一出影响较大的戏。过去本报和《北京晚报》发表过繁星、

常谈、方三、史优等赞扬《海瑞罢官》的文章。几年来，学术界、文艺界对《海瑞罢官》这出戏

和吴晗同志写的其它文章是有不同意见的。我们认为，有不同意见应该展开讨论。毛主席说：‘百

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

的方针。’为了便于大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分析的观点实事求是地弄清是非，解决问题， 我

们准备在本报就《海瑞罢官》及其它有关的问题展开讨论。”

11 月 30 日

林彪就罗瑞卿问题写信给毛泽东，由叶群持信及李作鹏、吴法宪等的揭发材料，前

往杭州，向毛泽东汇报。

《人民日报》在《学术研究》版内转载了姚文元文章。编者按称：

“姚文元同志在《文汇报》上发表的这篇文章，对海瑞这个历史人物和《海瑞罢官》这出

戏，提出了很重要的批评意见。我们认为，对海瑞和《海瑞罢官》的评价，实际上牵涉到如何

对待历史人物和历史剧的问题，用什么样的观点来研究历史和怎样用艺术形式来反映历史人物

和事件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我国思想界中存在种种不同的意见，因为还没有系统地进行辩论，

多年来没有得到正确的解决。……我们准备就《海瑞罢官》这出戏和有关问题在报纸上展开一

次辩论，欢迎史学界、哲学界、文艺界和广大读者踊跃参加。毛泽东同志在《在中国共产党全

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文中说过：‘我们的政权是人民民主政权，这对于为人民而写作是

有利的环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于科学和艺术的发展给了新的保证。如果你写得

对，就不用怕什么批评，就可以通过辩论，进一步阐明自己正确的意见。如果你写错了，那末，

有批评就可以帮助你改正，这并没有什么不好。在我们的社会里，革命的战斗的批评和反批评，

是揭露矛盾、解决矛盾、发展科学、艺术，做好各项工作的好方法。’我们希望，通过这次辩论，

能够进一步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我们的方针是：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

容许反批评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我们也采取说理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正如毛

泽东同志所指出：‘我们一定要学会通过辩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来克服各种错误思想。’毛

泽东同志又说：‘这个方法可以使我们少犯错误。有许多事情我们不知道，因此不会解决，在辩

论中间我们就会明了这些事情，就会懂得解决问题的方法。各种不同意见辩论的结果，就能使

真理发展。对于那些有毒素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也可以采取这个方法。因为同那些反马克

思主义的东西进行斗争，就会使马克思主义发展起来。这是在对立面的斗争中的发展，是合于

辩证法的发展。’”

21

按语是依据彭真的意见写成，最后的一段毛泽东语录是周恩来加的。为了避免造成

太大的震动，彭真指示《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及《北京日报》转载姚文时有先有后，

《光明日报》则在 12 月 2 日转载。

邓拓向北京高校作紧急布置：“各校要以《北京日报》按语为方针，搞‘学术讨论’”。

北京大学校长陆平立即指示北京大学法律系师生查阅《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传》等资料，

研究海瑞平冤狱问题。

12 月 1 日

彭真在家里召集周扬、许立群、胡绳、姚溱、吴冷西等开会，他说：“《解放军报》

说《海瑞罢官》是株大毒草，说的太早了。这样一说，别人就不好发表意见了。部队的

同志只考虑部队的教育问题，不考虑全国的影响问题。”他认为《人民日报》的按语“比

较稳重”。他赞成“放”的方针，要求周扬化名写篇文章，参加“纯学术批判”。

在北京市委会上，彭真又亲自布置邓拓写一篇关于道德继承论的文章。

12 月 2 日

毛泽东对兰州军区党委关于 55 师紧急备战中突出政治的情况报告作出批示，同意林

彪来信并对罗瑞卿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和指责，“完全同意你的看法，某某某某部队的情况

可能和各师、各军种、各兵种大同小异。请你考虑可否将此件转发到各军区、各军种、

各兵种、各军，到师党委为止，供他们参考。

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衷主义(即

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如何？请酌定。”

[按] 毛泽东在批语中所指折衷主义者即罗瑞卿。毛在讲话中明确点名批判了罗瑞卿，

说：罗的思想同我们有距离，林彪同志带了几十年的兵，难道还不懂得什么是军事？什

么是政治？军事训练几个月的兵就可以打仗。过去打的都是政治仗。要恢复林彪同志突

出政治的原则。罗把林彪同志实际当作敌人看待。罗当总长以来，从未单独向我请示报

告过工作。罗不尊重各位元帅，他也犯了彭德怀的错误。罗在高、饶问题上实际上是陷

进去了。罗个人独断。罗是野心家。凡是要搞阴谋的人，他总是拉几个人在一起。

12 月 3 日

中宣部副部长姚溱、吴冷西召开中央级报刊负责人会议，要求对姚文展开讨论，“重

点放在学术上。”

12 月 4 日

在彭真指使下，北京市委宣传部办的《文艺战报》连出几期增刊，登载批判姚文的

文章，李琪说：这几期增刊就是编给康生、江青同志看的。根据彭真布置，由王汉斌负

责组织市委研究室人员去北京光学仪器厂(王在该厂搞四清)、宋硕去大学校，撰写学术批

22

判文章。

12 月 7 日

中宣部刊物《宣教动态》刊登《上海知识界人士对〈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

的反映》，抨击姚文“后两段火气太大”，“批判提得太高”，是“政治上的罗网，陷人于

罪”等等。以后，这个刊物一次又一次抨击姚文是“大棒子”、“文字狱”等等。

[按] 姚文发表前三天，张春桥曾邀集上海学术界人士李平心、周予同等对姚文提意

见。与会者均表反对。据江青指示：“ 姚文发表后，意见很多，但均在地下，要引到上面

来。要采取诱敌深入的办法，要使敌人感到你不堪一击，这样他就回击、出场。这样反

复搞，他们非出马不可。前一时期，《海罢》太过了些，敌人不出来。总之，要调动敌人

兵力。” 于是《文汇报》根据张春桥的指示，组织“ 放”。12 月 31 日，又召集上海史学

界、文艺界名宿周予同、周谷城、谭其骧 、李俊民、李平心、陈守实、魏建猷、陈向平

等座谈，以“ 引蛇出洞”。引蛇出洞以陷人于罪，1957 年的反右派运动毛就曾经施用过。

嗣后以向领导提意见为名的鸣放，如 61 年间的神仙会，64 年的三干会等等，都是以民

主为诱饵，鼓励人“ 畅所欲言”，然后再秋后算账，进行政治打击。此即毛的所谓“ 民主”。

12 月 8 日—15 日

毛泽东在上海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对罗瑞卿进行揭发批判。会议印

发了叶群带到杭州向毛告发的材料及林的亲笔信。叶群在会上作了长达11个小时的揭发。

会议进行到第三天(10 日)，把在西南视察的罗瑞卿专机送来上海，隔离反省。周恩来、

邓小平被指定找罗谈话，“罗不但没有老老实实检讨错误，反而表示了委屈，多方为自己

辩解。”于是，成立“中央工作小组”继续处理。

[按] 罗瑞卿与林彪的矛盾，始见于 1964 年以来解放军中开展的大比武运动。罗瑞卿

是这一运动的积极提倡者。林彪则在 1964 年 11 月 30 日借全军组织工作会议召开之际，

强调突出政治；接着，一再批评军事训练冲击政治思想工作。罗瑞卿则屡予反驳，积怨

难解。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无疑是完全支持林彪的。因此，他指责罗反对突出政治，是

折中主义亦即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视罗为敌人。又据，特里尔《毛泽东传》(修订本)

谓：罗瑞卿“ 反对毛把苏联和美国等同起来。他认为毛偏离了马克思主义传统，也背离

23

了起码的军事常识。罗热情地谈论苏联红军，并对社会主义阵营抱有希望。他指出：为

了越南的利益，应进行‘ 联合行动’ 。” “ 罗尊重苏联，相信社会主义同盟，亲欧[苏]，在

越南问题态度上强硬。” (第 382 页)罗瑞卿是否真是在对苏问题上构成反毛的罪状，如特

里尔所云，尚值得研究。然当时毛的反苏狂热一再加剧，完全不顾策略地把苏联视同甚

至比美国更可怕的敌人，反美反苏，两个拳头出击，许多人对此在认识上是有保留，情

感上颇勉强，特别是在战略上则是有怀疑和顾虑的。毛对此十分敏感与警惕，也是很自

然的。

又据文化大革命中揭发：1965 年 11 月，苏联将召开 23 大，彭真是主张派代表团参

加的。并曾亲自动手起草参加 23 大的报告。此事经毛反对而作罢，“ 彭就指使黑帮分子

辛毅在家里秘密接见了苏联大使，密告说：‘ 最近我们要发表文章(指《驳苏共新领导的

所谓联合行动》)，发表了就不好说了，趁没发表说一说。’ 彭还向苏修泄露了国家大量

机密，讲了工业布局、三线建设、城市人口疏散、四清运动等情况。” 在对苏问题上，彭

似乎是与毛有分歧，而彭、罗之间在这方面观点则是接近的。

罗瑞卿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位牺牲者。但他是通过传统的拜占庭宫廷政变方式被打

下台的。其总参谋长一职，由原副总参谋长杨成武代理。

《非凡的年代》引罗瑞卿夫人郝治平回忆：除周恩来外，甚至连刘少奇事先也不知

道这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内容。刘在抵上海后“ 跑来找贺老总问开什么会。贺老总

说：‘ 奇怪！你都不知道，我怎么能够知道呢？’ ” 又据 1979 年谭震林回忆：“ 那个会我

参加了，可会上没有讲罗瑞卿的事情啊！我们是莫名其妙啊！关于罗的问题一直没有讨

论，但是常委讨论了没有，就不清楚了。”

杨成武在会上长文揭批罗瑞卿。

12 月 8 日

24

《红旗》第 13 期发表戚本禹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不点名的批判了翦伯赞的

历史观。陈伯达曾帮助修改。文中横指翦伯赞的历史观点是“现实阶级斗争在史学界的

反映”，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判定翦伯赞是“近几年来史学领域两个阶级、两条道路

尖锐斗争中资产阶级一方的代表人物”。

[按] 翦伯赞当时任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北京大学副校长。1961 年 12 月 22 日他在

《光明日报》发表《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1962 年 5 月 4 日在《江海学刊》

发表《目前历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针对当时史学界的若干理论问题发表了指导

性的意见。极左派批评翦否认阶级分析和阶级观点，反对以马克思主义来指导研究历史，

反对历史研究为政治服务，污蔑农民与农民革命，鼓吹“ 让步政策”，美化地主阶级。戚

本禹的文章就是其集大成而无限上纲者。当时颇曾流行所谓“ 让步政策论”，认为在农民

起而反抗，社会阶级力量对比农民力量超过封建主阶级时，封建主阶级有可能被迫让步，

采轻徭薄赋，安抚农民，以稳定统治。“ 让步政策论” 的发明权据考证应归于陈伯达，49

年以后则为史学界广泛引用。1965 年孙达人撰文，就“ 让步政策” 进行批判。①1965 年

12 月 21 日毛泽东在杭州接见陈伯达等的讲话中曾说：“ 现在有个孙达人，写文章批判翦

伯赞所谓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 让步政策’ 。在农民战争之后，地主阶级只有反攻倒算，

哪有什么让步？地主阶级对太平天国就没有什么让步。” 戚本禹的这篇文章就是以污蔑农

民战争、鼓吹让步政策为主要罪名，以极左的狼牙棒，大张挞伐，意在与姚文元相互配

合，南北呼应。毛泽东颇为欣赏，说：“ 戚本禹的文章写得好，缺点是没有点名。” 据师

东兵《1965 年秋冬的北京与上海》一文(载《中国在这里沉思》)记载：戚文发表后，彭

真曾约见他，说：“ 看了你的大作很感不安。照你所说：历史研究只能为某些政治口号服

务了。我们党可是从来没有这样提过。你那样写是不是合适呀！” 戚表示，是“ 他们硬是

要我那样写。而且我的文章是陈伯达同志帮助改过的。” 第二天，戚本禹写信给彭真：“ 最

敬爱的彭真同志：我在未和你谈话之前，心里很紧张。可是当你亲切地接见了我，并对

① 《应该怎样估计“让步政策”》载《光明日报》1965 年 9 月 22 日。

25

我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谈话后，我的紧张感全部消失，就象到了自己家一样。我渴望进

一步得到您的帮助和指导。戚本禹敬呈。” 这条政治上的小爬虫，投机趋附之态，跃然纸

上。据传此件在彭真被抄家后送到了江青手里，也是戚本禹最后锒铛入狱的原因之一。

12 月 12 日

《北京日报》、《前线》①发表由邓拓所撰，署名“向阳生”的《从〈海瑞罢官〉谈到

道德继承论》一文。该文由彭真亲笔修改、市委书记处传阅定稿，意图影响批判向学术

讨论方向发展。

12 月 13 日

邓拓、范瑾在市委大学部召开文科院校大学生座谈会，为《北京日报》组织讨论稿

件，以“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进行讨论”。

12 月 14 日

彭真召开市委工作会议，讨论如何在学术与文化界展开对《海瑞罢官》的讨论。彭

真鼓励吴晗：“你错的就检讨，对的就坚持。”“我就是要在同志们有难的时候雪中送炭。”

当与会者纷纷为吴晗鸣不平，称赞市委对此事指导方针正确，是与彭真的领导分不开时，

彭真说：“不要把成绩归于一个人的名下，应该归于集体领导。我们有些同志看一个人象

太阳一样亮，太阳还有斑点吧！毛主席说他的错误一火车也拉不完。那我的错误就更多

了。”在场的《红旗》记者程虹，即刻打电话将此情况报告陈伯达，陈伯达作为材料密报

毛泽东。

12 月 21 日

毛泽东在杭州与陈伯达、艾思奇、关锋等②谈话时说 ：“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

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

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的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

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陈伯达立即将讲话内容通知江青。

[按] 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把该剧与 1961 年的所谓三风(单干

风、翻案风、黑暗风)联系起来。这犹可视为是对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所谓右倾思潮的批判。

毛则亲自点明：海剧的要害是“ 罢官”，海瑞就是影射彭德怀，吴晗的罪行是为 1959 年

被罢黜的国防部长彭德怀鸣冤翻案。问题的严重性便远远超出一般的思想批判。彭德怀

在 1959 年庐山会议上仗义直言，为民请命。毛在盛怒之下，一反会议原定反左纠偏的主

① 《前线》是北京市委的机关刊物。 ② 据叶永烈《陈伯达传》：毛泽东在 65 年 4 月，在长沙召见陈伯达、艾思奇、胡绳、关锋、田家英商谈为拟列为干部

学习的六本马列著作作序。在杭州的召见，就是继续这一工作。

26

旨，改为继续反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的斗争，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

打成反党集团，使极左的灾风在全国火上添油，铸成历时三年的大灾难。1962 年初七千

人大会后。刘、邓如实地对大批在极左跃进中被加害的干部与群众平反。然对彭德怀则

仍认为罪在不赦。会上，刘少奇的讲话中就说：“ 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信中所说的一些具体

事情，不少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主席写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

不对的，也不算犯错误。问题在于彭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们的反党活动同某些外国

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 并指责彭为高(岗)、铙(漱石)余孽。(毛泽东、周恩来插话：

是主要成员)。有一个“ 高、彭(德怀)联盟” (毛插话：彭和高，实际上的领袖是彭)。彭德

怀对于这些莫须有的罪名不服，在 1962 年 6 月 16 日写成“ 八万言书”，请求中央全面

审查他的历史。毛认为这又是一起严重的翻案事实，是阶级斗争的反映。事隔三年多，

1965 年 9 月 23 日，毛亲自召见彭，委以“ 三线” 副总指挥任务。并当面说：“ 庐山会议

已经过去了。现在看来，也许真理在你那边。让历史去做结论吧！你也不要发牢骚，不

要把事情弄得一成不变。真臭了也可以香起来么！对你的事，看来是批评过了，错了，

等几年再说吧！但你自己不要等，要振作，要把力气用到办事情上去。我没有忘了你，

这些年我一直在想你的事。我们共事几十年了，不要庐山一别，分手分到底，我们都是

六、七十岁的人了，应当为后代多想事，多出力。” 对此，彭德怀极为感动，11 月 27 日

离开他在京的贬所挂甲屯吴家花园，奔赴成都，全力投入工作。然就是在这同时，毛已

授意江青组织姚文元写成文章，对吴晗的《海剧》进行批判。66 年 2 月 8 日毛在彭真向

他汇报时，还质问彭：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同时，一个名为“ 彭德怀专案审查

委员会” 正奉毛之命加紧审查。(戴煌《牢记“ 造神运动” 教训》)这就无论如何不能把毛

对彭德怀的谈话看作是诚实的致歉；唯一合乎逻辑的解释是运用权术，把彭暂时调出北

京，并在同时出黄克诚为山西副省长。从现有的资料看，为了发动这场重返一线的政治

27

冒险，毛泽东是作了周密的战略准备的。罢杨尚昆，由自己的亲信汪东兴掌握中共中央

办公厅和中央警卫团；黜罗瑞卿，把军权牢牢掌握在林彪手中；向彭真与陆定一发难，

动摇其基础，然后直指刘少奇以消除这一劲敌。这就是毛对即将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总

体设计。由于将突破口选在北京市副市长吴晗身上，欲行罗织的罪名将牵涉到被罢官的

彭德怀，所以，把彭德怀先调离北京，也是扫清突击通道的必要准备。于是才有 9 月 23

日的一番表演。毛彭之间，关系一直十分紧张，毛认为彭在他死后会造反，故意必根除。

(参见《黄克诚自述》) 1959 年以后的发展越来越证明彭的意见书是正确的。然彭越是正

确，毛就越不能容忍。《三国志·魏书·袁绍》载袁绍南攻曹操，他的忠实谋士田丰极力谏

阻。“ 绍怒甚，以为阻众，械系之。” 官渡之战，袁绍大败。“ 或谓丰曰：君必见重。丰曰：

若军有利，吾必全；今军败，吾其死矣。绍还，谓左右曰：吾不用田丰言，果为所笑。

遂杀之。” 毛泽东的气量并不比袁绍好。彭德怀的悲剧正在于真理在他一边。如果后来的

事实证明彭德怀是错误的，他的命运也许是另外一个样子吧！又据李志绥的回忆录，在

毛放纵的性关系上，57 年彭德怀直言进谏，说毛不应搞“ 后宫佳丽三千人”，因而解散

警卫团文工团(《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第 90 页)。亦可见两人间夙怨甚深。刚正不阿

的彭德怀，终必不容于睚眦必报的毛，则另外的结局恐怕也是不会有的。

黄炎培逝世。黄 1878 年生，上海川沙人。

12 月 22 日

彭真、康生、杨成武在杭州受毛泽东召见。毛重申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彭真

摇头插话：“我们认真地进行了调查，吴晗与彭德怀没有任何组织联系与个人关系。”并

与康生进行了激烈的辩论。

12 月 23 日

应彭真的要求，毛泽东单独会见了他。彭极力为吴晗辩护。最后，毛表示：先按你

们议定的办吧！再快也得两个月才能作政治结论。

12 月 25—26 日

28

彭真赶往上海，为毛泽东庆寿(七十二岁生日)，席间与张春桥会面。彭责问张：“你

们发表姚文元文章为什么不打招呼？你们的党性跑到哪里去了。”“你记着在真理面前人

人平等行了。到时候我们自有讲理的地方。”祝寿宴上，毛泽东要求彭真“把批判《海瑞

罢官》的斗争引深一步。”25、26 两日间，彭真听取了上海市委的汇报。

毛泽东在杭州召集陈伯达、胡绳、田家英、艾思奇、关锋谈话，布置为五本经典著

作写序言，谈到《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彭德怀也就是海瑞。

[按] 按照中共的组织原则，公开点名在政治上批判北京市副市长、民主党派的高级负

责人，必须征求北京市委的意见并有中央的决定。彭真完全有理由指责姚文的发表是个

人的、非组织活动。中央与北京市的报刊也完全有理由不转载一个地方刊物上的文章。

彭真绝不是不了解姚文的背景，但他直至杭州之行亲自听到毛的指责以后，仍有恃无恐，

正是因为他认为按组织原则并通过正常程序来解决时，他是有理有据的。张春桥则以“ 姚

文元的文章是根据九月中央工作会议时毛主席指示发表的” (据作为《5·16 通知》附件的

《1965 年 9 月至 1966 年 5 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以尚方宝剑作依据。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个人与组织的对抗。毛泽东为了贯彻其个人的意志，只有抛开甚

至摧毁共产党在第一线当权的现行组织。为了无所顾忌地抛开或摧毁这一组织，就必须

无限地张大个人的权威，同时诉诸广大群众的支持。这就是当时的形势。

12 月 27 日

《北京日报》发表吴晗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否认与“单干风”与“翻

案风”的关系。

12 月 29 日

《人民日报》发表方求的《〈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思潮》一文。这是由中宣部周

扬、林默涵组织林涧青、龚育之写的文章，对“清官”进行讨论，贯彻彭真引向学术批

判的战略意图。

12 月 30 日

康生向在上海的毛泽东告密。“主席：据可靠消息证实，彭真在 1961 年 11 月间，指

使邓拓、项子明、李琪等人跑到西郊公园畅观楼检查中央 1958 至 1961 年下发的所有指

示文件，查找攻击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所谓‘问题’。联系到吴晗

的《海瑞罢官》，联想到杨尚昆、罗瑞卿一系列的反常活动，联想近几年积极上书，迫不

及待的翻案表现，初步断言，他们是有组织、有计划、有准备的篡权步骤。赫鲁晓夫那

样的人物，就睡在我们身边。请主席深思、决断。康生呈”据江青说：此信陈伯达看过，

29

并由他专人送与江青转呈。毛泽东阅后，嘱在场的江青、张春桥严守机密，任何人不得

外传。随即点火焚毁。并通知秘书，电召周恩来、林彪在明天，即 1966 年元旦来上海见

他。(《1965 年秋冬的北京、上海》)

[按] 所谓“ 畅观楼事件”，据宋汝棼《畅观楼事件》(《红色往事─ 党史人物忆党史》)

所载：1961 年 11 月 16 日中共中央为准备七千人大会，发出通知，指出 1958 年以来，

中央与地方工作中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并且产生了一些不正确的观点和作风，必须

召开一次规模较大的会议来统一思想认识。中央委托彭真在北京组织一个班子，查阅

1958 年以来中央有关文件。于是在 1961 年 12 月，市办公厅主任项子明召集少数人在

畅观楼查阅中央文件，把认为有问题的段落记下来，汇总。为期九天(实 20 多天)汇为报

告，分农业、工业、基建、财税、城市、人民公社、教育六个方面，为七千人大会准备

工作提供了材料。文化大革命中大字报揭发：1961 年 11 月，彭真令市委秘书长项子明：

“ 你看看几年来中央文件中有什么问题，看看他们头脑里干了些什么事情？刮五风的文

件有没有？要找出问题，整出材料。” 他让项子明找些“ 头脑清楚的人，一份一份的看。”

由邓拓负责指导。项子明与市委宣传部长李琪、市教育部长张文松等十余人参加了这一

工作，查阅了 1958 年以来的中央文件，“ 寻找中央和毛主席的所谓‘ 错误和缺点’ 。” “ 他

们对 1958 年成都会议以后中央的指示和中央批转的有关报告，逐份地作了审查，凡是计

划指标，均被他们诬蔑为‘ 浮夸’ ，‘ 不实事求是’ 。甚至连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

话中提出的指标，也被诬蔑为‘ 高指标’ 。凡是提到‘ 全民办’ 、‘ 大办’ 的，以及强调‘ 群

众运动’ 和‘ 人们的主观能动性’ 的地方，统统被他们指为热。他们肆无忌惮地攻击毛

主席‘ 头脑发热了’ 。胡说：‘ 五风与人民公社有关系’ 。‘ 大、中、小并举’ 是不对的。

甚至恶毒地污蔑毛主席犯了‘ 路线错误’ 。他们经过十多天的地下活动，从文件中找到了

所谓‘ 问题’ 以后，写了近二万字的材料，名为《中央文件摘要》。《摘要》印好后，以

‘ 绝密’ 件分别送给彭真和旧市委书记处成员。” “ 畅观楼事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

30

“ 杨尚昆就在邓小平的指使下，让中央办公厅查阅 1958 年以来中央的文件。” (《大野心

家、大阴谋家彭真罪恶史》，市委机关毛泽东思想红旗兵团编)文化大革命中揭发陆定一

领导的中宣部在 1961 年也曾秘密审查 1958 年以来的中央文件。这都是 58 年以来党内

就所谓“ 三面红旗” 在台面下进行互斗的反映。

《人民日报》转载吴晗 27 日的检讨。编者按语中“吴晗的自我批评有进步，值得欢

迎”句，彭真在定稿时删去。

1965 年 12 月 30 日至 1966 年 1 月 18 日

解放军总政治部在北京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研究贯彻执行林彪 1965 年 11 月 18

日提出的突出政治五项原则。会议的政治报告中，着重引述林彪所吹嘘的：“毛泽东思想

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毛主席的书，是我

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要求“凡是毛主席指示的，就要坚决拥护，坚决照办，上

刀山下火海也要完成。凡是违背毛主席指示的，就要坚决抵制，坚决反对。”会议指出，

贯彻执行林彪提出的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不仅是全军 1966 年各项工作的总方针、总任

务，而且是军队建设的百年大计。

[按] “ 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最高峰” 这一提法，最早是康生在 1958 年夏给北京

市政治教师作报告中提出的。60 年 1 月又有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 最高标准” “ 最

后标准” 的说法。“ 顶峰” 之说，经过林彪鼓吹，它便成为风靡全国的教条。

12 月 31 日

彭真打电话给范瑾：“找一批与吴晗观点相同的文章，放手‘放’。”

1966 年 1 月 1 日

《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为继续突出政治，坚决

执行五项原则而斗争》。由陈伯达所主持的《红旗》发表社论《政治是统帅，是灵魂》。

从此进一步开始了一个宣扬对毛泽东、毛泽东思想无条件崇拜的疯狂时潮。

[按] 毛泽东极端强调政治，把政治说成是统帅，是灵魂，是决定一切的生命线。这

是一种权力拜物教。实际上是一种封建的观点。“ 在封建的中世纪，超经济强制机制无所

不在地支配着社会的运行进程，使社会的各个领域都笼罩在政治的阴影中。政治的强化

导致了经济的严重衰退和整个社会自主力量的萎缩，封建的专制政治就是在这个社会基

31

础上建立起来的。” 只有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下，彻底消灭了封建的超经济强制，创造

了使商品经济摆脱政治权力控制而自由发展的社会历史条件，即国家和社会的二元化，

社会才得到新的发展。(荣剑、杨逢春著《民主论》第 206 页)权力拜物教导致了对权力

的崇拜、权势追求、官僚主义、特权、摧残民主、滋长专制以及贪污、腐化等痼疾。因

此，在今天社会里，过份强调政治，从本质上讲，就是一种以权力来代替客观社会经济

发展规律的反动措施。

《人民日报》报导：《毛泽东选集》、《毛泽东著作选读》的蒙、藏、维吾儿、朝鲜和

哈萨克五种民族文字版本出齐。

1 月 2 日

彭真召集有陆定一、康生参加的文教、报刊、北京市及部队有关负责人，由胡绳传

达毛泽东的杭州讲话，而对毛所称要害是罢官一点则有意回避。彭真强调“放”，陆定一

指示“先搞学术讨论”；康生则大谈所谓“要害问题是罢官”。

[按] 据 1966 年 2 月 8 日毛泽东的讲话，“ 要害是罢官” 的发明权属于康生。毛曾对

林彪说过：过去，江青、康生他们跟我讲《海瑞罢官》是替彭德怀鸣冤叫屈的，我还有

些不信，现在看来，果然是这么一回事。康生早在 1964 年就向毛泽东说过：“ 《海瑞罢

官》与庐山会议有关，同彭德怀有关。”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

本》第 363 页)1966 年 5 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康生自己也表示：“ 一九六四年底

的时候，我曾向主席讲过，吴晗的《海瑞罢官》同庐山会议有关系，同彭德怀的问题有

关系。因为《海瑞罢官》这出戏里提出退田给贫民的口号，而彭德怀也提出了恢复单干

的问题。海瑞是反对嘉靖皇帝的，彭德怀则反对毛主席。有人捧海瑞，这不正是捧彭德

怀吗？这是明目张胆地为彭德怀招魂扬幡。” (《康生外传》第 255—256 页)6 月 3 日，

康生与越南胡志明谈话中，也提及自己曾就《海瑞罢官》与彭德怀有联系问题，向毛提

出过。这次传达毛的谈话时，胡绳回避了所谓要害是罢官问题，无疑是秉承彭真的指示

32

行事的。这表明彭真为保护吴晗，正有意冒与毛泽东正面对抗的风险。这肯定更激怒毛，

下决心不惜代价和手段，以铲除敢于违抗自己的势力。

1 月 4 日

陆定一召集文教部门负责人开会，就吴晗问题布置学术批判。

1 月 8 日

中共中央发布增选军委副主席的通知：增选陈毅、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为军委副

主席。叶剑英兼任军委秘书长、中央书记处书记，开始成为文革中一颗耀眼的明星。

中宣部副部长姚溱把 1962 年《宣教动态》88 期上所载庆云(即关锋)的杂文《从陈贾

谈起》送与彭真。该文在道德继承问题上的观点与吴晗相似，姚溱等意图借此作为反击

的武器。此举后被毛定罪为整左派的材料。

《北京日报》发表北京市委宣传部长李琪化名李东石的文章《评吴晗同志的历史观》。

[按] 姚文元文章发表后，在知识界初是惊疑。在看到《人民日报》转载于《学术研

究》专栏，并读到其按语之后，又惊魂稍定。于是讨论海瑞其人以及封建道德继承、清

官等问题的文章纷纷出现。其中少数人是学术界的左派，这些人是神经弦早已向左绷紧、

习惯于借批判打棒子，以取得或企望取得名位的红人。绝大部分则是被愚弄的学究，从

史实上评姚文之欠科学性；有人甚至激于义愤，指责姚文元是陷人于罪。据说，单是向

《文汇报》投稿，批评姚文的就达三千余件。《文汇报》犹以组织讨论为名，积极鼓励投

稿，特别是持反对意见的稿子。用江青的话说：“ 要引蛇出洞。让他们讨论这篇文章，把

观点都亮出来。” 张春桥说：“ 有反对的，就有靶子了。这样一搞，就热闹起来了。” 所谓

“ 引蛇出洞”，从而陷人以罪，是毛鸣放政策的真实内容。

1 月 9 日

彭真批发《毛主席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同陈伯达等同志的谈话纪要》，其中仍

不提所谓《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

中共中央在转发中共化学工业部委员会《关于贯彻执行中央有关半工半读问题指示

的报告》的批示中指出：工矿企业部门具有充分开展半工半读教育的条件，如果都能认

真贯彻最近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开展半工半读和业余教育，就可以促进逐步实现中

央提出的‘既出产品，又出人才’的愿望。更有力地反对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的复

辟，更有力地推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促进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

的逐步缩小。

33

1 月 11 日

陆定一召集文教部门负责人开会，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讲话，要求在文史经方面大

搞学术批判，而不谈《罢官》要害。

1 月 13 日

王若水(思肜)在《人民日报》发表《接受吴晗同志的挑战》，文中提到罢官是要害和

与庐山会议的联系问题。

1 月 14 日

外交部发表声明，严厉谴责美帝国主义在越南的“三光政策”、“焦土政策”和大规

模使用毒气和化学毒药。

1 月 16 日

彭真在家召集许立群、吴冷西、姚溱、胡绳、范若愚、范瑾、李琪等开会，彭真说：

市委查了，没有材料证明吴晗和彭德怀有关；邓拓在三年困难时期对三面红旗是坚定的。

北京市委书记邓拓与吴晗是文字上的密友。吴晗受批判已使邓拓受到株连。

1 月 17 日

许立群召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红旗》、《前线》、《新建设》

六报刊编辑部的人员开会，传达彭真指示：把学术批判的内容与版面控制起来，《红旗》

暂不搞，其它报刊则强调放，“有领导地造成一场混战”。会后，许立群写成了《北京六

报刊杂志编辑部负责同志座谈关于〈海瑞罢官〉讨论的情况和问题》报送彭真、陆定一。

1 月 18 日

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及全军后勤工作会议在北京结束，决议以林彪突出政治的五项原

则为全军各项工作的总方针。

1 月 21 日

江青从上海到苏州见林彪，提出由她在部队召开文艺座谈会，以便在文艺界进行更

有力的进攻。此举无疑是在毛的授意下进行的，是要借解放军这座“尊神”，来攻击阻挠

批判吴晗的反对势力。

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 617——618 页）：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后，江青、张

春桥等人在上海“天天等，天天盼”（张春桥 1966 年 5 月语），起初还曾希望能得到北京方面一点支

持。但是，18 天内北京方面没有一家报纸转载。他们感到“震惊”，“不知道会触动这么深”，“更不

知道彭真会这样坚决反对”（张春桥 1965 年 12 月至 1966 年 5 月语）。江青在“气愤”之余，感到“攻

也攻不动啊！”“我的话更没有人听”。于是想到解放军中请“尊神”，请“无产阶级专政的‘尊神’来

攻他们，攻那些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江青《为人民立新功》）

1 月 23 日

刘少奇、邓小平把《文化部党委关于当前文化工作中若干问题向中央的汇报提纲》

批转全国，作为指导文艺工作和文艺路线的方针。

1 月 24 日

34

《人民日报》报导林彪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重要指示：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

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又说：毛主席的书，是我们全军各

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

顶一万句。

1 月 25 日

《哲学研究》第 1 期登载关锋、吴传启文章《评吴晗同志的道德论》，继续对吴晗进

行批判。

1 月 27 日

郭沫若致信中国科学院党委书记张劲夫，请求辞去科学院院长、哲学社会科学部主

任、历史研究所所长、中国科技大学校长职务。

1 月 18 日至 27 日间

戚本禹打电话问许立群，批判吴晗要害的文章可否发表？许答复：攻要害的文章不

止你一篇，现在都不能发表。戚本禹与关锋写成的批判文章要送彭真审查。彭真以没时

间看，要下乡，进行拖延。

1 月 27 日至 3 月 5 日

全国工交会议在北京召开，周恩来、邓小平讲话，制定了以突出政治为中心的六项

方针。

1 月下旬

叶群奉林彪之命，电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说：江青要找几个部队搞文艺工作的、

管文艺工作的，座谈部队文艺工作。四、五人即可，名单交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审定后抄

报林彪办公室。萧华决定由刘志坚带队，成员为总政文化部长谢镗忠、副部长陈亚丁、

宣传部部长李曼村。

1 月 31 日

彭真在家召集许立群、吴冷西、姚溱、胡绳、范若愚、范瑾开会，让许立群搜集“左

派”的材料(即关锋等所写文字)，要对“左派”整风。许立群随即遵嘱整成七份材料，送

呈彭真。

1965 年 7 月至 1966 年 1 月

在北京市委主持下，召开了北京大学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的第二次国际饭

店会议。

[按] 先是 1964 年 11 月 5 日，中宣部派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工作队进驻北京大学，

作为试点。张盘石(中宣部副部长)为队长，队员刘仰峤(高等教育部副部长)、徐子荣(公安

部副部长)、庞达(中宣部教育处副处长)、宋硕(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副部长)。工作队发动

群众，揭北大“ 阶级斗争的盖子”。其基调是校长陆平犯了路线错误，“ 北京大学已经烂

35

掉了”。当时任哲学系党总支书记的聂元梓就是这个工作队下的积极分子、反陆平的左派。

同时在全国开展所谓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高等学校计二十三所。1965 年 3 月 3 日，中央

书记处专门讨论了北大的社教问题，肯定北大是办得比较好的大学，也有一些问题；陆

平是好同志，也有错误；北大的运动有成绩，也有缺点。4 月 2 日，中宣部与市委撤换

了张盘石的队长职务，增派许立群、陆平、彭珮云、常溪萍共同组成九人领导小组，并

解散下属之工作队。为了重新审查北大社教中所揭出的案件，7 月在国际饭店召集了长

达七个月的会议，进行平反；并对原工作队所依靠的聂元梓等左派实施反击，受批判者

达一百余人。直到吴晗批判问题日呈严重后，市委始被迫草草收场，结束这个会议。

2 月 1 日

《人民日报》登载云松《田汉的〈谢瑶环〉──是一棵大毒草》一文，说：“《海瑞

罢官》、《谢瑶环》、《李慧娘》这三出戏所以调子如此一致，都要退田、平反，都要‘为

民请命’，也正是当时两条道路斗争在文艺上的反映。”

2 月 2 日

刘志坚等至上海见江青。临行前林彪电话指示：“江青同志昨天到苏州来，和我谈了

话。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

要很好重视，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今后部队关于文艺

方面的文件，要送给她看，有什么消息，随时可以同她联系，使她了解部队文艺工作情

况，征求她的意见，使部队文艺工作能够有所改进。部队文艺工作，无论是思想性和艺

术性方面都不能满足现状，都要更加提高。”

2 月 3 日—7 日

文化革命五人小组 (据王力《反思录》“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之名，是 66 年姚溱在《二

月提纲》上自己加上去的。)召开扩大会议，对批判吴晗的问题及继续批判的问题进行讨

论。与会的有彭真、陆定一、康生、吴冷西，(周扬因病住院开刀，未参加)以及许立群、

胡绳、姚溱、王力、范若愚、刘仁、郑天翔等十一人。会议由彭真主持。彭真仍以 1965

年 12 月 23 日毛泽东所说“先按你们议定的办吧！再快也得两个月才能作政治结论”为

据，先作学术批判。在这次会议上，彭真明确宣布：经查明，吴晗同彭德怀没有关系，

因此不要提庐山会议。他并让市委第二书记刘仁、书记郑天翔证明邓拓是拥护三面红旗

的。彭真还提出：为了放，不要谈《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学术批判不要过头、要慎

重。在会上，康生则静以观变。会前他已授意关锋写成《〈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

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一文。康生对彭真坚持吴晗与彭德怀无关并不表态，

只提出不管怎样，关锋的文章修改后可以发表。会后，成立了学术批判办公室。许立群、

姚溱根据彭真讲话，整理成《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

36

2 月 3 日

《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永远突出政治》。嗣后，该报就“突出政治”问题，连篇累

牍，发表社论，制造气氛。2 月 9 日，《提倡一个“公”字──再论突出政治》，2 月 14

日，《最重要、最根本的备战——三论突出政治》，2 月 18 日《政治统帅军事、政治统帅

一切──四论突出政治》，3 月 2 日《把毛主席的书当作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五

论突出政治》，3 月 23 日《提倡唯物论，抓好活思想──六论突出政治》，4 月 5 日《关

键在于党委的领导──七论突出政治》。

2 月 4 日

郑天翔在北京市委会上传达“五人小组”扩大会议的内容。邓拓在会上说：“我不怕，

我写的文章没有什么影射，可以辩论。我手上也有别人不少小辫子。

2 月 5 日

刘少奇主持政治局常委会议，就《汇报提纲》进行讨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

邓小平均表示同意，并决定按照《汇报提纲》向毛泽东汇报。康生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2 月 6 日

陆定一妻严慰冰频年以写匿名信方式，对林彪、叶群进行个人骚扰攻击，事件败露。

由彭真出面，电商卫生部长钱信忠，安排陆定一入医院，随即前往南方休养。

2 月 7 日

经彭真最后酌定的《汇报提纲》以电报形式发呈正在武汉梅园招待所的毛泽东。

2 月 8 日

彭真与陆定一、康生、许立群、胡绳、吴冷西等人，到武汉梅园向毛泽东汇报。毛

泽东又一次指出：吴晗的《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是同庐山会议、同彭德怀的右倾

机会主义有关的。并两次问彭真：“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彭真回答：“他是站

在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罢了官的人那一边。”毛泽东说：“吴晗不要罢官，还是当他的副市

长，这样讨论就可以放了吧！” 当彭真说到，要用“整风”的方法对待关锋等左派时，

毛泽东严厉驳斥：“这样的问题，三年以后再说。”在许立群批评关锋的文章时，毛说：“何

明(即关锋)的文章我看过，还不错。左派的问题以后再说。”在汇报中谈及对郭沫若、范

文澜要保护，不要批评时。毛说：“郭老、范老当然要保护。但是他们两位还要在史学界

工作，有个适当的自我批评表示为好。”这次汇报时，毛同意出版《毛选》五卷，且表示

不同意林彪的“顶峰”和“最高最活”的提法，要彭真和康生到苏州和林彪谈一谈。

2 月 12 日

彭真根据汇报中毛泽东讲话的精神并根据自己的理解，委托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和

胡绳执笔，于二月十一日在武汉起草了《中央批转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

的汇报提纲的批语》：“中央同意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现

将这个《提纲》发给你们，望照此执行。 这个《提纲》的内容，应当向党内主管学术讨

论工作的同志，和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的同志传达并组织讨论。在讨论时，应当把毛泽东

同志一九五七年三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作为学习文件。”此即

《二月提纲》本日正式以中央名义发到全党。

37

1 月 31 日──2 月 13 日

新华社报道：中共河北省委等各省省委分别发出通知、指示或作出决定，号召各级

干部自觉地深入地学习毛主席著作。

2月 17 日

陈叔通逝世，陈 1876年生，浙江杭州人。

2 月 18 日

毛泽东与毛远新谈话。在谈到军事工程学院先搞二年、三年，然后搞二年半工半读

并结合预分配时，毛说：“理工科还要有自己的语言。六年中先搞三年试试看，不一定急

于搞二年。尖端科学搞三年，要有针对性也许行。三年不够将来加搞一点。有针对性才

能有少而精，有针对性才能一般与特殊相结合。六年改三年，这样改以后，步骤稳妥，

方向对头。”“理工科有它的特殊性，有它自己的语言。要读一点书；但是也有共性，光

读书不行。黄埔军校就读半年，毕业后当一年兵，出了不少人材。改成陆军大学后，结

果出来尽打败仗，作我们的俘虏。”

[按] 毛泽东一面总在人前制造自己博览群书的形象，一面则极力诋毁多读书。他声

称：“ 念书多了要害死人。” “ 书不能读得太多，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读，也不能读得太多，

读十几本就行。” “ 念书多了，念死。梁武帝早年不错，以后念书多了就不行了，饿死在

台城。” “ 明朝搞得好的只有明太祖、明成祖两个皇帝，一个不识字，一个识字不多。以

后到了嘉靖，知识分子当权，反而不行了，就出了内乱。汉武(？)帝、李后主文化多了亡

了国，可见念书多了要害死人。刘秀是个大学生，而刘邦是个草包。” (《1964 年春节谈

话纪要》)死念书、念死书，固然不可取；但说书念得越多越蠢，害死人，却是典型的毛

泽东式的矫情偏激、刻薄悖理的谬论。毛泽东的唯意志论思想，是一种极端的主观唯心

主义。它同历史上王守仁的心学很有相近之处，只不过是把王学的“ 良知”、“ 良能” 换

成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本性；“ 致良知”、“ 格物” 换成为改造；“ 知行合一” 改为社会实践，

也就是通过实践改造自己。所谓毛泽东思想就是天理之常的“ 良知” ，只要有了毛泽东

思想就有了一切。所有学问之道，书本所载，都是魔经。连祖师爷马克思的书，也多读

不得，十来本就行，(据莫洛托夫回忆录，毛泽东自认没有念过《资本论》)，很有些禅风。

根据他这种高见，大学文科根本不需要办，即使办也只能在工厂、农村中进行，其招收

38

的学生也必须是识字不多、甚至是不识字的工、农、兵分子。故文革后期所招收的工农

兵大学生中，文科有不知孙中山、阎锡山之“ 山” 在何地，理科有 1/2+1/2=2/4 者。毛

远新，毛泽东弟毛泽民之遗孤，时就读哈尔滨工业大学。

2 月 2 日──2 月 20 日

林彪委托江青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会间，江青又邀请在部队里没有

任何职务的张春桥到会座谈。在张春桥、陈伯达的捉刀下，起草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

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份《纪要》与彭真的《汇报提纲》形成鲜明的

两军对立。

[按] 毛泽东把这份由江青、陈伯达、张春桥一手炮制、并自己亲自修改的《江青同

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赐名为《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

作座谈会纪要》，实际上是要让人们知道，这是毛泽东亲自委托江青炮制而成的。《纪要》

的出笼，是《5·16 通知》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前一起重大的事件，其作用远远超出于部

队文艺问题之外。一、在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通过，并向毛泽东主席汇报，毛

本人亦未明确反对的《二月提纲》之外，又出现一个由毛泽东支持并亲自修改的《座谈

会纪要》，在主要观点上，两者完全是针锋相对。对当时形势的估计，文化革命的任务、

目标、方式都是完全相左的。这就不单暴露了毛泽东与当时在第一线的刘、邓、彭等人

的原则分歧，同时也暴露了毛个人与共产党组织的两相对峙，互不相容的深刻分裂。毛

要么是甘心退处二线，忍受大权旁落，作一个有名无实的太上皇；要么是把已经掌握实

权、而实际并不顺从他的第一线组织推倒，由自己重新亲揽朝纲。显然，当时的迫切问

题，已决不是批判吴晗和一大批所谓资产阶级学者，也不仅是罢黜一个或几个敢于顶撞

其权威的彭真等官员，而是他长期以来所最担心的中国会走上苏联的道路，会变修，会

出现赫鲁晓夫，斯大林被撤墓焚尸的可怕事件会在中国重演，毛主义的理想王国立将幻

灭。因此，他决定不惜一切代价，不顾任何风险，加速并公开推行他蓄谋已久、并逐渐

成熟的政治大冒险─ ─ 发动文化大革命。二、由于自己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的孤立和整

39

套组织关系、警卫制度的限制，毛本人在北京几乎已无任何自由活动的可能。即使离开

北京，到由亲信柯庆施所掌握的上海，活动的余地也颇多限制。因此，他逐渐支持和利

用自己的老婆江青，先是充当耳目，用江青自己的话说，是作主席的“ 哨兵”。进而是组

织文章，充当打手，也就是她所说的主席的“ 一条狗” 的角色，开始咬那些异己的人。《座

谈会纪要》的炮制便是为公开放狗出笼，而赋予她必要的政治资本。在这以前，江青最

多只是毛的私人秘书之一，任务是照料生活。谁都明白，这一职务只是因为她是毛的老

婆，本有在生活上照料丈夫的责任，因此，美其名曰生活秘书，原是恭维的客套。除此

以外，江青的级别不过十一，官称最高是中宣部文艺处的副处长，在外廷实不过芝麻官

一个。毛这次派她出来“ 请尊神” 林彪。林彪心领神会，亲委她以全军文艺指导的大权，

后来还特别把她从行政十一级超拔为五级。在毛的亲手批改、林的郑重签发下，《座谈会

纪要》在文化阵地上异军突起，江青的“ 文化大革命旗手” 地位从此奠基。三、江青与

林彪的开始勾结，也就是毛泽东藉以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文武两个班子的结合。兵痞、文

痞，一操枪杆子，一使笔杆子，“ 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保卫政权也要靠这两杆子” (林

彪语)。在全部文化大革命中，这文武两班子的亲合分崩，矛盾争夺，也是全部悲剧与闹

剧的篇章。

2 月 21 日

根据毛泽东指示精神，各地文艺工作者大批下放，至此，全国已有十六万多名文艺

工作者下乡下厂。

[按] 从 1958 年以来，各机关多次进行所谓“ 干部下放”，当时，机关干部以参加“ 四

清” 或锻炼改造而下乡下厂的人数无法统计。他们绝大多数是借下乡下厂的名义被精简

而转成为基层干部或工人、农民。有的连家属也一起迁走，回城无望，他们的愤怨情绪

是可以想见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们中的大多数先后以受当权派排挤打击的受害者

身份，杀回原单位，成为造反派。

40

2 月 23 日

中共中央中南局于最近举行全体会议‚ 通过关于深入开展学习毛泽东著作运动的决

定。

2 月下旬

中共高等教育部政治部、中共卫生部政治部、文化部和所属单位以及中共北京市委

分别于最近在北京召开学习毛泽东著作座谈会和经验交流会。陆定一在卫生部座谈会上，

对知识分子如何学习毛泽东著作问题作了指示。

2 月 27 日

《红旗》第二期发表尹达《必须把史学革命进行到底》一文。

[按] 尹达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所属之历史研究所副所长，长期以左派面目

出现，领导“ 史绍宾” (史学哨兵之谐音)小组，在史学界大行挞伐。文革初期尹是中央文

革成员，很快本人也成了文革的牺牲者，被学部的一派揪出批斗。

北京市委为保护吴晗，让他化名李明光，下乡参加“四清”，以避风头。这是根据周

恩来的示意安排的。

3 月 4 日至 16 日

负责审查与批判罗瑞卿的“中央工作小组”在北京开会，42 人参加，对罗瑞卿进行

揭发批判。12 日，罗被迫作检查，18 日，跳楼自杀，不死，腿骨折。这 是对罗批判会

的第一阶段。

3 月 5 日

教育部、教育工会全国委员会发出联合通知，在教育战线上掀起一个活学活用毛泽

东思想的新高潮。

3 月 6 日至 31 日间

中共湖北省委召开农村工作会议，中共浙江省委召开全省地(市)、县委书记会议，中

共云南省委举行常委会议，中共广东省委召开全省农村政治工作会议，讨论突出政治问

题，号召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

3 月 7 日

中共中央华东局召开会议讨论加强县委以上干部学习毛泽东著作的问题。

3 月 8 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教育办公室工作的通知》。中共中央组成以刘少奇为首的

41

中央教育领导小组，由中共中央办公厅政法文教组兼管教育办公室的工作。

河北邢台大地震，受灾人数达 34 万余。

3 月 10 日

《戏剧报》第二期登载编辑部文章：《田汉的戏剧主张为谁服务？》

3 月 11 日

林彪就工业交通战线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写信，肯定工交系统强调政治挂帅，突出

政治的做法很好，指出“七亿人口，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思想”，“必须通过活学活用毛主

席著作，把毛主席的思想灌输到工人、农民中去”。

上海市委派宣传部长杨永直来北京，进行“摸底”活动，与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会

见，提出一些问题。本日晚许立群就杨永直所提有关《二月提纲》中的问题应如何回答

请示彭真，许立群说在谈话中：杨曾问：“学阀有没有具体对象？指的是谁？”彭真答：

“学阀没有具体指什么人，是阿 Q，谁头上有疤就是谁。”杨又问：“上海要批判一批坏

电影，包括《女跳水队员》，行不行？……因为有大腿。”彭答：“你去问张春桥、杨永直，

他们游过泳没有？”杨问：“重要的学术批判文章要不要送中宣部审查？”彭答：“过去

上海发姚文元的文章，连个招呼都不打，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

[按] 张春桥在得到杨永直的汇报后说：“ 现在有把握了…中宣部和北京市委是反对

姚文元文章的，《二月提纲》的矛头是指向姚文元的，也是指向毛主席的。” 所谓学阀，“ 是

针对毛泽东同志的，所谓武断，还不是指毛主席把《海瑞罢官》同政治问题、庐山会议

联系起来，说要害是罢官。所谓‘ 以势压人’ ，还不是说毛主席以势压人，上海市委以势

压人”。张春桥此处的逻辑无论是否有理，但“ 打狗欺主”，这是人情世故之常。《二月提

纲》力争以学术批判的办法保自己的人吴晗过关，同时又用各打五十板的形式，要整包

括江青在内的毛泽东所支持的左派批判家的风，指他们为“ 学阀”，责他们是“ 武断”、“ 以

势压人”。势从何来？这明明只能是狗的主人。当时的彭真以及讨论通过《提纲》的政治

局常委们竟然打狗欺主，全无顾忌，这不能不耐人寻味。

3 月 12 日

毛泽东在看了一篇某医务人员谈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文章后批示：“应该加强医

务人员的马列主义的学习，并用以指导业务工作。既然军事上证明了所谓弱者可以打败

强者，没有念过书或念过很少书的可以打败黄埔毕业生、陆军大学毕业生，医务界为什

么是例外？医学校也要加强马列主义课程，好多毕业生就是不懂马列主义。”“今后要在

医务界大力系统的宣传马列主义。”“医务人员都要下去。”

《光明日报》发表穆欣文章《评〈赛金花〉剧本的反动思想──剖析三十年代的一个所

42

谓“名剧”》。《赛金花》一剧是夏衍在 1935 年所写的一个剧本。

3 月 16 日、20 日

中共辽宁省委和中共黑龙江省委最近分别召开农村支部工作会议和农村基层政治工

作会议，强调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农村党支部。

[按] 至此，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的十二级台风，已侵及全国城乡及各行各业乃至各

学科领域。政治学习成为各机关、学校、研究机构压倒一切的任务，加上繁多的各色会

议，每星期能用在业务与研究工作上的时间，往往不足三分之一、甚至更少。有经意于

工作或学习、研究者往往被责为忽视政治、走白专道路而备受歧视，甚至批评儆处。

3 月 17 日

毛泽东对由江青组织，陈伯达、刘志坚、张春桥、陈亚丁参加修改的《纪要》再次

进行了修改，并批示：“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点，请你们斟酌。此件

建议用军委名义，分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错误，以便修改。当然

首先要征求军委各同志的意见。”

3 月 17 日至 20 日

毛泽东在上海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讲话，说，教育界、学术界都是由“资

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在那里掌握着。”“大、中、小学大部分都是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

级、地主富农出身的知识分子垄断了。”他点名批判了吴晗、翦伯赞、廖沫沙(中共北京

市委统战部长)等，并说：“吴、翦都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出正在开始的批判是

“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不然就要出修正主义。出修正主义的就是这一批人。”并说：苏

联“二十三大”我们不参加了。苏联在内外交困情况下开这个会。我们靠自力更生，不

靠它，不拖泥带水。要人家不动摇，首先要自己不动摇。“二十三大”不去参加，无非是

兵临城下，不行就是笔墨官司。不参加可以写一封信。我们讲过叛徒、工贼，苏联反华

好嘛，一反我们，我们就有文章可写了。叛徒、工贼总是要反华的。我们旗帜要鲜明，

不要拖泥带水。卡斯特罗无非是豺狼当道。(有人问：这次我们没参加，将来修正主义开

会，我们还发不发贺电？)还要发，发是向苏联人民发。毛泽东在会上就沪剧《芦荡火种》

不能在北京演出，当面批评彭真是搞独立王国，并问在场的周恩来、邓小平，你们的感

觉怎么样？周答：我还没有什么感觉。

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

3 月 19 日

江青写信给林彪，将修改后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交林彪审批。

3 月上旬，毛泽东主席对《纪要》作第一次修改，共 11 处；中旬作第二次修改，共 10 处；

下旬作第三次修改，共 4 次［处］，这次改动很少，均是文字、用语的小变化。毛主席审阅得很

认真，标点、符号、错别字都不放过。他用苍劲的字体加了几段重要的话：

标题及内容中均加了“林彪同志委托”几字。

43

在第一条中加“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毛主席说，他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

有全盘系统地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

1963 年十中全会作出要在全国进行阶级斗争这个决定之后，文化方面的兴无灭资的斗争也就一

步一步地开展起来了。”

“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

在第五条加“有些左翼文艺工作者，特别是鲁迅，也提出了要为工农兵服务和工农自己创

作文艺的口号，但是并没有系统地解决文艺同工农兵相结合这个根本问题。”

毛泽东主席对《纪要》中许多吹捧他的话，如说他的批示“够我们用一百年了”等等；尽

数删除；对只提他不提马列，只提他不提党中央的地方都作了补充。遗憾的是，当这篇文字正

式见诸报端、公开发表时，被剔除掉的溢美之词又都“飞”回了原来的地方。这究竟系何人所

为，至今尚不清楚。 (摘自秦晓鹰《从此露“峥嵘”》，载《历史在这里沉思》第 5 册)

中共中央华北局委员会全体会议决定：各级党委要大力领导学习毛泽东著作的运动。

3 月 20 日

《光明日报》发表社论：《跟上工农兵，跟上新时代──论知识分子活学活用毛主席著

作》。21 日以《首先要在克服个人主义上狠下功夫》为题，发表再论。22 日，复以《改

变两个公式──世界观上的革命》为题，发表三论。23 日以《言行一致，动手去做》为

题，发表四论。25 日以《到工农群众中去，培养阶级感情》为题，发表五论，以知识分

子为对象，大肆鼓吹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

3 月 22 日

林彪给中央军委常委写信，就《座谈会纪要》大肆吹捧，认为《纪要》用毛泽东思

想回答了社会主义时期文化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不仅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

的历史意义。

中国共产党中央复函苏共中央，拒绝派代表参加苏共二十三次代表大会。先是苏共

曾邀请中共派代表参加即将召开的二十三大。毛泽东未定可否，要在京的常委讨论。在

京的常委建议应邀参加，到会上去与之斗争。毛否定了这一建议，并决定不发贺电。从

此，两党关系正式中断。

3 月 24 日

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中共辽宁省委召开会议讨论在农村中突出政治、用毛泽东思想武

装干部和群众的问题。

林彪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军内干部万人大会上讲话：江青同志是我们党内女同志中很

杰出的同志，很能看出问题，能发现问题，能采取措施。

3 月 25 日

《红旗》第 4 期刊载戚本禹、林杰、阎长贵文章：《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应当批判》。

3 月 25 日──4 月 20 日

刘少奇携夫人王光美出访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

3 月 22 日至 4 月 8 日

继续对罗瑞卿进行的缺席批判斗争进入第二阶段，95 人参加(内新增加 53 人)。会议

44

最后作出《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所罗列的罪名为“敌视和反对毛泽东思想，

诽谤和攻击毛泽东同志”，“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毛主席军事路线，擅自决定全

军大比武，反对突出政治。”“搞独立王国”，“公开向党伸手，逼迫林彪同志‘让贤’、让

权，进行篡军反党的阴谋活动”，“妄图夺取兵权，达到篡军反党的罪恶目的。”是“打着

红旗造反”，“埋藏在我们党内军内的‘定时炸弹’。”

3 月 26 日

日本共产党以总书记宫本显治为首的代表团来华会谈，结果不欢而散。宫本来华游说

亚洲几个共产党和苏联联合行动，以与美在亚洲的扩张相对抗。刘、邓与毛之间，在这

个问题上分歧甚明。

3 月 28 日至 30 日

毛泽东在上海与康生等谈话，批判《汇报提纲》。

毛在斥责彭真包庇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学阀时，也点名警告周恩来，说：“周同这些

人，不能不接近，但是要注意。”

3 月 30 日

中央军委批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并报中央

和毛泽东审批。

[按]《纪要》形成的全过程，集中地反映了毛玩弄权术，置党中央如玩物的典型。明

是他利用林彪，却改为是林彪请求利用(“ 委托” )；明是他已亲手定稿，而又迫使军委诸

员呈请他来批准。实际上‚ 文革中许多重大事件和决策，都是按这一模式炮制出来的。

3 月 31 日

康生向周恩来、彭真详细传达毛泽东谈话内容，彭真否认包庇吴晗。

2 月至 3 月间

毛泽东调驻守山海关外的三十八军驻防北京市郊。

4 月 1 日

共青团九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通过更好地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决议。

张春桥提出《对“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汇报提纲”的几点意见》，对

《汇报提纲》进行批判。

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被迫决定停刊。刘仁、郑天翔、万里召集李琪、范瑾、

张文松开紧急会议，组成有前三人参加的三人小组与后四人组成的四人办公室，处理邓

拓等人的问题。

4 月 2 日

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表示完全同意毛的指示，认为《汇报提纲》是错误的，准备

召开书记处会议进行讨论：

45

遵照主席指示，提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旗，彻底批判文史哲方面的反动学术思想，彻

底揭露这些学术权威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立场，严格看待这是夺取文化战线上领导权的

问题，以利兴无灭资，组织自己队伍，打倒反动权威的斗争。并已按此方针，起草一个中央通知，

送主席审阅。同时，指出前送主席审阅的五人小组报告是错误的，拟由书记处召开五人小组扩大

会议，邀集上海、北京有关同志参加讨论，或者进行重大修改，或者推翻重写。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同时登载戚本禹文章《〈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

反动实质》。

彭真开始向中央写检讨，并批准邓拓辞去市委书记处书记职务，改任专管高校文科

下乡学生工作。

4 月 3 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企业》。

彭真召集市委常委会议，说：“我各方面都不落后，在工业、农业、国防、反修、阶

级斗争都不落后，困难时期在北京坚持了三面红旗，顶住了单干风。教育上半落后，只

是文化大革命，我是外行，落后了，原因是我不懂。”“邓拓不反党，而是左派”。并鼓励

邓“轻装上阵，参加这场斗争。”

4 月 5 日

彭真在家中召集许立群、吴冷西、林默涵、李琪、宋硕、张文松等十七人开会，说：

“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拉一把比踢一脚好。”“我的严重错误在于‘放’，想再放

几个吴晗出来，结果是幻想。”他说：“邓拓拥护三面红旗，心是好的，但写的东西乌烟

瘴气。他在《前线》编辑部一月份已作了检查。”彭真还提出：“取消清规戒律，不要受

任何束缚，烧着谁就是谁。”“左派要整风，清理思想。”“吴晗问题已经差不多了。”

晚，北京市委书记处开会，由郑天翔主持。会上讨论了北京市委关于邓拓所犯错误

向中央、华北局的报告。该报告连日进行修改，在 4 月 8 日上午上报中央。在修改中，

彭真指示：“责任要写含糊一点。”并将报告中邓拓“反毛泽东思想，反社会主义”一句

删去。又把根据邓拓的请求，解除他书记处书记的职务一句，改为“最近邓拓同志要求

免去他在市委担任的职务，到下面去锻炼，我们准备在党内批评以后，再作组织处理。”

许立群在中宣部召集石西民、王惠德、林涧青等开会，布置贯彻彭真的“烧着谁就

是谁”的指示。要各单位赶紧搞出一批“尖端人物”的材料，准备在报上公开批判。

[按] 此亦所谓“ 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所谓“ 一小撮”，实际上就是自己的一

个小集团，从根本上讲，就是他自己。彭真是如此，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又何尝不是

如此。文化大革命中受打击者又何止“ 一大片” 也哉？

《红旗》第 5 期发表关锋、林杰文章《〈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

主义的两株大毒草》。戚本禹与关锋等的批判文章早已写成，因中宣部借口审查，迟未发

表。毛的讲话传开后，《人民日报》与《红旗》争先刊出，中宣部事实上已被撇开。

中共江西省委最近召开会议，号召县委以上领导干部要以整风精神活学活用毛泽东

著作。

46

4 月 7 日

中共甘肃省委最近在平凉召开现场会议，推广平凉县安国公社青龙卫生所突出政治，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先进经验。

4 月 9 日至 12 日

康生向在陕西的邓小平传达指示：立即回京，主持书记处会议，撤销《二月提纲》。

9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北京开会。会议由邓小平主持，周恩来出席。决定起草一个撤销

并彻底批判《二月提纲》的通知(即后来的五·一六通知)，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即

后来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报毛泽东及政治局常委批准。会上，康生传达了毛泽东 3 月

底的几次谈话内容，并罗列彭真自批判吴晗以来所犯的“一系列错误” 。陈伯达揭发批

判了彭真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在政治路线方面所犯下的“一系列罪行”。周恩

来说，彭真的错误路线，是同毛主席的思想对立的，是反毛主席的。

4 月 10 日

中共中央批发《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高等教育部党委最近在济南召开直属高等学校领导干部座谈会，强调高等学校必须突

出政治、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

4 月 11 日

《人民日报》披露毛泽东指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本日起，首都报刊发表文章和群众来信批判《兵临城下》等影片。

4 月 12 日

中央决定起草一个撤销并彻底批判《二月提纲》的通知（即后来的《5• 16 通知》）；

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即后来的中央文革小组）。

戚本禹、关锋按照江青等人的意图，在一份材料中，提出对彭德怀任三线副总指挥

“有保留”和“反对”。

本日起，首都报刊发表工农兵群众的文章和在座谈会上的发言，批判吴晗反党反社

会主义的立场和思想。

[按] 以工农兵名义参与挞伐，始自 57 年反右派运动，实则是当局制造舆论，以显示

其整肃之正义性与群众性，玩工农兵于股掌之惯用手法而已。署名为工农兵之檄文，皆

记者受命炮制而成，工农兵本人往往瞢然全无所知，知之，亦八股口号而已！此等手法，

在文革中更是大行，用之以为舆论导向。

4 月 13 日

彭真在市委正式传达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下令《北京日报》批判“三家村”及《燕

山夜话》。

《曲折发展的岁月》：1961 年 3 月，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应约为《北京晚报》定期写知识性杂

47

文。从此以“马南邨”笔名开设了《燕山夜话》专栏，至 1962 年 9 月止，共发表了 150 余篇。

在此期间(1961 年 10 月起)，《前线》杂志(中共北京市委理论刊物，邓拓主编)开辟了《三家村札

记》杂文专栏，由吴晗、邓拓和廖沫沙(北京市委统战部长)，以“吴南星”(星即“繁星”，廖的

笔名)的笔名供稿，先后发表了杂文 50 余篇。这些杂文，“都是谈所见所闻所感”(邓拓语)。从读

书治学、待人接物、到生产建设、领导方法等，或评论历史人物，或赞扬新人新事，旁征博引，

议论横生，把知识和思想溶于一炉，引人入胜，发人深省。除知识性的以外，也有些是有褒有贬，

切中时弊，对当时现实中“左”的思潮和某些假、大、空的不良作风作了讽刺和否定，但方式很

委宛，诸如《一个鸡蛋的家当》、《王道和霸道》、《伟大的空话》、《专治“健忘症”》等属于这一

类。由于受到群众的欢迎，《燕山夜话》曾编辑出版了合集。1962 年八届十中全会阶级斗争扩大

化思想重新抬头后，他们就搁笔不写了。(第 626 页)

中共卫生部政治部最近召开政治工作会议，强调确保卫生工作沿着无产阶级政治方

向前进。

4 月 14 日

郭沫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上，检讨自己“没有把毛主席思想学好，没

有把自己改造好”，认为拿今天的标准来讲，他“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

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北京大学在一间专门开辟的房子里，张贴满了打倒郭沫若的

大字报。上海的大字报，攻击郭为“国际流氓”。毛泽东亲自下令对郭沫若加以保护。

[按] 郭沫若不失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闯将、反蒋革命的斗士。1936 年鲁迅逝世之后，

由共产党中央钦定为取代鲁迅的旗手，造神而利用之。建国以后，宠以尊荣，遂致于丧

失独立人格，沦为一个仰毛泽东鼻息而在学术文化领域中呼应，以“ 歌德派” 为己任的

吹鼓手。这篇讲话，就是他出卖灵魂的最可悲的记录之一。

4月 14 日—16日

根据彭真指示，民盟连续召开批判吴晗的会议。

特赦 57 名战犯。

4 月 16 日至 26 日

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指出：吴晗问题之所以

严重，是因为朝里有人。出修正主义，中央有，各省市、军队也有。不只文化出，党政

军也要出，主要是党、军。这次会议“集中解决彭真的问题，揭了盖子。”(林彪语)会上，

批判彭真的“反党罪行”。决定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

革命五人小组”，重新建立文化革命小组。

在杭州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同时，在上海锦江饭店召开中央文件起草小组会

议，起草《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毛对《通知》亲自修改了两遍，然后提交中央政治

局。此外还按康生旨意写成了《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

斗争大事记》。

48

《北京日报》以三个版的篇幅，发表了关于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的材料，对“三

家村”进行批判。它和《前线》杂志都加了一个经北京市委讨论、彭真亲自修改、并请

示了邓小平的“编者按”。这个“编者按”随即被认为是“假批判、真包庇”。中央人民

广播电台和新华社当天播发了这个按语，当晚新华社奉周恩来的指令又通知撤销。

刘仁召开北京市委会，布置张文松、李琪、范瑾组织力量搜集陈伯达、康生、江青的

材料。

4 月 17 日

蒋南翔召集京津地区高校负责人座谈会，会上由陆平介绍北京大学组织师生大量查

阅有关海瑞的资料，进行学术批判的经验。北京师范大学程今吾、中国人民大学孙泱、

清华大学艾知生也在会上介绍了经验。

4 月 18 日

《解放军报》发表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

命》，文章对江青的《文艺座谈会纪要》进行阐述和注释。同时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的高潮已经到来。次日，全国各报转载这篇社论。

4 月 19 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通知首都各单位：一、《北京日报》16 日的编者按语和材料，因为北

京市委毫无自我批评，首都各报都不要转载。各报按原订计划发表学术批判文章。二、

各高等院校、各机关、各基层单位，停止执行北京市委布置的那种制造混乱的措施。李

富春严厉批评北京市委，指出 4·16 按语是“颠倒敌我、颠倒主次、包庇右派、打击左派”。

《人民日报》发表田星的题为《破除对“三十年代”电影的迷信》的文章，批判吹

捧“三十年代文艺传统”的《中国电影发展史》。

4 月 1 日—20 日

共青团九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胡克实代表团中央常委会作了《一定要把共青团

办成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学校》的报告。会议通过《关于在全国青年中更好地开展学

习毛主席著作运动的决议》。毛泽东对会议指示：“在这方面的革命(指文化大革命)要靠青

年。党中央号召你们青年要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你们青年批判到哪里，党中央就

支持到哪里。”

4 月 20 日

毛泽东批发有关彭真的七个文件给市委全体常委，指令对彭真进行揭发。

刘少奇出访缅甸等国后回国。

中共安徽省委最近召开学习毛泽东著作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和坚决执行毛泽东关

于民主集中制的指示。

4 月 21 日

中共上海市委最近召开群众学习毛泽东著作经验交流会。市委决定加强对群众学习

毛泽东著作的领导。

4 月 22 日至 26 日

据当时揭发，北京市委召开会议，由刘仁、郑天翔、万里主持，传达毛泽东批转的

49

揭发彭真反党问题的七个文件。规定不作记录，不出简报，内容不得外传，严格遵守纪

律。与会者私下认为毛泽东批发的七个文件是要“整人”，并说《二月提纲》“写的精炼，

提得很高”，“说提纲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提纲”，“我接受不了。”他们还暗中查阅了

1958 年至 1965 年的中央文件及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人的讲话。整理成材料，铅印十

份。后来，中央又批发了第二批揭发彭真的材料，他们见势不妙，立即销毁了整理的材

料，并砸掉铅版。此即所谓“四月黑会”。

4 月 24 日

再次在杭州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通知草案》，决定提交 5 月 4 日至 26 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刘少奇出

访归国后，由昆明直飞杭州，参加了这次会议。

在 16 日至 26 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周恩来三次找彭真谈话。

4 月 25 日

刘仁派郑天翔、万里、陈克寒向中央汇报市委最近所召开的会议，说“市委会上大

家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认识提高了”，“认识到提纲是修正主义的”。

4 月 26 日

中共吉林省委和中共四川省委最近分别召开农村支部工作会议，提出要用毛泽东思

想加强农村支部的建设。

全国总工会最近相继举行全国省、市、自治区工会主席会议和第八届执委会第六次

会议，确定工会今后方针任务，必须坚决按照毛泽东思想办工会，把工会办成活学活用

毛泽东思想的学校。

4 月 26 日—5 月 11 日

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来中国访问。

4 月 27 日

彭真从杭州由李雪峰、宋任穷陪同(实即押解)返京，继续布置退却，让刘仁去休养，

郑天翔去蹲点。

4 月 28 日──29 日

毛泽东指责北京，“一针也插不进去，一滴水也滴不进去。彭要按他的世界观改造党，

事物是向他的反面发展的，他自己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这是必然的事，是从偶然

中暴露出来的，一步一步深入的。历史教训并不是人人都引以为戒的。这是阶级斗争的

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凡是在中央有人搞鬼，我就号召地方起来攻他们，

叫孙悟空大闹天宫，并要搞那些保‘玉皇大帝’的人。彭是混到党内的渺小人物，没有

什么了不起，一个指头就捅倒他。”并在党内一些文件上删去彭真的名字。

4 月 28 日

万里、陈克寒、赵凡等被迫揭发彭真。

严慰冰及其胞妹严昭因写匿名信攻击叶群正式被捕。

[按] 陆定一之妻严慰冰从 1960 年 3 月至 1966 年 1 月间，曾写匿名信 23 封，揭发

50

叶群的历史，及于生活隐私，如叶群嫁林彪时已非处女之类。这种行为本身是不正当的，

这固然反映了严的品德有亏，但也表明这个社会制度的不正常。如果党内言论自由，成

员行为正大，这类现象是不可能也不应该发生的。据陆定一讲：“ 严慰冰之所以写匿名信，

是因为她有精神病。” “ 除与我吵架与写匿名信外，其它事情上她都很正常。”

4 月 29 日

《红旗》第六期发表史绍宾《评吴晗的〈投枪集〉》、附件：《吴晗一九五九年编的〈投

枪集〉是怎样“作伪舞弊”的？》

4 月 30 日

大型革命现代芭蕾舞剧《白毛女》在北京公演。

4 月

全军创作会议召开。经会议讨论的“对一部分影片的意见”，就是江青在全军文艺座

谈会上所发的“高”论的汇集。几乎所有 49 年以后的电影，均被江青斥为毒草和坏作品。

5 月 1 日

在庆祝国际劳动节的活动中，彭真没有公开露面。这在中共的新闻惯例里，表明彭

真在政治上已经失势沉沦。

周恩来在欢迎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团长谢胡的大会上讲话，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

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发展的关键问题，是关系全局的问题，是关系到我们党和

国家命运和前途的头等大事。

5 月 4 日

《人民日报》披露：毛泽东指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

本主义道路的斗争，是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

《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指出当前的论战，“是一场十分

尖锐的阶级斗争”，“是意识形态领域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谁战胜谁的激烈而又长期的

斗争。”当前敌人进攻的新特点是：“打着‘红旗’反红旗。”

5 月 4 日至 26 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在北京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外地，没有亲自参加。但是，

整个会议是按照毛 4 月在杭州主持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部署和毛在这次会前的安排

进行的。出席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有关方面的负责人 76 人①。他们都

是在北京或临时抽调在北京工作的人员，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都没有参加。

会议由刘少奇主持，由康生负责向在外地的毛泽东汇报。这是毛泽东正式全面发动无产

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会。会议的第一项活动就是召开“介绍情况的座谈会”。主要由康生、

张春桥、陈伯达讲话。

① 包括中央文件起草小组(即后来正式成立的中央文革小组)提议增加的江青、张春桥、关锋、戚本禹等八人。

51

5 月 5 日

毛泽东在杭州接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周恩来陪同代表团参加。毛泽东说，把

两个可能放在心上。头一个可能是反革命专政，反革命复辟；第二个可能是(把坏的)一层

层剥掉。45 年来，前后一共剥掉了几十个中央委员。但现在还有睡在我们身边没有发现

的。

5 月 5 日、6 日

5 日下午、6 日上午，康生传达了毛泽东自 1962 年 9 月以来、特别是 1965 年 11 月

以来关于批判彭真和陆定一、要解散中央宣传部和中共北京市委、提出开展文化大革命，

号召向中央进攻的一系列指示；介绍了要在这次会议上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通知》的起草经过，及自己的认识和体会。他在传达毛泽东 1966 年 3 月底的三次谈话后

说：我个人体会，毛主席这三次谈话，概括起来是两条：一条是批评彭真、中宣部，包

庇右派，压制左派，不准革命；第二条是给任务，要支持左派，建立新的文化学术队伍，

进行文化大革命。贯穿一个中心问题是中央到底出不出修正主义？出了怎么办？现在已

经出了，罗瑞卿是一个，彭真是一个，杨献珍是一个，杨尚昆是一个，田家英、邓拓、

廖沫沙也是。他在讲到《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时说：林总说，《通知》的后一段，

“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这是惊心动魄的一段。中央的《通知》，不仅

关系到文化革命问题，而且关系到粉碎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篡党夺权问

题。这个文件的通过，不是斗争的结束，而是运动的开始。

康生又说：从去年十二月到现在这半年期间，罗被揭发出来以后，又揭出了彭、陆、

杨，没有上书的主席思想很值得学习。这个期间，我听到主席七次指示。接着他详述了

毛的七次讲话。

张春桥就姚文元文章发表以后彭真的对抗活动进行了补充揭露。

5 月 7 日

毛泽东给林彪写信，对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①

作了批示，这就是著名的“五·七指示”。

林彪同志：

你在五月六日寄来的总后勤部报告，收到了。我看这个计划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将

这个报告发到各军区，请他们召集军、师两级干部在一起讨论一下，以其意见上告军委，

然后报告中央，取得同意，再向全军作出适当的指示。请你酌定。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

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

这样的一个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

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

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

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

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

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

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

了。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

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

① 这份报告在 5 月 6 日由林彪转呈毛泽东，其中对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成绩进行夸大。

52

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

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

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做了，

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

1966 年 8 月 1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全国都应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进一

步阐述五·七指示。

[按] 《五·七指示》是毛泽东的“ 共产主义” 理想图。它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设想是

很难协调的。据赫鲁晓夫回忆，斯大林就指责毛，“ 他自称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可是他

连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道理都不懂，也许他根本不想懂得这些道理。” 毛泽东思想(毛主

义)之于马克思主义，正如洪秀全的天父之于天主教的上帝‚ 罗马教廷决不会承认东方的

拜上帝会；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对毛泽东的唯意志论、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本质也无论如

何是不相容的。从《五·七指示》这一毛式共产主义构图上，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农民

的共产主义思想者，尽管它们自命是最正统、最虔诚的马克思主义的嫡传信徒，但是，

在人们跟着他走不多久后，那深烙在臀部的封建印记就开始显露出来。他的狂热追随者

在一段时期内，由于革命热情和民族感情而盲目跟从，然一旦在梦幻破灭，自己也因此

碰得头破血流时，他们也都颓丧地哗然不恭而散了。

同日上午，在政治局扩大会议所举行的“座谈会”上，陈伯达着重“揭露”彭真历

史上的“问题”。

5 月 8 日。

《解放军报》发表了传为由江青主持、署名高炬的评论《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

开火》。关锋也化名何明，写了《擦亮眼睛，辨别真伪》一文，在《光明日报》上发表，

相互呼应，顿时社会上硝烟大起。

《解放军报》上还刊载了林杰、马泽民、阎长贵、周英、滕文生、靳殿良合写的《邓

拓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同样极尽上纲罗织之能事。

5 月 9 日

53

本日起，首都报刊连篇累牍，发表工农兵群众的文章，批判和揭露《前线》、《北京

日报》、《北京晚报》包庇邓拓反党集团，声讨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

5 月 10 日

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登载姚文元文章《评“三家村”──〈燕山夜话〉、

〈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此文是江青、张春桥直接组织写成，从上海发稿，要全国

各报刊登；并传出毛的指示，要《人民日报》刊登时不许错一个字，如有差错，唯总编

辑是问。原稿题为《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黑店“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

札记〉的反动本质》，毛泽东审定时改为《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

的反动本质》。《人民日报》于第二天全文转载，正在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也进行分

发。

[按] 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也即所谓“ 士子”，凡是思有所作为的，无不关心国运

民生，以天下兴亡为己任。“ 居庙堂之上则忧其君，居江湖之远则忧其民”。“ 家事、国事、

天下事、事事关心”。文人在写作的时候，历来把赋、比、兴奉为“ 诗教”。写文章也要

求寓意深沉，寄托高远；甚至连书法、绘画都标榜一个意境。在残暴的专制统治下，知

识分子的思想、政见，受到压制，无法正常发表，不能不采隐喻曲折，讽物寄托的方式

来表达。即使是这样，专制统治者仍不放松，高度警戒。由于诗原无定诂，文章的寄意

也似有若无，可以随人猜度，这就为陷对手于文字狱大开方便之门。苏东坡咏老桧树诗

“ 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 他的政敌为了要制他于死，便说这是有意侮辱皇

帝。理由是龙象征皇帝，只能是在天上，不能说龙藏在地下。苏东坡差点丢了性命。随

着中国历史上极端专制主义皇权恶性的发展，文字狱就更离奇、更苛暴、更凶残。小沙

弥出身的皇帝朱元璋就是制造文字狱的酷君。因为他曾髡过头，作过和尚，从过“ 贼” (红

巾军)，所以凡与“ 僧”、“ 光”、“ 贼” 音近的字都成为大讳。倒霉的官吏如果在表章中出

现这类字眼都以讥讽皇帝的罪名残酷处死。清朝的文字狱似乎更有所发展。不仅把谐音、

字义，更甚而把拆字游戏也作为罗织的手段。有士人夏日吟诗：“ 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

书”，被以不道抄斩。一考官出试题，用《诗经》的成句：“ 维民所止”，也得到同样的命

运，罪名大得吓人：去雍正之头。你看，“ 维” 字和“ 止” 字不是少了雍正两字头上的笔

54

画吗？秦桧陷岳飞，罪状是“ 莫须有”，终有“ 莫须有” 何以服天下之讥。相形之下，文

字狱是妥贴周到多了。谁能为这些罪状含混微茫的死者提得出确凿的无罪反证来呢？不

过，历史上的文字狱比起毛泽东治下来，究是逊色和幼稚多了，很用得上“ 古已有之，

于今为烈” 这句成语。早从延安时期抓王实味，建国以后抓胡风集团，接着是反右派运

动，文字狱这一类的冤案、奇案就已不断的、规模日益扩大的发生。文化革命，从它的

本义上看，文字狱就是它必然的伴侣和结局。毛泽东的“ 要害是罢官” 开其先，姚文元

的《评“ 三家村”》紧随其后，于是此疫此风在全国泛滥传布，不可收拾。摭罪之荒诞，

罗织之苛严，简直无法想象，亦无术形容。一笔之误，一字之讹，就被打为反毛的反革

命大罪的人，何止千万。我亲眼见到某先生，因用整张旧报纸写成了一幅“ 打倒刘少奇”

的大标语，而写“ 打” 字的那张《人民日报》背面却刊有毛泽东的像片。报纸沾湿贴在

墙上后，背面的毛泽东像在“ 打” 字后隐约显示了出来。一起严重的反革命罪就此铸成，

某先生也大挨批斗之苦。至于对作品(包括字画)的穿凿附会，任意罗织，更难枚数。某画

家作猫头鹰图，一眼张，一眼闭、被指为黑画，其罪是“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污蔑社

会主义黑暗。又一画家写湖光塔影，被指为喻“ 一塌糊涂”，恶毒攻击社会主义。真是陷

人有术，千古奇闻。

中国第三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5 月 11 日

《红旗》第 7 期登载戚本禹文章：《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

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在毛泽东操纵的强大攻势下瓦解，中共中央华北局派以宣传

部长黄志刚为首的工作组进驻北京市委。从这以后，全国各省市、各种团体以及许多知

名人士，都积极地或被迫地加入到声讨“三家村”和邓拓“黑帮”的大鼓噪中来。

5 月 12 日

北京市委机关出现揭批彭真集团的大字报高潮。

5 月 14 日

中共中央华北局向北京市委派出工作组。

55

《人民日报》发表林杰文章《揭破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

《解放日报》、《文汇报》发表《请看“三家村”的反动真面目》。将《燕山夜话》、《三

家村札记》逐篇分类摘要，扣帽批判。认为此两书及《海瑞骂皇帝》、《海瑞罢官》均贯

穿着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和国内外反动势力相呼应，妄图使中国改变颜色。

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部长宋硕，布置加强领导、坚守岗位，以保持敏感的北大、清

华等诸大学的安定。而康生则让他的妻子曹轶欧以理论调查的名义进入北京大学，与聂

元梓勾结，伺机发难。

《解放军报》和《光明日报》同时刊登庄家富(乒乓球运动员)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

自己的头脑》和周信礼(上海市果品杂货公司闸北区公司经理)的《谈谈大城市卖西瓜的哲学

问题》两篇文章，并发表编者按语，揭露某些所谓“权威”竟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

这两篇好文章，指责为“庸俗化”、“实用主义”的典型。

5 月 14 日、16 日

首都报纸发表文章和读者来信，分别批判影片《红日》和《舞台姐妹》。嗣后，由江

青点名的数十部电影，均相继受到诬陷式的批判。

5 月 15 日

中共中央向全党转发的《五·七指示》，批语中称“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划时代的新发

展”。

根据毛泽东保卫首都的指示精神，周恩来、叶剑英联名报请毛泽东和政治局常委，

提出成立以叶剑英为组长，杨成武、谢富治为副组长，组员有刘志坚、李雪峰、汪东兴、

周荣鑫、郑维山、傅崇碧、万里、苏谦益的首都工作组，负责保卫首都安全。

5 月中旬

中共中央改组北京市委，由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

调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任第二书记。北京市的文化大革命工作由新市委直接领导。

56

第二节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5 月 16 日

从本月 4 日开始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

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通知》宣布，撤销彭真具体领导的“文化革命五

人小组”，重新设立以陈伯达为组长，江青为第一副组长，康生为顾问的“中央文化革命

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直接、具体领导“文化大革命”。根据《通知》的

要求，各中央局、省、市、区党委撤销了根据《二月提纲》而建立的学术批判办公室，

另行建立文化革命小组和办事机构。

《通知》说：中央决定撤销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

讨论的汇报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

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

《通知》最后说：全党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

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

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

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

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

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

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

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

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按] 所谓《五·一六通知》当时以“ 中发(66)267 号” 文件与同时炮制的主要由康生

负责起草的《大事记》发至全国县、团级党委，在党内十七级以上干部中传达。以后逐

步扩大传达范围。至 1967 年 5 月 16 日，始正式公开发表。这次公开发表是由毛泽东在

5 月 15 日晚匆忙决定的，他说写社论来不及了。发表《通知》时，毛将文件中“ 彭真同

志” 的“ 同志” 二字删去。5 月 18 日，始在《红旗》与《人民日报》上发表由陈伯达、

王力、关锋与戚本禹集体起草的编辑部文章《伟大的历史文件》。毛亲自进行了修改。其

中“ 第三个伟大里程碑” 与三个阶段的说法是王力的发明。

《五·一六通知》是一通正式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檄文。它的基本理论就是极左的阶级

与阶级斗争观点。打击的对象就是“ 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与“ 资产阶级反动

学术权威”。关于所谓“ 反动学术权威”，这只能认为是对科学的摧残与亵渎，是毛这个

57

“ 半知识分子” 对知识的无知狂妄与对知识分子的忌刻和疑惧。反动是一个政治概念，

与学术本身不能混为一谈。学术问题只能在学术研究与讨论中解决，政治对学术的干预

实际上就是文化专制主义。其反动影响是彰明昭著的，历史早已多次作出证明。然而毛

式的“ 学术批判” 更有它“ 史无前例” 的“ 特点”，就是动用文盲来批学者，用外行来批

内行。“ 四人帮” 时期，曾大张旗鼓地批判“ 相对主义” 以打倒爱因斯坦的著名“ 相对论”

就是一例。可悲和可怕的是这种批判，通常又是以“ 触及皮肉” 的方式进行的。“ 批判”

带来的是从肉体上消灭。这在红卫兵横行时是经常发生的。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著名的

国学家刘盼遂就是被活活打死的。对于这种“ 学术批判”，后果如何，现在大家都已十分

清楚，无烦多说。至于“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的提法，文革后的中共，从中央领

导到各级负责人员，无不一致谴责为错误与祸害。我们的认识却又有所不同。什么叫社

会主义，什么叫修正主义，什么叫走资本主义，不但毛泽东自己搞不清楚，今天的中共

领导人也如实地承认“ 认识是不明确的”。我们可以不置评论。独是“ 当权派” 一词的提

出，并认为它是危害所谓社会主义道路的官僚主义阶级这一说法，则不能不认为是自命

为“ 理想主义者” 的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学说的一大发现。马克思、恩格斯尖锐地论证阶

级社会中社会财富的分配取决于所有制制度。社会主义美其名曰消灭了私有制，一切财

富属于全民，即由共产党一党专制的国家政权─ ─ 这批拥有特权的官僚把持了上下所有

的权力，垄断了国家的全部财富和对人民的从人身到思想的严密控制的权力。而他们自

己却不受任何监督，为所欲为。这种特权使他们成为不要有资本的超级资本家。权力就

为他们提供了他们所要求取得的一切。用林彪的话说：“ 有权就有一切”。于是“ 国有”

实际上成为“ 官有”。毛泽东对“ 当权派” 的认识和提出，为这一课题出了题目，这也许

是作为“ 理想主义者” 的毛泽东唯一值得称道的地方。文化大革命中，上上下下都义愤

填膺地揪斗“ 当权派”，毛泽东的提倡，固然是挑起斗争的决定因素，但早期的反抗者中，

58

至少有一部分人是因利乘便，起而对他的上司进行报复和仇斗，则是肯定的。在毛泽东

的词汇里，把一切邪恶都归于资产阶级、资本主义，“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实际上

正是拥有特权，肆行邪恶的皇权专制社会的官僚主义阶级。人民反对它是正义和合理的。

至于尔后这种情绪和行为被毛所愚弄和利用，性质又有了变化。那又另当别论了。

同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正式通过了对罗瑞卿的处分。《报告》称：鉴于罗瑞卿

同志的错误极端严重，中央决定停止罗瑞卿同志的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的

职务，以后再提请中央全会决定。

5 月 17 日

在中央文革和康生的亲自授意下，任职于中央文革理论调查组的康生妻子曹轶欧绕

过北大党委在西颐宾馆召见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等人，鼓动他们起来造党委陆平等

人的反，并表示有人支持他们。

本日起，首都各报大量发表工农兵和运动员等写的文章和在座谈会上的发言，驳斥

某些“权威”对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的污蔑。

晚，邓拓自杀身亡，成为文化大革命战车下的第一名冤鬼。邓拓，福建闽侯人，1912

年生。

5 月 18 日

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讲话。他从春秋战国的宫廷政变一直

讲到当前“世界政变成风”。他指控彭、罗、陆、杨阴谋发动政变。并说：“毛主席最近

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

变，……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做这个文章，……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

下面是讲话的摘录：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

丧失一切。生产关系固然是基础，但是靠夺取政权来改变，靠夺取政权来巩固，靠夺取政权来发

展。否则，是经济主义，是叫化子主义，是乞求恩赐。无产阶级拿到了政权，百万富翁，千万富

翁，亿万富翁，一下子就可以打倒，无产阶级就有了一切。所以，无论怎样千头万绪的事，不要

忘记方向，失掉中心，永远不要忘记了政权。要念念不忘政权。忘记了政权，就是忘记了政治，

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变成了经济主义、无政府主义、空想主义。那就是糊涂人，脑袋

掉了，还不知道怎么掉的。

政权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反革命是这样，革命也是这样。我想用自己的习惯

语言，政权就是镇压之权。

笔杆子、枪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

我们的党，紧紧地掌握着枪杆子，始终没有离开过枪杆子，没有搞过甚么议会活动，和欧洲

的党是不同的。

我们的社会还是建立在阶级对立的基础上。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一切剥削阶级是打倒了。

但是没有完全消灭。我们没收了他们的物质，但是不能没收他们的反动思想，把他们关起来也没

法没收他们的脑袋。他们是想复辟的。他们在整个人口比例上占很少数，但是他们政治上的能量

很大，他们的反抗力量比他们的人口比例大得多。城乡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不断地生长新的

59

资产阶级分子。工人当中，也掺杂一些复杂成份。党和国家机关有些人腐化。加上帝国主义和现

代修正主义的包围和颠覆活动。这些，使我国产生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这种危险是综合的，各

种反动力量是互相联合的。国内国外，国内是主要的。党内党外，党内是主要的。上层下层，上

层是主要的，危险就是出在上层。苏联出了赫鲁晓夫，全国就变了颜色。

我们一定要严重注意资本主义复辟这个重要问题，不要忘掉这个问题，而要念念不忘。要念

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

旗。不然的话，就是糊涂虫。不要在千头万绪、日理万机的情况下，丧失警惕性，否则，一个晚

上他们就要杀人，很多人头要落地，国家制度要改变，政权要变颜色，生产关系就会改变，由前

进变成倒退。

毛主席是我们党的缔造者，是我国革命的缔造者，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伟大领袖，是当代最伟

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

向全世界胜利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我们一定要

把毛泽东思想在全国人民面前端出来，同全国人民更广泛地见面，同全国人民更广泛地结合，让

毛泽东思想更加深入人心，促进全国人民思想进一步革命化。我们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批判

揭露各种修正主义，批判揭露各个战线，各个部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批判揭露为资本主义复

辟鸣锣开道的资产阶级思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这样，

就能保证我们防止修正主义，避免资本主义复辟。这是最最根本的关键问题。

马克思主义者起码应该知道，存在决定意识，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同时，意

识又有巨大的能动作用。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毛主席说，“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

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

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

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

量。”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同志的认识论观点就是这样。我们要很好地运用毛泽东思想，就

能大大前进。精神潜力大得很。

毛主席所经历的事情，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多得多······中国人口比德国多十倍，比俄

国多三倍，革命经验之丰富，没有那一个能超过。毛主席在全国、在全世界有最高的威望，是最

卓越、最伟大的人物。毛主席的言论、文章和革命实践都表现出他的伟大的无产阶级的天才……

毛主席广泛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在当代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十九世纪的天才是

马克思、恩格斯、二十世纪的天才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思想的集中表现，是同私有制思想，剥削阶级思想根本对立的。我们

反对私有制和私有观念。私有制和私有观念是产生修正主义的重大因素。这种因素非常广泛。农

村有自留地，有集体的地。一筐粪，是先送自留地，还是先送集体的地，都是有斗争的。这是两

个阶级的心理，是两个阶级的思想，是两条道路的表现，是阶级斗争的表现。

我们现在拥护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后我们也拥护毛主席。毛泽东思想要永远流传下去。

毛泽东思想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高度同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全国人民最

好的教科书和必修课，是全国劳动人民团结和革命的共同思想基础，是全国人民行动的指南。

毛泽东思想是人类的灯塔，是世界革命的最锐利的武器，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毛泽

东思想能够改变人的思想面貌，能够改变祖国的面貌，能够使中国人民在全世界面前站起来，

永远站起来，能够使全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站起来，永远站起来。毛主席活到哪一天，

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

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他身后，如果有谁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

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普遍真理，永远是我们行动的指南，是中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的共同财

60

富，是永放光辉的。解放军把毛主席著作做为全军干部战士的课本，不是我高明，而是必须这样

做。用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军、全党、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

我们一万句。对毛主席的著作，我领会得很不够，今后还要好好学习。

我们一定要抓住政治不放，抓住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不放。这是革命的需要，是形势的需要，

是对敌斗争的需要，是备战的需要，是彻底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的需要，是防止和反对

修正主义的需要，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需要。

这篇讲话，以所谓“政变经”而闻名，会后不久就在党内传达，并在社会上广为流

传。经毛泽东批准，又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作为中央文件印发。党中央于 9 月 22 日向全

国批转了这一讲话。

。

[按] 林彪的这篇政变经，出自一个纠纠武夫之口，果然是杀气腾腾，与作为理论家、

阴谋家的毛泽东谈文化大革命，迥然不同。但它却为我们透露，自 1966 年初以来，毛特

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罗瑞卿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这次彭

真问题发生后，又找人谈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要害部

位，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做了布置。毛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睡好觉。这显然

不是单纯对待罗瑞卿、彭真几个人的问题，而是一股可能反毛的，足以形成政变的政治

与军事力量。在触及罗、彭的时候，毛瞄准并戒备刘少奇已彰然可见。一些文化革命的

研究者，如《刘少奇》一书的作者洛厄尔·迪特默，以及一些评论家，包括安娜·刘易斯·斯

特朗、詹姆斯·熊等在内，都认为毛发动文化大革命，事先并无倒刘的预谋。这都是对共

产党内斗争与毛的政治品格缺乏正确认识所致。

周恩来、杨成武报请毛泽东：拟调 63 军驻石家庄的 189 师和 65 军驻张家口的 193

师来京担任卫戍，由傅崇碧任卫戍司令，对在京要害部门和广播宣传机关的保卫任务重

新调整。

5 月 19 日

上午，彭真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检查，讲话约 5 分钟。他说：“至于搞政变、颠

覆中央、里通外国等罪恶活动，我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至于我同罗瑞卿、同陆定一有没

有反党的联系，请中央审查。”康生指责说：“ 这个话就是反对《五·一六通知》！《五·一

六通知》说：‘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这段话是毛主席特别加的，是最

要害的，是《通知》的主要内容，林总昨天特别发挥了主席这个思想，你怎么回答呢？

你尖锐地同党、同主席、同林总对立。”’林彪则说：“其实是做梦也没有忘掉。”

61

5 月 20 日

政治局决定成立一个组处理彭罗陆杨、田(家英)问题，组长周恩来。

陆定一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被迫作出检查。陆妻严慰冰在匿名信中曾揭露叶群婚前

的生活隐私，谓叶与林彪结婚前已非处女。林彪为此给叶群亲具证明。在此次会上，每

个座位前均放了一张林彪亲笔所写证明的复印件：“叶群是处女。林彪”。散会时由工作

人员取走。

[按] 据黑雁南《十年浩劫》所载，林彪的证词全文为：“ 我证明：(一)叶群和我结婚

时是纯洁的处女，婚后一贯正派；(二)叶群与王实味根本没有恋爱过；(三)老虎、豆豆是

我与叶群的亲生子女；(四)严慰冰的反革命信所谈一切全系造谣。林彪 1966 年 5 月 14

日”。陆定一曾在 4 月 18 日致信中央，声明他不知道严慰冰写匿名信一事。林彪在小组

会上质问陆定一：“ 你跟你老婆勾在一起，用写匿名信的办法，长期诬陷叶群同志和我全

家，目的是什么？讲清楚！” 陆答：“ 严慰冰写匿名信，我不知道。她既没有跟我商量过，

也没有给我看过，我本人也没有发现过。” 林说：“ 你老婆的事，你会不知道？” 陆答：“ 丈

夫不知道老婆的事，不是很多吗？” 林彪盛怒难控，说：“ 我恨不得一枪毙了你！”

《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揭露《北京文艺》是“三家村”黑店的一个分店。

《文艺报》第五期发表蔡辉的文章：《萧洛霍夫的叛徒真面目》。

5 月 21 日

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讲了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领导与群众及保

持晚节三个问题，并横指瞿秋白是叛徒，“提议把瞿秋白从八宝山搬出来。”瞿秋白因此

而被毁坟暴骨。

5 月 23 日

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对彭、罗、陆、杨的处分及有关的任命。调陶铸为书记处常务

书记，叶剑英为书记处书记、军委秘书长，李雪峰任北京市委书记。在这次会上，朱德

因对彭、罗、陆、杨的批判持消极态度，被责令检查，林彪发言指朱德有野心，陈毅质

问朱是不是想搞政变？周恩来检查了历史上几次反对毛的错误后说：“这几件事都是和朱

一起的。至于朱个人的账就更多了。常委中有这样一个定时炸弹，毛主席也担心。”

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停职反省。北京市委与市人委各级领导 584 人，被集中在

北京饭店，揭发批判彭真及所谓“三家村黑帮”。会议由原市委书记赵凡主持，李雪峰亲

临会场，三次作报告，至 7 月底复被迫结束。这次会议，后被认为是给牛鬼蛇神设置了

一个安乐窝、避风港，是李雪峯的新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典型。

《解放军报》登载广州部队海上文化工作队的文章：《突出政治是办好文化工作队的

根本》。

62

田家英自杀身死。

。

[按] 田家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65 年 12

月 21 日，毛泽东的杭州讲话中点出吴晗《海瑞罢官》的要害是“ 罢官”，“ 戚本禹文章的

不足处是没有点名”。田家英在受命整理讲话稿时，把上述内容删去，故深为陈伯达、江

青所不满。由于田在 1959 年庐山会议上，与李锐等都是被谥为“ 低调俱乐部” 的成员，

故文化大革命开始，江青等就以“ 一贯右倾” 的罪名，责令其检查，并搬出中南海。田

愤然自杀。（另一说，系他杀）田原名曾正昌，四川成都人，1922 年生，终年仅 43 岁。

田死后，戚本禹一度成为毛泽东与江青的秘书，任中共中央秘书局副局长、中共中央办

公厅代主任，故其在王(力)、关(锋)、戚(本禹)三位“ 小爬虫” 中，权势尤盛。据李锐回

忆，早在 1958 年，田家英就对李锐谈过：当他离开中南海时，想(向毛)提三条意见：(一)

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指江青之流)；(二)听不得批评；(三)不要百年之后有人议论。(《毛

泽东的早年和晚年》第 125 页)从这里可以看到，书生田家英还是一个正派的人。

5 月 24 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中央政治局常委并

决定成立审查委员会，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进行专案审查。杨尚昆的错误 ：

①安装窃听器；②泄漏党的机密；③与罗瑞卿关系密切，不正常；④还有其他错误。5

月 28 日，杨降任山西临汾地委书记处书记。

陈伯达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这次对‘四大家族’的斗争，是防止反革命复辟

政变的大事，‘四大家族’是地主、资产阶级搞反革命复辟的性质”。

5 月 25 日

中共北京市委决定：

“(一) 撤销《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原来的编委会；撤销范瑾的社长职务。

(二) 由翟向东、吴象、林青等七人组成新的《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编委会，领导《北京

日报》、《北京晚报》的工作。新的编委会由翟向东任总编辑，吴象、林青任副总编辑。

(三) 撤销《前线》编委会。《前线》暂时停刊，进行整顿。”

此决定在 6 月 6 日由新华社发布，6 月 7 日在《人民日报》刊出。

总政治部下发《关于执行中央 5 月 16 日通知的通知》，指出文化大革命运动要在各

级党委领导下进行，只在五界(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中开展，规定

在报刊上和在内部点名批判都要经过批准。

63

是日下午二时左右，由聂元梓、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

尘等七人署名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在北京大

学大饭厅外公开张贴。在北大党委的授意与支持下，成千的大字报对聂元梓等进行反击，

并有组织地与聂等进行了面对面的辩论、斗争。聂元梓等的这张大字报，后来曾被毛泽

东誉为“二十世纪的巴黎公社宣言”。

深夜十二时许，北京新市委书记李雪峰匆忙赶到北大，向党团员干部讲话，指出：

党有党纪，国有国法，要遵守纪律，内外有别。他说：“斗争要有组织纪律，不要弄得乱

七八糟”，“大小字报内外要分开，国内外、党内外要分开。”批评大字报泄露了党的机密。

并鼓励陆平，要把“运动领导好”。参加会的还有受周恩来委派的国务院外事办副主任张

彦、高教部副部长刘仰峤。讲话总括为五不准。即 1、不提倡写大字报；2、大字报要内

外有别；3、要有领导；4、要有步骤；5、不一定开大会声讨。据李雪峰的回忆，他去北

大，是因陈伯达、康生催促的。意见则是转述周恩来和康生的。事后他打电话报告刘少

奇，说代表中央和总理讲了一个话，刘少奇回答说：你不能代表中央。(李雪峰：《鲜为人

知的文革发动内情》)

5 月 26 日

中央成立了首都工作组，组长叶剑英，办公室主任王尚荣。改组北京卫戍区，任傅

崇碧为司令员，黄作珍为政委。调两个主力师(70 师、189 师) 入卫北京，叶指示：在北

京的秩序、安全工作未作好前，主席不能回来。改组北京市委及北京市公安局。公安部

副部长凌云以华北局工作组名义进驻北京市公安局，逮捕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副局长等

八人。

曹轶欧派人要走了聂元梓的大字报底稿，康生把它密报在武汉的毛泽东。

《解放日报》刊载方泽生文章：《〈海瑞上疏〉必须继续批判》。这个戏是 1959 年上

海京剧团创作上演的。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等转载《哲学研究》(增刊)1966 年第一号发

表的该刊编辑部选编的《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我们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学习工农兵群

众对待毛主席著作的态度》的长篇材料以及前言和编者按语。

5 月 27 日

《解放军报》转载《文汇报》25 日发表的周信礼的文章《剥“权威”画皮，向“权

威”开火》，同时发表编者按语。按语指出：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命根子，

谁胆敢反对，我们就和它斗到底！拼到底！

5 月 28 日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正式宣告成立，毛任命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为顾问(1966 年 8 月 2

日中央决定陶铸任中央文革顾问，名列康生之前)，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为副

组长，成员有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等七人，并拟补充四

个大区的干部，即郭影秋(中共北京市委文教书记，代表华北局)，郑季翘(中共吉林省委

文教书记，代表东北局)，杨植霖(中共青海省委第一书记，代表西北局)，刘文珍(中共中

央西南局宣传部长，代表西南局)总共十八人，然郭、郑、杨、刘四人只在文革初期出席

过几次讨论起草文件的会议，仍在原单位工作，因此实际是十四人。

[按] 关锋，原名周玉峰，号秀山，山东庆云县人。1919 年生，1933 年在庆云中学

64

加入共产党，旋任乐县县委书记。39 年改名关锋，44 年任山东分局渤海区教育科长，

47 年任山东回民师范学院校长。49 年后任中共山东分局理论教育处处长，山东政治学校

校长。1955 年任中共中央第四中级党校副校长。56 年调入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58 年

6 月《红旗》创刊，调任该刊内部专供毛泽东参考的《思想理论动态》编辑。旋任《红

旗》编委。

王力，江苏淮安县人，1922 年生，年青时参加共产党，在东北军中从事秘密活动。

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山东《大众日报》记者，中共山东渤海区委宣传部副部长。49 年后

任华东局宣传部宣传处长。60 年代被派往越南，充民兵工作顾问。回国后任中共中央对

外联络部副部长。1965 年 9 月，以林彪名义发表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一文，即由王

力执笔，康生定稿。

戚本禹，山东威海市人，1932 年生，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局干部。1963 年在《历史

研究》第四期发表《评李秀成自述》的文章，受到毛泽东的赏识，调《红旗》任历史组

编辑，历史组组长。

5 月 29 日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几个学生①在圆明园遗址开会，商定以“红卫兵”署名，张贴小字

报。这个名字很快就风行在学生组织中。

5 月 30 日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信请示：“拟组织临时工作组，在陈伯达同志直

接领导下，到报馆(按指人民日报社)掌握报纸的每天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

对外新闻。”毛泽东当日批示：“同意这样做”。

5 月 31 日

周恩来就增调两个师加强北京卫戍报毛泽东批准。其后又陆续增派部队，使北京卫

戍兵力短期内增至 4 个师又 1 个独立团，共 10 万余人。

陈伯达与康生匆匆乘机飞杭州请示毛泽东后，又飞返北京，晚，率领穆欣、唐平铸

等组成临时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原人民日报社社长吴冷西被撤除职务。

《人民日报》发表《把资产阶级“权威”统统打倒 把毛泽东思想世世代代传下去》

一文的编者按语，为所谓工农兵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张扬声势，向所谓“资产阶级权威”，

① 他们是卜大华、王铭、骆小海、旷涛生、陶正、张晓宾、张承志等七、八人。

65

横加抨击。于是而全国各行业上下，攀扯成风，拉屎放屁，莫不须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

得鱼获兔，莫不非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矣！

6 月 1 日

毛泽东对聂元梓等的大字报写了如下批语：“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

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他打电话给康生，让

康生传达他的指示，立即向全中国、全世界公布聂元梓等的大字报。晚八时正，中央人

民广播电台全文播送了聂元梓等的大字报全文。为此，陈毅曾问周恩来：这么大的举动

为什么事先不给个通知？周说：我也是临近广播前才接到康生的电话，通知今晚由中央

台向全国播出。

当晚，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进驻北京大学。毛亲手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

烈火，从此一场史无前例的群众运动和亘古未有的灾难，席卷全国。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吹响了蹂躏中华历史文明，践踏公民基

本人权的进军号角。

[按]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文，初稿题为《再接再厉，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

行到底》。陈伯达审定时改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以后，该报连续五次以社论形式，

发表文章，将《5·16 通知》的内容通告全国。(《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6 月 2 日、《毛

泽东思想的新胜利》6 月 4 日、《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6 月 4 日、《做无

产阶级革命派还是资产阶级保皇派》6 月 5 日、《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6 月 8 日)。在

“ 横扫一切” 的大扫帚下，所有曾做过不容于时的事，说过当局者所不喜听的话，写过

有争议的文章，以及历史上有某些问题、家庭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特别是有海外亲

属朋友者)、与某“ 黑帮” 或“ 反动学术权威” 有牵连过从，以及所有地、富、反、坏、

右五类分子乃至其子女，都成为横扫的遭殃者。由于当时运动是从文化教育单位开始，

因此受害最早、最多的是中老年知识分子。其中曾对姚文元批吴晗文章有违言的、对邓

拓等的《燕山夜话》表示欣赏的、对京剧现代戏有过疵议的，都成为最时髦的罪状。甚

至连分配在各地的北大历史系的学生，也因曾受业于翦伯赞而指为黑帮、黑线人物，列

为顺藤摸瓜、深挖深究的罪犯。一夜之间，对这些人群起而攻之，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

其中响应号召而积极表现者有之，公报私仇而存心挤陷者有之，快意好事而乘机起哄者

有之。进而戴纸帽、挂黑牌，游街示众，肆意进行人身侮辱、任情打骂、审讯扣押、扣

66

发工资。所有这些行动都是根据毛的最高指示：“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

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

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近四十年

前湖南落后农村的“ 痞子运动” 又在“ 解放后的新中国” 全面复兴。所谓“ 红色恐怖”，

开始遍布神州大地。毛一生欣赏痞子运动，此《考察报告》首次全文发表于湖南省委机

关报《战士》上时，毛即表示：“ 我这次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所得到的最重要成果，即流氓、

地痞之向来为社会所唾弃之辈，实为农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彻底、最坚决者。” 此文再发

表时，上述文字被陈独秀删去。(李明：《中共历史谎言》)

同日，中共中央批转高教部党委《关于改进一九六六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请示报

告》。根据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在 1965 年 11 月 15 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的建

议：从本年招收的新生起，将来毕业后，国家不包他们只当脑力劳动者，可以分配当技

术人员、干部，也可以分配当工人、农民。《报告》提出：招生工作下放到大区或省、市、

自治区办理。继续采取推荐与考试相结合的办法，招收经过三大革命运动锻炼的，具有

高中毕业文化程度的工农青年等入学，文科应尽量多招这类知识青年。并对特别优秀的

应届高中毕业生在小范围内试行保送入学。文科取消按分数段录取。《报告》还对坚持阶

级路线、保证重点学校招生质量、考试办法等问题作了规定。

6 月 2 日

《人民日报》继发表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之后，刊登了由王力、关锋、曹轶欧等炮

制的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北大及北京各高校师生，纷纷响应，贴出大

字报，炮轰所谓“三家村”黑帮即彭真所领导的北京市委。

[按] 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被广播、转载后，北大及其它院校师生和部分机关干部受

到鼓动，揭发批判“ 黑帮” 领导的大字报风起云涌。这些人的动机是多样的。一种是习

惯性的争先响应中央号召、表态声讨“ 黑帮” 以示积极的人；二是对北京市委领导或本

院校、机关有意见的人。特别是在“ 四清” 等运动中受过压、挨了整的人；三是单纯的

青年学生，他们在当时超出乎神经所能忍受的个人迷信宣传与阶级斗争狂热煽动下，已

开始形成忠于毛泽东、忠于毛泽东思想的宗教狂热。也应该指出，从 1957 年以来，对现

67

政权与制度不满，在高校及知识界始终是一股伏流。它时时在借机而动。文化革命初期

的造反者中，实际上是包括这些人的，尽管他们这次是在积极响应毛泽东号召的外衣下

行动的。不过，所有这些人，总起来也仍是少数。就大多数人来说，指名张贴党委的大

字报，普遍被认为是反党行为，激烈反对者有之，惊疑观望者有之，莫知所措。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

从本日起，《人民日报》刊头《今日要目》的位置，被《毛主席语录》所代替。

邓小平召见胡克实，下令“团中央协助新市委代管北京市中学文化大革命”。

中共中央宣传部干部阮铭贴出大字报，指主持中宣部维持工作的张子意是“活阎王”。

北京市委群众贴出大字报，批评华北局派来的工作组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有的大

字报还指责李雪峰 5·25 在北大的讲话是破坏文化大革命。

清华大学附中部分学生第一次以“红卫兵”署名贴出大字报《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

誓死捍卫无产阶级专政》。

西安交通大学师生员工贴出大字报万余张，反对学校党委。全国其它学校也不同程

度的出现大字报风潮。

6 月 3 日

新华社发布中共中央决定改组北京市委的消息，李雪峰、吴德被任为市委书记。

中共中央决定：

由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同志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调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

吴德同志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对北京市委进行改组。李雪峰、吴德两同志业已到职工作。北京

市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工作，由新市委直接领导。

北京新市委决定改组北京大学党委：

中共新改组的北京市委决定：(一)派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到北京大学对社会主义文化大革

命进行领导；(二)撤销中共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珮云的一切职务，并对北京大学党

委进行改组；(三)在北京大学党委改组期间，由工作组代行党委的职权。

由新华社播发的上述通讯稿是经过毛审定的。在工作组问题上毛未表异议。

新市委同时决定，撤销原市委大学工作部副部长宋硕的一切职务。

同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作出“八条规定”，要求：内外有别；大字报不要上

街；开会要在校内开，不要开大规模的声讨会，不要在校外开；不要上街游行示威；不

要串连；不要包围黑帮住宅；防止坏人破坏；注意保密。八条没有成文的指示，由口头

传达。当晚，北京大学等校学生贴出大字报，指责“八条”是框框，是要压制革命。

北京市委机关对张贴批判新市委书记李雪峰大字报的群众进行威胁。团中央胡克实

紧急指示，不要贴李雪峰的大字报，已贴的要撕下来。此即所谓市委 6·3 事件。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并发表了史绍宾《吴晗

投靠胡适的铁证》一文。此文根据 1930 年—32 年间胡吴来往信件摘掇罗织而成。

上海华东师大学生举行声援聂元梓等的大字报的集会，受到该校党委的批评，学生

68

群起贴大字报，向党委提出质问。同济、交通、复旦、科技等高等院校也相继纷纷贴出

大字报，揭发校党委。

6 月 4 日

刘少奇、邓小平专程飞往杭州，向毛泽东汇报情况，请毛尽快回京主持工作。毛表

示暂不回京。要求刘、邓“相机处理运动问题”。刘、邓返京后，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

议，决定火速向各校派工作组，并以此电告毛泽东，毛不予可否。

原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调京，以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任中宣部长、国务院文教办

公室主任。

北京新市委为了稳定学校秩序，根据中央精神，向北京各院校相继派出工作组。工

作组基本上均按当时在京的中央负责人所制定的“八条规定”为指导，进行工作。从 6

月 5 日起，半个月内，北京市、教育系统绝大部分单位都进驻了工作组。

[按] 继张承先工作组进驻北大后，6 月 5 日，工作组进驻师大附中。6 月 6 日孙友渔

工作组进驻师大，6 月 8 日赵如璋工作组进驻北航，6 月 9 日，叶林率领 500 多人的工

作组至清华，6 月 15 日邹家尤工作组至地院。薄一波从工交各部抽派大批干部至北京 15

所工交高等学校，胡克实(团中央书记，当时团中央据邓小平指示，协助北京新市委，代

管北京市中等学校的文化革命)抽派 1500 多名干部至各中等学校。刘少奇当时的指示是

“ 哪里出事，哪里派人去。派工作组要快，要像消防队救火一样快。” 根据这一精神，全

国各大城市，除极少数外，都派出了工作组。上海对 29 所大学及 11 所半工半读大学派

出了工作组，对中学也派出了 160 多个工作组。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的社论，并就

改组中共北京市委与北大党委发表社论，题为《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

6 月 5 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

6 月初

中央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决定向北京大学和中学派出工作组，领导各单位的

文化大革命。团中央抽调 60 名干部进据北师大女附中。7 日至 9 日又在全国抽调 1800

名干部组成 300 多个工作组，派往北京城区中学，团中央成立了“北京市中学文化大革

命工作组”，由胡克实、惠庶昌分任正副团长。此后，全国许多省市相继向大专院校(包

括部分中学)派出了工作组。

在清华附中的影响下，北京地质学院附属中学、北京石油学院附属中学、北京大学

附属中学、北京矿业学院附属中学、北京第二十五中学的学生相继成立了“红卫兵”、“红

69

旗”、“东风”等半秘密学生组织，即最早的红卫兵组织。他们的誓言是：我们是保卫红

色政权的卫兵，党中央毛主席是我们的靠山，解放全人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毛泽

东思想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最高指示。我们宣誓：为保卫党中央，为保卫伟大的领袖毛主

席，我们坚决洒尽最后一滴血！

北京市委机关继续围攻给李雪峰贴大字报的群众，二百多人重点挨整。

中共中央党校青年教师在康生策动下揭批校长林枫。

6 月 6 日

陈伯达代表文革小组接管《人民日报》。

《解放军报》发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宣传教育要点》，《人民日报》同时转载，并加了按语。指出“这个要点”，

通俗地阐明了当前的形势与运动的性质与意义，号召全国人民很好地学习、讨论，作彻

底的革命派。

中央撤销中国人民公安部队，统一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

陶铸向中宣部讲话，宣布要向中宣部派工作组，自任组长。

康生到北京大学看大字报。

高教部贴出一批揭批部长蒋南翔的大字报。

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学生写信给党中央、毛主席，倡议从今年起废除旧的升学制度，

高中毕业生到工农兵中去，彻底砸烂旧教育制度。

西安交通大学的部分学生提出赶走工作组(工作组于 3 日进校)，西北局办公厅副主任

宣布：西北局是中央代表机关，陕西省委是西北局领导的，是正确的，省委工作组是革

命的。要求学生擦亮眼睛，辨别真假，不要上当。6 日晚，工作组开会，指责赶工作组的

学生（李世英）为“闹事”的“尖子”，出笼一批牛鬼蛇神，要组织队伍追根子。此即所

谓“6·6”事件。事件发生后，刘少奇、陶铸要人民日报社写一篇社论揭露“假左派、真

反革命”，陈伯达拒不同意。

6 月 7 日

北大工作组组长张承先以校内大字报正在整理，暂停开放为由，规定校外人员不得

自由出入北大校门。凡校外单位声援的代表或队伍，一律在学校门口接待室接待。这些

规定招致了群众的不满和反对。张承先并宣称北大的干部、教职工“都是黑帮黑线人物”，

党员“都是修正主义的党员”，扬言“唱主角的要扫，跑龙套的要扫，打旗的也要扫。”

他还一再声称自己是毛主席派来的，说给工作组提意见是“不相信党中央”、“听不听工

作组的话，是听不听党的话的标志。”

清华大学学生(约七百人)贴出大字报，反对蒋南翔和校党委，多数党员和党外群众(约

万人)对此表示愤慨，双方进行辩论。北大部分师生不顾工作组的劝阻，到清华表示支持，

揭露蒋南翔在北大历史系半工半读班开学典礼上吹捧邓拓的“罪行”，又引起清华师生与

他们的辩论。清华派人把北大的来援者“护送”出校，此即所谓“6·7 事件”。

《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毛泽东思想是我们革命事业的望远镜和显微镜》‚ 宣扬必

须用毛泽东思想观察一切、分析一切，改造一切。一句话，统帅一切。

6 月 8 日

《红旗》第八期发表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提出“打着红旗反红旗，

是钻进党内的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的一个最大特点”，识别他们的办法，只能是林彪的“读

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凡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我们就

70

赞成，就拥护；凡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无论他有多高的职位，拥有多大的‘声誉’和

‘权威’，我们就要无所畏惧地同他斗争，把他打倒。”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号召七亿人民都来做批判家。

北京邮电学院率先赶走了工作组，这个组是 4 日进院的(宋××率领)，邮电部随即派

来了以朱春和(部政治部主任)为首的工作组。然不到四天，又被赶走。

上海音乐学院揭批院长贺绿汀。

6 月 9 日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飞上海转杭州，与毛泽东会商运动情况。会议的参加者有

陈伯达、汪东兴、六大区中央局书记，以及当时陪胡志明来杭州的康生。

近三天(7、8、9 日)来，西安交通大学各系对起来反工作组的所谓“尖子”召开了大

小斗争会，学生李世英等被戴上高帽子游校。李被迫自杀未遂。

6 月 10 日

毛泽东把各大区负责人召至杭州，向他们打招呼：支持文化大革命。他在杭州召开

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全国各地学生要去北京，应该赞成，应该免费，到北京大

闹一场才高兴呀！还说：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组，乱就乱它一阵。刘少奇提出：学校文

化大革命如何搞法？有的是夺权，有的是批判学术权威，然后就搞教学制度改革，解决

考试与教材等一系列问题。又提出：城市工厂和农村文化大革命，是不是同四清结合起

来搞？

同日，毛泽东在与胡志明谈话中说：文化大革命是积累多年的产物，牛鬼蛇神放了

多年的毒，主要是在 1959 年至 1962 年这四年。毛还说彭德怀与罗瑞卿是一伙的。

周恩来率团出访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巴基斯坦，6 月 30 日返国。

高教部揪斗部长蒋南翔。

6 月 11 日

刘、邓指示：在北京以两个月左右时间搞反夺权，这是新的反右斗争。在局势明朗

的情况下，党团组织可以及早改组，即整党整团。要抓工作队。打右派学生，不要定框

框，有多少定多少。

[按] 向一些问题较严重、原领导已无法或不能够执行任务的地区与单位派出工作组，

接管领导权，是共产党惯行的作法。5 月 31 日陈伯达率工作组接管《人民日报》，就是

近例。后来的所谓“ 军宣队”、“ 工宣队”，事实上也便是工作组。当时刘、邓所派工作组，

从上到下，任务是很明确的，就是重演 1957 年反击所谓右派运动，即新的反右斗争。就

连为数甚多的党、团员与积极分子，当时也是磨拳擦掌，准备在一次新的反右斗争中立

新功。各院校对贴大字报、反工作组者的围攻，都是按反右的老套在进行的。

71

中共中央书记处宣布，高教部长、清华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蒋南翔停职反省。高教

部长一职由原副部长刘仰峤代理。次日，新市委宣布由叶林工作组代行清华大学党委职

权。

6 月 12 日

对本单位党政领导，及与政治上受冲击、学术上受批判的人物有所牵连的人的大字

报，铺天盖地，在全国所有机关、工厂、乃至农村等单位汹涌展开。11 日上海国棉三厂

工人技术员王秀珍贴出“厂党委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冷冷清清”的大字报。本日，国棉

十七厂保卫科干事王洪文贴出“剥开党委画皮看真像”的大字报。

南京大学部分群众举行大会揪斗了校党委书记兼校长匡亚明，称他是“镇压群众运

动的刽子手”。会上宣布了江苏省委关于撤销南京大学第一书记匡亚明一切职务的决定。

北京大学学生齐往清华大学，支持造反。张承先驱车赶至，将同学劝回，并以“记

名字”威胁。

6 月 13 日

刘少奇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听取了团中央关于“北京市文化大革命的初步规划”

的汇报，提出运动分两步：第一阶段充分发动群众，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第二阶

段开展教育改革。刘少奇提出第一阶段八、九月份搞完，争取十月上课。

刘少奇在《批转中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和《批转中共西北

局<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和部署>》时指出：“当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开始攻击我

们的时候，不要急于反击。要告诉左派，要硬着头皮顶住。领导上要善于掌握火候，等

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时组织反击。”“对大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

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高中应届毕业生“经过市委批准，可以批判斗争和戴帽。”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将 1966 年高校招生工作

推迟半年进行。

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党组《关于一九六六──一九六七学年度中学政治、

语文、历史教材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批示指出：目前中学所用教材，没有以毛泽东思

想挂帅，没有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违背了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违背了党

的教育方针，不能再用。教育部党组在请示报告中提出：中学历史课暂停开设；政治和

语文合并，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选读文化大革命的好文章和革命作品。发动师生

揭发批判原有教材。中央批示并指出：小学历史课暂停开设，语文教材删去坏内容后暂

用。初小各年级学习毛主席语录。高小学毛主席的三篇著作：《愚公移山》、《纪念白求

恩》、《为人民服务》。

陶铸对中南局电话指示：学生中不要组织文化革命委员会，还是由工作组吸收左派

教职员(包括党政干部中的左派)领导，可以开学生代表会听取意见。

6 月 14 日

陶铸批准从各大区抽调 54 名地、县委书记来北京市，作为工作组派往市、区两级机

关。

陶铸在中宣部工作队和支部书记联席会上说：现在是“工作队专政”。

张平化(原湖南省委第一书记)调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工作队队长。

清华大学学生贴出大字报，提出工作组“不可信任”、“北京新市委派来的工作组大

方向错了。”

72

6 月 15 日

毛泽东离开杭州，前往湖南韶山，在滴水洞别墅①蛰居。旋即转往武汉。

高教部群众群起反对由刘仰峤代理高教部长，陶铸在高教部、教育部全体干部会上

宣布：中央书记处任命教育部长何伟兼任高教部长。他还说：通过揭发，由蒋南翔负责

的高教部和清华大学问题很大，蒋与彭关系密切，中央书记处坚决支持对他进行揭发批

判。

中共北京市委和共青团中央决定对共青团北京市委进行改组。

张承先在北京大学向师生作动员报告，指出前段运动很多问题违反党的政策，今后

不能这样干了，“今后再产生这些问题，问题就不同了。”

根据康生的指示，南京《新华日报》对南大揪斗该校党委第一书记兼校长匡亚明的

大会作了肯定的报导，此举受到一些人的指责。部分群众包围了报社，校内对立的两派

辩论激烈。

6 月 16 日至 18 日

中央文革小组在上海锦江宾馆开成立大会。陈伯达力荐王力，江青提名姚文元，毛

泽东增批陶铸参加。

6 月 16 日

陶铸委派以原中宣部副部长张际春为首的工作组进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

并指令教育部派出北京市小学文化革命工作队，文办派出中学文化革命工作队。

据高文华写材料揭发，本月中旬刘少奇找高至中南海住所，请他向吴德了解彭真与

林枫的历史。高找吴德“共同研究了一些线索”，“都没有结果”。高将此事向谭震林作了

汇报。

周恩来出访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归途中顺便访问了巴基斯坦，于 30 日返回。

戚本禹、关锋给陈伯达、康生、江青写信，对当时已赴三线担任副总指挥的彭德怀

进行诬陷。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为揪出匡亚

明和改组共青团北京市委欢呼。

6 月 17 日

北大聂元梓等到中宣部，送去她们给中宣部所写的大字报。晚，中宣部干部阮铭贴

出大字报，要求将副部长熊复罢官。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学生李黎黎等贴出反对工作组的大字报《工作组站在什

么立场上？》，工作组组织大会辩论，实即围攻。邓小平对他就读女附中的女儿邓楠说：

反工作组不对，这符合了社会上反对工作组的逆流。

6 月中旬

陈伯达根据江青上海来电递条子给邓小平，说不要用工作组形式，避免包办代替，

邓对陈进行了批驳。

6 月 18 日

北京大学部分师生揪斗了包括陆平在内的四十多名校系干部与教授。在校园四处设

置了斗鬼台，给被揪斗者戴高帽，抹黑脸，动手打人。工作组赶来制止。在揪斗中，不

①三年困难时期，张平化为毛泽东在韶山建造的高级别墅。毛毕生在此共居住了十一天。同时建造的还有庐山的行宫。

73

同观点的师生员工间进行了激烈的辩论，甚至动手扭打。下午，工作组召开大会，指出

事件的“阶级斗争的本质”，号召大家警惕。并写成《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上

报，指为坏人利用的反革命事件。邓小平也指责这是有计划的、坏人的联合行动。

《人民日报》为本月 13 日中央所发关于决定改革高校招生考试办法，并将 1966 年

高校招生推迟半年进行发表社论《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

[按] 随着文化革命的发展，学校全部瘫痪，大学的招生完全停止，直到六年以后，

即 1972 年才开始以推荐的方式，调工、农、兵青年入学，(1970 年、1971 年在部分高

校试点招收了少量工农兵学员)并规定由这些仅具初中或高小程度的青年执行上、管、改

(即上大学、管大学、改大学)任务。斯文扫地，莫此为甚。大学研究生的招生工作，也在

1966 年 6 月 27 日明令停止，12 年以后始行恢复。中国知识分子，因所谓文化大革命而

出现长达十数年的断层。

《人民日报》同时发表北京女一中高三(4)班 6 月 6 日给毛泽东的信及北京四中全体

革命师生为废除旧的升学制度给全市师生的倡议书。

6 月 19 日

《人民日报》登载林彪在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一日《就工业交通战线活学活用毛主席

著作写的一封信》，信中提出要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我国七亿人口的统一的思想，通过活学

活用，把毛泽东思想灌输到工人、农民中去，改变劳动人民的精神面貌，使精神力量转

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

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二年级 902 班学生蒯大富提出赶走以叶林为首的工作组。刘少

奇委托夫人王光美去清华看大字报。薄一波(国务院副总理、工交党委第一书记、国家经

委主任)亦去清华帮助组织与蒯大富“辩论”。

林学院学生曾宪均、蒋书铭、孔昭瑛、宛吉全、陈建新贴出了《与新市委大学部许

克敏同志谈话纪要》的大字报。曾等曾在 18 日访问了新市委接待站大学组，询问了运动

的有关问题，新市委文教系统文化革命委员会接待办公室工作人员许克敏作了回答。曾

与蒋连夜将谈话内容组织为二十二个问题，写成大字报公开张贴。大字报贴出之后，被

广事传抄，六月底，已广泛流传至全国十五个省和自治区、三十几个城市。23日，接待

办公室大学组的江维、李慎、许克敏发表声明：这张大字报是“根据他们自己的记录，

按照他们自己的需要编写出来的。”“许克敏表示这张大字报的观点不是他的，他不能对

这张大字报负责。”28日，蒋书铭、曾宪均等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受到批斗。传抄这份大

字报的清华李文藏、甘小杰、吴文忠被打成“小三家村”反革命，教师史明远被迫服毒

自杀。薄一波把林学院定为“反干扰”的重点学院之一。7月 9日，林学院工作组召开有

12所院校四千余人参加的“批判反动的二十二个问题大会”，工作组长贺仁骃宣布取消蒋

书铭等人预备党员资格。

74

[按] 工作组垮台后，7 月 28 日，摘去了曾宪均等的反革命帽子及对蒋书铭的党纪处

分。10 月 25 日新市委丁国钰明确承认“ 二十二个问题的处理是错误路线的表现。” “ 这

张大字报是正确的大字报。” 其基本内容与 16 条是接近的。作为接待人员的许克敏，他

答问的内容，当是严格地按上级指示为根据的；而薄一波的“ 反干扰” 是与此一精神相

违背的。

6 月 20 日

刘少奇就北大工作组对 6·18 事件的处理情况批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

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并用简报形式转发全国。

邓小平召见胡克实、胡启立，布置应付中学中反工作组风潮，说：“中学生也有反革

命。”

中共中央以(66 号)文件向全国批发了由江青、张春桥策划炮制的《文化部为彻底干

净搞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而斗争的请示报告》，提出文艺界有一条“又

长又粗又深又黑的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革命的大字报是暴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镜》。

[按] 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是毛泽东在 57 年曾提倡过的所谓民主方式。然

毛泽东认为民主只是手段，故所谓“ 四大” 只是他先是“ 引蛇出洞”，然后是大抓右派的

陷阱。文化大革命的大字报也只是他为达到其政治目的“ 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所谓“ 放

手”，是严格地限制在适合他们需要的范围内进行的。文革以后，邓小平上台执政，这个

方式立即被禁绝。

驱赶工作组的事件在北京各学校接连发生：北京地质学院爆发“6·20事件”。党委常

委李贵及少数教师、干部上书中央，并在校内举行游行，指责工作组压制群众。翌日，

陶鲁笳(国务院工交政治部负责人)、何长工(地质部副部长)亲至地院，对反对者进行批

评。拥护党委与工作组的师生在校内举行了反游行。

北京师范大学学生谭厚兰等十七人贴出反工作组的大字报《孙友渔要把运动引向何

方？》

北京轻工业学院轰走了工作组长张万合，薄一波改派邓东哲、曹鲁为正副队长。

北京铁道学院于深夜十二时掀起了赶工作组风暴。薄一波、吕正操把它定为“反革

命事件”。北京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出现学生何方方、陈永康等反工作组的大字报《揪

出钻进我们肝脏的牛鬼蛇神》。刘少奇通过就读该校的女儿(刘平平)知道后，找来师大一

75

附中工作组及学校文革委员会成员，指示说：“出现说工作组长是黑帮的大字报，是右派

打着红旗反红旗。”“敌人出洞了，这个蛇出洞了，你们消灭他就容易了。要把这张大字

报讨论好再斗争。”工作组根据刘的指示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斗争会。千多名中学生中二

百余人遭到迫害。受害者连夜到天安门宣誓，决心继续斗争。

[按] 当时在京的中央第一线领导人，对形势的估计是：“ 六月二十日前后，在野右派

感到气候已经适合，纷纷出笼。他们和黑帮分子、保皇派等互相勾结，利用群众的革命

热情，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兴风作浪。” “ 许多单位不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而是牛鬼蛇

神横扫一切。” “ 现在出现了假左派、真右派和我们激烈地争夺领导权的现象。” “ 在适当

的时候是要反击的。” 多数的党员、群众都是秉承这种旨意，积极或附和对反工作组的人

进行反击，形成多数派对少数派的攻击。所谓“ 在野右派”，当实有所指。刘、邓对康生

等的态度和活动当然是清楚的。

中国人民大学学生王远亮等三名学生对新任命的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原人民大学

党委书记郭影秋贴出大字报《郭影秋你是什么人？》还就本年二月间解放军曾向人民大

学借房一事，提出质问，是否与彭真密谋兵变(即所谓二月兵变)的阴谋有关？他们都受

到了围攻和反击。

6 月 21 日

刘少奇通过其在北师大一附中念书的女儿刘平平给工作组传达指示：

写大字报的人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大字报谁都能利用，写大字报的人很可疑。是不是黑帮

不能肯定，辩论一下就不用多辩论了。要团结大多数嘛！只要大多数赞成就可以了。让他们保留

意见，以后来嘛！不要说人家假检讨，但要说不够。投机也不怕，投你们的机，也投革命的机。

不能人一积极，就说人家投机。人家投到你那儿，你为什么不要？但要警惕。……刘超(校长兼

党支部书记)斗倒了，党支部不行了，同学们不信任老师，这是群众发动起来的表现。争取多数、

全部老师起义，假的也好！

陶铸在中宣部宣布成立文革小组，由他自己挂帅，并指定张平化、张际春和李剑白

等人为小组成员。

清华大学学生蒯大富贴出大字报：“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夺权斗争，从前权在校党委手

里，我们和他们斗，把它夺过来了。现在，权在工作组手里，那我们每个革命左派就应

该考虑，这个权是否代表我们？代表我们则拥护；不代表我们则再夺权。”

王光美作为工作队成员，进驻清华大学。她指责“右派学生蒯大富要夺权。”薄一波

也电示清华大学工作组，说“一些学生有托派味道”，要工作组组织反击。薄一波又在轻

76

工业学院工作队的报告上批道：“我看学生中有‘超左派’，这些人是否有背景，不得而

知，你们要好好研究、观察……目前运动很可能是我们同‘超左派’争夺领导权。”

陈伯达到对外文委察看大字报。在接见群众时指示要各单位成立文化革命小组领导

运动，进行串连。而对外文委工作组组长张彦则对陈避而不理。

北航工作组赵如璋，将学生石××所写《一条“无头”的黑线》大字报打成“毒草”，

连续组织辩论会，进行围攻。

6 月 22 日

刘少奇通过刘平平对北师大一附中工作组指示：

要争取陶书寅(原党支委)起义，如不起义就斗争她。可以叫她自己批判揭发刘超、前市委，

不要怕她捣乱，越多越好。可以揭嘛！……孤立刘超，背靠背的揭。让她揭，不揭再斗，也来得

及。老师揭的在工作组手里，可让陶说，你们听一听，如果先斗，她就先知道底了。

又说，一方面收集材料准备斗她，另一方面争取她起义，也可以谅解，也有理了。如果揭的

好，可以开检讨会，从宽处理。也不要马上定下来，可以放放风，争取别人起义，这样也做到仁

至义尽。假“起义”也要嘛！弄假成真。但要对他们说，很不够，要进一步交待，否则的话不策

略，战术不好。争取就是瓦解。国民党军队可以参加解放军，一打仗，就换一顶帽子。没有很多

起义，就不能揭到底。

邓小平对其就读北大的儿女提出：工农革干子弟掌权，真正左派要与工作组结合起

来。工作组是中央派的，谁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中央。

[按] 干部子弟掌权，这是邓小平等“ 无产阶级革命家” 一贯的思想。根据是“ 至少

不会挖自家的祖坟。” (陈云语。可见这些“ 无产阶级革命家” 自己也预感到他们的所作

所为，是会使人恨得要挖他家祖坟的。) 文革以后，高干子弟以接班人的名义，执掌要

津，就是这一思想的实现。

薄一波在地质学院反工作组的同学的信中批示：“工作组是上级党委派来的，它是代

表党组织工作的。”“如果院党委有问题，派工作组去行使职权，这就等于夺回了党的领

导权。如果有人非赶走工作组不可，那势必夺工作组的权，亦即夺党的权，那谁来掌权

呢？工作组有缺点错误，可以改进，但不可以随便给工作组扣什么‘保皇党’的名称。”

清华大学化九班(蒯大富所在班)要开会，工作组说：王光美要来。后来去的却是工

作组秘书，引起学生不满，提出质责，是为所谓“电话事件”。当晚，叶林亲自主持“声

讨会”，蒯大富等拒不退让，矛盾激化。

中国人民大学七名学生给党中央、毛主席写信，要求彻底迅速砸烂旧教育制度，实

行崭新的大学文科制，即以毛主席著作为教材，以阶级斗争为主课，长期、无条件地与

工农结合，招收工农兵优秀分子入学。

《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把我们的工厂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77

6月 23 日

前后数天间，北京三十九所高校赶走了工作组。北京市委召开工作会议，研究各校

反工作组问题。市委书记李雪峰在报告中指出：多数反工作组者是人民内部矛盾，但是

确有坏人“与工作组争领导权”，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利用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和对

黑帮的仇恨，企图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他说：“对右派反工作组一定要清理。在这紧要

关头，共产党员一定要站起来保卫党；不站起来，纳吉就要上台了。”他提出“反干扰”，

号召对反工作组的师生进行反击。此后一个月的时期内，全市各高校开展了“反干扰”

的斗争，进行所谓“抓游鱼”、打“右派”的运动。并相继成立了学校的文化革命委员会

或文革筹委会。

薄一波、陶鲁笳部署“反干扰”，陶说：“要打歼灭战，不要打击溃战，要横扫一段”，

又说：“要追根，把背后的黑线挖出来。”并确定以邮电学院、林学院为“反干扰”重点。

陶铸在中宣部文化革命小组成立会上宣布，运动一定要严格置于党的领导下，任何

削弱党的领导的行动都是错误的。要对群众进行左、中、右排队。规定中宣部运动时间

为三个月。

北京邮电学院学生 300余人到邮电部揪斗副部长、党委第一书记王子纲。

蒯大富针对 6·22 电话事件，贴出《叶林同志，这是怎么回事？》的大字报，哄动全

校。大字报矛头实际对着王光美，认为这是“引蛇出洞”的阴谋。

6 月 24 日

刘少奇通过刘平平指示：

两方面都在争取群众，你们要驳，你们到底对不对？什么人在指挥？不听党的话听谁的话？

肯定听黑帮的话！搞地下活动，非法地煽动群众，是非法的反革命活动。

辩论好，一条一条地驳，他出五张，你出五百张。他是搞地下活动，违反工作组指导，利用

群众情绪，乱斗一气，把文化革命搞乱了。高中辩论完了，初中也要辩！要不还会被利用。揭露

何方方反动面目。何是谁指使的？把她孤立起来，不要打人，让大家驳，大家出大字报，他们那

边一定有刘超、前市委或高级干部。

他们利用群众对黑帮的气愤情绪，把文化革命搞乱，背着工作组、革委会搞地下活动，高二

(一)的几个人利用了乱，乱斗是不好的。但也是好事，暴露了坏人──以“左”的面目出现的反

革命。可以讲何方方为坏分子……揭这些人，争取群众，压倒何方方她们。

要开大会，照原来的，要相信群众。不一定打人嘛！向大多数人讲清楚，以前打人是坏人捣

乱，不要上坏人的当。向所有的人讲，打人是何方方捣乱。要宣布一条，一切牛鬼蛇神、地、富、

反、坏、右，不许乱说乱动，如动就是现行反革命。

刘少奇还指示①：

“不要相信，只要不捣乱就行。开大会检讨可以嘛！让大家知道嘛！(后台)能问出来就好，

问不出来就算了。让她们保留。看调查情况怎样，不会不跟外校联系，后边定有人，她说用意是

好的‚ 不可能。

现在形势好……不要让大家没事，没事就会闹事。不能几个人准备，大家没事。要提高警

惕。何方方的检查就是麻痹你们。反革命分子经常在红旗下进行更恶毒的活动，这次反下去了，

下次还可起来。胜利了不要骄傲，你大意了，他们就会更精明了。

清华大学反工作组的学生在工作组召开的声讨会上批判工作组，工作组长叶林予以

① 原材料无具体日期，姑系于此。

78

反驳，指出：蒯大富要向工作组夺权，这是一种反革命行为。会场上一片混乱。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发表《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大字报，明确提出

了“革命造反”。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党的阳光照亮文化大革命的道路》，重申党对运动的

绝对领导。各地党组织以此为根据，压制群众造反。

从本日起，根据刘少奇的指示，清华工作组开始进行长达二十余天的“反蒯斗争”，

对蒯大富等反工作组师生进行斗争，一人被迫自杀身亡。

北京外国语学院在工作队长刘新权（外交部副部长）亲自领导下，开始打击反工作

组运动，进行了二十八天的“反干扰”、“抓游鱼”。

陶鲁笳主持召开工交口院校工作组会议，布置在所属各院校进行镇压。

[按] 对于那些最早敢于起来反工作组的反叛者如何评价，一直还是个问题。文革初

期，这些人不顾重压，起来造反，成为响当当的造反派；后来造反派占了上风，有些人

还掌权当官，但随之又被毛一脚踢开，同列为改造和镇压的对象。文革以后，他们又被

斥之为四人帮的工具（实为毛泽东的工具），甚至视同乱民。他们造反（我们这里严格的

限于最初起来反工作组与党委者）的情况和动机当然是很复杂的，除了由毛的理想主义

所煽动起来的激进分子外，其中颇不乏曾与领导有矛盾而心怀不满者和受到共产党的伤

害而图伺机报复者；以及领导集团内的反对派。有压迫就有反抗，有理想就会不满于现

实。人民中这种反抗与不满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是正义的，值得同情的。因此，那些

文革初挺身起来反工作组、反党委领导的人，即使是由毛所煽动起来的，因而有其特有

的局限，但他们实际上都是不自觉地对一党专政的专制主义进行了冲击的先锋，都应该

受到肯定。随着运动的发展，所谓的“ 造反派” 愈益蜕化为毛泽东权术把戏的御用工具，

其性质又有所变化，另当别论，不容混淆。

6月 26 日

中共中央批转了文化部所做的《为彻底干净搞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

线而斗争的请示报告》，并加上批语。全国绝大多数文化部门，多列为三反黑线上的孽果。

一次新的反右运动又谋重演。这就是刘少奇、邓小平对当时运动的指导方针。

王光美授意清华大学大部分师生游行示威，高呼口号“无限信赖工作组” 、“反对

工作组就是反党” 、“坚决打退反革命分子蒯大富的猖狂进攻”。

6月 27 日

79

中共中央召集民主党派举行座谈会，邓小平主持，刘少奇作长篇发言，详细介绍了

彭、罗、陆、杨的罪状。并说：“这次大革命在历史上是空前的，来势很猛，对资产阶级、

封建阶级的文化来了一个很大的打击。”“有了这个大革命运动，可以来个突变，来个大

的变化。” 刘并在会上与邓小平一唱一和，讥笑、讽剌罗瑞卿自杀未遂，双腿受伤。他

说：“本来，自杀要有点技术，应该是头重脚轻，他却是脚先落地”。邓小平随即附和：“就

像女跳水运动员那样，跳了一根冰棍”。

薄一波在轻工业学院工作队的一个报告上批示：“应抓紧时机做工作，把牛鬼蛇神(包

括‘超左派’)揪出来，特别是注意揪其后台老板。”

高教部发出通知：因文化大革命运动，1966 年和 1967 年研究生招生工作暂停。自本

年起，全国停止招考研究生达 12 年之久。

清华大学连续两天（27、28 日）举行斗争蒯大富等学生的大会。蒯以绝食抗拒。

亚非作家紧急会议在人大会堂召开。郭沫若率中国代表团参加。“举行这次会议的目

的是，证明中国是世界革命的可靠基地；谴责苏美两个帝国主义大国；表示支持各国人

民的解放运动，特别是支持越南英勇的反美斗争”。（韩素音《再生凤凰》第 21 页）

6 月 28 日

中共中央中南局向中央做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报告说：目前，

各地已经揪出了一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头面人物。例如广东作协副主席、《羊城晚报》副

总编辑秦牧、中山医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柯麟、副书记兼副院长刘志明，武汉大学校长

李达、副校长何定华、前党委书记朱邵天，武汉市文化局党委书记程云，文联副主席武

克仁，湖南省文联副主席康濯，河南省郑州大学副校长、省社联主席郭晓棠，广西区党

委宣传部副部长陆地等等，各地的运动正在迅速地广泛深入地向前发展。

6 月 30 日

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联名写信给在南方的毛泽东：

“最近工业交通和基本建设的计划完成得不算好，特别是钢、钢材、煤的产量开始下降，质

量下降的情况尤为突出，事故增多。基建任务原计划上半年完成百分之四十到四十五，现在只能

完成百分之三十五六。”“目前，文化教育方面文化大革命运动正在展开，中央和省市领导必须用

很大力量领导这方面的运动。如果工矿企业、基本建设等基层单位一齐动起来，领导上顾不过来，

容易出差错。”“在京同志讨论之后，认为在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部署方面，重点放在文化教育部门、

党政机关，对于工业、交通、基建、商业、医院等基层单位，仍按原定的四清部署和二十三条结

合文化大革命进行。”“这是一个重要决定，请主席考虑决定，拟了一个通知稿，请审核。”

《北京日报》发表由李雪峰授意并修改的社论《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一定要站在革命

斗争最前例》，号召党团员积极起来，维护工作组领导。

高教部发出通知：因文化大革命运动，选拨、派遣留学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但事

实上，自本年起，停派留学生达六年之久。

6 月

毛泽东关于发生打人事件的指示：

党的政策不主张打人。但对打人也要进行阶级分析，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

光荣；好人打好人误会。今后不许打人，要摆事实讲道理。

……

在同学中取消“保皇派”这个名词。

80

[按] 武斗之风，是毛泽东亲自煽动起来的。“ 好人打坏人活该” 这一指示，就为稍后

红卫兵肆行体罚，滥设公堂、监狱，甚至杀伤人命提供了最高依据。公安部长谢富治就

是秉承毛这些指示，明令公安机关放纵这类暴行的蔓延。

全国城乡各级学校先后停课搞运动，他们仿效北大等校作法，贴大字报，揪斗干部

和教师。高教部部长蒋南翔、教育部副部长刘季平被批斗。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教育行

政部门的工作先后陷于停顿。

康生在一次会议上指出：《工人日报》还有一个《刘志丹》的问题，没有解决。

江青通过张春桥，让三十年代曾与江青共事的著名导演郑君里把有关江青的历史的

文字材料交上去，说“江青现在的地位不同了，她过去还有一些信件等东西在你家里，

不很妥当，还是交给她处理吧！”郑君里整理了一部分材料交了出去。不久，张春桥又两

次找郑君里谈话，用威胁的手段要郑君里交出有关江青的所有剧照、照片和文字材料，

并具体地提到从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的一些信件。郑又清出了一大包交出，但张提到的

几封信，因未保存下来，郑无法交出。从运动一开始，江青就着手对一些曾有夙怨的人

进行残酷报复，并迫害和从肉体上消灭那些当年对她混迹在上海滩时的知情者。

7 月 1 日

周恩来出访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后，取道巴基斯坦回到北京。

陶铸在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庆祝七一会上讲话说：“绝对服从党的领导(指基层党

组织)，没有考虑的余地，任何反对党的领导的就是反革命”，“中央还没有决定撤销这一

级组织，我们就服从它的”。同时要求充分发动群众，运用“四大”武器。并指出运动不

能在屋子里搞‚ 可以“打破班级、学校界限，进行革命大串连”。

由陈伯达主持的《红旗》在今天出版的第九期上重新发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

会上的讲话》一文，按语指出，《讲话》“最完整地、最全面地、最系统地总结了文化战

线上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是无产阶级革命史上第一次提出的最完整、最彻底、最正确

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路线”。

《红旗》第九期发表社论《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含蓄地支持造各单位党委的反，

支持反工作组，事实上与刘、邓唱反调。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毛泽东思想万岁》。这一篇由陈伯达起草的社论中，在修改

定稿时，根据刘、邓的意见，删去了“毛泽东同志在我国人民中享有最高的威望”，“在

全世界人民中享有最高的威望”，及毛泽东超过了马克思、列宁，把马列主义“提高到了

一个崭新阶段”等词句。

同期《红旗》还发表了穆欣：《“国防文学”是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口号》一文，

批判周扬在《鲁迅全集》中的一条注释是篡改中国革命文学史，公开竖起一面修正主义

文艺黑旗。指责“国防文学”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口号，是王明右倾机会主义的产物，是

从阶级投降主义到民族投降主义。从“国防文学”到“全民的文化”这一提法是一条修

正主义的黑线。周扬当时在北戴河休养。

高教部向中国驻外使馆发出通知：目前全国各高等学校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经中

央批准，将接受来华留学生的工作，推迟半年或一年。9月 19日，高教部在给各国驻华

使馆的《备忘录》中提出：“从现在起，在华外国留学生(包括大学生、研究生、进修生)

81

回国休学一年。回国的往返旅费由我国负担。这些留学生返华学习的具体时间，届时将

另行通知。”这批留学生回国后，未再来中国学习。事实上，自本年起，停止接受来华留

学生达七年之久。

刘少奇在家中约见北师大一附中工作组，指示运动必须坚持八条，可能有斗、批、

改三个阶段。

7 月 2 日

毛泽东复信同意刘、邓 6 月 30 日信中的意见，说：“同意你们的意见，应当迅速将

此通知发下去。”中共中央与国务院即日将《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

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发布全国。

7 月 3 日

刘少奇对王光美和他在清华读书的女儿刘涛说：“要把蒯大富当活靶子打”，“要把蒯

大富他们一派搞成少数，批倒了他们才能巩固工作组的地位。资产阶级不给我们民主，

我们也不给他们民主。”“反蒯斗争”由此升级。

薄一波二进清华园，与王光美工作组配合，大骂蒯大富为“小牛鬼蛇神”，“要夺共

产党的权”，是“反面教员”，“缴枪不杀”。各系各班大抓蒯式人物。

王任重给湖北省委写了《关于中等以上学校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意见》，指示“要引蛇

出洞，擒贼先擒王，枪打出头鸟。”“抓住根子挖下去，把上上下下的根子都挖出来。”“把

最坏的右派学生揪出来，集中地斗。”

北京市委文教书记郭影秋代表新市委向中央写了《北京市文教系统文化大革命运动

汇报要点》，贯彻反反工作组斗争。

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最强烈谴贵美国连续轰炸河内、海防。声称将根据越南人民的

利益和要求，随时采取“我们认为必要的行动。”

7 月 4 日

清华附中红卫兵发表《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7 月 6 日

从本日起，十几天中，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共北京市委和各中央局为贯彻《五·一六通

知》而提出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报告。这些报告都有“左”倾错误，不过程度不同

而已。华东局、中南局等处的报告还进行点名、定性。

刘少奇指示：“中学文化革命 8 月份解决三分之一，9 月份再完成一半。中学教师要

集中交待问题，象四清中公社开三级干部会一样。”邓小平也指示：“中学教师按四清办

法，集中交待问题。”

陶铸在新华社，再次强调“必须把运动置于党(指基层组织)的领导下”。

7 月 7 日

中央批转中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说“在不是当权的一般干

部学生中也有右派”，要“强调放，不然，上头的牛鬼蛇神和下头的牛鬼蛇神都暴露不出

来”，“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时组织反击。”批示要求各省市向宣传、教育、

文化、新闻、广播、出版等部门和所属单位派强有力的工作组，并指示各单位“在牛鬼

蛇神纷纷出笼，开始攻击我们的时候，不要急于反击，要告诉革命左派，要硬着头皮顶

住。领导上要善于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及时组织反击。”

82

由王光美亲自组织斗争会，斗争蒯大富。自 6 月中旬以后，清华全校七百余人被批

斗，7·2、7·5、7·7 三天连续发生被斗者自杀事件，一人身死。

7 月 8 日

毛泽东在武汉给江青写信(摘录)：

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

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

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

他们迫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

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

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的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

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

了。我猜他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锺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锺馗了。

[按] 这封信是在将近六年以后，即 1972 年 5 月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时，由毛亲自

校阅抄件，予以发布的，意在证明毛的英明，对林彪早有洞察。据王年一《大动乱的年

代》：毛这封信写成后，在武汉给周恩来、王任重看过，①信中对林彪的批评，曾经毛的

同意，由周恩来转会林彪。林彪不安而又有悔改之意，毛乃将原件销毁。党内如此重大

问题，毛泽东对江青以家常叙之。说明当时江青的地位已参预共产党的最高机密。江青

在稍后的群众集会上，俨然以毛泽东的个人代表出现，这和她当时的这种特殊地位是相

吻合的。江青的言行，实际上便是体现了毛的意向。这在当时的人民中，也都是路人皆

知的。毛之于林彪，无疑是十分了解的。林彪当时在身体和精神上都远不健全，依靠他

来管理国家，几乎不可能，毛对林完全是一种利用，“ 毛只是暂时利用林来借刀杀人。” (李

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第 447 页)这是正确的。至于这封信的原来面目如何？这

大概将永远成为历史之谜，鬼才知道其真像如何了。2004 年 5 月 22 日网上透露《张玉凤

揭毛晚年秘密材料》，则确指这是江青与康生伪造的文件。毛当时还说：“ 这件事，我是

很违心接受的。”足证它最终仍得到毛的认可。

7 月 8 日—8 月 26 日

① 据李志绥记载：信先交周恩来、康生。江青曾把信在领导间传布，毛知道后，命江青收回，禁止流传，李亦私有抄

本。

83

海军以批判肃清罗瑞卿罪行与影响为名，召开党委扩大会议。会上，海军政委苏振

华指控副司令员李作鹏、政治部主任张秀川、第二政委王宏坤等人搞地下活动，伸手夺

权。故此，苏在海军内组织各种会议，对李作鹏等进行揭发批判。两派进行激烈斗争。

由于林彪进行干预，保李作鹏，说李“反罗瑞卿有功”，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

“突出政治的”、“有干劲、信得过的”。并表示“我活着不准反李作鹏，我死了也不准反

李作鹏。”李作鹏依附林彪，开始掌握了海军的领导权。

与此同时，邱会作在后勤部也受到批判，同样也由林彪保护而掌握了总后的领导权。

7 月 9 日

根据陶铸指示：《人民日报》第一版头条发表《湖北省委在武汉地区积极分子代表会

上发出号召，用毛泽东思想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放手发动群众揭露和打倒一切牛

鬼蛇神》。

蒯大富被开除团籍，并被关押 18 天，工作组派 11 名纠察看守。

7 月 10 日

刘少奇指示北师大一附中工作组搞教育改革试点，以便在全国推广。

他肯定“反干扰”的反击斗争取得成绩，认为“赶工作组的危机已经过去。”他说：“危机已

经过去了，那个问题基本上平静下来了！后台揪出来了吗？(勾德元汇报了总后勤部宣传部柳副

部长和牛德龙的情况，说正在追查中)牛德龙是学生还是教师？(答：学生)，跟何方方、陈永康

是一起的，没有出面就是后台，幕前幕后嘛！他承认不承认是后台？他父母是干什么的？陈永康、

何方方承认不承认他是幕后？给他们出主意就是后台嘛 ！你们没有斗他们这些人？没有打他

们？他们现在还在学校？(勾德元汇报说：牛很久不到学校，绝食)绝食，让父母劝告一下，学校

里没办法，他们在家里绝食有什么办法？告诉他不要到学校里来了，来了也可以，要认识错

误，……他们都检讨，假的不要紧，下次再来嘛，他们是高二的，(已经高三了)快毕业了，还留

在你们学校里，反动的交你们学校几个，反正开除也不行，到外边去，他还不是要捣乱？没人管，

就这几个办法，没有地方去，还是留在学校……。只要争取了群众，把他们孤立起来，可以不做

什么处理。他们闹也是好事嘛！可以教育大家，看有多少人受欺骗。”

7 月 12 日

陶铸向中南局发的指示中说：这次运动，“右派”的控制面，可能比 1957 年要大。

[按] 57 年反右中，据毛的指示，全国各单位中，95%是好的或比较好的。右派的控

制面因此控制为 5%，即一个单位中如有 100 名成员，划为右派者即为 5 人。许多单位

因原打为右派的人数不够，纷纷在后来找补，莫明其妙地又把一批人划成了右派。

北京大学学生陈必陶等五人贴出大字报《把运动推向更高阶段》，又一次引起轰动。

张承先指责他们为打着红旗反红旗，是要夺领导权。

7 月 13 日

中央讨论《北京市中学文化大革命的初步规划》。刘少奇说：“中学文化革命任务主

要是审查教职员队伍。”于是，自 7 月中旬起，北京市中学教师统统集中起来逐个检查，

84

人人过关。

刘少奇在听取团中央关于中学文化革命规划的汇报时说：“第一阶段的工作，初中在

8、9 月底搞完，争取 10 月开学上课，高中在 9、10 月搞完。”第二阶段的教学改革转入

正常工作中逐步解决。

刘少奇对文化革命运动的设想是：“要有斗、批、改三个阶段，7 月底斗争结束。你

们学生对学校领导有意见，可以提出，这就是斗争嘛，但不能动手打人。8 月进入批判阶

段。在这个阶段内，让群众把自己的意见全讲出来，看看我们以前犯了什么错误，通过

批判要搞清错在哪里。……到 9 月，就转入扎扎实实地‘改’的阶段。12 月底，我们就

可以按照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革一切不合理的制度。”

刘少奇对他在北师大一附中读书的女儿说：“老师不许秘密开会，同学也不许，红卫

兵是秘密组织，也是非法的”。“只许开一种秘密会，就是……给群众排队，可以秘密”。

陶铸给钱信忠的指示说：“现在敌人也要插手领导运动”，“大学生要排队，最后要清

理，现行反革命分子要处理”。

教育部何伟签发《关于中小学招生考试毕业生问题的通知》，要求各地中小学恢复正

常的招生考试、上课、毕业分配等工作。

7 月 13 日，19 日，22 日

刘少奇召集文革汇报会议。陈伯达在会上又三次提出撤出北大工作组的问题，为参

加中央会议的多数人所拒绝。

7 月 14 日

中共中央改组宣传部，陶铸兼任部长‚ 任张平化、张际春、熊复、雍文涛、刘祖春

为副部长。任萧望东为文化部部长、丁莱夫为广播局局长、钱信忠为卫生部部长、何伟

为教育部部长、荣高棠为体委副主任。

陈伯达、康生等到北京广播学院看大字报，煽风点火，充分肯定“一切权力归文化

革命委员会”这一口号。

7 月 15 日

陶铸派熊复到新华社，领导工作。

7 月 16 日

晚，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工作组问题，刘少奇、邓小平、陈毅与康生进行激烈的

争辩，拍桌互相指责。会后，康生、陈伯达将情况向毛泽东进行了汇报，毛泽东决定撤

工作组。(参见《历史在这里沉思》第 1 册《霜重色愈浓》)。

毛在武汉第二次畅游长江。7 月 25 日《人民日报》大肆报导，宣扬“毛主席身体非

常非常健康。”

中央文革派曹轶欧到北师大，对工作组进行调查，撤销了工作组长的职务。

7 月 17 日

毛泽东在武汉接见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代表。随即突然返回北京。江青先二日返京，

筹办中央文革小组的办公机构与制度，办公地点在钓鱼台 16 楼。王力为办公室主任，戚

本禹、穆欣、曹轶欧为副主任。创办《快报》，以反映文革动态。调军队团以上干部一百

人参加。

《人民日报》刊载毛泽东语录：

85

阶级敌人是一定要寻找机会表现他们自己的。他们对于亡国、共产是不甘心的。不管共产党

怎样事先警告，把根本战略方针公开告诉自己的敌人，敌人还要进攻的。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

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就是说不可避免的。人的意志想要避免也不可能，只能因势利导，夺取

胜利。

薄一波第三次去清华，肯定“前一段反干扰是对的，只是不要让他(蒯)拖住。现在转

向打黑帮也是对的。”

陶铸在文教口的会上布置，要中宣部抓教育改革、学制、教材、教学方法等问题。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驳周扬的修正主义纲领》。

7 月 18 日

刘少奇前往毛泽东住所汇报工作，警卫以已休息为由拒见。

《北京日报》主编翟向东被揪斗，报纸被迫停刊。翟是在 5 月 16 日由新北京市委派

来主持工作的。

中共湖北省委决定开除武汉大学校长李达的党籍和职务，遣往原籍劳动改造。8 月 1

日，中共中央正式批准。李曾上书毛，请求救护，毛未予理睬。

7 月 19 日

在 6 月下旬至 7 月中旬约二十余天内，由工作组所推行的所谓“反干扰运动”在全

国开展。根据当时粗略统计：在首都二十四所高等院校里，工作组把一万零二百一十一

个学生打成右派，把二千五百九十一个教师打成反革命。如果照这个情况发展下去，毫

无问题便是 1957年反右派运动的更大规模的重演。造反的学生把工作组说成不是毛主席

派来的黑工作组；工作组则把造反者打成右派与反革命。而对于文化界的所谓“反动学

术权威”与社会上的所谓一切牛鬼蛇神，则是双方均无异议的共同打击目标。

北京大学王海治等贴出《致党中央、毛主席的公开信》，指责张承先工作组犯了严重

的右倾错误。全校师生亦纷纷写大字报进行批判。聂元梓发表谈话，号召师生反对工作

组。王光美在清华大学匆忙停止对蒯大富等的围攻，转入斗“黑帮”。

7 月 19 日至 23 日

刘少奇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主持了“文化大革命情况汇报会”。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

在会上对派出工作组进行激烈抨击。

毛泽东讲话，说“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7 月 20 日

中央发布关于成立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的通知。

委员会的名单是：

主 任：刘少奇 副主任：康生、陈伯达、陶铸。

委 员：李井泉、李雪峰、刘澜涛、宋任穷、王任重、魏文伯、胡乔木、萧华、

刘志坚、张平化、熊复、王力、戚本禹、刘汉。

深夜，刘少奇冒雨到清华看大字报。

中共中央通知：中央宣传部已经改组，新部长为陶铸，顾问为陈伯达(仍挂副部长名

义)。旧中宣部因被诬为“阎王殿”而遭彻底砸烂。

陶铸从中宣部、文办、体委、编译局等单位抽调干部组成南下工作队。队员在学习

了刘少奇关于教育问题的讲话和王任重于 7 月 3 日给湖北省委常委的信(即“枪打出头鸟”

86

的指示)以后，兵分三路(华东、中南、西南)南下。雍文涛说工作队南下的重点任务之一，

就是“在一个月之内”把刘少奇的指示传达下去，“把意见收集上来”，并要专门成立教

育组，在一个月内系统地提出大中小学教育改革方案。

部分就读北大的高干子女李××(李雪峰之女。北大历史系学生)等贴出《批评工作

组、拥护工作组》的大字报，图保张承先工作组。邓小平闻知说：“这个提法好！”

7 月 21 日

毛泽东在大区书记及文革小组成员会上指责运动“冷冷清清”，“你们要改变派工作

组的政策。”

7 月 22 日

毛泽东在会见大区书记和文革小组成员时再次指责“工作组阻碍革命。”

在“情况汇报会”上，薄一波发言，肯定工作组大多是好的，“反干扰”是必要的，

在学生中有右派分子。邓小平说：撤工作组我不赞成。刘少奇说：现在工作组还是要的。

实在不行的，撤了。撤了还要换。因为没有其它力量领导。

上午 9 时，陈伯达、江青以“调查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为名，去北京大学了解情

况，并召开了座谈会，鼓动师生起来反对工作组。毛又令王力、关锋往见蒯大富，表示

对他的支持。

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发出《关于工交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

命的补充通知》。明确指出：

文革的重点是文教部门和地专以上党政机关。县以下党政机关、农业水利方面的基层单位以

及城市的基层组织的文化革命，同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财贸方面的基层单位一样，要和四清运

动结合起来，按照 23 条的规定，有领导有计划地分期分批地进行。在开展文革的单位，也要指

定必要的成员，组织班子，抓生产，抓建设，抓业务，抓科研，保证今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完成。

刘少奇以国家主席名义发表声明，支持胡志明 7·17《告全国同胞书》。表示中国准

备承担最大民族牺牲，支持越南抗美战争。天安门举行近百万人集会游行。各地也相继

举行集会游行。

7 月 23 日

晚，陈伯达、江青再次来北大，召开座谈会。陈伯达说：“对于 6·18 这个事件，说

成是反革命事件，是不对的，错误的。”江青发言：“我代表毛主席来看望你们。”她对因

反工作组而受到打击的师生表示：“我们都站在你们革命派这边。”“谁不革命，谁就走

开。革命的跟我们站在一块。”

总政在《关于抽调军队干部支持地方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中提出军队“采取抽调干

部参加地方四清的办法组织工作队，支持地方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批示：“同意”。

下午，刘少奇仍表示：这么大的运动，依靠谁去抓？党的领导总得通过一定的形式。

工作组大多数是好的。现在谁也没有经验，新工作组拿不出章程，对工作组是帮助的问

题，而不是撤换的问题。

7 月 24 日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召开的会议上指出：工作组成了群众运动

的阻碍，要立即撤出。并说：中央好多部，没做多少好事。文革小组却作了不少好事，

名声很大。毛在 18 日以休息为由，拒绝刘少奇登门汇报，六天之间迄未通知刘前往汇报。

87

周恩来致信刘、邓，说：“昨晚所谈之事 (刘、邓与陈伯达、康生之间关于工作组问

题的激烈争论) 经再三考虑，并又看了一些文件，不同意见主要由于对形势的估计和问

题的认识而来，其它原因非主因，以不谈为妥，因看法不尽一致。在北京工作组的派出，

有它普遍性和必要性，但各个工作组在本单位发生的情况又有其特殊性。这需要现场调

查，作具体分析。”希图进行调和。

中央文革小组一些人向中央写信，指出：“当前抓运动的人有几个理论和方针，一、

把放手发动群众和党的领导绝对对立起来，认为强调放手发动群众，就是不要党的领导。

二、公开讲要绝对相信工作队，反对工作队就是反革命。三、排除干扰，实际上是挑动

群众斗群众。”“以上方针性意见，都是和薄一波、邓小平、刘少奇同志有关。他们发指

示，到处讲话，根本不和中央文革小组打招呼。中央文革成为他们攻击的对象。建议把

薄一波同志的指示、讲话搜集起来，进行研究。”

[按] 派工作组一事，一是共产党的传统；二是经过中央决定。刘、邓固然是这一行

动的决策人，党的各级领导都是这一决定的支持与执行者。毛泽东为了陷刘少奇于罪，

把派工作组一事指为镇压群众，这就使全国各级党的主要负责人都连带被置于跟随刘少

奇，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而受冲击的地位。党的统治也几至于彻底崩溃。毛泽东后

来对干部受冲击美其名是使党的干部受到锻炼，打掉官僚主义，但其后果之严重，恐远

非毛所预计的。

陈伯达、江青、王力到广播学院。陈在讲话中提出撤销工作组；肯定“一切权力归

革命委员会”的口号是革命的口号；“党(组织)不能领导文化大革命运动，说明党的组织

有缺点或错误，或是修正主义篡夺了党的领导。”会上有人递条子，“诽谤”江青。陈当

面对江青大加吹捧，以资反驳。江青讲话：“我要来放火！”

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

7月 25 日

在 24、25日两天中，毛泽东连续找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会的各大区第一书记谈

话。说 “不要搞工作组。” “过去《人民日报》不在我们手里，中宣部不在我们手里，

文化部不在我们手里，北京市委不在我们手里。”“现在搞文化革命斗争，一斗二改。斗

什么？斗争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又说：“主要是要改变派工作组的政策。

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搞革命。”工作组一不会斗，二不会改，起坏作用，阻碍

运动。”25日，中央会议继续举行，参加者增加了前来参加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各中央

局书记。毛提出撤销工作组，说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应统统驱逐之”，“不要

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闹革命”。

《人民日报》等主要报刊发表了毛泽东 7月 16日在长江游泳的报导和照片，吹嘘毛

泽东身体非常非常健康，以让人们为他的重返一线作心理上的准备。当时 的毛泽东年 73

岁。

陶鲁笳被任为新市委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

88

李雪峰在新市委会议上传达了毛关于撤工作组的指示。陶鲁笳要求，在大学工作组

撤走前必须作好(1)成立临时文革筹委会，(2)成立临时院党委，(3)成立临时校务委员会。

为实行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路线作了组织准备。清华大学的临时筹委会，几乎全是高干

子弟。

晚，陈伯达、康生、江青与中央文革小组其它成员第三次来到北京大学。江青冒雨

亲自主持在东操场召开的万人辩论大会，对工作组前一阶段以“反干扰”为名推行的镇

压群众的错误进行揭发批判。江青声言：“革命的跟我们一起走，不革命的走出去”，“同

志们要我们什么时候来，我们就什么时候来。如果同志们认为有必要让毛主席来，毛主

席也可以来”。康生在会上强调“毛主席一个工作组也没派”。

教育部发出《关于印刷与发行小学讲授毛主席语录本的通知》。

教育部长何伟根据陶铸指示，从 7 月份开始，集中人员，制定教改方案，于今日提

出一个《教学改革的方案》。刘少奇、陶铸亲自听取了何伟的汇报。

7 月 26 日

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毛泽东在接见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时，再

一次指出，全国百分之九十五的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并下令撤销工作组。

当晚，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等中央文革成员四下北大，召开了第二

次万人辩论大会。二十多名就读北大的高干子弟联合发言，为工作组唱颂歌。江青在会

上作了长篇发言，并抖露家庭矛盾，控诉张承先如何重用张邵华(毛岸青的妻子)，控拆

历史系的党员教师郝斌，如何迫害她的女儿李讷，声泪俱下。最后，陈伯达说：“我们建

议撤销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这是一个阻碍同学们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工作组，是障碍

物……要撤掉这个障碍物”，“自己起来革命”。毛泽东亲自听北大辩论会的录音，对大会

表示支持。北大的造反派星夜奔赴各兄弟院校，宣传毛的最新指示，学校、机关纷纷到

北大串连，反工作组的浪潮汹涌澎湃。

康生接见八个高等学校的学生，申明中央文革确已提出(1)撤销工作组；(2)各校组

织文革小组，由革命师生自己教育自己。

《人民日报》就毛泽东游长江发表社论《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

7月 27 日—30日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预备会议在北京召开。由陈伯达主持所写之会议公报初稿送审

名单中，在毛泽东之后即为林彪，已无刘少奇之名。初稿中原引刘少奇 7月 17日《告全

国同胞书》中的一段话也被删去。

7月 27 日

刘少奇找康生单独谈话。当康生谈到蒯大富是革命的时候，刘说，不是。你们说是

镇压，是不对的。不是镇压。康生反驳说：不是镇压是什么？世界上哪有这样的辩论？

把人家关起来，把团籍搞掉了，这叫辩论？刘坚持：在辩论的时候，这样做也是有的。

[按] 以阴谋迫害为本行的康生，对斗争蒯大富竟然有恻隐之心了。在这一点上，刘

少奇作为共产党员倒是诚实的，但不知道当这种“ 辩论” 落到他自己身上时，他也能替

被自己整过的人想想吗？

89

陈伯达再次派人去清华，看望蒯大富，支持康生。

晚，陈伯达、康生、江青、李雪峰等全体中央文革成员至北京师范大学，主持召开

批判工作组组长孙友渔大会。江青宣布，他们受毛主席的委托来问候师生们，她号召大

家“甩掉保姆，踢开绊脚石，自己解放自己，彻底闹革命”。陈伯达在会上说：“党的领

导是毛泽东思想的领导。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是有些党组织瘫痪了吗？有些党员不是领导

不了吗？一切党组织、一切党员要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按毛泽东思想接受考验”。康生在

会上提出：在今年二月底、三月初，彭真他们策划政变，策划把无产阶级专政推翻，变

成他们的资产阶级专政。他们的计划之一是把北京大学、人民大学每一个学校驻上一营

部队。这个事情是千真万确的。会后中央文革在康生讲话稿中又加上了“贺龙私自调动

军队，搞‘二月兵变’，在北京郊区修了碉堡”等。同时又把彭真曾说的“所有学生都下

乡搞半工半读”，“帐蓬已经安排去做”与兵变联系起来。

[按] 6月 20 日中国人民大学三学生贴出大字报《郭影秋你是什么人？》副标题为《质

问郭影秋，彭真黑帮要到人民大学驻兵到底是怎么回事？》康生根据这张大字报，肯定

“ 二月兵变明明是有的”。并把它栽在贺龙身上。关于北京卫戍区在人民大学、北京师范

大学找房一事，北京卫戍区为澄清事实，当时曾写了一份报告，内容如下 ：“ 中央军委

于一九六六年二月四日指示北京军区，为加强地方武装，决定北京市组建一个团，该团

归卫戍区建制，平时负责训练民兵，战时作为扩编地方武装的基础。三月二日，北京军

区下达命令，由 63 军 188 师负责组建任务。新组建的这个团，没有营房，由卫戍区出

面，向北京市人委交涉，请求支援。市人委答复：‘ 由你们找有空房的单位，找到以后，

市人委出面借用。’ 卫戍区的同志先后到大兴县、房山、丰台区，但都没找到合适的房子。

正在这时，海淀区人民武装部介绍，有些大专院校的学生下农村搞四清运动去了，有些

空房可用。于是找房的同志先后到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石油学院、农业大学等处联系。

当时，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表示愿意拨出部分空房借部队暂用。但是，卫戍区政委刘认

为部队住学校不妥，决定不借。由南苑的一个教导队挤出一部分营房给新组建的部队，

不够住，就搭帐篷，或住靶场的靶壕。三月三十一日，新组建的团，搬住南苑。” (《十

年浩劫》第 75 页)然据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 事实是 1966 年 2 月，根据中

央军委指示，北京军区从外地调一个团加强北京卫戌区。” (第 127 页注一)说法明显不同，

90

当是一种分析。此事由康生、江青等构陷成为打倒贺龙的重要“ 罪状”。但毛泽东当时担

心政变，确已做了足够的应对准备。林彪在“ 政变经” 中就谈了这些。1967 年 2 月 3 日，

毛在接见外宾时，说：当着公开发表北京市委改组的时候，我们增加了两个卫戍师……

所以，你们才能到处走，我们也才能到处走。(《晚年毛泽东》第 37 页)康生、江青等正

就是利用毛泽东的心虚情态来作文章，加害于他们的政敌的。

同日，江青在海淀区召开的中学学生代表大会上当场宣布撤销海淀区中学工作队队

长周杰的职务。

清华附中部分学生发表《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陶铸对刘少奇说：“要考虑工作组怎么撤法”，“是否留个把人”。“高中撤，初中不

撤”。晚上，陶又对刘说：“看来要变，变了再说。主席批示北京市的文件(撤大专院校工

作组)时没讲中学，但主席是倾向于高中、初三不派工作组”。陶最后说：“看来挡不住了”。

7月 28 日

北京市委发布《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文件中注明这一决定“也适

用于中等学校”。这个文件是由中央文革起草，并经毛泽东修改的。工作组成员集中整训，

听取师生的批判、揭发。“在工作组撤销之后，大专学校的文化大革命由全校师生员工分

别选举，成立各级文化革命的群众组织，负责领导”。事实上，许多工作组在撤走前，皆

匆忙指定或内定人选，成立文革筹委会。因此，保与反工作组的两派群众矛盾继续发展。

抨击李雪峰的大字报大量出现。

陶铸计划把原来组织的工作队作为观察员，继续派往中南、华东和西南，不果。于

是把人员分成三路，一路留中宣部搞运动；一路充当“联络员”；一路到湖南去筹备“政

治学校”，以作为中宣部所属各单位“黑帮分子”的收容所。

康生接见北京高校部分学生时说：怕乱就是怕群众，怕群众就是怕革命。工作组的

一大特点就是怕乱。现在有人假借中央名义，都说是毛主席派来的工作队，没有那么回

事。毛主席连晓都不晓得。根本没有什么八条指示。

清华附中红卫兵将他们写的一论、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两篇大字报，

托江青转呈毛泽东。

江青在群众集会中公开煽动打人，说：“我们不提倡打人，但打人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嘛！”又说：“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是误会，不打不

相识。”

戚本禹同地质学院附中、育英中学学生谈话 ：“康老在北大说过，毛主席没派一个

工作组，工作组是北京新市委派来的，并不是毛主席派来的。所以他们自己不应该说是

毛主席派来的。有的工作组说他们是党中央、毛主席派来的，谁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党

中央，反对毛主席，这是错误的。我们不要相信。”

7月 29 日

毛泽东派周恩来过问文化大革命情况。

91

[按] 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对周恩来的打算与态度是一个很微妙的问题。姚文元文

章的炮制，事先对周同样是保密封锁的。彭真、陆定一长期拒不在北京的中央报刊上转

载姚文，1965 年 11 月 28 日周恩来始受毛之命，进行干预，责令在翌日即行转载。《人

民日报》转载时所加按语最后一段征引毛泽东的一段话，就是周加上去的，其中意味深

长的是与按语的上文不同，加进了“ 对那些有毒素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也可以用辩

论这一方式进行斗争一段。表明周已灵敏的感觉到对吴晗的批判，并非学术争论可以了

事。65 年岁末，彭真在批吴晗问题上与毛发生公开的顶撞。毛急电林彪与周在 66 年元

旦到上海相见(《中国在这里沉思》第 314 页)。他们商量的内容不得而知，但与批吴有

关，似可肯定。然 66 年春间，周似乎并未介入。2 月 5 日刘少奇主持政治局常委会议，

讨论由彭真领导的五人小组《汇报提纲》，周实曾参加，却也没有资料表明他对此持过异

议。3 月 31 日，始载康生向周恩来、彭真详细传达毛在 28 日对彭真、陆定一的严厉批

评。4 月 2 日，周报告毛，对毛的意见表示拥护，指出《汇报提纲》是错误的，准备召

开书记处会议进行讨论(时刘少奇出国访问)。此后的近三个月间，周 4 月 26 日至 5 月 11

日陪同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在东北参观。回京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已于 5 月 4 日召开，以后

一度(6.10—30)出国访问，在国内期间似亦未曾过问、或是有意回避正在兴起的文化革命。

聂元梓大字报的公开发表，周只在电台临播出前一小时，始由康生电话通知，就是证明。

迨 7 月 29 日，毛始公开委托周恩来过问文化大革命情况，周才开始卷入旋流。文革中，

想打倒周的潮流时隐时显，周直到临终前始终处在被揪的威胁中。毛想最终搞掉周，则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只是文化革命愈发展，毛已愈失人心。政府大厦，一木独支，

非周莫能任此。故毛亦无可奈何说：“ 这棵大树不能倒” 也。有关毛、周之间的矛盾纠葛，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一书面世后，真像终可大白，可参考。

92

人民大会堂召开“北京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林彪、周

恩来等出席了会议。周恩来亲自派人送蒯大富去参加大会。周恩来讲话说：“第一点，我

们做领导工作的同志(不论在中央，在地方，还是在政府里)，对形势估计有错误，有时

对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估计不足；第二点，是因为对解决问题的认

识上的错误，最直接的例子就是北京。”“就是怕乱”，“因为青年人批评起来，辩论和斗

争的界线就很难定”。“总之，这是一个新的事物，新的运动，我们过去都不熟悉，特别

是我们年老的人更不熟悉，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李雪峰在会上宣读了关于北京市

委撤销工作组的决定。并宣布郭影秋、张承先、孙友渔、周杰撤职。刘少奇、邓小平在

会上就派工作组作了检查。

在大会结束时，毛泽东亲自莅场，以示对大会的支持和重视。会场上欢呼：毛主席

万岁！万岁！热烈异常。周恩来站在一张椅子上，指挥学生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先当群众的学生，后当群众的先生》。

北京航空学院附属中学学生中的干部子女贴出一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

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宣扬血统论。并将对联称作“鬼见愁”。对联一出现，就引

起了激烈的争辩，血统论观点迅即流传全国，许多学校先后出现“红五类”(工人，贫、

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学生歧视、侮辱、斗争“黑五类”(地、富、反、坏、右)

学生的事件。

北京大学文革筹委会成立。

7月 30 日

晚，中国科学院和国家科委在人大会堂举行万人辩论大会，陈伯达、康生、江青出

席大会并讲话。江青说：“我受毛主席的委托问你们好！(会众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

席叫我们做同志们的小学生来了，来听听同志们不同的意见来了。我马列主义的书读得

不多，毛主席的书也学得不够好。但是我学懂了的一点，就努力去做。”(鼓掌)“我们是

一个大国，要坚决反对大国沙文主义。但是我们又是一个弱国，一百多年来做殖民地，

自卑心理是很严重的。说什么中国人是‘东亚病夫’、‘低能儿’，这种观点要坚决反对。”

陈伯达讲话，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科学界来说，主要是破除迷信。同时还指名批

判尹达立场嗳昧、活动不正派。可以批判。

8月 1 日至 12日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到会中委、候补中委 141 人。各省市负责人、中

央文革成员、中央有关部委、北京高校师生代表 47人列席了会议。会议由毛泽东主持。

邓小平宣布：会议的主要议程是：一、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二、讨论

和批准十中全会以来中央在国内、国际问题上的重大决策和措施；三、通过和发表公报；

四、补行人事变动的法律手续，即追认中央政治局关于撤销彭、罗、陆、杨中央书记处

和政府中的职务，决定陶铸为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叶剑英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小平、

刘少奇、陈伯达先后在会上讲话。刘少奇主要讲了两点：一是派工作组的问题，他叙述

了陈伯达提出意见及多数人不同意陈的意见的经过，并说：“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北京的

情况，一星期向主席汇报一次。这一段我在北京文化革命中有错误，特别是工作组问题

上出了问题，责任主要由我负。”二是简要地叙述了十中全会以来，中央在国内、国际问

题上的重大措施。毛泽东插话，严厉指责了派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陈伯达主要

讲了两点：一是工作组做了坏事；二是指责有些人官做大了，脱离群众。

这次会议原定 7 月 21日在北京召开。7 月 17日，毛泽东从上海电告邓小平：他将回

京主持会议，在他回来之前，会议绝不能召开。故迟至 7月 24日才由中央发出召开的通

93

知，传闻会前彭真等在积极拉拢一些中央委员，与毛对抗。毛推迟会期，明显的也是赢

得时间，组织支持者的队伍。

[按]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谓“ 八届十一中全会是仓促召开的。1966 年 7 月 24

日才发出召开全会的通知”，“ 从 27 日开始，开了几天预备会，主要内容是传达毛泽东 7

月 24、25 日的讲话”。(第 50 页)通知之仓促正说明会议召开有临时变故。

毛泽东就由江青转致的两张大字报写信给清华附中的红卫兵。这封信作为文件发给

了十一中全会出席人。 毛泽东的这封信立即为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所公布。一个史无前例

的疯狂的红卫兵运动从此开始进入高潮。

经毛泽东审定，《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纪

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九周年》，摘要公布了毛泽东 1966年 5月 7日写给林彪的信，

即《五·七指示》，文中声称要使全国都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亦即共产主义的大学

校。

抗大校史展览在军事博物馆正式展出。抗大被认为是完全贯彻执行毛泽东教育路线，

最全面生动体现毛泽东教育思想的无产阶级革命化学校。

晚，北京航空学院附属中学的学生把《鬼见愁》(1966年 8月 1 日)对联贴到北京大

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等院校，引起激烈辩论，往往持续到午夜以后。接着，

一些院校，如清华、北大等掀起成立“贫协”(工农革干子弟协会)的风潮。

8月 2 日

周恩来在十一中全会上讲话：

对工作组的问题，留在北京中央工作的我们几个人都要负责，要替北京市负起更多责任来。

主席一号说百分之九十的工作组都犯了方向性的错误，而我们直到主席回来，汇报的时候，还

主张工作组不撤。投身到战斗中免不了犯大错误，我就犯过大错误，现在过问这个事情一定也

要犯错误。要作这个精神准备，犯错误就改。要能够听不同的意见，多方面的意见来比较，如

果自己想得不对，请教于群众，请教于主席，请教于中央。大家来想，总会作得好些。

中央任命陶铸兼文革顾问。

邓小平、陶铸、吴德出席人民大学关于郭影秋的辩论大会。邓小平讲话，说：“二月

兵变，根据调查，没有这么一回事”。

张春桥、关锋、姚文元接见前来中央文革访问的学生代表，回答所提出的十个问题。

关锋说：“红卫兵这个组织是完全合法的”。

凌晨，陈伯达接见对联辩论双方的代表，指出对联“不全面”，建议改为“父母革命

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理应如此”。对联的支持者不服。下午，北航附中组织近千人

到清华大学游行，高呼对联，导致清华园内的一场辩论。

北京建筑工程学院二百多名革命造反派于 8月 1日串连成立了“八一战斗团”。8月

2日上午，“多数派”一千一百多人在工作组和校党委的幕后操纵下，一哄而起，另成立

“革命团”，两相对抗。建院是北京市高校中最早形成两个组织对立局面的学校。

高教部与教育部合并，何伟任部长，从广东调来的张云任第一副部长。

94

8月 2、3日

在 2日下午、3 日下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大会上，一些人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在发言

中就工作组问题勉强作了自我批评，更多的人仍表示对撤工作组想不通。

刘少奇要北京新市委给他选择一个“不大不小，不远不近，问题复杂”的学校去“蹲

点”，“试验开小会来解决矛盾”。8月 2、3日，他与刘澜涛等至北京建筑工程学院蹲点，

直到 8月 12日，在多次谈话中都提到“引蛇出洞”。

8月 3 日

3、4两天，毛泽东对工作组连续尖锐地进行指责，说“讲客气一点是方向性错误，

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牛鬼蛇神，在座就有”。

刘少奇对各大区负责人和中央一些部委说，对文化大革命“仍然很不理解，很不认

真，很不得力”。

王任重把清华附中红卫兵召到钓鱼台，让他们看了毛泽东的信。红卫兵运动直接受

到毛泽东的支持，愈益疯狂恣肆而无所控制。

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等被揪斗。

8 月 4 日

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会议议程临时改变，原定下午召开大会改开小组会，而由毛主持

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讲话 ，指责“有人越蹲（点）越站在资

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当刘少奇说到我在北京，要负主要责任时，毛说：你在北京

专政嘛，专得好！当毛泽东恶狠狠的说：我看垮台好，不垮台不得了时，刘忍无可忍，

回顶说：不怕下台，有五不怕。当叶剑英说到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什么牛鬼蛇神时，

毛泽东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毛泽东要求各组传达、讨论他的讲话。然在 4 至 6

日的讨论中，没有热烈拥护的表态。

朱德、康生、江青出席了北京大学批判张承先、张德华工作组的万人大会。江青讲

话中责令张承先交待是谁派你来北大的，你必须交出后台。康生在讲话中说：“彭真是不

是要搞政变？”“彭真是修正主义者、反革命分子。”“他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是搞政变的人物。”

周恩来、陈伯达等出席在清华大学召开的工作组问题现场会议，对叶林工作组进行

了批判，为蒯大富公开平反。同时指出：在学校中成立工人贫下中农干部子弟协会不符

合我们在学校中的政策。

关锋致信北师大谭厚兰：“你们首先起来揭发黑帮分子程今吾，首先起来批评孙友渔

为首的工作组，这样一个革命的行动，任何人也是抹杀不了的。”“不要怕，要顶住。”

8 月 5 日

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交周恩来，在中南海张贴：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

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

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

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

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

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吗？

陈伯达紧跟毛贴出大字报：《拥护毛主席的大字报》。

95

姚文元也贴出了《永远跟毛主席前进》的大字报。

[按] 当晚，毛泽东对汪东兴、江青、张耀祠说：我的大字报是阳谋，是对派工作

组的阴谋，是对准“ 三和一少”、“ 三自一包” 总后台的阴谋。又有记载：毛泽东大字报

发表后，周恩来见了曾当面问毛，这是不是指他。毛答：不是对你，你的问题 56 年已解

决了。于此，亦见周当时惴惴的心情。

[附] 郭沫若在列席八届十一中全会时所作《水调歌头》词一首，标题为《读毛主席的第一张大

字报〈炮打司令部〉》。文如其人，录供欣赏。

一总分为二，司令部成双。

右者必须炮打，那怕是铜墙。

首要分清敌友，不许鱼龙混杂，长箭射天狼。

恶紫夺朱者，风雨起苍黄。

触灵魂，革思想，换武装。

光芒万丈，纲领堂堂十六章。

一斗二批三改，四海五湖小将，三八作风强。

保卫毛主席！心中红太阳。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发出文件宣布：“中央 1966 年 6 月 20 日批发北京大学

文化革命简报(第 9 号)是错误的，现在中央决定撤销这个文件。”

同日，毛泽东对《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作了如下批注：

“对一切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在这次文化大革

命中，广大革命师生及革命干部对于错误的领导，就广泛地进行过抵制。”这个批注，也

是全会散发的一个文件。

有刘少奇、邓小平的女儿等高干子女就读的师大女附中，在以宋彬彬（8 月 18 日在

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赐名“要武”，宋任穷之女）为首的红卫兵的皮鞭、木棍下，将学

校主要负责人、副校长卞仲耘活活打死。市委办公室和总理办公室要卞的亲属“正确对

待群众运动”。卞仲耘之死是 8 月杀戮的开始，恐怖活动到 8 月底前后达到高峰。“由最

高权力者鼓动，以未成年的学生为打手，残杀老师和居民，还被视为红卫兵的伟大功绩，

是二十世纪统治者所作的最为残忍和无耻的行为之一。”（王友琴：《文革受难者》）

8 月 6 日

晚，毛泽东令秘书徐业夫通知在大连养病的林彪即刻回京与会。林彪在吴法宪陪同

下，乘专机返京。

陶铸被迫撤销派往中南、华东等地去的工作队，但以变相的名目，仍派干部以联络

员身份驻广播局、《人民日报》、新华社及哲学社会科学部等单位。

在天桥剧场召开有康生、江青等出席的辩论《鬼见愁》对联大会上，一些中学生要

求江青表示意见，江青以毛的代表语气，问候到会者好，她重复了陈伯达的建议。然此

后，“红色血统论”思想在社会上大肆泛滥，成为红卫兵的主导思想。

96

[按] 当时斥所有出身于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等所谓剥削阶级的子弟为“ 狗崽子”，

与反、坏、右家庭出身的统称为“ 黑五类子女”。工人、贫、下中农、军人、革命干部子

弟则称为“ 红五类子女”。参加社会活动时必须先报本人阶级出身。虽周恩来亦率先如此

表演。街头餐馆门口也张贴“ 禁止黑五类子女入内” 的告示。“ 红五类子女” 自诩为“ 自

来红”，或称之为“ 根正苗红”，对黑五类子女任意凌辱。

8 月 7 日

总政治部拟一电报，内容三条：1．派往军事院校的工作组也要撤销；2．军事院校

的文化大革命在党委领导下进行；3．在必要的时候，上级还可以派人到军事院校去。林

彪同意，转毛泽东。毛泽东 8 月 7 日批示：“此件已阅，很好，同意发出。”总政治部即

于当天发出。

中共中央决定加速大量出版发行毛泽东著作，作为压倒一切的任务。文化部根据指

示召开了全国毛主席著作印制发行工作会议。《毛泽东选集》在会后两年印行了三千五百

万部。另有甲乙种选读本、单行本，更难计数。

8 月 8 日

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即《十六条》)。《十六条》是在毛泽东主持下拟定的。陈伯达、王力等人于七月初开始

了起草工作，改了二十几遍。其后毛泽东又委托陶铸、王任重、张平化加以修改。陶铸

等与周恩来商量，删去了“黑帮”、“黑线”等提法和若干内容，增加了一些限制性的规

定。全会于 8 月 8 日上午通过的是毛泽东 8 月 7 日审定的第 31 稿。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通过)

一、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

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

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

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说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

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论断是

完全正确的。

资产阶级虽然已经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

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

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

面貌。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

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

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二、主流和曲折

97

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一大批本来不出名

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有魄力、有智慧。他们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大鸣大放，大

揭露，大批判，坚决地向那些公开的、隐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举行了进攻。在这样大的革命运动中，

他们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

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沿着这个大方向继续前进。

文化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不可避免地会有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那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

道路的当权派，同时也来自旧的社会习惯势力。这种阻力目前还是相当大的，顽强的。但是，无产阶

级文化大革命毕竟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大量事实说明，只要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这种阻力就会

迅速被冲垮。

由于阻力比较大，斗争会有反复，甚至可能有多次的反复。这种反复，没有什么害处。它将使无

产阶级和其它劳动群众，特别是年青一代，得到锻炼，取得经验教训，懂得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不

平坦的。

三、“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

党的领导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将决定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命运。

目前党的各级组织，对文化革命运动的领导，存在着四种情况。

（一）能够站在运动的最前面，敢于放手发动群众。他们是“敢”字当头、无所畏惧的共产主义

战士，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他们提倡大字报，大辩论，鼓励群众揭露一切牛鬼蛇神，同时也鼓励群众

批评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种正确领导就是由于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由于毛泽东思想领先。

（二）有许多单位的负责人，对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因

而处于软弱无能的地位。他们是“怕”字当头，墨守旧的章法，不愿意打破常规，不求进取。对于群

众的革命新秩序，他们感到突然，以致领导落后于形势，落后于群众。

（三）有些单位的负责人，平时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他们更是“怕”字当头，怕群众起来抓住他

们的辫子。实际上，他们只要认真进行自我批评，接受群众批评，是会被党和群众谅解的。不这样做，

就会继续犯错误，以致成为群众运动的绊脚石。

（四）有些单位是被一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持着。这些当权派极端害怕群众

揭露他们，因而找各种借口压制群众运动。他们采用转移目标，颠倒黑白的手段，企图把运动引向邪

路。当他们感到非常孤立，真混不下去的时候，还进一步耍阴谋，放暗箭，造谣言，极力混淆革命和

反革命的界限，打击革命派。

党中央对各级党委的要求，就是要坚持正确领导，“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改变那种处于

软弱无能的状态，鼓励那些有错误而愿意改正的同志放下包袱，参加战斗，撤换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

的当权派，把那里的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

四、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

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毛主席经常告

诉我们，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

教育自己，去识别那些是对的，那些是错误的，那些做法是正确的，那些做法是不正确的。

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以便群众阐明正确的观点，批判错误的意

见，揭露一切牛鬼蛇神。这样，才能使广大群众在斗争中提高觉悟，增长才干，辨别是非，分清敌我。

五、坚决执行党的阶级路线

谁是我们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也是文化大革命的首要问题。

党的领导要善于发现左派，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坚决依靠革命的左派。这样，才能够在运动中，

98

彻底孤立最反动的右派，争取中间派，团结大多数，经过运动，最后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

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

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充分地揭露和批判他

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把他们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

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注意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同拥护党和社会主义、但也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或

写过一些不好文章不好作品的人，严格区别开来。注意把资产阶级的反动学阀、反动“权威”，同具

有一般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人，严格区别开来。

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必须严格分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不要把人民内部矛盾搞成

敌我矛盾，也不要把敌我矛盾当成人民内部矛盾。

人民群众中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现象，几种不同意见的争论，是不可免的，是必要的，是有

益的。群众会在正常的充分的辩论中，肯定正确，改正错误，逐步取得一致。

在辩论中，必须采取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对于持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也不准采

取任何压服的办法。要保护少数，因为有时真理在少数人手里。即使少数人的意见是错误的，也允许

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

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在辩论中，每个革命者都要善于独立思考，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革命的同志，

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不要在枝节问题上争论不休，以便加强团结。

七、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

有些学校、有些单位、有些工作组的负责人，对给他们贴大字报的群众，组织反击，甚至提出所

谓反对本单位或工作组领导人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等口号。他们这样

做，必然要打击到一些真正革命的积极分子。这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决不允许这样做。

有些有严重错误思想的人们，甚至有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利用群众运动中的某些缺点

和错误，散布流言蜚语，进行煽动，故意把一些群众打成“反革命”。要谨防扒手，及时揭穿他们耍

弄的这套把戏。

在运动中，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

法处理外，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和小学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为了防止转移斗争的主要目标，

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群众斗争群众，挑动学生斗争学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

的后期酌情处理。

八、干部问题

干部大致可分以下四种：

(一)好的。

(二)比较好的。

(三)有严重错误，但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四)少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在一般情况下，前两种人(好的，比较好的)是大多数。

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要充分揭露，要斗倒，斗垮，斗臭，肃清他们的影响，同时给以

出路，让他们重新做人。

九、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

99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开始涌现了许多新事物。在许多学校、许多单位，群众所创造的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等组织形式，就是一种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新事物。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是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

的新组织形式。它是我们党同群众密切联系的最好的桥梁。它是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

无产阶级同过去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遗留下来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斗争，需

要经历很长很长的时期。因此，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不应当是临时性

的组织，而应当是长期的常设的群众组织。它不但适用于学校、机关，也基本上适用于工矿企业、街

道、农村。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的产生，要象巴黎公社那样，

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候选名单，要由革命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来，再经过群众反复讨论后，进行选

举。

当选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可以由群众随时提出

批评，如果不称职，经过群众讨论，可以改选、撤换。

在学校中，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应该以革命学生为主体，同时，

要有一定数量的革命教师职工的代表参加。

十、教学改革

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

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

在各类学校中，必须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

合的方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

者。

学制要缩短。课程设置要精简。教材要彻底改革，有的首先删繁就简。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

也就是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的斗争。

十一、报刊上点名批判的问题

在进行文化革命群众运动的时候，必须把对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传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

东思想的传播，，同对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思想批判很好地结合起来。

要组织对那些有代表性的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批

判，其中包括对哲学、历史学、政治经济学、教育学、文艺作品、文艺理论、自然科学理论等战线上

的各种反动观点的批判。

在报刊上点名批判，应当经过同级党委讨论，有的要报上级党委批准。

十二、关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的政策

对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只要他们是爱国的，是积极工作的，是不反党反社会主

义的，是不里通外国的，在这次运动中，都应该继续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对于有贡献的科

学家和科学技术人员，应该加以保护。对他们的世界观和作风，可以帮助他们逐步改造。

十三、同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相结合的部署问题

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运动的重点。

文化大革命使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更加丰富、更加提高了。必须把两者结合起来进行。各地区、

各部门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部署。

在农村和城市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地方，如果原来的部署是合适的，又做得好，就不要

打乱它，继续按照原来的部署进行。但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提出的问题，应当在适当的

100

时机，交给群众讨论，以便进一步大兴无产阶级思想，大灭资产阶级思想。

有的地方，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中心，带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

清经济。这样做，如果那里党委认为合适，也是可以的。

十四、抓革命，促生产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

更省。只要充分发动群众，妥善安排，就能够保证文化革命和生产两不误，保证各项工作的高质量。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把文化大革命同发展生产对

立起来，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十五、部队

部队的文化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按照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指示进行。

十六、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指南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要在广大工

农兵、广大干部和广大知识分子中，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运动，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文化革命的

行动指南。

各级党委，在这样错综复杂的文化大革命中，更必须认真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别是要反复

学习毛主席有关文化革命和党的领导方法的著作，例如《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

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关于领

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党委会的工作方法》。

各级党委，要遵守毛主席历来的指示，贯彻执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先做学生，

后做先生。要努力避免片面性和局限性。要提倡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和烦琐哲学。

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将取得伟大的胜利。

晚，林彪在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作了长篇讲话。他说：“这次文化大革命的最高

司令是毛主席”，“毛主席又把局面扭转过来了，不然，文化大革命运动就会夭折、中断，

资产阶级就会占优势，我们就要打败仗。”这篇讲话在全会上作了传达。

《人民日报》发表《孙冶方的理论》一文，批判孙主张把计划与统计放在价值规律

的基础上，是企图使社会主义经济蜕化为资本主义经济。

8 月 9 日

《十六条》在全国公开发表。各地群众敲锣击鼓，列队游行，进行“报喜”，以示拥

护。

清华造反派在 8·8 晚上成立了“八·八串连会”，反对 8 月 7 日文革临时筹委会斗

黑帮的决议。临时筹委会也随之成立“八·九串连会”双方尖锐对立。

上海工人造反派闻风向“走资派”发起了“猛烈进攻”。(上海进行四清的 40 万职工

的企业，在 7 月间就开展了“文化大革命”)。

王任重向北大、清华、北大附中、清华附中派出联络员。

8 月 10 日

晚 7 时 15 分，毛泽东亲自来到中共中央群众接待站，接见前来庆贺《十六条》发表

的群众。并指示：“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林彪两次接见军队高级干部，听取汇报，并就干部路线问题进行指示，强调“今后

101

我们的干部政策应该是，谁反对毛主席，就罢谁的官；谁反对突出政治，就罢谁的官，

不管他有天大的本事。”

刘少奇在中央全会上作检查。

《红旗》第 10 期在发布《十六条》的同时，发表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

性文件》。

8 月上旬

陶铸派雍文涛率领文办一批干部到北京市组织“文化革命委员会”，接替团中央的工

作队，继续控制北京市中学文化大革命。

8 月 11 日

叶群找总参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口授攻击诬陷刘少奇的材料，嘱其写成材料上报。

吴德代表新北京市委检查，承认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宣布在两三天内工作组全部

撤回。

八届十一中全会印发林彪“5·18”讲话。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掌握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武器》，指出：“对于错误路线，必

须坚决地抵制批判斗争，这样才能使正确路线得以贯彻执行，才能使文化大革命走向胜

利。”

北航揪斗了工作组长赵如璋。在以后的一段时期里，各院校造反派(少数派)揪住工作

组不放(虽已撤走)，而继工作组掌权的文革会(多数派)则秉承陶铸的指示，批斗黑帮(即彭

真、陆定一、周扬及其有关下属)。两派的冲突益剧。

8 月 12 日

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突然提出改组中央领导机构的意见，并且提出了中央政

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名单。下午召开的大会通过四项议案：一、通过了杨得志、

韦国清、罗贵波、张经武、谢觉哉、叶飞六名候补中央委员依次递补为中央委员。①二、

通过《关于撤销和补选书记处书记的决定》： (1)十一中全会批准 1966 年 5 月 23 日政治

局扩大会议关于停止彭真、陆定一、罗瑞卿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停止杨尚昆的中

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职务的决定。(2)从已揭发的大量事实证明，彭真、陆定一、罗瑞卿、

杨尚昆的错误性质是极端严重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因此，全会决定

撤销彭真、陆定一、罗瑞卿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撤销杨尚昆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

记的职务。(3)批准 1966 年 5 月 23 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调陶铸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

记，调叶剑英担任书记处书记的决定。三、选举：补选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六人：陶铸、

陈伯达、康生、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补选了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三人：李雪峰、

宋任穷、谢富治。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十一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

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补选了中央书记处书记

二人：谢富治、刘宁一。全会并未重选中央副主席，林彪却从此被称为党中央唯一的副

主席。②取消了中央一、二线的设置，把大权集中在毛泽东一人之手。林彪成了毛的“接

班人”。四、通过《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公报赞颂毛

“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发展了马列主义。并肯定了林彪提出的学习毛泽东著作

的“三十字方针”。(即“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

①

中共五中全会至十一中全会期间，中央委员林伯渠、陈赓、李克农、罗荣桓、柯庆施、刘亚楼六人病死。 ② 中共中央原设副主席四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但十一中全会以后，已不再提及。林彪在新选的政治局

常务委员中，名列毛之后，居第二，官方通常即以林副主席称之。

102

‘用’字上狠下功夫”)

毛泽东、林彪分别致闭幕词。

[按]《大动乱的年代》引毛泽东 1967 年 5 月与外宾谈话时说到：……我只好将我的

看法带到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去讨论。通过争论我才得到半数多一点的同意，当时是有很

多人仍然不通的。(第 61 页)毛泽东说“ 得到半数多一点的同意”，实际情况未必如此；“ 很

多人仍然不通” 则是符合事实的。而在另一方面，在群众中却掀起了对毛个人崇拜与对

运动盲从的新的狂热。在这种情况下，一场全国性的大动乱必然发生，是毫不奇怪的。

而在大批高干中，所谓“ 思想不通” 者，原因就是他们自己就是这一所谓错误路线的自

觉与忠实推行者，他们事实上是追随刘少奇。在会上举手通过，不过是在封建家长专制

制度强逼下的应付，他们对此不解，心也不服。因此，对毛来说，这些人已成了自觉或

不自觉的异己分子。对这么大一批干部用行政手段来罢官显然不可能，毛于是自鸣得意

地诉诸他的广大的热忱崇拜者，放手让群众去造他们的反，用毛的话说是接受群众的教

育。这种人皆以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名，被造反者批斗。毛泽东为了诬陷刘少奇

以罪名，炮制了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一罪状，却因此犯下了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

大错误，把几乎所有各级领导人员都陷入于这条路线之中，成了刘、邓的保皇派，从实

际利益上，从情感上与刘、邓站在一边。

北京新市委成立文化大革命办公室，领导全市运动。任办公室主任的杜万荣即原北

京工业大学工作组组长。

同日，第一批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四卷本首先在北京几所著名大学发行。北京大

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航空学院、清华大学等院校师生，召开了隆重的迎宝书大会，

每人免费得到一套《毛泽东选集》四卷本。

北京工业大学三系三年级学生谭力夫等贴出《从对联谈起》的大字报，认为在必须

坚持阶级路线的前提下，《鬼见愁》对联立论亦有偏颇，故建议将陈伯达的“老子革命儿

接班，老子反动儿背叛——应该如此”的对联作补充。认为前一副对联说明了过去，是

有成份论，后一副对联指明了未来，不唯成份论，两副对联加在一起就比较全面了。他

提出要把对联思想当作“全面的”、“策略的”党的阶级路线来推行。北京铁道学院立即

转抄了这张大字报。

103

8 月 12 日—21 日

应朱德委员长邀请，巴基斯坦议会代表团访华。

8 月 13 至 17 日

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刘少奇已不允许参加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是解决多数领导干

部思想不通的问题。毛泽东找了一些人，打通思想。林彪在会议的第一天作了关于文化

革命问题与干部问题的讲话。他说“用无产阶级思想代替孔孟之道，代替资产阶级思想，

代替一切旧思想。只有这样，才能防止反革命复辟，防止反革命颠覆。” “把毛泽东思

想这一个伟大的精神力量转化为物质力量，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胜利的根本保证。”他

说思想革命“必须要有一个大运动，才能把资产阶级的威风打倒，才能树立无产阶级的

思想权威，树立毛泽东思想的权威。”“这次文化大革命触及每个人的灵魂，党政军、工

农商学兵，三里五界都是我们斗争的领域”，要 “敢字当头”，“大闹几个月，弄得人们

睡不着觉”。对于干部，“要罢一批人的官，升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组织上要有

个全面的调整。”他提出 “以主席为轴心，我们做磨盘，一切按主席指示办事，不能有

另外做法，不能有两个方针，两个司令部，不能以想当然代替主席的想法，不能唱对台

戏，要一元化，紧跟主席。”对毛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毛泽东

在 8 月 16 日对林的讲话作了批示：“赞成”，印发全党。

政治局常委、副总理李富春在工人体育馆召开的革命师生大会上宣布改组共产主义

青年团中央领导机关，成立临时书记处负责工作。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学习十六条，熟悉十六条，运用十六条》。

北京地质学院邹家尤工作组撤走，院文革组织欢送，与反工作组组织发生冲突。清

华等校工作组亦相继撤出。

8 月 14 日

雷英夫写成攻击诬陷刘少奇的材料后，亲送林彪家。林嘱雷改作以个人给林彪及毛

主席写信的形式呈交。雷如教办理。林立即将材料批送江青，“酌转”毛泽东。

中共中央将八届十一中全会选举结果的通知发至县团级干部，刘少奇在党内由第二

号人物降至排名第八；林彪上升第二，陶铸上升第四。

中共中央通知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四日)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补选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

选举了政治局的常务委员会，补选了书记处书记。现将上述选举结果通知你们。此名单

传达到县团级，不向党外传达。

(一)补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六人：

陶铸 陈伯达 康生 徐向前 聂荣臻 叶剑英

(二)补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三人：

李雪峰 宋任穷 谢富治

(三)选举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十一人：

毛泽东 林彪 周恩来 陶铸 陈伯达 邓小平 康生 刘少奇 朱德 李富春

陈云

(四)补选中央书记处书记二人：

谢富治 刘宁一

《人民日报》在第一版上用套红大字标题刊登了《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

104

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

邓小平、陶铸指责人民大学师生“已两个月了，斗黑帮还未开始，没人理他，自己

内部争论不休，搞的很紧张”，命令马上斗黑帮。并说保郭(影秋)派有阶级感情。

《毛主席语录》即所谓小红宝书开始公开发行。(前此在部队中已流行二年)至 1968

年间，共发行了七亿四千多册，人手数本，泛滥成灾。

8 月 15 日

李富春在共青团中央机关全体人员大会上宣布，团中央书记胡耀邦、胡克实、胡启

立、王伟积极派出工作组，阻遏群众革命造反，犯了错误，中央决定令其停职反省。成

立临时团中央书记处，由路金栋、王道义负责，筹备召开团中央全会。

中宣部按照陶铸的指示，选出文革委员会，旋即恢复了党的基层组织。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海航行靠舵手》指出：几十年来，在中国革命的重要关

头，都是因为有毛泽东这样天才的舵手掌舵，有毛的思想作指南，才能“拨开迷雾，端

正航向”，“绕过无数的险滩和暗礁”，“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轨道，胜利前进”。

新北京市委限令各校在短期内成立文革筹委会，马上开始斗黑帮，“不要因批判工作

组，转移斗争大方向。”

在北京航空学院原工作组组长赵如璋的检查会上，支持工作组的文革会组织师生进

行游行，邻近院校亦组织人员前来参加。北航红卫兵(多数派)又向国务院告状，想一举摧

毁反工作组的少数派。

北大师生在工人体育馆召开十万人大会，批判陆平、彭珮云。

北京二中红卫兵倡议改苏联大使馆所在的扬威路为反修路。嗣后改名之风大行，许

多街道、公共场所、商店、甚至个人都改为含有政治意义的新名，如“卫东”、“卫彪”、

“永红’’之类。

8 月 16 日

天津各院校师生大批来京进行革命串连。陈伯达在工人体育场召开的“外地来京学

生群众大会”上，作了《在大风大浪里成长》的报告，实际上是号召进行“大串连”的

动员令。当晚，毛泽东决定 18 日接见来京的红卫兵以示支持。早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开会

中，汪东兴在华东组会议上就提到，当时每天都有上千学生、上百批来中南海接待站，

其中一些是外地的。外地学生涌向北京的形势已初见苗头。本月中，外地学生大批进京，

北京学生亦小批流向外地，进行点火。8 月 17 日，王任重就曾批评北大学生到天津去点

火。

陶铸在中宣部文革常委第一次会议上说：常委等于党委。并说张子意的问题：“四类

当三类处理”。

陈毅在接见外语学院等三校代表时说：“对工作组要一分为二”，“……工作组是我

派的，张彦(中央外办副主任)工作组也是我派的，工作组的错误由我来承担。”“我的后台

是谁？当然是毛主席了，各人有各人的帐，我有我的帐，不要用大帽子压人，压也是压

不住的。说刘新权(外交部副部长)是黑帮，不对。说工作组是黑帮，不对。工作组有错误，

应检讨，工作组没有黑帮也不能那么说。”“我不能损害少数派、损害多数派，也不能损

害工作组。”

西安交通大学师生在省委门前静坐示威，抗议大批造反者被打致伤。当时各地保与

反的群众互斗成风，兰州发生围攻造反者事件，打伤数十人。

105

8 月 17 日

毛泽东为《新北大》校刊题写刊名，北大师生为此欢呼庆祝。8 月 23 日，《人民日报》

还为毛的题字发表社论。和其它院校两派开始形成势均力敌的情况相反，北大则由中央

文革一手扶植的聂元梓独揽校文革会领导大权。

周恩来与北京三十一中七一赤卫队员谈话。当时中学生中广泛发展红卫兵、红旗、

赤卫兵等组织，周恩来认为，以后会统一起来，我看赤卫队这个名字好。“我的出身不好。

我到清华去，当我要讲出身时(封建家庭)，出身好的同志不要我讲，说你要是讲了以后，

出身不好的就要向你学习。”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在游泳中学会游泳》，鼓励青年要经风雨，见世面，要在“毛

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下，勇敢地在波澜壮阔的文化革命的激流中战斗。”

北京地质学院革命造反组织“东方红公社”成立。

比利时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雅克·格里巴来华访问。

8 月 18 日

北京举行大规模的“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大会由陈伯达主持，毛泽东等在京领导

人参加。林彪、周恩来讲话。新华社详细报导了参加会议的领导人名单。其顺序是毛、

林、周之后，挨次为陶铸、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等。毛泽东异乎寻常地身着军

装，还接受了一名女红卫兵献上的红卫兵袖标。检阅红卫兵的游行队伍时，他高兴地对

林彪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

意义。”林彪、周恩来在大会上的讲话稿事先均经毛审阅。陈伯达在开会词中初次使用了

“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来颂扬毛泽东。林彪在讲话中又有“伟大的

统帅”之语。“四个伟大”从此成为提及毛时必加礼赞的四句颂词。林的讲话以“打倒”

与“大破”为主旨。在他们的煽动下，红卫兵组织在全国蜂起，破“四旧”的狂风席卷

神州。当师大女附中的女红卫兵向毛泽东献袖标时，毛问这位女红卫兵叫什么名字。她

回答说：叫宋彬彬。毛问：是“文质彬彬”的“彬”字吗？宋答：是。毛轻松地说：什

么“文质彬彬”，要武嘛！。这位女红卫兵从此改名为“宋要武”，全国武斗之风也从此更

肆无忌惮。

据伍修权回忆，当天在天安门城楼上，刘少奇说：“自己把聂元梓的大字报反复看了

几遍，实在看不出它的意义为什么比巴黎公社宣言还要重大。”

周恩来接见越南总理范文同，说：我们要保持晚节，就要紧跟毛主席不掉队，在文化

大革命中经受住考验。

老舍等大批作家在文联大院被红卫兵揪斗。

化工部召开大会，批判部长、党委书记高扬文，这是得到薄一波支持的。接着在 24、

25 日连续批判，撤除了高扬文部长职务、由原第一副部长梁膺庸代理部长职务。

陶铸在人民大学接见西安、兰州、吉林等地来京学生，听取他们反映地方党组织压制

学生造反事实，并表示支持。

周恩来指示关闭故宫，并派北京卫戍部队护守。

8 月 19 日

在毛泽东、林彪“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发扬“敢

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煽动下，从本日起，首先在北京发

起了一场规模空前的“破四旧”运动。红卫兵到处集会演说，张贴标语，并采取行动，

以建造“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革命化”的新世界为目标，大破“四旧”，形成一个真正

106

史无前例的“疯狂年代”。这些十几岁的天真幼稚的孩子，怀着虔诚的“阶级仇恨”，高

呼着当时最神圣的革命口号，践踏人权，草菅人命！他们骄横无知，肆意胡行，对所谓

“黑五类”家庭及其子女，野蛮殴打、凌辱，抄没、关押、甚至致人于非命，灾祸延及

到一切文物、古迹和宗教建筑、乃至具有所谓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文明印记的名词、对

象、生活方式与习俗。而对于什么是“封建的”或“资产阶级的”，则完全朦然无知，实

际上是一种任意与野蛮的歇斯底里发作。

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的著名文学、艺术家计有：老舍、叶以群、傅雷、马连

良、刘芝明、海默、蔡楚生、杨朔、孙维世、陈翔鹤、郑君里、赵树理、萧也牧、闻捷、

邵荃麟、侯金镜、巴人、魏金枝、周洁夫、焦菊隐、孟超、蒋牧良、李广田、刘澍德、

纳·赛音朝克图、马健翎、司马文森、罗广斌、韩北屏、运千里、何家槐、陈笑雨、黄谷

柳、满涛、丽尼、尚小云、言慧殊、李少春、叶盛兰、叶盛章、章泯、舒绣文、上官云

珠、应云卫、孟君谋、张成、李再雯、严风英、苏月民、顾月珍、筱爱琴、黎国荃、顾

圣婴、向隅、查阜西、蔡绍序、陆洪恩、毛依罕、琶杰、王老九、贺满生、张印泉、郑

景康、王尊三、王少堂、杨胜、郭均等。在 1988 年召开的第四届文代会上，大会所宣读

的《为被林彪、“四人帮“迫害逝世和身后遭受诬陷的作家、艺术家们致哀》中，列举已

故作家、艺术家近二百名。(《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第 15—16 页)

全国各地纷纷成立红卫兵组织。

中央组织部造反派点名批判组织部长安子文‚ “揭开了组织部阶级斗争的盖子。”

清华大学贴出《王光美是清华园第一号大扒手》和《三问王光美》的大字报。

赞比亚副总统鲁本·卡曼加率政府代表团访华。

长沙发生工人殴打学生事件。

8 月 20 日

陶铸在对外文委讲话，自己承认“官当大了，就不知道下面群众的疾苦，为既得利

益而奋斗，总之是怕把事情搞乱了，总是怕影响自己的利益”。又说革委会“应该是监督

领导的机关”。文化革命结束后，“就是监督机关的权力机关”。

《人民日报》头版以《亿万人民决心向一切剥削阶级思想发动总攻击》为题，报导

全国的红卫兵在狂潮煽动下闻风蠢动。

陶铸在人民大学接见外地来京的高校学生，听取了西北与西南地区造反派受镇压的

情况。

高级党校揪出校长林枫，给他带上纸帽、痰盂游街。

北京航空学院成立“红旗”战斗队。

北京工业大学学生谭力夫在学校辩论会上讲话，宣扬以“红色血统论”为中心的所

谓“谭力夫路线”，讲话稿在全国普遍流传，影响颇大。

[按] 红卫兵组织最先是在北京清华附中等中学生中所谓“ 根正苗红” 的学生中产生，

很快遍及于大学及机关。他们的出身严格限制于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和解放军，

即所谓“ 红五类”。他们在疯狂的对毛泽东个人迷信宣传下被煽动起来，以自己的出身阶

级纯正、具有从娘胎带来的阶级感情，对毛泽东和毛主义天生的忠诚而自诩自豪，把自

己封为责无旁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革命者。而革命的对象，除了他们自己也根本

107

搞不清的所谓“ 封、资、修” 外，他们唯一具体的对象，就是自己的老师和社会上所谓

“ 黑五类” (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份子、右派)人家及其子弟。一个时候，讲阶级

成份成了最大的时髦。所有人在公开讲话前都必须先报自己的阶级，虽周恩来亦不免。

“ 红五类” 这样做是出于炫耀性的自豪；而“ 黑五类” 之被迫这样做，则是胜利者有意

给他们的羞辱。“ 鬼见愁” 的对联，就是在这样一个气候下形成的。在这批红色阶级的宠

儿中，最活跃、最“ 革命” 的自数一部分天生贵胄的高干子弟。他们同早期揭竿而反工

作组、反党委的造反者是对立的。其后，他们的父兄多因系当权派而被揪，一夜之间又

沦落为“ 走资派” 或“ 黑帮” 子女。于是他们开始转而成为所谓“ 联动分子”，反对中央

文革。九大时，毛泽东对他们赐名为“ 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随着他们父兄的受冲击，他

们中的大多数命运也十分悲惨。

8 月 21 日

《红旗》第 11 期发表《在毛泽东思想的道路上胜利前进！》的社论，提出“任何人，

不管他的职位多高，资格多老，‘声望多大’，只要他是不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反对毛

泽东思想，就要对他的错误主张进行坚决的抵制，就要对他进行坚决的斗争，一直到罢

他的官，撤他的职。”

同期还重新刊载了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和 6 月 2 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

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毛泽东对其中一段作了重要修改：“对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派来说，

我们遵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我们无条件接受的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

导，对一切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其中“正确”

和“对一切”五字，是毛增添的。

在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影响下，全国城乡的所有党政、文化、企事业单位都

发生了贴大字报、集会揪斗领导干部的浪潮。

[按] 运动初开始，各单位领导，莫不恪守中共传统的镇压故技：谁对党委、支部提

出意见，反对某一措施，或对党委、支部领导成员表示反对，谁就是反党，也就是反革

命。群众中一些人也吸取 57 年反右斗争的经验，以率先和坚决对所谓反党分子的反党行

为进行反击作为自己原则鲜明、立场坚定，捞取政治利益的时机。当时全国各级领导对

刘、邓派工作组，都是奉命甚至是自觉或闻风效法，大力推行的。他们自认为这是天经

108

地义的事，同时，也完全合乎自己的既得利益。毛泽东为了打倒刘少奇，以派工作组一

事为大罪，不顾投鼠忌器的常识，这样，他一开始就犯了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大错，

用一个资产阶级路线的罪名，把广大的各级党政官僚，都推到了刘少奇一边。广大积极

分子，也因习惯性的紧跟本单位领导，而成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追随者。被煽动起来

的造反派群众，在有恃无恐的情况下，对这些不同程度上使用与刘邓同样的传统手法镇

压群众反抗的领导人，群起揪斗的浪潮，很自然地在全国蔓延开来。被揪斗者理所当然

的思想不通，心怀抵触，有的甚至公开僵持，不承认有错。他们因此便都成了刘少奇的

支持者与同情者，成为被诬指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同犯。尽管毛泽东为这种受冲击涂

上可以帮助克服官僚主义、增强反修防修的油彩。但是谁挨打谁痛，空话是平息不了怨

愤的。

林彪接见哈尔滨工业大学学生，谈他对他女儿林晓霖的态度。

[按] 林晓霖是林彪前妻张梅(陕北延川人)之女，张梅与林彪在苏联林养伤归国时离

异，晓霖在家中深受叶群的歧视与虐待。据黑雁男《十年浩劫》：陆定一妻严慰冰去看自

己的儿子，见到林晓霖恶劣的处境，“ 于是生了气，从 1960 年 3 月起，她几次写匿名信，

谴责叶群，有时干脆写明信片。为发泄义愤，在匿名信里，还点了叶群在延安时生活作

风方面的问题。”（第 10 卷）此案之暴露，亦颇富戏剧性。严慰冰至王府井 98 号出国人

员服务部购裙子，刚入门，无意中就碰了一下正在店里的叶群。两人因此拌嘴，“ 唇枪舌

战了几个回合，叶群竟口出恶言，骂开了。” 严气急之下，找总政告状。接见者是江西人，

口述又辅以笔谈。这份记录到了林彪处，被认出来笔迹与匿名信全同。严慰冰遂锒铛入

狱。

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发布《关于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

电台大肆宣扬北京红卫兵大破“四旧”的行动。全国各大报纸亦相继在头版显要位置

109

刊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洚水泛滥的消息。21 日出版的《红旗》第 11 期发表评论员文章

《向革命的青少年致敬》。

中国人民大学两派群众就郭影秋问题激烈辩论。多数派(保郭)串引郭四清工作中蹲点

的苏家坨农民六百余名前来，参加保郭。陶铸在辩论会上讲话：二月兵变这个事实不存

在。郭影秋不是黑帮。

8 月 22 日

中央同意公安部《关于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

周恩来在清华大学群众辩论大会上说：“派工作组的责任，新市委和在北京工作的中

央同志要负责。”“这是中央全会解决的问题，这个责任不能仅仅责备工作组，也不能仅

仅责备北京市委。”他赞扬清华的师生“革命精神正在一天天的增长”，“你们这样热情，

这样敢想敢干，这样誓死保卫我们毛泽东思想，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精神，使我很感

动。”周认为：听了叶林的检查，感到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是严重的。对叶林或不管工作

组的哪一个人，都可要他来就来，向群众检查，接受群众的批判。

清华大字“8·8 串连会”发展成为“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向日葵小组”贴出了《刘

少奇同志 7·29 讲话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大字报。

8 月 23 日

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要放手让它“乱几个月”。他说：

“主要问题是各地所谓乱的问题采取什么方针，我的意见，乱它几个月，坚决相信绝大多数

是好的，坏的是少数，没有省委也不要紧，还有地委、县委呢！

我看北京乱得不厉害，……北京太文明了，……他上街就上街，写大字报上街有什么要紧？

外国人照相就照相，无非是照我们的落后面，让帝国主义讲我们的坏话，有什么要紧。”

林彪在军委常委第 55 次会议上谈突出政治问题。

周恩来在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薄一波、余秋里、姚依林等所拟定的国务院八

个口(外交、文教、科学三口除外)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十条意见稿上批注：这十条意见同样

适用于外交、文教、科学三口，并批告陈伯达：“这件很好，我注了几条意见，如蒙同意，

请送主席、林彪同志核阅。并请主席批示，可否印发政治局、书记处、文革小组各同志。”

十条的主要精神是加强领导、注意保守国家机密，掌握政策等。

《人民日报》发表了新华社 22 日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浪潮席卷首都街道 “红

卫兵”猛烈冲击资产阶级的风俗习惯》一文。又发表社论《好得很！》和《工农兵要坚决

支持革命学生》。在后一篇社论中明确提出：“任何一个地区，任何一个单位的党组织，

都必须无条件地走群众路线，接受群众的监督和批评，决不允许以任何借口拒绝和压制

群众的批评，更绝对不允许把批评自己的群众打成‘反党’、‘反党中央’的‘反革命分

子’”。毛泽东充分利用群众，尤其是青少年的幼稚无知、狂热崇拜，来达到他的政治目

的。从此，各地的造反者更无所忌惮。

陶铸在中国医科大学讲话，提出除毛以外的一切人都可以怀疑，什么都“可以怀疑。

什么都不肯定，贴了标签、镀了金，很不好。”“怀疑一切是对的，在文化革命中都可以

怀疑……特别是领导，更要怀疑……领导的好，怀疑一下，以后还是好的。领导不好，

就要怀疑到底，就要把你撤掉、罢官……每个领导都要被怀疑、被审查、被考验。”“怀

疑一切”后来成为陶铸被打倒的一大罪状。

刘少奇对毛泽东的《我的一张大字报》表示“有保留”，说制定错误路线是无意的，

是认识问题，并一再声称自己没有“背后活动”。

110

北师大“井冈山战斗团”成立，与多数派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组织相对抗。

地质学院“东方红”组织一千多人步行到地质部，静坐绝食，坚决要求批斗曾在地

院任工作组长的副部长邹家尤。向邹家尤、何长工示威，学生坚持邹必须在第二天至地

院接受批判。这就是地院造反派“一进地质部，炮打何家店”。

北京体院红卫兵砸碎颐和园佛香阁释迦牟尼塑像。

红卫兵对民革、民盟、民进、民建、九三学社、致公党、台盟、工商联等八个民主

党派发出最后通牒，限七十二小时内自行解散。二十五日，民盟、民革均停止活动，解

散总部。

各驻外使馆皆纷纷成立造反组织。

8 月 24 日

《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语录：“造反有理”。新华社播发电讯，说：“红卫兵造反精

神振奋全国革命群众，各地革命小将向一切剥削阶级的‘四旧’发动总攻击。”为正在趋

于炽热的红卫兵运动继续煽风。

《人民日报》转载了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前后三篇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

万岁的文章。

著名作家老舍在北京德胜门豁口外的太平湖自杀。武汉大学校长、著名的马克思主

义哲学家李达，含冤离开人间。至若一般的屈死冤魂，实无从统计。

陈伯达在北大与同学座谈，对转抄毛的《一张大字报》提出批评，“就这样随便传，

不合适，不妥当。”对于串连，“我觉得交流经验是必要的。”对刘少奇，“最好不贴大字

报。”

李富春写信给徐冰，指责徐在统战部“运动一开始不是放手发动群众”，而是把贴大

字报的人打成“四小家族”，应马上改正并公开承认错误。“过去你是不听我的话的，现

在根据主席指示、十一中全会精神，再一次劝告你。”

陶铸接见中南地区赴京革命师生，支持他们炮轰省委、中南局。“党的领导就是毛主

席的领导、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关于串连，乘坐火车可以免费。

北京四十万红卫兵集会，在“打倒美帝，打倒苏修”口号声中，正式将苏使馆前的

扬威路改名反修路。

清华大学学生在中央文革的暗中支持下，针对工作组问题，又抛出一批矛头指向刘

少奇、王光美的大字报。顿时轰动校园，人流水泄不通。由刘涛(刘少奇之女)、贺鹏飞(贺

龙之子)等所控制的清华大学文革临时总部纠集十二个学校的红卫兵，抢占广播台，在校

内戒严，并将大字报照像，抄录记名，然后撕毁。再按记名闯入宿舍，捉拿“右派”。抄

家、殴打之事，屡有发生。一些群众组织被勒令解散。酿成所谓“8·24 事件。”

晚，北航红卫兵封锁大字报区，将揭批刘、邓等人的大字报揭走。北师大揭批刘少

奇的大字报全被覆盖。

地质学院“东方红兵团”与“斗批改兵团”就工作组问题连续两晚(24—25 日)举行大

辩论。何长工、邹家尤被迫到会，听取批判。

《人民日报》连续报导上海、天津等地红卫兵破“四旧”行动疯狂开展。

京郊十三陵之一的定陵出土文物被砸毁。在“打倒地主阶级头子万历！”的口号声中，

万历和他的两位皇后的枯骨被烧成了灰烬。

8 月 25 日

总参部分群众贴杨成武大字报，作战部部长王尚荣、副部长雷英夫签名。叶群认为

他们的后台是贺龙。林彪随后召集军委会，坚持将王、雷二人撤职。

111

林彪又利用空军中领导干部的分歧，支持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指贺龙为与吴矛盾一

方的空军副司令员刘震、成钧的后台，诬陷贺龙操纵本月中旬召开的空军党委十一次全

会，“把会议搞得乌烟瘴气。”他指示吴说：“贺龙要派人夺你的权，要警惕。”他下令把

一些曾是贺龙部属的空军干部抓起来，大搞逼、供、信。林彪还散布说：“贺龙到处插手，

总参、海军、空军、政治学院都插手了。”林又召见海军常务副司令员李作鹏，指示“要

注意贺龙。贺龙实际是罗瑞卿的后台。”吴法宪秉承林彪的旨意，向毛泽东写了报告，说

“在空军中有一条以贺龙为代表的反党黑线”，贺龙“要篡党夺权”。(薛明：《向党和人民报

告》载《历史在这里沉思》第 1 册)信中还说在 8 月中旬的空军党委会期间，参加全会的几个

同志，曾到贺龙那里去过几次，有人还送了茶叶，他们同贺老总很熟，贺老总这次对他

们特别热情，主动问及空军党委全会情况，说了一些和林副主席的看法是对立的话，而

有人还在会内会外大肆传播贺龙的话。(南枝：《叶群野史》第 30—31 页)

新华社发表《各地革命小将向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习俗旧习惯发动总攻

击》，继续报导全国红卫兵狂暴风潮。

周恩来把其所居之西花厅改名为向阳厅。

王任重在北大听取聂元梓工作汇报时，说：“在搞好本单位文化革命的情况下，可以

进行有组织的串连。

王任重、张平化接见中南学生，说长沙挑动工人殴打学生，必须追究。文化大革命

需要革命的串连，革命的支持。

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的学生在国防科委门口静坐，要求交出曾在北航担任

工作组长的国防科委局长赵如璋，历时 28 个昼夜。直到 9 月 23 日，国防科委始交出赵

如璋。在此期间，国防科委副主任罗舜初向林彪报告，说“赵的健康状况不好，如果交

给学生批斗，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又多次向林彪报告学生情况，请求指示，均得不到答

复。中央文革小组向毛泽东作了报告，毛指示要支持北航“红旗”的要求。

北京建工学院学生与琉璃河水泥厂工人共 200 余人包围建材部，揪斗部长赖际发。

北京三十一所中学的红卫兵代表在师大女附中集会，成立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

队(简称“西纠”)，发表宣言。随后，东城分队、海淀分队相继成立，许多学校也成立了

本校的纠察队。各地当权派也相继操纵组织纠察队，如“武汉红卫兵纠察队”、“东海前

线红卫兵纠察队”等，企图节制红卫兵某些过份行动，维护现领导与现秩序。

[按] 红卫兵纠察队自命为红卫兵的“ 宪兵” 特别部队，他们都是出身于高级干部贵

胄家庭、享有特权、而自命为高人 (包括一般红卫兵) 一等的“ 八旗” 子弟。他们对响应

毛泽东的号召，对黑五类及其子弟进行阶级斗争，对随心所欲视为封、资、修的所谓“ 旧

文化” 进行摧毁性破坏也是最积极的。但他们又是其父兄所把持的党政组织与现存秩序

的坚定拥护者。因此，他们一方面是运动中制造“ 红色恐怖” 的牛魔王，另一方面又是

维护现行统治秩序的哪咤三太子。他们的行动是完全符合共产党传统官僚统治，实际上

是代表刘、邓或稳健派即保守派势力的。因而受到周恩来、陶铸、王任重、廖承志等许

多老干部的支持。周恩来曾通过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副秘书长雍文涛对他们进行操纵

112

和指导，在经济、物资上大力予以支持。据上海三司所编《砸烂联动》一书所记，《首都

红卫兵纠察队手则》就是“ 周荣鑫手下要人李梦夫起草的”。

计三猛《一个红卫兵和他的元帅父亲》：“他 (陈晓鲁，陈毅的小儿子) 联络八中、四中、六中等

校的一部分红卫兵，发起并成立了当时第一个跨校联合性的红卫兵组织，命名为‘首都红卫兵西城区

纠察队’。”“深感不安的周恩来总理立即给予支持。他通过当时的国务院办公厅主任周荣鑫同志，为

纠察队提供了房屋、电话、交通工具和印刷条件，还包括御寒用的棉军大衣”。

《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纠察队成员主要出身于干部、军人家庭，而且大部分是高级干部子弟。

长期以来所形成的“自来红”思潮，使这些人觉得高人一头。“破四旧”立下的“功勋”，更使他们得

意忘形。中央文革又对他们表示了特别的赞赏，

一时间，“格斗勿论”、“格杀勿论”，道道通令成了他们参与“杀向社会”活动中最时髦的举动。

他们还在学校私办劳改所，私设刑堂，打杀无辜。

北京市六中是西城区纠察队员比较集中的一所学校。随着红卫兵运动的蒸蒸日上，恶性膨胀的“血

统论”残害着无数幼稚纯洁的心灵。

北京市一中的“监狱”也和六中“劳改所”差不多。他们成立了一个由三百余名同学组成的劳改

队，用中美合作所、西藏农奴主以及我国古代使用过的各种酷刑，来对付“出身不好”或与他们观点

不一致的人。(第 74—76 页)

[按] 《大动乱的年代》第 75—77 页上特别表彰了“ 老红卫兵” 与“ 西纠” 等组织

在抑制混乱方面所起的作用，认为它们的“ 历史功绩不可埋没。” 甚至把“ 纠察队” 捧为

反四人帮的先驱者。这对于任何对文化大革命中“ 红色恐怖” 记忆犹存的人都是不敢苟

同的。这种说法，只是为洗刷这批“ 衙内” 们双手所沾血腥的谎言。当年“ 西纠” 等组

织的高干子弟，正是今天根据遗传法则承掌党、政、军、商要津的大小衙内。

大连海运学院十五名学生，举着“大连——北京长征红卫队”的红旗，首作步行串连。

8 月下旬

公安部长谢富治在北京市公安局的一次会议上说：“过去规定的东西，不管是国家的，

还是公安机关的，不要受约束。”“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

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跟他们取得联系，和他们建立感

情，供给他们情况，把五类分子的情况介绍给他们。”

谢富治还在甘肃、陕西、湖北和北京等省、市公安局负责人座谈会上插话说：“打死

人的‘红卫兵’是否蹲监？我看，打死了就打死了，我们根本不管。……不能按常规办

事，不能按刑事案件去办。……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拘留起来，捕起来，你们就要犯错误。”

8 月 26 日

周恩来、吴德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对全市红卫兵代表宣布，在劳动人民文化宫设立全

113

市 50 余所大学、100 多所中学红卫兵、红旗、赤卫队等组织的联络站。各区亦设立分站，

并拨给交通工具。北京市则设联络办公室，派解放军主持。

下午，卫生部副部长傅连璋被揪斗，晚，被抄家。罪名是在“林副主席病危时，不

给药吃，陷害林副主席”。

[按] 卫生部副部长傅连璋，负责中央高级干部的保健工作。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毛

泽东曾有意任命林彪统帅志愿军出征，林以体弱有病推辞。毛曾在 1953 年指示傅连璋组

织专家为林彪全面进行身体会诊检查(萧华代表党中央参加)。会诊前，叶群暗示傅连璋，

为林彪开出有病证明。然结果发现其重要器官无严重器质病变，许多所谓症状与神经及

服用毒品有关。傅将结果如实上报。林彪对此怨恨刻骨，故借机报复打击。傅连璋在酷

刑下不胜折磨，写信给毛泽东：“ 我跟随你几十年，你是最了解我的。几十年来我有什么

错误，从来没有人给我谈过。现在突如其来说我是三反分子、反革命，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实在弄不清楚。就算我样样事都做错了，那么，1934 年你在雩都病危时，我挽救了你

的生命，总是对的吧！希望你现在也能救我一命。” 毛 9 月 3 日在傅的信上批示：“ 此人

非当权派，又无大罪，似应予以保护。” 然傅连璋终于被诬，连年折磨批斗，1968 年 3

月 14 日，锒铛入狱。3 月 29 日惨死狱中。

前北京市委领导干部 57 人，被秘密安置在反修堡，以避免群众揪斗。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吴传启等人到中宣部，给张平化、张际春贴大字报。

《人民日报》发表《横扫“四旧”的革命风暴席卷全国各城市》，继续报导横扫所谓

“四旧”的狂潮在全国广泛展开。红卫兵小将们砸文物、挖坟墓、毁古迹、焼古籍、焚

名著、抄没财物、强占私房、勒令解散民主党派、对“牛鬼蛇神”打骂、凌辱、抄家，

轰出城市，甚至妄杀无辜，致人非命。

[按] 据统计：1966 年 8 月中到 9 月底的 40 余天中，仅北京市被无辜打死的人达 1700

余，被抄家的 33600 余户，被赶出北京的黑五类 85000 余人。这当然只是一个极不完全

的数字。见诸小报上的“ 战果”：计搜出枪支 268 支、弹药 11056 发、凶器 19676 件、地

契和变天帐 41294 件、反动旗帜 1048 面、反动日记和诗文 6820 本(篇)、反动证章和证件

14398 件、反动军服 902 件、黄金 103131 两、白银 345212 两、现款 55459919 元、文物

114

玉器 613618 件。这些都是在非法搜抄中得来。全国城乡都相继罹此洗劫。对这些抄没的

家赀，包括一些家俱甚至生活必需品，均迫使写上“ 自愿上缴”，并勒令主人雇车送至指

定地点收缴。有的家还连遭不同组织的红卫兵轮番洗劫。这些被抄没的家财事实上根本

没有登记手续，因之，许多贵重物品多被抄家的人私自隐占，收贮人员亦擅自吞没、截

取，保存中又不断窃失、破坏，甚至公开象征性作价，在主管人员中拍卖。完全沦为一

笔糊涂帐。有的红卫兵得意洋洋地满手臂上带着一大串抄来的“ 封、资、修” 手表。在

毛泽东第二、三次接见红卫兵时，天安门等地都留下红卫兵失落的黄金饰物。一些珍贵

的文物，后来都成了康生、江青等人的私产。文革后期，虽有对抄家物资发还的规定，

实际上除一些有权势的“ 黑帮” 人家外，一般百姓，或无清单可凭，只能在一大堆被窃

取与破坏的残物中认领；即使有清单者，贵重的原件已早被吞没，而仅以象征性的价格

折偿，金银首饰则强制以国家牌价收购。这种在“ 革命” 的名义下糟践私人财产权的行

为，比任何明火执仗的强盗还厉害千百倍。一些本是生活清廉的知识分子家，仅有的藏

书也在抄没之列。甚至手稿也被收缴而散失。我的一位朋友，多年研究唐史，有志于撰

写《武则天传》，积稿垂成。被抄之日，红卫兵以“ 吹捧帝王将相，美化封建主阶级” 罪

名，责令他当众自己将稿子焚毁。他含着眼泪把它一张张烧化。多年后谈及，犹自老泪

纵横。

北京市宣布取缔圣玛利亚方济格修女会。28 日宣布驱逐令。

上海戏剧学院少数派学生串连复旦造反派 25 日与多数派进行大辩论，即所谓“8·25

事件”。本日，上海高校多数派举行声讨 8·25 事件大会，市长曹荻秋讲话，说这一事件

“掺杂着两类矛盾。”

8 月 27 日

“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即“第一司令部”)成立。江青等到会表示祝贺。

红卫兵战校(前清华附中)红卫兵发表《对目前形势的十点估计》。它基本上反映了党

内保守派的观点，标榜红五类子弟的革命特权与革命功绩；拥护李雪峯的新市委；维护

统治秩序；提出纠偏。

“西纠”发出第三号通令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无权随便戒严，“尤其不允许拦截

115

和检查首长的汽车！绝不允许以任何理由拦截军车！”“绝不允许任何人擅自查抄国家机

关、查抄国家负责干部的家！我们要保卫国家机密！保卫革命老首长的安全！”并规定：

“各商店现存的实用商品，若其商标不是反动的，不是黄色的，就可以继续出售，任何

人都不要进行阻止，不要让坏人乘机捣乱，破坏国家财产。”还特别指出：“严禁围追外

宾、归国观光的华侨和港澳同胞，必须保证他们的安全和正当活动。”

8 月 27 日—9 月 1 日

红卫兵在北京大兴县公安局配合下，大肆惨杀“四类分子”。

《文化大革命十年史》：谢富治讲话之后，以中学红卫兵为主体，在北京开始了以批斗“地、富、

反、坏、右”五类分子为名的打人浪潮。大兴县三百多名“四类分子”被杀害，便是其中最典型的例

证。八月二十六日，大兴县公安系统传达了谢富治的讲话，派出所的民警闻风而动。他们向红卫兵提

供了管辖区域内“四类分子”的情况，并以这些“四类分子”的“不法行为”激励红卫兵对他们的仇

恨。八月二十七日，红卫兵将个别所谓“表现不好”的“四类分子”拉出来斗打，把人打死后，红卫

兵还觉得没有捕捉到对手的“变天账”，于是义愤便转移到其它“四类分子”及有一般问题的人，以

及他们的家属身上。有的还拍电报、写信，催促在外工作的家属返回原籍，以便满门抄斩。从八月二

十七日至九月一日，大兴县十三个公社、四十八个大队，先后杀害“四类分子”及其家属三百二十五

人，最大的八十岁，最小的出生才三十八天，有二十二户人家被杀绝。若不是北京市委书记马力亲自

到县里制止这惨绝人寰的恶性事件，事态还会继续发展。(68 页)

8 月 28 日

公安部党组拟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公安机关和群众关系的四个问题》‚

呈报中央。中央在九月二日批示同意。

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碑上的自由神被砸毁。

[按] 中共对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向来贬之为“ 资产阶级革命”。尤其对蒋介石、国民

党，向来视为不共戴天的敌人。除可以被他利用的高层的统战对象外，其余军政人员一

概以“ 反革命” 处之。八年抗战中，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军在主战场独力进行了 22 次

会战，官兵以血肉之躯抵御强敌。各地由国民政府为抗日阵亡将士建立的忠烈祠、烈士

公墓、陵园等，在 49 年政权更迭后，中共罔顾民族大义，对此一律不予承认，阵亡将士

遗属也以“ 反革命家属” 对待，备受歧视、迫害。文革起，各地抗日将士陵园均遭破坏，

坟墓被掘开，抛尸扬灰，使这些在亡国灭种的大难中浴血奋战，为国捐躯的忠骸暴尸荒

野，死无葬身之地！

由公安人员和红卫兵押送，八名外国修女被赶出中国国境。与此同时，北京的各种宗

教设施也都受到冲击，一批宗教人士被勒令还俗。

116

[按] 8 月 24 日，十几个中学的红卫兵，在中央文革和公安机关的直接支持下，冲进

设立在东单三条的圣玛利亚方济格修女会，提出驱逐“ 披着宗教外衣从事间谍活动的”

罗马修女。8 月 26 日，北京市政府当众宣布取缔圣玛利亚方济格修女会。8 月 28 日，北

京市公安局当众宣布驱逐令，立即执行。当夜，有组织的群众在修女会院内外开会控诉

这个修女会的罪行。

8 月 28 日至 9 月 20 日

刚果议会代表团来华访问。

8 月 29 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向火上加油，赞扬正在泛滥而不可

收拾的乱揪乱斗、抄家劫舍等暴行。

就 8 月 23 日周恩来送审的十条，毛泽东不同意批发，他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

“一条也不要，何必十条。有十六条嘛。”

谢富治接见政法学院学生，支持造反行动。

8 月 30 日

中共中央通知：“陈伯达同志因病经中央批准休息。在陈伯达同志病假期间或今后离

京外出工作期间，他所担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由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代理。”

担任人大常委、政协常委的毛泽东旧友章士钊家在 29 日晚被北大经济系红卫兵所抄①。章写信给毛泽东，反映情况，要求在“可能范围内稍稍转圜一下，当有解铃之望。”

毛批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周恩来随即对章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并在本

日新列应予保护人员名单，报毛泽东批准。

周恩来所拟应予保护的人员名单：

宋庆龄 郭沫若 章土钊 程潜 何香凝 傅作义 张治中 邵力子 蒋光鼐 蔡廷锴 沙千里

张奚若以及

（1） 副委员长、人大常委、副主席

（2） 部长、副部长

（3） 政副

（4） 国副

（5） 各民主党派负责人

（6） 两高

(李宗仁)

(注)：政副系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国副指国务院副总理。两高指最高人

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

周恩来接见科学院对立两派双方代表时说：

① 章的养女章含之当时的丈夫是北大经济系教师洪君彦，故招北大经济系红卫兵抄家。

117

瞿秋白出身大官僚资产阶级，晚年写了一篇《多余的话》，表现不好，晚年叛变了。我在政治

局作了个报告，还没发表，被红卫兵知道了，就去八宝山公墓把墓碑给砸了。

红卫兵把大教授家抄了，没收许多钱物，也不给人家条子。还勒令民主党派负责人把工资的

40—60%上缴。“乱要乱出道理，乱出规律来，要符合无产阶级政策。”

吴德在北京大专院校各文革组织代表会议上讲话，赞扬红卫兵的革命行动，发生一些

问题和错误是难免的。他提出要文斗，不要武斗；正确对待不同矛盾，区分敌我；保护

国家要害部分；团结大多数。他特别强调不要武斗，希望红卫兵讨论。

外语学院传达陈毅讲话说：“北京目前打的风气很浓，不能提倡” 。“红卫兵中有些

东西是封建的东西，如骂人狗崽子”‚ “抄家没收一定要经过手续”‚ “无论如何不能

排外”‚ “运动愈是搞得深入愈是要讲政策” ‚ “偏差要及时纠正”‚ “对工作组也要

一分为二，不能揪住不放”。

清华大学赴上海的“送瘟神”战斗队在上海市委大厦门前贴出了《给上海市委一记响

亮的耳光》的大字报，对当时仍处于相对沉静的上海带来爆炸性的影响。

茅盾家被抄。

8 月 31 日

毛泽东第二次接见全国来京的红卫兵。林彪、周恩来在会上发表讲话。林彪在讲话

中第一次在公开场合使用了“四个伟大”的副词。热烈赞扬各地红卫兵“敢想、敢说、

敢干、敢闯”，“干了大量的好事”。周恩来在讲话中宣布中央决定：“全国各地大学生的

全部和中学生的一部分代表”，可分期分批来北京串连。他们的讲话都事先经毛审阅。

红卫兵从赤色崇拜出发，强令改变交通讯号红灯停止，绿灯放行为红灯放行，绿灯停

止。造成大量交通事故，在周恩来的亲自干预下，始放弃这一“改革”。

福州军区第一政委、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在北京赴福建串连学生座谈会上说：地方

提出“保卫省委”、“保卫院党委”是极端错误的反革命口号。

河南省委候补书记纪登奎在接见开封师院师生代表时说：院党委领导文化革命委员会

“这句话是错误的”，文革会有权审查各级党组织，院党委成员应一律接受群众的批评审

查。“保卫院党委”‚ “保卫某书记”是资产阶级反动口号。

9 月 1 日

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北京红卫兵第一次座谈会上讲话，提出分清敌我，团结

大多数，坚持文斗，反对武斗，保卫国家要害部门等政策问题。他说：

红卫兵要讲政策，要团结大多数。“不是对一般地、富、反、坏、右都打击。”“右派分子已

经摘了帽子的不能算右派”。“资产阶级，我们批判的是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如果他们守法，就不

要打倒。因为他没有做破坏工作。搜查、抄家就是打倒了。取消定息是个好建议，但要经中央讨

论，主席批准，人大通过。”“对知名人士，如果打、搜查就是法律制裁的问题了。天安门 10 月

1 日挂孙中山的像，是毛主席决定的。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夫人。孙中山的功绩，毛主席在北京解

放后写的一篇重要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就肯定了的。他的功绩也记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

南京的同学一定要毁掉孙中山的铜像，我们决不赞成。每年 5·1、10·1 在天安门对面放孙中山

的像是毛主席决定的。孙中山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他有功绩，也有缺点。他的夫人自从与我们合

作以后，从来没有向蒋介石低过头。大革命失败后她到了外国，营救过我们党地下工作的同志。

抗日战争时期与我们合作，解放战争时期也同情我们。她和共产党的长期合作是始终如一的。我

们应当尊重她。她年纪很大了。今年还要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她出面写文章，在国际上影

响很大。到她家贴大字报不合适。她兄弟三人姐妹三人，就出了她一个革命的。不能因为她妹妹

118

是蒋介石的妻子就要打倒她。她的房子是国家拨给的。有人说：我敢说敢闯，就要去。这是不对

的。我们无论如何要劝阻。”他批评戴高帽的作法，有的竟重二十斤。他要求提倡文斗。

[按] 宋庆龄虽有幸被特别保护而能在红色风暴中过关，但她由于敢于独身对毛的

那一套左而又左的所谓革命路线质疑而不愿合作，因此，实际上在文革中的处境是日益

见忌于毛的。文革初起，毛曾派江青专访，解释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必要，宋不以为然，

且指责红卫兵的暴行，会面不欢而散，开罪于江青。

据 94 年 11 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审查通过的党史编委会整理的关于宋庆龄建国后 32

年经历的材料，兹摘要如下：

宋 1950 年 3 月给党中央写信要求入党，52 年 10 月再次给毛泽东写信提出要求。毛

对宋说：“ 你在政治上完全够格，在革命战争的岁月，实际已是党的优秀领导者之一。今

后还有许多工作需要你做。有些事我们做不好，你做合适。我在党内说了：党的高级干

部还要向你学习，学习你的革命坚定性，对新中国革命的贡献，你的作用比李济深、沈

老还要大。所以还是留在党外好。”

55 年 11 月，宋给毛写信：“ 我很不理解提出对工商业的改造，共产党曾向工商业界

许下长期共存、保障工商业者利益的诺言。这样一来，不是变成自食其言了吗？资本家

已经对共产党的政策产生了怀疑和恐惧，不少人后悔和抱怨。”

毛批示：“ 宋副委员长有意见，要代表资本家讲话。”

57 年宋又写信给党中央：“ 党中央号召大鸣大放，怎么又收了？共产党不怕国民党八

百万大军，不怕美帝国主义，怎么会担心人民推翻党的领导和人民政府？共产党要敢于

接受各界人士的批评，批评人士大多是爱国爱党的，一些民主党派人士为新中国的解放，

作出了家庭、个人名利的牺牲，一些二三十岁的青年知识分子怎么可能一天就变成反党

反社会主义分子？我很不理解这个运动，我想了两个多月，还是想不通，有这么多党内

党外纯粹的人会站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对立面？要推翻共产党？”

119

从 58 年起，宋曾推病拒绝参加人大常委会。党中央委派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去

作工作，宋只得继续参加。

59 年 4 月，宋在人大被推举为国家副主席。宋先后两次推辞：“ 我是落伍了，思想跟

不上，挂个名，作个样子，对国家不利。” 提议由李富春或乌兰夫担任。

宋任国家副主席，是刘少奇、董必武、林伯渠、李富春提议的，政治局讨论时，21

人中 18 人赞成，三人反对，反对者是：毛、林彪、康生。当时毛发言：“ 宋是我们民主

革命时期的同路人，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她和我们就走不到一起了。从不赞成我们的

方针路线到反对我们的方针路线。我们同她是不同的阶级。”

“ 文革” 期间，宋先后给毛和党中央写了七封信，表达了她对“ 文革” 的不理解、

反感，并对共产党极度失望。67 年 8 月、69 年 11 月、76 年 6 月，宋曾三次产生厌世思

想，在信中以及对来探望她的领导人的谈话中流露出对自己所选择的道路感到怅惘和说

不出的苦闷。七封信中说：“ 我不懂文化，说小说都是政治，而且都是毒草，我糊涂了，

一夜天下来，一些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都变成了走资派、反党集团、野心家、牛鬼蛇神。

中央要我学习批判揭发刘少奇，我不会作的。刘少奇主席在党中央工作了三四十年，今

天会是叛徒、内奸!我不相信，一个叛徒内奸当了七年的国家主席，现在宪法还有效吗？

怎么可以乱抓人、乱斗人、逼死人？党中央要出来讲话。这种无法无天的情况，自己伤

害自己的同志、人民，是罪行。我们的优秀干部从与国民党的战斗中走过来，却死在自

己的队伍中，这是什么原因？”

70 年 3 月，毛对周恩来说：“ 她不愿看到今天的变化，可以到海峡对岸，可以去香港、

去外国，我不挽留。” 并指示周恩来、李先念把他的话传达给宋。传达时他们说：“ 主席

很关心你，知道你的心情不怎么好，建议你到外面散散心，休息休息。” 宋说：“ 是否嫌

我还在？我的一生还是要在这块土地上，走完最后几步。” 于是宋推病拒绝出席一些节日

120

活动和招待会，说“ 我参加会伤感，还是不参加，参加一次，回来就要进医院。另外，

我也不想作政治上的点缀。”

80 年 11 月，宋给党中央写了她一生中最后的一封信：“ 一、国家要振兴恢复元气，

这是一次大好时机，二、要总结建国以来政治运动对国家对人民造成的创伤，三、请不

要把我和国父放在一起，我不够格的。”

81 年 5 月，胡耀邦、李先念到医院转告宋，政治局决定接受她为正式党员。宋听后

微笑说：“ 不勉强吧!31 年了，我的心冷了，人生的路将要走完了。”

胡、李问宋还有什么要求，她提了两点：“ 我死后还是回到上海安息；我有些储蓄，

办个福利基金。”

通过周恩来安排，章士钊、傅作义、程潜、李宗仁、蔡廷锴等住进解放军第 301 医

院，以资保护。

[按] 在一定时期，拉拢一部分民主人士、保护某些高级民主人士，这是共产党的“ 统

战” 策略，但早在 1945 年，毛在“ 七大” 的口头报告中，即明确告诉全党：“ 开国以后，

掌握政权以后，我们的斗争对象就是民主人士了。” 1947 年 10 月 27 日，由周恩来起草、

经毛审阅修改的‘ 党内指示’ 进一步指出：“ 在阶级关系上，只有工人、农民与广大小资

产阶级才是彻底的革命民主派。” “ 等到蒋介石及其反动集团一经打倒，我们的基本打击

方向，即应转到使自由资产阶级首先是其中的右翼孤立起来。” “ 在政治斗争上，我们必

须区别今天与明天的打击方向。今天要孤立一切对美蒋尚有幻想的阶级、党派及其领袖。”

“ 到明天，就连反对杜鲁门的华莱士和反对蒋介石的李济深之流，也要将他们孤立起来。”

由此看到毛的独裁专制和阴险权谋。

由陶铸拟定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具体问题的通知稿”，列出

保护党和国家的要害部门，如军队、公安机关、电台、新华社、档案部门、航空站、铁

道枢纽、港务局、电站、银行、仓库等，不许冲击。8 月 31 日周恩来审阅后，添上了人

121

民日报、《红旗》杂志，并批上：拟照发，请主席、林彪、康生、富春、江青核阅。9 月

1 日，毛批示：此件不发。

9 月 2 日

毛泽东最新指示：“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公开发布。

[按] 在后来的整个文化大革命中，老耄的毛都是采取发一两句批示以指导运动进

行，名之曰“ 最新指示”。对这样一个庞大复杂的运动，就靠这么一两句话来指导，必然

是语义含混，政策不清，理解各异，行动难依，导致执行中的大混乱。当时的毛真是口

衔天宪。“ 最新指示” 一发布，传达不能过夜。各团体(即战斗队组织)在得到传达后，各

自敲锣打鼓，结队庆贺、报喜。全城沸腾，彻夜不止。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铁路企业单位分期分批地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和整顿

车站、列车秩序的通知》。

9 月 3 日

周恩来起草的《关于红卫兵的几点意见》(未定稿)企图对红卫兵的活动进行某些约束。

如要文斗，注意统战政策，搜捕人必须同公安机关商定，保障交通安全等。在开会讨论

中，陶铸、陈毅等赞同，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持否定态度，未得通过。

吴法宪把他写给毛泽东的有关贺龙的材料上送给林彪，林彪立即转呈毛泽东。

王力、关锋接见山东大学红卫兵代表，回答关于打人问题，说：“劝他们不要打。大

多数人是好的，出于义愤，打就打了；出于私愤，打了人，红卫兵自己处理。”当问及文

斗与武斗的界线时，关锋回答：“动手是武斗，戴高帽子，游街，全国各地都问这个问题，

我们没有答复。”

“西纠”发出第五号通令，强调坚持“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原则，指出对于红卫

兵“违反政策，随便打人者，一定要进行严肃的批判和教育”，并规定：“严禁打人，严

禁体罚和变相体罚，严禁侮辱人，严禁逼供信。”

[按] 西纠以“ 通令” 形式发号施令，正是高干特权子弟高人一等的作风的表现。他

们的通令虽冠冕堂皇，然实际行动中法西斯作风最为严重，人们皆有谈虎色变之惧。他

们保老干部，但却是以平民及社会上的所谓牛鬼蛇神为牺牲，从整个表现上讲是完全不

足取的。

著名翻译家傅雷及夫人朱梅馥不堪凌辱，双双自缢而死。

新疆乌鲁木齐学生造反派在党委大院静坐，要求王恩茂(自治区委书记)交出 9·2 讲

122

话稿与录音，受到大批干部、工农的围斗，并被宣布为反革命事件。

9 月 5 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师生、中等学校革命代表和革

命教职工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一场包括全国数千万中学和高等学校师生

以及人数同样可观的干部、工人，手摇红宝书，乘车、住宿、吃饭都享受免费，周游全

国的大串连运动轰动神州，构成古今中外从未曾有的稀世奇观。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用文斗，不用武斗》。

[按] “ 要武” 是 8·18 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时信口雌黄，所发布的“ 最高、最新指示”。

对打人问题，毛与江青、谢富治都先后作过煽动性的讲话。由此而酿成武斗成风，可怜

多少生灵，活活成为武斗的屈死鬼。社论的出现，仅足以表明社会此风的炽烈，决无益

于葺补降温。

北京大专院校的部分(多数派)造反组织联合另组成“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司令部”

(即“第二司令部”)，江青、杨成武、刘志坚出席祝贺。江青建议谢富治做这个组织的顾

问，刘志坚、杨成武做指导员。

9 月 6 日

由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清华大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邮电学院“东方红”、

外国语学院“红旗大队”、政法学院“政法公社”、农业机械学院“东方红”、北京工业大

学“东方红”、农业大学“东方红”等 16 所院校的少数派组织成立“首都大专院校红卫

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即“第三司令部”)。刘志坚代表周恩来、江青出席祝贺，并讲了

话。他建议由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任顾问，杨成武、郑维山、刘志坚当辅导员。

9 月 7 日

毛泽东对青岛、长沙、西安发生的问题作出指示：

林彪、恩来、陶铸、伯达、康生、任重、江青等同志：

此件已读，青岛、长沙、西安等地发生的情况都是一样的，都是组织工农反学生，都是错

误的，这样下去是不能够解决问题的。似宜由中央发一指示，不准各地这样做，然后写一篇社

论劝工农不要干预学生运动。北京就没有发生这样的情况。除人民大学曾调六百名农民进城保

郭影秋之外，其它都没有，以北京的经验告诉外地照办。我看谭启龙和这位副市长的意见是正

确的。

中央发布关于保护档案与机密资料的规定。

《人民日报》发表由周恩来授意、陶铸主持起草的社论《抓革命，促生产》，要求不

影响生产。

周恩来在中国人民大学接见来京串连的学生，动员速还本地闹革命。

科学院召开两万余名职工大会，辩论党委及其党委书记张劲夫是否是黑帮与走资派。

周恩来出席讲话。提出“今天中央、国务院下了通知，内地的红卫兵、革命师生不要到

123

边境城镇、国防要地去”。红卫兵“改反修路这件事我就对他们佩服得很，我也上了一大

课。”

戚本禹、王力接见 9 月 6 日在人民大学召开的“来京串连革命师生誓师大会”主席

团及部分人员，他们要求见到毛泽东。

谷牧代表中央在化工部宣布：撤消梁膺庸党内外一切职务，调原大庆油田党委书记

徐今强担任化工部代理部长、代理党委书记。谷牧在讲话中还回答了群众的提问，说：

所谓炮打司令部，司令部应当是包括司局长这一级，但主要是炮打党委和部领导中的修

正主义走资派。

李先念在北京外贸学院群众大会上说：“工作队是我们派来的，可以说错误我应该首

先负责任，所以向大家道歉，所以向你们检讨。”

地院“东方红”二进地质部揪部长何长工，与以保护老干部自居而赶来进行制止的

“西纠”发生冲突。这一纠纷一直延续十五天，双方僵持。

李作鹏秉承林彪的旨意，给林彪写了一封揭发贺龙问题的信件，指控贺龙通过海军

政委苏振华，插手海军，要夺海军的权。

9 月 7 日—10 月 3 日

索马里国民议会代表团访华。

9 月

经毛泽东批准，林彪在军委碰头会上打招呼，指出贺龙有“问题”。从此贺龙不得参

加军委碰头会。

由北京去往外地煽风的学生受到地方政府的围攻。武汉大抓“南下一小撮”；贵阳以 “谨防政治扒手”为名，围攻北京学生；上海亦出现日夜围攻北京学生事件。

9 月 8 日

毛泽东对四个美国人写的一张大字报的批示：

我同意这张大字报，外国革命专家及孩子要同中国人完全一样，不许两样。请你们考虑一

下，凡自愿的，一律同样作，如何，请酌定。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保障党和国家机密安全的规定》。

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修改通过了中央关于农村和工矿企业开展文化大革

命的规定草案。县以下农村的文革运动仍按“四清”的部署进行，红卫兵不得去县以下

公社进行串连。秋收大忙期间运动可暂停。工矿企业应在党委领导下成立两个班子，一

个抓生产，一个抓革命。11 日，毛批准印发。

康生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来京串连者时说：“聂元梓的这张大字报不仅是揭开了北大

文化大革命的火焰，而是点起了全国文化大革命的火种。”“主席讲，工作组全国百分之

九十以上都有错误。”西安、兰州、哈尔滨都发生农民、工人斗学生，“都不是偶然的。”

北京工程学校红卫兵南下战斗小组勒令香港立即改名为“驱帝城”。

9 月 9 日

毛泽东对署名“奥地利《红旗》”派的同志来信的批示：

退陈毅同志：这个批评文件写得好，值得一切驻外机关注意，来一个革命化。否则很危险。

可以先从维也纳做起。请酌定。

124

奥地利《红旗》同志的来信：

亲爱的同志们：

读到关于红卫兵支持你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英雄行为的报导，我们非常赞赏。以你们伟大

的领袖毛泽东的智慧为基础的这一历史革命，对于我们这些致力消灭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资产阶级社

会的人来说是一个鼓舞。但是我们认为因此更有必要提醒你的注意，你们国内的革命斗争同你们在维

也纳的商代表突出的资产阶级举止和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是极不相称的。从他们衣着看来，很难(即

使说不可能的话)把他们同蒋介石走狗区别开来。精制的西绸衬衫和高价的西服同先进工人代表的身

份很不相称。这些代表们不仅占有一辆而且是两辆列尔来得—奔驰牌汽车(这种汽车可以说是资本主

义剥削者的标志)，难道真有必要吗？由于这一鲜明对比而引起维也纳的窃窃私语和嘲讽，使我们听

了很痛苦，这样的资产阶级，不仅损害了我们的共产主义事业，而且对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

起了不好的作用。

我们尊敬地并且迫切地要求，你们把这种事情向有关当局报告，并且立即采取措施，加以纠正。

致以同志的敬意。

奥地利《红旗》的同志

《文化大革命十年史》：驻某国使馆的部分工作人员在大街上散发“造反有理”的传单，在使馆

附近墙上张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大字标语，该国政府提出了抗议。驻某国使馆的部分

工作人员要在使馆屋顶上，用霓虹灯制成“四个伟大”的标语，并向提出质询的该国官员自豪地宣称，

这样做是要让这里的人民看到金光四射的毛泽东思想。去某国援建的工程人员中的一些人，要在工地

上竖起一块“社会主义一定要代替资本主义”的巨幅标语，当局不同意，他们便集会抗议，并与警方

发生冲突，造成流血事件。驻非洲某国使馆的一些人，在公共汽车上朗读毛主席语录，在街头向来往

行人手中硬塞“红宝书”和毛主席像章，对拒绝接受的群众还挥拳辱骂，引起群众愤怒。驻某国使馆

的工作人员，拦住蒙黑色面纱的伊斯兰妇女宣传“解放思想”；钻进穆斯林信徒的帐篷宣传无神论、

游击战，被人家连推带搡轰出帐门。驻某国使馆的造反派，“打倒”了大使、参赞，原定招待驻在国

政府要员的招待会也改由他们主持。当该国政府要员步入大使馆时，见门口迎接的只是一般工作人员

(其实是造反派司令)，十分不快；走进客厅，原先古朴雅致的中国字画、巧夺天工的牙雕摆设荡然无

存，代之以毛泽东的标准像、红底黑字的标语，就象误入了一家政治书店。待客人进入宴会厅，见腰

扎围裙、端菜上桌的竟是大使、参赞，个个惊得目瞪口呆。离开使馆前，他们对这种礼仪不对等的做

法提出质问，大使却无言以答。(第 63—64 页)

周恩来对北京红卫兵讲话：学生不要到部里去闹，部是专政机关，有意见，可写大

字报。地质学院学生到地质部静坐，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必要这样搞。

康生复电镇江农机学院红卫兵、赤卫队，申明不赞成戴高帽子、挂牌子，游街等斗

争方式。这种作法，虽然不是武斗，也不是文斗。

长沙高等院校和部分厂矿企业的造反派在东风广场召开了“全市革命大军炮轰省、

市委司令部大会”，会上提出了“炮打九级司令部！”的口号。(中央、中央局、省、市、

地、县、公社、大队、生产队。)

张春桥在 10 月 29 日接见浙江金华北上控告团时说过：“全国……到 9 月，几乎所有

的省、市委都被包围了。”

苏彩青《文革初期经济战线的严重斗争》(载《十年后评说》)：红卫兵运动的发展，对生产建设

带来了第二次大冲击。据当时各省区汇报材料，红卫兵组织已由城市学校发展到农村、工矿企业、事

业单位。有的还把民兵组织改为红卫兵，有的携带武器参加文革，出现动武行为。有的红卫兵要求接

管武装部，使民兵工作不能正常进行。据黑龙江省双城县人委报告，八月二十二日，双城县召开点火

大会炮打司令部，揪斗当地县委书记、县长，到九月二日止，全县二十一个公社已有十一个公社和生

125

产队揪斗基层干部，不少基层干部出走，生产无人负责。类似情况各地都有。

9 月 10 日

康生召见北师大谭厚兰，授意往山东曲阜“讨孔”。

周恩来在首都大中学校红卫兵代表第二次座谈会上讲话：“8月 18日前大学一个红卫

兵都没有，这是不符事实的，不过当时很少。”“8 月 18 日主席带上了红袖章，主席号召

了，参加的人就多了。”“不能说 8 月 18 日后成立的不算数。”对传抄毛的《炮打司令部》，

“都不算数”，“不能把炮打司令部认为毛主席号召炮打所有的党政机关。”

周恩来在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外出串连誓师大会上讲话，红卫兵的任务有三条：是

战斗队、学习队、宣传队。周肯定“革命串连是件好事。”这是北京红卫兵派去全国的第

二批人员。

9 月 11 日

中共中央就 9 月 7 日毛的批示发出指示：

主席的批示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前全国各地运动中出现紧张形势的症结所在：怕学生。调动工

农整学生的作法是十分错误的。望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立即根据主席批示，

对前段文化大革命运动进行总结检查，吸取教训，改进领导。为此中央决定：

(一) 不准用任何借口，任何方式挑动和组织工人、农民、市民反学生。

(二) 凡是发生挑动和组织工人、农民、市民反学生事件的地方，必须公开承认错误，承担责任，

平息工农、市民和学生之间的纠纷，绝不允许把责任推给群众。

(三) 劝说工人、农民、市民不要干预学生运动，相信学生的绝大多数是革命的，是自己能够教

育自己的。对他们的言论、行动有意见，可以向上级机关提出，不要直接同学生辩论，不要同学生冲

突。

(四) 各级党委负责人，不要怕学生，不要怕工人、怕农民、怕群众，要放下架子到学生中去，

到群众中去，同他们商量问题，坚持走群众路线，坚持党的政策原则，坚持十六条，没有什么不可解

决的问题。在北京有些负责同志这样做了，效果很好。

遵照毛泽东 9 月 7 日的指示，《人民日报》发表《工农群众和革命学生在毛泽东思想

旗帜下团结起来》的社论。

9 月 12 日—10 月 6 日

澳大利亚共产党主席希尔访华。

9 月 13 日

周恩来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南下串连队的大会上，再次详细阐述了红卫兵组

织是战斗队、学习队、宣传队三大任务。他还承认说过：“上海市委是革命的。”

谢富治在公安部接见北京政法学院 20 名红卫兵时说：“现在好多学校至少两派，一

派是揪工作组的；一派是保工作组的，后者大部分是多数派，有不同的看法。少数派方

向是对的。不仅北京的政法学院，其它学院也是一样。保工作组没有多大责任，说保工

作组是保皇派，这个说法不好。在对待工作组的问题上，真理在少数派手里，我是支持

少数派的。……我希望你们赞成少数派的大方向。”“学校要给少数派平等待遇。”

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战斗团”贴出致筹委会的公开信，认为谭力夫的讲话是“反

对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筹委会滥肆印发是错误的，应当“立即收回”。开始了批判谭

力夫讲话的序幕。

126

9 月 14 日

毛泽东对刘少奇检讨稿的初稿批示：

“少奇同志：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是后半段更好。建议以草案形式印发

政治局、书记处、工作组(领导干部)、北京市委、中央文化小组(即文革小组)各同志讨论

一下，提出意见，可能有些收获，然后酌加修改，再作报告，可能稳正一些，请酌定”。

同日，毛泽东把贺龙请到家中的游泳池会面，将吴法宪所写的信给了他看。当贺看

到信中说在空军中有一条以贺龙为代表的反党黑线，贺龙是“黑线人物”，“要篡党夺权”

时，很紧张。毛宽慰道：“你不要紧张，我对你是了解的。我对你还是过去讲的三条：忠

于党，忠于人民，对敌人斗争狠，能联系群众。”贺表示要找吴法宪谈谈，毛说：“有什

么好谈的？你不能找他们，不能承认上面的事情，我当你的保皇派。”当贺说还是应当“找

他们解释一下”时，毛又表示“也可以”。

中央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简称《农村五条》)；与《中

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简称《工厂六条》)两文件。这两个文件，是 9 月 8

日周恩来、陶铸针对“文化大革命”危及生产的情况，主持制定，经毛泽东批准的。

《大公报》更名《前进报》。

9 月 15 日

毛泽东第三次接见红卫兵，林彪、周恩来在会上发表的讲话稿，均经毛事先审阅。

陶铸安排中山大学保守派头目作为中南区代表上天安门讲话，并把“红卫兵”袖章送给

刘少奇。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工农兵致敬，向工农兵学习》。文中引述了毛的指示：“全

国人民要向解放军学习。”同时报导：全国各地革命师生，不远千里，一批批来京串连，

互相学习，互相支持，互相交流革命经验。

北工大“东方红”、北师大“井冈山”以及首都十几所高等院校召开串连会，成立“首

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十六条联络委员会”，(简称“联委会”)，以便

对谭力夫的发言进行“更深入的批判”。

[按] 特权哺育的高干子弟与平民的矛盾，在反工作组问题上明显暴露出来。谭力夫

(其父谭政文，曾任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当时已去世)的讲话，正是表达了高干子弟的心

声。他们以血统论来维护父兄的既得利益。仇视“ 狗崽子” 起来造反。因而为广大人民

所厌恶。在这一点上，他们是不得人心的。中央文革则把他们当成保刘少奇、保执行刘

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当权派，干扰与阻碍文化大革命的保守工具，因此鼓励对它进

行批判。陈伯达曾说：“ 谭力夫的讲话我看过，那是一篇真正大毒草，你们要学会批判这

样的文章……不把谭力夫批倒，你们还搞什么革命。”

9 月 16 日

127

周恩来在谷牧的一份报告上批示：“坚持不让学校革命师生进入部，并设联络站，但

可派联络员经常到部委取得联系。”

从 8 月开始，康生就密令彭真专案组对 1936 年北平军人反省院所囚一批共产党员在

发表《反共启事》后，释放出狱一案，进行调查。本日，康生致信毛泽东：“我长期怀疑

少奇同志要安子文、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狱’的决定。”“最近，我找人翻阅了 1936 年 8、

9 月的北京报纸。从他们所登的《反共启事》来看，证明这一决定是完全错误的，是一个

反共的决定。”“这些签字发表‘反共启事’的人，并不是例行出狱手续，而是‘坚决反

共’的叛党行为。”

[按] 据《十年浩劫》：8·18 在天安门城楼检阅红卫兵时，康生遇见南开大学学生，

康生暗示他们：“ 查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们的历史。定个走资派，还是内部矛盾；定个

叛徒、特务，就永世不得翻身。” 康生让他们上图书馆、档案馆查阅资料，并写了介绍信：

“ 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现有红卫兵小将前来查阅有关档案，望予支持！

康生 8·18” 从此，在红卫兵中，揪叛徒战斗队纷纷成立。现有的材料都把“ 揪叛徒” 的

唆使者确认是康生。观江青鼓励与支持戚本禹写文章揪党内叛徒，并指示他找康生请教，

则康生实仰毛之鼻息无疑。然东窗密计，惟可质之于鬼神矣！

经北京市二中、二十五中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发起串连，成立了“中学毛泽东思想红

卫兵首都兵团”，发展成为批判派工作组错误路线与血统论的主力。

中宣部保守派成立红卫兵组织时，把袖章赠给陶铸、熊复和文委常委的主要负责人，

陶铸说：“一个机关成立两个红卫兵干什么，带上个红箍箍有什么了不起，到街上花八分

钱就可以买一个。”陶铸还派人组成“领导小组”，以对两个红卫兵组织实行统一领导。

9 月 17 日

《红旗》第 12 期发表社论《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指出：“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资产

阶级右派分子，打击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斗争的大方向。”“无产阶级文

化大革命的目的，绝对不是斗争一切领导干部，也绝对不是斗争群众。”

[按] 所谓“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一词，含义模糊，完全适用于该倒霉的一

切领导干部。致使所有领导干部，只有在中央文革册封为“ 革命领导干部” 之后，始得

暂时保全。但在以后的政潮反复中，即使红极一时的“ 革命领导干部”，也往往又站错队

伍，沦为被揪斗对象。故唯一可以打保票的是依人划线，也即依照私人关系来划分，凡

是毛、林、江的私人，即使像邱会作那样的流氓，都可以用小节无碍而列为无产阶级革

命司令部的人，封为革命领导干部。反之，都被谥为走资派，先打了再说。许多干部往

往因站错队，表错态挨揪，被整得死去活来。但最后又什么问题都落实不了，冤枉遭受

128

折磨。毛泽东轻松地美其名曰受锻炼，大有好处。呜呼！

《红旗》杂志同期还发表评论员文章《红卫兵赞》，继续为红卫兵的疯狂行为张目。

李先念对粮食部 24 位干部说：“工作组……即使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也不能说是牛鬼

蛇神，还是人民内部矛盾。”

9 月 18 日

林彪在接见高等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和总政治部宣传部负责人时，提出把学习毛主

席著作提高到一个新阶段：

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统一行动纲领。全世界谁也不能代替毛泽东思想。什么李达，

康斯坦丁诺夫，尤金，都不行。这些人的书怎么能同毛主席的书相比？现在全中国、全世界没有那一

个人的著作能统一人们的思想。马克思、列宁的书太多，读不完，他们离我们又太远。在马克思列宁

主义的经典著作中，我们要百分之九十九地学习毛主席著作，这是革命的教科书。要彻底把毛泽东思

想贯彻于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用毛泽东思想来统一我们的思想。·····我们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

学不好不行。许多事情都要军队参加，如四清、文化大革命，生产、群众工作，还有许多干部不断转

业到地方工作。因此，军队应该真正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有些人迷信洋教条，总觉得苏联比我们的好，近的不香远的香，说什么山沟里没有马克思列宁主

义。其实他们那一套那里比得上我们毛主席的思想？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

现在世界上没有那一个人比得上毛主席的水平。有些人说《资本论》是理论的基本阵地，其实《资本

论》只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问题。我们国家，资本主义已经打倒了，现在是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

规律问题。反对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中国反动派，建设社会主义，就是要靠毛泽东思想。毛泽

东思想是最高水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要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高高的。要用毛泽东思想统

一全党全国的思想。进一步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挖掉资本主义的根子，防止修正主义。

我们要打破洋人比中国人高明的民族自卑感。有这种民族自卑感，就会丧失革命斗志。有人说外

国月亮比中国的好，我们不如洋人。其实，中国人到了外国，人家也是把我们看作洋人。有些中国人

在外国比洋人还洋，学问都很高。洋教条的观点，土教条的观点，都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洋人、古人

那里有毛主席高？那里有这样成熟的思想？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

个。毛主席是世界最大的天才。

老三篇虽然是战士必读的，但是干部也要读。老三篇最容易读，但最不容易做到。要把老三篇作

为座右铭来学。哪一级干部都要学，包括我们这些人。从中央副主席到每个支部的每个党员，都要学。

学了就要用，搞好思想革命化。

总政宣传部编的战士熟读熟记的《毛主席语录一百条》，可以搞，这也是有重点的选读，不过更

突出重点，更精练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不上课的政治课，是不经考试的考试。群众运动就是政治，就是最好的

政治课。这话是毛主席说的。我也说过类似的话。

[按] 在林彪等的竭力宣扬下，一个所谓“ 活学活用” 毛泽东著作的新浪潮，与汹

涌的红卫兵风暴一起，席卷全国。毛泽东的所有词句，都成了无可怀疑的宗教信条与包

治百病的万能良药。

129

中共中央发布《对被批判斗争对象的工资处理问题的通知》。“对被批判斗争的对象，

即使已定性的，也暂不改变，如本人少领工资，或捐献一部分工资作党费，听其自愿，

但不强求，也不许其由减少用费而致病；私人东西，除政治性的，一般不查抄；凡未定

性的，工资仍照旧。”此件系周恩来亲拟。

9 月 17 日—20 日

由江青、陈伯达策划、张春桥主持，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参加，于 18—20

日连续四次召开了北京大专院校部分师生座谈会。清华、北师大、地质学院等高等学校

的群众组织的代表蒯大富、王大宾等人参加座谈。一致认为在“文化大革命”中存在一

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周恩来是“搞调和”、“把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保了一下”，还提

出“中央十一中全会并没有领导解决这个问题”，“怀疑现在是否还有一个暗中与党中央、

毛主席对抗的司令部”。张春桥把这类发言都印成材料，由江青上送毛泽东。这是为即将

升级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做思想和舆论上的准备。

9 月 19 日

毛泽东再次在中南海住所的游泳池接见贺龙，说“问题解决了，没事了。”“你可以登

门拜访，征求一下有关同志的意见。”贺龙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亲自到林彪家去征求意见。

林对贺说：“你的问题可大可小，今后要注意一个问题，支持谁，反对谁。”图迫使贺龙

就范。

高教部给北京各驻外使馆《备忘录》：通知在华留学生均回国休学一年。从本年起，

中国停止接收外国留学生达七年之久。

周恩来接见科学院部分同志。当问到对一些被视为反动权威的专家扣发工资时，周答：

现在党的政策是不减工资；如果自愿可以减，但要能维持生活。问抄家该不该？周答：

如果有确实的证据，有违法的东西像枪枝弹药武器可以抄。如果一般的东西，你们自己

考虑。专家的工资不扣，由他们自己减。

9 月 20 日

周恩来致信江青，请对拟就的对财贸和手工业的文件，请中央文革审定，江青拖延

不作答复。

9 月 21 日

天津市召开 50 万人的大会，追悼 19 日在被揪斗折磨中病死的天津市委第一书记万

晓塘，经陶铸批准，新华社播发了讣告。毛泽东指责：“这实际上是向党示威，这是用死

人压活人。”

晚，陈伯达接见北航“红旗”，赞扬学生坚持在国防科委门前静坐，要求揪斗赵如璋

的行动。

周恩来、陶铸接见哈尔滨工程学院部分成员，就黑龙江省的混 乱局面进行商讨。

9 月 22 日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认真学习林彪 5·18 讲话的指示。该文件在经过整理后，经毛画

圈同意印发。

周恩来在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党委、党组全体成员会议上讲话：现中央、国务院各

部正副部长三十六人停职反省，将来也要一分为二，不是一棍子打死。即使是反党性质

的，也还有走得很远的，有愿意革命的。犯了路线错误，主观上还认为自己是革命的，

130

只要愿意改正错误，就不能算敌我问题。

陈伯达亲笔立下“军令状”，要求赵如璋等“以普通劳动者的态度，同北航学生聚谈

或者同住几天。科委的干部(包括罗舜初、赵如璋)如果被学生杀死或杀伤，陈伯达情愿抵

偿。”翌日，国防科委交出赵如璋，北航红旗得胜回校。

9 月 23 日

王任重批发了《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几个政策性通令》。

地院“东方红”造反派查封了院文革办公室，夺了院广播台，双方发生武斗。陈伯

达派戚本禹、关锋作为观察员赶至地院，对造反派含蓄地表示支持。

9 月 24 日

上海红卫兵拟于本日驱一二百名资本家游街示众，市委劝阻无效，中央紧急指示制

止。

中共中央转发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国家经济委员会《关于财政贸易和手工业方面若干

政策问题的报告》。其中最主要的变化是所有“公私合营企业应当改为国营企业，资本家

的定息一律取消，资方代表一律撤销。”在“割资本主义尾巴”上完全肯定了红卫兵的激

进要求，标志着“社会主义革命”的进一步深化。资本家虽已成为没有资本的资本家，

然犹被树为阶级斗争的风车，使继续保持这一顶帽子，以利于进行阶级斗争教育。

关锋、吴德在地质学院讲话，支持学生要求：邹家尤应到少数派那里检讨；何长工

对全部事态的发展应负责任，也应去检讨。少数派冲地质部，要求邹检讨是对的。多数

派不应阻挠少数派的合理要求。

北航“红旗”、北外“红旗”、清华“井冈山”等造反派组织都夺取了校内的广播台。

遵照陶铸在 9 月 1 日的电话指示：“对于个别坏分子的反动言行……进行必要的揭露

和批判。”湖南省委张平化于今天作了“抓黑鬼”的动员报告。这个报告被称为“捉鬼动

员令”‚ 湖南出现一片白色恐怖。

9 月 25 日

周恩来接见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主要负责人讲话‚ 表示支持少数派：

“工作组承认路线错误、方向错误就行了”，所整材料一律作废。“在工厂、机关团体、还有

商店，不搞红卫兵，已经搞了的暂时保留一个时期，前途是取消。这一点，毛主席、林彪同志和

中央常委已经研究决定了的。”“上海抄了十万资本家”，还要拉一万人游行，我们制止了。有人

说我 15 日的讲话是大毒草，这是不对的，它是毛主席看过的。

陈伯达在政协礼堂接见重庆大学“815”及其它革命师生时，指出：

“《16 条》是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纠正了错误路线。但错误路线还会继续用各种形式出现。

看来这一个多月来。斗争的形式更加尖锐、更加复杂了。有些人不愿执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不

愿执行毛主席的指示，虽然工作组形式上撤走了，但还用别的形式代替工作组，就事先指定、背

后操纵假的文革领导来执行错误路线。”他建议：“高干子弟在文化革命运动中占有领导岗位的，

应当让出来，让普通的工农子弟领导文化革命。”

叶剑英、戚本禹、谢镗忠接见北京十三个艺术院校、艺术团体部分师生代表。指出

军队派往各艺术院校的工作组，不斗走资派，“而是去‘肃清外围’，组织学生斗学生；

不是文斗而是武斗，就是打。”他要求在运动中抓思想、抓组织、抓政策、抓纪律。

叶剑英说毛选了四十年，选了林彪为自己的第一接班人，马、恩是两个人，毛、林

131

也刚好是两个人，有了他们的领导，革命就无往而不胜。

陶铸指示熊复用中宣部名义转发国家体委《关于运动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保持一定

训练的建议》。这个文件被造反派指责为假借训练压制运动员参加文化大革命。

9 月 26 日

周恩来参加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即三司)全体红卫兵在北京工人

体育馆举行的大会，讲话中再次申明，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的黑材料一律烧掉，所加

的反革命帽子取消。谈及工作组问题时，说：“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解决了。党的十一

中全会解决了这个问题。”谈到各红卫兵组织时，他说无论少数派、多数派都是革命的，

应一视同仁。在政治上物质上都应当平等。

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十六条联络委员会在北师大召开了第一

次批判谭力夫“发言”的大会。

9 月 27 日

经周恩来、陶铸致信毛、林，并由陶铸以中央名义，同意华东局关于学生和红卫兵

不到医院进行革命串连的请示；并指示卫生部“要把医院的党委恢复起来”、“医院文化

大革命要按‘四清’部署分期分批进行”。这个文件被指为起了压制群众运动的作用，陶

铸在 12 月 13 日对卫生界的谈话中，为此作了自我检查。

北京及外地红卫兵组成东方红筹委会，准备在本日改北京市为东方红市。周恩来得

知后劝止。

9 月 28 日

关锋在地质学院学生座谈会上说：极少数坚持错误的路线的人，在 16 条公布之后，

“煽动群众斗群众，学生斗学生，工人斗学生，农民斗学生。”“路线错误是什么错误？

路线错误就是打击革命群众，镇压革命左派，制造了一个反干扰的阶段，打击给院党委

提意见的、给工作组提意见的、赶工作组的”‚ “错误的路线必须批判。”

9 月 29 日

戚本禹接见红卫兵(多数派)代表，说：“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毛主席的，一个是另

外一些人的。你们要看清哪个是毛主席的就保卫。”“有相当学校的工作组是执行另一个

司令部的路线。”

9 月 30 日

陆定一被隔离反省，拘禁在看守所。

《人民日报》整版刊登语录歌，并加编者按语。从此语录歌风行一时。

9 月

林彪：《关于工作组问题的讲话》①，他说：派工作组本身是方向路线性错误，是资

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工作组在某些负责人的错误领导下，一般地贯彻了“排除干扰”、

“抓游鱼”，挑动群众斗群众，学生斗学生，压制群众，把某些群众打成“反革命”的错

误路线。

青年工人遇罗克撰写《出身论》一文，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一

①

流传本标“一九六六年八月”，无具体日期，姑系于此。又讲话中“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是迟至 10 月底中

央工作会议时才提出来的。

132

联进行了批判，在社会上广泛流传。遇罗克终因此被捕遇害。

133

第三节 为渊驱鱼——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0 月 1 日

北京举行十七周年国庆庆祝大会，毛泽东第四次接见串连来京的各地师生与红卫兵

150 万人。林彪在会上发表讲话，指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

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首次在官方文件中出

现了“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并号召与之斗争的提法。它从思想上武装了造反派，给

造反派以最有力的支持。

[按] 据叶永烈《陈伯达传》：由陈伯达捉刀的讲话原稿作“ 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

陶铸建议改为“ 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得到毛的同意。当晚，张春桥提出：“ 资产阶

级反对革命路线” 在语法上不通，念起来也拗口。毛回答：“ 以后就提彻底批判资产阶级

反动路线。” 又据关锋对叶永烈讲，是他提议改为“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周恩来对这一

提法，曾找毛泽东提出：党内历来提路线问题都是提左倾、右倾，没有反动路线这一提

法，这样提妥当吗？毛用英语作答，说原来用 Counter-revolution 反革命路线，后来改为

Anti-revolution 反对革命路线，最后还用 Reactionary revolution 反动路线好。(第 331-332

页)为此，原定 10 月 1 日出版的《红旗》推迟至 4 日见报。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道

上前进》中提出了“ 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根据陶铸的指示：熊复令新华社摄影部以拚接的办法，制成一幅毛与刘少奇并立在天

安门城楼上的照片(图片说明：《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宋庆龄副主席在天安门城楼

上》)，发表在 10 月 1 日的《人民日报》上。

10 月 2 日

“三司”(红卫兵“第三司令部”)以人民艺术剧院国庆演出中，有的演员是黑帮老婆、

保皇派，横加干预，与“西纠”发生冲突。

10 月 3 日

今日出版的《红旗》第 13 期发表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第一次公开

提出对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把与刘、邓的斗争提高到了路线的高度。

[按] 由陈伯达根据林彪十·一讲话精神主持起草的《红旗》社论，正式提出了“ 资

产阶级反动路线” 这一概念。其内容指派出工作组、压制群众运动。一时成为运动的主

题，也正式把刘少奇推到受批判的第一线。“ 资产阶级” 一词，在中共的词典里相同于基

督教里的魔鬼，是一切罪恶的来源与化身。谁都没有见过魔鬼，但现实世界中既然存在

134

罪恶，与上帝的公正仁慈相悖，它便理所当然地是魔鬼的挑唆与玩弄所造成的。对“ 资

产阶级” 一词也一样。把现实社会中一切罪孽和黑暗，乃至自身的肮脏与腐败，一古脑

推在它的身上，这是最廉价、最便当的自我安慰与统治法术。至于现代资产阶级的经济、

政治制度、思想、生活方式、文化习俗究竟是怎样？他们一直是不清楚的。正像对“ 修

正主义” 一样，一个自命是成熟和郑重的党(且不说光荣、伟大、正确的自吹)，大张旗鼓

地在世界舞台上大反修正主义，而修正主义是什么？他们却一直弄不清楚。这使我想起

了不久前听到有关冰心的一则谈话。据说(当是 1990 年前后)著名的中共理论大师胡乔木

前往看望冰心。在谈话中，冰心问：什么叫资产阶级自由化？胡乔木在这位尊敬的朋友

面前，很坦率地说了大概是他多年来未曾说过的一句诚实话：“ 我也搞不清楚。” 至于所

谓“ 路线” 与“ 路线斗争”，在中共党史上从来就是致对手于非命的欲加罪名，在文化革

命中更是最滥秽的罪恶罗织。由 9 月 18 日—20 日张春桥主持的造反派座谈会到《红旗》

社论提出“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都是为 10 月 9 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倒刘运动作

准备的。社论还提出反对折衷主义，攻击的矛头直指周恩来。之前江青就肯定地说：“ 总

理就是和稀泥，折衷主义”。

周恩来在中南海对来自全国的红卫兵代表(906 名)说：“是不是所有的领导机关都是

黑帮呢？我们、你们，没有一个人是这样看的。对于任何一个问题都要一分为二”。“犯

了路线错误而没有实际的反党行为，这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政协还是要的。”“毛主

席还是政协名誉主席，我还是主席呐！有人提出要消灭伊斯兰教，世界上四亿人口信伊

斯兰教，中国也有 1400 万人，不能提出这个问题。”“对兄弟民族领导总要抱爱护态度。

安排一些农奴主到天安门观礼，这是中央的意见，是有考虑的。”“在斗争中，不要到处

没收财物，要没收由公安局统一没收。”

10 月 4 日

下午，周恩来、陶铸及军队负责干部向毛泽东汇报了文化大革命形势。毛作出决定：

10 月 9 日召开中央工作会议。

周恩来、陶铸接见哈尔滨工程学院三团体时，说：对省市委领导要一分为二，“黑帮”、

“黑线”不要再用了，界限不好划。所谓“红五类”、“黑五类”，概念绝对化，这很危险。

听说有人要炮打东北局，东北局是中央派出的机构。如果他们是黑帮，我们就有责任了，

135

就和我们连一啦！炮轰省委很必要，但不能只剩潘复生同志一个人。

联委会在清华召开第二次“向右倾机会主义猛烈开火——批判谭力夫大会”。

10 月 5 日

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发布《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

指示》。这个文件经全军文化革命领导小组草拟后，林彪令交中央文革修改；陈伯达、江

青、康生、张春桥等人逐字大加修改。刘志坚(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全军文化革命小组

组长、总政副主任)曾在中央文革小组所在地钓鱼台提出异议，说：“取消党委领导，这

在我军是史无前例的。”张春桥则说：“党的领导就是毛主席的领导，就是毛泽东思想领

导。”刘志坚说：“毛泽东思想的领导是不错的，毛主席的领导也是不错的，但是下面是

要有具体人去执行的啊！”刘志坚的意见被拒绝。

[按] 在 10 月 1 日天安门检阅中，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 红色造反纵队” 负责人向

林彪反映，军队院校对文化革命有许多框框，是压制群众。林下令全军文革小组立即发

一紧急通知，让军队院校的文化革命按地方的办法进行。据此，军队院校和地方各级学

校出现要求平反，追查运动初期“ 黑材料” 的热潮，加剧了群众的对立，一些学校开始

出现打砸抢和武斗事件。这个《紧急指示》发出以后，全国掀起了“ 踢开党委闹革命”

的浪潮，除野战部队外，各级党委都陷于瘫痪，基层党组织都停止活动。

中央军委奉林彪之命，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动员会。师生 10

万人参加。陈毅作国际形势报告。叶剑英在会上原原本本地宣读《紧急指示》。并宣称：

“让林彪同志做为我们的副统帅，这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最可庆幸的大事。”林彪“身

体也最健康”，“从头脑到内脏没有什么毛病”。他还说：“运动结束时再选举党的领导，

再重新产生革命的领导。”

[按] 叶剑英是老中央领导人物中支持少数派的极少数人物之一，大为毛泽东所欣赏。

曾以“ 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 之句赠之。

晚上，罗舜初、赵如璋向北航“红旗”承认北航的多数派领导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罗答应帮助“红旗”战士解决生活上的问题。

北航“红旗”于昨天夺得了部分广播权，今天又查封了院、系文革筹委会的材料组、

专案组。

各机关单位纷纷成立“战斗队”。

[按] 所谓战斗队、纵队、兵团是各单位成员中观点(实即利害)相同的人所组成的宗

136

派组织，人数多至百、千数，少至一人。一个单位往往分裂为几个甚至几十个这样的组

织，它们分别揪斗及支持本单位的某个领导干部，因而成为势不两立的对立宗派，演成

各基层单位内通贯文革全过程，甚至到数十年后犹可隐约窥见的派性争夺。

10 月 6 日

下午 3 时，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了十万人的《全国在北京

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康生、陶铸、

张春桥等人及中央文革小组其它成员出席了大会。江青主持大会，并讲了话。

张春桥在会上宣读了中央军委的《紧急指示》及中共中央的批示。周恩来讲话：“过

去各级领导和工作组对一些革命同学加以压制、围攻、斗争，甚至搜查、压迫，这类的

严重事情，宣告一律平反。”大会通过《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的通电，呼吁全

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会后，谢富治对北航“红旗”代表说：“你

们坚持在国防科委斗争 28 天，做得对，干得好！”

北京大学路远、周闯贴出针对聂元梓的大字报：《搬开聂元梓，北大才能乱》。又有

大字报针对当时的中央文革副组长王任重，题为《王任重，责任重》、《北大与武大》。

10 月 7 日

中央军委发布指示：

所有同志，凡遇到了违背毛主席思想、违背中央军委方针、政策的错误言论和行动，不管什

么人，不管什么职位，不管什么时候，什么场合，是自己的直接领导也好，不是也好，都要敢于

向上级领导报告，敢于揭发，敢于斗争，都要自觉地、积极地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党中央、军

委的方针政策。这是党性和革命风格的考验，是衡量毛主席著作学得好不好，是不是在用字上狠

下功夫的一个主要标准。自觉地、积极地、勇敢地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党中央、军委的方针政

策是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的最高职责，做不到这一点，就是最大的失责。

王任重在北京饭店接见华中师范学院七名工农学员，支持他们批评院文革和工作组

的革命行动。

张春桥等接见福建部分学生，说：北航要求同工作组赵如璋谈话，到国防科委等了

28 天、28 夜，不谈。我们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说：要谈。关锋表示支持学生回去坚决

进行斗争。

北大、清华、师大等高等院校开始了批判以李雪峰为首的北京新市委推行的资产阶

级反动路线的活动。

北京街头和清华大学出现打倒刘少奇的标语。

10 月 8 日

北京农机学院“东方红”夺了校广播站的权，并冲向八机部。

“联委会”在北工大召开第三次批判谭力夫发言大会。

地院“东方红”第三次冲击地质部，揪走地质部长何长工。

叶群仰江青之意，密令南京部队空军政委兼 7341 部队第一政委江腾蛟，在上海查抄

郑君里、赵丹、童芷苓、陈鲤庭、顾而已等家。所抄材料，先存放在毛家湾叶群家，后

137

根据江青的指示，“要把这些材料放到最保险的地方。”于是转存空军指挥所。材料经叶

群亲自挑选，附有目录，装在一个大信袋里，在叶群的监督下封口，送往保存。

[按] 据《十年浩劫》，执行抄家任务的江腾蛟，在 1980 年 12 月 1 日，第二审庭上

供认：叶群当时交待我说，江青 1958 年有一封信，落在郑君里家，现在要抄回来。这封

信是请郑君里帮她与唐讷取得联系。原来是 1957 年毛为李淑一题《蝶恋花》词，有怀杨

开慧之句。“ 为此，江青放了一阵刁蛮，撒了一通大泼，宣称，你怀念杨开慧，我要想唐

讷。” 江青此事，或者有之。但所抄者，非郑君里一家，而是几乎所有三十年代同事，足

见所抄者原不止此信而已。

10 月 9 日至 28 日

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中心内容，目

的为解决各级干部问题。各大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党组织的负责人出席

了会议。会议原定七天，后一再延期。会议印发了林彪 1966 年 8 月 13 日在中央工作会

议上的讲话、国家计委党组《今年 1 至 9 月份经济情况》等文件，还印发了十几个“参

考材料。”“参考材料”之四是记录红卫兵“丰功伟绩”的《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这

个材料有“把资产阶级打得威风扫地”、“挖出了一批潜藏很深的反革命分子”、“扫除宗

教迷信，捣毁教堂寺院”、“没收了一批剥削阶级的不义之财”等十项内容。据统计，全

国各城市截至 10 月 3 日为止，破获“现行反革命案件”1788 起，没收黄金 118．8 万两，

从城里赶走“牛鬼蛇神”39．74 万。“参考材料”之五是《关于国务院文教各部门红卫兵

查抄五类分子家庭的情况简报》。国务院文教各部门(文化部、教育部、卫生部、体委、

文字改革委员会)及其直属单位的人员中，被查抄的共 1776 户。这些部门在编人员总数

为 29975 人，被查抄的约占 6%。“参考材料”之六为《小学也必须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

革命》。这个材料有“小学教师的阶级队伍严重不纯，领导权被敌人篡夺”、“党的政策不

能贯彻，坏人坏事畅行无阻”等三项内容。“参考材料”之十三是《李雪峰同志代表中共

北京市委作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方向路线错误检查提纲》。

10 月 9 日

下午，在中央工作会议的全体会上，林彪讲话。他说：现在我们需要总结一下这一

时期的经验，研究怎么样继续有力地贯彻十一中全会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主席

本来要亲自到会，恰恰这两天受凉。这个会议的时间准备只开七天，从今天起就开小组

会，大约开三天，然后再由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作综合性的发言，再讨论两天，最后一

天请主席作指示。但由于会议的头一个阶段就被认为“不正常”，即远非毛之所期望，故

延期至二十天。

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的第二组发言，引述毛的话说，这次运动暂定搞到明年 1 月，

还有四个月。十一中全会后搞两个月，要很好地总结经验。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第

一是为了反修防修；第二是为了战备。现在备战的任务很重，时间很紧。可能在 1968 年

前后发生战争。主席说，三线不建起来，觉也睡不着。文化大革命就是最好的战备动员。

138

这一点日本人、美国人都看出来了。打仗就得靠青年，把他们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

什么都不怕。

周恩来同清华红卫兵几个组织的代表座谈，说：我在 8 月 22 日讲过了(指 8 月 22 日

在清华群众大会上讲话)，中央问题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已经解决了。王光美该检查，但主

席也不同意王光美回校。周并明确表示支持三司。说：第三司令部红卫兵少数派我是最

支持的。

李富春召见地院“东方红”，宣布已指令交出并销毁全部工作组整学生的材料，由何

长工公开宣布为“东方红”组织平反。

姚文元在由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简称“学部”)“红卫兵联队”、中央教育

部“8·18 红卫兵总部”等五单位发起，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的“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猛烈开火万人誓师大会”上讲话，表示支持。

“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即“第二司令部”，简称“二司”)召开“向资产阶级

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北航“红旗”(“二司”成员)指责它为“假批判、真包庇”，

冲击了大会。“二司”从此瘫痪瓦解。

10 月 10 日

林彪向全军发出号召：“把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新阶段”，指出“毛

泽东思想是革命的科学，是经过长期革命斗争考验的无产阶级真理，是最现实的马克思

列宁主义，是全党全国人民统一行动的纲领。必须用毛泽东思想来统一我们的思想。”在

强调着重学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这三篇毛泽东著作时，林彪

说：“‘老三篇’不但战士要学，干部也要学。‘老三篇’最容易读，真正做到就不容易

了。要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来学。哪一级都要学，学了就要用，搞好思想革命化。”

林彪这段指示被谱成歌曲，文革期间，唱遍全国。

曹荻秋在中央工作会议第三组发言，谈上海文化大革命情况。

何伟在教育部传达陶铸 10 月 6 日在接见教育部两派代表时说：我与何伟共事过七次，

我是了解何伟的，何伟不是黑帮，何伟与陆定一没有关系。何伟在讲话中把这句话重复

了五次。

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大队”召开了“批判工作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并连夜

往外交部搜查“黑材料”。外交部副部长罗贵波宣布周恩来指示：刘新权停职反省，工作

组材料封存，等待处理。

王光美奉造反派命令，交出第一份检查。

北京政法学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和“毛泽东红卫兵”同往最高法院造反。北京

石油学院“大庆公社”夺取院内广播台，并连续召开批判工作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

北京各高等院校纷纷转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所谓“十月风暴”。

10 月 11 日

《解放军报》发表《坚决响应林彪同志号召，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群众运动推向

新阶段》的社论，并广泛组织群众学习。

解放军学习毛主席著作经验简介

原编者按：解放军是一个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大学校。我们向解放军学习，首先要学习他们活

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解放军在革命实践中，积累了许多宝贵

的经验。下面，我们从军训指挥部李政委的报告中摘录一部分，供大家学习。

学习标准：

一、四个无限

139

对毛泽东思想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忠诚，无限崇拜。

二、四个最高

努力学习最高指示，忠实执行最高指示，热情宣传最高指示，勇敢捍卫最高指示。

三、四个不离

口不离毛主席的话，手不离毛主席的书，心不离毛主席的思想，行动不离毛主席的教导。

四、四个一切

学习毛泽东思想，高于一切，大于一切，先于一切，重于一切。

增强阶级感情，六个想一想，看一看：

一、想一想我国劳动人民在旧社会所受的苦难，看一看今天在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我国人民的

幸福生活，就会感到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

二、想一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光辉历史，看一看社会主义时期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就会知道

毛主席的书是我国人民翻身求解放的宝书。

三、想一想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过程，看一看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今天所取得的光辉胜利，就会

认识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经得起斗争实践考验的无比正确的马列主义的真理。

四、想一想马列主义的发展史，看一看今天世界革命的大好形势，就会认识到毛泽东思想是当代

马列主义的顶峰，毛主席是世界革命人民最伟大的导师和领袖。

五、想一想苏联“和平演变”的历史教训和苏联人民在修正主义统治下的痛苦生活，看一看毛主

席领导下繁荣昌盛的新中国，就会无限热爱毛主席，无限热爱毛泽东思想。

六、想一想自己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的成长过程，看一看现在的表现和行动，就会感到不学毛主

席著作就是最大的忘本。

以整风的方法学习毛泽东思想是根本的方法：

一、斗就是敢于上纲，在世界观上明辨是非。改就是立竿见影，说到做到，不放空炮。

二、扫清四个敌人：学不怕破，亮不怕丑，斗不怕痛、改不怕难。痛快地亮，狠狠地斗，坚决地

改。

三、以革命英雄为榜样，以其豪言壮语作为催化剂，想毛主席的教导，英雄的行为，对照自己的

思想和行动。

三个首先、三个依靠与三个反复：

一、指导工作与改造思想相比，首先要改造思想；改造下级与改造领导相比，首先要改造领导；

改造别人思想与改造自己思想相比，首先要改造自己思想。

二、依靠毛主席教导，依靠自己自觉革命，………。

三、对于毛主席著作要反复读，反复思索，反复实践。

学习毛著要学出“七新”：

认识上要有新的高度，

领导上要有新的姿态，

学习上要有新的水平，

用字上要有新的成果，

要使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适应新的形势，推向新的高潮，搞出新的局面。

干革命十五想：

渴时想想上甘岭，

饿时想想老红军，

冷时想想罗盛教，

热时想想邱少云，

革命想想张思德，

工作想想白求恩，

140

遇有困难想愚公，

艰苦奋斗想大庆，

平凡工作想雷锋，

“四高”想想刘英俊，

临危想想刘胡兰，

热爱人民想谢臣，

得病想想焦裕禄，

创业想想大寨人，

幸福想想共产党，

永远跟着毛泽东。

(原载清华大学《井冈山》报 1967 年 3 月 22 日)

10 月 12 日

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小组会上发言。列举了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的十条成绩： 1．学

毛著已成高潮；2．揪出一些反党分子；3．搞出一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

搞出一批犯方向路线错误的人；4．严重地打击了四类分子；5．冲击了当官做老爷的威

风；6．已开始体会到大民主的味道；7．在党内、社会上是一次大清理；8．是一次很好

的战备大演习；9．会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同时一定会促进生产，促进工作；10．培养

了一大批革命接班人。这些小将敢闯、敢干，在斗争中成长起来。

吴德在中央工作会议第一小组发言，谈北京文化大革命情况。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学习毛泽东思想必须认真地学、刻苦地学》。社论指出：“当

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个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大学校”，“几个月来，在毛泽

东思想旗帜下进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惊涛骇浪，对于广大群众和干部来说，是不

上课的上课，不考试的考试，比学校里的上课深刻一万倍，比课堂里的考试过硬一万倍”。

首都“三司”政治部发出通知，号召全体红卫兵战士最坚决、最热烈、最积极地响应

林彪号召，把活学活用毛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新高潮。

北京广播学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险峰”贴出《中央文革小组必须来我院检查》的大

字报，认为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前一阶段在广播学院所做的某些事情，不符合毛泽

东思想，不符合十六条。

戚本禹、关锋接见北航“工人赤卫队”、地质红卫兵时讲话：我倾向“红旗”、“东方

红”，因为他们方向比较正确。他们对错误路线看得比较清楚。

10 月 13 日

毛泽东接见在京部队的指示：

下次接见，采取阅兵式的办法，不管多少人，解放军要统统地包下来，经过训练，

把解放军的光荣传统、三八作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带到全国各地去。《三大纪律八项

注意歌》人人要会唱，我也要会唱。

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小组会上发言：“这次文化大革命，我们都是没有充分思想准

备的，也没有经验，但是毛主席对运动的全景是看得清楚的。我们看不清楚不要紧，要

紧跟主席，不要掉队”。

熊复在中央工作会议第二组发言，他抱怨说：新华社 500 多名记者，28 个分社，竟

然不能担负向中央、毛主席反映全国各地文化大革命真实情况的任务，中央文革小组却

从部队中抽调 100 多名军事记者(绝大部分不是军事记者而是军队干部，其中许多人是军

队院校的干部)到全国各地了解情况。

141

北京各院校造反派师生在北京展览馆召开第一次“批判以李雪峰为首的北京新市委

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通过《告北京市革命群众书》。

10 月 14 日

晚，毛泽东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各大区负责干部及会议各组组长开会。毛泽东作

了讲话。毛认为会议头一阶段的发言不那么正常，决定延长会期，采取对策。

毛泽东在汇报会议上的讲话

邓小平耳朵聋，一开会就在离我很远的地方坐着。一九五九年以来，六年不向我汇报工作。

书记处的工作他就抓彭真。你们不是说他有能力吗？(聂荣臻说：这个人很懒。)

对形势的看法，两头小，中间大，“敢”字当头的只有河南，“怕”字当头的多数。真正“反”

字的还是少数，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有薄一波、何长工、汪锋，还有一个李范五。

真正的四类干部(右派)也就是百分之一、二、三。(周恩来说：现在已经大大超过了。)多了

不怕，将来平反嘛！有的不能在本地工作，可以调到别地方工作。河南一个书记搞生产，其余五

个书记搞接待。全国只有刘建勋写了一张大字报，支持少数派，这是好的。

聂元梓现在怎么样？(康生说：还是要保。李先念说：所有写第一张大字报的人都要保护。)

对！

(谈到大串连问题时，周恩来说：需要有准备的进行。)毛泽东说：要有什么准备？走到哪里

没饭吃？

对形势有不同看法，天津万晓塘死了以后，开了五十万人的追悼会，他们以为这是大好形势，

实际上是向党示威，这是用死人压活人。

李富春休息了一年，计委谁主持工作我都不知道，富春是守纪律的，有些事对书记处讲了，

书记处没有向我讲，邓小平对我是敬而远之。

(谈到时间时，周恩来说：机关到春节，大中院校到明年暑假。)

陶鲁笳在邮电学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总部”讲话：“多数派里党团员多，这说明一

个什么问题呀！至少说明我们的党团员这种保守落后的思想相当严重。”

北京及外地革命师生五万余人在北师大再次举行大会，批判以李雪峰为首的北京新市

委所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李雪峰代表新市委作了检查。

10 月 15 日

东北三省造反派在京举行“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向资 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

10 月 16 日

下午，中央工作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开全体会议。陈伯达作了题为《无产阶级

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总结性讲话。这个讲话以“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为纲，发出了对刘少奇新围剿的动员令。讲话全文引用了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

一张大字报》，点名攻击刘少奇与邓小平。

[按] 在此以前，毛曾指示：他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不许在社会上流播。八届

十一中全会上有人要贴刘少奇的大字报，毛要周恩来前往劝阻。9·10 周恩来在首都红卫

兵座谈会上讲话也提到禁止传抄。8·20 以后北大贴出一批攻击刘少奇的大字报，毛令陈

142

伯达于 9·24 前往阻止。这次由陈伯达在总结性的讲话中援引这张大字报，点名攻击刘、

邓，说明毛在战略上的一个转变，现在他以自己为先锋，号召全国炮打所谓以刘少奇为

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陈伯达的总结中还提出了反对高干子弟掌权的问题。“ 高干子弟要

掌权” 这个方针是邓小平在派工作组的同时明确提出来的。这种陈腐的封建门阀世袭思

想完全是从维护既得的特权利益出发的。到了 80 年代初邓重新上台，这种思想用培养接

班人的名义在全国广泛地贯彻实行，成为中国人民极端厌恶，广泛批评的败政。

陶铸对中南区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领导干部说：“十一中全会后，主席批评我在六、

七月份应当站在伯达一边，但没有这样，而是中间偏右的。”他说：“我们是既得利益者，

怕打乱旧秩序。”

由于邮电学院造反派师生的强烈反对，陶鲁笳要求销毁 14 日讲话的录音带被制止。

晚 8 时，聂元梓在北大发表广播讲话，提出“上揪下扫”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

10 月 17 日

江青委托王力、关锋、戚本禹接见全国各地来京师生代表时，王力讲话：对文化大

革命运动初期因向党委或工作组提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的一律平反，档案材料销毁，“不

论工厂、县以下单位、机关、企业一律适用。”对于工人调查材料，“利用抓革命促生产

去阻碍文化大革命是不对的。”“绝对不是工人不准调查、不准交流经验，特别是在保证

生产任务完成的情况下。”

何长工对抗军委紧急指示，与陶鲁笳商妥，将地质学院的“黑材料”交给陶的秘书，

转移到工交党委办公室。

10 月 18 日

毛泽东第五次接见北京和外地来京的 150 万红卫兵。

凌晨，首都红卫兵“三司”和北航“红旗”为熊复删除几条口号事件而在北京街头

第一次喊出了“打倒刘少奇”。下午，清华大学出现“打倒修正主义的头子刘少奇！”的

大标语。晚，周恩来接见“三司”代表，赞扬了他们的革命责任感，说口号是斗争得来

的革命的口号、胜利的口号，要广泛宣传，呼遍全国。

陶铸出面为熊复保镖，认为这“是领导工作上官僚主义，失之于检查”，“青年学生

动不动就是阴谋，哪有那么多阴谋。”陶还说：“就是那么大一点点事，就被什么人添油

加醋！”

[按] 10 月 16 日有关部门发布准备毛在 18 日第 5 次接见北京和外地来京师生时用

的标语口号，熊复在 17 日重新发布时，删除了“ 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

新阶段”、“ 坚决拥护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

143

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四句。并砍掉了“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中

的“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 八个字。“ 三司” 认为这是“ 明目张胆地反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

席”，上街游行抗议。18 日凌晨 5 时，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通过了“ 三司” 提出的标语

口号，并加上“ 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 一句。

关锋、戚本禹、王力在政协礼堂接见全国各地来京师生代表。指出最近有人利用林

彪 9．15 讲话及《红旗》十二期社论，把斗争锋芒指向学生是完全错误的。军委关于平

反的《紧急指示》不论机关工厂，一律适用。工厂、农村在保证生产的情况下，可以查

材料，与学生交流。

10 月 20 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暂时停止外地革命师生来京串连的紧急通知》。

周恩来接见哈尔滨工业大学红色团，肯定他们的三大组织大方向一致，在黑龙江干

了许多好事。对刘少奇，不要到天安门贴大字报，即使要撤换，也不需这样去发动群众。

长春市各大专院校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会后吉林大学造反派进驻

省委，与对立派发生冲突。

姚蓬子家挨抄。据传是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接到一封署名几十个红小兵的检举信，

说姚家藏有手枪。师院师生进行了查抄，无结果。

[按] 姚蓬子是上海师院中文系的兼课教师(主讲中国小说史)，非正式职工。姚蓬子，

三十年代上海象征派诗人，作家。本名梦生，浙江诸暨人。1927 年底，经潘汉年介绍入

党。1930 年 3 月左联成立，姚蓬子任执委兼总务部长，1931 年协同丁玲主办《北斗》

杂志，旋任《文学周报》主编，1932 年，负责特科的潘汉年调蓬子任联络。1933 年 10

月在天津被捕自首。在 1934 年 5 月 14 日《中央日报》上刊登《姚蓬子脱离共产党宣言》，

从此成为徐恩曾所掌握的中统特务组织的训练股干事。在徐资助下开设作家书屋。姚文

元就是蓬子的独生子。

10 月 21 日

周恩来接见外地赴京半工(农)半读学校革命师生代表，肯定以学为主的半工(农)半读，

是毛主席的教育思想。“没进大学文科，可能社会主义觉悟高一点；进了大学，读文科，

我看更笨了。”教育部的问题，根子在陆定一。

李作鹏将 8 月 25 日原海军航空兵政治部主任罗斌所写揭发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

144

问题的大字报抄送叶群，影射贺龙是罗的后台。

《全国红色造反者毛主席著作学习讲用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哈尔滨军工学

院、南京大学“红色造反团”、北京地院“东方红”等组织介绍了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

经验。

北京化工学院、邮电学院、地质学院、林业学院造反群众进驻经委院内，联合成立

“工委系统院校驻经委机关联络站”。

外交部抗议印度尼西亚迫害和驱赶华侨。

10 月 22 日

毛泽东在邓小平检讨稿的送审稿上批示：

小平同志：可以照此去讲。但在……第 1 行‘补过自新’之后，是否加几句积极振奋的话，

例如说，在自己积极努力和同志们积极帮助之下，我相信错误会得到及时纠正，请同志们给我

以时间，我会站起来的。干了半辈子革命，跌了跤子，难道就一蹶不振了吗？又，题目‘初步’

二字可以去掉。

毛泽东

10 月 22 日上午 4 时

邓小平照此办理。

周恩来在刘少奇的《检讨提纲》上作了多处修改和订正，并写了一千多字的批注，

退还刘少奇，写信说：方才将我的意见同陶铸、富春同志谈了，他们表示同意我的意见。

周恩来在国务院小礼堂接见“二司”所属院校多数派代表一百余人，说：怀疑一切

是不科学的，不能除了毛主席、林副主席都怀疑。怀疑是允许的，但总要有点根据。周

鼓励他们开门整风，检查对待工作组及少数派的错误。并提倡步行串连。

大连海运学院 15 个学生组成长征红卫队，步行抵京，历时一月。《人民日报》为此

发表社论《红军不怕远征难》，提倡步行串连，以减轻车船压力。陈伯达接见地院“东方

红”、北航“红旗”等代表时，说：“你们步行就是准备大斗、大批、大改；更有力量地

斗，更有力量地批，更有力量地改。你们头脑要武装起来，就要按毛主席的教导到群众

当中去。”十月下旬，北京大中学校师生纷纷组成长征队，步行外出串连。外地长征队也

大批入京。

外交部为抗议苏联责令全部中国留学生休学一事，决定中国留苏学生于 10 月 27 日

回国。

10 月 23 日

周恩来在有国务院副总理、各口负责人、各部委党组书记、中直与中央军委机关负

责人及部分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会议上讲话：

各级领导同志，必须从现在开始，采取主动，亲临前线，解决问题，考验自己。作到：一、

挺身而出，承认错误；二、支持左派，帮助中间、保守。三、处理档案，解放多数；四、先作学

生，后作先生；五、站稳立场，坚持政策。看来运动还要有个高潮，你们要作好迎接高潮的准备。

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检讨。这份检讨，作为会议文件之六发给与会人员。

邓小平也作了检讨。

10 月 24 日

毛泽东在陈伯达 10·16 讲话稿的送审稿上写了批语：“改稿看过，很好。抓革命，

促生产两句，是否在什么地方加进去，请考虑。印成小本，大量发行，每个支部，每个

145

红卫兵小队，至少有一本。”

刘、邓作了检讨后，24 日的小组会上，又经受与会者的批判、指责。谢富治在第五

组的小组会上，攻击刘少奇“右倾思想是一贯的”，“在组织上也是搞宗派主义、搞私人

势力”，“分裂党”，“由不举毛主席的伟大红旗，到平起平坐，发展到取而代之”。又说：

“邓在人们的印象中，是一个三十年‘一贯正确’的形象，在党内有很大的影响(当然他

们过去作了许多工作)。这次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阻力之所以如此大，同这种影响不

无关系。”又说：“彻底肃清刘、邓的影响，是很必要的。他建议将他们的错误在更大范

围内，起码在县团级公布和批判。”

[按] 江青原希望陶铸第一个起来表态发言，批判刘、邓，故亲找陶铸动员，为陶所

拒绝。转而找谢富治，谢欣然应允。从此，陶则开始失宠，谢则益趋贵幸。

叶剑英在第二组会议转述了毛泽东的意见，说：主席讲，很多问题都揭出来了。会

议再开下去，调子越来越高，势必打成黑帮，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这样对全党全

国不利，对世界也不利。叶剑英接着说：主席既有高度原则性，又有高度灵活性。

晚，毛泽东召开汇报会，在听取汇报后讲了话：

“这次会议开得比较好一些，上次会议是灌而不进。”“过去是三娘教子，现在是子教三娘。”

接着他又埋怨说：“我故意大权旁落。现在倒闹独立王国，许多事不与我商量” ，“邓小平从来

不找我，从一九五九年到现在，什么事情也不找我。五九年一月庐山会议我是不满意的，尽是他

们说了算，弄得我是没办法的。书记处、计委干什么，我也不知道。” “武昌会议我不满，高指

标弄得我毫无办法。到北京开会，你们开六天，我要开一天都不行” 。“ 进城后分散了，各搞

一摊。特别分一、二线更分散了” 。“刘、邓二人是搞公开的，不是秘密的” ，“不管什么小集

团、什么山头，都要关紧、关严，只要改过来，意见一致，团结就好。要允许刘、邓革命，允许

改，你们说我是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的人。” “把刘、邓大字报贴到大街上去不好。要允许人

家犯错误，要允许人家革命，允许改嘛！让红卫兵看看《阿 Q 正传》。”“对刘少奇不能一笔抹煞。”

“文化大革命只搞了五个月，最少五年才能得出经验，一张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大串连，

谁也没有料到，连我也没料到，弄得各省市呜乎哀哉。学生也有错误，主要是我们这些老爷们犯

了错误。”

《红旗》杂志 1966 年第四期社论，《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中，

宣传了陈伯达讲话稿中的几个要点。

就《人民日报》10 月 22 日社论《红卫兵不怕远征难》一文，周恩来指示：

1、 北京的学生不要忙于出去，要让外地的先走。北京的学生可以留在原校搞批判资产阶级反动

路线的斗争。

2、 长征是一件很艰苦的事情，要有决心，要有很好的准备。要组织好，不能说走就走，不是说

到哪里就到哪里。这里得有计划。

晚，电传指示：社论的徒步来京是根据中央的指示。时，串连已成为狂潮。对社论

提倡徒步串连，红卫兵群指为取消或限制串连的阴谋，纷纷向《人民日报》指出责问。

他们同时认为空校外出，特别是对正处于被批判地位的多数派也可外出串连，会失去对

象，实同包庇，故表示反对。

陶铸在中南海接见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代表。说：提倡步行串连

146

是中央的精神。有人反映：多数派在社论发表后，纷纷往外走。这就成了搞空城计，为

那些不承认错误、要避难的同学提供了理论。这样两天就走完。代表们坚持要求陈伯达、

江青接见。本日晚 23 时至翌日凌晨二时，陈伯达在《人民日报》接见部分学生。重申社

论是中央的意思，但有不周到之处，如应有计划，不一定全校都走。他力劝大家准备步

行串连，这样有益于锻炼。愿意走多久就多久，可以一年。你们步行，就是准备大斗、

大批、大改。有错误的同学在步行串连中也将得到改造。

中宣部发出《关于处理刘少奇〈论共产党员修养〉一书意见的通知》：该书可继续出

售，售完为止。通知发至县团级，不在党内作正式传达。

中央组织部第二处以全体名义贴出大字报，罗列邓小平所谓的反动言行。

10 月 25 日

毛泽东致电祝贺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赞扬阿尔巴尼亚是“欧洲

的一盏伟大的社会主义的明灯。”

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

“搞了一线、二线，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所以，十一中全会对一线、二线的问题，就做了改

变。”“这次会议有两个阶段，头一个阶段的发言不那么正常，后一个阶段就比较顺了。”“ 我对这次

会议以后的情况，信心增加了。”“过去中央第一线没有领导好，时间太短，对新问题没有精神准备，

政治思想工作没有做好，所以这一次又做了十七天，我看以后会好一些。”

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他的讲话受到毛的批准，与陈伯达 10 月 16 日讲话一样，

大量印发‚ 摘录如下：

这个会从头到尾都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这个会实际上是十一中全会的继续。是进一步搞清楚两

条路线的问题。

我们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党，根据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说，要同旧的

所有制实行彻底的决裂，要同旧的传统观念实行彻底的决裂。我们有权力、有必要来建立我们无产阶

级在思想上的统治。

我们斗争的方式有的时候是采取报刊批判的方式，例如以前对《武训传》、《〈红楼梦〉研究》的

批判，对胡适、胡风的反动思想的批判，对杨献珍的批判，以及对吴晗、邓拓、翦伯赞、周扬等的批

判，等等，这些都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运动，有很深刻的意义。可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就要有

像五个月以来的这种轰轰烈烈的，全社会都动起来的大扫荡、大破除。这种运动，这种大战役，搞他

半年或者一年，打下一个坚固的基础。这种运动的作用决不是那种报刊上的批判可以代替的，这有它

的特大的作用，有它的特大的威力。这次运动是一个伟大的创举。但是，大战役和小战役可能是交替

进行的。

旧文化、旧思想的本质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用很多不同的语言来表达，叫旧文化，旧思想，毒草，

牛鬼蛇神，反动权威，旧学术，旧道德，旧艺术，旧法律，旧教育制度，旧世界观等等，这些东西，

最本质的旧，就是旧在一点上，旧在一个私有制上。概括来说，旧在一个字上，旧在“私”字上。那

个新东西，新思想，又新在哪一点上？概括来说，新在一个“公”字上。

我们要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经济上的制度，政治上的制度，就必须提倡为公的观念，就是要塑造

新的人来建设新的社会，塑造共产主义精神的人。什么样是共产主义精神的人？就是我们毛主席所提

倡的张思德、白求恩、刘胡兰、雷锋，还有像欧阳海、焦裕禄、王杰、刘英俊等等，这就是共产主义

的人，新型的人。我们新的社会需要这种人来创造，我们要渐渐地把社会上的人改造成这样的人。

什么叫做共产主义呢？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共产主义就是为公，共产主义可以叫做“公”产主义，

是为公的。我们所要培养的人，就是毛主席所说的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是有道德的人。我们就是要

培养这种有新道德的人，要培养这种人。这种人是毛主席所说的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完全彻底为人民

147

的。这样一种人就是共产主义的人。相反的就是为“私”，只顾个人的名利，争名、争权、争位，争

出风头等等，处处是想自己而忘记了群众，忘记了劳动人民。总之，只记得自己。在阶级社会里，每

个人都属于一定的阶级，或属于这个阶级，属于这个阶级的某一阶层，某一集团；或属于那个阶级，

属于那个阶级的某一阶层，某一集团。什么抽象的、独立的个人是没有的。只记得自己，纯粹是资产

阶级的世界观。

建设我们的国家有两条路线，一条就是象苏联那样片面地只注意搞物质，搞机器，搞机械化，还

搞什么物质刺激。另一条就是毛主席领导我们走的这条路线。

毛主席领导我们创造了一个新型的国家，这个国家除搞机械化以外，更重要的是搞革命化，用革

命化来领导机械化。

革命的群众运动，它天然是合理的。尽管群众中有个别的部分、个别的人，有“左”有右的偏差，

但是群众运动的主流总是适合社会的发展的，总是合理的。因此，我们应该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创

造性。

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统一的东西，只有时代的区别，是更高级的更发展了的马克思列

宁主义。

关于保持无产阶级革命晚节的问题，最主要的，就是要实行毛主席所规定的接班人那五条，简单

地概括就是要相信毛主席，要相信群众，和正确对待自己。

毛主席说：“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现在就是这样，我们

就是要相信毛主席，相信群众，不然我们什么事情也办不好。保持晚节，的确是一个严肃的问题，严

重的问题，不见得能保持。有的人革命革了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有的人年纪到了五十、六十、

七十甚至八十岁，是不是能够最后保持晚节，实在是一个问题。很多人就在最后几年没有搞好，滑下

去了，不能保持晚节。我们自己应该好好地兢兢业业地来保证这个晚节，为后代树立榜样。如果是不

相信毛主席，不相信群众，过分相信自己，那么就不能保持晚节。

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上发言，再次点名批评刘、邓：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从何而来呢？这次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主要表现在怀仁堂几次会议上的汇报和

决定的一些问题。正当毛主席提出正确的文化大革命路线之后，为什么会出现错误路线呢？(伯达同

志)在十月十六日的报告中提到犯错误(路线)有提出者和执行者，各有轻重不同而已。有些同志有委屈

情绪，为什么路线的制造者就不出来承担责任？

即使是路线错误，也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主要还是认识问题。但如果指出以后，犯有错误的

人还不改正错误，那就有滑到反革命边缘的可能，到那时候矛盾就转化。错误路线的代表人物历来是

一、二个人或者一个很小的集团搞起来，如陈独秀、李立三、王明所犯的路线错误就是少数人搞的。

这次错误路线的代表人物在十一中全会上批评过，大多数同志不知道，这次会议就说穿，就是刘、邓，

就是刘邓的错误路线。

在怀仁堂会议，主要是他们二人搞的，北京抓在他们手里，想搞成一个样板，全国照他们的样板

去办。这很明显是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对立的，中央是毛主席正确路线占统治地位的，为什么刘、邓

路线能在全国推行呢？这是因为主席外出不在北京，是刘、邓利用中央大权在手篡改了毛主席的正确

路线，提出了一条错误路线，不是站在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立场上)，把一场具有世

界意义的伟大文化革命的创举，刘、邓想搞的冷冷清清。

邓是错误路线的急先锋，没有人批评他的错误的东西。邓这个人凭他的聪明，好象他是天生的百

科全书，无所不晓，他不作调查研究，竟乱决定。

每次开中央会议，他是以批评为主，对其它无所用心。对群众不是接触的，对群众路线是不感兴

趣的，可是什么事都爱“拍板”，总理也只好陪榜。要同邓谈问题，比登天还难。

周恩来也在会上讲了话。

148

中共中央组织部三百多名群众，要求去中南海向毛泽东、党中央递交决心书，表示

彻底揭发批斗刘少奇、邓小平的决心。陶铸说：“组织几百人到中南海去，喊打倒刘少奇，

贴刘少奇的大字报，这种作法我不赞成。”

戚本禹接见了坚持在《人民日报》质问的"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代表，表示赞成有一批革命派到外地去。受蒙蔽的同学外出也有好处。可以走一批，留

一批，自己讨论。

戚本禹对政法学院红卫兵讲话：最近我到高教部把教材看了一遍，有好多东西我看

都是修正主义，那就越学越修。

10 月 27 日

为纪念毛泽东号机车命名 20 周年，林彪书写了“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人民革命是历

史前进的火车头” 的题词。

中国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

北师大“井冈山”指责由陶鲁笳主持布置的《大庆展览会》是抬高刘少奇、贬低毛

泽东，因而前往造反。陈伯达即表支持。两天后，戚本禹在接见该组织代表时，也赞扬

他们“造得很好”。

地院“东方红”造反派四进地质部造反。

10 月 28 日

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就各小组所提问题，经请示毛、林后，作出原则性

答复：

给你们的民主是史无前例的，你们有四大民主，六大权利(言论、集会、结社、出版、示威游行)，

而且是停课放假闹革命，还有徒步旅行的权利，坐火车不要钱的权利，你们的民主真不少啊！我们那

个时候，那有这样的大民主啊！总要还有一部分权利集中在毛主席手里吧，至少有三条：

一、是不准动解放军，解放军可靠，不能不尊重解放军，有意见有缺点，可以写小字报，而且解

放军还保护你们，解放军还有纪律，不动气，不还口，打伤不开枪。不过你们打解放军可就

错了。打了毛主席的解放军可不好啊！

二、是法院、监狱、公安、档案等专政机关，你们不能代替，有意见可以提，有错误可以承认，

不要参与，人选不当可以改选。

三、是新华社、电台广播、电视台、报社等宣传机关也是专政工具，红卫兵可贴大字报。你们的

稿子，报纸不能全登，你们不能干扰。那样就会影响主席的声音。这是可以说通的。在毛主

席领导下，将民主最大的扩大，将官僚主义、机会主义冲击掉，就更有利于无产阶级专政，

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更有利保卫民主。

再、就是政策问题。比如罢官，你们可以提议，但不能罢，你们自己的领导可以换，党和国家各

级领导不能罢官。扣人、抄家不能搞，不是地、富、反、坏的人家不要抄，领导人的家不要

抄，干部的家也不要抄，不能乱抄家、扣人，也不要打人、体罚。

毛主席接班人是林彪同志，最通主席著作，学得最好，提出许多精辟的语句，如活学活用，学用

结合，在用字上狠下功夫。陈伯达同志是我们党内最杰出的理论家，主席思想跟得很紧的，写了很多

东西，如农业六十条，六二年工商业条例，六三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二十五条前十条，社教二十三

条，八二决议，文化革命十六条等。掉队的人赶上去，有过的改过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做到老，

学到老。

中央工作会议的基本精神是“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会后向全国公布了毛的

大字报《炮打司令部》。于是在全国掀起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各级党政领导

149

干部绝大多数被冲击，审查、批斗。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把老三篇作为培养共产主义新人的必修课》，说无产阶级文

化大革命，从根本上说，就是除去私有观念的大革命，改造人的灵魂的大革命。

10 月 29 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北京大中学校革命师生暂缓外出串连的紧急通知》。

周恩来在政协礼堂接见江西、新疆师生代表，说：十八号主席接见，十九号就闯，

中学生比大学生更会闯。他们说大学生是策略派，中学生是敢闯派。红卫兵一成立，就

搞社会上的斗批改。

陈伯达就大庆展览给北师大“井冈山”一封信：“发现石油展览的布置有政治问题是

对的，我赞成你们的意见”。“我了解责任不在石油部，而在工交口陶鲁笳同志，要陶检

讨。”陈委托余秋里、戚本禹前往说明。戚本禹在讲话中指责展览会的错误是“突出那些

制定和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陶鲁笳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陶的办公室随即被

砸，抢走了部分文件。

国家经委造反派贴出《薄一波究竟是什么人？陶鲁笳为什么要包庇他？》的大字报。

人民大学召开十万余人大会，批判新北京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代表人物”郭影

秋。

北京大学召开批判以李雪峰为代表的新北京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李到会作检查。

关锋、唐平铸接见红卫兵，表示 10 月 22 日《人民日报》社论《红卫兵不怕远征难》

的精神是中央、主席的，表达有许多不到处。1、和两条路线斗争应挂起钩来；2、分期、

分批没有提出来；3、要更稳妥些，当晚不发为好。

10 月 30 日

陶铸在接见旅大市 21 名红卫兵代表时说：个别“学生右派”“顽固到底，后期处理。”

在接见湖南赴京革命工人、革命师生、革命干部代表时说：张平化已返任湖南省委第一

书记(代王延春)，不再是中宣部副部长。今早已回去了，可以继续检查。“北京在 10 月 5

日以前，大概有 800 万人次来京”，“省委书记动不动就揪出来”。他动员大家，“回去干

革命”。

长春某学院造反派冲进省委机关主楼，砸毁省文革办公室，省委领导四处避藏。至

1967 年 1 月 25 日被“一网打尽”为止，省委办公地址共转移了七次。

10 月下旬

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一些学生来揪国防科委副主任路阳(曾在哈军工任工作组长。)

学生们在陈伯达的支持下，冲进国防科委大楼，一直冲到大楼顶层。

10 月 31 日

中央发布中发(66)535 号《关于维护铁路运输秩序的紧急通知》。《通知》指出：

目前铁路运输秩序比较混乱，客货列车晚点现象严重，在车站不断发生围车、拦车和阻

止列车开行，以及乘车纠纷等事件，因而严重地影响了铁路运输秩序。《通知》要求铁路

部门要迅速恢复正常运输秩序，保证客货运输畅通无阻。

周恩来接见半工半读师生讲话：“学生闹革命放假至少要到明年暑假”。

首都七万多人在工人体育馆集会，纪念鲁迅逝世三十周年，周恩来等参加，姚文元在

会上作了《纪念鲁迅，革命到底》的讲话。提倡鲁迅打落水狗的精神，反对折中主义，

和事佬，骑墙派，影射周恩来。《红旗》十四期发表社论，《纪念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先驱

150

鲁迅》。

[按] 在毛泽东的政治与人生哲学里，尽管被涂饰上某种哲人的油彩，实际上，他一

贯实行的只是简单的有利就可以不顾一切的实用主义哲学。为了达到目的，什么阴险诡

诈和背信弃义的事都可以干得出来，美其名则是革命的需要。从这种逻辑出发，他对事、

对人，唯一的原则就是“ 利用”。就以他最为得意之作所谓三大法宝之一的统一战线而言，

便是他成功利用广大民主人士，达到反蒋胜利的杰作。但是一旦胜利了，佛手一翻，便

来了 57 年反右，阴险诡诈、背信弃义的狰狞面目就原形毕露了。对鲁迅的态度也是一个

十分鲜明的例证。1940 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对死去的鲁迅作出了无以

复加的歌颂。说他是中国新文化运动“ 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是“ 在文化战线上，代

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

空前的民族英雄。” 在另一处地方，他还不无肉麻地说，他的心是和鲁迅相通的。然而，

到了 57 年，毛泽东已经成为伟大领袖了，当年鲁迅那种“ 没有丝毫奴颜和媚骨”，仇蒋

反蒋的硬骨头精神已经充分利用完了，现在要的正是和当年的鲁迅相反，是对领袖驯服

的颂圣。因此，当罗稷南在反右时向毛泽东提出“ 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

呢？” 时，毛泽东在沉思之后，回答是：“ 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

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 (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第 371 页)。同样的例子也见诸宋庆

龄身上，我们在上面已经提到。善良的人们看到这些材料总是触目惊心，认为很难想象。

其实，古来“ 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 的例子，大家都是很熟悉的。利用是

暂时的必要，固位保权却是不变的追求。在毛泽东的天下里，鲁迅当然只能坐牢，宋庆

龄也注定要遭流放，不也是同样的例子吗？

周恩来在与天津工学院红卫兵代表座谈时说：前段错误路线时间并不长，也只是在某

些问题上，不能认为那一段全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又说，北航也要一分为二，坚持

斗争的左派的经验是可以推广的。但是他们冲进了国防科委，方法不可效仿。国防科委

151

怎么可以去呢？敌人还不乘虚而入啊。

10 月

对贺龙问题“打招呼”的范围扩大到各总部、各军兵种和各大军区的负责人。

毛泽东关于组织外地来京革命师生进行政治军事训练的指示：

由军队负责将外地来京革命师生，按解放军的编制，编成班、排、连、营、团、师。编好

的，进行训练，学习政治、学习解放军、学习林彪同志和周恩来总理的讲话，学习三大纪律、八

项注意，学习解放军的三八作风，学习编队队形，学习队列基本动作，学习步法，每个人都要学

会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子，使外地的革命师生有秩序地接受检阅。

10 月底

就工人离厂外出串连问题，中央答复安徽省委并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要求按照《十六条》中抓革命、促生产的规定和 9 月 14 日《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

等文件精神，“对工人群众进行正面教育”，“坚持生产岗位，不要到厂外去串连”。

11 月 1 日

《红旗》第十四期发表社论《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申

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宣告破产”，并警告“无论什么人，无论过去有多大功绩，如果坚

持错误路线，他们同党同人民的矛盾的性质就会起变化，就会从非对抗性的矛盾成为对

抗性的矛盾，他们就会滑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去。”

周恩来接见天津工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代表，说：你们天津工学院的问题我

不了解，你们不要往里拉我，我们不想参与你们的问题。

张春桥、戚本禹在政协礼堂接见“中国革命造反红卫兵总部”、“国际红卫军中国支

队”、北京一、二、三司令部代表时，说：不要急于成立全国性的组织。“国际红卫兵(中

国支队)”实际上还是中国的。“日本成立一股，很快就被扑灭；墨西哥出现一股，很快

就被抓进监狱。”“建议你们不要用这个旗号打出去。”红卫兵不必有全国统一组织。

11 月 2 日

陶铸在中央组织部说：“不能把刘少奇同志叫做敌人，不能喊打倒。”“我不赞成写打

倒刘少奇的大字报，他是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犯了路线错误，是团结──批评

──团结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的问题”。“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贴到天安门，是学生贴的。

要问我，我是不同意的。”“学生要贴，你没有办法。学生有些情况他不清楚。组织部是

党的机关，要按中央的口径办事。”陶铸坚决反对 “把当权派和工作组等于资产阶级反

动路线等于黑帮”这一公式。江青曾在一个会议上指责陶铸是“最大的保皇派”，陶铸当

场驳斥说：“对我们党的干部为什么不应该保？”

中央组织部贴出一大批指责刘少奇、邓小平的大字报。天安门前第一次出现打倒刘、

邓的大标语。

北京部分工交系统高校学生召开揭发批判以薄一波、陶鲁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

路线大会。

11 月 3 日

毛泽东第六次接见红卫兵。接见前，毛在天安门城楼上与参加的领导干部进行了谈

话。还特别走到刘少奇面前谈了十几分钟。林彪在会上发表讲话，说：“毛主席的无产阶

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水火不相容的。”各报刊登了毛泽东、林彪与周恩来、

152

陶铸、陈伯达在一起的照片。

林彪在接见全国各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讲话，他说：

在毛主席正确路线的指引下，我国广大革命群众，创造了无产阶级专政下发展大民主的新

经验。这种大民主，就是党无所畏惧地让广大群众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连

的形式，批评和监督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机关和各级领导人。同时，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充

分实现人民民主权利。没有这种大民主，不可能发动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可能实现

人们灵魂深处的大革命，不可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不可能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

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保证我们国家沿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道路前进。这种大

民主，是毛泽东思想同广大群众相结合的新形式，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新形式。这种大民主，

是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新贡献。

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证明，没有进行这样彻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没有实行

这样的大民主，无产阶级专政就会削弱，就会变质，资本主义就要采用各种形式复辟，剥削阶

级就会重新骑在人民的头上。

北京医学院几个学生在街上给陶铸贴大字报，陶的秘书给文教政治部打电话：“外边

给陶铸同志贴了很多大字报……请你们注意动向！”又说：“北医过去是与彭真活动有联

系的地方，请你们注意。”陶铸并遣人抄去贴大字报人的姓名。

济南学生冲击省委召开的三干会，劫押山东省委书记谭启龙乘车赴京批斗。即所谓

济南 11•3 事件。

11 月 4 日

周恩来起草《关于处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档案材料和其它有关问题的规定(草

案)》，规定“凡属国家专政工具部门、机密、要害部门、新闻、广播部门和中央、中央

局首脑部门，一律不进行革命群众的内外串连。” 他在中央部长会议上说：

“处理在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工作组的档案。文化革命以前的档案，即使有问题，与工作组

无关，留待以后处理。文化大革命中确实有反动档案(不属于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案的)，要组

成专案进行处理。

(一) 处理档案的方针：

1、凡错斗的、错镇压的，都应该平反。这些人的材料都应退回本人，帽子一律摘掉。

2、凡可以作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材料，凡不影响群众斗群众，不影响大局的，都可以退

回群众。比如工作组对学生的讲话稿、报告稿、大字报等。

3、凡是能够引起群众互相斗争的材料一律不交，但应当众销毁。比如左中右排队、排错的、别

人反映的材料。这是对军委文件精神的一个补充和修改。

(二) 各级党委应按此精神主动处理，承认错误。如果处于被动的，可按此精神和群众谈判；如果谈不

通，可以交上级党委帮助处理。如果仍不行，就将此材料暂时加封起来，谁也不许动。现在各大

学的主动权已经不多了，中学还可能有些主动权。运动一开始就排队，这是很错误的，也反映了

我们组织工作中的问题。各省委、各个党委、各区党委都要过问这一问题，帮助处理这些问题，

不能放任自流。只有把它解放出来，你们才有可能脱开手搞文化大革命，才能说服他们不去占领

你们的办公楼，才能将被动变主动。”

当时，为平反和销毁材料问题，几乎所有单位都发生抢档案的风潮，造反派与保守

派为此发生武斗。

李富春接见轻工业部群众代表时讲话：谷牧是好同志，我们应该信赖他。薄一波一

直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53

11 月 5 日

北京市委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单位对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反革命的人彻底平反。

戚本禹接见北京邮电学院“东方红”公社代表：说陶鲁笳挑动群众斗群众，重要的不

是罢官，而是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北京一万五千人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集会，欢迎被苏联勒令休学归国的留学生。

11 月 6 日

李富春连续接见七机部“9•15”与“9•16”两派代表。七机部长王秉璋、副部长刘有

光在座。商定两派平等辩论。所有文革材料均予封存。11 月 5 日七机部曾发生造反派抢

材料事件，两派对立益激。

刘志坚根据叶剑英指示，主持起草了《关于各总部、国防科委、军种、兵种机关必

须经常保持备战状态的通知》，意在制止学生冲击。林彪把这一通知转送中央文革，陈伯

达以“借战备压革命”的罪名扣发。

[按] 当时各省市委领导均受到造反派的冲击，往往避在军区机关办公。造反派群众

为追揪他们，故屡有冲击军区机关事件发生。军事机关的文化大革命在《紧急通知》下

达后亦如火如荼发展，这些机关本身也日趋瘫痪。

上海各工厂企业职工王洪文、潘国平、陈阿大、谢鹏飞、叶昌明、岑麒麟、黄金海

等三十余人集会，在北京三司驻沪联络站的支持下，商定成立一个全市性的工人造反组

织，定名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并决定于 11 月 9 日在文

化广场召开批判上海市委资产阶级路线大会，“造上海市委的反”。他们分别来自国棉十

七厂、上海玻璃机械厂、822 厂、国棉三十一厂、合成纤维研究所、良工阀门厂、上海铁

路局装卸机械修理厂、上海五一电机厂、上钢三厂等十七个单位。

[按] 王洪文，吉林省长春市郊人，1935 年生，51 年参军，在赴朝志愿军中担任警

卫员、通讯员，1956 年转业后分配在上海国棉十七厂当保全工、保卫科干部。1966 年 6

月 12 日，带头给党委贴大字报造反，11 月 6 日，王洪文等造反派串连，成立“ 上海工

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被选为司令。

11 月 7 日

李富春接见七机部群众代表,说：抢文革材料是过火行为，中央不赞成，但也不同意

是反革命行为。所抢材料有六麻袋、一个箱子，现在我这里。

北航“红旗”、轻工业学院“红鹰”等 “二司”造反派组织，发动“政变”，夺了“二

司”的权，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受到“三司”的支持。

154

11 月 8 日

毛泽东致电阿尔巴尼亚主席霍查，祝贺阿解放 22 周年。

周恩来、江青、谢富治、张春桥等在人大会堂接见三个司令部等部分院校红卫兵代

表，讨论关于处理“黑”材料问题。“要求解决的彻底，干净利落，以便向资产阶级反动

路线坚决斗争。”周表示，有人给陶铸贴大字报，“把第四号人物揪出来！”我不能同意这

个口号。

陶铸在对北京党的干部讲话中说：“什么是保皇派，你说我是保皇派，我说你是。”

“陆平原来是校长、书记，党员有组织关系，党员对他不了解，当然要保卫。拥护党委，

这不能说是保皇派。”

张春桥、戚本禹与北航“红旗”五红卫兵谈话：鼓励学生进工厂去，工厂搞文化革

命是个方向问题。至于怎么搞，你们去闯，去摸索经验。

北大聂元梓、孙蓬一等十一人贴出《邓小平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字

报。

林学院红卫兵敢死队的李洪山，伙同清华、机械学院、邮电学院、北京工业学院等

原属多数派的学生，在林院秘密成立“一司联络站”。是晚，清华出现“刘少奇万岁”的

大幅标语。

北师大“井冈山战斗团”二百余人，在戚本禹通过林杰的唆使下，由谭厚兰率领，

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集会，誓师捣毁孔家店。然后开赴山东曲阜。

由一些合同工、临时工凑合的全国性工人造反组织“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简

称“全红总”)在北京成立，王振海等人为首。

张家口电讯工程学院学员，不满李天佑、王新亭在该校的讲话，来京在国防部大楼

前静坐抗议。本日，六百余人冲入大楼。陈伯达派张春桥、戚本禹持陈的亲笔信前往劝

说学员散去。

上海“工总司”代表向上海市委提出(一)上海市委必须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

令部”；(二)曹荻秋必须参加 9 日大会，接受批判；(三)提供宣传工具等三项条件，限下

午 2 时答复。

11 月 9 日

在中越两党会谈中，周恩来说：“党内出现路线错误，我不能说没有责任。犯路线错

误并不是反党，我们正是采取团结教育的方针。现在有学校说我是折衷主义。那时中央

决定我去清华解决问题，不提刘少奇、王光美，这是党的决定，当时应该这样做。”

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总司”)在文化广场召开成立大会，参加者据

说达万人。王洪文被选为主席团成员。曹荻秋拒绝到会。大会声讨上海市委所执行的资

产阶级反动路线，提出造上海市委的反，要夺上海市委的权。会后举行示威游行。会议

进行中，与对立派群众发生冲突，保守派两次冲上大会主席台。中共上海市委根据《十

六条》的精神，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不要成立跨行业组织的规定，并经请示中央文革小组，

决定采取“不参加，不承认，不支持”，的方针。“工总司”到上海市委大楼造反，市委

对“工总司”不予承认，并通知他们到上海展览馆电影院集中。到电影院后，上海市总

工会主席张祺根据市委的“三不”方针，宣讲中央的有关精神和规定。“工总司”的头头

指责为“压制革命造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工人的迫害。”王洪文号召结队往北京告

状。

王力、穆欣接见山东来京革命群众，说：山东省过去是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

最近北京大学贴出林彪《论左派》是假的。学生应与工农相结合，是方向。如何搞，中

央正在研究。

155

北航“红旗”学生组成小分队，进入北京光华木材厂，与厂方及工人发生冲突，11

日曾一度停产。

11 月 9 日—12 月 6 日

谭厚兰等 200 余人于 11 月 9 日到达曲阜，以受中央文革小组派遣的名义，冲破山东

省委、曲阜县委和孔庙管理处的阻拦，串通当地学校的一些造反派，成立“彻底捣毁孔

家店革命造反联络站”，召开彻底捣毁孔家店的万人大会，砸了国务院 1961 年立的“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向国务院提出了“抗议信”。从 11 月 9 日到 12 月 7 日间，

谭厚兰等人捣庙、砸碑、挖坟、烧像、毁书。据统计：谭厚兰等人共毁坏文物 6618 件，

烧毁古书二千七百余册，字画九百余幅，砸烂历代石碑一千余座。其中一级文物 70 余件，

珍版书籍一千余种。同时，多次围攻和揪斗省、地、县委领导干部，押他们陪孔子塑像

游街，“为孔老二送丧。”

11 月 10 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社论原稿有“对于坚持各级党委的

统一领导”一句，王力将“党委”改成“在统一领导下，组成两个班子。”

凌晨 1 时，上海“工总司”决定组织一大批人，强行乘火车赴北京，向毛泽东报告

成立“工总司”的消息，并控告上海市委镇压群众运动。车到安亭，上海市委命令停车。

造反群众于是拦截京沪 14 次列车，造成沪宁线全线交通中断 20 多小时。数万名由上海

乘汽车赶到安亭的对立面群众与“工总司”成员发生冲突，是为“安亭事件”。事件发生

后，上海市委向中央报告情况，决定坚持不承认“工总司”这一组织，同时派人送衣服

食物，动员工人回厂。陈伯达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电告华东局第三书记韩哲一，要华东

局和上海市委顶住，不能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不能承认卧轨拦车是革命行动。

陈伯达代表中央文革致电工人极力劝阻，并通知说：中央文革小组决定即派张春桥回沪，

当面商量，妥善处理。

王力给首都职工革命造反总部电话：“现在，大势所趋，把工厂的文化大革命提到一

个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了。”“凡在文化大革命中打成反革命的一律平反。”“咱们保卫自

己做一些联合，这也是许可的。”“成立全市性工人组织，中央要好好想一想。”

北京红卫兵和大连海运学院“长征红卫队”等组织于本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全

体在京革命师生步行串连回本单位誓师大会”，通过了《全国在京革命师生步行串连回本

单位倡议书》。

连续两天，毛泽东第七次接见 200 多万红卫兵。他在扩音器前高呼：“同志们万岁！”

在天安门城楼上他对一些中央负责人说：“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

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他与林彪身着军装，持续六个多小时检阅了来自

全国各地、分乘三千辆汽车通过天安门的红卫兵，车队绵亘三十余里。同时在天安门广

场上还汇集革命师生三十万。11 日下午，毛、林分乘敞蓬车继续检阅排列在长安街天安

门东西两侧、长达二十六里的一百五十多万文化大革命大军。

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发起“红海洋”运动，即到处涂写毛泽东语录和画像。

并用红色油漆涂饰墙面，要使全国一片红色。

11 月 11 日

晚，陶铸、李富春、陈毅、谭震林等在中南海小礼堂接见串连师生代表说：“你们满

怀希望到中南海来，是无可非议的。但不能要冲就冲，要见谁就见谁。不见就不走。送

156

材料我们有义务收，但不能冲。”

11 月 12 日

周恩来对科学院串连队(多数派)谈话。当问及为什么多数人跟不上形势时，周答：“这

些人有个天真的想法，认为党的领导就是对的。领导人说话就是党的领导，蒙蔽了你们。

党团员天真地认为党的领导人都是对的。你们所以落后是天真和机械。”

北京举行孙中山诞辰 100 周年纪念会，周恩来、宋庆龄、董必武等出席，周恩来在

会上讲了话。

陶铸、汪东兴在政协礼堂接见华东工程学院赴京战斗团，省委书记张仲良参加。陶

铸讲话说“材料是工作组造成的恶果，应交出去。工作组整材料、排队是教条主义，从

苏联搬来的，是特务作风。这次好多省委书记的官气打掉了不少，以后再订些条条，党

内民主就有希望了。”

陈伯达与“首都职工革命造反总部”等单位座谈，陈劝告工人不要成立“司令部”，

可以用”联络会”、“总会”等名称。

陈伯达、姚文元、王力、戚本禹、余秋里等在政协礼堂与 50 余名工人代表座谈，重

申不要成立什么司令部。

戚本禹接见“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二司)代表。表示支持 11 月 7 日北航“红

旗”另组“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革命造反联络站”的造反行动。“如果多数人不要了，

你们就解散。如果北航领导，我看他们还是较纯，坚持正确路线。”“你们方面有包袱，

党团员较多，看到少数派过去都是表现不好的，现在就积极起来了，想不通”。

谢富治、刘宁一接见安徽造反派代表(“8·27 革命造反队”等)，听取安徽情况汇报

时，谢说：“这种人对待贴大字报的人是一种反动行为，是白色恐怖”，“恐怕是全国第一

的了。”

戚本禹、王力接见重庆市中学红卫兵北上告状团。王力讲话肯定告状是革命行动，

说：重庆同学反映：当局“动员同学家长，向家长施加压力。凡支持革命学生行动的家

长，就受迫害。或强迫家长施加种种压力，甚至断绝父子关系。这是极端错误的。”戚本

禹说：“党的领导是毛泽东思想领导，而不是指哪一个人，哪一个组织。”

师大“井冈山”、“新北大”等学校相继举行揭发刘、邓反革命罪行大会。

大群保守派工人，驾车捣毁了设在北京市委大楼内的首都职工革命造反总部。

张春桥于 11 日晚 10 时乘专机飞抵上海。在离京前，陈伯达把中央致上海工人的电文

原稿给他；陶铸又指示：中央不同意工人成立全国、全市性的群众组织，决不承认“工

总司”和肯定他们的这次行动。张春桥抵沪后，不与华东局和上海市委会见，驱车迳往

安亭，先与潘国平、王洪文等头目开会，向他们出示了陈伯达起草的电文原稿。王洪文

提出五个条件，要求张春桥表态。(1)“工总司”是否是革命的合法组织？(2)北上控告上

海市委是否是革命行动？(3)安亭事件由谁负责？(4)能否满足让曹荻秋公开检查？(5)要

求为“工总司”提供工作方便。张应允在工人撤回上海后，明日(13 日)在文化广场召开

大会，明确表态。在王洪文等陪同下，张在安亭召开全体工人大会。于是大部分工人在

王洪文、潘国平(上海玻璃机械厂工人)率领下返还上海。另一部分工人坚持继续北上告状，

在谢鹏飞(上海铁路局装卸机械厂工人)、耿金章等率领下赴京。

11 月 13 日

陈伯达向负责召开工交系统座谈会的谷牧提出由中央文革所拟定的开展工交系统文

化大革命的征求意见稿(十二条草案)，其中规定允许工厂成立派系组织，允许学生到工厂

串连。

157

下午，约 10 万人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参加了军队院校和文体单位来京人员大会。这是

应军队院校来京师生强烈要求军委首长接见、不接见就坚决不走的要求，由萧华提出建

议，经军委秘书长叶剑英同意，林彪批准后举行的。萧华主持大会，陈毅在大会上讲话，

他说：“人民解放军不能乱，一定要有秩序”。“我们解放军是模范，不要跟他们去闹，去

闹我是不赞成的。”“陈老总给你们泼冷水。泼冷水不好，有时热过头了，泼冷水擦一擦

有好处。”“解放军打解放军，我是没有见过。”“要顾大体，识大体。要大道理管小道理，

小道理服从大道理，不要冲进国防部、占领大楼。剪断电话线……你们有委屈可以申诉。”

“现在有些做法是不行的，揪住工作组不放，揪住那一个人不放，揪住一个人的一句话

不放，而把根本的目的忘了。”“要团结 95%以上的干部。真正的黑帮，真正的走资本主

义道路的当权派，真正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是极少数。”“说‘工作组就是资产阶

级反动路线，搞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反革命’是错误的。”在斗争中，我不赞成现在的

逐步升级，不是口号提得越高越好。”“作路线斗争，要有限制。有好大错误，作好大估

计，不要一味扩大。”徐向前在大会上说：“我们解放军，海军、陆军、空军，随时保持

战斗状态，一声令下，就要开得动。”叶剑英在大会上说：“真理就是真理，跨过真理一

步，就是错误，就变成了谬误。”“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不要当

圣经念。”“我们军队内，有个别人没有阶级感情。我们要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允许人

家犯错误，更要允许人家改正错误。有少数人，有的干部心脏病发作了，倒下了，还要

抓人家斗，还不让人家走。我对这件事很愤恨！这些人没有无产阶级的感情，不是无产

阶级的军人！”贺龙讲话，明显地心怀顾虑，只是推荐了空军十七航校几位学员提出的串

连十点建议。在会议进程中，兽医大学红色造反团的学员李基才提出纸条，向萧华询问

“今天开这个大会，林副主席批准了没有？你们四位副主席的讲话是不是林副主席批准

的？”叶剑英当即喝令李基才站出来，说：“我可以告诉你，我讲话，不是谁叫我讲什么

我就讲什么，谁愿意听什么我就讲什么！这就是我的回答。”会后，李基才被打成反革命。

此即所谓十一月黑风。

张春桥参加了上海市委常委会，研究了潘国平、王洪文等人可能提出的要求，并同

曹荻秋一道，打电话请示了陶铸。陶、曹一致同意不承认“工总司”是革命的合法组织，

不承认“安亭事件”是革命行动。张春桥亦亲自与陶铸通话，并表示按陶的指示办。

下午，张春桥在上海文化广场与安亭事件工人代表、大专院校学生座谈，态度完全

改变，他说：“工人起来究竟怎么搞，正在研究。”“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如果工厂文化大

革命不搞，即使导弹上了天，卫星上了天，生产大发展，中国还会变颜色。”“六月份下

半月到七月份上半月，攻陈伯达同志主要一条就是生产，这一段生产确实有所下降。”八

月份生产又有所下降。“上海工人起来了，这是好事，这是中央希望的。……上海的工人

文化大革命可能走在全国的前面，上海应该创造好的经验。”“工人同志要开大会，批判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完全是革命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人认为要存在，

可以存在下去。”张完全同意“工总司”所提五项要求，当众签字。

（一） 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革命的合法的组织；

（二） 承认 11 月 9 日大会以及被迫上北京是革命行动；(以后碰到类似的情况应派少数代表)

（三） 这次所造成的后果，全部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完全责任；

（四） 曹荻秋必须向群众做公开检查；

（五）对“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今后工作提供各方面的方便。

11 月 14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同意中央文革小组对安亭事件的处理。

158

[按] 安亭事件之处理，张春桥置华东局与上海市委于不顾，亦不遵陶铸与陈伯达

临行前的指示原则，临时改变态度，并先斩后奏，且立即得到政治局常委会之批准，老

奸巨滑的张春桥，绝不敢擅权如此。当是张春桥已取得密旨，故得肆行无忌也。在此事

件以前，张春桥、姚文元不过是依附江青而进入中央文革，以舞文弄墨、陷人以罪而擅

名的新贵，尚无基础与实力可言。安亭事件及随之而来的一月夺权使张、姚抓住了有影

响的上海的工人造反组织，夺了上海市的大权。从此，以江、张、姚、王为帮，利用上

海宏厚的地方实力为基础，上通毛泽东，外结康生，把持中央文革的文班子正式形成，

与林彪的武班子相互勾结利用、排挤斗争，成为左右中国政局几达十年的内廷势力。

周恩来在《情况反映》上批示：“请陶铸同志以电话找安徽省委一谈，如情况属实，

请找“八·二七造反团”负责人以电话交涉，无论如何要放李葆华、李任之两名同志，

让他们回家休息。”

周恩来在首都高等院校代表紧急会议上宣布：大专院校放假闹革命，可能要到明年

暑假。来京串连人员一天二十万，负担沉重。想把免费乘火车、汽车、轮船暂停一个时

期，明春再行串连。他希望作好接待工作，北京学生也不再外出。

江青接见北京部分中学生代表，着重讲了阶级路线问题‚ 她说：

阶级路线是党的生命，同志们的确应该关心重视，务必充分注意。要说阶级路线，也就是

毛主席说的：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阶级出身是给人打烙印的，但是它不起决定作用。决

定作用的是人的努力，是人的思想革命化。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个口号在现在是不合适的、错误的、反动的。有人

问：有成份论、不惟成分论是矛盾？这其实一点都不矛盾，也就是要看人的成份，但不以它为

主，要时时处处看人的表现。

戚本禹、姚文元接见华东师范大学革命造反派部分成员。希望他们赶快回上海，张

春桥去上海后，情况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斗争只是一个序幕，大的斗争还在后面。文

化革命总的战役要搞几十年，几百年，挖掉修正主义根子。

陈毅在解散外交部红卫兵大会上讲话，说：“今天是红卫兵宣布结束的日子。”“红卫

兵自动取消是一件好事，是根据中央指示办事的。”“自 5 月 25 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

来，我讲了很多话。我还要坚持这些看法。我已经做好准备，因为我讲话多而受到批判，

犯错误或惨遭不幸，被打成黑帮坐班房，被罢官撤职。这不要紧。但我不愿意做和事佬。”

北京文艺界批斗陆定一、张闻天、李维汉、蒋南翔、杨献珍、陆平。

11 月 15 日

周恩来、陶铸、陈伯达、李富春等接见步行来京串连的三十多支长征队。周恩来讲

话：“进行长征式的全程步行串连，好处真是多得很！”“我们希望全国大中学校革命师

生，学习你们的经验，今年冬天试行，明年推行全程步行的革命大串连。”

159

周恩来接见“首都红卫兵高校总部”代表(“一司”)，鼓励开门整风，“保守也不是

固定的，要分化的。”

有鉴于运动轰起，工业生产受到巨大冲击，国家计委负责人余秋里在写给李富春的

报告中指出：拟在即将召开的计划工作会议期间，“先用五天时间座谈工交企业文化大革

命运动和当前生产中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李富春批示：“拟予同意。送主席、林总、

总理、陶铸、任重同志。”同时指示：“文化大革命和生产分别座谈，由谷牧、秋里分别

负责。”

《文革初期经济战线的严重斗争》：在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路线这一极端蛊惑人心的口号煽动下，

到十一月上旬，从中央到地方，工农业主管部门的领导干部都被卷入运动，各省、市、自治区，厅、

局以下生产指挥系统失灵。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浪潮中，不少领导干部都靠边站，部分企

业领导班子瘫痪。因学生下厂串连而发生争执的事不断发生，许多厂矿导致停工停产。各地机械工业

制品大量减少，不少工厂生产设备维修被搁置。铁路待运物资大量积压，运输秩序又一次陷入混乱，

客货列车晚点现象严重，车站不断发生围车、拦车和阻止列车开行以及乘车纠纷等事件。有些地方工

人擅离岗位，集结到车站强行登车上访。上述情况表明：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正常运转已受到严重威胁，

工农业生产面临严重危机。(《十年后的评说》第 45 页)

康生率中共赴阿尔巴尼亚代表团返抵乌鲁木齐，接见新疆大学革命造反团“星火燎

原”战斗团。有同学反映：乌鲁木齐地区红卫兵总部 11 月 3 日发布 66 纠字第四号通令，

与公安机关配合，把乌市五类分子、牛鬼蛇神赶往外地。

王力、戚本禹接见工人代表，说工厂要搞文化大革命是大势所趋。有人以抓生产为

名抵制文化大革命是完全错误的。在本市范围内工厂之间串连是正常与完全必要的。

张春桥与王洪文在苏州会见坚持上京控告的上海“工总司”造反队员，重签五项类

似条款。并迫使曹荻秋至苏州。曹荻秋、韩哲一被迫在五项要求上签字，但两人均声明

保留意见。张说：“我组织手续并不完备，(指 13 日下午在文化广场签字同意工人造反派

的五点要求)，没有和华东局同志商量，也没有和市委同志商量，更没有和中央文革小组

打电话，因为来不及就下了决心。然后从广场回到我住处，才给陈伯达同志打电话，……

把五条协议以及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报告给了他。这样文革小组就讨论我在文化广场所讲

的五条。到了晚上，文革小组给我打电话来认为我在文化广场对这个问题的判断是完全

正确的。”①

北京农业大学附中学生伊林、涤西写信给林彪，对林 9·18 在军事学院的讲话提出

尖锐批判。

北京市第一机床厂一些人串连工交系统一百多个单位的职工，组成以时传祥(全国劳

模、北京市清洁工人)、张百发(劳模、建筑工人)为领导的群众组织“捍卫毛泽东思想红

色职工团”，拥有成员号称三十万，他们实际上是反对对刘少奇进行批判。

11 月 15 日至 17 日

安徽合肥保守派群众以抗议“八·二七”造反派拘留李葆华(省委书记)为名，冲入省

委，与造反派冲突，数百人受伤。

11 月 16 日—至 12 月 6 日

工交企业座谈会召开。参加座谈会的有中央五个部(冶金、化工、水电、铁道、机械)、

七市(北京、上海、天津、沈阳、哈尔滨、武汉、广州)及各大区有关负责干部。座谈会讨

① 传单作 16 日，大抵当时接见，有在子夜进行，迁延至昱日凌晨者，故纪日或差，然实皆非错。

160

论的内容主要是围绕中央文革小组提出的关于工矿企业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条(草

案)》展开的。原定会期五天，实际上延至二十天。周恩来说：当他于十一月二十四日到

会时，“刘澜波、吕正操、吕东这些部长们哄堂而起，说到最后都站起来。”周恩来说：“他

们这种思想也不是孤立的，”“反映了客观上的思想动态。”当林彪问他会上“有几个通

的？”周恩来回答说：“我所接触的那些部长、省委来的人，没有几个通的。大多数很不

理解。”(《文革初期经济战线的严重斗争》：载《十年后的评说》)

11 月 16 日

下午三时，毛泽东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刘少奇、邓小平、朱德、陈云未参

加，江青、王力列席)毛说：上海“工总司”符合宪法规定的“结社自由”。关于张春桥

所签订的五项协议，他说：“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连问题的通知：决定从 11·21 起暂

停乘火车、轮船、汽车外出串连，并创造经验为明年徒步大串连作准备。

中共中央发布中发(66)553 号文件：《关于处理文化大革命档案材料问题的补充规

定》。中央对处理文化大革命中档案材料问题，补充规定如下：

(一) 责成原工作组、学校党委或者其它有关组织，必须将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以后的各种整学

生、整群众的材料，包括整理过的或者没有整理的材料，除在这一文件宣布以前，确实已经

焚毁的外，全部集中，不许隐瞒，不许转移，不许复制，不许私自处理。否则，就将加深错

误，并将受到党的严厉处分。

(二) 除个人被迫写出的检讨材料全部交还本人处理外，其它所有的材料，集中清点之后，在上级

领导机关和本校学生代表的监督之下，当众焚毁。

(三) 以上规定，完全适用于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党政机关、群众团体等组织，也完全适用于进

行文化大革命的军事机关和院校。所有这些单位，对于在文化革命运动中，因为给领导上或

工作组提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等的革

命群众，都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当众恢复名誉，并按以上规定处理材料问题。

(四) 在处理材料问题的过程中，各方发生争执的时候，应该严格遵守十六条的精神，根据上述规

定，采取共同协商的方法解决，只许文斗，不许武斗。

在文化革命运动中，对待犯路线错误的领导干部，一般应该遵循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

盾的方针，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为了让他们改正错误，继续工作，不要连续地在长时间内

去斗，不要勉强留下他们，也不要限制他们的行动自由。犯错误的领导干部应该主动地、认真地、虚

心地向群众进行检讨，不要同群众形成对立的状态。

这一文件，应立即在各学校、各单位群众中宣读。

周恩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集中央、市党政机关、学校、工矿企业及军事单位负责人

开会，紧急布置接待外地来京串连人员的工作。11 月 10 日、11 日以后滞留在北京的人

员尚有 225 万。这以后每天以 20 万至 29 万的数字涌入北京。接待工作已成为沉重的负

担。周还说：“小学问题，我们正在研究，一定的时候要开学，有的已经开学了。”

陶铸、谭震林接见山东学生代表时，陶竭力保护谭启龙，他还说：“全国二十九个省

市，不作内部问题处理的只有两个。”在接见辽宁大学学生时，他说：“那些犯了路线错

误的人，还上了天安门，毛主席还对他们推心置腹”。“这个路线(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是中央发布的，在一段时间(五十天)省委能不执行？如果你们接班了，你们当了省委书记，

能不执行？……党章是那么规定的，这是党的纪律”。“人家以前是革命的，这五十多天

犯了错误，就说是修正主义，那不合适嘛，不[当]然他就不服气”。“不看整个历史，有句

错话就记下来，你说几句好话不记，只记一句坏话，记上几十次就够了。”

161

戚本禹对来自全国各地的工人造反派讲话，他说：“没有革命，生产就不能发展”。“上

海市工人要成立团体，不让他们成立，有的几千人，几万人轰起来了，闹起来了，解决

了。”“我教你们办法，……你们把 3000 多人分成三班，包围省委。他不答应你们的要求，

你们就不走。”

北京机械学院“东方红”五十余名学生，要求到北京第一机床厂“宣传毛泽东思想”，

遭到拒绝。他们翻墙而入，受到本厂、其它工厂工人及“二司”纠察队的围攻殴打。

11 月 17 日

陶铸在接见“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沈阳总部”各大专院校代表时说：“你们方向对”，

你们由少数变成多数，因为你们方向对，你们是正确的。“你骂他一句，他骂你两句，那

是蠢夫的事。”“不要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那是王明的一套，搞得党内离心离德，怨

声载道。”“5 月 16 日至现在所有文化革命的材料都烧掉，凡是文化大革命的就烧、烧、

烧，都烧了你们就放心了。”陶批评被造反派劫持来京的辽宁省委书记处书记俞屏执行了

错误路线，应深入检查改正。

陈伯达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人民日报》唐平铸、北京市委刘建勋等人，将草拟的

《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条指示(草案)》交工人代表座谈会讨论，征求意见。下午，

陈伯达、王力、戚本禹、唐平铸、刘建勋等又接见十二个厂矿少数派代表，就少数派被

打情况，说：挑动群众斗群众的，要按国法党纪严肃处理。

姚文元、王力接见杭州丝绸厂来京告状的 2000 余名工人，表示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

指责副省长刘剑执行错误路线斗群众，把他们打成反革命。应该一律平反，公开检讨。

11 月 18 日

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市委《重要通告》，禁止私自抓人拷打，私设公堂监狱。

任何厂矿、学校、机关或其它单位，都不许私设拘留所、私设公堂、私自抓人拷打。

这样做是违犯国家的法律和党的纪律。

如果有人在幕前或者幕后指挥这样做，必须受到国法和党纪的严厉处分。

从今天起，如有再犯以上罪行的，要立即处理。

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八日

全国各地也陆续转发了这一重要通告。

陈伯达、王力与第一机床厂工人座谈，说，应开门让学生来。不准扣工资，不准打

人是保护少数的措施。5·16 以来整学生、整群众的档案全部销毁，偷藏要受处分。本月

下旬，一些学生组织进驻该厂。

关锋、戚本禹与山西革命群众代表座谈，回答了提出的有关问题，并表示坚决支持

他们的革命热情。

王力接见被苏联勒令回国的中国留学生，报告文化大革命的发展情况与问题。

关锋、戚本禹接见“武汉革命造反司令部”代表，声明王任重这几个月的工作情况，

没有在中央文革讨论或汇报过，对王有意见可以批评。当学生说现在逐步认识到王任重

是湖北省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总指挥总后台时，关、戚相视而笑，连连点头说：“啊！

你们现在才意识到！”“最好的办法是职工自己起来造反，你们(学生)要和他们结合”。

聂元梓受江青的秘密派遣，率孙蓬一、李某某至上海，与张春桥联系，煽动学生，

以抓上海市教育卫生局长常溪萍为突破口，攻击上海市委。(常曾任北京大学社教队党委

副书记)

伊林、涤西将致林彪的信印成传单散发。他们因此在 12 月中旬被捕入狱。

162

11 月 19 日

陈伯达、江青、关锋、王力、戚本禹在政协礼堂接见北航“红旗”及高校造反派学

生，说：“你们要会做工作。不然，你们坚持二十八天(指坚持见国防科委赵如璋、罗舜

初一事)的名誉就要受损失。你们做得不对，做得不好，人家认为中央文革，首先是陈伯

达支持不对。”江青表示，她如果不是主席的老婆，她会同造反者一起参加绝食静坐。她

说：“现在第三司令部似乎分裂了”(指开除周永章)，她要求善于团结大多数。她赞扬造

反行为说：“你们这样的乱，越乱越好。没有乱，哪儿来治。”关锋讲话：“希望你们能站

得住，……注意团结。”“你们不希望我们垮台，我们也不希望你们垮台。我们垮台对你

们不利，你们垮台对我们也不利。”

王力、戚本禹、曹轶欧与来京小学教师座谈。王力说：小学开不开学，我们还要研

究。王、戚还提出：西南区与重庆市该轰，轰得不够。

陈伯达等查看了“西纠”在北京六中内所设劳改所，严厉指责劳改所私设公堂，严

刑拷打，致伤人命的暴行，责令立即解散。

[按] 所谓“ 红色恐怖”，武斗风盛行，原是由毛泽东亲自提倡、公安部长谢富治直

接纵容所造成的，而充当打手的主要是自命为有“ 革命” 血统，阶级感情最炽热的高干、

军人子弟。但随着揪“ 走资派”、反“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斗争的展开，这些干部子弟的

父母已相继成为揪斗对象。他们在失意加上绝望的情绪支配下，一面把所谓牛鬼蛇神等

“ 阶级敌人” 作为泄忿的牺牲品；一面则萌发反对中央文革、抵制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和

行动。开始出现所谓“ 十二月黑风”。

王府井贴出大字报《对谭力夫讲话要一分为二》。部分高干子弟成立“四野”，扬言

要“踏平三司”。从 11 月 8 日开始，二十天来，连续四次发生抢砸第三司令部事件。此

风且波及外地，三司驻外地的联络站及工作人员连续被围攻、殴打、砸抄。

谢镗忠(文革小组成员)与北京京剧团谈话，透露北京京剧团将编入解放军编制，树为

样板团。并批评 18 日与介入该团的“三司”武斗很不应该。

11 月 20 日

陈伯达、王力、关锋、刘建勋(北京市委书记)在政协礼堂接见住在商业部招待所的来

京上访人员。提出：(1)禁止擅自拘留、私设公堂、拷打；(2)所有携带凶器必须上缴。

[按] 时，红卫兵组织动行拘捕，自设拘留所，进行拷打，武斗大行。每个单位分

裂成二个以上的对立组织，抢夺材料、设备，亦常常发生争吵殴斗。来京串连上访者亦

各与一派挂钩，介入居留的、或联系的单位。如安徽的“ 8·27” 人员住在七机部，即同

163

七机部的造反派“ 9·16” 派联合，与“ 9·15” 派冲突。在一些互不相涉的串连人员之间，

也往往因生活小事分成二帮，演成互斗。商业部招待所东西楼之武斗，就是一例。

上海时代中学学生陆荣根在中宣部贴出《重炮口对准陶铸猛轰》的大字报，受到中

宣部部分干部的围攻反击。12 月 1 日，陆又贴出第二批批判陶铸的大字报。旋被迫返沪，

于 1967 年 2 月 12 日病死。

北京一、三司令部与大连海运学院 “长征红卫队”、蚌埠铁路中学“毛泽东思想长

征宣传队”等召开“全国在京革命师生步行串连回本单位誓师大会”。周恩来到会表示支

持。

11 月 21 日

陈伯达又一次到北京六中，再次命令由公安局协同解散“劳改所”。

陶铸在中宣部传达中央精神时，重申：刘邓路线是认识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

关锋、王力在政协礼堂接见“三司”、北航“红旗”等造反派筹备召开“反修大会”①的成员。说：10 月份以后形势起了大的变化，左派队伍扩大了，翻身了；保守的一派分

化了。现在北京有一股打人风，要制止。

11 月 22 日

李富春向谷牧传达了毛泽东听汇报后有关工交企业文革的指示：

(1)工矿企业还是要分期分批进行文化大革命。(2)八小时生产不能侵犯，工人只能在业余时

间内闹革命。(3)文件提出后，谷牧前往津、沪、沈，听取各派工人的意见，继续修改，争取十二

月份发出。(4)原稿上把当权派划宽了。同意把“忘本、自私、压制群众”等几类人去掉。

张春桥接见上海及外地造反派时说：“最初我是支持抢(材料)的，第一抢的是北京地

质学院，后来一想这事被动。”对于罢官，毛主席最近有新指示，“不要急于罢官”。“一

罢官，双方都泄气了，没劲了。”

中宣部邢双合等在部内贴出第一批批判陶铸的大字报。

11 月 23 日

陶铸对中宣部运动作了三点指示：

1、总的来说，中宣部执行了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

2、受到一些错误路线的影响，多大？可以讨论；

3、李剑白，许以倩在总务处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陶铸召集文教口负责人，布置恢复文教部门党委的“领导”，要他们“先成立临时党

组织”，“把党委的旗帜打起来”。

萧望东挨批后，怨怒难禁，陶铸鼓励他说：“老萧，不要紧，要垮我们一起垮。”

李富春在团中央直属单位座谈会上说：“凡是有关文化大革命中整群众的材料，不管

是过去、现在，都要清理出来。”

11 月 24 日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工交企业座谈会转就陈伯达所拟《十二条(草案)》进行讨论(后

① 声讨苏修领导集团大会。

164

修改成为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五条规定)。本日，与会的领导干部在发言中

牢骚满腹，情绪冲动。周恩来讲话。说现在的形势是“工交欲罢不能”，“浪潮来了，背

着浪头会被浪头冲掉。”

经委生产局“长征战斗队”、“红卫兵”、“星火战斗队”联合查实，1936 年《华北日

报》上有薄一波、安子文等所登出狱时发表的《反共启事》。

“西纠”捣毁全国文艺界革命造反联络总部。

11 月 24 日、26 日

周恩来为中共中央给西北局、东北局起草就刘澜涛等出狱问题的调查进行劝阻。批

复电文由周恩来亲拟并送毛泽东审阅。周恩来在送审批复电文时给毛的信中说：“当时确

为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所决定，七大、八大又均已审查过，故中央必须承认知道此事。”批

复中说：“请向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和西安炮打司令部战斗队同学说明，他们揭发的刘澜

涛同志出狱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得到毛的同意。

11 月 25 日

陶铸在中央组织部说：“刘、邓问题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作为刘、邓思想，谁都有。”

上海诸院校师生与外地来沪的红卫兵一万五千余人在文化广场召开“万炮齐轰以曹

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

晚，“西纠”又一次冲击“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造成流血事件。

《人民日报》报导：北京接待陆续来串连的师生人等九百多万人次。

11 月 25 日、26 日

毛第八次检阅红卫兵，并宣布这是明年春暖以前的最后一次接见。

毛泽东先后八次共接见了一千一百万外地师生和红卫兵。

11 月 25 日、29 日

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八一纵队”连续贴出《一问中央文革小组》、《二问中央文革

小组》、《三问中央文革小组》等大字报，质问中央文革为什么仅只支持“三司”？宠爱

北航“红旗”？揪住工作组不放？等等。“八一野战团”亦贴出《也问中央文革》的大字

报，批评中央文革“纵容少数派压多数派”，“挑动群众斗群众”。他们都指责中央文革推

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1 月 26 日

周恩来在中南海小会议厅接见西南来京联合告状团的四十名代表(大中学校师生)。会

上，有人反映李井泉在重庆警备司令部成立“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后改“毛泽东思想红

卫兵”)，派韩久太、梁大门为指导员，与“八一五战斗团”(前“重庆无产阶级工人革命

造反军”)对抗。李井泉说：“你们去冲吧！他们不敢搒你们这支部队。争取十天扭转局

势。”

上海保守派工人成立“捍卫毛泽东思想赤卫队”(简称“赤卫队”)筹委会，会众声言

80 万，提出：(1)罢张春桥的官；(2)收回双五条(指张春桥在上海、苏州两次签署的“五

条协议”。)宣布“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反革命组织；(3)炮轰上海市委。

11 月 27 日

“全国在京革命派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夺取新的伟大胜利誓师大会”在工人体育

165

场召开，周恩来、陈伯达、江青等出席并讲了话。

江青在会上说：

毛主席是非常关心你们的，他的心情，我相信你们是理解的，正象他理解你们一样。我是一

个无足轻重的人物，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没有什么了不起。如果说为人民做了那么一点什么好

事，那完全是我的本份；如果我做错了，或者做得不妥当，你们有权利批评我。但是对那一小撮

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小家伙，我都不愿意说他们的名字，因为他们的名字在我咀里说出来就

提高他们的身价。我藐视他们！他们做不出什么大的事业来，他们只会干这些不可告人的勾当！…

这一小撮人，他是当权派，他掌握一部分政权，因此要摧垮他！

周恩来在会上说：

最近这几天，我们对于中学里的最少的一些人，做了一些犯法的事情的那些纠察队员，我们

实行了中央批准的北京市委的重要通告的规定，拘捕了他们。另外，他们经过我们教育，屡教不

改，所以我们把他们拘捕起来，教育他们，改造他们。

周恩来、陶铸、叶剑英、康生、李富春、陈毅、李先念、谭震林、谢富治、张春桥等

中央和中央文革成员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外地来京造反派人员。周讲话说：犯路线错误的

同志，一般说是人民内部矛盾。只有坚持不改或本来就是三反分子或两面派，就超过了

内部，成了敌我矛盾。

关锋在江青的授意下以给江青写信的方式，指责陶铸，说：“陶铸同志到中央工作以

来，就积极支持刘邓路线，并参与了刘邓路线的制定”；“陶铸同志的说法，是直接同主

席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唱对台戏”。信中列举了七条“罪名”，建议中央“密切注

视，加以考察”。江青立即将信转送毛泽东。

陈伯达、关锋在北京钢铁学院向钢院、地院、林院造反派讲话：要求注意工作方式(主

要是学生进入工厂，与工人发生冲突，影响生产)。因“你们做的事情和我们联系在一起。”

首都“三司”召开工作人员及所属各红卫兵组织代表会议(11·27—30)，讨论目前形

势及今后任务。陈伯达接见了到会成员及北航“红旗”、地院“东方红”组织的代表。

林学院学生李洪山贴出《剖析戚本禹同志讲话──评戚本禹同志十一月十二日的讲

话》的大字报。

“捍卫团”贴出《毛泽东思想红色职工捍卫团是一支生力军》的大字报，攻击北航“红

旗”、地院“东方红”等造反派组织。

“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简称“红革会”)向上海市邮局报刊发行处提

出，11 月 28 日出版的《红卫战报》(“红革会”和“红卫兵上海司令部”合办)第 9 期，

载有《解放日报是上海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工具》一文，要同《解放日报》

一道发行(即由邮局将两种报纸一并投送)。理由是《解放日报》贯彻执行了上海市委“一

条又粗又长又黑又臭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需要进行“消毒”。

11 月 28 日

毛泽东致电霍查，祝贺阿尔巴尼亚解放二十二周年。

全国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在京召开，陈伯达致开幕词，说：在坚持文艺

革命方针，而与反革命，反动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斗争中，“江青同志是有特殊贡献

的。”周恩来讲话，说：几年来文艺革命的“伟大成绩，都是同江青同志的指导分不开的”。

“虽然艰苦的斗争损害了江青同志的身体健康，但是精神的安慰和鼓舞，一定能够补偿

这些损失。”他检讨自己“在文艺方面是个外行，是个不成功的支持者。”“在实践上，常

常犯指导性的错误。”他着重吹捧京剧现代戏的“伟大的世界意义”。江青在会上讲话，

号召揭发清算三旧(旧北京市委、旧中宣部、旧文化部)。江青的这个讲话是经毛修改定稿

166

的。谢镗忠、吴德相继讲话。

中央军委宣布，任命江青担任解放军文化工作顾问。

北京京剧一团等四文艺团体列入解放军编制。

国务院致电成都声言欲来北京请愿的工人，欢迎派代表来京(大厂二至三人，小厂一

人，总数不超过三百人)商谈，不要影响生产。

北京十几所中学的红卫兵在北大附中召开秘密会议，酝酿成立“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

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其成员多为政、军干部子女。由北大附中学生牛皖平任司

令，宫小吉起草了宣言。

11 月下旬

北京矿业学院“首都红卫兵总部”(属红卫兵“第二司令部”)联合了十几个院校的红

卫兵组织组成“批判戚本禹联络站”，准备对戚本禹十一月十二日对“二司”代表的讲话

“进行彻底批判”。

11 月 29 日

陈毅、叶剑英再次接见军事学院学员。会场上张贴大标语，声言批判陈、叶在 13 日

的讲话。陈毅在会上重申：“搞路线斗争不能简单化、扩大化。”“我的讲话是有意得罪人

的。整天讲伟大、伟大，这有什么好处？这不好。这说明陈老总不老实，见到问题不讲，

看到有同志犯错误也不帮助，这不是共产党员的态度。”“现在的斗争，我非常担心。”“现

在有些人不是斗真正的黑帮，不是斗真正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在那里扭着

自己的同志在斗！每个部都在斗他们的部长，每个单位都在斗他们的首长，抓住一句话

就斗。”“一讲黑帮，所有的都是黑帮！一讲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有的都是走资

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讲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有的都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打

击面太宽、太大。以前我们就犯过这样的错误。”叶剑英说：“一小撮人煽动一部分群众

到毛主席办公的地方猛冲、猛打，这行么？你们如果不改，就是废品，将来不能用的。

有人说我又挑动群众斗群众，不是！这样的人不是群众是废品，要洗刷！有人冲我们的

国防部，这是个大错误，严格讲是反革命。”陈毅、叶剑英等 13 日和 29 日的两次讲话招

致了江青及军内造反派人等的严重不满，指责其为“镇压群众”。军内随即成立了“批判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筹备处”，要求他们公开检讨，接受批判。

晚 10 时，“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的红卫兵三百余人，冲进邮电大楼，

要求将他们编印的《红卫战报》与《解放日报》一同发行，以“彻底消除《解放日报》

所散布的毒素。”(该组织在 27 日即已向邮电局提出此项要求，28 日又向市委提出，均遭

拒绝。)

王力接见福建崇安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农场邱学锋，说：“没有广大工人和农民参加，

革命就不可能胜利。”“希望你能回农村把革命的火点起来”，“把一个县搞得乱乱的。”

11 月 30 日

周恩来给吉林师大红卫兵发出电报，劝阻对赵林出狱一事进行追查。

晚，国务院在工人体育馆召集外地来京串连工人开会，周恩来、李富春、陈毅、李先

念、谭震林、叶剑英、谢富治、刘宁一等出席。陈毅作时势报告。周恩来原拟在这个会

上由刘宁一动员外地来京工人返原单位抓革命促生产，但 29 日下午刘的讲话稿被陈伯达

否定，故临时改请陈毅应付。当场造反派对陈讲话内容提出反对。指陈为“镇压群众运

动的刽子手”，“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北京林学院李洪山贴出《踢开中央文革自己起来闹革命》的大字报。林学院“东方红”

167

立即查抄了李洪山所属的“红卫战斗团总部”及广播站。

“一司联络站”继 11 月 28 日联席会议后，于今天再次召开联席会议，提出当前的运

动是群众斗群众，江青是左倾路线，并提出要为谭力夫翻案。

进驻《解放日报》的上海市“红革会”红卫兵提出三条件：(1)将《红卫战报》夹附

在 30 日《解放日报》内同时发行；(2)《解放日报》必须立即转载《红卫战报》所刊《〈解

放日报〉是上海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工具》一文；(3)把上海市委有关资产

阶级反动路线问题，及上海市委对报社的有关指示告诉“红革会”。报社当局予以拒绝。

“红革会”在报社成立了“火线指挥部”。工总司对“红革会”的行动表示支持，赤卫队

游行示威，表示反对。

11 月

陶铸在十一月间召集部分省市书记座谈会，提出工矿企业文化革命按“四清”部署

分批进行，不搞串连，坚持八小时工作，坚持业余闹革命，林彪批评是以生产压革命，

将座谈纪要否定。

江青电话指示地院“东方红”：你们红卫兵这也行，那也行，怎么就不能把彭德怀揪

回来呀！

12 月 1 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大中学校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连的补充通知》，暂行停

止串连：

一、十一月二十六日以前到北京的外地革命师生和红卫兵战士，必须妥善安排，在十二月二十日

以前，按免费乘火车次序，完全离开北京返回原地。从十二月二十一日起，在北京革命师生

和红卫兵吃饭、乘火车和汽车，不再实行免费。

二、所有在外地进行革命串连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战士(在北京的按前条办法)，也必须妥善安排，

在十二月二十日以前返回原地。从十二月二十一日起，乘火车、轮船、汽车，不再实行免费。

三、解放军派出的人员，对已被接见未离开北京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仍应继续进行政治、军事

训练，传播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并应热情地帮助他们安排好参观、学习以及尽早离开

北京返回原地的计划。要对他们负责到底，直到把他们送上火车，欢送他们返回原地。

四、凡返回原地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一律开给直达票，中途不要停留。必须在北京车站中转的，

也要开给直达票，按照车票上的规定的车次乘坐返回原地的列车，不要延误。

五、徒步长征来北京和到各地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的接待办法另定。

这一通知可在各地大中学校革命师生中宣读，并在机关、学校、车站、码头张贴。

周恩来在中南海小礼堂接见大连铁道学院“红色造反团”代表时说：“下一步运动的

形势，要从大中城市转入农村，从学校转入工厂，从上级机关转到下级机关。”

戚本禹在故宫讲话，指责解放后故宫成了一个宣扬封建毒素，宣扬地主阶级生活方

式的一个阵地。他称赞师大去曲阜孔庙造反造得很好！“他们还要挖孔子的坟，我请示了

陈伯达同志，伯达同志说可以挖。要把孔子的庙办成阶级斗争的展览馆。”

林学院“东方红”和外地来京学生联合与李洪山进行辩论。李洪山声称赞同谭力夫

的某些观点，认为各院校组成各种群众组织，“搞的四分五裂”。他指责中央文革的产生

不符合《十六条》。林学院红卫兵“长征战斗队”也贴出《给中央文革小组的一封公开信》

的大字报，抨击中央文革。

由临时工、合同工组成的“全红总”三百多人到中华全国总工会造反，占领了礼堂，

提出了许多关系到他们的经济与权益的要求。

168

上海“工总司”王洪文率造反队伍进驻解放日报社，支持“红革会”，在报社成立“火

线指挥部”。

12 月 2 日

叶剑英接见解放军兽医大学“红色造反团”，重申解放军冲中南海、解放军打解放军

是应该受批评的。他对群众组织林立(北京大学有 87 个组织、兽医大学有 60 余组织)、互

不团结，以及在批斗中发生的极左现象也提出批评。

谢富治、刘宁一(人大副委员长)在政协礼堂接见安徽造反派代表。谢富治说：“安徽

从 8 月 26 日贴大字报，以后延续不断，15、16、17 大规模的群众斗群众。听说 24、25、

26 又有些工厂斗争了工人，这是不允许的。”刘宁一说：“一切革命群众自发的组织都是

合法的”，但李葆华(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是内部矛盾。他们都动员外出人员返还原单位闹

革命。

王力、戚本禹接见重庆市中学生红卫兵北上告状团，对他们的造反行动表示支持，

建议他们利用当前大好形势赶快回重庆去战斗，批判以任白戈为首的市委所执行的资产

阶级反动路线。

林学院“红卫战斗兵团”等几个战斗队贴出《看中央文革小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命中执行了一条什么路线？》、《踢开中央文革小组，紧跟毛主席闹革命》的大字报。李

洪山亲到解放军报社接待站，反映意见，认为中央文革小组多数成员都犯了挑动群众斗

群众和包办代替的方向性错误。他指责中央文革执行的是一条左倾路线，不踢开哪行？

不解散哪行？他声言：已联合五十多所学校，要求中央解散中央文革小组。天安门两侧

观礼台上，林院“一二·九”、“永向党”两战斗队贴出《中央文革小组执行的是资产阶

级反动路线》的大标语。

上海 “赤卫队”总部印发《四点意见》的传单：

(1)《解放日报》是华东局、上海市委的党报，“红革会”因为《红卫战报》不能夹在《解放日

报》内发行而封闭《解放日报》是错误的。

(2) 支持上海人民要看《解放日报》的要求。

(3) 撤出后，《红卫战报》的递送，由华东局、上海市委、“红革会”、“工总司”、“赤卫队总部”

会同一起协商解决。

(4)“红革会”如无视我们的要求，我们将采取必要行动。

“工总司”亦针锋相对，提出四条，与“赤卫队”对抗。双方组织队伍，游行示威。

陶铸以中央政治局名义打电话指示：

（1） 群众组织的报纸和党报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报纸，不能夹在一起发行；

（2） 如果红卫兵冲击，要说明，这是个原则问题，要顶住，要坚持原则；

（3） 可以公开发行；

（4）造反派的文章，要按中央 16 条的规定，不能在报上乱点名。

12 月 3 日

中央军委转发毛泽东、林彪同意南京军区党委紧急请示中的三条意见。

南京军区党委三条意见：

一、一切转业、复员军人不准成立红卫军或其它名义的单独组织，只应参加所在单位的文化

革命组织。

二、不准许冲进解放军机关及所属部队，也不许到部队串连和散发传单。

三、所有转业、复员军人，必须保持和发扬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并协助解放军加强战备，保

169

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南京军区党委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一日

据本月 14 日总政治部主任徐立清对天津市荣复转退军人革命委员会直属战斗兵团代

表的讲话中提及：十二月二日南京军区发电报给中央军委，反映上海市有很多荣复转退

军人组织，其它城市也很多。上海警备区被冲击得很厉害，故提出三条，经林彪报告毛

泽东批示同意。

林彪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就工交系统的文化大革命和抓革命，促生产的关系

问题作了讲话。他说：“文化大革命开始搞学术界，现在进入工人、农民，进入全社会，

要席卷全国。”

周恩来接见四川工人造反派代表，省委书记廖志高在座。周对工人抢车来京及廖志

高被压承认抢车是革命行动都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要求具体问题回四川解决。并对廖

说：你们是瘫痪下来了，你们都想把矛盾上交给中央。对你们这种作法，我们感到恼火。

[按] 当时，全国各级党政机关，实已全部瘫痪。地方领导人员受中央与地方、造

反派与保守派的埋怨夹攻。中央认为他们领导无力，把矛盾上交；群众对他们的权威根

本不承认，自行其是；造反派把他当走资派批斗，保守派怨其不敢挺身支持本派。因此

他们既茫不知所措，又无能为力。真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

李富春在政府部长级干部会上讲话，就工业十条草案精神作了说明：目前大民主是

空前的，学生一起来必然影响工人。有了十条好办事：业余时间闹革命、八小时工作制、

可以串连，但不是强行干涉，要文斗不要武斗，有了这几条就不怕了。

周恩来接见外语学院学生代表。学生要求揪斗曾派充该校工作组组长的外交部副部

长刘新权，并对陈毅保刘表示不满。

上海“红革会”红卫兵用武力封闭了《解放日报》，得到了“工总司”和外地赴沪串

连的造反派的支持。“赤卫队”高喊“要看《解放日报》”等口号，向报社冲击，试图攻

下报社，两派冲突持续了两天，双方各有少数人受伤。受江青指使来上海策动造反的聂

元梓极力煽动说：“不要从解放日报社里轻易退出来，要坚持到市委垮台为止。”

12 月 3 日至 4 日

江西南昌市退伍复员军人“8·1 战斗团”、“南昌市工人赤卫队”等保守组织捣毁了

北京学生南下串连的分队等造反派组织。

12 月初

“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到北京要求陶铸表示意见。

12 月 4 日至 6 日

由林彪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听取工交座谈会情况的汇报。

170

毛泽东、林彪在讨论工矿十条与农村十条时的一些指示①：

毛泽东说：先有事实，然后有概念。没有事实，怎么能形成概念？没有实际，哪能有理论？

有时理论与实际是并行的，有时理论先行，但是实际总归是第一位。工人不先把革命闹起来，

哪儿来的几条规定？

林彪说：康生同志最近和外国作家谈起资本主义如何复辟的问题，说：复辟可以从政治上

引起，也可以从经济上引起。目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实际上是形公实私，形新实旧，形

社实资。社会主义国家怎样蜕化、复辟到资本主义？到底如何变的？我们如何使它不变？我们

要很好地研究这个问题。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以后，会有反复，这个问题我们以前不太清楚。先

有了南斯拉夫，后来有了苏联，才引起我们的警惕。

12 月 4 日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谷牧汇报了工交座谈会的情况。会上印发了汇报提纲。谷

牧在汇报中说：首先应当承认，干部当中的抵触情绪是确实存在的，要搞好文化大革命，

就要消除干部的抵触情绪。工交系统文化大革命的具体做法，要从工交的实际出发，充

分考虑到工交企业的三个特点：一是工交系统基本上执行了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

义建设的总路线；二是工交系统的干部和职工队伍基本上是好队伍；三是工业生产的连

续性决定了生产不能中断。他说：《工业十条》照顾到了一些特点，因此大家同意了；但

是还有一些问题，请求中央另外采取措施。谷牧提出三个问题：1、从全国来看，工交企

业的文化大革命，还是有分期分批的必要。2、对工矿企业规章制度的破与立，要接受历

史的教训，把革命干劲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3、群众起来闹革命，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想

把集体所有制改为全民所有制，临时工、合同工想改为正式工，前几年精简下去的人员

要求回厂，等等，这涉及到体制，事关全局，请中央统一考虑。谷牧还反映了两个重要

情况和要求：1、大家担心厂矿派别组织发展下去会带来恶果，要求做好下厂学生的工作，

向他们交代政策。2、工交企业各级领导讲话不灵的情况已经相当普遍，反映出来的问题

大量是人民内部矛盾。建议认真宣传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示，按党的

方针政策办事，鼓励干部坚持原则，坚持斗争，决不能让工厂里党的组织中断工作。他

请求中央批准，进一步落实各级领导机构中负责抓生产的班子，把各个主管部门从上到

下的生产指挥系统尽快建立起来。

谷牧的汇报，遭到围攻。江青率先攻击工交系统的领导人“毫无阶级感情，给工人

戴上几百斤重的石头，完全是反革命，搞了修正主义那一套玩艺儿。”康生发言“资本主

义要复辟，工厂企业这一环的问题很大，因为它是经济基础。”“我们工厂里，旧的经济

规律没有变的是什么？在交换问题上，商品等价交换规律没有变，工资仍然是按劳付酬，

资产阶级法权残余仍然存在。……我们工厂资产阶级法权残余还存在，仍可产生资本主

义。工厂搞不好，也会出修正主义的。上层建筑不好，影响经济基础；经济基础不好，

影响上层建筑。工厂文化大革命，就这个意义讲，比学校重要。” “现在的工厂也是没

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式的工厂。” “我们工厂政治不挂帅，毛泽东思想不挂帅，恐怕

比学校还厉害”。陈伯达说：“在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中，总要有文化革命的群众组织”；

“党团组织都要在文化大革命中考验考验。”王力说：“提纲是集中了一套错误的东西，

就是不要搞文化大革命。”

据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编印的《快报》1966 年 12 月 10 日反映：“天津市委领导核心

处于瘫痪状态。”文中说到 1966 年 12 月 4 日，天津市委书记、市长胡昭衡对记者说：“现

在书记处领导很困难，谈不上核心不核心的问题，只是唱‘空城计’，都是‘老弱残兵’，

勉强守摊子。”“中央工作会议之后，市委领导干部根本没有坐下来很好地学习，现在领

① 无确切日期，姑系于此。

171

导层的思想很乱，有许多工作推不动，是处于应付状态。”“我打算坚持一月半月，等中

央派人来加强领导再讲，尽量维持现状，不再犯错误。”

周恩来接见“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代表说：告状是许可的，派代表来嘛！能在

当地解决的就在当地解决。

彭真、刘仁、万里、林默涵、夏衍、田汉、许力群等被红卫兵劫持，去向不明，周

恩来指示北京卫戍区和公安部立即将人找回来。

清华红卫兵红雷小组贴出《中央文革小组的路线性错误必须批判》的大字报，同时

清华与北京市出现“誓死揪出毛主席身边的真正的资产阶级阴谋分子”的标语，矛头直

指林彪。

首都三司在天安门广场召开 12·4 大反击大会，广场四周贴满“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猛烈开火”、“打垮阶级敌人的新反扑”、“坚决拥护中央文革的正确领导”等口号，宣传

车在全市呼号，对所谓“十二月黑风”进行反击。

由合同工、临时工组成的“全红总”发表宣言，宣称：“我们当前的主要任务，是造

现行合同工、临时工制度的反，彻底铲除这一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中华全国总工会

党组负责人马纯古向李富春和中央文革小组报告了合同工、临时工造反情况并请示如何

处置。

四川重庆“工人纠察队”在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上，与“8·15”造反派冲

突，二百余人受伤。

12 月 5 日

李洪山等集合清华、人大、林院二十三个学校的 145 人，举行首都红卫兵联络员会

议。李在会议上宣读了《评陈伯达对两个月运动的总结》一文，并计划在十二月九日上

街游行。

“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联动”)正式成立，发布宣言。主要参加者有钢院

附中、石油学院附中、清华附中、矿院附中、八一学校等七十多所学校的四千多人，其

中大部分为高干子弟。“联动”成员、京工附中学生邹建平爬上西直门城楼，用几十张报

纸刷成一巨幅标语：“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

“联动”成立宣言宣称：继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出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

形式乃是对当前运动的最大威胁，它威胁着革命群众血汗换得的胜利果实，它将使群众

重新回到被专政、被压迫的地位，它将夺取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权利。

它将使千百万人头落地，它将使历史车轮倒转。

“联动”同时发布秘字 003 号文件《中央、北京党政军干部子弟(女)联合行动委员会通告》：

中国共产党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人民解放军各军种、中央军委、国防部干部子弟联合

行动委员会于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于中南海政治局礼堂正式成立。

联合行动委员会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集体领导下工作。

联合行动委员会在中共中央主席、第一副主席直接指示下工作。

联合行动委员会在马列主义的原则精神和中共历次党代表会的一贯路线指导下工作。

联合委员会的任务：

1. 坚决、彻底、全面、干净地粉碎中共中央委员会二个主席、几个委员的左倾机会主义路

线，取缔一切专制制度，召开中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会，保证民主集中制在

党的生活中得到坚决的贯彻，保证中央各级党委、党员的生命安全。

2. 坚决地、全力以赴地打击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产生的各级反动造反组织。

3. 坚决地肃清中共党内和国家机关中反党分子、蒋介石分子、赫鲁晓夫分子。

172

4. 巩固三面红旗，加强国防，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和无产阶级专政。

5. 保卫党的各级组织和优秀、忠实、英勇的领导干部。

组织路线：在中央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发展过程如下：

1. 第一阶段由中共中央、国务院、解放军、省市委干部子弟组成。

2. 第二阶段由基层组织(地委、专署与公社)干部子弟组成。

3. 第三阶段吸收全国工农兵和出身其它种家庭而政治表现好的。

同盟军：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士、中共党员、共青团、工农积极分子。

联合行动委员会号召全国省市革命干部子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忠于马列主义和一九

六 0 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继承革命传统，在各地迅速组织联合行动委

员会，贯彻中央、北京联合行动委员会的一切行动指示。联合行动委员会号召她的成员要无限

忠于党、忠于人民。戒骄戒躁，密切联系群众，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经常地进行批评与自我

批评，加强组织纪律性，积极参加劳动，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克服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和党

内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恶劣影响。为党、为人民、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直到最后一滴血。

同志们！同胞们！应该认识到，我们肩负着党和人民的重大历史使命，肩负着历史赋予我们

的共产主义战斗的命令。我们一定要英勇、忠实、干练、坚贞、艰苦耐心地做好各种工作，迎接

大反攻战机的到来。

我们的困难是复杂严重的，我们的处境是白色恐怖的。不斗争，必灭亡！无数的革命前辈和

党员兄弟被围攻、被拷打，被审讯，被迫害，许多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优秀战士英勇地就义牺牲

了，数以千计的党的好儿子被监禁、监视和失踪。看到这些，我们还有什么不能拿出来啊！人民

盼望我们，希望我们粉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他们罢工、停电、绝食、请愿，为我们做出了优秀

的榜样。我们庄严地向全人类和所有的敌人宣告！我们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流鲜血，受压迫有

何所惧？我们的事业——马列主义的事业必然胜利。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全党党员团结起来！

全党、全民、全军团结起来！

中国共产党万岁！

中国人民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共北京市革命干部子弟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人大常委革命干部子弟

中国人民解放军、帅、将、校革命干部子弟

中共中央军委、国防部革命干部子弟

十六省省市委革命干部子弟

公元一九六七年元月一日

(下面是一封“联动”分子的恐吓信，写的时间虽晚在 67 年 4 月。然颇有助于了解他们的思想与

心态，转引如次：)

北大附中井冈山兵团的混帐王八蛋们：

别看你们今天他妈的闹的欢，将来小心你们的驴头。崽子别狂，等着瞧，二十年后的世界是

我们干部子弟的，你们靠边站！你们今天斗了我们的人，这血恨一定要报。小王八蛋们别高兴得

太早了。

不管你们是真积极还是假积极，反正革命的重担不能落在你们身上。天下者，我们的天下！

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崽子们，考虑考虑你们的后路吧！

4 月 13 日，你们居然践踏了十六条，对彭小蒙、宫小吉两位革命同志进行人身攻击，简直

猖狂到了极点。

173

彭小蒙、宫小吉、牛皖平是很好的干部子弟，他们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如果你们下次再

开 4·13 类似会议，我们老红卫兵可就不客气了。

打倒“红色”地主！

打倒“革命”资本家！

不许崽子翻天！

坚决击退崽子的猖狂进攻！

干部子弟要掌权！

天下是我们的！

北京一 O 一中 你们的爷爷——老红卫兵

[按]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 联动是北大附中、清华附中、石油学院附中、八一学

校等北京中学的老红卫兵于 12 月 5 日组成的。这些年轻人，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也曾

以真诚的激情投入运动的漩涡，有过狂热的举动。然而，仅仅几个月的时间，运动出人

意料的发展使他们渐渐清醒。” 王书在第 158 页注①中，提到运动初期的多数派“ 侧重于

造牛鬼蛇神的反”；而少数派则“ 侧重于造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的反”。这是符合事实的。

反过来说，多数派侧重于保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这也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多数派的骨

干本身便是高干子弟，即自命为“ 自来红” 的老红卫兵，进一步演化为“ 红卫兵纠察队”、

“ 联动”。他们在红色恐怖中所犯下的罪行是不能否认的。当文化革命继续发展，毛泽东

顽强地、不顾一切地坚持用群众运动来打倒刘少奇，达到他党内斗争的目的时，这些青

年左派的父兄由于习惯地执行刘、邓的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纷纷被揪斗。这时，也只

有在这时，他们才成了反中央文革的先锋。这些高衙内式的干部子弟，从小受家庭和社

会的农民意识、皇权专制思想的熏陶，在一个骄奢淫逸又粗鄙无识的特权环境中长大，

人格、心理均受到扭曲而不自知，他们缺乏一个正常人的健康心态和行为方式。文革开

始时，以干部子弟为先锋的红卫兵冲上社会，为毛泽东冲锋陷阵，滥杀无辜，制造恐怖。

他们胆大又妄为，无知又残忍，认为中国是他们的父辈流血流汗打下来的，因而就是他

家的私产，他们是以天潢贵胄自居的权力持股人，根据血酬定律，他是当然的继承人，“ 将

门出虎子”，当仁不让，他们的抱负是：“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

174

社会者，我们的社会”，“ 干部子弟要掌权”，“ 革命的重担不能落在你们身上”。在受到造

反派的打击后，仍坚信：“ 二十年后的世界是我们干部子弟的。” 改革开放后，在邓小平

四项基本原则指导下的“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中，这些当年的小衙内（当前的太子党

不但有“ 老革命” 的儿孙辈，还包括并无革命资历的官员的儿女）今天都已经是掌握全

国党、政、军、商要津的接班人。经过几十年风雨、挫折，其中少数人真正认识到了这

场革命的本质和党文化意识形态的落后、腐朽，而大多数人仍死抱旧观念不放，一位“ 红

二代” 出身的富豪，自称是这个政权的“ 亲儿子”，称“ 官二代” 为“ 干儿子”，而平民

子弟则为“ 私生子”。说明时至二十一世纪，这些人还始终不改其八旗子弟的腐朽意识，

有着国家主义、法西斯主义思想的薄熙来，正是他们的典型代表。所谓太子党，至今已

是为广大百姓侧目的一块腐肉，当年的作为和今天的恶迹都不过是在拼死追求自己的荫

官世禄，保住自己的特权地位和既得利益。

陶铸、汪东兴在政协礼堂接见江苏造反派赴京代表，省委书记许家屯被代表挟持同来，

会上达成八项协议，包括制止群众互斗与平反等诸问题。

上海“工总司”、“红革会”的头目把韩哲一、王一平、宋季文等领导人揪到解放日

报社进行批斗，迫胁他们同意把《红卫战报》夹在《解放日报》中发行。 中央文革小组

支持造反群众的要求，批评了市委。上海市委在本日不得不签字同意“工总司”的“四

项要求”和“红革会”的“三项决定”。“四项要求”的第二项是：“市委必须责成有关方

面采取有效措施，使其它群众组织不要干涉革命造反派组织的革命行动。如果干涉革命

造反派的行动，我们将坚决采取必要措施。”第三项是：“《解放日报》事件产生的一切

严重后果，由上海市委负责。事后，上海市委必须向我们革命造反派作出公开检查。”“三

项决定”包括：“《红卫战报》第 9 期与《解放日报》同时发行‚ 发到每个订阅户(包括

零售户)”；“允许我们查阅有关文化大革命中社论底稿修改稿和其它材料、指示、文章”

等等。

12 月 6 日

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林彪作总结讲话，对工交座谈会及其《汇报提纲》作了彻

底的否定。他说：会议开得不好，是错误的，思想很不对头。昨天的会把工交会议原来

的一套完全打乱了。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把那个《汇报提纲》里面三大特点

的头两点彻底打破。如果不打破那个东西，就无所谓工交战线上的文化大革命。要让文

化大革命席卷全国。现在需要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不是被动地、而是主动地把

这个革命席卷全国。让它席卷每一个领域，渗透于每一个领域。有意识地把它扩大起来，

深入下去，坚持下去。林彪说：要把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大大升级。刘、邓不仅是五

175

十天的问题，而是十年、二十年的问题。工交战线受刘、邓的影响很大。他强调要批判

当权的党。说：文化大革命是对全党的批判运动，批判干部的运动。干部是关键问题。

又说：关键问题是领导问题。

陈伯达指责：《汇报提纲》没有同他商量过，发这个《提纲》是搞突然袭击。周恩来

说：“这个《提纲》是我要他们写的，是开夜车搞出来的，来不及征求意见。”

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王力等严厉指责、攻击陶铸用生产压革命。王力说：工

厂文化大革命已经两起两落，前两次都被压下去了。“9 月上旬就压，用‘抓革命、促生

产’这么一个口号，变成了不许革命。”11 月 10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再论抓革命、

促生产》的社论，“差不多所有革命工人都不能接受这篇社论。”“主要的就是讲生产，写

得很厉害，批评得很凶，这些词句都是陶铸同志坚持的。”“《红旗》第 9 期社论《信任

群众，依靠群众》中的‘绝大多数共产党员、党组织是好的。’这句话就是陶铸坚持要加

进去的。”王力还说：“陶铸同志很坚持要党委统一领导工厂的文化大革命”，“我问陶铸

同志和在座的同志：北京哪一个厂能够统一领导？”“统一领导就是镇压革命”。康生插

话：“工厂究竟有没有阶级斗争？有没有走资派？”张春桥则就处理安亭事件指责陶铸。

陶铸被迫作了“检查”，说：“工业农业文化大革命问题，我要负责主要责任。坚持老框

框。《工业六条》、《农村五条》还是结合四清来搞，怕乱了生产。写了‘抓革命、促生产’

的两篇社论”。还说，他不主张搞全市性的工人组织，不赞成工人离厂串连，同意《汇报

提纲》的某些观点。这一切都是由于“思想上没有解决问题。”他进而说：“八届十一中

全会以后，各省问题没有完全解决，中央工作会议也没有完全解决。各省的抵触情绪还

很大，思想还不通，在许多方面还有怀疑情绪。”“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拿我这样一个例

子来批判，来教育各地，我看很好。”余秋里、谷牧等也谈到：“通也得通，不通也得通”，

“我们总不如主席那么站得高，看得远嘛！”“一时不通，也要相信主席的真理正确。”谷

牧与与会的李先念、徐向前也作了检查，承认堵、压了群众运动。

周恩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提出：“现在要实行供给制，一定要把思想基础打

好，才能实行。不然，大家都实行供给制也不行嘛。”联系康生四日的讲话，说明此次会

议上毛泽东又提出过实行供给制的问题。

[附]毛泽东《论供给制》

搞薪金制，搞军衔制我从来就反对。

搞供给制，过共产主义生活是马克思主义作风，与资产阶级对立。我看还是农村作风，游击

习气好。二十二年的战争都打胜了，为什么建设共产主义就不行了呢？为什么要搞高工资制？这

是向资产阶级让步，是借农村作风和游击习气贬低我们，结果发展了个人主义。讲说服不要压服

也忘了。是不是干部带头恢复供给制？

要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例如：争地位，争级别，要加班费，智力劳动者工资高、体力劳

动者工资少等都是资产阶级的思想残余。“各取所值”是法律规定的，也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将

来坐汽车要不要等级？不一定要有专车。对老年人、体弱者可以照顾一下，其余就不分等级了。

我们的党是连续打了二十多年仗的党，长期实行供给制，从几万人增加到几百万人，一直到解放

初期，大体上是过平均主义的生活。工作都很努力，打仗都很勇敢，完全不是靠什么物质刺激，

而是革命精神鼓舞。

[按] 这一段毛泽东的讲话，传抄本但著 66 年 12 月而无具体日期。考江青 12 月 18

日接见北京大专学校造反派代表时，曾透露：“ 最近我们想把级别搞掉”。12 月 6 日，周

恩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亦提到：“ 现在要实行供给制，一定要把思想基础打

176

好，才能实行。不然，大家都实行供给制也不行嘛。” 王力《反思录》亦记 1966 年 12 月，

毛曾明白表示要实行供给制，取消薪金制。可证这一段话当即本月初毛在政治局扩大会

议上讲话的一部分。毛泽东的这种想法，即彻底消除所谓“ 资产阶级法权” (文革以后改

译为“ 资产阶级权利” )的想法是从 1958 年大办人民公社的幻想剧中开始提出，在实际

中碰得头破血流之后，暂时作了些退缩与收敛；文化大革命中又一再重提起来，并一直

成为毛进行他所特有的“ 土共产主义” 的基本理论与追求目标。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

判》一书中提出了“ 资产阶级权利” 这样一个似是而玄的概念，本是对拉萨尔的批判。

毛泽东并没有读通马克思的著作，“ 他对‘ 资产阶级权利’ 的看法是含混不清的，离开了

马克思的原意的客观性，而把它变为可以任意取舍的主观的价值判断或政策措施。” 他完

全误解了马克思的原意，正如胡绳所说，把自己站到了马克思所批评的拉萨尔的立场上。

而据说就是用这样一种非马克思或反马克思的思想，毛泽东“ 创造性” 地进行了中国式

的社会主义革命，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了新的高峰。1983 年出版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

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注释本》指出：“ 毛泽东对按劳分配中的‘ 资产阶级权利’ 的误解，

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造成了严重后果。……导致了他在经济上推行一系列‘ 左’ 倾错误

政策，并成为他在政治上发动‘ 文化大革命’ 的一个思想的、理论的根源。” (修订版第

441—452 页)这样笑料式的悲剧，竟然发生在拥有四千万“ 特殊材料制成的” 党员，自命

为成熟而且“ 光荣、伟大、正确” 的纯而又纯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里，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毛泽东《为〈三国志·张鲁传〉所写的序文》①

我国从汉末到今一千多年，情况如天地悬隔。但是从某几点看起来，例如：贫农，下中农的

一穷二白，还有某些相似。汉末的黄巾运动，规模极大，那是太平道。在南方，有于吉领导的群

众运动，也是道教。在西方(以汉中为中心的陕南川北地区)，有五斗米道。史称五斗米道与太平

道“大都相似”，是一条路线的运动。又称：张鲁等三世，行五斗米道，“民夷便乐”，可见大受

群众欢迎。信教者出五斗米，以神道治病，置义舍(大路上的公共宿舍)，吃饭不要钱(目的似乎是

招徕关中区域的流民)；修治道路(以犯轻微错误的人修路)，“犯法者三原而后行”(以说服为主要

方法)；“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近乎政社合一，劳

① 1958 年 12 月 10 日，毛为配合大办人民公社运动，把《三国志.张鲁传》亲自加上这段序文，在党内作为文件散发。

177

武结合，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这几条，就是五斗米道的经济、政治纲领。中国从秦末陈涉大

泽乡(徐州附近)群众暴动起，到清末义和拳运动止，二千年中，大规模的农民革命运动，几乎没

有停止过。同全世界一样，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

张春桥、姚文元在政协礼堂接见“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赴京代表团。代表团反

映对十二条不满意。担心“当前运动可能有大反复，中央文革处境也很为难。”张春桥表

示：十二条要大修改。反对的人说是革命讲多了，生产讲少了。“目前有人要解散中央文

革。”“现在我和你们有共同利益了。”他要求上海工厂为他提供适合需要的报告和材料。

同时指出：“目前学生运动与工人运动相结合非常重要，也是很必要的。”

11 月 26 日成立的“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上海总部”(简称“赤卫队)的筹备委

员会，经过串连，本日正式成立，得到上海市委的支持，与“工总司”相互对立。

“首都三司全国红卫兵革命造反联络站”与安徽“八·二七革命造反兵团”组成赴京

告状团，指控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其后，各省市类似的赴京告

状事件接踵发生。

北航“红旗”等造反派组织在工人体育场举行“全国革命造反者联合向资产阶级反动

路线总攻击大会。”

“联动”分子牛皖平等十余人来到“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就揪斗老干部问题进行

了激烈的辩论，反对揪斗老干部。

12 月 7 日

周恩来在中南海小礼堂接见科学院京外单位造反派代表。代表反映：他们的领导公开

对抗十六条，转移斗争大方向；定调子、划框框；把群众打成反革命、右派分子；封锁

消息，使互不通气；以“抓革命、促生产”为挡箭牌，进行压制；害怕群众；不执行中

央批转的军委指示。周表示：支持他们的串连等造反行动。

陶铸接见 1965 年大专院校在京毕业实习生代表，同意他们回原校闹革命。凡 65 年大

专院校毕业还没有转正的实习生和参加四清的，原则上有权回原校搞文化革命。

谢富治根据江青、陈伯达的意见，就公安工作，拟就八条(即后来的《公安六条》)，

致信张春桥，征求意见。

中央文革办公室主任阎长贵与邮电科学研究所两派代表谈话中提及：斗争很尖锐、很

复杂。“有人把矛头指向林副统帅、陈伯达同志、江青同志、这是值得注意的动向。有张

大字报要揪出毛主席身边的真正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还有人说谭力夫的发言好得很，

陈伯达同志的讲话是大毒草，江青执行的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清华大学有人贴

标语：拥护党中央，反对毛主席。有人还去中南海问：派工作组毛主席知道不知道？回

答说：毛主席在上海。又问：上海不是也派了工作组吗？军队不是也派了工作组吗？”“有

人想在北京挑起更大的武斗。”

在廖承志主持的“第二届中日青年友好联欢筹备会”上，“联动”被委任纠察，与蒯

大富、聂元梓所属的造反派发生冲突。晚，廖承志接见他们，进行了长谈，表示安慰和

鼓励。

地质学院“穷棒子造反兵团”发表第一号公告，指出中央文革小组形“左”实右。

“联动”分子再次聚众至“第三司令部”辩论，受到“三司”三千余人围困，最后由

周荣鑫出面劝解始得脱归。

12 月 8 日

周恩来接见北京大专院校三个红卫兵司令部代表时讲话：把第四号人物揪出来，我不

178

同意，毛主席和林彪同志也不会同意。

劳动部党组负责人郗占元、中华全国总工会马纯古联名于 12 月 6 日向李富春并中共

中央送上了《关于如何解决临时工、合同工问题的请示报告》。谷牧建议中央慎重处理合

同工问题。本日，经李富春批准，中华全国总工会向合同工、临时工表示：支持合同工、

临时工造反；同意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得无故解雇合同工、临时工；合同工、临时工制度

可研究改革，改革方案报国务院。

12 月 9 日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规定工人群众有建立“革

命组织”的权力，允许工人串连、甚至必要时还可派少数人来京向上级反映情况。故规

定中虽有坚持八小时工作制的条文，实际上不能遵守。

由于 7 日发生的冲突，周恩来在中南海小礼堂接见大专院校红卫兵对立各派代表时，

肯定“三司”、北航“红旗”、地质“东方红”、“政法公社”、“首都兵团二司造反联络站”

等组织是经过七个月考验的左派。对多数派则要求他们开门整风，改正错误。并说：现

在有一小撮人在活动，他们贴标语，撒传单，污蔑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和

中央文革小组，要揭穿他们。

清华大学红卫兵颜晓东贴出大字报《给毛主席的一封公开信》，说：10 月 3 日之后，

北京的运动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

北京“捍卫团”在红星影院集会，会上有人高呼“刘少奇万岁！”

中宣部对陆定一开始拉出公开批斗。嗣后，批斗成为家常便饭。陆定一曾向中央写信

控诉：“参加中宣部群众大会三次(三万余人)，每次站五六小时，……参加工人体育馆的

群众大会一次，又立正，又低头，汗出如雨，浸透棉衣，腰部瘫痪，无人两边挟着就无

法行走。”

12 月 10 日

周恩来在有工交座谈会成员及被揪来京的省市委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上，说必要的条

条，中央还要发几个，保障交通、水电供应。

叶剑英在军委、总政、全军文革小组主持召开的部分军事院校代表座谈会上讲话：关

于要求对李基才平反，“根本不存在这个问题。”冲国防部是“政治上的大错误，严格讲，

就是反革命。”“我们狠抓了一把，把那些方向错了的人，搞偏了的人，当头一棒，不这

样就不能受教育。”“在军内不存在一条自上而下的黑线。”

上海市委公开发布(沪委(66)第 12 号)通知，确认“工总司”在《解放日报》事件中为

革命行动。曹荻秋被迫签字：

一、市委公开承认《解放日报》事件是上海市委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事件，造成群众

之间的对立和分化。市委支持革命造反派批判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认为任何人保市委

都是错误的，围攻造反派更是错误。

二、市委认为参加“解放日报事件”的造反派工人的行动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行动。各单位对造反

派人员占用的生产时间以公假论。

三、曹荻秋要亲自向伤员及其家属公开道歉，伤员的一切医疗费用均由市委负责。

四、市委支持“红革会”的革命同学下厂同工人结合，参加工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北京大学“虎山行”贴出大字报《毛主席的大民主万岁》，说：运动阴暗面很大。说

北大“井冈山”反击“十一月黑风”是“变本加厉地执行从“三司”批发来的资产阶级

反动路线。”“许多人厌战情绪日趋严重，又出现了大规模的群众斗群众事件。”“炮轰中

179

央文革小组是运动发展到今天的必然，是运动发展的关键的关键”。大字报质问：“为什

么中央文革小组就批评不得？老虎屁股摸不得？一摸就砸狗头？”

12 月 11 日

毛亲自主持小范围的中央政治局碰头会，决定成立王光美专案组，成员有谢富治、江

青(后改汪东兴) 、萧华、叶群、陈伯达，对刘少奇的历史进行审查。

关锋在接待人员大会上讲话，说目前形势大好，其特点是广大工人起来了，革命学生

和工人相结合。“对‘第三司令部’的革命行动我们是支持的，但从来没有在背后指挥。”

“《红旗》十三期社论发表后，有一批学生来责问，到底十二期、十三期谁对？我们说都

对，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的确有。有反对林副主席、毛主席的标语。”学生武斗，“是

有老子在幕后指挥。”

清华红卫兵“雪莲”印出传单《用毛泽东思想检验一切》，批判陈伯达、江青。

清华“八八串连会”发起批判易振亚等。

上海造反派组织在人民广场召开了六十万人参加的“迎头痛击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新反扑大会”，庆祝封闭《解放日报》的胜利。曹荻秋在会上被迫签字同意“工总司”出

版《工人造反报》。同日，“工总司”机关报《工人造反报》创刊，在创刊词中说：“‘上

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在压迫、围攻中经过血的洗礼诞生的。它从诞生的第一天

起就高高擎起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的大旗，代表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工人阶级的

大方向。”“以曹荻秋为代表的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上海市委，正在策划新的

阴谋，组织新的反扑。继安亭事件之后，上海市委又一手制造了《解放日报》流血惨案……

真正的革命造反派紧密地联合起来，高度警惕上海市委的分裂阴谋。我们要团结一致，

集中目标，万炮齐轰以曹荻秋为代表的上海市委。”“赤卫队”的报纸《革命战斗快报》

发表声明，不承认“红革会”的三点要求与工总司的四点要求。

12 月 12 日

周恩来在中南海接待站接见科学院九个造反派代表(反张劲夫)，表示支持，并就工业

十条进行解释，说“抓革命、促生产”，主导应该是抓革命方面。不允许拿生产压革命。

对被揪出的领导，“不停职，也不保，靠自己”。“要给他们机会，在风浪中考验，在斗争

中前进。”“现在的十条原则上工矿、企业、研究设计单位都适用，它比十六条打开了一

些限制。”

《红旗》第十五期发表社论《夺取新的胜利》，提出：“战斗的矛头对准什么，这是个

大是大非的问题。”“目前形势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广大的革命工人群众起来投入了无

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革命的学生同工人群众相结合，出现了新的开端。”“党内走资

派不甘心失败，假借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来攻击左派，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又假

借反对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来压制群众。在幕后操纵群众组织，挑拨离间，挑起武斗。”

北航“红旗”、地院“东方红”等组织联合北京十二万人众，在工人体育场召开斗争

彭、罗、陆、杨誓师大会。彭真、刘仁、万里、郑天翔、吴晗等前北京市委领导人被揪

至会场示众。吴德讲话表示坚决支持。指责彭真是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大党阀，打着

红旗反红旗。

“捍卫团”在工人体育场召开誓师大会。

林院李洪山等贴出大字报《江青同志的讲话把运动引向何处？——评江青同志 11 月

28 日在首都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上的讲话》。

12 月 13 日

180

周恩来在分别接见科学院两派代表后，又接见了科学院文革代表，就工业十条进行

解释。

陶铸在后勤部礼堂对卫生系统做报告，说：最近在北京、在全国出现了一小撮反中央

文革的活动，要踢开中央文革小组；贴反林副主席、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的标语，这

是反革命的，必须揭露。要对所有的干部大批判、大审查。

周恩来接见外语学院红卫兵代表，代表要求把有关陈毅的材料转交中央。

陈伯达、康生、江青等接见“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代表，热烈支持他们敢于

斗争、敢于胜利，把中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

凌晨二时，江青在国务院北门接见去《红旗》杂志社报喜的群众，讲话说：“没有无

产阶级专政，就没有大民主。”

江青接见军事院校造反派代表，说：“你们红卫兵这也能，那也能，怎么就不能把彭

德怀揪回来？”

在姚文元的策动下，上海市委写作班子支部书记徐景贤等宣布造反。

《红旗》第十五期发表王力等炮制的《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文。

文章列举了文化大革命的八个“伟大意义与主要特点”。

12 月 14 日

江青诬陷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为彭真死党，张随即在 19 日被北京矿业学院造反派

关押，残酷斗争。戚本禹复于 24 日在矿业学院群众大会上煽动“狠狠打击”。

陈伯达、江青、康生与“一司”、“三司”、北航“红旗”、矿院“东方红”等单位代表

座谈。康生在会上说：“对反革命分子实行严厉的镇压，这是最大的民主，……李洪山就

是反革命小头目。”“大民主是广大人民的民主，对反革命分子要实行专政，一言堂。只

有革命人民的言论自由。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大民主，大民主是巩固无产阶级专

政的。”“凡是反对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就是反革命，……对中央文革的态度是要不要无

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江青在会上说：“别忘了咱们是无产阶级专政。”会上有人反映：保

守派党员特别多。

总政治部副主任徐立清接见天津市荣复转退军人革命委员会直属战斗兵团代表，重申

毛批示的南京军区所报三条。

首都文艺界 15 个单位在工人体育馆召开“彻底批判三旧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誓师大

会”，外地来京的 40 余个单位参加。陆定一、张闻天、林枫、杨献珍、李维汉、蒋南翔、

陆平、杨述等被揪出示众。

“捍卫团”在无轨二厂地下室审讯“首都职工红色造反团”组织的成员，灯泡厂工人

闻讯赶救，发生武斗，造成伤亡。

林学院造反派查抄了李洪山的住处。

上海“工总司”等 18 个组织举行联席会议，决议上海市委必须完全支持造反派。不

经允许，不得向其它组织作出检查或交检查材料。

[按] 所谓造反派原是受打击的少数派，由于他们的行为客观上投合毛泽东及中央文

革小组的政治需要，受到培植和支持，反过来压倒了多数派。从此，它们实际上已成为

毛泽东及中央文革的工具，在作风上也和当权者一样，同样沦为摧残与逼害异己、惟我

独左的恶少。中国的政坛上，向来是家长制、一言堂、朕即国家，容不得半点民主，听

181

不得半点不同意见。在中共历史上，稍有不同政见，就“ 上纲” 到所谓“ 路线斗争”，而

“ 路线斗争” 即“ 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 的“ 你死我活” 的搏斗，不能有任何容忍与调

和。其结果则是胜则成王，败则为寇。当权的人对待反对者是如此；反对派胜了，成了

当权派，对别人依然如此。因此，在中国历史上，只有被压迫者的正义反抗，但永远也

见不到当政者对不同意见的容忍精神，这是极其可悲的。这也是自五四以来，民主与科

学始终不能发展的原因。

12 月 15 日

林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

指示(草案)》(即农村十条)。林彪称：毛主席对这个文件有个批示：请林彪主持会议，开

会通过，立即发出。当天，这个指示便通过下达。这一文件把原来坚持的文化大革命纳

入四清部署的规定，改为“把四清运动纳入文化大革命中去”，并要求在农村建立和发展

红卫兵，开展“四大”，在社、队之间进行串连。从此，文化大革命的狂流，遍及乡村的

每一个角落。生产中断；特别是武斗而有亿万工农参加，已实际上演成内乱或内战。

[按] 中国农民，本来就缺少、甚至没有文化。在疯狂的阶级斗争说教煽动起来的

阶级仇杀中，先是针对极少数仅存的饱经凌辱而“ 夹着尾巴做人” 的地、富、反、坏、

右分子，进而及于他们的子女、亲属。为了显示阶级立场之坚定、阶级仇恨之深重、阶

级感情的醇厚，滥杀、尽坑之，犹不足以尽意，遂致于肉食其心肝。从而使极端野蛮、

灭绝人性的食人之风，复盛于二十世纪、号称有着古老文明、优秀传统的礼义之邦‚ 郑

义所记述的广西文革时期杀人、食人疯潮(《无法投递的十一封信》‚ 1992 年香港出版)

就是这一段可怕历史的实录。可以指出，49 年以后在共产党当政的几十年中，食人成风

的现象，至少有两次大规模流行：一次是 60 年前后的所谓“ 三年困难” 时期，第二次则

是文革中。前者是由毛泽东极左的经济政策迫使饥民相食，后者则是他的政治玩火煽动

暴民杀人以食。前者给人的感受是悲惨和沉痛，后者则是阴森而狰狞。还应该指出：在

中国，流民及流民文化的存在和影响，都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在所有农民运动与农

民战争中，流氓无产者的倾向一直是十分引人注目的狂暴行为，其表现就是无理性、无

182

人性、残暴、血腥、污浊、卑劣。毫无疑义，从 27 年有“ 痞子运动” 之讥的湖南农民运

动、至 42 年延安整风、49 年建政以后的历次运动直至文化大革命、甚至公安执法中的刑

讯逼供，其中所表现出来的残民、虐民暴行，其本质上都是流氓无产者的暴行的兽性发

作，或者是在某种程度上带有流氓无产者倾向的残忍劣行。

陈伯达、康生、江青等继续与“一司”、“三司”、北航、矿院“东方红”等单位代表

座谈。陈伯达讲话：过去与你们直接联系少，间接联系多。以后要经常联系。你们要中

央文革帮助，我们也要你们帮助。

周恩来在中南海小礼堂接见成都地区造反派组织赴京人员，支持他们造反，并批评他

们离开本单位斗争而来京。

北京街头出现炮打中央文革、踢开中央文革自己闹革命、中央文革是绊脚石、中央文

革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央文革产生不民主，不符合十六条、不符合巴黎公社选举

法等标语。

12 月 16 日

北京市中学革命师生在工人体育馆召开“中学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对

红卫兵纠察队的暴行及反动血统论对联《鬼见愁》进行批判。周恩来、陈伯达、江青、

康生等出席。江青首先讲话，指责东、西纠察队以贵族血统高贵者自居。王任重、周荣

鑫、雍文涛是他们的后台。对一小撮打人、杀人的坏家伙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周恩来

代表毛、林及中央向到会者致意。说：对犯严重错误的联动分子，只要诚心改悔，要给

予改过自新的机会。陈伯达讲话中高呼：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康生最后讲话：指林

院李洪山、清华大学易振亚、万会秦为反革命。

陈伯达亲自负责陆定一专案组领导①，对专案组指示：

一、要降低陆定一的生活标准，不超过十二元。沙发、软床、写字台一概撤掉。

二、要他们写逐日活动。

三、考虑交红卫兵审判。

谢富治将公安工作八条草案改为六条，函请张春桥、关锋、王力、戚本禹帮助修改。

李先念接见从事工艺美术的两个组织。全国从事工艺美术的有二百万人，特艺十八

万人。李支持造反，暂停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为题的产品。

林学院“东方红公社”与“红色造反团”召开了“批判斗争李洪山之流反革命活动

大会。”市各机关、院校四万余人参加。李洪山旋被逮捕，谭力夫寻亦被扭送公安部。

晚，北航“红旗”以偷摩托车罪名将二名“联动”分子扭送公安部。“联动”闻讯，

聚众冲击了公安部，并与“三司”成员发生冲突。这就是“联动”一冲公安部。

12 月 17 日

《人民日报》发表林彪 12 月 16 日为《毛主席语录》写的再版前言，提出“毛泽东同

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

① 据陈伯达交待，江青原要陈伯达的妻子刘叔晏负责陆案。刘坚持不允。陈伯达怕让江青不好下台，就自告奋勇，

接手这一工作。

183

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林彪：《〈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六日)

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

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是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毛泽

东思想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

因此，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全国人民的头脑，坚持在一切工作中

用毛泽东思想挂帅，是我党政治思想工作最根本的任务。广大工农兵群众、广大革命干部和广大知识

分子，都必须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做到人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

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

狠下功夫。为了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要反复学习毛主席的许多基本观点，有些警句最好要背熟，

反复学习，反复运用。在报纸上，要经常结合实际，刊登毛主席的语录，供大家学习和运用。几年来

广大群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经验，证明带着问题选学毛主席的语录，是一种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好

方法，容易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为了帮助广大群众更好地学习毛泽东思想，我们选编了这本《毛主席语录》。各单位在组织学习

的时候，应当结合形势、任务、群众的思想情况和工作情况，选学有关的内容。

现在我们伟大的祖国，正在出现一个工农兵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新时代。毛泽

东思想为广大群众所掌握，就会变成无穷无尽的力量，变成威力无比的精神原子弹。《毛主席语录》

的大量出版，对广大群众掌握毛泽东思想，推动我国人民思想革命化，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措施。希望

每个同志认真地、刻苦地学习，在全国范围内，掀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在毛泽东思想的

伟大红旗下，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科学文化和现代国防的伟大社会

主义国家而奋斗！

(原载 1966 年 12 月 17 日《解放军报》)

[按] 据《文化大革命十年史》：“ 《解放军报》从 1961 年 5 月开始刊登毛泽东语录，

到了 1964 年 5 月，在林彪‘ 走捷径” 的促动下，解放军总政治部根据《解放军报》刊

载过的语录，补充编纂成《毛主席语录》一书出版，并与林彪提倡选编的毛泽东著作选

读本一起在军队大量发行。” (第 191 页)它成为林彪重要的政治资本。文化大革命中，再

版发行，遂致泛滥全国。该书曾经康生审定，再版前言即出张春桥之手。语录这种文体

始于唐代，《新唐书• 艺文志• 释家类》列《神清参元语录》，是不通文的僧人为了记诵

师语而用俚俗文字做的记录。宋儒讲授，语录大行。不过它们都是就一定的问题分析辩

论。除了记录有详简讹正之外，其本身针对性很强，是具体而准确的。至若毛语录则是

毛著的摘录，完全脱离了原著所基的具体时间、地点和条件，正是抽去了所谓“ 马克思

184

主义活的灵魂”，纯粹成为寻章摘句的文字游戏。对于有能力阅读毛著的人，这是肢解毛

著而奖励懒汉；对于缺乏文化的人，更干脆形同禅语佛号，瞎用乱套，不知所云。流毒

所及，更不可胜言。此书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誉为所谓“ 小红宝书”，人手数册，行坐必携，

成为每日学习、宣诵的惟一课本。每次开会，主持者在会议开始时，就庄严提示：“ 翻到

《毛主席语录》第若干页第几段”，然后大声宣言：“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台

下乃群声朗诵这一段语录，如村童诵读，老僧呗咒。如此必三四段而后已，散会之前亦

如之。我亲见一士兵，在火车餐车上就餐前，还手持红宝书向壁上的毛画像敬礼，背诵

语录数段。我不想怀疑他那种虔诚的心态，然而形式背后的实际是什么，就只有天知道

了。当时流传，一天不学毛语录就思想退步，三天不学就无法生活之类，纯粹自欺欺人

而已。且看当年人手数册的“ 红宝书”，到“ 文革” 后期，已成厕纸 (也无人举报) ，如

今已一册难求，不见踪影。

北京和外地来京的师生、干部十余万人在工人体育场召开了“全国在京革命派捍卫

毛主席革命路线，夺取新的胜利誓师大会”，江青、陈伯达讲话后，周恩来代表毛、林、

党中央、国务院问好。指出：纠察队已被坏分子利用来打击革命造反派，因此，建议取

消纠察队。江青讲话中说要揪出在背后操纵那些保守组织与反动组织的走资派。陈伯达

再次高呼：敌人不投降，就叫它灭亡。大会点名批判了“霹雳”、“梅花”等战斗小组，

说它们“已经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大会通过了《给毛主席的一封信》，表示“不把资

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批倒，死不瞑目”。大会在周恩来指挥，高唱《国际歌》、《大海航行

靠舵手》歌声中结束。会上，公安部宣布拘捕了北航“八一纵队”的赖锐锐(建材部长赖

际发之女) 、李明清(李井泉之子) 、陆德(陆定一之子)等。

[按] 周荣鑫被打为东、西纠的后台，他是国务院秘书长，周恩来的联络员，故打击

"联动”实包含文革派与周恩来暗斗的因素。这两股势力在文革中几经校量，延至 76 年周

恩来死后的 4·5 事件，反周与保周的斗争仍在继续。又‚ 文革中大会频繁，按照林彪“ 唱

一首革命歌曲，也就是上一堂好的政治课” 的发明，每会必歌。其时国歌《义勇军进行

曲》因词作者田汉已打成黑帮，实已禁唱。故以《国际歌》与《东方红》代之。外加《大

185

海航行靠舵手》。一度又盛行以毛的语录谱歌。每当人们唱到《东方红》的“ 他是人民大

救星” 与《国际歌》的“ 从来就没有救世主” 句时，总让人不免感到有些滑稽。

关锋亲自提审陆定一，并宣布陆是反革命分子。

12 月 18 日

在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直接控制和指挥下成立“王光美专案组”，对刘少奇进行

秘密审查。

[按] 专案组正式成立在 1967 年 6 月 3 日。

下午，张春桥在中南海西门单独约见蒯大富，说：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

路线的人至今仍不投降，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彻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

把他们搞臭，不要半途而废。

晚，江青、张春桥、关锋、姚文元、戚本禹等接见大中学校造反派(包括红卫兵“一

司”、“三司”、“二司革命造反联络站”、“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以及部分院校

代表。江青在讲话中说你们造反派抓人同样不对，应交公安机关处理。北京市公安局肯

定有问题，已派了五、六十名干部去改组西城分局。你们可以去造反。建议公安部除交

通警、公安警外，其它全部军队接管。各省驻京办事处应撤消。江青指责周荣鑫、王任

重、雍文涛、许明、孔原是东西纠的后台。她同时谈及合同工的问题。说：“现在的合同

工制度是刘少奇提倡的，合同工是刘少奇搞的，我们不知道。有人说是主席要搞的，那

只能说是他们的主席，不是我们的主席。”“他们(按指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书记)不为

工人服务，干脆让工人进到楼(按指中华全国总工会大楼)里去住，让他们滚出去，造他

们的反。合同工这个东西，象广播事业局就有 500 多个合同工，他们随时可以解雇，一

解雇就是资本主义的一套。我们对于坏分子还给他饭吃，让他劳动，而合同工一解雇就

没饭吃了，这样搞培养奴隶主义。”公开煽动合同工造反。会后，“全红总”占领了全国

总工会大楼和劳动部。会上，有人向江青递条子，说“准备揪出刘少奇、邓小平”，江青

说：“刘少奇和邓小平是党内问题，中央可以解决。现在搞他们不适合，不策略。对于他

们在党内党外的影响，群众还需要一个认识过程。在清华、北大，不是有人贴刘少奇的

大字报吗？主席亲自派陈伯达去制止。”江青还建议，一、二、三司要联合起来。并表示

支持清华揪斗王光美和在外地“养病”的薄一波。江青讲话中还透露：最近我们想把级

别搞掉。

张春桥、戚本禹接见归侨时讲话：“华侨”这一名称“并不能说明全部问题”，“总是

分成阶级的。”

北大东语系学生乔兼武，发散题为《读致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的传单，为伊林、

涤西辩护。乔立即被扭送公安局。

上海造反派在文化广场召开批判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上海市委写作

组党支部书记徐景贤接受张春桥指使，成立了“上海市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简称“机

联站”)。在这次会上，徐公开表示态度。从此，“机联站”事实上成为张、姚在上海的

办事机构。

186

12 月 19 日

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即《工业十条》)正式下达全

国试行。中央原坚持工交企业的“文革”纳入四清运动，与原定四清部署相结合，分期

分批，进行正面教育。《工业十条(草案)》的基本精神则强调要把四清运动纳入“文革”，

放手开展“四大”，“基本上就是搞大民主，用文化大革命的方法来搞企业的革命化”。陈

伯达说“这个十条有个根本的东西，它是思想革命化领先……”。从此，“文革”迅速突

破原来的范围，扩展到全国工交战线各部门的所有基层单位。并且同大、中学校学生联

结起来，“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正在全国工矿企业中兴起”。

晚，周恩来、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刘宁一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外地来京串连的

群众二万余人。周就串连、团结与斗争方法问题作了长篇报告。

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在工人体育场接见参加接待串连来京学生的解放军及机关工

作人员。江青、陈伯达、周恩来先后讲话。江与周均称代表毛向大家问好。

周恩来在人大江西厅接见江西联合赴京控告团，表示支持。

“一司”、“二司革命造反联络站”与“三司”、“中学红卫兵首都兵团”联合行动，

查封了各省、市、自治区在京所设的办事处、饭店。

清华“井冈山”红卫兵与“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两组织联合，成立了以蒯大富为首

的“井冈山兵团”，并在当晚召开了“坚决镇压反革命妖风，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攻击

誓师大会”。

北大师生召开大会，批判“虎山行”的言论，杨炳章公开为之辩护，当即被扭送公

安局。

人民出版社李冠英等贴出《陶铸贯彻执行的是什么路线》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是

由戚本禹支持和操纵的。

12 月 20 日

周恩来在人大会堂小会议室接见西南赴京联合告状团，说现已查清，组织“西城纠

察队”的(指北京)就是邹家尤的女儿，是她父亲搞的。

戚本禹给人民教育出版社徐昕等写信，表示给陶铸贴大字报是可以的，把贴大字报

的同志说成是反革命，并进行围攻是错误的。决不允许任何人借反对炮打无产阶级司令

部的名义，压制革命。

林杰在中宣部讲话：现在北京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新反扑，攻击毛、林和中央文

革，必须镇压。

住院已九个月的罗瑞卿被红卫兵从医院劫走，囚居在城外部队驻所。

戚本禹打电话给韩爱晶：“你们应当把‘海瑞’弄回来批判。‘海瑞’就是彭德怀。”

“这是首长的指示，已经毛主席同意。”（戚被捕后交代：揪彭是中央开会，总理主持作

的决定。）

清华召开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攻击誓师大会，提出了彻底砸烂以刘邓为首的资产

阶级司令部之后，校园内出现大量大字报，要求揪斗王光美、薄一波、王任重，并要求

刘涛、贺鹏飞、李黎风作出检讨。

12月 21日

毛泽东在与一位波兰来访者谈话时说： “单反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是不够的，还要

反我们党内的修正主义。” “过去作了一些，只是修修补补，没有当作整个阶级斗争去

做。” “先从学校的学生和机关干部做起，再到工厂、农村中去，把工人、农民组织起

187

来。这不是个别人的问题，这是一个阶级反对一个阶级。”

周恩来在中南海小礼堂接见“首都大中专院校复员转业军人红卫兵总部”和全国各地

区荣复转退军人组织代表。重申三条规定。

陶铸在接见人民大学揪郭(影秋)兵团时说：“他(指邓小平)在中央内部作了检查。要

常委委员到群众中检查，还没有过”，“他还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他还住在中南海。”

北京的十五个文教单位在工人体育馆联合召开彻底摧毁旧中宣部、旧文化部、旧北

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大会。周扬、安子文、许立群、林默涵、田汉、阳翰笙、吴

晗、吴冷西、李伯钊、赵枫、宋硕、彭珮云等被揪出示众。

石油部造反派以党委私自烧毁“黑材料”为由，封了石油部大楼，召开了批判大会。

12月 22 日

北航与地院红卫兵在成都绑劫了任三线副总指挥的彭德怀。周恩来在二十六日指示：

一、由成都军区派部队和红卫兵一道护送彭德怀同志到京。沿途不许任何人截留，不得对他有任

何侮辱性的言行，绝对保证他的安全。

二、不许坐飞机，由成都军区联系火车来京。

三、由北京卫戍区派出部队在北京车站等候，并负责安排彭德怀同志的生活和学习。各单位必须

严格执行，绝对保证彭德怀同志的安全，对他的生命各单位要向中央负责。

王力、戚本禹会见北医 8·18部分成员，说 12·9前后北京掀起一股逆流。李洪山写了

标语“彻底批判毛主席”。

王力、戚本禹会见钢铁学院红卫兵，建议原定明天召开十五万人批斗“西纠”的会

议取消，集中开展批判刘邓路线的新运动。

王力、姚文元、戚本禹与北京工业大学“东方红公社”座谈，对筹备召开“全国在

京批斗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谭力夫大会”认为不值得，应集中批刘、邓。

12月 23日

周恩来、李富春、李先念在国务院紫光阁(晚在小礼堂)接见财贸口部分机关、院校

造反派代表，表示支持。会场上多次响起要求李先念作检查的口号声。李先念讲话，承

认作官脱离群众，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在人大会堂接见红卫兵代表并相继讲话，陈讲话中

向他们推荐毛泽东的《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反对自由主义》、《中国人民解放军总

部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等三篇文章，要求深入学习，以组成一个“非

常有战斗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部队”，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上海“赤卫队”在人民广场召开“批判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曹荻秋到会，

会上提出八条要求，曹荻秋当场签字同意。

12月 24日

解放军各军事院校在京学生和首都红卫兵万余人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批斗“以罗

瑞卿为首的篡军反党集团大会”。会前，林彪对大会作了具体指示：“干部不要上台，由

红卫兵自己搞。”罗瑞卿、萧向荣、梁必业等被揪斗。罗瑞卿的妻子也被揪来陪斗。

戚本禹在北京矿院说：刘、邓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煤炭部多次

受毛主席的批评，“不如改为煤炭科算了。”煤炭部长张霖之是彭真的私党。王任重是中

央文革的，可他的讲话不能代表中央文革！他做的中央文革不知道。

周恩来、陈毅在批斗荣高棠的群众会上讲话，体育有成绩，但也有提倡物质刺激、

188

锦标主义、个人主义的东西。荣高棠是彭真型的人，历史也值得审查。

[按] 韩素音《周恩来与他的世纪》记荣高棠在被斗时，出乎荣的意外，周也大声斥

责他。荣感到“ 特别沮丧”，“ 荣至今对周有所不满”。周就是用明批暗保的办法，使荣免

去了被毒打致死的后果。

12月 25日

北京市街头首先出现打倒刘邓的大标语。

清华“井冈山”组织的 5000余名师生员工在天安门广场召开“彻底打倒以刘、邓为

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会后在北京大街上分五道游行示威，口号有：“全

国人民起来，彻底打垮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彻底打垮刘、邓资反

路线的猖狂反扑！”“刘少奇是中国头号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广播车在广播了《刘少奇

破坏文化大革命、坚持资反路线的十大罪状》后，还广播了“井冈山兵团”的声明：“(一)

强烈要求王光美回清华做检查。(二)薄一波必须在 1966年 12月 29日以前回清华交代反

革命罪行。(三)王任重必须在 1966年 12月 31日以前回清华还帐。”

华东局书记魏文伯向周恩来汇报：华东各省、市的造反派在上海召开了“批判资产

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到会的有三、四万人，上海“工总司”潘国平主持。在大会的发言

中，福建对准叶飞、江苏对准江渭清、山东对准谭启龙、安徽对准李葆华、浙江对准江

华、陈冰，江西对准方志纯、黄知真。请张春桥回上海代理陈丕显的工作。陈丕显请魏

文伯转报总理，目前上海革命群众的口号是：炮轰上海市委，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

打倒杨西光，还要求把石西民抓回去。

上海“工总司”在文化广场举行大会，批判以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所执行的资产

阶级反动路线。曹又被迫签字，撤销对“赤卫队”的支持。

12月 26日

毛泽东在他 73 岁生辰的祝宴上，向中央文革成员举杯祝酒，说“祝开展全国全

面内战！”又说：“上海的形势大有希望，工人起来了，学生起来了，机关干部起来了，

内外有别的框框可以打破。”

毛泽东在此时期相继作了许多重要讲话，辑录如次，以备参考：

要批判《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要进行全国性的大批判。

我们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基本问题是在无产阶级夺取胜利以后，即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中

国究竟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资产阶级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很明显的。在

我们共产党内部，我们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一部分人却认为中国是一个很穷困的国家，中国资本

主义发展水平很低，不能发展社会主义，必须在一段时间内，走一段资本主义道路，然后再走社会主

义道路。走什么道路的问题，解放初是这个问题，现在仍是这个问题。

两条路线的斗争，实际上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更加尖锐、更加集中地暴露出来罢了，其实它是长期

存在的东西。

单反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是不够的，还要反我们党内的修正主义，不然的话，再过多少年，中国的

颜色就要变了。到那时候就晚了。过去做了一些，只是修修补补，没有当作整个阶级斗争去做。

上海的形势大有希望，工人起来了，学生起来了，机关干部起来了，‘内外有别’的框框可以打

破。

189

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开展阶级斗争的一年。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它触动到人们根本的政治立场，触动人们世界观

的最深处，触动到每个人走过的道路和将要走的道路，触动到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这是人类从未经

历过的最伟大的革命变革，它将锻炼出整整一代坚强的共产主义者。

开展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重点是在北京、上海、天津、东北。

祝展开全国全面内战。

[按] 关于批判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的问题：1970 年 12 月 18 日毛泽

东对斯诺的谈话中曾提及：

“ 斯诺问：我有一个问题想提出来，即你什么时候明显地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这个

人从政治上搞掉？毛主席答：那就早啰！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三条发表。二十三条中

间第一条就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在

那以前，他出的书黑《修养》不触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国民党。斯：是新版吗？毛：

老版，说不要夺取政权，共产党不要夺取政权。当个共产党不夺取政权干啥啊？所以他

是混进共产党里的反动分子。” 毛在这里纯系撒谎。据吴黎平《〈正气磅礴、大义凛然〉

─ ─ 重读〈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中揭露：1939 年 7 月 8 日刘少奇在延安马列学院

作了关于共产党员修养的报告，听众热烈要求整理发表，当时，“ (张)闻天同志是《解放》

杂志的主编，我是责任编辑。我收到了少奇同志的文章后，就送给毛泽东同志审阅(当时

中央规定，《解放》杂志的重要文章均要经毛泽东同志审阅。)毛泽东同志仔细地看了，

把文章退给了我，并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少奇同志这篇文章，“ 提倡正气，反对

邪气”，写得很好，很重要，应该赶快发表。我接到了信，就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在

《解放》杂志上分三次发表了。” (《文汇报》1980 年 3 月 5 日)王首道在《追念刘少奇

同志》一文中，也提到 1961 年毛曾指示整理选编刘少奇的文章。可见对《修养》一书的

这些攻击，都是为打击刘少奇的需要所加的罪名。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谢富治、江青等在工人体育场接见来京工人代表。

190

江青首先讲话，说今天是毛主席的生日，他问你们好。周恩来宣布代表毛向你们问好，

动员他们回原地闹革命。

江青、陈伯达、康生等接见“全国红色造反者总团”部分代表。江青说：什么劳动

部长，劳动部长不劳动。姚文元说：最好让他们当合同工，非造这个反不可。江青说，

你们去雇他们。什么合同工，简直是包身工。当代表在控诉临时工制度对工人“残酷迫

害”时，江青泣不成声，俨然当年戏作。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迎接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

“联动”在北京展览馆召开“破私立公誓师大会”。由北大附中周春英主持。会上，

提出：“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狂了”，“坚决批判中央文革某些人近几天发表的反毛泽

东思想的讲话”，“坚决批判中央文革某些人为首的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对乱揪

革命老前辈”，“反对纵容、支持、鼓励反对军、革干子弟的行为”。随着台上的口号声，

台下帽子、手套满天飞舞，鞭炮声、跺脚声、拍手声、怪叫声混作一团，震耳欲聋。会

后，“联动”散发传单，张贴标语说“江青太狂了”，要“打一打关锋、戚本禹，吓一吓

陈伯达”，“踢开中央文革”，“揪出三司后台，枪毙三司后台”。“沉默就是死亡，战斗就

是生存”。“活着干，死了算”。次日，“联动”在全市四处活动。“只看见全城各处都是“联

动”的。”(宫小吉：《思想汇报》)

北师大“井冈山战斗团”等造反组织联合成“井冈山公社”。

12月 27日

中央文革小组召集北京部分大专院校革命师生座谈。江青提议要搞一个红卫兵条例，

并对红卫兵进行军训。还说：刘少奇的“检讨不成话”。“揪王光美回来，我支持！”当有

人提到江青 12月 18 日讲话(毛曾让陈伯达制止贴刘少奇大字报)时，江青说：“那是几个

月以前了。你们现在要背对背，不要死揪出来，其它怎么做都可以。” (据王力《反思录》：

“大约在二十七日以前，毛主席讲了话，说现在看起来，对刘少奇问题不能象过去那样

内外有别了，现在不公开批判不行了。要公开批判。”)

陈伯达、江青与矿院“东方红”座谈，“听听大家意见，搞个红卫兵条例。”“红卫兵

现在很涣散。”

北京高校造反派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十余万人参加的 “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

路线大会”。戚本禹、穆欣、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等先后发言。聂元梓的发言题为《向

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说：“刘少奇、邓小平从来也不是真正的

无产阶级革命家，而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他们代表的是资产阶级利益，是党内走资本主

义道路的最大的代表，是党内最大的资产阶级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是党内最大的

资产阶级当权派，是中国现代修正主义的祖师爷、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司令。”北师大“毛

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战斗团”的谭厚兰在大会发言中，突出地攻击《论共产党员的修

养》，说它“充分暴露了刘少奇的资产阶级的丑恶灵魂”。全国造反派起而响应，掀起了

“打倒刘少奇”的狂潮。

清华“井冈山”抄了薄一波家。

“政法公社”等造反派组织在工人体育场斗争了周荣鑫、雍文涛。

在毛泽东同意、周恩来主持召开的会议上决定，并在江青、戚本禹的直接指使下，

彭德怀被中央文革小组派往成都的造反派绑架回北京。

12月 28日

周恩来、李富春、康生、江青、杨成武、张春桥、吴德等在工人体育场接见徒步串

连来京的红卫兵代表。在江青简短讲话后，周恩来讲话，代表毛问好。

191

江青诬指北京市清洁工人、全国劳动模范时传祥为工贼。时因此受严重摧残致死。

陶铸在中宣部说：“刘、邓还是中央政治局常委，还是人民内部矛盾，我们不能说是

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关锋、戚本禹在中央直属机关革命群众座谈会上讲话，“准备搞个机关文化大革命条

例”。中直群众反映，在中央办公厅所属各局之间，都不让串连，各单位领导标榜自己为

无产阶级司令部，不许炮打。戚本禹说：“中央文革小组现在仍有两条路线的斗争，你们

就这样纯？”

中国第二次核爆炸试验成功。

晚，上海“赤卫队”万余人继续包围康平路上海市委，人数续增至三万余。他们要

求陈丕显、曹荻秋接见，承认“赤卫队”是革命群众组织，并以三停进行要挟。张春桥

根据其妻李文静及马天水所反映的情况，打电话给王洪文，指使他向占据康平路的“赤

卫队”“立即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同时命在京请愿的“上海工人北上第二兵团”司令

耿金章即刻返沪，以壮大声势。时，上海大批工人离开岗位，生产无法正常进行。陈丕

显指示：经济问题放松些。曹荻秋制定了五条规定，提高工资与福利，以图稳定和维持

局面。

清华大学召开大会，刘少奇之女刘涛被迫检查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错误，并揭

发了刘少奇、王光美。

[按]：刘涛对她父母的揭发，完全是由一种非人道的迫害所造成的，它不可避免的

极尽上纲上线、扣帽子之能事。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威逼家庭成员互相揭发，诱使坦白

交待个人隐私，是共产党灭绝人性的传统手法，它对人在精神上、心灵上造成的伤害是

无法估量的。我们在这里作为资料，涉及这份揭发，绝不想对刘涛本人作出评论，而是

通过它，一以明运动初清华大学工作组活动的大概；再则以存当时政治迫害的凶残。刘

邓大倡干部子弟要掌权，连一个在中学念书的子女也要掌权。权成了他们家庭世代相传

的私有财产，这种专制皇权社会的家天下思想陈腐到了极点。刘涛的不幸遭遇，就是干

部子弟要掌权的现世报应。

“政法公社”在政法学院大礼堂召开批判曾支持“西城纠察队”的周荣鑫、雍文涛

等人的大会。一些杀人凶手也被押到会场，并当场拿出凶器示众。与会群众一致要求严

惩杀人凶手及其后台老板。

“联动”第二次冲击公安部，要求释放被捕的成员。高喊“打倒三司”、“打倒公安

部”、“高干子弟要掌权”等口号。直至 30日，始为来援的造反派工人及学生驱走。

12月 29日

毛泽东在《文化革命简报》上所刊刘少奇 1950 年 1 月 13 日在东北提出“现在是剥

削救人，要欢迎剥削”的材料上批示：资产阶级路线由来已久，此件是重要材料。

192

毛泽东批示林彪，将学生与军队发生对抗问题的处理三原则颁发至全军营以上单位：

一、领导同志要挺身而出，同群众见面，既不能躲，也不能压，越躲越压越糟。

二、对学生提出的正确批评要诚恳接受，完全接受。自己做错了的，要坦率地进行自我批评。

他们合理的要求，凡能做到的要完全做到。对他们的不正确意见和不合理的要求要进行解

释和教育。

三、从头到尾要贯彻对学生热情、友好、耐心的态度，在耐心的问题上军队要做出榜样，听了

反面的话，绝对不能粗暴发脾气。

薄一波被从广州疗养地揪回北京。根据周恩来指示，如彭德怀一样，乘火车护送回

京。

上海曹荻秋被迫接见“赤卫队”代表，满足了“赤卫队”的条件，赤卫队员正准备

离去，“工总司”借故包围了“赤卫队”。而据《工人造反报》载，28 日、29日，都有赤

卫队员冲入张春桥家。

12 月 30 日

毛泽东、林彪接见在京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解放军干部、各地党政干部和革命

群众代表。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制止大搞所谓“红海洋”的通知》：

[按] 红卫兵的誓言是要“ 打出一个红彤彤的世界”。这按他们的理解，除了立志从肉

体上消灭一切所谓剥削阶级分子与牛鬼蛇神外，就是把红色涂料油饰门墙，使全国山河

一片红即所谓“红海洋” 现象。一时全国市场上红色涂漆销售尽空，中央不能不出面禁

止。文件诬指此为“ 走资派” 的罪行，实大为冤枉。其时全国各级机关党政领导皆已靠

边站，主其事者实为红卫兵组织与战斗队等群众组织。共产党每反对一个人、一件事，

通用的手法就是指其为敌人之阴谋利用或指使，构陷成罪以致人于死地，并胁服众人。

把刮“ 经济主义妖风” 与“ 红海洋” 现象归罪走资派即其一例。“ 红海洋” 现象被禁止后，

塑造毛泽东像继起成风。或树为高数十米之雕像，或制为精致漂亮的胸章，或油彩为壁

画，或广印为图片。墙头、街口，毛泽东已无处不在监临其子民矣！

江青、王力等接见清华大学师生员工。王力讲话提议学习毛泽东及部分马列经典著

作，武装思想，迎接新一年的战斗。江青还专找刘少奇前妻王前所生女儿刘涛，宣称代

表党中央和毛主席，向她透露了打倒刘、邓的某些内情，迫令刘涛和家庭划清界线，指

使她与王前写材料揭发刘少奇。江青还找贺龙之子贺鹏飞说：你爸爸犯了严重错误，我

这里有材料。你告诉他，我可要触动他啦！又说：你妈妈也不是好人。

陶铸在接见“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时，说：对王任重，不仅我信任，中

193

央也很信任，是人民内部矛盾。有人说我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代表，我不承认。我不

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代表人物。

王力接见曾任四川宜宾地委书记的刘结挺、宜宾市委书记张西挺(刘之妻子)，开始

相互勾结。刘、张旋即积极筹划宜宾地区的夺权，并广肆发散传单，攻击西南局第一书

记李井泉及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廖志高。

哲学社会科学部“红卫兵联队”、北京大学、政法学院“红旗”红卫兵、中共中央党

校“红旗战斗队”等单位造反派和首都及外地来京红卫兵、革命师生一万多人，在北京

体育馆召开彻底批判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聂元梓在会上发言，说，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总根子刘少奇、邓小平，他们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

派。聂元梓在会上还宣读了她和其它数人在十一月八日贴出的“邓小平是党内走资本主

义道路当权派”的大字报。大会通过《告全国人民书》，坚决把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

路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斗倒、斗垮、斗臭。

张春桥电嘱他在上海的老婆李文静，“胜利果实不能被‘赤卫队’夺去，要告诉造反

派，不能置之不理。”李当即以电话通知徐景贤。29 日晚，王洪文等调集“工总司”十余

万众对康平路的三万名“赤卫队”进行包围。30 日凌晨发起进攻。七时，二万余名“赤

卫队”被缴械“投降”。是为“康平路事件”。为此，赤卫队员纷纷晋京告状，被阻扣在

昆山。

《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初稿)：三十日凌晨二时左右，工人造反队员开始向康平

路的赤卫队员冲击，到六点多钟，康平路书记处院内的赤卫队员全部投降。七点钟，近

二万名赤卫队员排成单列，分成六路，到四周马路上集中，袖章缴下来六大堆。这天共

有九十一人受伤送至医院治疗。工人造反队员还缴获几百箱饼干。

《张春桥对山西太原市在京代表的讲话》：(67年 3月8日)中分析了当时上海的形势，

说，“赤卫队进入康平路，我们打电话叫造反派赶快参加战斗。这次较量是个转折点。这

一仗一打，市委瘫痪了，垮了，讲话没有人听了，赤卫队也垮了。上海的桃子熟了。”

12月 31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对大中学校革命师生进行短期军训的通知》。

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与清华 12 名学生座谈，他说：“你们的要求我曾两次请示

过主席，主席不同意王光美回清华。”“你们不要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贴到天安门上，……

这样的提法，矛盾的性质就变了。(学生问：难道刘少奇不是敌我矛盾吗？)你们可以这

样认为，但我不是这样看的，你不能把看法强加于我呀！”

在谢富治支持下，北京政法学院红卫兵组织“政法公社”接管了北京市公安局西城

分局。

财贸系统革命造反联络委员会举行成立大会，周恩来出席讲话祝贺，说：它是“我

们国家各个战线上，第一个在一个系统中成立联合组织的。”

中宣部九十余人联名贴出《陶铸执行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字报。

“联动”第三次冲击公安部，要求释放被捕人员。

张春桥给徐景贤打电话“要把这次流血事件(指 12 月 30 日康平路事件)说成是市委挑

动起来的，赶快找各个造反派组织一起商量。”徐立即向各造反组织的联络员传达，亲自

拟定口号，由朱永嘉起草传单“把炮口对准阎王殿，打倒曹荻秋，揪出陈丕显！彻底揭

露上海市委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新罪行”在上海大量散发。与此同时，造反派群众准备从

《文汇报》开始夺权。

12 月 30 日、31 日

194

12 月 30 日下午，“赤卫队”部分队员由王玉玺率领去北京告状。31 日下午，王洪文

等人组织人马，追击到昆山，挑起冲突，制造了打伤“赤卫队”多人的昆山事件，造成

沪宁铁路交通中断。全市“赤卫队”负责人 240 人被捕。晚，周恩来打电话给当时因病

退居二线的陈丕显，命代曹荻秋主持上海工作，指示作好赴京告状工人的思想工作，与

群众一起，协商解决上海问题，抓革命、促生产。

31 日傍晚，江青、王力、关锋、姚文元到清华。江青公开表态对 12 月 25 日蒯大富

组织的打倒刘少奇大游行表示支持。

汪东兴编织成揭发刘少奇罪行的材料，大得毛泽东欣赏。毛满意的说：谁说我们的

老粗不能搞材料，汪东兴同志搞的材料很有说服力，一下子就把问题点明了。

汪东兴在材料中，又恬颜吹捧江青，说在 1947 年撤出延安时，“江青同志也和毛主

席在一起，共同指挥我们作战。”“我们亲眼看到江青同志协助毛主席起草命令，分析敌

情，布置兵力，指挥打仗。”和王光美相比，“江青同志是高山，而王光美不过是个小丑。”

12 月

在中央讨论实行军训的会议上江青突然撒泼，说：“我有意见，你们总是不让我说话，

总不让我民主。”“为什么不把贺龙揪出来！”与会者默然。毛泽东说：“此事暂不议”。江

青半是发疯，半是故作天真，说：“毛主席，不让群众起来，我要造你的反！”毛当场尴

尬不堪。

到 1966 年底，全国 90%以上的军分区受到了冲击，其中 34 个军分区已经名存实亡。

陈雪薇《经济建设的停滞、倒退及其历史教训——评文化大革命十年的经济教训》：

从 1966 年八月到十一月间，上千万计的红卫兵和大中学的师生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串连，造成

交通运输严重阻塞和国家财政支出巨大浪费。据不完全统计，到 1966 年底，仅铁路运输压积的物资

就有一千多万吨，汽车运输、水上运输同样受到阻塞，极大地影响各地生产建设的正常秩序，不少工

矿企业和施工单位因物资供应中断而处于停工或半停工状态。同时，各大中城市掀起了红卫兵所谓破

‘四旧’的狂热行动，严重地冲击各行各业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大破四旧、大立四新’、‘横

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下，乱封乱砸商品和商店，冲击外贸工作，冲击银行，动辄抄家捕人。当年

冬，各省主管业务部门的领导干部，一般都忙于应付运动，受到冲击，不能集中精力于生产建设工作，

一些工矿企业的领导班子开始陷于瘫痪状态。总之，生产指挥系统已经开始失控，严重影响工农业生

产和基本建设的正常进行。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因而下半年经济建设开始发生逆转。但是，当时的冲击还仅仅开始，所

以这一年的国民经济仍然有相当的发展，完成和超额完成了 1966 年度的国民经济计划。全年工农业

总产值为 2534 亿元，比 65 年的 2235 亿元增长 13.4%，其中工业增长 35.8%，农业增长 9.2%。工农

业主要产品产量普遍有所提高，粮食 4280 亿斤，比 65 年增长 390 亿斤；棉花 4674 万担，比 65 年增

长 479 万担；钢 1532 万吨，原煤 2 亿 5200 万吨；发电量 825 亿度，棉纱 863 万件，都比 65 年略有

增长。全年基本建设投资完成 191 亿元，实际施工的大中型项目 1186 个，全部建成投产项目 215 个。

新增加的固定资产 170 亿元。全年的社会商品零售额 732 亿 8 千万元。这一年的财政收入 558 亿 7 千

万元，收入大于支出，盈余 17 亿 1 千万元。(《十年后的评说》第 162—164 页)

[按] 据《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国民经济》(柳随年、吴群敢主编)所载，数字有所不同。

工农业总产值 2327 亿元，超额 10.2%完成年度计划，比上年增长 17.3%。农业总产值 641

亿元，超额完成计划的 6.8%，比上年增长 8.6%。工业总产值 1686 亿元，超额完成计划

195

的 11.5%，比上年增长 20.9%。国家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完成 178.3 亿元，比上年增加 24

亿元。(第 17—18 页)共产党政府的统计数字，原多依政治需要编造，难于尽信，参考而

已。大抵愈是政治运动高潮，其统计数字则愈不可信。官员们对无止无休的报表和统计，

或持漫无所谓的应付，信手塞责；或则有意伪造，以为政治运动服务。故一般说来，产

值总是难以置信的增高，赤字总是多方掩饰以缩小。所谓“ 报喜而不报忧”，“ 气可鼓而

不可泄”。报忧泄气则被指为思想右倾，人谁不惧？投好伪造则被视为有功，即使被发觉

也仍嘉许为态度积极，热情有余，而不必担任何责任。于是上下交为伪，而实无科学的

统计可言矣！

林彪在一次干部会上的讲话谈文化大革命(一九六六年十二月)

农村上下左右一起搞，两个席卷，一个震动。

一、农村

（1）积极搞文化大革命。

（2）农村实行大民主。

（3）不愿意搞的不勉强。

（4）革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地富反坏右的命。

（5）依靠贫下中农和红卫兵。

（6）达到抓革命促生产的目的。

二、我们要有足够的精神准备，要受得了。

（1）对干部的认识问题，我们过去把现状维持派当成好干部，好听现状维持派的话，没有弄清

那些是革命的，那些是不革命的。

（2）现在又发生了“痞子”问题。最闹革命的终归有缺点，现在看，要允许人家革命。怎样看

待这些人是当前最大的问题。

（3）如何认识这次运动。这次运动是大批判、大审查、大教育运动，也就是一个批判干部的运

动。既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批判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过性质不同，开始也很难

分清楚。

（4）如何安排自己。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如何对待，现在干部距离很大。有四种情绪：第

一种抱怨情绪；第二种抱对立情绪；第三种抱抵触情绪；第四种抱无可奈何情绪。只有一条，紧跟主

席思想，否则就抛开。

（5）斗争很尖锐，很复杂。首先搞通自己思想，要检查一下。为什么过去我们落后思想容易接

受？为什么精神不振？为什么运动以来“怕”字当头？不解决这些问题不行，一定要垮台。现在左派

反对我们好得很，因为我们犯了路线错误。右派反对我们也好，还有黑帮反对我们，这就看你们顶得

住顶不住。有人说自己没有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很值得深思。总之两句话，大民主，人人可以

出来讲话，看你怎么办？

（6）号召同志们学习十五期《红旗》社论。新的形势，两个利用，两个反对，五条认真改正错

误的标准。

196

（7）现在干部有五种情况：

(一) 能跟上主席思想，在游泳中已经游过去了。

(二) 在游泳中淹得够呛，但也算游过去了。

(三) 跟得很吃力，结果还是淹死了。

(四) 不下水不革命。口头上也说几句革命的话，但什么都是人家的不对。

(五) 也在那里游，但确实身体不好，游到半途了。这些水平不高，认识跟不上去，往前没

有力气了，对这种人大家要帮助一下。这次运动是全面的考查干部，看你是怎样对待

革命的，怎样对待群众的，怎样对待自己的。

1966 年

毛泽东：对军事学院的讲话①

军事学院办得一塌糊涂，正在整理。过去没有军事院校可好了。打了几年仗，就是没有军事院校，

我们的军队百分之九十以上是不识字和小学程度的，国民党尽办军事学校，什么陆军大学毕业，就是

我们这些不识字的兵打倒了它。

进军事学校的时间太长了。蒋介石办的黄埔学校，两个月入伍训练，四个月学校毕业。蒋介石的

军队主要还是这些人还比较能打，陆军大学毕业的实在不能打。

书可以读一点，但是读多了害人。是革命斗争培养干部。战场就是学校，军事学校不怎么高明。

有些现代科学需要长一些时间学，例如导弹、原子弹，这是讲研究制造。单单武器的使用和训练，士

兵不需要很长的时间。训练炮兵要一个月就行。训练驾驶员，飞行员几个月就够了，最多一年。主要

是在战场上训练。和平时期要在黑夜里练习，战争时期战斗就是学习。

据《周恩来传》：根据周恩来的工作台历统计，自红卫兵运动以来，他接见的北京和

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及群众组织代表达一百六十多批。

① 传钞本著 1966 年，未明载月日，故系岁末。

197

第四节 一月风暴——荒唐、自残的全国夺权

1967 年 1 月 1 日

《人民日报》、《红旗》联合发表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指出：1967

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它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

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神展开攻击的一年”；“将是更加深入地批判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它的影响的一年”；“将是一斗、二批、三改取得决定性胜利的

一年。”文章是根据毛泽东 1966 年 12 月 26 日“祝全国开展全面内战”，经由毛泽东亲自

审定发表的。

中共中央批转由毛泽东推荐的《哈尔滨师范学院造反团在两条路线斗争中是怎样争

取团结多数的》、《矿业学院革命造反派红卫兵在联合统一问题上的一些看法》二份材料。

凌晨六时，中南海造反派闯入刘少奇住所，在院墙上贴出大标语，地面上涂写口号：

“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谁反对毛泽东思想绝没有好下场！”

北京二十余所高校，集合群众数十万，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声讨刘

少奇、邓小平。会上宣读了《告全市人民书》，公布刘少奇二十大罪状。

王力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秘书厅有关人员大会上讲话：当前形势是在全国各

条战线上展开对资产阶级的总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一切不符合社会主义的东西

都要批判。借口党的领导，不管各级党组织是否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是不许人家

革命，不许人家造反。这个问题归根到底是对群众运动的问题，派工作组、所谓恢复党

团组织都是压制群众。

被押返京的彭德怀写信给毛泽东：

主席：

您命我去三线建委，除任第三副主任外，未担任其它任何工作，辜负了您的期望。十二月二

十二日晚在成都被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抓到该部驻成都分部。二十三日转北京地院东方红红卫

兵，于二十七日押解到京，现被关在中央警卫部队与红卫兵共同看押。向您最后一次敬礼！祝

您万寿无疆！

彭德怀

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

信发后‚ 如石沉大海。

北京钢院“东方红”学生 22 人，以抗议余秋里等对冶金部部长吕东私设拘留所，不

加处理为由，自 31 日上午进行绝食。李富春至计委接见绝食者及其支持者，李表示欢迎

同学们造冶金系统的反。工交系统十年来是由反党修正主义分子薄一波控制的。学生要

求对吕东进行处理，李认为应当撤职。学生将李的话写成文字：“我个人认为吕东私设拘

留所，应当撤职。”请李签字。李满足了他们的要求。

凌晨一时许，张春桥由北京打电话给上海王洪文、徐景贤，告知他们：周恩来已委

陈丕显抓上海的工作，力求使生产正常起来。张说：这是给陈丕显一个机会，但不是支

持他。陈丕显的账，你们要清算，以后算。并说：曹荻秋不能出来了。

部分“联动”成员以中共中央，中共北京市委革干子弟，国务院、人大常委革干子

弟，中国人民解放军帅、将、校革干子弟，中共中央军委、国防部革干子弟，十六省市

委革干部分子弟联合行动委员会的名义，发布了中发秘字（003）中央、北京党政军干部

子弟(女)联合行动委员会通告。（见 1966 年 12 月 5 日条）

198

《红旗》1967 年第一期发表了由姚文元署名的长文：《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就建

国以来 16 年文艺界的所谓“阶级斗争”，强指忠实贯彻毛泽东旨意，在文艺界实行文化

独裁统治的“文艺沙皇”周扬是一位修正主义反革命两面派。“两面派是混入无产阶级内

部的阶级敌人向我们进行斗争的一种策略。”在文末的一条长注中，特别为刘少奇加上了

一个既为莫须有，而且是荒谬的反毛泽东思想大罪状——吹捧电影《清宫秘史》。这篇长

文很有助于我们对 1949 年以后毛泽东文化专制主义的了解。

[按] 周扬解放以来，一直是毛泽东在文艺界进行文艺专制的总管，忠实执行了毛的

“ 无产阶级文艺路线”，伤人多矣！最后自己也以“ 反革命两面派” 的罪名被打倒，真是

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由于自己也有这一段挨整的痛苦经历，文革以后，据说周扬对自

己从前的所为有所忏悔，对被他迫害过的人真诚地表示歉意。说明他知过能改，良知不

泯，是一个正派的好人。共产主义作为理想是美好的，作为信仰,人皆可以有自己选择的

自由，正如也允许他放弃与改变一样。近八十年来共产主义运动中存在的悖常理、侵人

权，甚至凶残专制的现象多半是应由最高独裁者来负责的。追随而犯同类错误的人是一

批受感染的病患者。他们当然也或多或少应负自己所犯下的过错与罪行的责任。但在事

实面前自己能公开改过认错，则说明他在犯过的时候毕竟是真诚的理想主义者。对他们

的作为应该放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去评判。而他们终于能不恋权势、不执私利，勇于面

对事实，与时俱进，承担错误，放弃成见，则是难能可贵的。

1 月 2 日

张春桥指使上海“工总司”等造反派组织成立“打倒上海市委大会筹委会”。

“联动”召开“破私立公，革命到底大会”，以打倒三司为口号。

“全红总”强迫当时全国总工会和劳动部的负责人于 1967 年 1 月 2 日签发了一个《联

合通告》其主要内容：

“经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提议，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部、中华全国总工会协

商，联合作出以下紧急决定：1、为了保证合同工、临时工、外包工等参加无产阶级文化

大革命、参加生产的权利，一律不得解雇。2、1966 年 6 月 1 日以后被解雇的合同工、临

时工、外包工等，必须立即召回本单位，参加运动，参加生产，补发解雇期间的工资。3、

凡遭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的合同工、临时工、外包工等，必须当众恢复名誉，赔偿

损失，妥善安排，认真处理。以上决定，通报全国。”

[按] 这三条是根据 1966 年 12 月 26 日晚江青在接见"红总”时所说的三点发展而成。

199

于是“ 全红总” 的头目们乘机揪斗领导干部，并通知各分团，强迫补发工资和赔偿“ 损

失”。一些人则要求转正、晋级和要求其它福利待遇，开展了一场广泛的经济斗争。由于

有江青的讲话作为尚方剑，一些单位领导屈从临时工、合同工的要求，一律转为正式工

人。一些从 1961 年已下放农村的人员，也乘势杀回原单位，要求复职，并补发全部工资。

在 12 月 26 日的接见中，江青骄横伪饰，对劳动部长马文瑞等如待家奴，极为恶劣。

1 月 3 日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报纸问题的通知》， 要求他们在任何情况下保证人民日报、解放

军报、光明日报的正常印刷和发行。

周恩来出席“在京归侨夺取侨务界文化大革命新胜利誓师大会”。讲话中传达了林彪

对大专院校组织军训的指示。说：要加强运动的革命性、科学性、纪律性。革命性就是

‘五敢’；科学性就是调查研究、阶级分析。现在有人打不到点上，你不调查研究，怎么

能打到点上呢？纪律性就是革命的自觉纪律。

周恩来接见外语学院少数派各组织。表示搞思想汇报的“办法很不好”，“是党内生

活不健康的东西”，是从莫斯科学来的。有同学说：“这次文化革命中，很多党员保皇，

与党内生活的这一坏现象有关。”周肯定地说：“你说得对”。

[按] 思想汇报是中共进行思想控制的重要手段。天真无邪的共产主义追求者，特别

是那些急切地要求加入到共产党组织去的积极分子，都乐意毫无保留地敞开自己的心扉，

甚至是个人的隐私，向共党的组织做忠忱的汇报与交待。其虔诚的程度是较之基督徒在

神父面前的忏悔有过之无不及的。而这种坦白的忠忱往往却成为共产党基层组织负责人

进行人身控制、甚至恫吓、要挟与进行打击的根据和资本。不少人都是在向党交心中泄

漏了自己内心的某些怀疑或不满现实的瞬间想法，而把自己送上了反右派、反右倾运动

的祭坛。

陈伯达、江青、康生、王力在接见北京大学聂元梓、夏剑豸等代表时，指责王任重

个人以北京市委顾问名义去北大进行活动，“他实际上是太上皇，包打天下。”“他背着我

们搞一套。”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红卫兵联队”、教育部“延安公社”、北京师范大学“井

冈山”等发起成立“批判刘邓路线新代表陶铸联络委员会”，进驻“阎王殿”中宣部，贴

出“打倒陶铸！”“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的大标语，并设立联络委员会办公室。

傍晚，中南海内造反派二三十人闯入刘少奇住处，勒令刘少奇、王光美站在走廊门

200

口，进行批斗，历时四十余分钟。他们勒令刘少奇每天去怀仁堂看大字报。

安徽造反派将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押至北京，游街示众。

刘涛、刘允若以《看刘少奇的丑恶灵魂》为题，写成大字报，在清华大学和中南海

职工食堂门口张贴，对他们的父亲进行揭发。

张春桥、姚文元电召王洪文于 2 日进京，本日晚在解放军报社由聂元梓陪同接见王

洪文、陈阿大等人，说：叫陈丕显出来，“这件事我们商量过。”“陈丕显一直不出来，应

该拖他出来幕前表演，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他指示王洪文等人不要参与解决铁路

交通中断问题，说：“你们一定不要管这些事”，“索性让他出来表演一番”。“上海的桃子

不能让陈丕显摘去！”“1967 年 1 月将是上海革命派向走资派夺权的历史性时刻”。并告知

“明天，作为上海夺权的先声，文汇报先走一步，由革命造反派掌权”。而他与姚也将飞

沪投入决战。

文汇报社“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与上海及外地驻沪革命造反派联合夺得了文汇

报社的领导权，接管了报社。

南京两派在江苏饭店发生互斗，造反派重伤二百余人。

1 月 4 日

下午四时，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王力、穆欣等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武汉

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代表，公开指责陶铸是刘、邓路线的执行者，鼓励造反

者整理陶铸的材料。参加会议的有南京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各院校的代表。人大、地

质等院校闻讯后亦赶来参加。会后游行队伍到中南海西门。上万群众，情绪激昂，要求

揪出陶铸。直到五日清晨六时半，周恩来出来接见，答应研究大家的要求。七时许，群

众始离去。同时“揪出陶铸”的大字报、大标语贴满北京街头。在中央文革接见“专揪

王任重革命造反团”代表的同时，陶铸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安徽来京学生，对隔壁房间中

正在筹划的对他将采取的行动，一无所知。

随着陶铸、王任重被打倒后，中共中央书记处瘫痪，中央文革起而代之。

晚，有中国科学院毛泽东思想哲学社会科学部“红卫兵联队”参加的《批判刘、邓路

线新代表陶铸联络委员会》所属各单位及其它革命组织的三千多人，到中宣部集会，一

致要求把陶铸揪出来批倒、批臭。并向全国发布了批陶呼吁书。

[按] 权延赤：《捅陶铸致命一刀的人是谁？——女儿陶斯亮的回忆》(《爱我中华》

第一期)一文载：陶铸被整，罪名除“ 中国最大的保皇派”、“ 中国第三号走资派” 之外，

更致命的是“ 叛徒”。这份材料是由陶铸的亲兄陶自强在陶铸被揪出来以后，专案人员严

刑威迫下所写的。陶自强早年与陶铸一同参加革命，同在一起作白区地下工作，又同一

时期被捕，在国民党的严刑威胁下叛变。解放前夕，陶自强率县大队起义，后任祁阳中

学校长。文革中，又因“ 被打得受不住”，而写了揭发陶铸也是叛徒的材料，成为江青、

康生致陶于死命的有力武器。

201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杨成武接见军事院校造反派和部队文艺工作者，劝

说停止明日召开的批判陈毅、叶剑英 1 月 13 日、29 日讲话的大会。江青指出：在军内贯

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就是任军委文革组长的以刘志坚为首的全军文革小组。康生打断

刘志坚的检讨，拍着桌子说：刘志坚，你不是什么折中主义，你就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

路线在军内的代表，这个会要开，要批，要斗，就是要批你刘志坚。并诬指刘志坚是叛

徒①。刘志坚从此被打倒，关押达七年又九个月。

下午，中央音乐学院“毛泽东思想战斗团”、“东方红公社”‚ 中央戏剧学院“毛泽

东主义战斗团”，中央乐团“井冈山革命造反团”和“首都东方红红卫兵联合委员会”等

单位共同发起召开“誓死保卫毛主席，斗争彭、罗、陆、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大会”，

于 4 日、5 日连续两天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开会，三万六千余人参加。彭、罗、陆、杨被押

至会场。刘仁、万里、吴冷西、周扬、童大林、萧向荣、梁必业、安子文、曾三及严慰

冰 (陆定一妻) 、郝治平(罗瑞卿妻)陪斗。

周恩来、陈伯达、江青等接见全国来京串连的文艺、出版、体育、教师等群众十余

万人。江青讲话，建议坚持徒步串连。周恩来宣布，中央文革委托江青起草一份有关文

化大革命的决定。关于小学和体育界的文化革命，中央文革也起草了相应的规定。还告

诉大家，毛泽东著作的印数要从去年的 3000 万册增加到今年的 8000 万册。他号召大家

节约纸张，以便印出更多的毛著。

陈伯达、康生在人大会堂小礼堂将刘少奇讲话材料交给蒯大富，嘱咐好好组织批判。

中学红卫兵组织与“联动”在北京展览馆召开辩论大会。一些“联动”成员从后台

冲入会场，散发传单，燃放鞭炮，强占麦克风，撕扯“三司”袖章。

毛泽东委派张春桥、姚文元以中央文革调查员的身份飞赴上海，处理上海文化大革

命所发生的问题。临行前受到毛的召见。

上海“工总司”等造反派组织散发传单题为《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

反动路线的新反扑》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这是上海“工总司”等十一个造反派组织根

据陈丕显传达周恩来的指示，由舒泽池(中央音乐学院学生，来沪串连)执笔起草，经陈丕

显修改后在次日的《文汇报》上发表的。毛泽东看到这篇文章后，曾说：“很好，又是一

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人民日报》在 9 日转载时加上了由毛泽东口授、王力笔录的编者

按：“随着上海革命力量的发展，崭新面貌的、革命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出现了。

这是一个大革命，这件大事必将对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

动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被接管后的上海《文汇报》发表声明，“决心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刀两断。”

1 月 5 日

凌晨，周恩来接见《批判刘、邓路线新代表陶铸联络委员会》的代表，随后，又接

见了到会的全体成员，表示坚决支持群众的革命行动。

陈伯达、聂荣臻在业余航校体育馆接见国防科委、军医大学、北航“红旗”等造反

派群众，表彰北航“红旗”“名誉不错”，要好好保持。

由全国各地串连来京的工人在工人体育馆召开“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迎接

工矿企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新高潮誓师大会”，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出席大会，指示：

革命职工要打回老家去，彻底闹革命。

首都造反派举行示威游行，愤怒声讨刘邓陶。

大庆展览馆的工作人员召开“彻底批判大庆展览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

解放军军事测绘学院造反派封闭了全军文革小组，揪斗了刘志坚。

① 刘志坚抗日战争中在冀南负伤被俘。第二天在一次伏击战中获救。

202

张、姚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的身份，在上海接见“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

部”代表。张春桥说：“基本问题是把领导权夺过来。把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揪出来，

打倒。把整个社会中坏的东西该打倒的打倒，可改造的就改造过来。”

上海《解放日报》“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接管了《解放日报》，发表《告读者书》，

“宣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解放日报》死亡，革命造反的《解放日报》诞生。”

1 月初

叶群将江腾蛟在郑君里等家中所抄到的材料，在家中当着江青、谢富治的面，全部

焚毁。

1 月 6 日

6、7、8 数天之内，造反派陆续包围中南海，要求揪斗刘少奇、邓小平。

由江青提名、毛泽东批准，任命徐向前担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

深夜二时，周恩来在中南海第二次接见“批判刘邓路线新代表陶铸联络委员会”代

表以及“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团”、武汉地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等十九个组织的代

表，听取了代表们揭发陶铸问题的汇报和意见。他对大家说：陶铸同志要检查，首先要

到党中央常委去做检查；希望大家把材料送上来。代表当即递上很多材料，周恩来表示

将负责把材料转交中央文革小组。他还询问了“批判陶铸联络委员会”的组成及联络工

作情况。

周恩来两次接见江苏省负责人及南京赴京造反群众，解决南京问题。

王力、戚本禹在清华附中接见该校的一批所谓“老红卫兵”，鼓励他们有错就改，“早

日回到正确路线上来”。

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等 16 个单位召开“彻底打倒我国头号走资本主义道

路的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大会”。刘、邓已被置于“走资派”这一敌对地位。在江青的

怂恿下，清华大学学生假称刘少奇的女儿刘平平遭车祸入院，诳骗王光美前往看视，乘

机把王劫持至清华。在周恩来的干预下，王光美被迫写了四点保证后放回。

在张春桥、姚文元策划指挥下，“工总司”组织了二万群众冒雪在人民广场召开“高

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批斗陈丕显、

曹获秋、魏文伯、杨西光、韩哲一、梁国斌 。全市数百名局以上的干部陪斗。大会发布

了三项通令。

第一号通令

(一)从 1967 年 1 月 6 日起，上海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不再承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曹荻秋为

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和上海市市长。

(二)责成大会服务团在会后立即报请毛主席和党中央，罢免曹荻秋党内外一切职务，并批准在上

海报刊上公开点名批判。

(三)曹荻秋从即日起，交给上海革命造反派监督劳动，并责令其彻底坦白交代反党反社会主义反

毛泽东思想、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行。

第二号通令

(一)陈丕显必须在七天内就如何操纵指挥曹荻秋和上海市委进行反对毛主席、对抗党中央，破坏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恶活动，就柯庆施同志逝世后上海市委如何忠实贯彻刘少奇、邓小

平反动路线，以及陈丕显、曹荻秋等与刘邓修正主义司令部的黑关系等问题，向革命造反派

彻底坦白交待。

(二)在毛主席和党中央未做出决定改组上海市委前，陈丕显不准以任何借口逃避责任，滑脚溜走。

今后上海市委如有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行，唯陈丕显是问。

203

(三)以上两项，如有违背，革命造反派有权采取一切必要的革命行动，由此产生的严重后果，均

由陈丕显负完全的责任。

第三号通令

(一)责成大会服务团把上海市委的滔天罪行报告中央，请示中央对上海市委进行彻底改组。

(二)市委书记处书记马天水、王一平、梁国斌，后补书记王少庸，以及上海市委各常委，必须向

上海人民老实交待，彻底坦白各自所犯的罪行，不得抗拒。革命造反派各组织如要他们交待

问题，必须随叫随到，如有继续顽抗，定予严惩不贷。

(三)伙同上海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华东局书记魏文伯、韩哲一必须向造反派和革命群众

老实交待，彻底坦白所犯的罪行。如有违抗，定予严惩。

(四)市委各书记、常委和各部委负责人，在上海市委改组以前，一律在原工作岗位负责生产和日

常工作，接受革命群众的监督，不得消极怠工。在此期间，对党对人民有益者，可以按情折

罪；如继续害党害民，则罪上加罪。

(五)如有人胆敢破坏本通令者，革命造反派各组织有权采取革命行动，其一切后果由破坏本通

令者负责。

张、姚两人没有参加大会，而是躲在兴国路招待所里，观看电视转播的大会实况。

根据张春桥的布置，徐景贤在会后将大会的发言稿和通令报送毛泽东及中共中央。

姚文元写成了《情况简报》：

“上海开了十万人大会，从上午 10 时到下午 3 时，有机关、工人、学生代表参加。中心口

号：打倒陈丕显、打倒曹荻秋。陈、曹、魏、韩、马、梁均到会。会后有通电、通令，不承认

曹市长、市委书记。曹监督劳动，陈一周内交待自己罪行。会议是成功的，秩序很好。市委可

以说是完全垮了。革命形势大好。”

从此，中共华东局，上海市委和上海市政府已完全瘫痪。党、政大权已完全落入张、

姚所操纵的造反派手中。

上海《文汇报》发表社论《革命造反有理万岁》，《红旗》1967 年第 2 期立即转载，

并特加按语。

“联动”第四次冲击公安部，有人高喊“刘少奇万岁”的口号。他们捣毁礼堂设备，

放鞭炮，割电线，砸喇叭，书写标语“活着干，死了算！”“以血还血，以牙还牙！”又涌

进食堂，将几十斤香肠和猪头肉抢食一空。

1 月 7 日

周恩来接见“批判陶铸联络站”代表说：“现在你们举行批判陶铸的大会不合适，

因为中央常委对这个问题没有讨论。”

晚，周恩来接见七机部两派代表，说：不要揪人，不仅谭震林、李富春副总理不能

揪，刘少奇、邓小平同志也不能揪。陶铸同志也不能揪。刘邓陶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我

还要保。

周恩来接见北京建工学院红卫兵，他们是到中南海西门来，要求揪刘少奇的，周答

复，送大字报可以，要揪不行。

江青、陈伯达等接见新华社工作人员，指责陶铸授意熊复，以换头术，伪造毛泽东

和刘少奇的合照。

王力、戚本禹至北京红卫医院(安定医院)接见以精神病被送至该院治疗的陈里宁。

陈里宁长期来多次写材料揭发批判刘少奇，受到折磨。

204

陈里宁，湖南湘潭人。湘潭市政府干部、党员。1963 年 4 月写材料对刘少奇的言论提出怀

疑，被认为患精神病，送医院治疗。出院后，又在 11 月写信给毛泽东，反映刘少奇的问题，寄

省委书记张平化转交，复被送入精神病院。1964 年 7 月又因怀疑刘少奇，受到批判。他先后写

了三十余封信给毛、周等中央领导。12 月，复被送入精神病院。1965 年 1 月，被逮捕，反复审

讯，倍受摧残。10 月，复至京入院医治。1967 年 1 月，由于王力、戚本禹的干预，陈成为反刘

少奇的英雄，天津话剧院以陈为原型写成剧本，王力命名为《新时代的狂人》。在京津多次上映，

顿时名噪一时。

北京市召开批判刘、邓、陶反动路线大会。

1 月 8 日

毛泽东召集中央文革小组开会，宣布中央各部要改组，宣传组由王力负责。并充分

肯定上海两报的夺权行动。他说：

《文汇报》五日《急告全市人民书》，《人民日报》可以转载，电台可以广播。内部造反很好，

过几天可以综合报导。这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很多报，依我说，封

了好。但报总是要出的，问题是由什么人出。《文汇报》、《解放报》改版好。这两张报一出来，

一定会影响华东、全国各省市。搞一场革命，先要搞舆论，六·一《人民日报》夺了权，中央

派了工作组，发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我不同意《人民日报》另起炉灶，但要夺权。

很多事宣传部、文化部管不了，你(指陈伯达)我都管不了，红卫兵一来就管住了。

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以及全国各省、市，《急告全

市人民书》是少有的好文章，讲的是上海市的问题，是全国性的。

毛泽东关于陶铸问题的指示：

陶铸的问题我没有解决了，你们也没有解决了，红卫兵起来了就解决了。陶铸问题很严重，

陶铸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这个人很不老实，邓小平说还可以。陶铸在十一中全会以前坚

决执行刘邓路线。十一中全会后，也执行了刘邓路线。在红卫兵接见上，在报纸上和电视里，

照片有刘邓的镜头，是陶铸要排的。(有人插话：陶铸到处开空头支票，每次接见都讲，来京想

见毛主席很好，我想毛主席一定会见你们的，今年不见，明年一定会见。用这个来将主席的军，

搞两面手法，自己落好。)陶铸领导下的几个部都垮了，那些部可以不要，搞革命不一定非要部

门。教育部管不来，文化部也管不了，你们管不了，我们也管不了，红卫兵一来就管住了。(插

话：陶铸非常坏，新华社去年十七周年有一张照片，有五个人：毛主席、刘少奇、邓小平……

邓小平的身子是陈毅的，把陈毅的头割掉，换上邓小平的头。)在中南局宣传毛泽东思想是假的，

没这回事，树立自己的威信打倒中央。希望你们开会能把陶铸揪出来才好呢！

[按] 席宣《关于文化大革命起源的探讨》(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 年第五期)记

58 年成都会议，毛泽东提倡个人崇拜，柯庆施发言：“ 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

服从要服从到盲目的程度。” 两个月以后，柯遂在八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

员。考同时附合的还有陶铸，申言“ 对主席就是要迷信。” 有谓陶之超擢纯出邓小平之荐，

恐非其实。其时邓早已见嫌于毛，陶若非毛所见重，邓虽有荐，亦难入毛的耳。据权延

205

赤《陶铸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记，陶以曾顶撞刘少奇而著名，毛之任陶，盖取其与刘有

夙嫌耳。据杨尚昆回忆，文革前毛曾有意另设书记处，任陶担任。故杨称陶铸是刘少奇

调中央来的是“ 天大的冤枉”。

毛泽东讲话，对上海“一月风暴”高度评价和支持：说“这是一个大革命，是一个

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革命。这件大事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

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必将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①

中共中央制定《关于党政机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

《意见》说：党政机关是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要彻底改革一

切不适合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规章制度和思想作风。例如：官僚主义、老爷作风、机

构臃肿、级别制度等等。革命干部对于任何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能无条件接受，而应当进行抵制。

机关干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可以建立各种群众性的革命组织。各种革命组织和文化革命委员

会、文化革命小组是否接受同级党委的领导，由他们自己根据具体情况决定。应该允许革命干部在本

机关、本地区以及同一业务系统范围内进行革命串连，在夺权的单位或者领导瘫痪的单位，要打破级

别限制，用群众推选和上级批准相结合的办法，把那些拥护毛主席，突出政治，有革命干劲的干部选

拔到临时的领导班子里来。《意见》最后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运动推向一个新阶段，把各级党政机关办成一个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林彪在军委常委会上宣布关锋任总政治部副主任，中央同时任命王力为中共中央宣

传组组长。

周恩来、陈伯达、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汪东兴在人大会堂接见农林

口部分师生及人民大学红卫兵。周恩来讲话，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现在要批判

陶铸同志继续执行的反动路线，这是对的。但不要揪他们，要党内批判。江青代表毛主

席问大家好。说：斗争的锋芒，应该比较准确地针对着一小撮制定这条路线的人及死不

回头、执行这条路线的人。

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关锋、王力、戚本禹接见赴中南海揪陶铸、谭震林的红卫

兵。周讲话：要批判是对的，我劝大家不要揪。我们不同意你们的做法，不用揪的办法。

我处理四次冲中南海的问题了，无论如何，要守纪律。

周恩来接见北京石油学院造反师生及石油系统的群众，表示支持他们批判石油部党

组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指出余秋里前几年基本上执行的是毛的革命路线。

陈伯达打电话给躲避在昆明市郊的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指责他胆小，害怕群

众，“你的命就那么值钱？你没有了命我负责赔你一条命。”阎红彦被逼自杀身亡。

戚本禹在人大会堂接见“山西红色造反联络站”等单位 62 名代表。说“要把目前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与十七年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联系起来。实际上从 1945 年以来，

从七大以来，就有两条路线的斗争。刘少奇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萧

望东的文化部还是旧文化部。

戚本禹在国防部接见测绘学校、技术工程学院“革命造反团”时重申刘、邓是党内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受江青的委托，关锋找山西刘格平谈话，面授机宜。刘格平即日返回太原，贴出揭

发省委的大字报。

① 转引自徐向前《在文化大革命中》，具体日期不详。

206

《人民日报》全文转载阿尔巴尼亚《人民之声报》编辑部文章《为什么帝国主义修

正主义联合在一起疯狂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阿尔巴尼亚

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中唯一支持文化大革命的国家和政党。

国防部副部长、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家被抄。廖是贺龙的外甥。

上海造反派成立了“上海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夺了全市铁路、海港、长江

航运及邮电部门的权。张春桥说：火线指挥部可称为经济苏维埃，代替了市人委。接着，

又成立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卫委员会”、“造反组织联络站”，以取代公安与市委的

权力。

上海“工总司”二兵团头头耿金章在锦江饭店九楼主持开会，会议中心议题是：紧

急刹住经济主义风。到会的共有 35 个造反组织的代表。陈丕显代表上海市委也出席了会

议。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均拒绝参加。会议决定由朱永嘉起草《紧急通告》，签字者

共 32 个造反派组织，陈丕显也签了字，表示支持。张、姚、王均表反对。

《文汇报》、《解放日报》发表《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

评述上海革命形势。

1 月 9 日

毛泽东讲话，论机关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性：

机关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仅仅有学生运动、农民运动、工人运

动，没有机关干部起来，积极投入到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去，是不成功的。有好多重要的

问题，就是依靠机关来揭露。

经毛泽东批准，林彪在他主持的军委碰头会上，攻击贺龙是“土匪”。在林彪、江青

的煽动下，贺龙家在年初被抄，夫妇二人为躲避造反派的揪斗，藏在中南海周恩来家中。

中央文革决定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地质学院、北京矿业学

院、北京市二中、二十五中和华侨补习学校为军训试点学校。2 月 10 日，解放军军训人

员进入诸校。

周恩来、谢富治在人大会堂接见全国公安、检察、法院来京人员，谢富治讲话说：

我们正在酝酿关于加强保卫文化大革命的六条，并念了《六条》的草稿。他号召全国政

法战线立即行动起来，向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刘少奇、邓小平开火！

在工矿企业座谈会上，江青讲话，说：现在同志们要夺权。现在是革命工人大联合，

起来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陈伯达讲话，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一开始就

是一个夺权的革命斗争。半年多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群众的夺权斗争做了思想准

备。凡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统治的地方就要把权夺过来。凡是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

派和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垄断的，都要把权夺过来。

陈伯达接见新华社群众，宣布改组新华社，王唯真任副社长。

王力在新华社讲话：目前形势很好，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揪出了陶铸。把陶铸的盖

子一揭，机关的文化大革命起来了，过去是一块大石头压着。他攻击陶铸一贯忠实执行

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刘邓倒台后，仍千方百计执行并阻止批判反动路线，还反对提

“反动路线”一词。

王力向中央办公厅、国务院秘书厅文化革命联合接待站革命造反团成员，说：《告上

海人民书》和《人民日报》按语，“标志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戚本禹在政协礼堂接见北京农大师生，说：从七大以来，就有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

工交系统造反派组织在工人体育馆召开批斗薄一波大会。

“联动”第五次冲公安部，呼口号“打倒江青”，“保卫刘少奇”，“谁反对刘少奇就

砸烂他的狗头”。

207

《人民日报》转载《急告全市人民书》，把标题改作《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并加上

由毛泽东亲自审定的编者按语。

《人民日报》转载《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告上海全市人民

书》的编者按语(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

上海《文汇报》一月五日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这个文件

高举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红旗，吹响了继续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反击

的号角。这个文件坚决响应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提出了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命的关键问题。这不仅是上海市的问题，而且是全国性的问题。

随着上海市革命力量的发展，崭新面貌的、革命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出现了。这是

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胜利产物。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史上的

一件大事。这是一个大革命。这件大事必将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命运动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接见“红革会”负责人，传达了毛泽东最新指示：“1967 年将

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在这些阶级斗争中，中央要抓重点：一北京，二上海，

三天津，四东北。”“上海的革命学生起来了，革命工人起来了，革命机关干部起来了，

上海的文化大革命就有希望了。”

“工总司”等 32 个造反组织的《紧急通告》在《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发表。其

中突出反对经济主义，作出十条规定，“责令市委、公安局照此执行”。《文汇报》和《解

放日报》在 12 日重新发表《紧急通告》时，都加了编者按，表示“全力支持”，“最坚决

的支持”。

1 月 10 日

毛泽东对《紧急通告》和《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作批

示，认为“此两件很好”，要中央文革小组替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起草一个致上

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指出他们的方针、行动是正确的，号召全国党、政、军、民

学习上海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

[按] 据叶永烈《王洪文兴衰录》，这份传单是上海工人返沪第二兵团司令耿金章主

持，朱永嘉①起草，且得到陈丕显的支持与同意草成的。张春桥当时以为已有《急告全市

人民书》，不需再有此《紧急通告》，颇以朱永嘉为多事。王洪文亦因耿之第二兵团与工

总司并列而不满。然毛泽东因看中其中反经济主义这一点，大加称许，故一时身价倍增。

张、王亦转而攫此以为自己的功绩。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在人大会堂接见首都高校造反派组织。陈伯达讲话，

说陶铸揪出来后，是不是除了陶铸就没有旁的了呢？至少还有个别一、二个吧！江青讲

话中说，当前走资派大搞经济主义，破坏文化革命。造反派内把斗争锋芒指向一批有错

① 朱永嘉，原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助教，姚文元秘密起草评吴晗文章时曾帮助提供明史资料，有功。其后就成为上

海写作班子中的负责人之一。

208

误、但作了检查、坚持工作的老同志和军队，必须防止。江青在讲话中说：“桃园三结义

是彭真、林枫、吕正操反对林彪副统帅的反革命小集团”。 吕正操家随即被抄。

周恩来在中南海对铁路系统院校师生职工讲话，说：“丢开业务，光搞革命，那不是

落空了吗？抛弃业务，怎么搞好革命？”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等在人大会堂西小礼堂接见有

关单位的造反派代表，介绍上海的经验(反经济主义)。江青说：王震不好。谢富治原是邓

小平的部下，但他是第一个揭发邓小平的。

康生在高级党校大吹他十年来与杨献珍进行的十次原则性斗争。他说：“说刘少奇是

全国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你们党校对全国的贡献。”“刘少奇有一

种理论，总起来就是唯生产力论。”

根据江青的指示，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关锋写成了《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

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报告，送林彪审批。林彪亲批：“完全同意”。

戚本禹对总政文工团部分团员谈话：红卫兵小将查出安子文叛党。这些变节分子叛

党的最大组织者就是刘少奇。

北京新华书店和运输公司联合行动，在天安门广场火烧所存的刘少奇、邓小平画像。

并向全国新华书店发出通告，各地纷纷响应。

黑龙江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等组织组成省委和机关接管委员会，进

行了夺权。

《人民日报》发表北师大红卫兵批判孔子的文章。

1 月上旬

中国科技大学“雄狮”在西单附近贴出《中央文革往何处去？》的大字报。北大附

中“红旗”在北大贴出“谁说青山不老？谁说三司不倒？我们就是愚公，定把三司挖倒！”

的大标语。在北太平庄出现“敢替谭力夫翻案”的标语。

1 月 11 日

经毛泽东批准，中央军委发出改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的通知。新的全军文革小组成

员名单如下：组长徐向前，顾问江青，副组长萧华、杨成武、王新亭、徐立清、关锋、

谢镗忠、李曼村。组员王宏坤、余立金、刘华清、唐平铸、胡痴、叶群、王蜂、谷岩、

张涛。小组成员名单是由江青拟就的。下设秘书组、简报组、机关组、院校组和联络站。

办公地点在三座门。林彪指示，全军文革属军委和中央文革的双重领导，主要是中央文

革领导。有事先请示中央文革，再报林彪。

毛泽东委托林彪，在政治局与中央文革出席的会议上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国务院、

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人民日报》在 12 日公开发

表)。这个文件将中央文革小组与中共中央等并列，是毛泽东亲自加上的。中央文革小组

成了与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并列的权力机构，正式取代了书记处。毛泽东甚至

说：古之民，不歌尧之子丹朱而歌舜；今之民，不歌中央书记处而歌中央文革。以后的

文件都以类似的形式发布执行。《人民日报》与《红旗》并分别发表社论《无产阶级革命

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对上海的

夺权表示支持。

在此前后，林彪说“无论上层、中层、下层都要夺”。对领导干部“有的关起来，有

的戴高帽子，有的抄家”。张春桥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自始至终就是夺权，从基层

到中央，党权、政权、财权、文权以及其它权”。“我们对所有的权都要夺。”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反对所谓经济主义的通知。

209

中共中央发出文件，禁止“一小撮走资派”煽动工人农民入城，包围银行，强行提

款。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制止腐蚀群众组织的通知》。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广播电台问题的通知》。《通知》说：

“我们的广播电台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群众同那些

控制广播电台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斗争，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中央决定，凡是发

生这样情况的广播电台，一律由当地人民解放军实行军事管制，停止编辑和播送本地节目，只

转播中央广播电台的节目。”

晚，“联动”第六次冲击公安部，“联动”及亲联动分子数千人集聚天安门，向公安

部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无条件释放被捕人员，受到镇压。

中国科技大学“雄狮”贴出《中央文革向何处去？》、《分歧在哪里？》的大字报，

师大附中贴出《严重违反 16 条的现象——评 12 月份以来的抓人现象》，攻击中央文革。

晚，“雄狮”组织被抄。15 日其头目被捕。清华大学连续贴出《康生与总理》、《康生同志，

我们怀疑你》等大字报。

“捍卫团”头目时传祥、张百发再次被游街示众。

揪斗彭真、刘仁、郑天翔、万里大会在北京体育馆召开。

上海“红三司”接管上海公安局及各分局。

1 月 12 日

《人民日报》转载《紧急通告》和《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

击》二文。

《人民日报》、《红旗》联合发表社论《反对经济主义，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

反扑》。对一些地区、单位领导人，屈于压力，增加工资福利、滥发经费、物资、票证等

现象，指为走资派拉拢腐蚀群众、破坏运动的行动，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布“联动”为非法组织，责令其成员到公安局自首登记。

周恩来在中央、国务院、北京市接待人员会议上讲话：

“有些地方、部门，过去推行刘邓反动路线时强调生产，反对革命。因此，群众一起来就斗

群众，围攻群众，错打群众。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广大革命群众要冲破……，各地的领导

总想维持他们的旧秩序，于是抗拒抵制……第一个时期是怕群众，第二个时期是躲避群众。到

中央工作会议以后，躲不起来了，于是就瘫痪起来，什么都承认，一反过去，借口革命而破坏

生产、放弃生产……大搞经济主义。”

江青到新华社，指责熊复在照片上“弄虚作假”，在全国起了极恶劣影响。他的入党

也极有问题。

戚本禹煽动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造反派闯入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及朱德在中南

海的住所，进行揪斗，朱德不在家，造反派揪斗了康克清。

王力、关锋在政协礼堂接见北航“红旗”、地院“东方红”及北京四清工作团部分团

员。呼吁北航“红旗”及地院“东方红”学习上海经验。批评四清工作团团员因刘建勋、

解学恭支持造反派而来中南海抓他们两人。

北京航空学院“红旗”，北京财经学院“8·8”战斗队及其它十余所院校的造反派联

合组成“首都部分大专院校下乡联络组”，师生纷纷下厂下乡。

上海召开有数十万人参加的“欢庆中央贺电，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

师大会”。张春桥、姚文元参加。这是他们 1 月 4 日回沪后，第一次公开露面。张在讲话

210

中高度评价了《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并引述了毛的话：“上海很有希望，

学生起来了，工人起来了，机关干部起来了，各方面都起来了。上海搞好了，就会影响

华东，影响全国。”大会通过了《关于建立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组织联络总站的倡议书》，

同时向毛泽东发出了致敬电，输忠颂圣。

以第十三冶金公司焊工杨承效为首的“山西工人造反决死纵队”联合造反派成立“山

西省革命造反总部”，宣布夺省委权。

青海“8·18 红卫战斗队总联络站”等造反派组织冲击青海日报社。

1 月 13 日

深夜，刘少奇在人民大会堂找毛泽东谈话，郑重地向毛提出自己经过反复考虑的要

求：(1)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

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2)辞去国家主席、中

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

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毛沉吟不语，只是建议刘认真读几本书，还介绍了德

国动物学家海格尔写的《机械唯物论》与狄德罗的《机械人》。临送行时，嘱咐：“好好

学习，保重身体。”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中发(67)19 号文件《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

工作的若干规定》(即公安六条)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思想统帅下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大民主运动，它把广大群

众的革命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形势大好。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可能实行人民群众的大民主。公安

机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之一，必须适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采取恰当的方

式，加强对敌人的专政，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保障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连的正常进

行，保障无产阶级的革命秩序。为此，特规定：

(一) 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抢劫、制造交通事故进行暗害、冲击监狱和管制犯人机

关、里通外国、盗窃国家机密、进行破坏活动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惩办。

(二) 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动标语，喊反动口号，以

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

(三) 保护革命群众和革命群众组织，保护左派，严禁武斗。凡袭击革命群众组织，殴打和拘留革

命群众的，都是违法行为。一般的，由党政领导和革命群众组织进行批判教育。对那些打死

人民群众的首犯，情节严重的打手，以及幕后操纵者，要依法惩办。

(四) 地、富、反、坏、右分子，劳动教养人员和刑满留场(厂)就业人员，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

动道会门的中小道首和职业办道人员，敌伪的军(连长以上)，政(保长以上)、警(警长以上)、

宪(宪兵)、特(特务)分子，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但改造得不好的分子，投机倒把分子，

和被杀、被关、被管制、外逃的反革命分子的坚持反动立场的家属，一律不准外出串连，不

许改换姓名，伪造历史，混入革命群众组织，不准背后操纵煽动，更不准他们自己建立组织。

这些分子，如有破坏行为，要依法严办。

(五) 凡是利用大民主，或者用其它手段，散布反动言论，一般的，由革命群众同他们进行斗争。

严重的，公安部门要和革命群众相结合，及时进行调查，必要时，酌情处理。

(六) 党、政、军机关和公安机关人员，如果歪曲以上规定，捏造事实，对革命群众进行镇压，要

依法查办。

以上规定，要向广大群众宣传，号召革命群众协助和监督公安机关执行职务，维护革命

秩序，保证公安机关人员能正常执行职务。

这个规定可在城乡广泛张贴。

中共中央

211

国 务 院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

[按] 关于六条出笼的经过，请参看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 192 页。据王力

《反思录》，它是在 1966 年 12 月就开始搞，是毛亲自提出的。六条规定反对毛、林者为

反革命，后来实际上扩大为凡不满江青、陈伯达、康生乃至王力、戚本禹等的言行，均

以反革命论处。多少人因此而无辜陷罪，甚至冤死无告。

周恩来在铁道部门“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师大会”

上讲话，号召反对经济主义。

徐向前、江青、关锋接见空军机关院校革命群众代表。关锋讲话：“在文化大革命中，

我们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最重要的就是从他们手里夺权。只有

夺权，才能斗倒、斗垮、斗臭他们。”会上，关锋等一致指名攻击刘震、成钧、何廷一为

空军司令部的走资派，企图夺吴法宪的权。

周恩来电话指示北京工农兵体院“毛泽东主义兵团”，不能抄贺龙的家。

叶群打电话给吴法宪说：“林彪要请江青讲话保你，要打倒刘震、成钧、何廷一。”

并催促他快点写材料。吴法宪立即写出材料交给叶群，诬告刘震、成钧搞“地下活动”，

又打电话给林彪办公室，诬告何廷一搞“政变”。

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李讷(化名萧力)在解放军报社贴出《〈解放军报〉向何处去？》

的大字报。指出几个月来，军报在刘志坚反动路线的直接影响下，一直脱离文化革命和

两条路线斗争，而胡痴、谷岩、宋璋却宣布夺了报社的权，准备发布《告全军战士书》。

在中央文革支持下，15 日胡痴以反党阴谋被揪斗。

上海游斗了陈丕显。卡车上挂着“打倒经济主义的罪魁祸首陈丕显”的大字标语。

1 月 14 日

周恩来接见各大区和省委书记并讲话。一月中，由周恩来拟出名单，经毛泽东批准，

将一批大区中央局书记、省市委书记二十余人接到北京，以资保护。其中有宋任穷、张

平化、江华、江渭清等。

周恩来遵林彪之命，在接见各大区和省委书记时讲话，给他们做思想工作。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

《解放军报》发表社论《一定要把我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彻底》，提出“在我

们军队里，确实有那么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

线的顽固分子”。社论认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彻底的阻力，“主要是来自混进军内

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来自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 。

从此，“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迅速风行。

文化部揪斗部长萧望东。

首都批判刘邓路线新代表陶铸联络委员会在工人体育馆召开“批判刘邓路线新代表

陶铸大会”。

在陈伯达煽动下，北京街头贴出“打倒萧华”的大标语。

王洪文勒令曹荻秋跪在车上，在全市游街。

212

山西省副省长刘格平，奉江青旨意勾结地方各造反派组织联合行动夺权。随即以向

造反派表态支持的戏法，跳到前台，成为山西省的革命领导干部。本日发表了《山西革

命造反总指挥部第一号通告》。原省委第一书记卫恒，自 1 月 12 日夜起，由“山西革命

工人造反决死纵队”关押、看管。卫恒于 1 月 29 日夜间自杀身亡。

[按] 刘格平 1936 年被国民党逮捕，囚禁于北平军人反省分院(草篮子监狱)。同时

被囚的还有安子文、刘澜涛、杨献珍等多人。安子文等均奉中央通知，履行悔过手续而

遭释放，此即所谓刘少奇包庇的大叛徒集团一案。当时，惟刘格平拒绝履行悔过手续，

后来才被释放。1966 年 12 月，江青了解这一案件，对刘格平特加赏识，于是把他调来北

京。上海夺权后，即授意他立即返山西进行夺权。刘在 1 月 8 日回到山西，9 日联合刘贯

一等五人贴出揭发省委的大字报，并迅速与造反派勾结，于 12 日晚一举夺权。中央文革

立即予以承认。刘与山东的王效禹，同是继上海夺权之后，在中央文革直接指使下最早

起来夺权的地方领导。

65 年被贬黜在河南洛阳机械厂挂名副厂长的原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习仲勋被揪至

西安批斗(习曾任西北局书记)。习写信给毛泽东，毛复函：“仲勋是个好同志，为党做了

很多工作，他有什么问题？那本小说(指李建彤的《刘志丹》一书)还没有出版嘛！我的一

句话(指“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把问题弄大了。我那次说的话是泛指。”

周恩来于是把习接来北京，由北京卫戍区监护，习得以安然度过运动。

1 月 15 日

北京和各地在京的 150 个单位的造反派，召开“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

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誓师大会”。陈伯达在会上提出：各单位夺权可采取群众代表监督的

方式、采取开联席会议的方式进行管理，不要搞小团体主义。

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被揪斗。

铁道部部长吕正操、副部长武竞天在天安门被揪斗。

北京街头第一次出现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然根据毛的指示，次日即被揭去①。

哲学社会科学学部造反派“联队”抄查了民委和政协的档案。

“二司”及“全国新闻界革命造反者总部”主持，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抓革命促

生产，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周恩来、陈伯达、江青、王力等出席。陈伯

达讲了话。

上海市红卫兵“第三司令部”与耿金章的第二兵团，联合其它九个造反组织进占康

平路市委大楼，宣布对上海市委、市人委夺权，任命张春桥为新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

姚文元为第二书记兼副市长。在张春桥的威胁下，耿金章旋即宣布退出，夺权流产。

西安造反派揪斗了西北局书记刘澜涛。

① 韩素音《再生凤凰》第 59 页。

213

1 月 16 日

毛泽东在中央碰头会上讨论夺权问题，说：左派群众起来夺权，这是好的。接管很

好，只管政务，不管业务。决定：“夺权斗争需要进行三结合，就是在地方上，要有革命

群众组织的代表，要有解放军的代表，还要有革命领导干部。”

周恩来在深夜给刘少奇最后一个电话，嘱咐“要经得起考验”。

《红旗》发表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文章全面总结上海夺权斗争

的经验，转述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它是经过毛亲予审定的，是对造反派在全国全面夺

权的公开号召。《人民日报》同日进行转载。

周恩来在接见全国石油系统“革命造反联络站”和北京石油学院“大庆公社”代表

时说：现在要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动总攻击，夺权的问题就提出来了。夺权问题很复

杂，现在多数单位的夺权是准备不足。夺权是夺文化大革命的权，对生产领导权还是监

督为好。

陈伯达、江青在接见聂元梓等时指出：王任重背着中央文革在北大搞，他和刘志坚

一起搞了许多鬼名堂。江青还说：北大的风格不是“过”了，而是太温了。

王力、穆欣在新华社接见山西工人革命造反派代表，指出目前运动的重要问题是要

工人起来，上海经验标志在一个市范围内向资产阶级夺权。夺权一定要联合。要把领导

权夺过来，还要以革命机关干部为主。

北京日报社革命造反委员会在北师大“井冈山”、北京邮电学院“东方红”等组织

支持下夺权。而同时北航“红旗”、北大“红旗兵团”等组织亦进驻北京日报社，与报社

内的另一对立组织结合，宣布夺权，并控制了印刷厂，自行编发报纸。双方相互指责、

争夺。经中央文革小组决定：《北京日报》停刊。北师大“井冈山”等组织到 2 月 5 日始

撤离该社。

煤炭、石油、卫生等部被夺权。

北京第一机床厂、第二机床厂、内燃机总厂、光华木材厂、邮票厂等单位连日来纷

纷举行座谈会，揭露经济主义，批判走资派耍花招，撂担子，撒手不管、破坏生产的阴

谋。

上海“工总司”、上海“农民革命造反司令部筹委会”等 27 单位发表第二次告上海

人民书《坚决支持革命农民运动，彻底摧毁反革命经济主义》。

在原黑龙江省委书记潘复生、军区司令员汪家道的支持下，哈军工“红色造反团”

等 23 个单位成立“联合总部”，发表了《红色造反者联合接管省、市党政大权的公告》，

欧阳钦、李范五被打倒。

广东全省革命派大联合(“省革联”)向省委发出最后通牒，把权力交予造反派。

1 月 17 日

林彪复信解放军报社萧力(即李讷)等人，支持他们批判社内的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

线。这封信并由毛泽东亲予批示。

中共中央批转公安部关于各级公安部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通知说：

公安机关过去的某些规定，如中央批转公安部党组的四条、特别是其中的第一条，民警和

劳改单位的文化大革命只作正面教育等，已经同目前形势不相适应，应该立即作废。各级公安

机关在文化大革命中，不要再受这些规定的约束，而应当根据《人民日报》《红旗》元旦及一月

十二日社论、红旗评论员一月十六日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的精神，高举毛泽东思

想伟大红旗，坚决执行和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支持革命左派，支持左派的一

切革命行动(包括夺权“接管”)，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公安机关的文化大革命搞深搞

214

透。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王力、戚本禹在人大会堂接见首都大中院校、军队

系统、中央机关造反派代表，听取大家的意见。周恩来讲话，说“夺权主要是夺领导权(包

括人权、财权)，业务上是监督。”江青当面驳辩说：业务权不懂也要夺，业务可以慢慢

学嘛。

陈伯达、江青、王、关、戚到广播事业局接见全体成员。江青讲话，报告毛泽东很

健康。她说：你们应出题目，天天叫丁莱夫(局长)交待。把敌人丢在一边，让他睡大觉，

休养，就不太狠。

人民日报社召开批判唐平铸的大会，陈伯达、王力、关锋在下午赶来参加。陈伯达

讲话：说你们造唐平铸的反很对。唐平铸到陶铸那里去了。关锋插话：《人民日报》有陈

伯达的无产阶级路线和陶铸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陈伯达指定《人民日报》今后由王力、

关锋负责与中央文革联系。

戚本禹在接见工人造反派代表时说：你们夺权，还定什么框框？资产阶级司令部的

权就应该夺。他在与北航、地院的造反组织谈话中，说：北京的运动已经不如上海，我

们感到惭愧。上海左派组织联合起来夺权，可北京左派还闹分歧。

王力、关锋在中南海小礼堂接见山西革命群众，相继讲话：要求趁上海夺权的东风，

进行夺权。你们可以依自己的意见改组省委，造反派可以安排省委名单。一句话：要夺

权。

谢富治对公安干部讲话指出：斗争已发展到接管和夺权新阶段。今天北京市公安局

为政法公社所接管，“公安部要保护左派，反击右派，镇压反革命。例如‘联合行动委员

会’、‘西安红色恐怖队’这些组织是反动的，头头是反革命。”

连日以来，清华、北航、政法、地院、科大等院校纷纷查抄“联动”据点，拘捕其

头目。北京工业大学附中学生赵战平、邹平等三人正式被捕。

农业部保守组织“延安兵团”宣布夺权。代部长江一真签字承认，被认为假夺权。“井

冈山”、“红旗”等造反派则串连所属机关及农大、农机等单位的造反派组织成立“监督

委员会”，予以抵制。

由北京的一些造反派组织联合成立的“首都打倒经济主义联合指挥部”发出紧急通

令，认为经济主义，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催化剂，是敌人对抗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

指示的政治阴谋，我们要坚决反对，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水利部夺权。

北京邮电学院造反群众揪斗胡乔木。

山东青岛市长王效禹让康生之子张子石等来北京向陈伯达、康生、王力汇报，进行

勾结。

张春桥又一次传达毛泽东的四点指示：

一、 今年搞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是《红旗》和《人民日报》元旦社论。展开全面的阶级斗争。

二、 要抓住四个重点：北京、上海、天津、东北。责任是在造反派身上。要团结多数‚ 造反派

队伍要超过一倍以上。

三、 上海很有希望，许多学生、工人、干部、机关干部起来了，这是当前文化革命的形势。

四、 红卫兵要向解放军学习，一定要朴素。

张春桥还说：毛主席在元旦祝酒时说：祝你们明年过好社会主义关。

1 月 18 日

215

周恩来约请李富春、江青与贺龙谈话，江青拒绝参加。造反派组织宣传车开到中南

海墙外，高喊“打倒贺龙”的口号。周恩来向贺龙表示住中南海已无法保证安全，“另外

给你找个安静的地方，去休息一下。你先去吧！到秋天我去接你。”

中南海内造反派切断刘少奇住处电话线，断绝其与政治局的联系。

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召集部分工矿企业代表及学生代表座谈。周表示：上海走到

前面去了，我们要急起猛追。铁道部已夺了吕正操的权。今晚已有 30 多个单位到北京市

委夺权去了。北京的几所综合大学在夺权中要下大力量，要起主要作用。陈伯达说：我

们同资产阶级夺权是解放后夺权的继续。

全军文革小组长徐向前谈海军问题：海军政委苏振华是邓小平安插在海军的钉子。

海军文革改组，以萧劲光为组长，王洪坤为副组长，李作鹏为常务秘书长。北京部队政

委廖汉生是贺龙的亲信(外甥)。

中共中央通报各地党委，表扬天津建筑材料公司“毛泽东思想红色造反队”上缴附

加工资。

周恩来、刘宁一对工资问题作紧急指示：

1． 临时工、合同工现在制度不变，因为生产需要，行业需要。如果改成固定工，工资势必提高，

工资提高后对农民有很大影响。并按主席给林彪同志的信办。

2． 学徒工制度从长远看，可改为半工半读，但是现在不变。

3． 关于精简人员能不能复工、复职，今后按生产需要可由劳动部门介绍。

4． 工资和工资标准问题，未经中央批准以前，一律不动。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准的，

应向他们斗争。

5． 各种补发工资问题。以前没按有关规定执行的，可以经企业和群众讨论并报上级，按照规定

执行，以前错了的一律不补。如果过去执行错了的，有关领导挑担子，向群众检讨承认错误。

6． 各种奖金问题……(不清)。

全国各系统中第一个联合起来的财贸系统的革命造反派十万人，在北京工人体育场

举行反对经济主义，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誓师大会。周恩来、李先念出

席。周恩来代表毛泽东、林彪向全体革命造反派战士表示亲切慰问。大会宣读了给毛的

致敬电和《紧急通电》。

光明日报社造反派及中央财经学院“八·八战斗队”、清华大学“井冈山”揪斗穆欣

夫妇。

教育部、外交部联合向中国驻外使馆发出《关于国外留学生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运

动的通知》。

北京一些群众组织发布打击经济主义的第二号紧急通告。

天津市“工农学联合战斗团”、天津市“荣复转退战斗兵团”劫走解学恭、胡昭衡、

赵武成、阎达开等市书记处书记五人，秘密囚禁。中央对这类全国性的联合组织拒绝承

认。

1 月 19 日

毛泽东密令林彪：要整一批不服气、不买账的老帅，借此以中央文革取代中央政治

局的权力。

中央发布关于保护粮食物资仓库和监狱等的规定。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让毛泽东思想占领报纸阵地》。说：“从一小撮党内走资本

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手里，从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手里，把被他们篡

夺了的各种权力统统夺回来，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勇敢地承担起来的战斗任务。”(至 2

216

月中旬，毛指示，不要再提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的权。)

周恩来、李富春、谭震林在北京体育馆接见安徽革命造反派和其它组织代表。周表

示支持对李葆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周提出：以告状串连为名，出外闲逛，妨碍

无产阶级革命。必须反对经济主义。不赞成组成全国性组织。最近发现“全国工农兵红

色夺权总部”、“全国工农红旗军”两个反动组织，原来的“西纠”的一些人组成了“革

命造反联合行动委员会”，陕西省又有“红色恐怖队”，必须镇压。

下午，在京西宾馆举行军委碰头会，就军队要不要开展“四大”问题，在徐向前、

叶剑英、聂荣臻等元老派与文革派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之间发生激烈争论，僵

持不下。文革派认为军队应与地方一样，开展“四大”，不能特殊。叶群用准备好的稿子，

突然发起对总政治部主任萧华的攻击。江、陈声言：已决定于今晚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十

万人大会，批判萧华。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会后将会议情况向军区单位进行了传达。军

区所属的战友文工团与总政歌舞团的造反派立即前往揪萧华，萧华从后门走脱，其家被

抄。经叶剑英告毛泽东求免，于是当晚大会改为批斗彭真、罗瑞卿，刘志坚陪斗。周恩

来曾命准备直升飞机，必要时营救被斗者。当时北京各大院校造反派分为以北京航空学

院为首的天派及以北京地质学院为首的地派。当天的大会为天派所组织，遭到地派的冲

击，在混乱中散会。

晚，红卫兵强烈要求揪斗陈毅，包围人大会堂，其代表与周恩来辩论达 15 小时。周

坚持拒绝。

康生、王力、关锋在接见青岛造反派(其中有康生之子张子石)时，康生作了长篇讲话，

谈到关于两条路线的斗争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本质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走社会主

义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它从建国时即已存在。表现为“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砍合作

社，右派进攻直至 62 年《海瑞罢官》的出现等。文化革命就一定意义上讲，又是“整干”

运动，每个干部都要整整、触及灵魂。他极力鼓励青岛接管，因为它有个好条件，就是

有个王效禹。

李富春在团中央革命造反团夺权大会上讲话，肯定团中央夺权是革命行动。

文化部夺权。

凌晨三时，周恩来派杨德中和负责贺龙警卫工作的杨青成护送贺龙夫妇到北京近郊

山区。为了安全，周恩来特意安排中途换车，并不让带工作人员，以便严格保守秘密。

“首都批判刘邓路线新代表陶铸联络委员会”派人到广州设立办事处，在中南地区

就陶铸问题进行调查和宣传工作。

“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组织联络总站”第一次筹备会议召开。共 38 个组织参加(“二

兵团”、“红革会”未参加)，由姚文元起草的向中央的报告中说：

“在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人的破坏活动中，各

单位普遍展开了夺权斗争，革命左派用各种形式的大联合，把领导权夺到了自己手里。这个革

命行动，是推进生产前进的根本因素。革命的工人和革命群众的许多新创造，实际上已形成了

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形式，把过去的部长、局长、处长、科长……庞大的官僚机构，一扫而光。

这就使革命大大推进了一步。”“联络总站成立，目前已实际行使着政权的作用。”

北京以新北大为首的一些学校的造反派组织与中央各部委机关内的造反者勾结，纷

纷开进高教部、中宣部、文化部、华北局、团中央等单位，进行夺权。因中央文革进行

了批评，始各行撤回。

造反派包围“联动”所在的石油学院附中，公安局逮捕其成员任志明、马晓军等。

1 月 20 日

217

上午，军委碰头会在京西宾馆继续召开，因萧华被抄家一事，元老派严厉指责文革

派，叶剑英拍案大骂。陈、康、江等集体退出会场。此即所谓“大闹京西宾馆事件”。

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军委会议的参加者。杨得志等纷纷汇报各地军区受

造反派冲击情况。会议结束时，毛心事重重的说：“你们不要汇报了，要说的，我全晓得

了。”

陈伯达在下午两次紧急电话指示：《解放军报》只能由本单位革命派自己解决，外单

位不能冲击。

王力在北京工人俱乐部接见上海工人时讲话：毛主席把上海工人阶级经验总结、提

高，归结到一点就是夺权。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联合广大的革命群众，向走

资派夺权，向坚持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夺权。当前的中心任务是夺权。

财政部夺权。

北航"红旗’’等组织扣押北京副市长吴德，声称夺权。陈伯达、江青电示：考虑组织

北京市工农兵革命师生代表会，组织市人民政府。迁因各派矛盾流产。

下午，北京邮电学院“东方红”、清华“井冈山”等组织冲击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要

求改名为红卫兵广播台。中央文革派王力劝阻。

1 月 21 日

毛泽东致林彪信：“林彪同志：应派解放军支持左派广大革命群众。请酌处。

毛泽东 一月二十一日

又及：以后，凡是真正革命派要求支持援助，都应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

早已介入了。此事应重新发出命令，以前的命令作废。请酌。”

林彪批：“完全赞成主席的方针，全军必须坚决支持左派广大群众，请向前、剑英同

志速将主席批示转发全军照办。” 林 彪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

[按] 此信是批在安徽省军区关于可否派出部队警卫群众组织召开的批斗省委第一

书记李葆华大会的请示报告上的。根据毛的这一指示，发布了军队支左的决定。执行三

支(支工、支农、支左)两军(军训、军管)任务。实行军训始自 1966 年 12 月 31 日的通知，

军管始于 1 月 11 日关于广播台的通知。各地军区因收存省党委转移的材料及隐藏被追捕

的省领导人，屡受造反派的冲击，故毛说军队早已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

林彪关于部队介入文化大革命的口头指示：(一九六七年一月)

军队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定要站在革命左派一边，支持革命左派，在革命派和保守派之间不能

调和折衷，搞折衷实际上是反动路线。

周恩来传达毛泽东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指示：

一、军队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在运动开始时是不介入的，但实际上已介入了(如材料送到军队保

管，有的干部去军队)，在现在的形势下，两条路线斗争非常尖锐的情况下，不可能不介入，

介入就必须支持左派。

二、老干部多数到现在对文化大革命还不理解，多数靠吃老本。过去有功劳，要很好地在这次

218

运动中锻炼改造自己，要立新功，立新劳，要坚决站在左派方面，不能和稀泥。坚决支

持左派，然后在左派的接管和监督之下搞好工作。

三、关于夺权，报纸说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分子的权。不是

这样的能不能夺？现在看来不能细致分，应夺来再说。不能形而上学，或者受限制。夺

来后是什么性质的当权派在运动后期判定，夺权后报国务院同意。

四、夺权后的老干部和新干部要共同搞好业务，保守国家机密。

[按] 根据毛泽东对军委扩大会议的指示，所有全国各级政权，必须全面进行夺

权，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谁是革命派？要等到运动后期再定性。根据这一逻

辑，下面的群众组织，凡是主张打倒各级领导，进行夺权的，都是革命左派，否则为保

守组织。但是实际的情况却远为复杂难分。通常各级领导中也多分裂为对立的两帮，各

受一部分群众组织的支持，都称自己忠于毛泽东的革命路线，指责对方反毛泽东思想，

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央对这些干部的性质尚不清楚，因而对支持他们的对立两派群众组

织究竟谁是革？谁是保？就更是糊涂难辨。譬如，解放军总后勤部的邱会作，人品极为

卑劣，受到群众的反对和斗争。然而，因为他是林彪线上的人物，叶群亲自出马保护。

一夜之间，他便成了小节无碍的革命领导干部，而坚持打倒他的群众组织便成了反动帮

派。又如湖南的群众组织“ 湘江风雷”，中央文革原定为反动组织，后来又改封为革命左

派。在中央文革的直接间接操纵下，运动更显得纷繁复杂，当时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流传

一首顺口溜：“ 站不完的队，请不完的罪，写不完的检查，流不完的泪。” 在如此纷纭的

情况下，毛命令军队介入地方，进行支左。军队从它传统的认识出发，支的恰恰不是文

革派的“ 左” 即造反派，而是保守派。正如王年一所述除极个别大军区外，多数大军区

经过短时间的考察、犹豫，都支持了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多的、出身好的多的、复员转

业军人多的、劳动模范多的、比较遵守纪律的、拥护军队的一派。这一派一般来说是人

数多的大派，是造反精神比较不强，甚至保护某些走资派的造反派，正是被与之对立的、

造反精神很强的、激进的造反派所称之保守派。多数大军区支持这样的一派是很自然的，

因为这一派具有遵守军委《八条》，党团员多，拥护军队等等条件。(《大动乱的年代》

219

第 200 页)军队支左恰恰成了军队支“ 保”，把已经十分混乱的运动进而推向更大的灾难

和破坏。“ 保” 的一派有了枪杆子的撑腰，更加肆无忌惮；而造反派因恃有中央文革的支

持，也有恃无恐。于是全国各地两派武斗纷起，并且有军队直接支持，发展为大规模长

期的内战。

周恩来在人大会堂接见各军兵种机关、院校、科研等三十七个单位的四清工作队员

代表时讲话。肯定了四清运动的积极成果，北京的四清虽有彭真的干扰，也不宜完全否

定。

中央高级党校“红战团”贴出炮打康生的大字报，该团与清华“井冈山”、天津大学

“八·一三”、北京体育学院“毛泽东主义兵团”共同成立了“调查康生问题联络委员会”，

起草公告。

煤炭部发生第二次夺权。

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被军区造反派揪斗。

海军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在招待所投井自杀，随之其家连续三次被抄。

北京以中学红卫兵为主，召开了“彻底批判‘联动’大会”。接着，“联动”设在北

京一 O 一中学、北京工业学院附中、北京石油学院附中、北京师范大学附中、人民大学

附中、十一学校、八一学校的据点先后被捣毁，分散在全国各地的“联动”势力也先后

被镇压，头目被捕。

1 月 22 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

文章号召，革命造反派实现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

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展开全国全面的夺权斗争”。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陪同阿尔巴尼亚来宾参加外地来京群众大会。周恩来

讲话：当前主要战斗任务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手里夺权。

各地走资派大搞经济主义：发钱、发粮票、发车票，鼓动人们来北京，把矛盾上交。周

总结了上海夺权经验：(1)必须实现革命派大联合；(2)接管必须以本单位为主体；(3)在革

命群众监督下，能够工作的人都应照常工作。他动员大家回去闹革命。对军队不能夺权。

对“中国红旗军”、“湖南纠察队”、“联合行动委员会”、“西安红色恐怖队”、“工农兵红

色政权保卫军”等反动组织，必须镇压。

周恩来在全国各地来京造反派代表会上指出：有些单位不能采夺权的形式，如军队、

战备工作部门等。

张春桥在上海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自始至终就是夺权，从基层到中央，党权、

政权、财权、文权以及其它权。我们对所有的权都要夺。

受造反派毒打，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惨死。遗体上有三十二处伤痕，颈部有多处

血洞。

“调查康生问题联络委员会”发出公告。陈伯达在本日凌晨两次打电话给蒯大富，命

清华“井冈山”退出该组织。并命对校内贴出攻击康的大字报进行反击。

“上三司”进占康平路，宣布夺上海市委的权。张春桥指使王洪文率工总司威逼撤

去，上海第二次夺权迅速破产。

220

山东省青岛市在王效禹领导下，进行夺权，以“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名义发布

第一号通令。

江苏发生夺权事件。

以中山大学“红旗”为主的“广东省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在广东夺权，省委在他

们的监督下继续处理日常工作。周恩来 4 月 18 日在广州说：“1·22夺权成为一个秘密夺

权。两个学校组织，一个机关组织，一个工人组织，一个珠影，四个外地组织，共九个

组织。夺权成了谈判，把赵(紫阳)等叫到中大，要印给印，这是不可仿效的。夺了权，掌

不了权，瘫痪了，所以中央决定实行军管。”

1 月 22 日、23 日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与首都院校师生连续两次举行座谈会。江青表示，

对蒯大富的清华“井冈山”与党校“红战团”调查康生材料感到震惊。我们是共过患难

的，现在联合不起来，她要求学生与工农结合。陈伯达指责小团体主义、宗派主义、个

人风头主义。你夺权，我也夺，夺来夺去，形成内部斗争。

1 月 23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作出《关于人民

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从此，军队开始正式介入地方。

《决定》指出我军全体指战员必须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

(一)以前关于军队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以及其它违反上述精神的指示，一律作废。

(二)积极支持广大革命左派群众的夺权斗争。凡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左派要求军队去援助他们，军

队都应当派出部队积极支持他们。

(三)坚决镇压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组织，如果他们动武，军队应当坚决

还击。

(四)重申军队不得做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分子防空洞

的指示。

(五)在全军深入进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

反动路线斗争的教育。

中央发布关于广播电台的补充指示，规定：

(一)坚决支持各省、市的广播电台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成为各省、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大

联合的喉舌。

(二)在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尚不能控制局面，要求人民解放军保护时，军队应当立即实行军事管制。

在实行军事管制期间，军队应当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

(三)实行军事管制是暂时的、过渡的措施。在无产阶级革命左派能够控制局面的时候，应当结束

军事管制。

(四)在实行军事管制期间，除了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外，地方台可以自编一部分节目。

这些节目必须是反映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声音，而不得反映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声

音，不得反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声音。

林彪就夺权问题说：“无论上层、中层、下层都要夺。有的早夺，有的迟夺。”“或者

上面夺，或者下面夺，或者上下结合夺”。对于领导干部，“有的关起来，有的戴帽子，

有的抄家”。“有些方式，如搞喷气式，对有些人就得用这个办法，如对彭、罗、陆、杨

就需要。”

221

康生在人大会堂的座谈会上传达林彪的指示：“最最根本的问题是立场问题，是无产

阶级立场问题。”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同体育界座谈。康生讲话：我同党校的反毛泽东思想

做了十年的斗争。“红战团”造了我许多谣。周恩来也指责体校造反派与“红战团”联合

炮打康生是上当了。你们应当去发表声明。

北京军区造反派公开提出打倒司令员杨勇。

七机部夺权。

青海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宣布夺了刘贤权的权，组成联合指挥部，独揽青海党政大

权。

《人民日报》发表北京市农村来信《打退年终分配中的经济主义妖风》。编者按中说：

北京市郊区一小撮坏家伙破坏文化大革命，“他们打着‘关心群众生活’的招牌，蒙蔽一

部分群众，分光公共积累，分光储备粮，甚至种籽也分了”。按语提出“希望那些一时受

了蒙蔽的人，……不要为了个人的眼前利益，忘了集体利益，忘了政治，忘了阶级斗争，

忘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哈尔滨荣复军头子以招待看文艺节目为名，将其成员及群众集中到青年宫。节目完

后，随即纠集三百余人，手持铁棒、木棍、钢丝鞭、匕首等凶器，袭击了“红色造反团”。

荣复军随即遭到哈尔滨驻军镇压。

1 月 24 日

徐向前亲往林彪家，反映军内情况。林彪同意以军委名义发布一个有关部队文化革

命的文件。由林彪口述，整理为七条。后经军委与中央文革成员共同研究通过，呈报毛

泽东。毛批示以此件向正在京西宾馆的各大军区负责人征求意见，补充了对高干子弟加

强约束一条，共为八条，即所谓《军委八条》，于 1 月 28 日正式发布。

周恩来接见工交各部革命造反派代表时讲话：并非青一色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

权派才夺权。外交部就夺了权。主席说：发表了夺权的文章，必然引起连锁反应。但也

不能说夺权的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然就没有一小撮的问题了。夺权首先是

夺运动的领导权。各部夺权分两步走：首先是夺运动的权，另一方面培养业务新生力量

取而代之。如果造反派业务能力很强，就一气呵成。夺权原则：并非都是走资本主义道

路的当权派才夺权。否则影响夺权。能夺的就夺。夺权是一次大演习。夺权可能有反复。

如果革命派夺了权，但不符合四个原则，其它造反派不满意，可以再夺。但右派再夺，

就是反革命。

外事口在人大会堂举行了批判陈毅的大会，周恩来、陈伯达参加。陈毅作检查说：

造成自己错误的原因是过于自信，凭老经验办事，民主作风不够，工作作风粗线条，官

僚主义的领导方法。周恩来发言：陈毅同志的检查是好的‚ 谦虚的。国际上发生的重大

问题，都是毛主席亲自过问的。这样，十七年来就形成外事方面辉煌的业绩。

下午，上海“工总司”等造反组织与上海警备区解放军代表讨论夺权问题。商定积

极进行准备，在 25 日行动。“红革会”闻讯，抢先在午夜举行夺权，发布号外。这次夺

权是由“红革会”盗用“工总司”的名义组织的，张春桥不予支持，故亦很快流产。“红

革会”因之转而反对张春桥。

王洪文指挥“工总司”造反队员数千人，去上海柴油机厂，以冲击张春桥家的罪名

向在一月风暴中反对他们的"上海柴油机厂工人革命造反联合总司令部’’(简称“上柴联

司”或“联司”)进攻，图谋一举砸掉它。因对方早有防备，未能得手，仅抓走“联司”

成员二百余人，在公安局关押。“联司”组织群众列队至公安局请愿，要求立即释放，并

222

呼吁全市人民支持。两派从此长期对峙，武斗时有发生。上柴在运动中，分裂为：“东方

红革命造反总部”，加入“工总司”，其反对派“革命造反联合总司令部”最初亦系“工

总司杨树浦区联络站”成员，因受排斥而转成“工总司”的反对派。

上海的红卫兵组织在外滩、南京路等闹市区贴出《一问张春桥》、《为什么？——20

个问张春桥》等大字报和“坚决反对目前成立以张春桥为首的新市委”大标语。从一月

中开始，复旦大学的“孙悟空战斗队”、“东方红公社”、“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炮司)、

“上海市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上三司”)、“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红

革会”)等开始酝酿“炮打”张春桥。

邱会作在总后勤部受到广大干部严厉批判，他写信哀求叶群：“向林总求救！今后仍

同过去一样，只要有一口气，就坚决跟着林副主席走”。

1 月 25 日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保卫四清运动成果的通知。

首都科学界在人大会堂举行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周恩来、李富

春、聂荣臻、谢富治等出席，周作了长篇讲话：文化革命是一场思想革命，是触及灵魂

的阶级斗争；也是十七年来夺权斗争的继续。夺权亦需革命性、科学性与组织纪律性。

周恩来接见回国驻外使馆人员。根据毛的决定，驻外使馆人员三分之二回国参加文

化革命。

周恩来接见财贸系统造反派代表，重申夺权只能夺文化革命的领导权，对业务主要

是监督权。

谢富治接见最高人民法院造反组织 10 位代表时，对他们夺权接管最高法院一切权力

表示祝贺。

全国各地驻军纷纷公开集会，举行武装示威游行，表示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

权。《解放军报》发表社论《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

北京造反派三万余人，围搜“联动”的最后据点八一学校，抓走 32 名学生。

《人民日报》刊载“山西省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在 1 月 14 日发布的第一号《通告》，

并发表社论《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以示祝贺。

贵州省夺权。贵州省军区副政委李再含曾连续向中央发电，反映当地文化大革命情

况。王力认为李是部队中不多见的拥护“文革”的积极分子，乃向毛作了推荐。李于 1

月下旬被召到京，在江青处领受了回去夺权的任务，江对他说：差不多的地方都要夺权。

1 月 25 日，“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发布《通告》，宣布夺权成功。2 月 1 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西南的春雷》，祝贺贵州省的夺权。2 月 14 日，贵州省革命委员

会成立，李再含任主任。

凌晨，林彪派叶群拿着他和陈伯达的手令，亲自到总后勤部把因作风糜烂、正被揪

斗的邱会作接到西山躲藏。邱会作感激涕零，

1 月 26 日

毛泽东指示，接管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这个政府过去是上面派去少数干部和下面大

多数留用人员组成的政府，不是工人、农民起来闹革命夺取了的政府，这很容易保留封

建主义、修正主义的东西。当谢富治说：我们老一点的同志，对这个运动不理解。从开

始就不理解，到现在还不理解，转不过弯来时，毛说：转不过弯来靠边站，但给饭吃。

谢又说：昨天向主席谈到，“联合行动委员会”有许多高干子弟。毛说这是阶级斗争。

周恩来在国务院礼堂接见工交系统代表，提出薄一波很狡猾，61、62 年他疯狂得很。

余秋里是部长主任级的标兵，与薄的性质不一样。夺权先夺文革领导权，第二监督业务，

223

如果有能力，可把文革领导权与业务领导权都夺过来。

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关于民用航空系统由军队接管的命令。

中南海造反派斗争刘少奇夫妇。

北京来电(传单)

元月二十六日晚，中南海全体革命群众斗了刘少奇和王光美。大会一开始，听说叫刘少奇背

毛主席语录第一页第一段，王光美就抢先对他们说：“他能背下来”。刘少奇就结结巴巴背到“我

们事业的核心力量”的时候把“核心”两个字丢掉了，王光美赶快给他提醒，王光美说“还有核

心”。在群众斗他们时，王光美处处为刘打掩护。群众责问刘时，刘张口结舌答不上来，王光美

就急急忙忙为刘强辩理由。刘的态度极不老实，群众给刘摘下了帽子，王光美忙说：“不要让他

感冒了，以后就斗不成了。”当群众责问刘为什么反对毛主席时，刘就狡辩说“没有反”。群众对

刘又问为什么制定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刘答“那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群众对王光美一直为刘

打掩护很不满意，叫刘回去，留下王光美继续斗，刘怕王光美吃苦头，刘不走，后来群众把刘催

走，叫王光美站在桌子上……。

部分外地小学教师和北京小学“红旗造反团”部分成员，在工人体育场召开“打回

老家去，就地闹革命誓师大会”。戚本禹到会，宣读了陈伯达、江青的亲笔信，表示支持。

戚本禹讲了话。

江苏、安徽省委被夺权。围绕 1·26 夺权。安徽、江苏群众分裂为两大派。

上海市“红革会”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串连各红卫兵组织，联合行动“炮打张

春桥”。因徐景贤是张的亲信，乃决定由复旦大学“红革会”先轰徐景贤，以进行“火力

侦察”。

福建造反派冲击福州军区召开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大会”，军区与保守组织

“8·29 派”联合反击，指责这是反革命行为。

新疆石河子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因汽车二团夺权，两派发生武装冲突，死 24 人，

伤 74 人。

1 月 25 日 69 名中国留法学生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在莫斯科瞻仰列宁墓时与苏方发

生冲突。26 日首都“三司”在苏联大使馆前组织示威游行。

1 月 27 日

叶剑英传达毛泽东对解放军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一、我认为十三个军区不要同时搞，要有前有后。

二、地方大革命正在猛烈开展，夺权斗争还在激烈进行，我们军队要支持地方革命左派进行夺权

斗争，因此军队和地方文化大革命要错开。

三、现在国际上，帝、修、反正在利用我们文化大革命继续大搞反华活动。如苏联在镇压学生，

新疆边境飞机活动多了，地面部队也在调动，凡是前线的大军区部队要有警惕，要有所准备，

如济南、南京、福州、广州、昆明军区。所以文化大革命的时间要稍推一下。将来一定要搞

的，顾大局。

凌晨二时，中国科技大学“东方红公社”、北航“红旗”、炮兵学校联合行动，查抄

了潜藏在育英中学的“联动”成员，逮捕 20 名，抄出了五辆摩托及自行车、匕首、铁棒

等物件。“联动”分子数百人流窜广州，与广州的“工人赤卫队”和八一中学的“主义兵”

勾结活动。

周恩来、李富春接见工交系统接管单位代表，说：夺权是本单位的造反派和本单位

外的造反派大联合。

224

周恩来接见新疆 12·9 绝食斗争造反派代表，表示对石河子事件一定要调查清楚。

中央党校出现以“全无敌”署名的小字报，勒令“野心家、阴谋家、刽子手、酷吏

康生”交待罪行。党校“红战团”因此被打成反革命组织。

由北大、清华、北师大、地院及工矿企业二百多个单位发起成立“北京革命造反公

社”，发出紧急倡议：迅速召开“北京市工农兵学商革命造反派代表大会”，以便夺北京

市的权。

深夜，上海“红革会”40 多人劫持徐景贤，要徐交待写作班子与张春桥之间的问题。

张春桥亲自向上海警备区调动部队，由师政委何海涛率全付武装的四个摩托排和一个步

兵连包围了复旦大学和原市委党校，图谋迫使“红革会”交出徐景贤。然被拒绝，发生

冲突，何海涛旋率众撤回。

连日来，全国各大中城市纷纷举行集会，游行示威，抗议苏联“血腥镇压我留欧学

生的法西斯暴行”。北京各界群众聚集在苏驻华使馆前，焚烧勃列日涅夫、柯西金、苏 斯洛夫的模拟像。使馆的中国工作人员举行罢工。

1 月 28 日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拟定八条命令，经毛泽东审改，批示：所定八条，很好，照发。

内容如下：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进入全面阶级斗争的新阶段，军队必须改变过去

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规定。为了适应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发展的新形势，特规定如下：

一、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和团结大多数，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

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

二、一切指战员、政治工作人员、勤务、医疗、科研和机要工作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

职守。要抓革命，促战备、促工作、促生产。

三、军队内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应该实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充分运用摆事实、

讲道理的方法。严格区别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

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

游街，罚跪，等等。认真提倡文斗，坚决反对武斗。

四、一切外出串连的院校师生、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和军事工厂和职工等，应迅速返回本地

区、本单位进行斗批改，把本单位被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的权夺回来，不要逗

留在北京和其它地方。

五、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

冲击了，可以不予追究。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

六、军队内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连。凡非文化革命的文件、档案和技术资料，

一概不得索取和抢劫。有关文化革命的资料暂时封存，听候处理。

七、军以上机关应按规定分期分批进行文化大革命。军、师、团、营、连和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

坚持采取正面教育的方针，以利于加强战备，保卫国防，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八、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用毛泽东思想严格管教子女，教育他们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

认真与工农相结合，拜工农为师，参加劳动锻炼，改造世界观，争取做无产阶级革命派。干

部子女如有违法乱纪行为，应该交给群众教育，严重的，交给公安和司法机关处理。

以上规定，从公布之日起，立即生效。全体指战员、院校师生、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和

军事工厂的职工同志，必须严格遵守，违者要受纪律处理。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

225

[按] 军委八条是在各军区皆受冲击，怨声四起中，由林彪与徐向前、聂荣臻、杨成

武制成，原为九条，目标是稳定军队，中央文革讨论时，去掉两条，最后一条是毛亲自

加的。

中央军委发布《重申军区文化大革命分期分批进行的指示》。

北京市发生夺权事件。

周恩来在接见工交口造反派时说：“夺权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个前提，夺权

是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对当权派要分清性质，区别对待，不能把各级当权派都看成

资产阶级当权派。

晚，周恩来接见浙江省造反派，要求冲入省军区的群众立即撤回，并对夺权提出五

点建议。

晚，张春桥、姚文元到上海工业展览馆咖啡厅会见“红革会”各高校负责人。红卫

兵责问张春桥：为什么派军队镇压红卫兵？30 年代做了些什么？高呼“张春桥是两面派！”

“镇压学生运动的人没有好下场！”等口号。被红卫兵批斗达 6 个小时。从 28 日至 30 日

三天内，全市炮打张春桥的运动高涨。

北京四中学生牟志京、王建复等人以“首都中学生革命造反司令部”的名义，创办

《中学文革报》，创刊号于本日出版，全文刊载遇罗克的《出身论》。此报一共出了四至

五期，先后登载了遇罗克写的《谈纯》、《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等多篇文章。

来自世界五大洲六十多个国家的近二百名外国人，在北京游行。他们中不少人戴着

“白求恩——延安造反队”的袖章。他们手举毛语录，高呼“毛主席万岁！”“打倒刘少

奇！”“打倒苏修！”等口号。中央文革负责人接见了他们。

1 月 29 日—30 日

晚，上海“红革会”联合八个组织在复旦大学大礼堂召开“炮打张春桥誓师大会”。

会上决定，第二天上午举行全市炮打张春桥大游行，下午在人民广场召开“上海市炮打

张春桥誓师大会”。徐景贤获此消息，立即电话报告张春桥。张春桥向中央文革汇报，要

求采取紧急措施，阻止大会召开。王力接到电话，提议采由“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派

联络站”向中央文革写报告的形式，反映事态，然后由中央文革表态制止。“机联站”的

报告拟成后，市委办公厅有关人员指责其中歪曲事实，拒绝拍发。张春桥于是在 30 日亲

自起草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特急电报》，倒签发报日期为一月二十九日。并要求将电报

内容印成传单，出动广播车，广为宣传。于是，“电报”印成二十万份，广泛发至全市。

这份由张春桥矫造的电报，据张自己说，后来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红革会”所策划的

“炮打张春桥”全市性大会遂致流产。

[按] 此为上海反对张春桥的第一次浪潮。从此，“ 红革会” 已濒于溃散。二月中，

在张、姚策划下，把这一事件定性为“ 炮打中央文革的反动逆流”，在全市开展反逆流活

动，“ 红革会” 覆灭。嗣后，张春桥、王洪文等又借清理阶级队伍、清查“ 五一六反革命

集团”、“ 一打三反” 等名义，连续多年对参加“ 炮打” 的人进行残酷迫害。据《历史的

审判》所载：上海市文化大革命中以炮打中央文革而制造的冤假错案达 249000 余起，受

226

株连者百万人以上。

1 月 29 日

周恩来接见”武汉斗争王任重指挥部赴京代表团”，说：王任重又吹又写报告，说武汉

文化大革命搞得最健康，吹抓了四五百人。武汉的运动 10 月份才起来，张体学是被王任

重拉坏的。王是 12 月回武汉的。现在是夺权，资产阶级路线代表人物不甘心死亡，以各

种形式搞经济主义、矛盾上交、分散主义。

康生在讲话中指邓小平是“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

青海省“8·18 红卫兵总部”、“8·18 红卫战斗队联络站”等 41 个造反派组织宣布

夺权，发表了《告全省人民书》，部分造反派冲击军区。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请示中央

军委。叶剑英指示：对围攻群众尽量作说服工作，防止事态扩大。但对那些开枪杀人的

歹徒，可予严厉惩处。

1 月 30 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就浙江问题发表决定。《决定》指出：浙江省革命造反

联合总指挥部最近关于追查黑材料、寻找陈伟达进行批判、要求当局执行军委三点指示，

要求当局将违法乱纪的某些高干子女交出归案法办等等，所进行的群众斗争是革命行动，

中央予以支持。

王力向广播事业局毛泽东思想战斗团和广播学院部分造反派传达毛泽东关于无产阶

级革命派大联合的指示：中央电台的革命同志夺了权，很好。听说现在又有分裂，内部

吵；还有广播学院，革命派夺了权又分化。要劝他们团结，以大局为重，要搞大团体主

义，不要搞小团体主义。管他反对不反对自己，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人也要善于和他们

团结，反对自己的人就不能合作，我就不赞成。

王力在人民日报社谈话中谈到《红旗》第三期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

中第四个问题时说：现在是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了。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驻军负责

人和党政机关的革命领导干部，三方面协商成立临时的权力机构，散着不行。这是临时

政府，是过渡，过渡以后，就成立新的巴黎公社，北京人民公社、上海人民公社。我们

主张用人民公社，毛主席在 58 年就想的城市人民公社。

上海王洪文所掌握的“工总司”与耿金章操纵的“二兵团”在斜桥发生火并。耿指

责王扣押了二兵团常委范建华，故大兴问罪之师，并企图派人砸张春桥家，包围在斜桥

的“工总司南市区联络站”。“工总司”复实行反包围。张春桥严令耿撤走部众。

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孔庆德宣布解散冲击军区的造反派组织。济南逮捕七大造反派领

袖。西宁省军区通令取缔“红囚兵”。“红囚兵”冲击军区，赵永夫下令开枪镇压。

建委主任谷牧得造反派“最后通牒”，由西南三线乘机返京，被绑架斗争，旋由周恩

来安排避居中南海。

1 月 31 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对石河子流血事件的三项指示，对石河子地区的

武装冲突问题待中央派人调查处理，目前石河子，乌鲁木齐等地区已经发生的乱抓人、

打人的行为应该停止和劝阻，已经抓了的群众必须释放。新疆军区领导机关及新疆军区

生产建设兵团的武装机要部门和武装部队，任何人，任何群众组织不准冲击，不准夺权。

周恩来接见“华北局机关革命造反派联络总部”时说：夺华北局机关的权可以，不

能夺华北局书记处的权，华北局是中央的派出机关，你们夺权就等于夺了中央的权。

227

周恩来、江青、陈毅、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萧华等接见外地来京部队同志。

周恩来讲话说：因为随意逮捕，随意抓人，不仅把部长捉了，副部长统统捉了，司局长

也给捉了，常常几天找不到。“同志们给我想想，这个对于我们抓革命、促生产有利吗？”

叶剑英接见济南军区机关革命组织联合造反团，答复他们济南军区推迟文化革命是

毛的决定。“要拿主席亲笔的没有，亲口是有的。命令上也写上了。”

周恩来报经毛泽东同意，在城西什坊院建立临时特监，以关押被揪斗打倒的高级干

部，包括陆定一、黄克诚、彭德怀、彭真、班禅额尔德尼、贺龙、罗瑞卿等，计二十四

监。

“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大联合大夺权誓师大会”召开，宣告成立“黑龙江省红色造反

者革命委员会”。发表《第一号通告》，范正美(哈师院造反派头目)任革委会“班长”，潘

复生、汪家道为顾问。

《人民日报》刊载“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文章《打倒“私”字，实行革命造反

派大联合》。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四点指示：

(一)大家要挺身而出，同群众见面，接受群众的批评，要进行自我批评，引火烧身。

(二)大家要挺身而出，向群众解释政策。戴高帽子，抹黑脸，脱帽洗完脸，立即上班工作。

(三)从长远利益出发，团结多数。牛鬼蛇神就是地富反坏右少数。有些人就是犯严重错误还得挽

救他，使之改造自新，不然，还能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吗？

(四)说服干部，使干部懂得，不要人人过关，搞得灰溜溜的，两个挺身而出，不要“怕”字当头。

“敢”字当头，最大的问题也能解决。“怕”字当头，价钱越来越高。

高等教育部部长杨秀峰被揪斗。

康生布置对 1946 年在新疆被盛世才囚禁而后被释放的共产党员九十余人，以叛徒罪

名，进行审查，致其中 26 人被折磨致死。

戚本禹接见人民大学师生，说：“孙泱(副校长)给朱德当过秘书，你们通过孙泱可以

搞朱德的问题。不要有顾虑。”

2 月 1 日

毛泽东写信给周恩来，说：“最近许多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写信问我，给党内走资派

和牛鬼蛇神戴高帽、画花脸、游街示众，算不算武斗？我认为这些也是武斗的形式。这

里我想强调一下，进行斗争时，必须摆事实，讲道理，强调以理服人……打人的应该依

法处理。

毛泽东对“三司”《打倒“私”字，实行革命造反派大联合》(作者孟繁华)一文颇为

欣赏，推荐给《红旗》和《解放军报》转载。转载时均特别加上了编者按语。指出这篇

文章之所以好，就是因为它看到了我们正在进行着两种“夺权”的斗争。革命造反派不

仅要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而且必须夺我们头脑里的资产阶级思想

的权。

《人民日报》以《西南的春雷》为题，发表社论，欢庆贵州省夺权。嗣后各省夺权，

皆发表类似文章，实同八股。

周恩来、李富春、康生接见工交系统造反派代表。周恩来讲话：工交 23 个部门都夺

了权。纺织部内部造反派未形成，外部要帮一下。国防口、农林口、文教口参差不齐，

发展不平衡，但也夺了。各省市都在夺。“我们要利用夺权把干部都考验一下。”

周恩来在接见中央接待工作人员时讲话：现在夺权斗争已起连锁反应，任何单位都

在夺权。应该是大多数是夺文化大革命领导权和业务监督权。真正烂掉是少数。次之是

228

不能作原来工作，撤职留用。第三是停职反省不如停职留用，改过自新，以观后效。第

四可以留用，监督业务生产。后三种是多数。

戚本禹、谢富治在公安部礼堂接见公安局全体成员及矿院“东方红”与政法学院“政

法公社”成员。两个学院的造反派因接管石景山公安一分局问题，发生冲突。戚本禹宣

布，对石景山一分局由卫戍区接管。矿院“东方红”撤还。戚本禹还提到“现在要成立

北京人民公社，这是毛主席提到的。”

徐向前接见解放军总后勤部造反派代表，说军队里大多数当权派是执行了资产阶级

反动路线，但不是资产阶级阵营里的人。邱会作不是三反分子，不是刘邓的人。他在生

活上的问题引起了很大公愤。对廖汉生、杨勇要打倒，对郑维山要保。

江青、戚本禹接见八一电影制片厂、新闻电影制片厂革命群众代表。江青说：新文

化部与旧文化部是一回事。

王力、关锋在《红旗》杂志大院就“北京职工红色造反团”在中宣部夺权问题，传

达陈伯达的批示，并讲了话。陈伯达的批语：“中宣部的接管，要由中央直接干预，不能

由外面的人随便接管。外边来接管的人必须立即退出。中宣部的印章一律收回，印刷厂、

司机班、收发室、电话总机等单位已由《红旗》杂志接管，是正确的。《红旗》杂志是党

中央的机关杂志，不许来历不明的人来扰乱。陈伯达 2 月 1 日晚十时。”

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向学生代表讲话，指责“红革会”适应了陈丕显、曹荻秋的

要求，破坏对陈、曹的斗争，破坏大联合。

2 月 2 日

周恩来写信提议：一、提议今后每星期一、三、五晚十时起在钓鱼台开碰头会，以

文革为主，我参加，讨论形势和政策及有关文件草案，其它有关同志按性质临时通知参

加。明日(3 日)，我提议讨论初中和小学开学文件、工业生产问题(文件在印发)，下一次

讨论农业。二、提议今后每二、四、六下午三时半在怀仁堂或国务院会议室开碰头会，

以常委四同志(周、陈、康、李)为主，副总理(陈、李、谭、聂、谢)和剑英参加，务请文

革江青同志或指定的同志参加，分别讨论党政一些业务问题。毛批示：“此件不用，退周”。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东北的新曙光》以祝贺黑龙江省夺权胜利。

清华大学《井冈山报》连续刊登七篇《论无产阶级大联合大夺权》的评论，提出“反

托”口号，把矛头指向批判总部错误的群众，引起社会上许多群众组织“清除托派”之

风。

“农口革命造反联络站”召开大会，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击“谭震林一手制

造”的农口“反革命复辟逆流。”

师大"井冈山”、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等造反派冲击高教部、教育部，抢走档案。

以耿金章为首，成立了拥有 32 个造反派组织的“上海市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

酝酿成立“新上海人民公社”，在张春桥诱胁下失败。

国防工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赵尔陆在连遭批斗后死亡。

2 月 3 日

毛泽东接见以巴卢库为首的阿尔巴尼亚代表团，作了长时间的谈话。文革初期，与

中共沆瀣一气者，全世界社会主义阵营，惟此“欧洲之明灯——阿尔巴尼亚”。若北朝鲜、

北越，皆因与苏联关系，而与中国若即若离，时好时坏。迨至文革后期，中国与美国关

系建立，中共与阿尔巴尼亚亦反目成仇。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停止步行串连的通知。规定远离本地五百公里以外的师

生，在 15 天内可免费乘车、船回本地。自 2 月 8 日后，吃饭也不再免费。

229

《红旗》杂志第 3 期发表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高度赞扬了上海的

“一月革命”，说：“夺权斗争，必须实行马克思主义的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原则。”它是

由毛泽东亲自审阅修改的。

《红旗》第 3 期还刊登本刊评论员文章《论无产阶级的革命纪律和革命权威》一文。

谢富治在“彻底粉碎反革命组织‘红旗军’的誓师大会”上讲话，表示支持，同时

建议今后类似活动，无须小题大作。

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发布十项通令。

《大众日报》发表以王效禹为首的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革命委员会成

立宣言。

2 月 4 日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小学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草案)，规定春节后各地小学一律开学。

小学生可以组织红小兵。五、六年级和一九六六年毕业的学生，结合文化大革命，学习

毛主席语录，学习老三篇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学习文化革命十六条，学唱革命歌曲。

一、二、三、四年级学生，由革命教师或高年级学生作辅导员，组织他们学习毛主席语

录，兼学识字，学唱革命歌曲。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小学生也必须学习一些算术和科学

常识。

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关于国防工业系统所属厂矿企业、科研设计单位和基建单位

不准串连的通知：二、三、四、五、六、七机部所属厂矿企业、科研、设计单位和基建

单位，是国家重点保密单位。经中央文革同意，非本系统内职工和学生，其它外单位职

工和学生一律不要去串连，已进去串连的，应立即退出。

戚本禹在京棉一厂辩论会上讲话：一、二、三厂女同志多，武斗最厉害。京棉一厂

最近的武斗，总理和中央文革十分关心。他要求：(1)不要武斗；(2)不许抓人；(3)坚持生

产。

2 月 5 日

“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张春桥任主任。上海人民公社发表了题为《一月革命胜利

万岁》的宣言。下午在人民广场召开了百万人的成立大会。但是《人民日报》迟迟不报

导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消息，造成上海人心浮动。耿金章、红革会等反张势力复行活跃。

中央决定：中央各部、各报社、广播电台、军委、计委、建委，外单位不得接管。

毛泽东对争斗激烈的工人日报社指示：“《工人日报》的问题，外单位不要在那里辩论。

那里的事由报社内部革命同志自己来解决。”工人日报社、北京日报社和市公安局都发生

相互排斥的两个造反派组织进行夺权、抢权互斗，是北京市近来打得最厉害的几个单位。

中央文革办公室打电话给清华井冈山总部，指出“反托”是错误的。2 月 7 日，蒯大

富承认错误，并作了几次检查。

2 月 6 日

毛泽东在常委扩大会议上，指责文化革命小组，毫无政治经验，毫无军事经验，老

干部统统打倒，你们掌权掌得起来？陈伯达对我是不接触、不谈心，就是送一点文件来。

江青眼睛向天，天下没有几个人他看得起的人。对干部要豁达一些，犯了错误就打倒，

就要打到自己头上来了。你们就不犯错误？陶铸是犯了错误，可是一下子就捅出去，不

同我打招呼，也没有同林彪同志、总理打招呼，上脱离，下没有同干部群众商量。对干

部，不要不许革命，徐向前，我保，住到我这里来。江华、江渭清、杨尚奎、刘俊秀、

谭启龙这些人还是要保嘛。

230

中央军委转发福建前线部队就 1 月末造反派群众连续冲击军事机关的公告。声明如

继续冲击军事机关，将坚决采取必要的措施。

国务院、中央军委为内蒙流血事件发出急电。

[按] 早从 1966 年初前门饭店会议开始，乌兰夫以地方民族主义的罪名受到批判而

靠边站。文化大革命开始，群众中分裂为呼和浩特市各院校(以属于“ 呼三司” 的内蒙师

院“ 东方红纵队” 为主)的造反派与主要是以工人与机关干部为主的对立面组织“ 无产者”。

“ 三司” 支持在前门饭店会议上积极批判乌兰夫的自治区书记高锦明、权星垣。“ 无产者”

则支持与乌兰夫关系密切的王铎、王逸伦。军队介入运动后，支持“ 无产者”。二月五日

内蒙师院红卫兵围聚内蒙军区门前静坐示威，质问军区领导黄厚、王良泰、刘昌等。师

院学生韩桐当场被军官柳青用手枪击毙。“ 毛泽东领导的解放军打死了毛泽东领导的红

卫兵” (苏联新闻报导语)，激起公愤，当地形势紧张。

陈伯达与北师大附中师生座谈，提出复课问题。小学要复课，初中下学期复课，高

中也打算复课，大学也在研究。现在你们太涣散了。学生中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严重。

今后长征不一定搞了。“联动”是一批老红卫兵，早期有功；后来搞了一些恐怖活动。“红

五类”这个词没有阶级分析。

北京一、二、三红卫兵司令部负责人多次会商实现大联合，筹组“首都红代会”。本

日下午，谢富治接见有关代表，表示支持，指示暂时不包括中学，因中学生中左派代表

比较混乱。

2 月 7 日

王力在新华社讲话：领导夺权斗争的临时机构，必须有三结合的领导，即革命群众

组织的负责人、革命领导干部、驻军负责人。省市夺权，不是这样三结合的，一律不承

认。克服革命造反派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与无政府主义思潮，是当前的迫切任务。

在审改驻外使馆、代办处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中，周恩来要求只进行正面教育，

不搞“五大”，不组织战斗队，不能夺权。

2 月初

在戚本禹的积极煽动下，中国人民大学几个造反派组织成立批朱德联络站。

湖南省军区宣布“湘江风雷”为反革命组织，被逮捕者达数万人。

2 月 8 日

周恩来在怀仁堂召开中央政治局碰头会议，吸收有关负责人参加，研究抓革命，促

生产问题。出席者为周恩来、李富春、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李先

念、余秋里、谷牧、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等。碰头会规定每二

231

三天召开一次，时间是下午。会上元老派与文革派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中央军委发出特急指示，要求外出串连的所属人员一律于二月二十日前返还。否则

按一月二十八日命令，给以纪律处分。

奉毛泽东的指令，周恩来用飞机把华东地区的省委书记江渭清等接到北京京西宾馆，

以资保护。

中央军委根据八条命令，经林彪批准，作出如下决定：

1. 海军、空军的飞行航校和军以下的单位，一律不搞四大，进行正面教育。

2. 海军舰队，领导机关和军区领导机关暂不开展四大。

周恩来、谭震林接见江苏省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周在讲话中说：主席批示我，

各省夺权后，要一个一个地接见。并建议江苏不采用江苏人民公社的名称。

陈伯达在三座门接见坚持在这里要揪邱会作的二医大和总后机关造反派。他们对 2

月 1 日徐向前的讲话也表示不满。陈伯达重申，他保邱会作。

戚本禹与清华附中及部分中学造反派代表座谈。要求“首先把学生集中到学校里面

来”，初一、二年级可以学习点语录和毛著；高中不一定是上课，集中到学校搞文化大革

命。现在，“联动”把下乡下厂当成防空洞。“他们在打你们，你们可以自卫嘛！”他还与

部分教师进行座谈，表示初中要开学。一半时间学文化，一半搞革命。

下午，中央统战部继续召开大会，批斗徐冰、刘述周、张经武、平杰三等。

上海市级机关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发布《砸烂“等级”、“职称”旧制度》的通令。

此通令后被指为毒草，予以批判。

济南军区海陆空三军为庆祝山东省革命造反派夺权胜利，举行了大规模武装示威游

行。游行中，解放军包围了保守派“山东大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和“山东工人革命造

反联合会”。

青岛的革命造反派夺权后，一部分保守派分子企图反夺权，包围广播电台和报社。

解放军举行大规模武装示威，以示对造反派的支持。

南昌造反派在人民广场召开了斗争省长方志纯大会，省委书记杨尚奎、刘俊秀陪斗。

2 月初，武汉市和北京南下的部分军队内外造反派强行占据了汉口红旗大楼，接管了

设在那里的长江日报社，本日，在报上发表了《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局势的声明》，即《二·八

声明》，提出“全武汉、全湖北要大乱、特乱、乱深、乱透”，导致武汉及湖北各地更加

严重的乱揪斗之风。①

重庆市保守派重大 8·15 宣布夺权，成立革联会，把“工人造反军”、重大“8·26”、

西南师范学院“8·13”等组织打成反革命。两派冲突日炽。

2 月 9 日

毛主席批示：关于支持真正左派广大群众问题，现在出现许多搞错了的亊。支持不

是左派而是右派，陷于被动。此事应作出几条指示。请速办。

下午，中央政治局碰头会继续召开，徐向前为刘志坚叛徒问题对陈伯达进行质问。

陈伯达坚持说：“刘志坚叛徒的案已经定了，再也不能改变了。”

批朱(德)联络站贴出海报，定于十日召开批判朱德大会。周恩来请示毛泽东，毛答复：

如批朱，我将来陪斗。会议因而夭折。

北京新华书店出售横排本《毛泽东选集》二十万套。

戚本禹接见沈阳音乐学院造反派，说：夺权要三结合：军队、群众、机关造反派。

① 武汉造反派主要有三新（新华工、新华农、新湖大）、三钢（武汉工人造反司令部即钢工总、武汉市红卫兵第二司令

部即钢二司、钢 9·13），保守派为武汉市革命职工联合会。

232

对劫夫①“我想保一下。”

谢富治在人大会堂讲话，要求工人、农民、学生各自组织起来，然后实现大联合，

组成夺权的筹备小组，由学生、干部、驻军代表参加。

王力在新华社讲话：在当前大联合、大夺权中，最妨碍大联合的突出的是无政府主

义，打倒一切，怀疑一切。山东夺权是真夺权，在干部问题上过“左”了。在三结合中

第一位重要的是干部政策。当前正考虑让串连的人统统回来。 批判薄一波大会在北

京工人体育场召开。

2 月上旬

毛泽东对如何处理军队受冲击问题作了书面批示：大意是：绝不容许右派组织肆意

冲击军队，但处置要妥当。首先要作说服工作；如果无效，他们要硬冲，可以放他们进

来。他们占了一楼，部队可以退到二楼，继续作说服工作。如果他们强占二楼，部队可

以退到三楼。如果他们以解放军的一再忍让为可欺，进一步强占三楼，部队可以开枪自

卫，但仅限于镇压带头闹事的右派骨干。对大多数胁从者，则重在批评教育，仍可放他

们回去。

北京各高校造反派组织内部进行整风。清华园内，就“反托”和整周恩来、康生材

料问题炮轰总部。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的整风则主要是围绕朱成昭炮打中央文革的

问题展开。

2 月

军委扩大会议召开。叶剑英讲：“前一段，地方搞得很乱，我们部队有些单位也比较

乱。要搞文化大革命，乱一点也没有什么要紧。但是在如何对待乱的问题上，我们和某

些人的观点是完全不同的。他们主张越乱越好，什么党、政府、军队，他们一概否定，

都要推倒重来，说这是什么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夺权。我们的各级干部，他们加上走资

派、黑帮、反动权威或什么其它罪名，企图一律加以打倒，说这才是什么毛主席的无产

阶级革命路线。这怎么行呢？这怎么会是毛主席的思想和路线呢？”会上群情激愤，提

出要同他们辩论。叶说：“各位且熄心头之火，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但也是艰巨的，复杂

的。”必须按毛主席的部署行事，不可妄动。

2 月 10 日

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就陈伯达、江青、康生 1 月 4 日讲话②，批评了陈

伯达和江青。他对陈伯达说：你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过去你在我和少奇之间进行

投机，不是你个人有事，你从来不找我。又对江青说：你眼里只有一个人，眼高手低，

志大才疏。打倒陶铸，就是你们两个人干的。毛泽东指示中央文革小组开一个批评陈、

江的会。要陈、江作出检讨。陈伯达大为紧张，甚至想到自杀。“二月逆流”以后不了了

之。这次会议上，毛还讲了上海夺权后还是改称革命委员会。还说了“要党，不能不要

党”。又要王力写《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文章。

《人民日报》根据毛的指示发表《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夺权斗争的基本经验》一文，

并为此发表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一个好范例》，高度赞扬“三位一体联合夺

权”的经验。在第三版上又登载了哈尔滨师范学院的《在两条路线斗争中争取和团结大

多数》一文，并加上了按语。

周恩来、萧华接见内蒙古党委、军区、“呼和浩特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红卫军”(“无

①音乐家李劫夫。 ② 即 1967 年 1 月 4 日江青、陈伯达等接见湖北揪王任重代表团的讲话。

233

产者”)四方代表，会商解决内蒙枪杀韩桐问题。

陈毅接见西安造反派组织十代表说：中央要我解决西安问题。当时陈毅分工处理西

北问题。

谢富治在人大会堂讲话：外出串连的人都要回来整风、整顿思想。北京夺权又进入

关键时刻，要先组成一个工农兵学的筹备小组。

水电部第二次完成“全面夺权”。

张春桥在接见同济大学造反派时说：怀疑一切是无政府状态的口号，过去不批评是

因为当权派用这个口号来压群众。

外交部向苏联驻华大使馆提出口头声明，最强烈抗议大批暴徒连续四天侵扰中国驻

苏大使馆。

2 月 11 日

毛泽东最近指示：要掀起一个反修高潮，这个高潮要压倒一切工作。

军委发布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

一、中央军委一月二十八日的命令，是我们伟大的统帅毛主席亲自批发的。军委的这个命令，是

个重要的文件，必须广泛宣传，充分发动群众，深入学习讨论，认真抓好活思想，务使大家深刻认识

颁发这个命令的伟大意义，提高执行命令的自觉性。凡是我军真正的革命同志，要坚决地捍卫，要无

条件地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

二、军以上机关(各总部、军种、兵种，各大军区、省军区，军区空军、海军舰队)的文化大革命，

必须坚决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分期分批进行四大。由军委决定已经开展四大的单位，除因必要暂停进

行的以外，要继续充分发动群众，坚决依靠真正的而不是假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团结大多数，彻

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来。军委决定暂时不开展四大的单

位，必须进行正面教育，何时开始，必须听候军委命令。

三、陆、空军的军以下单位，海军的基地以下单位，海、空军的飞行学校，北京卫戍区，上海、

天津、旅大警备区，以及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一律不搞四大，坚持进行正面教育。绝对不准任何人、

任何组织以任何借口到这些单位进行串连。

四、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工具，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当前，国

内外阶级斗争异常尖锐、复杂，帝、修、反加紧反华，我军更要提高警惕，加强战备，保持高度集中

统一和不间断的指挥。因此，各级军事领导机关(包括司、政、后及其它领导部门)一律不允许自下而

上的夺权，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冲击。

五、根据古田会议和一九六 O 年军委扩大会议所确定的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军以上机关

的文化大革命，必须由党委领导。党委个别成员问题严重的，可以撤换，党委不能领导的，可以改组，

但都必须经过上级批准。军队领导机关必须保持严密的、完整的指挥体系，不宜成立各种文化革命战

斗组织。已经成立的各种文化革命战斗组织，必须以行政单位进行改组。这些文化革命战斗组织，对

党委有批评和建议之权，但不能代替、监督党委和行政领导行使职仅。

六、坚持毛泽东思想、坚持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领导干部，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一定要分清

是无产阶级当权派，还是资产阶级当权派。认为只要是当权派，就一概打倒、是完全错误的。

各级领导干部，要敢字当头，到群众中去，虚心倾听群众的意见，同群众紧密结合，一道闹革命，

为人民建立新的功勋。

对于犯有错误的干部，应该根据问题的性质和情节的轻重，严格区别两类性质的矛盾，分别对待。

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累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

凡是没有上级命令停职、罢官的领导干部，应该坚守岗位，抓革命，促战备，促工作，促生产，

努力完成自己的工作任务。

七、在运动中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要反对

234

无政府主义，极端民主化，小团体主义，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等不良倾向。要大力宣传、认真贯彻林

副主席的指示，加强运动的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

以上规定，应立即向各级党委、全体人员传达。军委要求全体同志，认清当前两个阶级、两条路

线斗争发展的新形势，充分认识我军在这场斗争中所处的地位和肩负的光荣任务，坚决执行上述规定，

争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胜利。

中央军委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一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关于对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进行军事管制的规

定。

[按] 1 月 26 日，新疆石河子生产建设兵团武装部队与冲击该部的造反派发生武装冲

突，共死二十余人，伤近百人。中央文革称这是军队镇压造反派，军区则说是在忍无可

忍情况下还击歹徒。相持不下，于是有进行军管之令。

中央发表关于中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草案，规定从 3 月 1 日起中学生(包括

毕业生)停止串连，一律回本校，一边开学一边闹革命。中学上课要结合文化大革命学习

毛主席著作，学习党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批判资产阶级的教材和教学制度，并

以必要的时间复习数学、物理、化学、外语和各种必要的常识。对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

打成“反革命”、“右派”的革命学生，革命教职员工必须认真平反。认真整顿清理教师

队伍，把教职员工中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不是指家庭出身)清除出去，这是办好学

校的重要条件。为了加强革命纪律性，中学里在适当时机要对中学师生集中进行一次短

期的军政训练。在农忙期间，可以有组织有计划地组织师生下乡参加劳动，向贫下中农

学习。一九六六年的高初中和中等技术学校的毕业生，也一律回校参加文化大革命并复

习功课。

下午，中央政治局碰头会继续召开。叶剑英发言，强调军队不能乱，成立各种战斗

队不好。他质问陈伯达、康生、张春桥：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

村搞乱了，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徐向前也说：军队是无产阶级的柱石，军

队这样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如果不要，我们这些人干脆回家种地去。

周恩来接见农林口五单位造反派，指出夺权以后，要在春耕前站稳阵地，抓革命，

促生产。

周恩来在接见西安地区造反派八单位代表时说：王任重病的很厉害，毛主席叫我找

回来休养一个时期再批判，我找了十天都找不见。昨天下命令限时间，今天才把人交出

来。你看连我都不相信了。这是什么问题呢，是无政府主义。巴黎公社原则滥用就成了

自由化了。

北京召开愤怒声讨苏修法西斯暴行大会，周恩来讲了话。

康生在人民大会堂对专案组工作人员指示：

“审讯工作是个艺术，什么性格、手法，首先要摸清。你要攻这个地方，首先要看地形，看看

对方有什么战略战术。第二要准备子弹，就是材料。第三，第一次审讯，一定要有个审讯计划，

就是我们要问什么，对方会采取什么手法抵赖，我们再用什么手法攻，这一次审讯达到什么目的，

子弹火力配备到什么程度。不要把所有子弹都打出去，不要企图一次把所有问题解决。要由浅入

235

深，由易入难，由次要到重要的核心。”康生在谈到审讯方法时说：“有时审讯，笼统出个题目，

好似不晓得，就是靠你讲。他拿不出材料来，骗你，只要你有点材料，不要发急，让他骗你，越

骗得厉害越好。等他骗完时，你说，照你这样说，你根本不晓得？你给张纸让他写，你根本不晓

得，签个字。蠢家伙一签字，我拿出东西来一打，他全部解除武装，这就可以大进攻了。这是诱

敌深入。有些聪明家伙，他不写，你就说我们的审讯记录是否可以签字，他逼着没办法，让他签

字，然后拿出材料来……”

江青指示办一个揭露“联动”的展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司令部发出布告：奉国务院、

中央军委命令，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司令部接管北京市公安局，建立军事管制

委员会。

工人体育场召开十万人大会，欢迎回国的留苏学生(反修战士)，抗议苏修暴行。周恩

来在会上讲了话。近日来，已有二百万人在苏联使馆前示威游行。

首都“政法兵团”贴出长篇大字报，攻击谢富治。

2 月 12 日

毛泽东召张春桥、姚文元至京，一星期中连续接见三次，就上海夺权后的名称等问

题作了指示。毛指示还是叫革命委员会好。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告，取缔全国性的组织。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党员党籍处理的通知。规定：

一、除了逮捕法办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应该立即开除党籍外，一般党员的党籍处理，应该放在运动

后期进行。

二、按照党章规定，党员的处分，必须由党组织执行，群众及其组织，无权对党员进行党纪处分。

三、有关党员的入党申请书等档案材料，不得烧毁。

国务院、军委发布关于军队参加地方文化大革命工作组回原校、原机关进行检讨的

规定。

周恩来办公室电告内蒙四方，分别作好家里的工作，停止武斗，不要使事态扩大。

傅崇碧、李震在北京卫戍区、公安部及首都各造反派代表座谈会上讲话：各地正在

夺权，有些单位一个晚上夺了七个部的权。光夺了印，这不算夺权。左派在夺权中打架，

乱抓人。今后抓来我们也不收。

“批判刘、邓路线新代表陶铸联络委员会”在工人体育馆举行“揪斗反革命两面派

陶铸誓师大会”，并发出了《呼吁书》，呼吁掀起一个批陶的新高潮，同时决定组成“揪

陶兵团”，在会后举行一个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揪斗反革命两面派陶铸旬”，声称要把

陶铸及其死党一个个揪出来示众，把他们统统斗倒、斗垮、斗臭！从 2 月 13 日至 21 日，

被视为陶铸黑爪牙的熊复、张际春、萧望东、钱信忠、何伟、刘皑凤、刘祖春、孙正、

张孟旭、丁莱夫、张子意等一一被批斗。

在天安门、中南海、八大学院等处开辟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陶铸滔天罪行专栏”。

关锋对军训解放军代表讲话：“安子文、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占据了组织部、监委、

工交等很多重要部门，权都掌握在他们手里，执行的是资产阶级专政，文化大革命发动

起来，小将是有很大的功勋的。这些人是自首分子，是叛徒。”

上海造反工人组织正式分裂，“一兵团”发起反“工总司”大游行。

2 月 13 日

236

周恩来接见哈尔滨“红色造反者联合总部”代表时说：运动“还有半年，延长不延

长不一定。据形势可能延长。因为斗争会有反复，别害怕。问题是党政干部亮相太少。”

周恩来电话指示，对贺龙不能抄家，其所有文件交军委办公厅。

戚本禹在接见红代会筹备人员时说：蒯大富打托派是错误的。不能往解放军脸上抹

黑。

《北京日报》复刊。

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李再含任主任。

2 月 14 日

毛泽东写信给林彪、周恩来，必须注意西安交大极“左”派。

根据毛泽东 10 日指示，中央文革开会对陈伯达、江青进行批评。江青以病假缺席。

张、姚对陈伯达进行了严厉的批判。

在怀仁堂碰头会上，叶剑英质问康生、陈伯达：“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

大的问题，涉及到国家体制，不经过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名称，又想干什么？”

中央文革小组发布关于新华通讯社问题的六点通知：

1. 新华社是党中央领导的宣传机构，不得由社内外的革命群众组织接管。领导机构和人员的调

整，要由党中央决定或批准。

2. 新华社已经建立的监督小组要切实加以改进，这个问题应由社内的革命群众协商解决，在没

有妥善解决之前，都不要进驻社长办公室。

3. 主持新华社常务工作的社长王唯真同志有职有权。

4. 立即成立临时工作小组，由六人组成，协助王唯真同志工作。

5. 一切工作同志都要坚守岗位，遵守纪律，抓革命促生产，保证完成党和国家的任务。

6. 关于规章制度问题可以批评、批判、提出改革建议，但要上级领导机关批准才能执行。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夺权斗争宣传报导问题的通知》，规定夺权后的临时权力机构叫

什么名称，要经中央批准。

陈毅接见外事口造反派代表，说：北京市发生了一个问题，现在监督者想把权扩大。

外交部和外办只能搞监督权，不能包办代替业务。有的过一个时期，经验不成熟，还可

能取消监督权。

李富春在团中央讲话：胡耀邦必须彻底批判，十七年来，他实际上是反毛主席的。

共青团的前途，中央没有定。一个方案是红卫兵代替共青团，一个方案是红卫兵加入共

青团。

中央文革办公室主任阎长贵向南开大学“8·18 红色造反团”传达首长指示：“柯庆

施同志是个好同志，华北一批人叛变自首问题，柯庆施同志没有责任，不要对柯庆施同

志采取任何不好的措施。”

晚，王力对北大、北师大、人大五十名学生(受聘为《红旗》杂志通讯员)谈如何对待

干部的问题，他说：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大批优秀人物，将来国家的命运是要交给他们，都要靠他

们，但整个国家交给他们还要有个过程。叫带“长”字的都靠边站不行。对于一些犯错误的干部

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去做。毛主席的这条路线是和王明路线相对立的，王明对犯错误的

干部都是打倒、推倒，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又说：你们是经过挑选的，但还要在斗争中考

验。当前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是大联合、大夺权。反对一切、排斥一切、打倒一切是无政府主义，

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夺权中只要有一个领导干部参加就说是保守派，是错误的。《红旗》第三期社

论中原有“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夺权”，主席

237

指示，后半句不要了。

[按] 不再提“ 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表明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已

不属清算范围，意在争取广大中下级领导干部。但是这一批人早已受够冲击而靠边站，

造反派又抓住他们各种各样的问题不肯放松，同时造反派又分裂成不同的派别。这些干

部凡是亲近甲派、受它所支持的，必然受乙派的忌恨而千方百计进行打击。几乎所有的

领导干部都是一身骚，无法站出来。大联合不成，三结合无望，故自夺权以后，全国各

级组织皆长期处在派性的混战之中。

北京二万余名小学师生在工人体育馆召开“北京市小学革命师生打回学校去复课闹

革命誓师大会。”

贵州省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革委会作为临时权力机构在新省委建立以前，行使贵

州省的党、政、财、文各种大权。

青海西宁市卫戍区司令部对《青海日报》实行军事管制。“8·18 红卫战斗队”拒不

退出，发生冲突。叶剑英指示立即采取强硬措施，对胆敢无视《军委八条》者严加惩处。

林彪办公室亦指示可以反击。

2 月 15 日

据周恩来 2 月 17 日在接见财贸各部造反派代表时的讲话中说：“前天(即 15 日)，我

们党的会议确定不用这句话(指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权)了。你们看以后的文件就没有这

句话了，不赞成这个扩大化。”

周恩来接见贵州造反派赴京代表，说：你们的文件 27 日送给我，28 日就送给了主席。

主席对你们所提对待干部，抓的是少数，罢的是少数，多数是调、留、提的意见很欣赏。

现在说中国就是人民公社是否早了一点。夺权已呈连锁反应，左派不夺，右派、保守派

也要夺。右派、保守派夺了，我们解放军要帮助夺回来。

谢富治与首都革命造反派夺权斗争委员会、北京革命造反公社、红代会代表座谈北

京市夺权问题。北京现在是第二次夺权。他提出：全国性的组织在北京一概取消，下一

步撤消各地在京所设联络站。北京也不要在外地设联络站。北京夺权将不用“公社”的

称呼，倾向定名革命委员会。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发动政治攻势，瓦解反动组织——黑龙江省军区部队镇压

反革命的几点经验》的文章。

拥护“文革”的外国人在劳动人民文化宫聚会，他们给毛发了致敬电，要求取消对

他们及其子女的特殊特遇，并和中国人民一起参加文化大革命。会后游行，呼喊打倒刘

少奇！打倒邓小平！打倒勃列日捏夫！打倒柯西金！

2 月 16 日

周恩来主持的碰头会继续召开。原定议程是经济问题，由于几位副总理从李富春那

里得知毛有对陈伯达、江青的批评，谭震林当即责问张春桥：陈丕显是否已接到北京来？

238

张以群众不答应为由推卸。谭怒斥张：原来靠边站、打击一大片是你干的。会上，谭震

林指责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忿然欲离会。会上元老派和文革派发生激烈争执。

此即所谓“大闹怀仁堂事件”，被指为“二月逆流”。李富春则一言未发。

当夜，康生指使张春桥、姚文元、王力整理了碰头会议记录。江青写了条子：“主席：

张、姚有重要情况报告，盼速见。”毛泽东立即召见张、姚，听取了汇报。江青与王力亲

往林彪处汇报。林彪的答复只是“徐向前他不能代表解放军”、“陈伯达是个书生”两句

话。

中央发布关于基本建设工程兵部队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通告。

军委发布关于军队夺权范围的规定。规定：军队可以夺权的范围，只限于学院学校(机

要学校、尖端技术学校、飞行学校和有外训任务的班、系除外)、文艺团体、体工队、医

院(只限于解放军总医院、军区、军种总医院、教学医院)、军事工厂(有尖端技术试验任

务的工厂、海军基地所属工厂和绝密工厂除外)。在这些单位中，哪些要夺权，哪些不需

要夺权，要看党委领导存在问题的性质。不能把犯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的人当

作夺权的对象。夺权必须是由本单位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来进行，不准联合本单位以

外的革命组织参加夺权。各学院学校、军事工厂等单位的警卫、通信、练习、勤务和运

输分队的权不能夺，也不准参加夺权。这些分队的指挥权，应按军委二月八日的规定移

交各驻地军区或部队。除第一条规定可以夺权的范围以外，其它一切大小单位都不准采

取自下而上的办法进行夺权。

周恩来第二次接见内蒙四方代表。萧华、曾山参加。周说：近来到处出现冲击军事

机关的事件。昆明冲过军区大院，杭州也是这样。长沙冲了，占了军区大楼，贵阳要缴

解放军的械。广州、南京是军事院校、文工团冲的。沈阳也是这样，要抓陈锡联同志，

还抄了家。北京冲中南海，冲三座门。不仅抄了萧主任(华)的家，还要找徐向前同志出来

辩论，一直搞了五、六天。周恩来指示，从十八日零时起，两派停止对骂、对打、抓人，

不开群众大会，不搞游行示威，以防止事态扩大。

周恩来关于内蒙问题的四点指示 ：

总理二月十六日晚第二次接见内蒙古党委、内蒙古军区、呼市三司，红卫军四方面代表时指

示，对内蒙当前事态处理的总的精神是：要从大局出发；事态急需立即坚决平息下来，听候中央

处理。具体提出四点指示：

一、停止对骂。大、小报纸停印几天，要出可以转载人民日报文章；对骂的传单、标语，一律

不准再出；广播车、广播站一律不准对骂。

二、停止对打。

三、停止抓人。

四、不开群众大会，不搞示威游行(包括武装游行)。

以上四点从十八日零时起生效，如再有违反者要追查肇事者。

周恩来接见财贸系统造反派代表时说，中央信得过李先念同志。财政系统有陈云的

思想，但没有占统治地位，只有一两个月就被我们反对了，毛主席路线又胜利了。

陈毅接见留学生代表时说：现在动不动炮轰、打倒，这不是瞎胡闹吗？有些人，作

风不正派，踩着别人上去，拿别人的鲜血去染红自己的顶子。一个共产党员，到了这个

时候还不敢站出来讲话，一个铜板也不值！

2 月 16 日、3 月 16 日

《新北大》上连续刊出批判刘白羽所撰《朱德将军传》一书的文章：《篡党、篡军大

野心家朱德的自供状》、《再揭〈朱德将军传〉的大阴谋》二文。

239

2 月 17 日

康生单独晋见毛泽东，就怀仁堂会议情况进行汇报，张、姚整成记录，上报毛泽东。

谭震林致信林彪，就碰头会上所发生的争论继续抗辩，表示要继续斗下去，拼下去，

下定决心，准备牺牲。

林彪同志：

昨天的碰头会上，是我第三次反击，第一次是前天在电话中，第二次是昨天一早写了一封信。

我所以要如此，是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

他们不听主席的指示，当着主席的面说：“我要造你的反”。他们把主席放在什么地位？真比

武则天还凶。

他们根本不作阶级分析，手段毒辣是党内没有见过的。一句话，把一个人的政治生命送掉了。

名 之曰“冲口而出”。陶铸、刘志坚、唐平铸等等一系列人的政治生命都是如此断送的。对于这

些人的错误批评过吗？只批评了某某，其它人都未批评。而且批评某某为时很短，根本不给人改

过的机会。老干部、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除了在军队的，住中南海的，几乎都挨了斗，戴了高

帽，坐了飞机，身体垮了，弄得妻离子散，倾家荡产的人不少。谭启龙、江华就是如此。我们党

被丑化到无以复加了。北京的群丑图出笼后，上海、西安照办。真正的修正主义反革命分子倒得

到保护。这些无人过问，他们有兴趣的是打干部，只要你有一点过错，抓住不放，非打死你不可。

我是主席反复说过要保的，无可奈何，只好整，一次，二次，三次，四次，戴上反革命高帽不算，

因为这样太露骨了，又来一个政治上、经济上巨大损失的罪名，非把我整倒不行。对于丑化党的

行为，对于老干部倒下去这样子，他们一言不发。少了几吨鱼，就如此大发雷霆，就可以看出他

们喜的是什么，恨的是什么。他们根本不作检查，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他们能当政吗？能接班

吗？我怀疑。

我想了很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但我决不自杀，也不叛国，但决不允许他们再如此

蛮干。总理已被他们整得够呛了。总理胸襟宽，想得开，忍下去，等候、等候。等到何时，难道

等到所有老干部都倒下去再说吗？不行，不行，一万个不行！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

备牺牲，斗下去，碰下去！请你放心，我不会自杀。

此致

布礼 谭震林 二月十七日

中央发布关于支持内地和边疆建设的职工应就地参加文化大革命的紧急通知。要求

支持内地和边疆建设的职工，如果对原调出地区和单位的当权派有意见，可以写信或寄

大字报进行揭发批判；在十分必要的情况下，可以派少数几个代表回原单位参加运动，

但不要成批离开工作岗位。

中央发布关于处理上山下乡知青外出上访、串连、请愿的通知。指出：目前有一小

部分人，以种种借口长期在城市逗留。为妥善处理这一问题，特规定：凡尚在外地进行

串连、请愿、上访的下乡上山知识青年、支边青年、农场职工，所有人员应立即返回本

单位，参加文化大革命，并搞好生产。所设联络站，一律撤销。在外出串连、请愿、上

访的下乡上山知识青年、支边青年、农场职工中，有少数行踪诡秘，不报真实姓名和工

作单位，到处招摇撞骗，扰乱社会治安，破坏国家财产的坏分子，要彻底查清，依法惩

办。对于安置工作中的问题，应按中共中央“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第三条：“前几

年下放农村业已参加农业生产的群众，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应当安心参加农业生产，

参加农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安置工作中的问题，应由各级党委负责逐步加以解决”

执行。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确保机要文件与档案安全的几项规定。规定一律不准冲击、占领

240

机要室和档案库，不准抢占机要文件和档案材料。有关党和国家的核心机密，包括密码、

密电、绝密文件和机要保密单位的一切图表、图纸等技术资料，都要严加保管，未经上

级批准，任何单位和人员一律无权翻阅查看。在文化大革命中，未经上级同意，擅自批

准借出的机要文件和档案材料，要责成当事人火速追回，并限期交回原部门。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文艺团体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规定：文艺界的斗争重点，是打击

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必须彻底揭发和清算彭、

陆、罗、杨反革命集团的罪恶，肃清以周扬、夏衍为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毒

害，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阀、反动“权威”。文艺工作人员应该有组织有计划地下乡、下

厂，同工农相结合，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自负盈亏的文艺团体，如果他们今后演出有困

难，现在基本生活费又没有来源的，可以由当地政府另外安排生活出路，主要是到农村

落户或者分配到工厂或新建的企业中去劳动。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对待工作组问题的通知。要求各学校、各工厂、各机关、各单位，

今后不要再揪工作队去斗争。

中央发布通告，取缔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

周恩来、李先念约集国务院财贸各部委及财经学院等造反派代表谈话，严申：对财

政、外交、公安的权不能夺，造反派只能监督。将受批斗而伤病或无法工作的部长吴波(财

政部副部长)、姚依林(商业部长)、方毅(国家计委负责人)等接至中南海保护。财政部副部

长杜向光参加造反派，图谋夺财政部的权，周命令当场逮捕。并传达了毛泽东不再提“顽

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一提法，以利于团结更多的原领导干部。中央部门夺权中

的三结合采取革命的领导干部、革命的中层干部和革命群众代表相结合的形式。每个部

党组要恢复。夺了权的必须经中央审查才能承认。部内问题一定要以部内造反派为主，

外单位不能参加。

李富春接见工交系统红色造反联络站代表时说：夺权已形成连锁反应，各部都在夺

权，但不应千篇一律，而应区别对待。一、是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的领导权；二、

夺对业务实行监督权。对工交战线，要一分为二，有刘、邓影响，也要看到毛主席的红

线。

下午，谢富治接见首都革命造反派夺权斗争委员会的同志。在谈到革命造反派内部

问题时说，不要互相打架了，不要发互相攻击的传单，不要随便抓人、骂人。都要看到

自己的缺点，不要只看到别的人缺点。

军委秘书长叶剑英批发中央军委《致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四川大学 8·26 战斗

团的公开信》，劝阻造反派冲击成都军区(军区支持保守的产业军)，并警告造反派头头，

必须对由此产生的严重后果负责。造反派置之不理，继续冲击。军区因此大肆拘捕，人

数高达万数。同时，广州、福建、内蒙、新疆、云南等地，均进行了大规模的逮捕。

陈伯达电话通知《光明日报》，停止揪斗穆欣。

2 月 18 日

晚，毛泽东召集周恩来、康生、李富春、叶剑英、李先念、谢富治、叶群(代表林彪)

等到他的办公室开会。严厉指责了谭震林等元老派。他说：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十一中全

会精神，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

坚决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叶群同志你告诉林彪，他的地位也不稳

当啊！有人要夺他的权哩！让他做好准备，这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和他就撤出北京，

再上井冈山打游击。你们说江青、陈伯达不行，那就让你陈毅来当中央文革组长吧，徐

向前、谭震林当副组长，余秋里、薄一波当组员。再不够，把王明、张国焘请回来。力

量还不够，请美国、苏联一块来。把陈伯达、江青逮捕、枪毙！让康生去充军！我也下

241

台，你们把王明请回来当主席么！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不答应！你谭震林也

算是老党员，为什么站在资产阶级路线上说话呢？

又说：我提议这件事政治局要开会讨论，一次不行就开两次，一个月不行就开两个

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体党员来解决。

说罢，退场。

康生在会上说：“毛主席发怒了，是无产阶级之怒，是无产阶级的义愤！”

［按］ 40 年代，正当民族危急存亡的关头，毛泽东却在延安的窑洞里策划夺取党内

的最高权力。他重用情报头子、整人专家康生，他用娴熟的权术、残酷的斗争手段，斗

垮了“ 教条主义者”、“ 经验主义者”、“ 自由主义者” 等形形色色的敌人，通过整风，在

全党确立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绝对统治地位。他把同志关系变成了君臣关系，使任

何人都对他俯首帖耳，山呼万岁。“ 延安整风” 是毛泽东一生帝业的始基，故绝不允许任

何人对之有半点非议。

会上确定：由周恩来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后名政治生活批评会)①，对谭震林、

陈毅、徐向前进行批评，三人“请假检查”。并确定由周恩来找陈毅、李先念，谢富治找

谭震林、叶剑英、李先念，谢富治找徐向前谈话，传达会议精神。

中央军委发出通知，重申二月八日通知，外出串连人员限期返还原单位。

凌晨，周恩来、李先念接见财贸口司局长以上干部。周讲话：夺权是夺文化大革命

的权，对业务只能是监督，不能超过这个界限。因为业务大权都是中央直接管的。中央

是党的领导权，是毛主席的。政府大权如外交、财政、公安、国防、经济大权怎么能夺？

夺党、政、财、文大权，那是讲的地方。干部大多数还要继续留用。你们大家有委屈，

我向你们道歉。

聂荣臻接见国防院校代表说：学校以教学为主，也学工、学农、学军，也搞文化大

革命，批判资产阶级，这跟刘少奇的半工半读不同。在夺权告一段落后，一边主要抓革

命，也可以斗批改，这个工程很大。

周恩来、李富春、聂荣臻接见国防工业各部院、国防工办、国防工政造反派负责人。

周讲话：各部委造反派夺权一般是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业务监督。不能叫党委靠边

站。对老干部不能残酷斗争。

叶群、陈伯达、江青及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萧华与总政所属单位座谈。叶群

讲萧华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

谢富治在人大会堂接见(北京)夺权委员会与革命造反公社代表。指示：北京革命造反

公社停止发展。蒯大富、聂元梓应去夺权委员会工作。

新北大、高教部、民族学院等单位在政法干校礼堂召开“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刘、邓、陶”大会，何伟、徐冰被揪出示众受审。

上午九时，文教口和总勤务站办公室召开了首都一百四十多个大小文艺宣传单位代

① 政治局生活会的参加者除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成员外，增加萧华、叶群、余秋里、谷牧、汪东兴。

242

表会议，讨论文艺界革命造反派大联合问题。

武汉军区在征得军委文革小组同意后，于 2 月 28 日发表《严正声明》，指出：军区

派部队去红旗大楼，是为了维持秩序，防止武斗，决不是支持《二·八声明》；至于军队

造反派组织在《二·八声明》上签字，只能代表他们自己，不代表武汉部队。更不能代

表中国人民解放军。

2 月 19 日

毛泽东对北京卫戍区在 2 月 18 日所写的《关于五所高等院校短期军政训练试点的总

结报告》、《关于两个中学军政训练试点的工作总结报告》作了亲笔批示。

林彪同志：

一、此两件应立即转发全国。

二、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每年训练一次，每次二十天。上课后在军训的二十天中，军训时

间每天不要超过四小时，同时学校原课程每天相应减少四小时。

三、党政军民机关，除老年外，中年、青年都要实行军训，每次二十天。以上请酌办。

毛泽东

江青说毛的这个批示有伟大的战略意义。加强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对于促进大联合，

推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正轨，对加强战备，保卫国防，都有极大的好处。这次军训的中心内容

是进行文化大革命两条路线的教育。

林彪将谭震林写给他的信转交毛泽东，并写信说：“主席：谭震林最近的思想意识糊

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现将他的来信送上，请阅。

此致

敬礼

十九日

毛泽东接信后，批“已阅。恩来同志阅，退林彪同志”。林彪收到后当即撕碎，掷入

痰盂里。

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夺权的省市，必须先经中央批准，然后见报，且不采用人

民公社的名称。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中学文化革命的意见。①规定：

从三月一日起，中学师生(包括一九六六年应毕业而尚未毕业的学生)停止外出串连，一律回本

校，下乡下厂的也一律回校，一边上课，一边闹革命。为了加强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对中

学师生要分批分期地进行一次短期的军政训练。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在中学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基

础上，由革命学生、革命教职员工和革命领导干部民主选举文化革命委员会，负责领导学校的文化大

革命运动，并具体安排上课，搞好师生生活。一时不能选举者，可由各方代表协商，成立一个临时领

导班子。

中学上课要和文化大革命紧密结合。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党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文件，

批判资产阶级的教材和教学制度，并以必要的时间复习数学、物理、化学、外语和各种必要的常识。

在农忙期间，可以有组织、有计划地组织师生下乡参加劳动，向贫下中农学习。负有国家生产任务的

半工半续学校的学生，不必下乡劳动。

认真整顿和清理教师队伍，把教职员工中坚持反动立场而又不接受改造的地、富、反、坏、右分

子(是指本人，不是指家庭出身)清除出去。这是办好学校的重要条件。

① 就 2 月 11 日的草案，进行了若干修改，正式颁行。

243

中央广播事业局和北京广播学院对北京台夺权问题发生争论，乃至武斗。中央文革

于 18、19 日两次写信，要求双方协商解决。

谢富治、戚本禹、刘建勋与首都红代会代表座谈。戚本禹讲话，介绍了刘建勋的情

况，强调夺权必须与干部结合。

北师大“井冈山公社”的“钢一连”、“井冈山之声”、“挺进大队”等战斗队联合举

行了“彻底批判反动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大会”。决定成立“彻底批判无政府主义思潮联络

委员会”，北师大“井冈山公社”指责该校的所谓“新思潮”派就是无政府主义的代表，

并与之进行了“原则”的斗争。二月下旬，“井冈山公社”发出通知，决定总结批判“新

思潮”的收获并进行军训，用毛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为指导，以人民解放军

为榜样，来整训自己的队伍，声称要使之成为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战斗化的队伍。所

谓“新思潮”，其内容为“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取消无产阶级专政，主张怀疑一切，排

斥一切，打倒一切，破坏大联合，打倒一切权威组织。”

2 月中旬

支持上海柴油机厂“联司”的全市各组织成立“支联站”，与“工总司”对抗。“支

联站”头头是交通大学助教汤福生，化名“全向东”。2 月 19 日，“全向东”至上柴，表

示对“联司”(司令杨仲池)的支持。

2 月 20 日

中共中央发布致农村贫下中农及各级干部的信，要求抓好春耕工作。

批朱(德)联络站准备召开万人大会，揪斗朱德，被周恩来制止。

2 月 21 日

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就执行军委八条作了一些补充说明：

中共中央认为，中央军委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的八条命令很好。这个命令，除第七条关于军

队的文化大革命的部署外，其它各条，都适用于地方。

中央还做以下几点说明：

(一)认真执行中央军委命令中的有关规定，是保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走上正轨的重要措施。

(二)根据当前无产阶级革命派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斗争的要求，所有在外地、

外单位串连的大中学校的师生、工厂职工、农民、文艺工作者、医务工作者、机关工作人员

和其它人员，除经中央特许的以外，都应当立即返回本地、本单位、本校，参加无产阶级文

化大革命。

(三)军事领导机关，今后一律不许冲击。军队和地方的战备系统、机要系统和保密系统(包括保密

的工矿企业、仓库和科研、设计单位在内)，今后也不准冲击，不准串连。

(四)党中央各机关，国防工业各部、公安部、外交部、计委、经委、建委、科委、财政部、各级

银行、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新华社、广播事业局和各地广播电台，不许由外单

位人员接管。已经进驻这些机关的外单位人员，要立即退出。

(五)中央和地方一切需要夺权的机关、企业事业单位，都应以本机关、单位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为

主进行夺权斗争，外单位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必要时可以协助，不得包办代替。

谢富治、戚本禹、刘建勋、吴德、高扬文与卫戍区司令傅崇碧接见北京三大工人革

命造反组织，催促完成联合。谢说：北京市要成立一个权力机构，工、农、兵、学、商

多方面参加。

李先念接见建工部革命造反派代表，号召大家返还内地建设工地的岗位。毛主席说

244

过：内地建设搞不好，就睡不好觉。内地建设有伟大的战略意义。

谭震林接见农林口造反派代表，祝贺农林口各部门各学校实现大联合。

李先念接见财经学院“八八战斗队”时说：财政部副部长杜向光、王学明是党内走

资派。

关锋、戚本禹在《光明日报》全体职工大会上，说《光明日报》几年来，基本上是

无产阶级的报纸。穆欣基本上是左派，应停止揪斗。

武汉造反派冲击军区支左指挥部。

2 月 22 日

江青迫周恩来表态：“把贺龙搬出来”，被拒绝。

首都大专院校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大会召开，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康生、谢富治、

王力到会祝贺。周恩来代表毛、林及中央祝贺首都红代会成立。他说：这次庄严的集会，

表明我们即将象上海一样进行一次大夺权。陈伯达讲话：“广大革命群众的大方向始终是

正确的。”大会发布的《红代会宣言》指出：“目前，夺权与反夺权斗争是两个阶级、两

条路线斗争的焦点”，“必须坚定不移地实行三结合的方针”，“必须在自己灵魂深处来一

场大夺权、大造反”。大会通过对毛的致敬信：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大会

还通过了《告全国红卫兵书》。首都红代会是红卫兵“第一司令部”、“第二司令部造反联

络站”、“第三司令部”和其它大专院校红卫兵组成的联合组织。首都红代会由 15 名常委

组成，由农大“东方红”、农机“东方红”、邮电“东方红”、林院“东方红”、师大“井

冈山”、北航“红旗”、医大红卫兵“红旗”、“新北大”、“政法公社”、财经“八·八”、

地院“东方红”、工大“东方红”、电影学院“东方红、毛泽东共产主义公社联委会”、北

外“红旗”、清华“井冈山”担任。

李先念接见外贸部革命造反派。说：杜向光(原财政部副部长)公开违抗中央命令，想

利用造反派打倒吴波，不能允许。造反派夺财政部的权没有错误。上海夺权以后，全国

出现了连锁反应，先夺了再说，夺错了没有错误。夺过分的，让出来就是了。要说错，

我们错了。

2 月 23 日

军委颁发由毛泽东签发的军队大力支持地方抓好春耕的通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致信浙江省军区并转造反派组织，号召并赞扬军区与

造反派联合，搞好运动。

国务院发出关于新制红卫兵袖章、旗帜时必须尽量节省布匹的通知。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上海人民公社”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并发表公告。上

海市革命委员会由张春桥充主任‚ 姚文元、王洪文、徐景贤等为副主任。

陈伯达对《光明日报》代表谈穆欣问题，说：多年来《光明日报》工作是比较不错

的，他发表了不少好文章。

青海省军区通令：取缔反革命组织“8·18 红卫战斗队总联络站”，逮捕首恶分子；

同时出动军队，包围并夺取了青海日报社。对反抗者开枪射击，顿时枪弹如雨，血肉横

飞。在冲突中，共伤亡 377 人，其中解放军死 4 人，伤 26 人。林彪电示，打得好，打得

对。开会时，林彪又把责任推到叶剑英头上，并把这件事定为反革命复辟逆流的典型。

2 月 24 日

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布关于参加工作组的干部回原单位不再作检查的规定。

中共中央宣布立即取缔“全红总”等非法组织，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与卫

245

戍区逮捕了北京的“全红总”等组织的头目。

中央文革打电报给西藏拉萨革命派，答复有关问题：中央军委二月二十二日给西藏

军区的电报是代表毛主席和党中央意见的，中央文革小组完全拥护这个电报所说的张国

华同志是站在毛主席路线一边的。中央文革小组欢迎你们要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捍卫和

实现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的革命的“三结合”联合夺权的伟大方针。你们要同张国华同

志和西藏军区革命领导同志合作，使西藏地区的文化大革命不走弯路。

周恩来致信林彪，就决定召开军以上干部会，事先只请示毛，而未向林报告一事，

承认是一大错误，并保证永不再犯。

江青、谢富治在中央文革召开的中学革命造反派座谈会上讲话：对“联动”这样反

动组织要做分化瓦解工作。他们组织很严密，是有后台的。谢富治要求对这个组织做坚

决的斗争。它有后台，代表一个反动思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典型代表。

上海举行庆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的群众大会，张春桥作长篇发言，传达毛泽东

关于有关夺权的最新指示：

讲一讲夺权问题 照我们的理解，主席说这个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这就是说，

我们十七年来的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昨天《红旗》杂志第四期的社论里面说了这个意思。

就是说十七年来，从根本上说，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占了统治地位，不是刘、邓路线占了统治地

位。毛主席发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正是为了改善无产阶级专政，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使得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能够把修正主义根子挖掉，能够使得我们社会主义的祖国不

会变颜色。

在夺权斗争里边，在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成为问题的中心的是

“三结合”问题。这是能不能够夺权、夺了权能不能巩固的关键。

上海这地方同志们总记得，阶级斗争是尖锐复杂的。上海不但有中国的地、富、反、坏、右；

还有外国的地、富、反、坏、右。他们人数不多，只有那一小撮，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他们，在

战术上要重视他们。镇压反革命问题不能粗心大意，现在情况很复杂，需要我们很好地观察，特

别是我们广大的群众，要擦亮眼睛，因为现在情况很复杂，就是有许多反革命。

现在还有那么一股风，故意挑动我们革命干部子女，军队干部子女的感情。昨天我看到一个

什么革干军干子弟联合战斗团的传单，这是一张反动的传单。他们故意地来挑动革干军干子女，

说现在社会上到处斗你们，斗你们的父母。这是胡说八道！我们革命干部绝大多数是站在毛主席

的这一边的，我们的军队干部更是绝大多数是站在毛主席的这一边的，革干、军干子女绝大多数

也是站在毛主席的这一边的，这些孩子是党的，是人民的，是毛主席的。

最后我想说一下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我想要说一下，就

是增强组织问题。今后要好好地学习，要很好地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能够借口忙不看书。

2 月 25 日—3 月 18 日

中央七次召开政治局生活会，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等，以“二月逆流”的

罪名，围攻批判了谭震林等元老派。康生说：“这是十一中全会以来发生的一次最严重的

反党事件！”“这是一种政变的预演，一种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江青说：“你们的目的，

是想为刘少奇、邓小平翻案！”“保护老干部，就是保护一小撮叛徒、特务……。”陈伯达

说：“反对文化大革命，炮打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这是自上而下的复辟资本

主义，这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从这以后，由周恩来主持的党、政、军、文革“碰头会”

停止召开，毛泽东决定由中央文革小组代替政治局，军委办事组取代军委常委，行使党、

军大权。中央文革的权力陡然大增。社会上则掀起反所谓“二月逆流”的高潮。

2 月 25 日

246

陈伯达、康生、江青、叶剑英、关锋、戚本禹、叶群接见即将参加高校下一期军政

训练的解放军北京卫戍区干部。江青指示：军政训练的中心内容是进行文化大革命两条

路线的教育。叶剑英说：中央文革八个月来的工作，是完全按照毛泽东思想工作的，成

绩是伟大的。

陈伯达、康生、王力接见云南省造反派时讲话：大联合是大方向一致下的大联合。

工厂是干部和民兵三结合。在夺权中打倒一切、排斥一切是错误的。目前提出造反派内

部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是错误的，不符合中央精神。

吴法宪对空军司令部与直属组织的革命造反派组织代表讲话：继揪出成钧、刘震、

张廷发、何廷一、王静敏之后，各部门又提出一些有重大错误的人，如司令部的邢永宁、

尉剑畴、王少江；政治部的黄玉昆、王平水、夏屏西；高指的周彪、杨易风；雷达兵部

的向黑樱等，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北京“彻底摧毁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联络委员会”召开第五次大规模的批斗大

会。被王力、戚本禹赐名为“新时代的狂人”的陈里宁在会上发言，控诉刘、邓路线对

他们的迫害。“3·6 专案联合战斗团”发言指刘少奇为大叛徒，利用职权，指使薄一波、

安子文叛党出狱。

张春桥在接见北京驻沪联络站师生时，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

的修养》一书，是一本典型的修正主义代表作。这本书在国内、国际都有很坏的影响。

现在批判它，给红卫兵出个难题。”他在与华东局造反派代表座谈时说：刘少奇看来九大

中央还要选为中央委员。毛主席说：看来以后我还要与他一起工作的。彭、罗、陆、杨

在中央扩大工作会议上，(批判的调子)愈来愈高了，毛主席建议不要开了，说：我怎么能

和他们四人(反党分子)一起开会呢？

从 24 日起，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北京卫戍区在全市各革命组织的协助下，

分别逮捕“全国灭资军造反团总部”、“全国国营红色造反兵团”、“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

总团”、“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捍卫真理革命造反团”、“全国农垦战士革命造反团”、

“国际红卫军中国支队”、“全国上山下乡红色革命造反团”、“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红

色第一线第一战斗队”、“全国聋人革命造反联合总部”等组织的领导人四十余人。前三

个组织被定为反革命组织。

上海“工总司”第二兵团司令耿金章被拘捕，第二兵团开始瓦解。二兵团长期与“工

总司”抗衡，秘密策划结合陈丕显，进行夺权，反对张春桥、王洪文，故被吞没。与之相

近的一兵团、三兵团、工三司均相继瓦解。1967 年 5 月 2 日，耿金章始得释放。

广州揪斗陶铸、赵紫阳、区梦觉、林李明。

2 月 26 日—3 月 25 日

由周恩来提议，毛泽东批准，召开解放军军以上干部会议，讨论三支两军问题。

2 月 26 日

周恩来接见《中国建设》杂志社革命生产委员会成员时，说：党中央、中央各部不

能夺权。中央各部夺权主要指的是监督业务。但中央只有几个部管住了，如外交部。当

有人认为解散文革领导小组是破坏十六条时，周说：十六条早就突破了。可建立起革命

委员会，对革命实行领导，对业务实行监督。要由领导干部、中层干部和有气魄的闯将，

以闯将为基础，组成革命委员会。

周恩来与广东省、广州军区负责人谈话后，致信毛泽东，认为广东省主要负责人向

造反派“让权”是错误的，建议对广东实行军管。对与广东情况类似的云南亦行军管。

毛批示：“同意这样作。”

247

李富春接见大庆地区革命造反派代表，指出：大庆还是一面红旗。为什么百分之八

十的标兵都被打倒了？

李先念接见外贸学院造反派，欢送他们撤出外贸部。

《人民日报》发表上海体育界造反派文章《我们鲁迅兵团向何处去？》和《为“东

方红”小将的一张大字报叫好》。

首都和中南地区斗争陶铸筹备处在工人体育馆召开斗争陶铸大会，熊复、雍文涛、

萧望东等陪斗。

2 月 27 日

毛泽东对周恩来讲：“大联合大夺权”的口号不能同意，难道没有一个单位是无产阶

级革命派？毛建议把“大夺权”的“大”字去掉。还说：今后应把斗争矛头指向党内一

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不是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

晚，康生、陈伯达、谢富治接见原“首都三司驻外地联络站”代表，指出军区不能

冲击，对解放军的态度是革命、不革命或反革命的标志。红卫兵在运动初期搞串连，起

了煽风点火的作用，有功绩。但后来各地造反派起来了，继续留在那儿可能起不好的作

用，所以驻外地联络站一律要撤回来。

江青、陈伯达、戚本禹、王力、关锋在广播事业局座谈。江青讲话，问：为什么让

丁莱夫之流丢在一边睡大觉？这是敌人！对敌人，我看要狠。

陈伯达、王力、关锋给《人民日报》临时监督小组指示：唐平铸与一月中《解放日

报》事件没有责任，他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可以参加报纸的编辑工作。

中央军委发布关于军以上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的若干补充：

凡继续开展四大的单位的文化革命战斗组织，应以基层行政单位进行改组，所有超越基层行

政单位的文化革命联合战斗组织，如各总部、各军种、各兵种、各大单位的造反总部、联络站等，

应一律撤销。所有文化革命战斗组织所使用的宣传工具，如有线广播、宣传车、印刷用具等，应

一律移交各单位党委文革办公室。

2 月 28 日

毛泽东在陈伯达送呈的一个材料①上批示：从上至下都有这种反革命复辟的现象，值

得注意。

谢富治、傅崇碧接见首都职工革命组织代表。傅说：最近北京工人组织武斗相当严

重。现在各工人组织应该停止发展。工人组织中打人、抓人、私设公堂。农村也有，昌

平搞得很厉害。谢富治强调夺权没有经验可创造。前一段夺权经验有四点：一、要实行

三结合；二、要搞大联合；三、夺权的必须是真正的左派；四、必须依靠本单位。离了

这四条就不行。

《人民日报》发表上海市革委会在 23 日通过的《当前上海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任务》。

武汉军区发表《严正声明》，批判《二·八声明》的错误。

贵阳棉纺厂按行政部门实行联合，《人民日报》在 3 月 1 日刊登了这一消息，并以《无

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好形式》为题，发表社论。

周恩来宣布对广东实行军管，下设两个班子，一个抓文化大革命，一个抓生产。

周恩来、李富春、余秋里、谷牧等接见煤炭、铁道、石油等部造反派代表，对抓革

命、促生产再次作了重要指示，指出三月份再不搞“三结合“，就要犯方向路线性错误。

周表扬了石油部生产情况。

① 天津小站的材料。

248

2 月

毛泽东指示：

斗争要文明些，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要高姿态、高风格。北京街上标语水平不高，到处都

打倒，砸烂狗头。哪有那么多狗头？都是人头。这样搞，群众对运动很难理解。搞喷气式飞机、

照相，登报贴在大街上，外国记者搞走了。现在要将斗争水平提高。现在水平太低。八月初也没

有这样凶。斗倒斗臭要在政治上斗臭。要对后代进行教育，不然将来他们掌权了也这样干，这就

太简单化了，他们认为这样就斗臭了。还有把别人生活上的问题摆出来了，也叫斗臭了，我看不

合适，主要是政治上的斗臭。(周恩来在接见黑龙江红色造反者时传达)

毛泽东指示：

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

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名称，叫“革命委员

会”好。

毛泽东讲话：

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向总理和国务院送递的一份指令中，要废除所有的首长。这是极

端的无政府主义，是很反动的……其实在任何情况下都有首长才行。

谢富治指示：有些小报刊登谣言，影响不好。今后首长讲话不许张贴大字报与发传

单。

江青指责上海市公安局整了她的“黑材料”，为此将公安部长罗瑞卿、副部长徐子荣

打成“现行反革命”，副部长凌云被捕入狱。

2、3 月

自上海“鲁迅兵团”文章发表后，从 2 月底到 3 月初，首都各高校造反派组织纷纷

开始整风。

3 月 1 日

《红旗》第四期发表社论《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声言大多数干部是好的，不能认

为“只要是当权派，就是不好。”它是由毛亲自审阅修改的。

周恩来在接见西安造反派代表时，对西安提出革命的打、砸、抢万岁，全国各校又

提出抓、揪、抄，表示愤慨。他质问：你们眼里有没有中央？他提出：今后不要再上街

游行，也不要搞宣传车上街。对流行的“大联合、大夺权”口号，他传达说，2 月 27 日

毛主席已表示不同意，难道没有一个单位是无产阶级当权派？建议改为“大联合夺权”。

他提出：“大联合”要一个系统联合，不要跨行业，已经跨了的要改正。他指责批刘澜涛

的小报实在不好，丑化。北京更不像话，搞了个《百丑图》。再这样，过几天我们就要封

报了。

周恩来、李先念、李富春、余秋里、谷牧继 2 月 28 日再次接见工交所属铁道、煤炭、

石油、水电、一机、化工、冶金等七部造反派及负责人，逐一研究煤炭、矿冶、石油三

部恢复业务问题，指示介入的矿业学院学生退回原校整风。会议继续在 2 日举行。

3 月 2 日

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不准部队所属的一些单位进行串连。为了保守军事机密，部

队所属国防施工、基本建设、科研、设计单位和军队修理工厂、军需生产工厂，经中央

文革同意，非军队人员一律不要去串连，已进去串连的应立即退出。军队内部人员串连

问题，按军委有关规定办理。

249

江青召集十二省、区负责人开会。会上，江攻击邓小平是汉奸、法西斯、反革命两

面派。

戚本禹在人民大学讲话：人大的第一个敌人是孙泱。第二是郭影秋，第三是胡锡奎。

建议“人大三红”与“新人大公社”开门整风。“三红”搞康老的材料有很大的错误，应

该吸取教训，清理队伍，达到联合，不能马上联合，也要协力。注意斗争方式，还要注

意保密。

《人民日报》正式宣布山东省革委会诞生，并发表社论《革命的“三结合”是夺权

斗争胜利的保证》，指出：“山东的经验充分证明，只有革命的三结合，才能及时识破阶

级敌人的各种阴谋诡计，实现军民配合，粉碎他们的假夺权、反夺权的罪恶活动。”同时

还登载了山东省革委会在 2 月 3 日发布的第一号通告。

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了由毛泽东亲自修改和批发的《首都红代会宣言》。清华、

北大、师大等院校造反派连日欢呼庆祝。

下午，首都几十个单位在钢铁学院开会，斗争了反革命组织“全红总”的头目王振

海等。

体委“革命造反联络总部”斗争荣高棠。

3 月初

戚本禹谈北京市老干部吴德、刘建勋、丁国钰、高扬文、李清泉是比较好的，有的

比较坏，如雍文涛 。

3 月 3 日

毛泽东发布《关于军队要协同地方管工业的指示》：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劝阻自发前往援越抗美的通知。

中央军委办公室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总政部门干部会。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叶剑

英、聂荣臻、萧华、王力、关锋、戚本禹、叶群参加。萧华就文化大革命中所犯错误作

了检讨。陈伯达讲话：萧华是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由于长期养病，8 月 10 日才

回来，在一段时期犯了些错误。周恩来讲话：萧华问题搞得这么大，是有别有用心的想

搞垮毛主席司令部的人。

李富春写信给全国总工会的造反派，提出中央认为刘宁一不是三反分子。

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康生、王力、关锋、穆欣接见江苏代表团。王力说：对于江

渭清，单凭江苏饭店“一三”事件就应该打倒。康生指出：昆明提出“左派内部必须大

乱”，西安提出“革命的打、砸、抢万岁”，你们江苏的“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等

口号是真的形“左”实右，要坚决反对。

在所谓“二月逆流”时，北京大学校文革的一些人把北大“井冈山”、“红联军”打

成反动组织，关押了一百多人。本日，北大哲学系教师郭某贴出《新北大要整风，聂元

梓第一个要整风》的大字报，揭发聂在 1966 年 11 月涂改录音磁带，在政治上陷害“井

冈山”、“红联军”等问题。聂指郭为“资产阶级整风方针的代表”。北大开始波动。

3 月 4 日

谢富治、戚本禹在政协礼堂接见红代会核心组成员及部分工作人员。戚本禹讲话：

中央近来研究一个关于大学文化大革命的文件，精神是大家都回学校。外地联络站，三个司

令部的都撤回。建议三个司令部合并。成立了红代会，三个司令部都撤销。目前，从中央到地方

都有一股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他们在对红代会所属各小报及印刷厂负责人讲话中，批评出版的

东西错误很多，泄露机密、歪曲讲话，还出了“百丑图”。今后对未发表的毛主席著作与诗词，

250

不能随便翻印。

戚本禹在政协礼堂接见人民大学造反派，就批判朱德问题，指示说：“你们自己搞就

搞成了；你们说是我们叫你们搞，就搞不成。”

“誓死保卫毛主席，斗争彭罗陆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大会”连日(4 日、5 日)在工

人体育馆召开。彭、罗、陆、杨之外，刘仁、万里、吴冷西、周扬、童大林、安子文、

曾三、萧向荣、梁必业及郝治平、严慰冰等数十人陪斗。

3 月 5 日

周恩来、康生、王力、关锋等在人大会堂接见江苏两派赴京代表。周恩来说：江苏

“红总”(以工人为主体)1·26 夺权，但排斥“8·27”。1 月 30 日三十万人大会又拒绝“8·27”

参加，造成造反派内部分裂，发生打、砸、抢。故采取临时办法，实行军管，但不在报

纸上宣布。南京“8·27”是以南京大学 1966 年 8 月造反而著名并发展起来的。它们提

出口号：“砸烂文氏黑店”(文凤来为“红总”所支持的革命干部)，“红总”则报以“文凤

来好得很！”的口号，“8·27”复以“好个屁！”讥之。故当时以“好派”、“屁派”相称。

康生说：自己称自己“屁派”，真糟糕！

李先念在对人民银行造反总部讲话时，对财政金融学院“8·8 战斗队”高度赞扬。

并说：外贸学院到外贸部，商学院到商业部，财金学院差不多各单位都去了，他们去了

30 多个工厂，起了先锋作用。

戚本禹接见地院“东方红”部分同学，说：江青同志说过，地院“东方红”的红旗

不能倒。还有北航“红旗”、“新北大”、清华“井冈山”、师大“井冈山”的红旗不能倒。

朱成昭应闭门思过。“东方红”核心领导组应站出来领导。王大宾是个好同志。

下午，在北京先农坛体育场，数万群众举行了“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和中央文

革——彻底砸烂反革命组织‘全红总’大会”。“全红总”头头王振海、李卫兵、周牧等

被批斗。

首都各高校普遍开展开门整风。戚本禹接见地院“东方红”部分同学，对整风作了

指示。要求通过整风，达到联合。

3 月 6 日

江青策划打倒谭震林，指使戚本禹授意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的头头谭厚兰，密

谋“反谭震林可以从大寨展览开刀。”

《文汇报》发表《搞臭风头主义》的社论，认为风头主义是当前革命大联合的危险

敌人。

3 月 7 日

毛泽东就《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和巩固发展红卫兵的体会》

批示：

林彪、恩来、文革小组各同志：

此件似可转发全国，参照执行。军队应分期分批对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实行军训，并且

参预关于开学、整顿组织、建立三结合领导机关和实行斗、批、改的工作。先作试点，取得经验，

逐步推广。还要说服学生，实行马克思所说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教导。

在军训时不要排斥犯错误的教师和干部。除老年和生病的以外，要让这些人参加，以利改造。所

有这些，只要认真去做，问题并不难解决。

毛泽东

251

三月七日

毛泽东批发渡口驻军支左经验。

林彪、恩来、文革小组：

此件拟可转发全国全军。参照执行，请酌处。

毛泽东

一九六七年三月七日

渡口驻军支左联合指挥部关于《首先是从政治思想上支持左派》的经验称：

解放军支持革命左派，首先是从政治上支持，也就是帮助他们认真学习、掌握和运用毛

泽东思想，掌握党的政策。使他们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壮大，依靠革命左派自己

的力量，搞好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大专院校当前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草案)

(供讨论和试行用)

一、大专院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按照“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进行斗、批、改。

二、下厂下乡和在外地串连(包括参加外单位夺权的和设在外地的联络站)的革命师生，一律在三月二

十日前返回本校，参加本校文化大革命。

三、各大专院校的革命师生，必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按着统一

安排，分期分批地进行短期军政训练。

四、 各院校根据本单位具体情况，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

威”，要在政治上、思想上、学术上深入地进行批判和斗争。着手研究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学

方针和教学方法。

五、各大专院校，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反动的学术“权威”以外，对各级领导干

部、教授、讲师、助教、职工、都应当采取团结、教育的方针，吸收他们参加文化大革命，并且

安排他们的工作。对犯错误的人，要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

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累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

六、大专院校必须由革命学生、革命教职员工和革命领导干部组成临时权力机构，领导无产阶级文化

大革命，行使本校的权力。已经由革命左派学生组织掌握领导权的，应着手吸收革命教职员工和

革命领导干部参加。在条件成熟时，实行全面选举制，正式建立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

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组织形式，作为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正式权力机构。

七、大专院校的革命的红卫兵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先锋，应该在运动中整顿、巩固和发展。红卫

兵应该以劳动人民家庭(包括工农兵和革命干部以及其它劳动者)出身的革命学生为主体。非劳动

人民家庭出身的学生，对毛主席有深厚感情，有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一贯在政治思想上表现比较

好的，也可以参加。

八、大专院校所属工厂、企业和科学研究单位，必须坚决实行毛主席、党中央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

认真地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中小学复课闹革命》。

上海《文汇报》发表社论：《为革命领导干部的亮相喝采》。

中共中央发布通知，在春耕期间不要在农村生产队搞夺权。

北京出现“打倒谭震林，解放农林口！”“彻底击溃反革命复辟逆流！”等标语，指责

谭震林炮制大寨展览是“疯狂反对毛主席，反对八届十一中全会，为刘、邓翻案。”

北京市委干部刘建勋、吴德、高扬文等在首都剧场向全体革命干部检查了错误，进

252

行“表态”。

贺龙在其西山的幽居地写完了关于洪湖地区肃反扩大化问题的报告。

戚本禹密函江青、康生、陈伯达，“正式向组织建议，要刘、邓、陶、朱搬出中南海。”

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作出《关于全体兵团战士和革命师生开展军政训练的决议》。

决定全体兵团战士和革命师生于一九六七年三月八日开始，进行军政训练。

3 月 7 日—16 日

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来华访问，10 日参观了北航。

3 月 8 日

中央转发毛泽东就天津延安中学实现大联合体会一文的批示。

此后，人民解放军陆续派出军训团进驻学校，开始对大、中、小学师生分期分批进

行军训。军训团到校后，搞大联合，建立革委会，将学校教导、总务等机构改为政工、

教育革命、后勤等组。并取消班级建制和班主任制度，撤销教研室(组)，将师生统一按班、

排、连、营建制编队，设连队委员会、政治指导员。

林彪找李作鹏谈话，指示：“我想搜集一点具体事实，来说明军队中间也存在着无产

阶级司令部与资产阶级司令部两个方面的路线斗争，请李作鹏同志把海军苏振华等人如

何执行刘邓路线，在上面勾结坏头头，在下面煽动群众，向李、王、张进攻的材料，给

我整理出来，把事实摆出来。要采取列举事实的办法，拉条条的方法，不要写成文章，

很快搞出来，三天交卷。”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谢富治、王力、关锋、戚本禹、陈永贵等先后参观了在八

一学校，由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主办的“摧毁反革命组织‘联动’展览会”。八一学校是

北京军区高干子女寄宿学校，学生在校养尊处优。全校千余人，其中六百余是服务人员。

文革期间，学生中出现大批“联动”分子，对学校大行破坏。来参观的中央首长一致认

为，应当砸烂高干子女寄宿制度。康生看到被砸的标本室时，说：“土匪，完全是土匪！”

这个展览会受到“联动”成员的多次冲击。

康生对全国总工会四组织所主办的小报《红旗》上刊载《揪出反革命两面派刘宁一》

一文提出严厉指责，说刘宁一不是三反分子，不是三和一少路线的制定者，而是揭发者。

王力接见广播事业局整风小组及造反派组织代表，指示开门整风。中央文革重视 2·18

武斗，“这与反中央文革的逆流时间差不多，配合在一起。”希望电台能与中央文革共患

难，真正站在一起。

北京十几个造反派组织召开“击退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誓师大会”，街头四处出现“炮

轰谭震林！”“谭震林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等大标语。

下午，师大“井冈山”、农大“东方红”、农科院“红旗”等千余人，由谭厚兰等率

领，高喊“谭震林的黑报告是二月逆流的宣言书”、“谭震林欺骗毛主席罪该万死”等口

号，冲击并占领了“大寨展览会”所在的北京农展馆。

晚上，由谭厚兰组织的又一批人冲进农业部，占驻该部。

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抄了北京部队政委廖汉生家。廖是贺龙的外甥。廖与其妻均被

送到北京卫戍区看押。

3 月 9 日

谢富治、戚本禹接见北京日报社造反派，宣布从 12 日开始，报社由军队接管。接管

后，进驻报社的工人、学生要退出报社。

农业口召开批判谭震林大会。

253

3 月 9 日—10 日

在解放军军级以上干部会议上，康生传达了毛泽东与谢胡、卡博、巴卢库的谈话。

陈伯达在会上揭露从 1962 年以来刘少奇“反毛主席的罪行”。“当前的斗争是向党内走资

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

3 月 10 日

《人民日报》转载《红旗》社论《论革命的三结合》，发表毛泽东关于夺权后建立的机

构叫革命委员会的指示。

康生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

军委发出关于军内院校、文艺团体、体工队等支左支农支工的有关问题的通知：

军队院校、文艺团体、体工队等各革命群众组织，都要以两三周时间进行整风学习，学习文件，

提高思想，总结经验，修正错误，尔后集中精力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一律不再到外地串连，也不要

同本地区外单位或地方组织搞串连。所有外出人员一律收回，地区性的和几个单位组成的联络站，一

律撤销。地方群众组织，也不能到军队串连。

支左、支农、工业工作，是毛主席交给军队的光荣任务，是对人民解放军最大的信任和鼓励，一

定要切实作好，努力完成。在这场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必须加强领导，加强调查研究工作。各地

区、各城市支左、支农、工业工作，一律由当地驻军最高领导机关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统一安排，

院校、文艺团体、体工队等单位的支左、支农、工业工作，一定要服从当地驻军最高领导机关统一领

导，不得各行其是。

军队院校、文艺团体、体工队等单位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或者比较好的。凡是未经上级批准

撤职或停职的干部，除应在群众帮助下，认真检查自己的缺点、错误，努力改正外，应该站出来做工

作，把本单位的支左、支农、工业和行政管理工作管起来，各革命群众组织要帮助和支持他们领导好

这几项工作。

毛泽东复信章士钊，拒绝章士钊所提不要打倒刘少奇的劝告。

章士钊上书毛泽东

“文革”初，章士钊对不断加剧的动乱深感忧虑。他给刘少奇写了一封长信，在给刘少奇写

信之前，曾给毛泽东写过一封信。他在信中说，自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兴旺发达，全都仰仗共

产党之英明领导。而毛、刘团结乃共产党领导核心坚强的保证。假若刘少奇同志确实犯了错误，

望毛、刘两位领导能赤诚相待，好好谈谈，刘可做检讨，但切不可打倒刘少奇等等。大约三四天

后，即 3 月 10 日，毛亲笔写了回信，全文如下：

“行严先生，惠书敬悉。为大局计，彼此心同。个别人情况复杂，一时尚难肯定，尊计似宜缓行。

敬问安吉！ 毛泽东 三月十日”

李先念接见卫生部群众组织代表，说：这几天，借揭保健工作之名，从中央负责同

志生活上搜集资料，这是在丑化党。

[按] 当时大字报上揭发了许多干部生活奢侈腐化，特权享受，小病大养，无病亦养，

挥霍国家医疔资源，甚至霸占他人妻女，生养私生子等等丑闻。实则此类事决非个别现

象。从迷信阴阳采补、淫荡糜烂，因而被谥为“ 铁鸡巴” 的毛泽东、到乱伦的将军、到

254

前后有九个性伴侣的“ 花帅”，这类丒事在“ 伟、光、正” 的先锋队中，见怪不怪，习以

为常，只要政治上不倒，统统是“ 小节无碍”。早在 1949 年 4 月，当解放大军初入江南

名城南京，立刻陷入一场抢房子、抢位子的混乱争夺中，赤裸裸，急吼吼，其丑态一点

也不逊于太平天国的将士们。一位姓宋的高干见到江南水灵灵的女孩子，垂涎欲滴，忍

不住对当时南京地下党的市委书记陈修良说：“ 一个人要能娶两个老婆就好了。” 在山沟

里蹲了十来年，一入城，干部们忙着找老婆、换老婆。从 49 年到 79 年，堂堂中华人民

共和国，除了一部形同废纸的《宪法》外，只有一部《婚姻法》，就是为干部们换老婆方

便用的。胜利了，饱暖思淫欲，官做大了，又缺乏监督，更无所顾忌。历史上农民起义

军都逃不了腐化堕落的结局，中共也不例外。一位姓萧的将军在文革初期被批判时，竟

坦言：“ 老子出生入死打天下，搞几个女护士、女文工团员，算得了什么？” 改革开放

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切都成了商品，官员们以权谋财，以权谋色，90％以上的贪

官都有二奶、三奶……，公共情妇、不雅视频、堂堂高官无耻充当皮条客，性秽闻花样

翻新，中共官场比青楼、妓院还要淫荡、龌龊。中共官吏中许多都沦为人间少有的最淫

荡、最腐朽、最无耻、最无道德的一群衣冠禽兽。

下午，谢富治、王力、关锋、戚本禹等来到大寨展览会所在的北京农展馆，表示支

持“革命小将的革命行动”，和群众一起振臂高呼“打倒谭震林！”

北京工人体育馆与北师大分别召开了“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云大会。”

《人民日报》提前转载了《红旗》第 5 期(3 月 30 日出版)社论《论革命的“三结合”》。

北京市六中召开大会，斗争王冒明，“西纠”成员王冒明因杀人致死罪被判死刑。

中央批准对江苏实行军管。

3 月 11 日

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

康生偕其妻曹轶欧参观大寨展览会，指责这个展览有很多东西是反毛泽东思想的，

突出的是刘少奇的政治。该展览原是康生代表中央专门审查批准的。

吴德、刘建勋、丁国钰(或作高扬文)三位干部在北京体育馆举行的群众大会上，响应

毛泽东的号召，“到革命群众中亮相”，进行检查。“群众”对他们的检查表示“欢迎”，

为下一步进行三结合做了准备。

以首都红代会及农林口机关造反派为主体的近百个群众组织，联合成立“首都彻底

255

击溃谭震林自上而下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联络站”(简称“首都批谭联络站”)，社会上反击

“二月逆流”的声浪越来越大。下午，师大“井冈山”等三十二个单位齐集农业部前，

召开了“揪出镇压农林口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谭震林誓师大会”。

清华“井冈山”贴出“廖汉生与贺龙”的大字报，指责贺龙是刘邓的忠实门徒，在

文化大革命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青海日报》事件发生后，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联名写信给毛泽

东，请求重新调查。毛在本日批示：可以调查一下，如果是学生开枪，问题不大。如果

不是这样，那就值得研究了。

一群“联动”分子骑车在王府井八面槽高喊“砸烂中央文革的狗头！”

3 月 12 日

毛泽东接见军以上干部参加的军委扩大会议成员。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建立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

李作鹏伙同王宏坤、张秀川编织成《海军党委内部两个司令部争论的几个主要问题》。

以特急函送交叶群。其中诬指苏振华、刘道生、杜义德为海军内“苏记黑司令部”，陶勇、

方正平、卢仁灿、康志强为这个黑司令部的“四大金刚”；傅继泽、郭炳坤、张汉丞、赵

晓舟、罗斌为“五大虎将”。4 月，海军直属机关高级干部 36 人受到批斗。

关锋在一次讲话中辟谣说：毛主席没有讲过不管什么当权派，先夺了再说的话。

北京市中学红代会筹委会成立，它包括 35 所中学的革命群众组织，拟于近日召开红

代会。晚，谢富治在接见筹委会代表时指出：对老红卫兵要作阶级分析，对高干子弟要

区别对待，其中坏的应该叫有反动思想的高干子弟。“联动”是红卫兵的叛徒。

红代会发出通告：要求所属单位立即行动起来，捍卫毛泽东的革命路线，不把谭震

林批倒批臭，不把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击溃，誓不罢休。

3 月 13 日

周恩来在军级以上干部会上讲话，就军事管制问题进行了逐条说明。到二月中旬，

全国实行军事管制的单位六千九百多个，“已经动用了团的兵力”。军管形式有两种，一

是建立军事管制委员会，一是派出军代表。

李富春在军级以上干部会上就生产问题讲话。

关锋、戚本禹接见青海造反派“8·18”，了解青海事件情况。

王力对回国留学生讲话：10 月 3 日《红旗》十三期社论发表，陶铸就不赞成。他反

对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他还是反对。这不光是几个字的争论，他

就是不让批刘邓路线，不许批工作组。

下午，北师大“井冈山”、学部“联队”、石油学院“北京公社”等组织在北师大召

开揭发余秋里，打退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大会。

学部民族研究所部分群众贴出《就中央统战部运动中几个根本问题与李富春同志展

开大辩论》，遭到许多大专院校的反对。当时学部造反派提出三打倒(余秋里、陈毅、谭

震林)二炮轰(李富春、李先念)。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春耕时期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不夺权》。

3 月 14 日

周恩来在接见西安造反派时，说：毛主席看到“打倒朱德”的大标语，不同意这种

提法。根据中央指示精神，朱德问题要暂停。

陈毅接见对外经委造反派代表，说：革命的监督权是文化大革命的创举。监督不搞

256

监督官，做监督工作，不能脱离原单位。

北京五十多个院校十万人游行示威，反击“二月逆流”，群众高呼“用鲜血保卫中央

文革”，“打倒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掀起了反“二

月逆流”的第一个高潮。

《解放军报》发表社论《论提倡一个公字》。

3 月 15 日

中央宣布对广东省实行军事管制，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任军管会主任。广东省 1·22

“革联”夺权之后，与各单位造反组织冲突，无力控制局面，造成混乱，此种现象，全

国各地皆然。广东在全国地位特殊，故较早实行军事管制。“省革联”与军区及其支持者

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成为广东两派长期武斗的祸根。

[按] 在被群众造反派组织夺权的省、市乃至一些机关，派别对立，无法联合，往往

夺来夺去，为劫持大印而武斗不止。所谓“ 革命领导干部”，除毛及中央文革钦定者外，

各派有各派的结合对象。“ 三结合” 的领导班子根本无法建立。毛所标榜的“ 群众路线”，

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终于成为破裂的肥皂泡。图穷匕首见，而有

所谓“ 军管”。“ 大民主” 成为独裁统治者枪杆子下的装饰和讽刺。

257

第五节 揪叛徒 彻底打倒刘少奇

3 月 16 日

毛泽东关于《毛选》注释问题的指示：

一、注释不要修改，这些人名都不要删掉，这些都是历史。没有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何以

成为《晋史》？注释修改，要费很多时间，现在没有时间。

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写得不好，可以不收。

三、《整顿党的作风》中引用刘少奇的一段话，没有必要，可以删去。

四、新印《毛选》仍用原来日期。

五、《毛选》五、六两卷一年以后再说，现在你们没有时间，我也没有时间。

六、《语录》第 208 页引用刘少奇的一段也删去，另 204 页标题为“思想意识修养”，改为纠正错

误思想。

中共中央、国务院、军委发布关于保护国家财产、节约闹革命的通知。通知指 ：最

近，一些地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社会上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

分子互相勾结起来，挑唆一部分人破坏国家财产，私分集体经济的生产资料，砸毁工矿、

企业、机关、学校等单位的设备和物资，妄图破坏国家的经济建设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命运动。中央认为，这些现象必须立即予以制止。

中共中央转发对需要实行军事管制的厂矿的布告。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各地方报纸宣传的几项规定。因夺权斗争情况错综复杂，各省市

的报纸宣传工作出现一些问题，故中央特作规定：报纸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是革命

派大联合的喉舌，不能作派性工具，应严格遵守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进行宣传。报社

内部，如革命派不能控制局面，可实行军管。报纸不许泄密，不许刊载开斗争会等图片，

不要使用谩骂的词语，不许攻击人民解放军，不要公开宣布军事管制。等等。

陈伯达指示：不能让陆定一在卫戍区那里反省。那是法国人盖的房子，是解放前北

京最好的房子。不能让他们在那里休养，这些人一活就是七十、八十，比我们活的时间

还长。“要带上铐子”，要连续审讯。

康生接见安徽夺权派代表，说：任何人不得任意捕人、武斗。

王力在人民日报社讲话，说：从下到上都有反革命复辟的现象，这股逆流值得注意。

夺权看来四月份解决不了，再延长一个月。大串连不适合时宜，看来不要搞了。

戚本禹在市委机关召开的“彻底揭发批判旧市委誓师大会”上说：虽然彭真反党集

团被揪了出来，但旧市委并没有被砸烂，黑帮分子仍然很嚣张。新市委犯了严重错误，

没有用革命的方法砸烂旧市委。北京市要继续夺权，把黑帮斗垮斗臭，清除资产阶级反

动路线。

戚本禹在接见黑龙江革命委员会代表时说：“你们应当让潘复生同志挂帅。他是省委

书记中较好的。十一中全会上，他坚定支持左派，当时为左派说话的没有几个……当时

潘复生与刘邓路线斗争比较坚决。”他又说：“看干部不要看他干什么的，要看他是代表

哪个阶级，代表什么路线。”此后，根据中央文革的指示精神，黑龙江省革委会作了调整。

178 个单位的一万三千余人在北京农业大学召开声讨谭震林大会。 中共中央印发《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一人的自首叛变材料》。在

批示中说：“薄一波等人自首叛变出狱，是刘少奇策划和决定，张闻天同意，背着毛主席

干的。”刘少奇、张闻天作出了“叛卖的决定”。“这些变节分子……许多人在重新混入党

内以后，成为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坚决执行者，成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成为

258

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揭露这个叛徒集团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

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批示中还引用了毛泽东 1 月 31 日在谭震林关于农口几

个单位阶级斗争情况报告上的批语：“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入了少

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节分子，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部自己跳出来，是大好事。

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彻底批判，然后分别轻重，酌情处理。”这个批示，是毛泽东批

准的。61 人中，除已死去 22 人外，一人为科长，其余 39 人均为省市委以上负责干部。(据

戴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一文(南方日报 1966 年 3 月 29 日)载：61 人中 19 人已在抗

日战争中牺牲，2 人叛变被处决，文革时健在者 40 人，其中 22 人担任省、部长以上干部，

13 人为省政协副主席或司局级干部，其余者为一般干部)。

由 61 人案引起的揪叛徒恶风，到 67 年 6 月，全国有五千多人受到审查。廖鲁言、

徐子荣、胡锡奎、刘锡五、王其梅等含恨逝世。

3 月 17 日

中共中央通知，未经中央同意不能在省、市一级擅行夺权。在采取行动之前，应事

先取得中央同意派代表来京同中央商量。没有经过中央同意，不要成立临时权力机构(革

命委员会)，不要在地方报纸上报道和广播电台上广播夺权。

周恩来、李富春、聂荣臻等接见国防科委各部，各部部长大都参加。周指示：(1)要

下一道通令，四月份不串连了；(2)好多部长都要放回去工作。关于夺权，周说：开始有

些模糊。夺回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是肯定的；夺顽固坚持资产阶级

反动路线的权，不仅群众说过，中央有过这个口号。目标大了些，主席也估计到各地会

有连锁反应。经过实践，主席认为仍是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只要不是反

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和坚持不改，屡教不改的，要允许他们改过自新，将功赎罪。

萧华在军级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要求广泛宣传文革的意义，深入批判刘邓和把学

习毛泽东思想推向新高潮。

康生接见安徽 1·26 夺权派代表，严申不准再乱捕反对派。

周恩来、谢富治在军管干部会议上讲话。周说：毛主席根据目前情况，考虑到军队

不仅要管农业，而且要管工业。目前，全国除了 15 个省市外，其它省市都实行了军管。

军事管制要扩大，在夺权的单位，要派军代表。县以下派民兵代表。谢说：北京有一千

多个工厂，这次实行军管的有一百多个。

北京市委和北京卫戍区司令部在西苑大旅社召开部分厂矿企业的解放军代表会议。

谢富治在会上讲话，说：北京进行了军事接管的工厂有一百零几个(北京共有 1700 多个

工厂，70 万工人)。需接管的都是关键工矿。搞军事接管是毛主席的伟大号召。

叶群在中央文革小组会上，吹捧邱会作是“解放以来四个后勤部长中最好的一个。

武汉军区和武汉公安机关逮捕了在武汉地区煽动极“左”思潮的造反头目朱鸿霞、

胡厚民和一些骨干分子。

红代会批谭(震林)联络站等 134 个单位一万二千余人在农展馆广场召开“彻底揭发批

判全国大寨式农业典型展览誓师大会”，人民解放军也参加了大会。

3 月 18 日

中共中央致信全国职工、干部，正确贯彻中央要求，搞好运动。

中共中央转发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 3 月 18 日布告。对文化大革命中被遣返人员回京

问题作了规定。

[附] 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遣送后返京人员的处理办法

一、凡被遣送的下列人员，原则上一律不准返回北京，已经回来的应立即返回原遣送地，接受

259

革命群众监督改造。

(一) 坚持反动立场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包括摘了帽子后表现不好的)；

(二) 查有实据漏划的地、富、反、坏分子；

(三) 表现不好的敌伪军(连长以上)、政(保长以上)警(警长以上)、宪(宪兵)、特(特务)分子；

(四) 表现不好的反动会道门中的中小道首和职业办道人员；

(五) 表现不好的反动党团骨干分子；

(六) 坚持反动立场的资本家、房产主；

(七) 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和解除管制后表现不好的分子；

(八) 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

(九) 被杀、被关、被管制、外逃的反革命分子的坚持反动立场的家属；

(十) 有流氓、盗窃犯罪行为，屡教不改分子。

原来依靠上述十种人生活的家属子女，已回北京的，一般也应动员他们返回原遣送地。少数

确有正当理由，在京又有亲属抚养的，也可以不回原遣送地。已在迁入地安家落户的，就不要再

回北京。

二、被遣送后返回京的人员中，有下列情形的，可以在本市给予安置：

(一) 不属于第一条中所列十种人的人员，已经返京的应予落户。原来在机关、厂矿、企业、学校

内部的，由原单位妥善安置；

(二) 十种人中，被遣送去沿海、沿边地区和国防要地，已经返京的，可予落户。

上述两类人，已在迁入地安家落户的，就不要再返回北京；

(三) 十种人中，年老病残，不能单独生活，原籍无依靠，北京又有人瞻养的，以及个别有其它特

殊情况的，可予落户。

三、那些人可以在本市安置，应由原单位的或街道的革命群众组织提出意见，经有关行政领导

和公安机关审查批准。

四、应该返回遣送地的人员，必须立即离京，违者由革命群众组织和公安机关强制遣送。无理

取闹和有破坏活动的，根据情节依法处理。

五、凡遣送到本市各县的，当地基层干部和革命群众应当顾全大局，做好遣送回乡人员的安置

工作，不要让他们返回市区。

周恩来函商毛泽东、林彪等，要求对政府各部之陷于瘫痪者皆进行军管，毛批示：“退

总理照办”。

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十万人参加的批斗大会，台上站着彭德怀、贺龙、陈毅、叶剑

英、徐向前、聂荣臻、罗瑞卿、谭震林等四十七人，周恩来参加了大会。

中共中央印发薄一波等六十一人自首叛变材料的批示，传达毛泽东指示：“党政军民

学、工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入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变节分子。此次运动中这些人

大部分自己跳出来，是大好事。”

周恩来、康生、萧华、李天佑、王力、关锋、戚本禹、徐立清等第三次接见内蒙四

方，严厉批评了内蒙军区镇压造反派的错误。

下午，在民族宫召开了“斗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蒋南翔大会”。参加大会的有教育

部、高教部、清华大学、北京工业学院等单位的革命组织。据云蒋在会上“态度极不老

实”，遭到了与会广大革命群众的“痛斥”。

部分“联动”分子贴出大字报《社会向何处去》。三十一中贴出大标语“毛主席正确

不正确，十年后见”。

山西省革命组织代表会议于 3 月 12 日至 18 日在太原举行，正式建立山西省革委会，

刘格平任主任委员，张日清、刘贯一、陈永贵任副主任委员。

260

天津市大专院校红代会成立。

北京通县宋庄公社翟里大队是戚本禹搞四清的地方，本日召开“坚决打退资产阶级

反动路线新反扑，誓死捍卫四清运动成果大会”，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等几十个单位，共

一万多人参加了大会。

红代会今天上午电话通知所属组织：

1. 周总理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任何人不能对周总理有半点怀疑，绝对不能贴周总理的大字报。

炮打周总理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反革命，就对他实行专政。

2.不要贴李富春同志的大字报。

3.李先念、余秋里的问题还不太清楚，正在调查。

3 月 19 日

中央军委作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先

后派出二百八十多万军人执行任务。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停止全国大串连的通知。

北京市贫下中农代表会议召开。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谢富治、江青、戚本禹等

人参加了大会。周恩来讲话提出：在春耕大忙季节，生产队、生产大队不要夺权，即使

是需要夺权的也不要夺权，把春耕工作做好。

杨成武在军级以上干部会上，对罗瑞卿、邓小平作了长篇批判发言。

3 月 20 日

毛泽东对齐齐哈尔铁路机务段 3 月 12 日报告的批示：“一切秩序混乱的铁路局都应

该实行军事管制，以便尽快地恢复正常秩序。一切秩序好的铁路局也应该派出军事代表，

吸取好的经验，以利推广。此外，汽车、轮船、港口装卸也要管起来。只管工业，不管

交通是不好的。此事请你们研究。”

林彪在军以上干部会上讲话，强调运动所造成的“损失是最小最小，而得到的成绩

是最大最大最大。”其损失“比起世界各国任何一次大革命都小得不能比拟。”下午，毛

就林的这个讲话，写信给林说：“林彪同志：看了一遍，很好，请交文革小组以斟酌，然

后可印成小册子发给党、政、军、民的基层。我做了少许几处修改，是否妥当？请酌定。”

从此，反击所谓“二月逆流”的斗争进入新的高潮。

(在讲话稿中原有“带枪的刘邓路线比不带枪的刘邓路线更危险”句，4 月 24 日正式印发时删去。)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处理红卫兵抄家物资的几项规定。

关于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处理红卫兵抄家物资的几项规定

现将中共广西梧州市委文革小组关于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红卫兵抄家物资处理意见的请

示，转发给你们，供参考。为避免这类物资受到损失，望各地从速处理。中央特作出如下几项

规定：

一、查抄地、富、反、坏、右或其它不法分子的财物，除日常生活必需品退给本人(如原物已遗

失或损坏则不退赔)以外，一律上交。

二、确属革命群众和劳动人民被错抄的财物，应全部退还本人。原物遗失或损坏者，做价偿还。

三、贪污、盗窃和私用查抄财物者，应自觉退出上交，否则严加处理。但被小集体用于文化大

革命的少量消费物或现款，经说明情况，可不予追究。

四、地、富、反、坏、右或其它不法分子，不准借处理查抄财物的机会，喊冤叫屈，反攻倒算。

违者必须严加惩办。

(此件发各级党委内部掌握)

261

关于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红卫兵抄家物资处理意见的请示

区党委文革小组并中央文革小组：

我市在去年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之后，于八、九月间红卫兵对一些四类分子和资产阶级分

子抄了家。这些物资至今尚未处理。春季已到，南方雨水多，保管不好或不及时处理，就会霉烂

和丢失(已发现有被偷盗现象)，我们意见：

一、属于黄金、白银、外币和大量人民币(以一户有数千元以上的)，予以没收或代管。

二、属于高级生活用品，如高级皮衣、手表等类物资，予以没收。

三、属于普通生活用品，如布料衣物和一般生活用具等归还原主。

四、这些物资在抄家时已损坏的或保管不善损坏和丢失了的讲清楚，不予赔偿。

以上意见当否，请速复电。

中共广西梧州市委文革小组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一日

周恩来接见财贸系统造反派代表，说：毛主席接见张春桥时说，二、三、四月份是

决战时刻。现在可能拖长。所谓决战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与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决战，

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决战。主席讲，明年二、三月看出结果。准备夺权的有七个省市，

七个还不明朗，十个军事接管，五个夺权。现在有一种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

但不提反扑。

谢富治接见“政法公社”代表时讲话，说：目前是决战时刻。搞谭震林你们应该参

加。夺权斗争中，有少数左派没有经验，没有团结多数。这次解放军接管 106 个工厂，

很多都是在夺权中没有实行大联合、三结合所致。谁反对统帅、副统帅，谁就是反革命。

谁反对中央文革，就要坚决和他斗争到底，这是大方向。

谢富治对红代会核心组讲话：说：中学近来比较紧张，海淀区的中学、北航附中的

保守势力比较嚣张。现在有阶级敌人搞反夺权，向中央文革小组反扑。

下午，在工人体育馆由农口革命组织主持召开了“批判谭震林大会”。揭发控诉了谭

在农口搞反革命复辟的罪行。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地院“东方红”、“新北大

公社”的代表在会上作了联合发言。

3 月 21 日

毛亲自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刘少奇的历史问题，正式批准了康生提出的

对刘进行专案审查的报告。

北航“红旗”等六组织秉承康生的暗示，对刘少奇历史进行调查，声称已掌握确凿

材料，证明刘少奇在历史上曾被捕变节。康生写报告建议对刘少奇进行专案审查（540

专案组）。本日，毛泽东批准了这个报告，其它政治局常委也圈阅同意。

[按] 刘少奇历史上曾两次被捕。一次 1925 年在湖南，一次是 1929 年在沈阳。1953

年初，毛曾密令高岗调查东北敌伪档案中刘少奇 1929 年在奉天被捕的情况，高岗命东北

局第二书记张秀山落实。同时的红卫兵材料，又诬栽刘 27 年在武汉时放弃阶级斗争、解

除工人纠察队武装，指为内奸、工贼。毛于此中情况，早就应该有所了解。然欲加之罪，

262

所谓“ 调查”，实为罗织，此陷人以罪之通行手法也。

根据毛泽东 20 日指示，铁道、交通、邮电三个部实行了军事管制。

周恩来在接见财贸口造反派代表时指出：对待干部，“不需要人人过关。人人过关就

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就是刘邓路线。这个思想来源于陶铸。”“怀疑一切是错误的，《红

旗》四、五期社论回答了这个问题。四期社论是批形‘左’实右。只隔了十天，五期社

论又出来了，批判了右的思想。”“带引号的‘左’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右就是什么

人都结合，实际是复辟刘邓路线。两条路线的斗争同时展开。”“这次运动搞出了一大批

叛徒，这是红卫兵的功勋。瞿秋白死前写了《多余的话》，是叛徒的自白书。”

萧华在总政对直属单位讲话：要求加强路线斗争教育。深入学习毛泽东思想。“去东

北夺权，揪出了后台，是北京军区。”

武汉军区发表《通告》，宣布解散带头造反的“工人总部”及其所属组织，并解放一

批地方干部，组成省市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进行工作。陈再道下令逮捕造反派三千

余人。

3 月 22 日

毛泽东接见了出席解放军军以上干部会的全体代表。

周恩来、李富春、李先念、余秋里、谷牧接见邮电、交通、铁道等部代表，宣布对

三部实行军管，并迅速把业务系统恢复起来。

陈伯达、康生、王力、关锋、戚本禹、萧华等第二次接见青海造反派，了解情况。

北京市革命职工代表大会召开。周恩来到会讲话，号召工人阶级做“抓革命，促生

产”的最出色的模范。

总政在人大会堂召开关于三支两军工作的会议。

《解放军报》发表社论《积极支持厂矿企业抓革命促生产》。

下午，在教育部召开了“彻底粉碎刘少奇叛徒集团筹备委员会会议”。

3 月 23 日

周恩来、康生、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杨成武、萧华等第三次接见青海造反

派。

周恩来、李富春、余秋里等在凌晨接见石油部、大庆油田、大庆驻军及哈军工代表，

周讲话：对余秋里有两种意见，一种是打倒，一种是保。这两种意见我都不同意。要批

就打倒，不批就保，不要这样绝对化。我是同意批判余秋里、康世恩的，批判到一定程

度再定性。要进行调查研究，要进行阶级分析，要按毛主席的干部路线正确对待干部。

又说：一概结合、一概肯定、一律扶植是不符合辩证法的，这是资本主义复辟思想。

下午，计委、工交系统及首都其它单位的三十四个组织一万五千余人，在北京师范

大学“七·二七”广场举行“彻底粉碎余秋里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誓师大会”。国家计委“革

命造反公社”、石油部“机关革命造反联合总部”、北京石油学院“北京公社”、师大“井

冈山公社”、学部“红卫兵联队”、北京石油学院“大庆公社”、“井冈山纵队”等代表先

后发言，声讨和批判余秋里的“罪行”。并宣布成立“彻底粉碎余秋里资本主义复辟逆流

联络委员会”。

周恩来在人大会堂代表中央宣布：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搞军事政变，镇压群

众，进行隔离审查。

外国人大卫·库普写大字报，批评造反派在掌权后的一些错误。戚本禹给人大三红

263

和新人大公社写了一封信，其中写道：“送去外国人的一张大字报，供三红和新人大的战

士们参考。祝你们整风成功，在斗争中学会掌握毛泽东思想。”

旧北京市委政治部主任冀民在市内散发传单，攻击“工代会是大杂烩组织。”谢富治

指出“这是严重的政治事件”。冀民被卫戍区扣留。

3 月 24 日

萧华代徐向前主持全军文革工作。

周恩来、李先念、汪东兴接见卫生部造反派代表和领导干部。周重申不能借揭发保

健工作丑化党。卫生部被毛指责为城市老爷卫生部，1966 年 8 月，由于原部长钱信忠等

被揪靠边，经陶铸提名，中央批准，派 47 军政委孙正至卫生部领导，兼任卫生部党委书

记。陶铸倒台后，卫生部旋亦被夺权。群众组织中对批钱、批孙各有分歧，形成对立两

派。周要求各派开门整风，对干部排队，抓革命促业务。

谢富治在公安部讲话：夺权与反扑（即反夺权）非常激烈。中央正一个省一个省安

排。第一是上海，然后是黑龙江、贵州、山西等。有的省三结合不成熟便军事管制，象

广东、河北。军管有三种，保守派夺权的要寻找左派，左派夺权的要帮助他们完成三结

合，两派斗争厉害的要军管。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中央首长今晚在人大会堂安徽厅第四次接见青海

“八·一八”革命造反派及原首都三司驻青联络站和外地赴青红卫兵。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布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

根据毛主席和林彪同志三月十一日对青海问题进行调查的指示，经向各有关方面进行了反复调

查，青海问题的实质已经基本清楚：

第一、青海省军区内部问题是一个反革命政变，副司令员赵永夫玩弄阴谋手段，推翻了司令员、

军区党委书记刘贤权同志的领导，篡夺了军权。

第二、赵永夫篡夺了军权之后，勾结二 O 五部队副主任张晓川，对西宁“八·一八” 等革命群

众组织进行残酷的武装镇压，打死打伤革命群众三百余人，甚至向十五、六岁的女孩子开枪，逮捕革

命群众近万人。

第三、赵永夫谎报军情，欺骗中央，蒙蔽群众，所谓“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组织拥有大批枪枝，

并首先开枪，毫无根据。经向在现场的许多革命群众调查，守卫青海日报社的“八·一八”群众，并

没有枪枝。赵永夫等人派了专门小组进行搜查，至今亦未搜到一支枪。

第四、以上事件同原青海省委书记王昭直接有关。

根据这种情况，现在决定处理办法如下：

一、中央军委发布命令，由军区司令员、党委书记刘贤权同志全权负责处理青海问题，并由兰州

军区派负责同志协助。

二、除独立师、独立团归刘贤权司令员指挥外，八 O 六一部队，八一二二部队，二 O 五部队，

在处理青海问题上，也统一由刘贤权司令员指挥。

三、向群众宣布“八·一八”为革命群众组织。二月二十三日流血事件，应由赵永夫和张晓川负

责。要为死难的革命群众恢复名誉，给予抚恤。对负伤的群众，要负责进行治疗。因为这个事件而被

逮捕的革命群众和干部，一律立即释放，被打成反革命的，一律平反。

四、受欺骗和蒙蔽的群众，概不追究。群众组织之间的问题，用整风的方法解决。严防坏人挑动

群众斗群众。

五、人民解放军是伟大的。二·二三事件是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制造的，广大的当地驻

军的干部和战士是没有责任的。一切革命群众同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紧密地团结起来，坚决打击一小

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

六、着手筹备建立以刘贤权同志为首的青海省军事管制委员会。

264

七、赵永夫隔离受审，张晓川、王昭隔离反省，听候处理。

（此件除青海外，只在军事系统内传达。青海可在有关部门内部张贴，不许登报和广播。）

[按] 青海的《青海日报》在 1966 年 6 月 3 日发表了“ 富有革命造反精神” 的社论《大

进攻、大反击、大革命》。青海省委第二书记王昭认为它是错误的，是大毒草，自 6．14

起，连续 8 天，在《青海日报》上进行批判、消毒。一批人被打成“ 反革命”、“ 右派分

子”，甚至被迫自杀。虽经中央文革多次指令，省委仍拒不彻底平反。当地群众就此事件

分成两大派：“ 8·18” 与“ 青海红卫兵总部”、“ 捍卫团” 等，前者为造反派；后二者为

保守组织，两大派长期对立，连续发生 6．10 事件、胡天申事件、10．1 李家庄孤儿事件、

12．9 民和事件、12．15 事件。武斗严重，而且愈演愈烈。据当时造反派的一篇报导，

说：1 月 3 日：王昭又唆使青海红卫兵总部恣意寻衅，挑起争端，无理扣压、残酷殴打前

去“ 总部” 商量有关处理黑材料问题的青海省“ 8·18” 红卫兵十余人。他们严刑毒打吉

林工学院赴青海串连的董兰平同志，使之造成严重的脑震荡，现在病危。他们把革命的

工人从二楼窗口向外扔。为了镇压坚持斗争的革命造反派，王昭亲自调动青海东卫队、

捍卫队等保皇组织，同时调集了一万多不明真相的、被迫停产的工人、农民（有些人手

持木棒）大力围攻革命派，殴打革命学生和革命工人，捣毁“ 8·18 红卫兵司令部” 等革

命组织。许多人受伤，给国家造成严重损失。为了扑灭群众的斗争烈火，王昭批给保皇

总部及不明真相的工人农民大量的汽车、汽油、面粉和摩托等。目前，白色恐怖正笼罩

着西宁。但是青海的革命造反者们，无所畏惧，不屈不挠，正在坚持斗争。（1967.1.10《首

都红卫兵报》）3 月，造反派群众占据青海日报社，青海驻军支左小组在军区副司令员赵

永夫的命令下，调动军队，包围报社，在武斗中开枪射击，死伤多人。余众被驱出报社，

这就是当时震惊全国的“ 赵永夫事件”。（参见 2 月 23 日记事）事件发生后，赵永夫向中

央军委汇报，叶剑英指示：你们打得对，打得好。后中央文革张春桥、王力、关锋、戚

本禹联名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对青海问题重新审查，遂有此结论。

265

国务院系统所属财贸口的红卫兵组织作出“炮轰李先念，彻底粉碎财贸口资本主义

逆流”的决定。

教育部造反派揪斗蒋南翔。

北京师范大学苏海东等贴出《给周总理贴大字报》；钢院张建旗提出炮打周恩来。均

立即受到反击。

3 月 25 日

在周恩来主持，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参加的解决青海问题会议上，林彪讲话，

指责赵永夫在青海是搞法西斯大屠杀。这是带枪的刘邓路线。

首都中等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召开，周恩来、江青在会上讲话，号召中学生回到本

校去，复课闹革命。大会发表了宣言。

军以上干部会议闭幕。

军委扩大会议精神

(摘录)

军以上干部会议，从二月二十六日至三月二十五日，开了近一个月。会议期间，毛主席、

林彪同志几次接见全体代表，会议由周、叶主持。周总理给会议作了两次重要指示，陈伯达也

给会议作过指示。三月十二日，毛主席接见了全体同志。

(一) ①提高对文化革命的认识和两条路线斗争的认识，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决把无产

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六七年工农业生产一定会全面地高速度的发展。死了几个人没有什么了不起，赶不上过去

一个战役、战斗‚ 淮海伤五万人；也赶不上一次流行病。革命不付代价是不行的‚ 群众起来了

嘛，挂了就挂了（指挂牌子）。我们有些人演变，变了轰一轰，冲一冲，受受教育。这次大革命

要把坏人打倒，把不坏不好的都教育过来。

阶级斗争不能调和的，要看主流，大方向，抓不住本质就要犯错误。

4．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文化大革命毛主席早有全面安排的，不理解也要执行，决不能不合自己的口味就不干了。

文化革命两个阶段，即：两个力量。

（1）从去年五月十六日至六七年元月二十三日是第一阶段，毛主席用了一张大字报，红卫兵，

大串联就把全国亿万群众发动起来了，以红卫兵为急先锋，工农兵为主力，群众性的向党内

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牛鬼蛇神冲他个不亦乐乎，来势非常之猛……

（2）人民日报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这时出现

了新情况：一、资产阶级反夺权，假夺权；二、左派分歧，互相争夺，牛鬼蛇神也起来夺

权，形成了反复夺权，这在一、二月份是全国性的，是必然的，其原因是，革命造反派（小

将）有天生的弱点，即政治上不成熟，虽然冲劲大，但是缺乏组织性。这时毛主席使用了

解放军这支大军，介入地方文化革命，在这个阶段中以解放军为主力，推动各方面工作，

凡没有人管的，解放军都管。

三个过渡：

（1）把权过渡到解放军手里；

（2）从解放军手里把权过渡到革命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手里；

（3）从三结合那里过渡到象巴黎公社那样通过全面选举出来的权力机构。这样算一个大战役。

5．解放军的任务：三支两军。

三支即：支工业，支农业，支持左派，主要是支左。 两军即：军管、军训。

① 编号不全,传单原件如此。

266

叶剑英、聂荣臻、萧华、杨成武、彭绍辉等在京西宾馆礼堂接见国防科委领导干部

和群众组织代表，传达林彪指示：对二至七机部实行军事管制，各个院校及科学院新技

术局由国防科委接管，实行军事管制。对几个研究院及科学院部分单位，由科委接管，

进行调整改组。

戚本禹第五次接见青海造反派代表。

李富春接见团中央造反派，指出胡耀邦阴谋翻案。他写的大字报《我的申述之一》

是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表现。

北京师范大学各战斗队纷纷反击苏东海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贴出“周总理是坚定

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谁攻击周总理就是反革命”等大标语。

张春桥在上海与华东局造反派座谈，张说：总理要我管江苏、浙江。对刘少奇，毛

主席说：我看以后我还要和他一起工作的。一些省委书记，如叶飞、江华、谭启龙都到

北京去了，都是毛主席邀请他们去的。最近你们看到没有？本来提三反分子（反党、反

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现在只提二反了。本来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与坚持资产

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现在后一条不提了。陈伯达同志说：反动路线问题按内部矛

盾处理，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给予出路。批判从严，处理从宽。

3 月 26 日

周恩来接见新疆代表团。造反派反映，军管以后，把造反派的权拿下，交给了保守

派。解放军支持保守派，我们反对保守派就是矛头指向了解放军。新疆军区已勒令北京

去的学生在 3 月 10 日离开，有隐瞒、窝藏的要受纪律处分。周一再肯定学生和造反派夺

权大方向是正确的。解放军调查不够，支持的不对，应提醒其注意，造反派要主动与之

搞好关系，否则不利于三结合。王恩茂问题，先不定性，回去作检查。

陈伯达、戚本禹到计委看大字报，询及 3 月 24 日召开的“彻底粉碎刘邓陶薄资本主

义复辟大会”，有人反映会上有人喊“誓死保卫余秋里”。陈伯达说：“我是计委副主任，

我没有来，是官僚主义，你们可以贴大字报，可以打倒我嘛。”戚本禹说：“他们连余秋

里都不敢打倒，怎么还敢打倒你。”

陈伯达、戚本禹到清华大学，就教改问题与部分师生座谈。

北京钢铁学院张建旗对炮打周恩来一事拒不认错，声言“三个月后再见”。并于 31

日发表公开声明，坚持反周立场。

在上海整风动员会上，姚文元作了长篇的整风报告，张春桥作动员报告。

3 月 27 日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指示立即成立以钱钧为首的军事管制委员会，

把省的领导权掌握起来。

陈伯达、戚本禹与北京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教学改革问题。陈说：“下半年就要上学了，

教育制度要搞个大革命。”“我们的教育制度是从清朝末年演变来的，后来又接受苏修一

套东西。教育制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基本上是资本主义的……我们一定要大破大立”。

“要从根本上推翻现行的教学制度。”他还说：“中国人还要学什么中国语言！”

谢富治在北京市委、市人委工作人员会上讲话：打倒一切、反对一切，这是刘少奇

搞的。文化革命初期，干部都靠边站，就是他干的嘛！

王力、关锋在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王力说，最近要批判《清宫秘史》。新闻界要批

判吴冷西、胡乔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将在四月二日开会（后延期）。北京市的特点：由

主席指示先开红代会、工代会、农代会。这样大联合就有了基础，思想容易一致。

267

中共北京市委、市人委在中山公园召开全体工作人员会议，吴德在会上指出因新市

委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因此，决定将市委、市人委全部工作人员集中到市委党校，

彻底肃清刘邓及彭、罗、陆、杨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

作协斗争作协党组书记刘白羽，刘被指责为以亮相为名，行反攻倒算之实。

中央决定对大庆油田实行军管。

3 月 28 日

刘少奇写信给毛泽东，对大字报攻击他吹捧电影《清宫秘史》等言论，进行辩解，

毛不予置答。

周恩来、李富春在接见国务院工业系统 21 个单位的代表时，周讲话说：“这次夺权

是四九年夺权的继续，这次夺权是最彻底的。”“主席在这个问题上有个估计，原说在二、

三、四月看出个眉目，现在还得加上个五月才能看出个眉目。明年二、三、四月或更长

一些时间要看出个结果。”

周恩来、康生等接见安徽代表。康生宣布了中央解决安徽问题的办法。

王力、穆欣与唐平铸在人民日报社谈话：新闻工作要转入批判。批判分三类。有不

点名批判，如刘、邓、陶是中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点姓与职务不点名，

有明点姓名的。

王力、关锋把题为《“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

分》的材料送呈毛泽东。它是关于 1966 年 6、7 月间清华大学工作组在干部问题上执行

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情况的调查报告。毛泽东在 3 月 29 日批示：“此件很好，可以公

开发表，并予广播。还应调查一、二个学校，一、二个机关的情况。请先印发参加碰头

会的同志及其它同志看一看。”该报告在 3 月 30 日出版的《红旗》上发表。

[按] 把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指为刘邓路线的组成部分是很不诚实的政治栽脏，

反映了毛在担心打击面太宽后争取干部多数的诡谋。

3 月

中国驻金边使馆向外界散发毛主义的宣传品，鼓励当地华人进行红卫兵式的活动‚

给高棉——中国友好协会提供资金，公开介入柬埔寨内部政治，由此引起西哈努克的不 满。

3 月 30 日

戚本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发表。文章最后提出

八个为什么：

如果真是“老革命”，那么，请问：

为什么你要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大肆宣扬活命哲学、投降哲学、叛徒哲学，指使别人自首变节，

要他们投降国民党，叛变共产党，公开发表“反共启事”、宣誓“坚决反共”？

为什么你要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投降主义路线？

为什么你要在解放以后极力反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反对农业合作化，大砍合作

社？

为什么你要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竭力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积极主张阶级合作，取消

阶级斗争？

268

为什么你要在三年困难时期，与国内外牛鬼蛇神遥相呼应，恶毒攻击三面红旗，鼓吹“三自一包”、

“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路线？

为什么你要在一九六二年还重新出版过去那种不要革命，不要阶级斗争，不要夺取政权，不要无

产阶级专政，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宣扬腐朽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宣扬反

动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的、欺人之谈的大毒草《论修养》？

为什么你要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提出和推行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破坏社会主义教育

运动？

为什么你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勾结另一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提出和

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文中“究竟是中国人民组织义和团到欧美、日本各帝国主义国家去造反，去‘杀人放

火’呢？还是各帝国主义国家跑到中国这块地方来侵略中国、压迫剥削中国人民，因而

激起中国人民群众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贪官污吏？这是大是大非问题，

不可不辩论清楚。”是毛泽东所加写的。据王力交待，毛泽东亲自改了三遍，发表前，周

恩来也不知道。

江青：《在京剧团的讲话》（摘录）

胡乔木是个托派。难怪我怎么也不理解。就是这《清宫秘史》，他坚决抵制主席。他说是爱

国主义，因为这是刘少奇的话。我完全记得清清楚楚，是在一个桌子上，他也在那个桌子上，

刘少奇也在那个桌子上。说是爱国主义，我说是卖国主义。我说主席也看了这个戏，主席说过：

这是个卖国主义的戏。我那个水平只那么一点，我觉得他们为什么把义和团诬蔑成那个样子。

光绪、珍妃都是想对外国人投降的。就是说中国人对外国人投降是合法的。国民党的投降主义

是正确的。刘少奇的投降主义是正确的。所以他死咬了一口，我永远忘不了。那个坏蛋亲自坐

镇。陆定一最后说：这是爱国主义，是艾青。我说什么爱国主义，是卖国主义！我气坏了。因

为他特意站起来，回过头来，针对着我讲话：啊！江青，等等，你敢说是卖国主义！我说，就

是。陆定一作为一个部长，中央委员，一个屁也不答。

[按] 影片《清宫秘史》：1944 年姚克作，1948 年由永华影业公司摄制。同年 11 月

在香港首映，49 年 1 月初始在上海放映。

毛泽东对《清宫秘史》，据传在 1950 年三月该片放映时便指出：“ 《清宫秘史》 一部

卖国主义的影片，应该进行批判。” 1954 年，他在关于《红楼梦》讨论，给政治局的信中

说：“ 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

至今没有受批判。” 1965 年 12 月杭州讲话中，又提到“《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

我看是卖国主义，彻底的卖国主义。为什么有人说他是爱国主义？无非以为光绪皇帝是

个可怜人，和康有为一起开学校，立新军，搞了一些开明措施。” 但刘少奇对于这一指责，

一直否认。早在 3 月 30 日，刘少奇就“ 给毛主席一封信，说明了自己对《清宫秘史》的

269

看法与经过”。在戚文发表后的 4 月 7 日，刘少奇在关于“ 八大罪状” 的答辩中又予以否

认。据刘平平等的回忆，刘少奇在 4 月 1 日见到戚文“ 气愤已极，他把报纸狠狠一摔，

对我们说：‘ 这篇文章有许多假话，我什么时候说过那个电影是爱国主义的’ ？什么时候

说过当‘ 红色买办’ ？不符合事实！是栽脏！党内斗争从来没有这么不严肃过！”（《历

史在这里沉思》第一册第 16 页）然在 1967 年 4 月 14 日邮电学院批判胡乔木的会上，胡

曾承认：刘少奇对他说过：光绪是爱国的，这部影片（《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 当

时造反派还就此对近代史所所长范文澜、研究人员荣孟源进行了调查。

从这些材料说明，刘少奇对《清宫秘史》，评论有“ 爱国主义” 之说，或许有之。然

刘日理万机，专心党务，于一个普通电影，漫尔评之，鲜芥小事，忘之久矣，亦情理之

常。即就有此评论而言，也大不了是一个看法有错，当时毛泽东对于自己的忠实同志和

战友，自可坦诚交换意见，帮助改正，何至于耿耿于怀，待十七年之后，犹大张挞伐？

共产党人之间的同志关系之虚伪险恶，何一至于此？用这样一个电影的评论，而推演为

八大问题相质责，罗织之深，实所罕见，谁不寒心！

《红旗》发表《论革命三结合》的社论，它是由毛亲自审阅修改的。

《论革命的“三结合”》①

毛主席提出，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

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这是无

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取得胜利的政治保证和组织保证。无产阶级革命派要正确地领会这个方针，正

确地执行这个方针。

革命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要由真正代表广大群众的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人民解放军

当地驻军的代表、革命领导干部组成。三者缺一不可，忽视或者低估那一方面的作用，都是错误的。

在一切大革命群众运动中，出现一些缺点和错误，是难免的。必须看清本质和主流，看清革命

的大方向，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真正代表广大群众的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的缺点和错误，

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的问题，是前进中的问题。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应该看到他们的大方

向是正确的，看到他们有许多长处，虚心地向他们学习，对于他们的缺点和错误，则应该满腔热情地、

耐心地、循循善诱地帮助他们。

犯有错误的干部，只要检讨错误，改正错误，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划清界限，

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真正站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就应该按照革命

不分先后的原则，团结他们，安排他们适当的工作，其中许多人还可以参加临时权力机构。

① 此文先期在 3月 10 日《人民日报》上发表。

270

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毛主席号召人民解放军要积极支持广大的革命左

派群众，具有伟大的战略意义。

经验证明，在革命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中，有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的代表参加，对于

胜利完成夺权斗争的任务，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

有了人民解放军干部参加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有了人民解放军的支持，地方上的无

产阶级革命派，力量就更大了。

凡要夺权的单位，都要有军代表或民兵代表参加，组成“三结合”。不论工厂、农村、财贸、文

教（大、中、小学）、党政机关及民众团体都要这样做。县以上都派军队代表，公社以下都派民兵代

表，这是非常之好的。军队代表不足，可以暂缺，将来再派。

“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必须是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这个权力机构，

必须坚决贯彻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不能是合二而一

的、折中主义的。只有这样，它才能有代表性、才能代表广大革命群众和广大革命干部。只有这样，

它才能是有无产阶级权威的，才能在最广泛的民主基础上实行强有力的集中领导，才能对阶级敌人实

行强有力的专政，粉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社会上牛鬼蛇神的各种形式的反革命复辟

的阴谋。

《红旗》发表评论员文章《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文章最后

一段说：

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和打击的干部，许多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这些同志要勇敢地站出

来，坚决支持革命群众，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集中揭露和打击党内一小撮资本主义道路

的当权派，全身心地投入这个火热的斗争中去。这样，才能同革命群众打成一片，在夺权斗争中

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同时，又在斗争中改造自己。千万不要再上《修养》那本书的当。《修养》

这本书，是欺人之谈，脱离现实的阶级斗争，脱离革命，脱离政治斗争，闭口不谈革命的根本问

题是政权问题，闭口不谈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宣扬唯心主义的修养论，转弯抹角地提倡资产阶级

个人主义，提倡奴隶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按照这本书去“修养”，只能是

越养越“修”，越修越成为修正主义。对这本书必须彻底批判，肃清它的恶劣影响。对这本书的

批判，也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重要内容。

这一段，是王力据毛口授的“最高指示”而加以发挥的。毛的原话是：“这本书是欺

人之谈。这本书是唯心论，是反马列主义的。不讲现实的阶级斗争，不讲夺取政权的斗

争，只讲个人修养，蒋介石也可以接受。什么个人修养，每个人都是阶级的人，没有孤

立的人。他讲的是孔孟之道，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都可以接受。”

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由周恩来任组长。

清华大学《井冈山》小报发表文章，批判“打倒一切”。

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出席总后勤部机关干部大会。周在讲话中说，今天是你们部

长邱会作同志身体健康恢复，开始工作的时候，邱在后勤部工作出色，与其前任黄克诚、

洪学智明显对立。江青、陈伯达也为邱会作吹嘘，对他的重新上台表示支持。

李先念接见银行系统造反派，说：二月份是个立场问题，错话说了不少，要很好深

思。

3 月 31 日

周恩来在国务院小礼堂讲话：

运动从开始时至去年十·一，是第一阶段，革命派从政治优势发展到组织优势，不但作了思

想准备，而且作了组织准备。进而进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期，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当

271

权派更突出，发展为夺权斗争。并不是说所有地区、单位、团体都必须夺权，那样就不是一分为

二。毛主席说二、三、四月看出结果，是指看出眉目。现在看来，时间还要拖长。为什么这次提

是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呢？因为夺权斗争是自上而下的进行的。夺权夺到无产阶级司令

部来了，这都是一股逆流。夺了权以后，私心杂念起来了。有的搞假夺权，有的打击另一派群众，

这都是资产阶级的。运动今年三、四月份看出眉目，明年三、四、五月看出结果。而且，不能永

久是革命派的选举，还要搞革命委员会，临时权力机构要变成正式的权力机构，将来还要回到人

民代表大会。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叶群、张春桥、萧华、杨成武等接见福建省赴京代

表团和北京赴闽返京学生。责令军区取消因 1．26 冲击军区事件以后所采取的镇压措施，

要求：（1）取缔通缉令；（2）取消取缔黑组织；（3）停止抓人，抓了要放；（4）写了检

查的退还本人。

周恩来、康生、江青召开四川汇报会。康生、叶群申明，流传在成都的 2 月 17 日中

央军委给成都革命工人造反团和四川大学“东方红”“八·二六”的信是假造的。

谢富治在北京市委讲话：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挖总根子。他还引述毛泽东对《共产

党员的修养》一书的批判，说：“骗人的欺人之谈。总而言之，是不要政权。只要修养。”

毛泽东对报纸的指示：文化大革命以来，在报纸上有三个不够：调查的不够，揭露

的不够，批判的不够。

林彪指示杨成武，不要把材料送给叶剑英。杨请示周恩来后，仍继续照送。

由于王洪文攻击“联司”大方向错误，引起了“工总司”本身内部分裂。一部分人

另组“支联总部”。王于是在三月中旬设立秘密据点，专门调查“联司”与“支联”的活

动。

3 月中下旬

党中央召开工作会议。

4 月 1 日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安徽问题的文件，规定“不得随意宣布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

“不得把群众打成‘反革命’，不准乱捕人”，“在左派组织之间，不能片面支持一方，打

击另一方。”

中央军委发布对东北局五点指示：

1、不准把群众组织任意打成反革命组织，打成反革命组织必须由中央批准。

2、冲击过、反对过军区，提过意见的，被捕的一律释放，通令一律作废。

3、对违法乱纪犯罪个人依法惩办，要和群众严格区分开来。

4、群众组织犯严重错误的，要通过整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来解决，不能强迫请罪、挂

牌子。

5、不准在左派队伍中支持一派打击一派。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谢富治、

杨成武、叶群、李天佑等接见四川宜宾代表，解决宜宾问题。刘结挺在会上进行了控诉。

四川党、政、军领导在场。

北京外语学院、北京外交学院等单位编印了《陈毅黑话集》、《陈毅黑话选》、《批陈

专辑》等材料，攻击陈毅，并成立了批陈毅联络站。

聂元梓在北京大学发出“向刘邓发出总攻击号召”，动员全校，一定要打倒刘少奇，

272

批臭黑《修养》。

4 月 2 日

李先念接见供销合作总社代表，承认自己在运动中有严重错误，欢迎大家揭发批判。

在取得造反派同意后，成立由王念基领导的党组，在造反派监督下进行业务工作。

中共中央下达 117 号文件：“不得随意宣布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革命无罪，言者

无罪，大民主无罪。

戚本禹在中央音乐学院座谈，说：不能反对毛主席、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同

志，如果反对他们，我们就要打倒他。刘诗昆以前是“红专标兵”。戚说：这种标兵应该

打倒。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确对待革命小将》。它是由首都红卫兵驻《人民日报》监

督组成员，根据武汉和北航“红旗”赴武汉造反派提供的材料写成的，王力修改。这篇

文章的矛头是在批判和警告武汉、成都等地的军区领导人所持的抵制与镇压红卫兵造反

行动的强硬态度。

北京红代会、工代会数十万人游行示威，声讨刘、邓，欢呼中央夺权的“伟大胜利”。

北京街头出现打倒叶剑英的大标语。

4 月 3 日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杨成武等接见四川革命群众代表。陈伯达代表中央文革宣

布，原宜宾地委刘结挺与其妻张西挺的冤案已查清，这是揭露以李井泉为首的党内走资

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一个重要序幕。周恩来指示，成都军区、宜宾军分区大量捕人是不

允许的。成都军区司令员由梁兴初接替（原黄新廷）。并公布谢富治任中央军委文革小组

长。

周恩来、陈伯达、谢富治、江青、关锋、王力、戚本禹、张春桥、姚文元接见首都

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革命派代表。会上康生指责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 3 月 27 日对

部分老红卫兵的讲话完全是“联动”观点。学校的左派不能解散，军训人员必须支持左

派。提班级大联合是错误的，必需是革命的大联合。

李富春接见团中央及《中国青年报》群众组织代表，协调各组织关系。李说：二胡

（胡耀邦、胡克实）是团中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谢富治在北京卫戍区召开的军管代表会议上讲话：由傅崇碧领导的北京支左、军管

工作有成绩，也有的地方支右了，甚至有镇压左派，把左派头头抓起来，其中包括北大、

清华“井冈山”、地质“东方红”、师大“井冈山”。抓他们就是犯罪行为。军队支左错误

原因：一是认识不清；二是立场问题，思想上右倾。有的是受老婆、孩子的影响。老婆

就是当权派，自己也是地方的常委，孩子是保守派，因此站在刘邓一边。

北京红代会开会，首次公开批判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

北师大等 73 个单位在工人体育馆举行彻底批判刘少奇誓师大会。

北京市中等学校开始实行军训，原拟要求按班级实行大联合，然两派斗争依然激烈。

周恩来、陈伯达、江青接见中学师生代表，指示中学的左派组织不能解散。一部分中学

生拥护江青等人的讲话，立即组织起来，是为“四·三派”。

4 月上旬

军委扩大会议召开，各军兵种，各大军区负责人及中央文革成员参加，周恩来布置

总结三支两军经验，以利改进工作。

273

4 月初

根据叶群说的“总后彭德怀、黄克诚的人”“没有挖掉”的指示。经邱会作策划，组

织调查组，搜集总后勤部五名领导和各部一些领导的材料，本日向叶群汇报。

戚本禹以诗赠北航韩爱晶，其中以“黑魔”隐喻谭震林，“白虎”喻陈毅，挑唆他们

发起对谭、陈的攻击。

4 月 4 日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戚本禹、王力、关锋、谢富治在人大会堂接见北京

30 余所大专院校造反派组织代表。指出：军训后，左派组织不能解散、军训不能干涉、

妨碍文化大革命，不能包办代替。并批评了李钟奇讲话缺乏阶级与阶级斗争观点。

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关锋接见农大东方红造反组织代表。江青说：过去曾保过

谭震林，是因为对他的东西掌握不多，不知道他有这么多恶劣的东西。你们一定要很好

支持农口的左派。如果你们力量不够，其它单位要轮流支持。周总理说：农口问题复杂，

农业部可能军事接管。

李先念接见商业部造反派代表。

陈毅接见对外文委代表。

叶群、戚本禹在人大会堂授意韩爱晶，搜集徐向前、陈毅、叶剑英材料。以北航“红

旗”名义连续发表《严正声明》，提出打倒徐向前，炮轰陈毅、叶剑英。

另一部分中学学生组成“四·四”派，中学“四·三”派认为必须批判“联动”思

潮；而“四·四”派则认为批判“联动”思潮是矛头向下，认为“四·三”派不能团结

大多数。

北京大学举行万人誓师大会，声言决心挖掉中国修正主义的总根子。会上揪斗了陆

定一、周扬、蒋南翔、陆平等。

4 月 5 日

唐平铸在“《人民日报》有关宣传报导的会议”上转述了毛泽东看了即将成立的北京

市革命委员会起草的宣言，表示不满意。说：

文章什么都说了，但没有棱角。牛为什么要长两支角？也为了斗争。这个宣言你们要上

台，他们要下台，这个宣言要写得有气概，因为这是震动世界的事情。北京是世界革命的中

心，文件要有气概，比巴黎公社还要郑重。要参考《共产党宣言》写，理论上要有新的东西。

这个宣言有历史意义，将来莫斯科革命也要学习它。新的革命委员会为什么要成立？宣言中

没有讲出道理，好比钝刀子割肉。要点彭真的名，要把批刘邓引向一个新高潮。机不可失，

时不再来，就这样一次，要做点好文章。

唐平铸还传达陈伯达在昨天会议上的指示：

要写一批有份量的文章，对刘少奇进行系统、深入的批判，初步定为 24 篇，分人专撰。

如陈伯达负责组织的《中国向何处去？》、《红旗》负责的《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人

民日报》负责的《在农业集体化道路上两条路线斗争》、《新闻战线上两条路线斗争》等。

国家计委、工交、基建口各部委，首都大专院校八十多个组织，联合成立“斗薄（一

波）批余（秋里）批谷（牧）联委会”。周恩来、李富春、李先念、余秋里、谷牧接见了

造反派代表。周指出：你们所提的要斗倒薄一波，先要斗倒余秋里、谷牧，这个逻辑不

通。

商业部召开彻底揭发姚依林罪行大会，李先念到会。在讲话中检讨了文革以来“执

274

行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邓反动路线”。

4 月 6 日

林彪与黄永胜谈话，决定向全军发一份新的命令。林口授十条，经王力、关锋等加

工炮制，成为与《军委八条》在性质上相对立的文件，呈报毛泽东。本日，毛批示：“林

彪同志，此件很好。”然后交中央文革碰头会进行讨论，并一致通过。

文件如下：

毛主席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大力支持左派，这是一个伟大的、具有战略

意义的决定，是一个崭新的历史任务。我军广大指战员，积极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在支左工

作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最近我们检查了某些军区的支左工作，有的做得好，有的做得不好。目前出现

了许多新问题，应当及时引起严重注意。为此，特发布命令如下：

（一）对群众组织，无论革命的、或者被反动分子所控制的，或者情况不清楚的，都不准开枪，

只能进行政治工作。

(二) 不准随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对于确实查明的反革命分子要逮捕，但必须证据确凿，经

过批准手续。

(三) 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更不准把革命组织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对

于犯有某些错误的群众组织，要积极进行帮助教育。对于确实查明被反动分子控制的群众

组织，要做分化争取工作，孤立其最坏的头头，争取被蒙蔽的群众。必须公开宣布其为反

动组织加以取缔的，要经中央批准。

(四) 对于过去冲击过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概不追究。只对业已查明特别坏的右

派头头，要追究，但应尽量缩小打击面。不能仅仅根据是否冲击过军事机关这一点来划分

左、中、右。

(五) 对待较大的群众组织采取什么态度，应就地深入调查研究，进行阶级分析；采取重大行动

前，应向中央文革和全军文革请示报告。

(六) 一概不要进行群众性的“请罪“运动。也不要强迫群众写检讨。群众自动写的检讨书，退

还其本人。有些长期不觉悟并且坚持错误观点的群众，不要急于要他们认错，而要给以时

间，让他们在斗争中自己教育自己。不允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

等等。

(七) 在军队中要深入进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两条路线斗争

的教育。学习毛主席著作，必须结合两条路线的斗争。广泛搜集揭露反动路线和一小撮党

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各种具体材料，印发到连队进行教育，使广大指战员了解他们

的反动事实，进行彻底批判，肃清其恶劣影响。

(八) 对派到地方上去或主持支左的干部，要详细交代政策。要防止赵永夫式的反革命分子（赵

永夫原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是一个混进党内军内的反革命分子，他玩弄阴谋手段，篡夺

军权，对革命群众组织进行残酷的武装镇压）或思想很右的人来主持支左工作。

(九) 在支左工作中，要学会做群众工作，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有事同群众商量，善于采用说

服教育的方式，而不应采取简单粗暴和命令的方式。

(十) 对业已违反了上述诸条做法的，都要立即改正，积极进行善后处理。今后，坚决按以上各

条办事。

这个命令，要在我军所有机关、连队内部用电报、电话迅速传达，广泛张贴。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

一九六七年四月六日

周恩来、李富春、李先念、余秋里、谷牧接见计委、经委、建委革命组织时，周说：

275

薄一波是工交战线上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薄一波有他的死党，那就是他

的叛徒集团和牺盟会。当然牺盟会不都是坏的。周历数薄一波从 52 年以来一贯到处伸手，

两面三刀。要系统批判，揪出他的死党。谷牧、余秋里有错误，但要支持他们工作。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第四次接见内蒙四方代表。

中南海内造反派冲入刘少奇家，勒令刘对戚本禹文中所提八个问题作出交待。并责

令他今后自己做饭、打扫卫生，及改变夜间工作的习惯。

首都红代会“批判陈毅联络站”正式成立。

康生妻妹、中央政法干校政治部副主任苏枚服安眠药自杀，康生指为谋杀，下令调

查。在公安部副部长李震、专案审查小组第三办公室副主任赵登程等的严刑逼供下，制

造了石磊（校医）、宋公田（校医）、闻伯俊（校医）反革命集团谋杀苏枚案。六十多名

干部与家属子女受株连。

4 月 7 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播放林彪 3 月 20 日在军以上干部会议

上的讲话录音的通知。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叶群接见天津驻军及革

命领导干部与群众代表。江青讲话：66 军（军长郑三生，政委萧思明）在天津支左，完

成大联合，瓦解了“野战兵团”，抓人少，是有成绩的。

陈伯达、康生接见内蒙古农民“东方红”代表周文孝，听取情况。

陈伯达、康生、江青、谢富治等参观红卫兵战果展览。

刘少奇就戚本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文末所横蛮质责的八大问题，向中

南海造反派作出书面答辩。并抄成大字报张贴，然立即遭撕毁。

师大“井冈山”召开三万人大会，提出坚决打倒余秋里。

4 月 8 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高举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批判旗帜》，不点名地批判刘少奇。

指责他建国十七年来，推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且着重指出，必须批判《修养》

一书。《光明日报》也以《批倒中国的赫鲁晓夫》为题，发表批刘文章。批刘进入一个新

高潮。

中央文革就中联部批判伍修权作出指示。

在批判民族文化宫展览的刘邓修正主义路线问题上，红代会所属某些单位发生冲突，

导致武斗，发生了轰动全市的“民族宫事件”。“民族宫事件”是北京两大派（以北航“红

旗”、“新北大”为首的“天派”为一方‚ 以地院“东方红”、师大“井冈山”为首的“地

派”为另一方）斗争的导火线和公开化。

4 月 9 日

《文汇报》发表社论《再论在大批判中推进大联合》。

潘复生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介绍黑龙江夺权经验。

戚本禹在中央戏剧学院讲话：叶向真(叶剑英的女儿)问题严重，但现在她是学生，不

要作为斗争重点，重点当是李伯钊、萧望东。

戚本禹在《北京日报》讲话，表扬《北京日报》已从过去最坏的报纸成了最好的报

纸。3 月 7 日的社论《打倒反动的驯服工具论》，毛主席就说：“我从来就不同意驯服工具

论。”

地院“东方红”等造反组织劫走民委档案。

276

4 月 10 日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李雪峰、郑维山接见天

津各方代表，解决天津问题。周恩来、陈伯达、张春桥先后在会上讲了话。

谢富治、吴德、傅崇碧接见工代会代表，决定派军代表常驻工代会，迅速从组织上

完成按系统、按部门联合。有些组织反映军代表不支持他们，谢让傅记下来，回去找军

代表开会，让公开支持造反派。并说：谁说公安局的权不能夺？谁说工厂保卫科的权不

能夺？武装部的权也可以夺。

清华大学造反派召开 30 万人大会，首次对王光美进行公开斗争，彭真、陆定一、薄

一波、蒋南翔等 300 人陪斗。斗争会前和会后，对王光美进行了非法审问，肆行人身侮

辱。

批斗王光美

(原材料编者按语) “株连”是封建主义的。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株连的现象就已存在；

在“文化大革命”中则极为普遍。因刘少奇错案造成 22000 余起错案，首先是株连到王光美。这

里略说对王光美的一次批斗。

在打倒刘少奇以前，“无产阶级司令部”不同意开会批斗王光美；在打倒刘少奇以后，批准

了。1967 年 4 月 10 日，清华大学举行了 30 万人的批斗会，批斗王光美，还有彭真、薄一波、

陆定一、蒋南翔等 300 人“陪斗”。“盛况”空前，写下了“文化大革命”史上的“光辉一页”。

在批斗会上，一伙人拳打脚踢，强迫王光美穿旗袍、戴用乒乓球串连成的项链。①王光美坚决抗

议这种人格侮辱，她说：“毛主席指示，要文斗，不要武斗！”要她承认是“三反分子”，她义正

词严地驳斥：“我从来没有反对过毛主席，永远不反。”

《解放军报》发表社论《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指出党内走资派一方面抓住群众组

织的一些缺点错误，另一方面又操纵扶植保字号组织。社论呼吁解放军在支左中应认识

这个问题。社论又指出解放军支左中的缺点错误是认识问题，而走资派压群众是立场问 题，号召军民要记住毛教导的“要相信和依靠解放军”。

4 月 11 日

《解放军报》发表社论：《为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战斗》。

徐向前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被责令检讨。

傅崇碧在北京市厂(矿)军代表会议上讲话：真正的革命左派，斗争方向指向党内走资

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要单看成份、听话。如果离开两条路线斗争看左派、右派，就

没有准绳。

地质“东方红”、邮电“东方红”、工大“东方红”、农大“东方红”等派宣传车去北

大宣传，北大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指使同学砸了宣传车。双方发生严重冲突，是为

“4.11”流血事件。中央文革接见双方，进行调处。

同日，邮电大楼发生两派大规模武斗。

4 月 12 日

12 日至 18 日，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为人民立新功》

的讲话。她转述了毛泽东对《战国策·触詟说赵太后》一文的解释，说：这篇文章反映

了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初期，地主阶级内部财产和权利的再分配。这种分配是不断进行

的。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是代表剥削阶级，而是代表无

① 王光美陪同刘少奇到印度尼西亚访问时穿过旗袍，戴过项链，被认为是“资产阶级作风”。

277

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但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以搞资

本主义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利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

江青还当众宣布曹荻秋是“叛徒”、“自首变节分子”。

4 月 12 日

陈伯达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萧华等第五次接见内蒙四方代表。

周恩来通过电话，召集安徽各群众组织代表及军管会主任钱钧等开会，要求停止召开

“万炮齐轰严光，砸开省委阶级斗争盖子誓师大会”，不能把斗争矛头对准解放军，而应

该是李葆华。

在叶群、戚本禹的授意下，北航“红旗”再次发表“严正声明”，打倒徐向前，炮轰

陈毅、叶剑英。

北京大学等十七个单位揪斗王光英。

杨成武召集陈虹、王育民、王成恩、朱铁铮四人，由江青当面宣布成立以陈虹为组

长，王育民为副组长的专案工作组，任务是去上海收集铙漱石、潘汉年、杨帆反革命材

料。陈等至上海，从警备区特别仓库中找到有关材料。其中有市公安局交保存的“通天”

材料。经请示杨成武，于本月 17 日携回北京。这件“通天”材料是 1954 年有人写匿名

信，指责江青历史是堕落的，当时的公安局进行了大量侦查，没有破案。这件材料就是

这次侦查档案及在报章上收集的有关江青解放前在上海时的剪报资料。

《百年潮》2003 年第二期发表张薇君《江青与杨帆冤案》载：

解放后任上海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的杨帆(原名石蕴华) ，1939 年曾奉新四军副军长项英之

命，写过一封有关蓝苹在上海的表现与被国民党拘捕的情况。由项英电报中央。电文中注明系当

时上海地下党员殷扬所提供。1952 年江青了解到殷扬即杨帆，开始进行报复。杨帆突然从在苏

联医院疗养中调回，并在毫无说明的情况下，停止了他市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市政法委员等

所有职务。公安部长罗瑞卿、副部长徐子荣找杨帆，说中央对他进行政治审查，主要交待：一、

在江苏戏剧学校的历史；二、交代曾向延安发电，反映一位同志 30 年代在上海的情况的经过。

杨帆在 1955 年被押至公安部，直至 1965 年 8 月，始判有期徒刑。1967 年 3 月，江青又写条子

给公安部长谢富治：“请谢富治同志再把杨帆、饶漱石、潘汉年抓起来。”时，杨帆正在秦城监狱

监禁。

1967 年 4 月 12 日深夜，江青和叶群等一起到京西宾馆，通过杨成武找来陈虹等四人当面宣

布：“我代表毛主席、党中央，交给你们一个重要任务。现在我宣布，由陈虹任组长，王育民任

副组长，派你们去上海搜集饶、潘、杨反革命集团的档案材料。”并说：“这个案子过去有人包庇，

没有搞透。”后来，专案组没有搞出新材料。

由于 4·11 事件而对谢富治处理不满的“新北大公社”头目孙蓬一，召集万人大会，

抨击谢富治为反革命两面派，并提出揪“摘桃派”。北京高等院校的两派斗争引起中央文

革的严重关注。陈伯达、江青、康生等五次接见各组织负责人，以解决分歧。北京大学

内一些受聂派长期压制的师生也纷纷成立自己的组织，与之对抗。

北航“红旗”再次发表声明：打倒徐向前，炮轰陈毅、叶剑英。

4 月 13 日

康生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等中央领导人第六次接见内蒙四方面代表。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内蒙问题的决定。指出：

278

内蒙军区的个别领导人二月五日以来，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内蒙军区有

些负责人，在中央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还采取两面态度，进行对抗中央的活动。内蒙古事件主

要由王逸伦、王铎负责，其次由内蒙军区某些领导人负责。中央决定由原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刘贤

权同志，担任内蒙军区司令员，由吴涛同志担任军区政治委员，以刘贤权、吴涛二同志为首改组

内蒙军区的领导，并对军区发生的问题，进行处理。

谢富治、张春桥、戚本禹、傅崇碧等接见北京中学代表。戚说：中学生最近打得很

厉害。把矛头对准解放军大方向是错误的。李钟奇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现在满街是

李钟奇的大字报，我们不赞成。

4 月 14 日

康生指示聂元梓，组织调查组，系统地调查彭真、刘仁问题。并亲署证明，“望有关

方面给看必要的材料”。“新北大”奉命成立“揪叛徒兵团”(即“新北大公社”第二战斗

队)，罗织成“彭真、薄一波、安子文——胡仁奎、李伦特务案”。并将组建情况报送康

生、谢富治，受到公安部副部长李震的接见。先是“新北大”第二战斗队写报告给康生，

诬陷彭真、薄一波、安子文与胡仁奎、李伦狼狈为奸，胡、李从彭、薄处获得情报，向

蒋介石汇报；彭真通过胡、李，与蒋介石勾结，进行投敌叛国活动。解放后，胡、李在

彭等长期包庇下，窃据要位，潜伏下来，成为一大隐患。彭真因此于 1968 年 7 月 9 日被

定为大特务，被捕入狱。

刘少奇就 4 月 6 日中南海“卫东”革命造反派的紧急通知，对戚本禹文章所提问题

作了六点答复，说明 1962 年《修养》再版，是有人推荐，有人帮助修改的。前者即康生，

后者即陈伯达。

张春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

为保证 4·15 召开的春季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正常进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国务

院、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通知。周恩来亲飞广州，在中山纪念堂作了长篇讲话，就文

化大革命的形势与发展以及联合通知的内容，作了说明。他说：刘少奇、邓小平所以错

是因为我们搞社会主义，他们都要保持新民主主义的秩序。

同日，周恩来又召集北京外贸学院造反派来穗人员及各总公司革命干部、群众代表，

宣布对交易会军管。

陈伯达、康生、江青、谢富治、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接见北大、

清华、地质等院校代表，听取 4.11 情况的汇报(北大与地院冲突及邮电“东方红”在邮电

大楼武斗)。江青讲话：指责现在斗争的矛头不集中，并有人指向解放军(贴谢富治、李钟

奇、郑维山的大字报)，她要求各校进行整风，加强三性。

谢富治、张春桥、戚本禹接见首都中学红卫兵代表，戚本禹说：中学当前的任务是

大批判。

戚本禹、谢富治、傅崇碧接见北京长途电信局人员，就电报大楼武斗问题对两派群

众组织作了讲话，戚批评北邮“红电”不欢迎军管，是错误的。

傅崇碧在支左、军训的解放军干部会上讲话：我们一共训练了 338 所学校(其中 9 所

大学)，学生 31 万余，有成绩。问题是一、军训时间有超过四小时，太长；二、推行大

联合过急，有的组织解散了；三、选举中红代会包办。计划拟于 20 日撤出。现在要作好

收尾工作。

谭震林召集三十余名司局级以上干部开会，说：这是总理要我召见的，陈毅也召集

这样的会。“我这次在二月逆流中确实是赤膊上阵”。“我的错误有两条：(1)不相信群众；

(2)对老干部有感情，到处去保他们。”

279

北航“红旗”总勤务站发表声明，提出打倒徐向前，炮轰叶剑英、陈毅。地院、清

华、矿院贴出打倒徐向前的大标语。

中央文革批准邮电学院“东方红”组织揪斗胡乔木，彭真、周扬、吴冷西陪斗。会

上，胡乔木供认刘少奇说过：光绪是爱国的，这部影片是爱国主义的。

财政部 18 个单位联合开会，炮轰李先念。

清华大学“8·8”派正式分裂为“井冈山兵团派”(简称“团派”)与“4·14”派，

相互对立。

山西太原造反派形成两派公开对立(4.14 事件)。“红总站”以杨承效为首，支持刘格

平，要求打倒刘贯一、陈守中、刘芝兰(均系与刘格平联名于 1 月 9 日写大字报揭发省级

高干者)；另一派则为支持刘、陈、刘，其后台实山西省军区司令员张日清的“红联站”。

从此两派武斗不休。

戚本禹宣布：遇罗克的《出身论》一文，是反动文章。

4 月 15 日

陈伯达指示，要写一系列大文章批判刘少奇，初步准备 24 个内容。

《人民日报》以《高举革命的批判旗帜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为题发表社论。

四川武斗形势严重，“产业军”扬言：血洗川大，头断四川，血洒西南。

周恩来在广州驻军干部会上讲话。说：十月五日紧急指示中写了军队不介入地方的文

化大革命运动，这是刘志坚加的。冲击军区的事件大概有二十多起。

同日，周恩来还接见了广州市革命造反派组织的代表，说：赵紫阳让权是一个阴谋。

4 月 16 日

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军内外造反派时说：成都、武汉，那是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

可以冲一冲。

陈伯达、康生、谢富治、江青接见中学代表，先后讲话，要求停止学校与学校内部

不断的武斗。青年人坐不下去，到处想串串，不愿做本单位艰苦的斗批改任务。希望大

家回去整风。武汉与成都，情况还比较严重，需要冲。

军内造反派连续两天抄查徐向前家。徐向前避居西山，得免揪斗。

陈伯达、康生、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张春桥、姚文元、杨成武、谢富治等

接见大专院校代表。江青指责各校打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地院开了六部车去打架。还

把矛头对准解放军。

王力、关锋、杨成武、萧华接见军内院校文艺团体等造反派。关锋讲话说：听说大

家要成立粉碎军内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筹备会，要开大会，揪军内带枪的刘邓路线，

这样搞不好。贴大标语：“炮轰全军文革小组”。“改组全军文革小组”，我不赞成。

戚本禹在中国京剧院讲话，宣布成立以周荣国(北京军区军训部长)为首，有钱浩梁、

杜近芳参加的临时三结合领导班子，抓紧排演“平原游击队”一剧。

部分军事院校造反派一度接管了国防部三座门接待站。

4 月 17 日

中央文革、全军文革发布致呼市各群众组织及内蒙驻军的信。

军委发布电令，军内人员立即停止串连。今后个别确有必要外出人员，一定按二月

十八日军委通知规定执行。

康生、江青、王力、关锋、萧华、杨成武、叶群、姚文元等接见四川赴京代表，听取

被打击的群众反映情况。

280

姚文元给徐景贤传达中央文革对当前运动的意见：

1． 《从〈清宫秘史〉到〈海瑞罢官〉》一文是交上海写，要结合《文艺座谈会讲话》发表 25 周

年来写。

2． 红代会的方向一定要坚持，把自下而上的工作做得充分些，条件成熟些。

3． 要注意“联动”的活动，对“联动”要打击一小撮，瓦解组织，争取群众。刘邓包庇了“联

动”，“联动”的后台就是刘邓。

4． 红卫兵不要只注意上街，要回到学校去，市六女中的方向和经验是毛主席肯定的。全国大串

连不要再突破了，要把住关口，斗批改工作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了。学生一定要按照学校大联

合。要告诉同学们，把一个单位搞好了，就对革命有贡献了。

5． 要注意运动还会有反复。军委十条颁布后，无政府主义又有些抬头，要学习《纠正党内错误

思想》，作一些批评。

6． 本来《红旗》杂志准备发表《反击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的社论，现改为革

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的社论。

7． 关于陈毅，不要打乱主席的战略部署。全国要集中批刘邓，上海要集中批判陈、曹。刘少奇

极不老实，不服罪，说什么现在没有一个人，没有一篇文章能驳倒我。江青同志反驳说：一

定要驳倒。

8． 文艺院校的斗批改也要提到日程上来了。现在，《江姐》在改，改成《山城血光》。原来描写

地下斗争主题改为描写武装斗争的主题。在北京五月份上演。

9． 江青同志说：斗批改提到日程上来了。斗批改是积极的，批改比斗更难些。要搞批改一定要

有革命的大联合。没有革命的大联合，靠谁来批改？搞好批改是搞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

义建设的基本功。

关锋在空军司令部对介入的学生组织(北航)谈话，不要盲目支援。空军文工团的事你

们就不要管了。吴法宪同志政治上是可以相信的。

外事口群众 700 余人去中南海揪陈毅，未果。陈伯达、戚本禹接见了批陈联络站，

提出不要去揪陈毅，不要去外交部串连。陈毅说过许多不适当的话(戚本禹：是反动的话)，

可以要求陈毅到群众中去。

北大、清华造反派在四机部斗争四机部副部长王光英(王光美之兄)。

4 月 18 日

北航“红旗”韩爱晶在红代会上传达了陈伯达的电话指示：

北京最近发生打架的事情、揪人的事情很多，很不好。现在大大地强调组织性、纪律性，大

反特反无政府主义。希望你们要注意这一点。我们中央文革小组前几天的讲话都是有效的，北京

的大专学校不能乱来，不考虑无产阶级的纪律。我是很郑重地提出这个意见的，希望你们帮忙向

本校和其它学校多做工作。前几天，我们说过北京应该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模范首都。什

么叫关心国家大事呢？反对无政府主义，这就是关心国家大事。希望大家在这方面多做工作。你

们不要往外面再多派人，防止被别人利用。到外地去的联络员，除了中央批准的以外，都撤回来。

大家都遵守中央的决定，回来。不然要犯很大的错误。我那天说过大反特反无政府主义，这条标

语应该上街。江青也指示：现在内战多，把矛头指向解放军，把斗、批、改放在一边。各校要整

风，加强三性。从此，各院校开始了所谓的整风运动。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批判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同时发表评论员

文章《在大批判中积极支持干部起来革命》。鼓励“革命干部”“杀”出来。

《光明日报》发表社论《批判中国的赫鲁晓夫》。

281

李富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就生产问题作了讲话。

谢富治召集红代会所属院校负责人开会，说现在武斗已发展到工人中了，城建公司

几千人打架。必须大反无政府主义。在外地的学生，除去青海的 5·1 以前撤回外，其余

的都立即撤回来。

关锋、杨成武、萧华接见聚集在国防科委已三天的“炮轰国防科委联络站”及北京

工业学院“红旗公社”的造反派，并先后讲话。要求端正大方向，把斗争矛头集中指向

刘邓。聂荣臻、路扬是站在毛、林一边的。魏思文是三反分子无疑。

周恩来在广州接见广东群众组织与驻军代表的座谈会上，转述了毛泽东的讲话：今

年二、三、四月看出眉目，明年这个时候看出结果，或更长一点时间。全国 29 个省大概

分五种情况：(1)已经夺权的(5 个)；(2)即将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北京、天津两个；(3)曾夺

权，但搞错了或有严重错误，通过军管解决(如广东等)；(4)直接军管解决；(5)尚待解决。

4 月 19 日

毛泽东接见谢富治，就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问题，指示说：

“我祝贺你，祝贺这次大会成功。请代向北京市的革命造反派祝贺。致敬电是全世界无产者

联合起来的大宣言，就不要写宣言了。青年人要参加你们的工作，使前辈人不脱离群众，使青年

人得到锻炼。青年人不能脱产，不然会造成脱离群众。要半官半民。北京的形势还有反复。无政

府主义就是机会主义的乘方。要不怕犯错误。各种反动的观点的群众组织他们是极少数的，就是

反动的组织也要做工作，但是还得斗争。”

周恩来在钓鱼台主持汇报会，中央文革全体成员参加，听取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

和政委钟汉华对武汉情况的汇报。会上，江青说武汉的国民党渣滓最多，撤退时有一两

个师的人留在武汉，安插在各个工厂里，情况很复杂。周恩来最后提议：中央文革尽快

接见一次武汉造反派赴京代表，做做工作，让他们不要再冲击武汉军区。中央文革当即

决定，由戚本禹在二十一日负责接见。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决定对高等军事学院进行军事管制。

4 月 20 日

毛泽东指示：过去的八条，现在的十条结合起来是对的。左派起来了，对立面也起

来了，这也不要紧，有点反复有好处。无政府主义是对机会主义的惩罚，要走向反面。(有

人反映：“现在号召斗、批、改，有人屁股坐不住”)。主席说：要学生坐得住，要到夏

天。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主任谢富治、副主任吴德、郑维山、傅崇碧、聂元梓。在

庆祝大会上，周恩来代表毛泽东、林彪、党中央、国务院讲话庆贺。江青也在会上讲话，

说：“在当前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夺权的这个阶段中，应该开展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

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

《人民日报》刊载北京市革委会成立大会实况。

中央发布重申停止串连的通知。

江青看到《文革快报》上登有中央文革驻武汉“记者”关于武汉军区传达了中央文

革 19 日会议指示的“情况反映”后，在上面批道：“陈再道、钟汉华：这是怎么回事？

以势压人，我们不理解。阅后退江青处。”陈、钟在查明情况后，给中央文革写了书面报

告，申述说确实给军区党委常委传达了 19 日会议的要点，但传达时作了“不准往下传达”

的规定。记者所听到的，只是负责支左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的话，并无以中央文革的名义

去压造反派之意。

282

戚本禹在中央乐团讲话，指定成立有军代表领导，包括对立两派的领导班子，排演

交响乐“沙家浜”。他说：你们的“改”就是演出“沙家浜”，一定要联合才能演出。

4 月 21 日

中央发布关于庆祝五一节的通知。

江青以武汉军区已传达 19 日中央文革会议的内容为由，派人没收了陈再道、钟汉华

处的 19 日会议记录。且让人转告：不准再提 19 日的汇报；21 日的接见亦取消。表示中

央文革不再帮武汉军区做造反派的工作，对今后武汉军区的有关请示报告，也一概不予

答复。

陈伯达、康生、谢富治、江青等接见大、中学生代表。江青讲话，宣布将让“联动”

公开，并接见他们。康生要求学生不要分 4·3 派、4· 4 派，要团结人。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萧华、江青等接见《红旗》、《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新

华社》驻外地记者，就新闻报导作了指示。

陈伯达与第一机床厂工人代表座谈。说：巴黎公社的选举就是要随时撤换。他要求

代表第一机床厂参加北京市革委会的李嘉才，不要脱离生产，不要脱离群众，出差要请

假。可以当半年，不要当一辈子。

林立果(林彪之子)调任空军党委办公室秘书(林当时还不是党员)，与周宇驰、刘沛丰

组成空军党委调查小组。

4 月 22 日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130 名“联动”分子被释放。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接见了被释放的“联动”分子。毛泽东指示说：“要

改造他们(指对“联动”那样的反动组织)，要锻炼造反派。要瓦解这个反动组织，必须互

相支持。”

林彪对军委扩大会议电话指示：

“关于正确对待群众”，在这次会议上，我本来想讲一讲群众路线的问题，加强大家对于群

众的作用的认识，能够正确地对待群众。解放以后，我军部队住在营房，干部住在机关，同群众

的联系大大减少了。这次突然介入文化大革命，大量地碰到的问题，就是如何正确对待群众的问

题。对待群众的态度如果不正确，就不能很好地完成“三支”、“两军”的任务。这次发布的十条

命令，就是为了保证搞好军队同群众的关系。希望同志们注意这个问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

旗，政治挂帅，坚持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粉碎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好

好地学习毛主席关于群众问题的文章，使全军都能对群众树立正确的态度。我本来想讲讲这个问

题，但是现在感冒了，不能够讲了，所以不要安排我讲话的时间了。大家讲话之后，请主席和同

志们见见面，就可以结束这个会了。

周恩来接见外交部干部，陈毅参加。周指示：要让群众揭发陈毅的错误。陈毅表示：

欢迎大家揭发，这次我又犯了错误。

康生在中央党校作报告，说：党校揭露刘邓资产阶级错误路线并进行批判，比北京各

学院要早，十月中旬就开始了。他要求党校建成一个完全是新的以毛泽东思想为领导的、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学校。

李富春接见团中央造反军团负责人，指示：对胡耀邦已批，胡克实也应批一下。结合

的干部，应作到“两划一站”(划清与刘邓及本单位走资派的关系，划清与资产阶级反动

路线的关系；站到革命路线与造反派一边来)。

广西群众组织，以对韦国清支持与否，分成两大派。从 3 月 31 日起，矛盾日趋激烈。

283

本日，“广西红总”、“南宁 8·31”、“红卫兵联络站”、“新工总”等造反派组织，成立“南

宁 4·22 火线指挥部(后改为“广西 4·22 革命行动指挥部”)，总指挥为广西医学院学生

曾春生。翌日，支持韦国清的四百多个组织共 4 万余人举行集会，冲突日增。

4 月 23 日

毛泽东对《陕西驻军负责同志虚心听取群众意见改进工作》作了批示，并致信林彪、

周恩来。

毛泽东致军委扩大会的一个批语：

林、周阅后办。

加印发给军委扩大会议各同志。犯错误是难免的，只要认真改了，就好了。四川抓人太多，

把大量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这些是错了。但他们改正也快，看此件就知道。现在另一种思

潮又起来了。据有人说：他们那里军队做的事都错了，弄得有些军队支左、军管、军训人员下不

得台，灰溜溜的。遇到这种情况，要沉得住气，实事求是地公开向群众承认错误，并立即改正。

另外，向军队和群众双方都进行正面教育，使他们走上正轨。我看现在这股风，不会有二月那样

严重，因为军队和群众都有了经验，伟大的人民解放军一定会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的。

周恩来、陈伯达等接见福建造反派及驻福建的北京三司等学生代表，听取福建造反

派受打击的汇报，周恩来指示福建军区按 16 条逐县进行重新检查。

外交部抗议印度尼西亚政府迫害华侨和进行反华活动。

汪东兴、戚本禹率中南海造反大队至刘少奇家，勒令于五一以前具体回答戚本禹《爱

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中所提出的问题。汪对刘说：“你的问题取决于你的认识，除

此而外，谁也无可奈何。”

4 月 24 日

毛泽东、林彪接见上海、山西、贵州、黑龙江、山东、北京六省市革命委员会负责

人。

《人民日报》发表以《为什么要着重批判“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这个资产阶

级反动路线的组成部分》为题的社论。

中共中央发布印发林彪 3·20 讲话供全国学习的批语。此讲话已印成小册子。

在军事管制下，各机关院校两派武斗暂趋平复。

4 月 25 日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王力、戚本禹、关锋、杨成武、谢富治接见四川代

表。造反派反映了受军区镇压情况。周等当场指令副司令员韩杰释放所抓人员。

江青、张春桥接见革命芭蕾舞剧“白毛女”演出团人员。江青说：我的雄心壮志是，

只要我不死，搞二十个戏，二十个电影。

4 月 26 日

周恩来、叶剑英、聂荣臻等接见军管人员，聂荣臻对军管人员讲话：宣布军管一个

多月了，我们集中二十多天学习，是有意识安排的。是让大家学习中央的指示、文件，

以及各地典型经验。叶剑英说：现五省二市已经军管。他叮嘱大家下去要大兴调查研究，

站稳立场，找出左派。周恩来指出：军管的任务是把领导班子建立起来，既抓革命又促

生产。它是一个过渡。主席原来说：二、三、四月看出眉目，明年三、四月看出结果。

现在二、三、四、五、六月才能看出眉目，明年看出结果。

284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打倒无政府主义》。

共青团中央揪斗书记处书记胡克实。

华北局揪斗书记李立三。

政法公社等组织召开彻底清算刘邓在政法界反革命罪行大会，揪斗了最高人民法院

院长杨秀峰，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等。

中国政府就印度尼西亚宣布中国驻印度尼西亚代办为不受欢迎的人提出严重抗议。

4 月 27 日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王力、关锋、谢富治、张春桥、萧华、杨成武等接

见山东代表团，王效禹作了汇报。周恩来指示：山东省革委会领导要加强，王效禹为主

任委员，杨得志为副主任委员。要作好部队及人武部的思想工作。二师要用野战军把它

吃掉，并从原地撤离，以改变性质。济南公安局的部队要撤出。放手让造反派把它冲散。

康生说：公安纵队所以站在保守派中间，不但是山东的问题，是带全国性的，是反罗瑞

卿不彻底！杨得志在插话中说：我们怎么听到的反映和王效禹听的距离太大了。萧华说：

有什么奇怪，你的屁股坐错了。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谢富治、萧华、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等接见内蒙

上访人员。周恩来详细说明了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内蒙军区副司令员刘华香

代表军区萧应棠、刘昌、黄厚、王良太作了检查。

萧华对艺术学院讲话：军队武斗的风在滋长。

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委会常委会议上讲话：要重建组织，首先一步步的搞县、区、局

一级的三结合。目前的无政府主义对阶级敌人有利，要大反特反。最近打算把大学关的

人都放出来。

关锋、戚本禹在来京的青海代表会议上作了解决青海问题的讲话。关锋说：青海军

区是个反革命政变，反革命分子赵永夫(副司令员)夺了青海军区的权，扣押了司令员刘贤

权。打死、打伤群众三百多人，逮捕了一万人。王昭(省委书记)是罗瑞卿死党。

“斗薄筹备处”斗争了薄一波、陶鲁笳、李开信、宋绍文、梁膺庸等原国务院工交系

统负责人。

北京十万人集会，声讨印度尼西亚政府反华行为。

4 月 28 日

总政发布关于坚决贯彻执行处理内蒙问题决定的指示。

周恩来、康生、李富春等接见国际关系学院代表。康生说：对二月兵变，只是群众怀

疑，这事当时过去了。周说：据我知道没有这回事。

4 月 29 日

毛泽东发布的《一个指示》：

(三结合)要有群众参加。十几年了，我们脱离了群众。四九、五 O、五一、五二年群众欢迎

我们，那个时候干部吃住很简单，吃小米子，住帐篷。进城后搞薪金制，群众就不欢迎我们了。

不要看不起年青人，二十几岁、三十几岁都可以接受他们做事情，不把新一代搞上来怎么使他们

受到锻炼？三结合，老中小要三结合。不主张把老干部都打倒，老干部一天天见上帝了。国家机

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五二年以后群众对我们冷淡了。过去党团员受到《修养》

的影响，脱离了群众，没有独立的意见，成了驯服工具。各地群众不赞成过早地恢复党团组织，

过半年或一年以后再恢复。文化大革命不仅是对干部，而且也是对党团员的大审查。通过审查，

大多数一定是好的。有的干部，群众意见较大，可过二、三年以后再说工作；有些干部可以立即

285

恢复工作。五二年以后我们党脱离了群众，群众不欢迎了。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改变我们脱离群

众的问题。对于犯错误的人，要给改正的机会。“联动”要放出来，没有右派就没有左派。搞薪

金制、搞军衔我从来就反对。

[按] 马基雅维里主张：“ 政治无道德”。历史上政治的核心就是一个“ 权”。为了取

得权，不可避免地会演成你死我活的拼死斗争。这在人类的历史上，在尚未实行真正的

民主政治之前，是很普遍的。因此，历史学家并不单纯地以道德为标准来衡量一个政治

家。不过，这也仅限于政治斗争领域而已。在生活上，无论哪一个时代，道德标准是区

分高尚与卑污的唯一尺度，这是毫无疑义的，尽管道德在历史的发展中标准的某些方面

会有所变化，然人性的本质是不会变化的。毛泽东被奉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他的形

象，一度在人民中是完美、正确、高尚和所有美丽词藻的化身，是民族的骄傲，国家的

救星。然而，拨开严格保密制度与戈倍尔式的宣传伎俩所制造的虚假外衣，他究竟是怎

样一个货色呢？这个人的政治主张与政治手段在这里我们可以撇开不说，单就生活作风、

私人道德品质来看，读过李志绥所写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的人都会有一个共同

的映象，概括来说是八个大字：丑恶、虚伪、横暴、下流。在玩弄女性的问题上，尤其

令人发指，真是一个荒淫无耻的衣冠禽兽。可以认为，李医生的揭发还只是一个开始，

还不过只是毛丑恶卑陋行径的很小一个部分。将来，随着时局的发展，会有更多的揭发

公之于世，到那时，毛的形象才可以如实地暴露于世人之前。

4 月 30 日

晚，毛泽东请周恩来、李富春、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李先念、

余秋里、谷牧到家中，开“团结会”。这些人都因此而得列入由周恩来拟定的参加五一庆

祝活动的名单。

[按] 当时某中央领导人的名字见报与否，一般是显示毛对此人是否将予保护或打倒

的官方表态。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福建问题的意见》，周恩来、陈伯达、江青等接见福建革命群众

286

代表，发布了这一文件。《意见》认为：一·二六事件和二·七事件不能作为划分革命和

反革命的分水岭。对人民解放军的负责人，有意见，可以提，写信、送大字报、派代表，

这些方式都可以，但不要组织群众冲军区。冲军区是不宜的，不对的，但对“一·二六”

事件和“二·七”事件，不予追究。

刘少奇就中南海造反大队所提戚本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的几个问题作

出交待：

……二、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 年 1 月，我党同国民党达成了停战协定，以后又召开了政

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在 1 月 12 日我党的停战命令上就提出了‘和平民主新阶

段’。2 月 1 日，我根据中央讨论的意见，写了一个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指示，这个指示

是错误的。三、在解放后，我极力主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没有反对。1951 年，

我批了山西送来的有关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一个文件，批是错误的。一次中央全会上，听过邓子恢

关于农业合作社问题的报告，没有批驳他的错误意见，他就大加发挥，砍掉了二十万个合作社。

以后毛主席批评了邓子恢的错误，发表了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很重要文章，掀起了农业合作化的高

潮。四、1956 年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我代表党中央向大会作政治报告，是说了国内阶级斗争

的……但在这个报告的另一个地方说：‘我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已经解决。’这句话

是错误的。……1962 年我的论修养再版，是有人推荐，有人修改的。我看过《红旗》和《人民

日报》上的修改稿后，就发表了，我应负主要责任。

戚本禹在中直礼堂谈当前形势。主要问题二个：1、左派重新冲击军区；2、无政府

主义。他说：刘邓已经把反毛主席的秘密报告做好了(指畅观楼查材料一事)，政变后的安

排也搞了，就是因为有解放军才不敢动。

财贸系统的革命造反者与红色造反者两组织之间连日武斗。傅崇碧接见革命造反者

总部负责人，要求在五一一定不能再发生武斗。

周恩来接见中央、国务院所属各部门各派组织代表。分配五一出席庆祝大会观礼台

票。他分析了当前形势：全国迄今只有六省市成立了革委会，十一省市实行了军管。下

一步多数部门都要求军管。《红旗》第四期毛主席加了一段：不管是不是需要夺权的单位

都要军管。

天安门广场举行十万余人批斗王光美兄弟王光琦、王光杰、王光英大会。

4 月

毛泽东对林彪三个问题的报告的指示：

(一) 依靠群众。这一点是主要的。我们都是从群众中来的嘛！群众就是工农兵学商。中央办公

厅所属机关的干部都是群众嘛！工作主要是群众做的，靠少数领导是不行的，也是不够的。

哪一样也不能离开群众，要有群众观点。

(二) 依靠军队。我们的军队不仅会打仗，而且会做群众工作，宣传工作，生产工作等。军队内

的很多干部，很小参加军队，很少读书，文化是在军队内慢慢提高的。思想比较单纯。军

队和地方不同，没有地权，没有财权，说走就走啦！省得有地盘，军队没有地盘。军队还

有一条，组织纪律性强，动作快。如沈阳军队的支左、支工、支农经验中央批转以后，全

军二十一天内就行动起来了。如果是地方，传来传去，行动很慢。

(三) 依靠干部。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很多事要让干部去办，政策靠他们去执行。有些省委书

记要赶快解放出来。要他们好好检讨。有的省过去犯了错误，就是因为他们害怕群众，动

员一些人去保护他们，结果是害了自己。

287

毛泽东关于宜宾问题的批示①：

许多外地学生，几次冲入中南海，一些军事院校冲进国防部，中央和军委并没有指

责他们，更没有让他们认罪、悔过，或者写检讨，讲清楚，让他们回去就行了，而各地

把冲军事机关一事，却看得太重了。

康生派人找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逼取证明刘少奇是大叛徒的材料。安子文回

答：“我在中央组织部工作了二十一年，也没有听别人讲过刘少奇是个大叛徒，从未见到

有哪一份材料说过刘少奇是个大叛徒。”

叶群授意蒯大富收集徐向前、叶剑英的材料。并发表了《炮轰徐向前，打倒拿枪杆

子的刘邓—徐向前》。

由李作鹏操纵，秘密制定海军直属机关大院各大部批斗重点名单，其中海军领导三

名，大部领导十三名，二级部领导十七名，其它师、团级干部三名，共三十六名。

张春桥任命游雪涛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群运组副组长，进行特务、诬陷活动。先后

制造了 26 起冤案，受害者 183 人，5 人致死。

《人民日报》编辑部：《关于目前斗批问题的几点意见》(1967 年 4 月)

一、关于批判刘、邓、陶问题

《人民日报》要大搞，目前集中目标批判黑《修养》，批判该书可以围绕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1．《修养》离开阶级斗争，脱离政治，不谈无产阶级专政，在发表该书的当时甚至连抗日战争都

不提，是一个亡党亡国的修养。

2．《修养》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宣言书，本书在 1962 年再版，为资本主义复辟制造了思想理论基

础。

3．《修养》用孔孟之道作为标准，宣扬了唯心主义的修养论。

4．宣扬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5．在组织上提倡奴隶主义。《修养》是修正主义的建党纲领，在国内外的影响十分恶劣，在运

动中起着阻碍与束缚革命群众的作用。

全面深入地批判刘、邓、陶黑线可以围绕以下几个问题展开：

1． 宣扬阶级投降，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妄图搞垮无产阶级专政；

2． 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政治挂帅，大搞反革命修正主义经济主义，妄图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实

行资本主义复辟；

3． 推行修正主义的建党纲领和路线，鼓吹全民党，提倡奴隶主义；

4． 对抗毛主席的教育路线，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

5． 吹捧苏修，鼓吹“三和一少”。

6． 在哲学上宣扬唯心主义，宣扬吃小亏占大便宜的资产阶级哲学。

批判刘、邓路线的同时，可以批判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年》，这本书歪曲党的历史，

起了很坏的作用。

二、关于批判反动权威的问题

在哲学上批判杨献珍、冯定、冯友兰、朱光潜；

在史学方面着重批判翦伯赞、侯外庐、刘大年、黎澍；

经济学着重批判薄一波、孙冶方、于光远、薛暮桥；

教育界着重批判陆定一，北大还要批判陆平，清华还要批判蒋南翔；

文艺界着重批判周扬、林默涵、夏衍、田汉、华君武、刘白羽、何其芳。

以上提到的，有的虽然过去已经批判过，但是还要继续批下去。

三、彻底批判《清宫秘史》

这本书宣扬卖国主义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大肆污蔑革命群众运动，颠倒黑白，歪曲历史，

① 时间另本作 3 月末。

288

起着极坏的作用，必须彻底清除它的流毒。

4 月末 5 月初

毛泽东在五一和五一的前两天召开的中央常委、文革小组和政治局会议上讲话：

我们一定不要脱离群众。不能脱离群众是一条；另外一条就是不能脱离马列主义。

我们党在四九年、五 O 年、五一年这三年当中，群众是拥护我们的，是尊重我们的。因为

当时是艰苦朴素的，吃小米，住帐篷。当时刚打完仗，还有饱满的革命热情，和群众有密切的联

系。

一九五二年以后情况就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我们干部在群众当中开始受冷落。当时，在干部

当中实行了薪金制，军队住了营房，机关盖了高楼大厦。过去和群众在一起吃、穿、住，现在有

些脱离群众了。为什么会这样？就是没有听我的话。刘少奇、高岗、彭德怀学习了苏联的那一套。

薪金制我是不赞成的。学苏联那一套我也是不赞成的。我们这次文化大革命要把它改变过来。

我们现在要搞三结合，要使青年参加各方面的领导工作。不要看不起青年人，二十几岁，三

十几岁都可以接受他们做事情。不把新一代搞上来怎么使他们受到锻炼？这个三结合就是老、中、

小，就是二十岁以上就行了。

我们提倡青年人上台，有人说青年人没有经验，上台就有经验了。过去也培养无产阶级革命

事业接班人，那是从形式上讲的，现在要落实在组织上。

三结合，老、中、小要三结合。不主张把老干部都打倒。老干部一天天见上帝了。

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机构改革要适合联系群众，不要搞官僚机构。

[按] 按照共产党的理论：共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一次由绝大多数工农大众推

翻剥削阶级的伟大革命，所以他是当然的工农大众利益的代理人。唯有他最尊崇群众，

最推崇群众路线。然而，听其言，观其行，事实胜于雄辩，真实的历史完全不是这样。

让我们考察他历来的所作所为吧。中共是一个崇尚暴力的武装集团。从 1927 年走上中国

农民起义的传统道路以后，其唯一目的就是武装夺取政权，取而代之。为此它不择手段，

利用“ 阶级斗争” 蛊惑群众，欺骗群众，采用人海战术，以他人生命达到他的既定目的。

在毛泽东下达的作战命令中，动辄“ 不惜重大伤亡（例如一万至二万人），求得大胜，以

利谈判与将来”；“ 必须准备数万人伤亡，要有决心付出此项代价，才能打得出新局面”；

“ 准备打得剩下三千人、四千人一个旅” 等等。更有甚者，“ 进攻的战术，常是用徒手老

百姓打先锋，以机枪迫击炮在后面督战。徒手的先锋队成堆成群的倒了，消耗了对方火

力以后，才正式作战。”（1946 年 4 月 16 日《大公报》：《可耻的长春之战》；更早在西路军作战中，

也采此种作法，以致许多女战士成了马步芳军队的俘虏后被强行婚配，命运非常悲惨。）在国共双方

289

的夺权内战中，牺牲了三千万青壮年宝贵的生命。累累白骨，成就了将军们的辉煌战功；

同时铸造了数百个红色特权贵族家庭。60 年代，毛盼望第三次世界大战早日爆发，他宣

称要以三亿同胞作赌本，发动核战争来打倒帝国主义，夺取全世界共产主义的最后胜利。

他还计划着：全世界 27 亿人，如果打原子战争，“ 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

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 27 亿，一定还要多。” 他

为什么批判马寅初？“ 因为打仗需要人”，所以他拒绝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 群众”

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只是他夺权战争的工具、是炮灰。而在中共夺权内战中作出了极大

牺牲的农民，在共和国的地位却只是个二等国民，在 1960 年前后的大饥荒中，活活饿死

近四千万农民，中共对此至今没有一句负责任的交代，甚至在国内外已有多种揭露大饥

荒真相的书籍问世的情况下，继续多方掩饰，谎言欺骗。改革开放以后，城市工商业以

极低的成本，雇佣最能吃苦耐劳且不具备工资谈判能力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政府又和地

产商勾结，以最低价掠夺本应属于农民的土地，从而构成 “ 改革红利”，成就了中国权

力市场经济的 10 年高歌猛进。如今一党专政下的“ 改革开放”，作为领导阶级的工人群

众和政权基础工农联盟的农民群众，均已沦为弱势群体。唯有“ 工人阶级先锋队” 中的

“ 精英分子” ─ ─ 中共的各级官僚们，明抢暗贪，无耻掠夺，把“ 改革红利” 偷进了自

己的腰包，成了强大的权贵阶层。毛泽东、共产党的群众、群众路线的虚伪欺骗和功利

目的，不是一目瞭然吗？

5 月 1 日

毛泽东与高级干部的讲话：

我们今天是老、中、小相结合的大会。(这时向朱德)我们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中年的

四、五十岁了，广场上是小将。今天的大会是个大联合。

我们看干部要从历史上全面地看干部。今天除刘、邓、陶之外，其它的都来了。各省第一书

记都要回去，还是要做工作。江华、江渭清、谭启龙不是三反分子。陈丕显思想上、作风上蜕化，

应很好改造。廖承志过关了没有？应让他过关。王震不是三反分子，是个粗人。建议谭震林同志

去拜访他。余秋里讲假话，谷牧三六年被捕过，比较困难一些。

地质学院的一些红卫兵对老帅的一些历史一点也不懂。有人找我摸底，我说：所有老帅统统

290

打倒怎么办？你们来做行吗？打倒谭震林？今天还是在这里开会嘛！徐向前主持全军文革(徐说：

我身体不好，请萧华代替我工作。)还是你搞吧！

邓和刘有区别，邓在历史上闹独立王国，不理我。在中央书记处(按：似应作中央苏区)还临

阵脱逃，以后反王明路线是我一派的。

刘少奇二五年被捕过，后来被人保出来了，住在北京。刘少奇一条路线，一个理论，一个班

子。六人小组，谣言很多，完全是造谣。

“联动”大部是好的，少数不好。有什么要紧啦！成都让他们承认错误就行了，他们不是承

认了错误吗？不是改得很快吗？

主席在天安门上与王震握手说：王胡子，我很久没有看到你了，有人要打倒你，能

打倒吗？是打不倒的吧！你对打倒你的人要宽大嘛，宽大嘛！

毛泽东五一重要指示：

一、为避免脱离群众，以后实行供给制，取消薪金制。

二、国家机构要实行精简，使更适应新形势。

三、党团组织要半年以后可能恢复。

四、培养接班人问题，每个单位领导班子都要准备青年，只要二十岁以上就可以担任领导。

毛泽东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作了长时间讲话：谈及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过程。

毛泽东对阿尔巴尼亚贵宾说：我们还是有困难的。中国是有希望的，世界是有希望

的。当前主要任务就是大批判，大斗争，尽快实现三结合。(有人谈到象《九评》那样批

判《修养》)主席说，不要写长文章，两千字就够了，不要超过三千。

毛泽东在中南海五一节晚会上的讲话：

毛主席听到江青同志介绍京剧一团被挨打的事情以后，关心地问：现在还打不打了？

同志们回答：现在我们都团结一致了。毛说：不打了，好。还问谭富英及其它一些老演

员‚ 在演唱时，现在还有没有反二簧？反西皮？演员们请示主席：在革命现代戏中，反

二簧、反西皮可不可以用？毛主席说：我看可以用。

林彪五一题词：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从此“四个伟大”的颂声成为晨昏礼忏，遍及神州。

5 月初

《红旗》杂志社的林杰和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的秘书先后在接见造反派的一个头目

时说：“武汉问题主要是同军内一小撮的斗争”，“这是一场更加复杂尖锐的斗争”，“需

要把全国的老造反派统一组织起来”。“武汉的谭震林是陈再道、孔庆德、韩东山，后台

是徐向前”，“中央五月十六日要发文件点军内的问题，这是支持你们的，你们要借东风，

要激化矛盾。口号要明确，一是要打倒陈再道，二是不要把张体学与王任重分开来提，

三是要为工人总部翻案。”

吴法宪先后给武汉军区空军的刘丰等人打了四、五次电话，要他们独立思考，不要

听大军区的，不要跟大军区跑。

北京市“联动”成员串连起来，与北京二十八中的对立派发生武斗，占领二十八中

达三天之久，还在全市搜捕与之对立的人。

291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以张光武为首的几个人公开发表针对周恩来的《开炮声明》。北

京商学院出现了一个“火线纵队”，也把矛头指向周恩来。

5 月 2 日

陈伯达在人民公园与游园群众谈话。指示必须批判“联动”思潮。

5 月 3 日

周恩来接见十四省市夏季粮油征购会议人员，指示：必要的奖励政策不能叫物质刺

激。李先念说：五一那天我向毛主席说了：粮食情况很好。主席很高兴，指示我们必须

把粮食，棉花、布匹抓紧。我理解这是指(1)不要购过头粮；(2)销售上注意节约用粮。

谢富治在第二机床厂讲话，指出：在集中力量批判刘邓的同时，把批判旧北京市委

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和本单位的斗批改结合起来，这是斗争的大方向。他强调革

命大联合和反对无政府主义。

5 月 4 日

周恩来接见财贸口各单位各派组织代表。财贸六单位(财政、外贸、粮食、财经学院、

外贸学院、《前进报》)两派对立，周提议召开大会，由李先念检查。他说：机关中“三

结合”有两种设想：一种是由革命群众组织代表、站出来的高级领导干部和中级领导干

部组成三结合。一种是军代表、革命群众组织代表、革命领导干部组成。不管哪一类，

首先要进行大批判。

陈伯达、戚本禹在北京师范大学就教育革命问题举行座谈。陈伯达建议师大编两本

书：《世界教育发展史》、《中国教育制度发展史》。当同学反映陈毅、谭震林出现上天安

门保皇派高兴时，戚本禹说：他们上天安门，你们反你们的么！陈指责：师范学校是资

本主义制度下产生的。师范大学要不要办，可以讨论。

聂荣臻连日(4、5 两日)接见科学院夺委会勤务组正副组长时讲话：文化革命委员会还

要长期存在，继续搞文化大革命。对各所，有的派军代表，有的派军管小组，主要管文

化大革命。

四川宜宾发生武斗。

上海青浦县发生三次大武斗，卷入者七百余人。

5 月 5 日

五日上午，林副主席听秘书简要汇报了空军党委全会的情况以后，对空军工作作了

如下指示：

空军最近几仗打得好，这次会议也开得好，情况在好转。这是好现象，但是不能松懈。今后

要进一步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加强战备。要把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举得更高，把毛主席著作学

得更好，把部队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和支持地方的工作做得更有效，要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

路线一边，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彻底的群众性大批判，把无产阶级文

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绝大多数同志是好的，要把好人都团结起来，同时不要放松对个别坏人捣蛋

的警惕。

周恩来、江青等接见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全体委员，指出：当前有一股反夺权的拆台

风，保守派要从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反夺权，打砸工代会等革命组织。这股打砸风影响

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正常生产和正常秩序。市革委会和工代会可以管起来，建立新的革命

秩序。今后发生武斗事件，挑起武斗的要严加惩办，首恶分子要依法惩办，受蒙蔽的教

292

育处理，打死人的要偿命，无故旷工的要停发工资。

周恩来写了致陈毅、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谷牧的措辞严厉的“警告”信:

陈毅、震林、先念、秋里、谷牧五同志并告富春同志：

五一团结，不要又造成你们五位同志错觉，否认二月逆流，再压造反派，实行打击报复，那

就又来一个新的反复。你们在人民中，在党内信用将要失尽。对党、对革命来说，并没有什么了

不起。这也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对革命小将们将是深刻的一课。

为着预防你们五位同志走入绝路，专此警告，勿谓言之不预。

周恩来

北京市革委会发出《关于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新阶段的决定》。

5 月 6 日

成都产业军①与造反派发生严重械斗，开枪打死五六十人。死者中有地院东方红驻蓉

联络站学生李全华。北京发起支援四川革命造反派大游行，高呼“打倒李井泉，解放大

西南”的口号。晚，周恩来发出三点指示：(1)派出两万解放军至现场，以制止武斗；(2)

双方撤离现场；(3)希望大家不要激动，相信中央能控制局势。四川自二月份以来，连续

发生武斗，成都军区动用武装，镇压造反派。由工人和基层干部组成的产业军，坚决反

对造反派所提的“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打倒李井泉”等口号。4 月 15 日，他们扬

言要“血洗川大，头断四川，血洒西南”。从 5 月 4 日起，双方武斗日益加剧。

九龙工人发生工潮，港英当局出动警察镇压。工潮迅速扩大，遍及其它地区。广州

地方当局出面支持，抗议镇压。

王光美专案组(丙组)写报告说：“王光美和美国情报机关早有联系。”该专案组旋即正

名成为“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

康生接见中央组织部全体人员，说南开 8·18、北航“红旗”组织联合调查团抓叛徒，

应该向他们学习。从此，全国各地纷纷组织揪叛徒组织。

5 月 7 日

毛泽东给林彪有关军队整训的指示：

林彪同志：

各地军队都应该整训一个短时期，时间以十至十四天为宜。已经整训过的，一个月或两个月

后，再整训一次。全军三支两军人员，每一个月或两个月，都应整训一次，发扬成绩，纠正错误，

以利再战。

毛泽东

五月七日

毛泽东对山东省军区关于山东地区把斗争锋芒指向解放军的报告批示：“看来山东学

生、工人出事地点（就全省来说，占少数）‚ 省军区、军分区、县人武部，大多可能有

些问题。此事应如何解决，请你们研究出办法，告我为盼。”“山东及各省，正规军弄错

的较少。重庆 54 军有电报说，关于支持重大 8·15 是否错误问题，宜找两方面人都来，

和梁、张、甘、韦诸同志共同商处。”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王力、关锋、萧华、杨成武、叶群等接见四川代表，

周说：成都部队由于相信军区，有错误，但能与产业军划清界线，是好的；而对川大 8·26

① 产业军全称为成都产业工人战斗军，由贫下中农战斗军、八一兵团、成都机电红旗等组成。它的对立面造反派组织

由红卫兵成都部队、四川医院 9·15 战斗团、四川大学 8·26 战斗团及一些大专学校红卫兵组成。

293

及工人造反兵团则是错误的。四川发生这样大的流血惨案，现在应该结束了。

同日，中央召开了处理四川问题的大会，会上江青讲了话，陈伯达宣布《中共中央关

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周恩来最后作了指示。

谢富治接见北京红代会代表，指出：

当前，要在革命的大批判、大联合中进行革命的“三结合”。现在提出在革命造反派内部大

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左派分化论”、“新保皇派论”是错误的。一小撮走资派不甘心失败，

竭力反抗，当前主要是在革命造反派内部制造分裂，挑起武斗。他号召大家学习毛选，克服山头

主义、无政府主义，打倒“私”字，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要抓大方向，反对武斗，反对分裂。

谢指示：新北大聂元梓应参加红代会的核心组工作，这是中央的决定。并表示北京市革命委员会

要采取措施，10 号以前制止武斗。

5 月 8 日

《人民日报》发表由《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联合署名的重要文章《〈修

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文章指出: 《修养》一书。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

道路当权派的代表作。这本书，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它流毒

全国，流毒世界。对它必须进行彻底的批判。它的要害，就是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无产阶级专政学说。而背叛了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就是完全地、彻底地背叛了马克思列

宁主义、就是完全地、彻底地背叛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

晚，周恩来、杨成武、叶群等接见高等军事科学院造反派，周说：叶剑英是忠于毛

主席的，大节是好的。在长征时揭发张国焘成立伪中央的问题，在反对彭、罗、陆、杨

问题中是有贡献的。叶处理青海、四川问题上犯了错误，是轻信了下级的话。

5 月 9 日

戚本禹在北京芭蕾舞蹈学校讲话：对两派武斗提出批评，提议组成联合班子，两派

各自整风，推进联合。

北京市第二毛纺厂发生大规模武斗。类似情况，在各厂矿中多有发生。

5 月 10 日

江青 1964 年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人员的座谈会上的讲话《谈京剧革命》公开发表，

《红旗》第六期以《欢呼京剧革命的伟大胜利》为题，专门发表社论进行吹捧。

陈伯达、谢富治去北京第一机床厂调查情况。陈伯达讲话，说：现在流行一种无政

府主义思潮，实际上是破坏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服务。

戚本禹在文艺评论座谈会上讲话：孙泱是蓝衣社特务，同严慰冰关系密切。

军事测量学院红总为揪总参文革主任王新亭，在学生支持下，于王家门外搭帐，坚

持二十七昼夜。关锋、杨成武、萧华接见了他们。杨成武说王新亭是站在毛主席一边的，

是个好同志、关锋要求大家掌握斗争大方向，要团结大多数。

首都科技界万余人，晚上举行“彻底批判刘少奇叛徒集团大会”。

5 月 11 日

济南军区政治部，山东省军区司令部两干部写信反映两军区在支左工作中支持保守

派，打击革命派等五条缺点错误，毛批示：“同样情况在全军内，在许多同志身上都存在。

当然不是多数。”

毛泽东与中央文革成员驱车周览北京市全城大标语、大字报情况，随即又派人往各

中学了解情况。

294

中共中央发布通知，要求全党大批刘少奇的《修养》一书。

刘少奇就对《修养》一书的批判提出申诉意见，被置之不理。

外交部造反联络站、北京外国语学院六·一六、红代会批陈联络站等十个单位万余人

游行示威，要求揪斗陈毅。周恩来应要求在翌日凌晨接见了其代表二百余人。代表提出

(1)陈毅马上滚到群众中来；(2)姬鹏飞、乔冠华不能参加外事活动。接着，周又接见了北

外“红旗大队”、归国生“延安兵团”等单位，直至 12 日凌晨六时。周恩来以需要安排

为由，拒绝交出陈毅，并坚持不能打倒陈毅。

陈伯达在北京六中讲话，批评中学不应分为 4·3 派、4·4 派，也不要组织批判 4·3

思潮。

王力、关锋对红代会的代表讲话：任何时候都不要转移斗争大方向，相信并依靠解放

军。对解放军在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不要看得太重，有错改了就好。

戚本禹在人大附中讲话：黑《修养》主张无政府主义，产生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

是阻碍实现大联合的一主要因素，克服无政府主义唯一的方法就是学习毛主席著作。

四川“产业军”劫走亮相支持造反派的西南局书记曾希圣。

5 月 11 日至 6 月 16 日

八个所谓样板戏：《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海港》、

《红色娘子军》、《白毛女》等在京会演。

5 月 12 日

毛泽东签发中央关于甘肃问题的意见。

照办。 毛泽东 五月十二日

林副主席已阅。

即送林彪同志审阅后再送请主席批示。这个意见经五月十日扩大的碰头会议上通过，

大家都认为在目前，甘肃以实行军管为好。张达志在这次军区会议上检讨较好，而冼恒

汉从去年十月工作会议以来，态度总是明朗的，故以冼主持军管会，张主持大军区工作，

妥否，请主席批示。

周恩来 五月十一日

中央的意见指出：

甘肃省军区司令员詹大南同志，以军队代表身份参加《甘肃省红色造反派联合指挥部》的

工作中，有严重错误。主要是在《红联》处理《七一战斗队》问题上，没有掌握大方向，不做

团结工作，轻率地开除了《七一战斗队》，造成了《红联》的分裂，使甘肃省革命左派大联合受

到挫折。在处理这样重大问题上，詹大南同志严重无组织无纪律，不请示报告兰州军区，当兰

州军区采取措施加以纠正时，还竟然错误地进行抵制。这是不能允许的。现在詹大南同志已经

检讨了错误并决心改正，我们欢迎这种态度。

甘肃省军区广大干部、战士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做了很多工作，甘肃省军区在支左

工作中发生的错误，他们是没有责任的。

军队的支左工作，在当地最高军事领导机关统一领导，统一安排下进行。甘肃省军区的支

左工作要服从以张达志、冼恒汉同志为首的兰州军区党委的领导，重大问题必须请示报告。要

严格组织纪律，不得自行其是。

鉴于当前甘肃省成立“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还不成熟，中央决定对甘肃省实行军事管

制，以冼恒汉同志为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徐国珍(兰州军区副司令)、詹大南同志为副主任。甘

肃省军区要全力参加军管工作。

295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进一步加强军民团结》，文中转述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要

相信和依靠群众，要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要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号召拥军爱

民。

周恩来在接见外事口造反派时说：我支持批判陈毅，但不同意打倒。

戚本禹在玉渊潭中学讲话：两派老这么吵下去，也许没有希望。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培

养一批精神贵族，主要两种人，一是不干活；一是特权阶层。无产阶级怎么办学校，全

世界都没有解决。

军队院校革命造反派开大会斗争罗瑞卿。

5 月 13 日

为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 25 周年，军内一部分由吴法宪、李作鹏、

叶群支持的三军文艺人员(后来称为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①在北京展览馆剧场演出长征组

歌，对立的造反派联合以清华蒯大富为首的一批造反派组织冲击剧场，发生严重冲突，

伤数十人(这一派后来便名为冲派)。总政治部主任萧华曾劝阻前者不要单独演出，因此被

指为冲派的黑后台而被揪斗。周恩来、杨成武等连夜分别接见冲突双方的各组织代表。

此即所谓“5·13 事件”。从此，总政瘫痪。

中央军委决定：向全军发放毛主席像章和“为人民服务”语录章。

5 月 14 日

中央发布关于中专的学制与分配办法的通知。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加强对群众组织小报控制的通知。规定:

一、革命群众组织的报刊，应严格遵守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并参照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的重要社论和评论进行宣传。

二、毛主席、林副主席没有公开发表的文章、讲话、批示，都一律不许擅自刊登和印发。中央的

内部文件、会议记录和负责同志的内部谈话，一律不要擅自刊登，也不要以小册子和其它形

式编印流传。

三、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林彪同志直接领导的非常战斗化、非常无产阶级化的

军队。报刊上不得公开发表反对人民解放军的文章和报道。对于他们的支左工作有意见，可

以向上级反映，也可以当面批评。有的报刊，在中央作出明确规定之后，还发表公开反对人

民解放军的文章，这是完全错误的。

四、必须严格保守党和国家的机密。目前，群众组织的报刊泄密现象相当严重，在一些文章、报

道中，透露了国防工程、设施，部队调动情况，备战计划、措施，以及经济建设、外交斗争、

机要事务等等重要机密。这种现象必须迅速制止。

五、宣传要突出政治。对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要着重从

政治上、思想上揭深批透。不要搞《黄色新闻》以及其它庸俗、低级的东西。

六、对国际问题的发言权集中于中央。对于国际上重大问题的宣传，要按照中央的方针政策进行。

七、在宣传报道中，不要传播道听途说、捕风捉影的“马路新闻”，尤其不要轻信和传播政治谣

言。

中共中央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四日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文物图书的保护的通知。

① 这些人基本上是保吴法宪与李作鹏的人，在运动初属保守派。而其对立面则属造反派。

296

中共中央转发广州军区、湖南军区检查报告的批语:

(一) 现将广州军区、湖南省军区报告两件发给你们，望参照执行。

(二) 凡犯了错误的必需坚决改正。如不改正，越陷越深，到头来还得改正，威信损失就太大了。

及早改正，威信只会比前更高。

(三) 不要动动摇摇，游移不决。听信老婆孩子从保字号那里带来的错话，信以为真。

(四) 要受得住工人、农民、学生、战士、干部的批评，加以分析，好的接受，错的解释。解释

不通，暂时搁下，将来再说。

(五) 要坚决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坏人只是极少数，不过百分之一、二、三。这样一想，

就什么都通了。

经毛泽东批准，北京市革委会发布重要通告，要求禁止武斗、稳定生产秩序。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重要通告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并经中央批准。)

一、革命群众都必须坚决执行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的

指示，争取革命和生产双丰收。

二、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指示。严禁打、砸、抢、抄、抓。煽

动武斗的少数坏人和情节严重的打人凶手，应该受到无产阶级国家法律的制裁。

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部队和军代表有权处理武斗问题，有关方面必须听从，不

得拒绝执行。

三、不准破坏国家财产，不准运用交通工具参加武斗，不准调动人员参加外单位的

武斗。

四、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必须坚决地克服许多地方存在着的某些无纪律状态或无

政府状态”的指示。不许破坏劳动纪律。不许无故旷工。坚决同一切扰乱革命

和生产秩序的现象作斗争。

五、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应该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担负起

维护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秩序、保卫国家财产、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命的神圣职责。

六、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四月二十日关于停止外

出串连的通知。已经外出串连的北京学生和群众，除经中央特许的以外，应当

立即全部返回北京，外地来北京串连的学生和群众，同样也应立即全部返回本

地。

本通告自公布之日起生效，并由革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分别采取具体措施。

叶群带领关锋，由吴法宪、李作鹏、王宏坤等陪同到医院代表林彪慰问军内演出一

派的伤员，进一步分裂了一些军事单位的群众组织。

周恩来、杨成武接见海军直属机关造反派(支持李作鹏的一派)，周恩来说：听说你们

在三座门搞了一天半，我支持你们，现在不要去三座门了。不然，我就陪你们去。

张春桥、姚文元奉命至南京，在革命派群众会上发表讲话。张、姚此行，由毛指定，

自北京至济南、然后至南京、再去上海、杭州。张春桥讲话：当前的主要任务是：通过

革命的大批判、实现大联合，建立三结合的革命领导机构。他批评南京武斗已发展到三

绝(绝食、绝水、绝医)，这完全偏离了大方向。张呼吁实现大联合，拥军爱民。姚文元与

江苏省军管会主任杜平也作了发言。

与外交部“造反联络站”及北外“六·一六”对立的北外“红旗”等冲击外交部，

要求揪斗陈毅。同时也依例要求周恩来接见。

297

5 月 15 日

晨一时，周恩来在一次接见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后，接见了北外"红旗”、二外红

卫兵代表。周严词批评了他们冲击外交部的错误，坚持批判陈毅的会议必须有安排。并

表示：“我马上就要下命令，让部队去加强外交部，以后谁也不许去。”

戚本禹在首钢接见两派代表。指责双方皆无权力扣人、抓人、抄家、不许再发生武

斗。

聂荣臻在京西宾馆接见部分科技人员时讲话：搞阶级斗争改造社会，要有社会科学

的理论，同样，要战胜自然，没有理论，社会主义建设有许多问题不能很好解决。基础

学科我们发展不够，也作了好多工作；技术科学我们有许多成绩，电子计算机开始向苏

联定货，一秒钟三十次，好难呀！我们自己搞，下定决心我们自己干，很快自己搞出来

了，一万次，十万次，××万次也搞出来了。越封锁，越使我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

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外交部副部长召见英国驻华代办唐纳德·霍布森，强烈抗议港英当局对香港中国工

人和居民的暴行。本月初，九龙发生工潮，在红卫兵的支持下，愈演愈烈，港英当局出

动警察镇压。嗣后，在 6、7 月内，暴力事件不断发生。

四川宜宾自 5 月 4 日以来，武斗不止。本月又发生大规模武斗，成都万余人赶往支

援。重庆连日武斗激烈，双方动用高射炮等常规武器。大批工厂停工停产。

5 月 16 日

按照毛泽东在 5 月 15 日夜的指示，《5·16 通知》正式公开发表。毛将其中的“彭真

同志”的“同志”二字删去，并说：写社论来不及了，可以晚一天发表。

中央碰头会接见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他们汇报了“5·13 事件”。江青说：支持

你们批判萧华，萧华一副绅士派头！并指示戚本禹接见演出人员，以示支持。晚、戚本

禹偕同吴、李、邱在北京军区接见演出人员。

周恩来、江青、聂荣臻、徐向前、萧华、杨成武、粟裕、谢富治、叶群、郑维山、

傅崇碧等接见内蒙军区来京代表团。周恩来在会上宣读了中央解决内蒙问题的八条决定。

中央发布《关于重庆问题的意见》，同意四川革委会筹备小组的意见，撤消任白戈西

南局书记、重庆市委第一书记、重庆军分区第一政委的职务。重庆在 2 月 8 日由 46 个造

反派组织发表了《重庆市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公告》，成立了重庆市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

(简称革联会)。其后又分化为拥护革联会的“8·15”派与反对的“反到底派”，尖锐对立，

武斗一直在发展。

北京外国语学院“六·一六兵团”贴出《戳穿李先念之流的一个大阴谋》的大字报，

攻击周恩来是“反革命两面派”。

武汉市保守派群众成立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百万雄师联络站(简称“百万雄师”)与造反

派不断发生武斗。

5 月 17 日

毛泽东对五十四军支左工作报告的批示：

五十四军在重庆工作得不错，供你们参考。凡属两派革命群众组织相对立很严重的，

只要进行细致的思想工作，问题是可以解决的。有群众的保守组织，甚至反动组织，都

要耐心的作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

天津红卫兵将查找到的《伍豪(周恩来化名)等脱离共产党启事》抄送江青。江青于本

日将抄件转送林彪、康生及周恩来本人。

298

中共中央发布通知要求全国深入学习 5·16 通知。

周恩来、康生、关锋、王力、杨成武接见重庆两派代表，宣布了中央关于解决重庆问

题的意见。撤销任白戈的所有(西南局书记、重庆市委第一书记、重庆军分区第一政委)

职务。重庆警备司令部在三支两军中没有顶住成都军区的方向路线错误，把文化大革命

搞成了肃反运动，支左犯了错误，现已认识并逐步改正。中央决定成立由兰亦农(驻军副

政委)、白斌(副军长)、唐兴盛(军分区司令员)组成的革委会筹备小组。兰为组长，白为副

组长。吸收适当人选，组成领导班子。对反革联会的组织被打成反革命或右派组织的都

要平反。通过整风实现联合。

5 月 18 日

《人民日报》与《红旗》联署，就 5·16 通知正式发表，刊登编辑部文章《伟大的

历史文件》。这篇文章是对一年来文革的一个总结，是经毛泽东修改和审定的。其中，从

“列宁看到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充分注意了整个苏联历史的经验”一段，和文

章最后一段，都是毛加写的。

周恩来接见军队院校代表，说：你们是那里有事就想到那里去打，找打架的地方。

今天公开发表了《5·16 通知》(去年是在党内)。通知中说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讲的彭

真。现在指的就是刘少奇了。

王光美专案组开始狠抓刘少奇“自首变节”问题的所谓“调查”。这个代号为 504 的

专案组先后在全国拘捕、审讯 64 人，受牵连者不计其数.

5 月 19 日

周恩来就“伍豪启事”向毛泽东写信并附《大事纪》进行辩白。毛泽东阅后批示：“送

林彪同志阅后，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在“存”字旁加划了两道杠，大有深意。

[按] 共产党惯于整人，大批地把人打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分子。有些人也

触入罪网，但念态度尚好或其它原因，大开恩宥，性虽定为反、坏、右，但不戴帽子，

是为“ 不戴帽的反、坏、右分子”。这些“ 不戴帽者” 虽暂不戴帽以观后效，但是帽子拿

在当局手里，今后表现稍不顺眼，就立即扣下来，把你打入黑五类的队伍。堂皇其名曰

“ 交群众监督，帽子在群众手里”。我想，这种人的心境大体上是同判死缓者相去无几的。

“ 伍豪启事” 也是一顶操在毛泽东和他的小帮派们手里的“ 叛徒” 帽子，是专为周恩来

预备的。当然，为周准备的也可能还有其它可以顺手拈来的“ 帽子”。君不见，1970 年庐

山会议上，陈伯达被揪，毛泽东的佛手一翻，六顶帽子便扣在这个曾充毛的政治秘书多

年，号称中国最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还担任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大右派陈伯达的

头上。周恩来在文革中的处境似乎更惨。叛徒的帽子一直悬在他头上，直至身患绝症，

299

在进手术室之前，仍然为此而忧心忡忡。

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布通知，号召全军学习《5·16 通知》。

《人民日报》发表《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抓住主要矛盾掌握斗争大方向》。要求

各群众组织间求同存异，共同对敌。

5 月 20 日

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即演出派)在京西宾馆礼堂召开批斗萧华大会。

《红旗》第七期刊载黄锡章的文章《反动电影〈大燎原〉与中国的赫鲁晓夫》。

北航、北邮、北林等院校革委会成立。

由 50 多个造反派组织主办的大型革命画展“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在北京美术馆开

幕。

美术出版社第二门市部(原荣宝斋)举行“打倒刘少奇”漫画图片展览。人民美术出版

社印行的漫画“打倒刘少奇”，每套百余幅，共印 50 万册，在市面上发行。极尽丑化刘

少奇的能事。

上海柴油机厂“联司”群众在公安局前静坐示威，抗议它的成员被捕，是为福州路

事件。

《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组“毛主席语录歌曲”。之后，“语录歌”风靡一时。

5 月 21 日

周恩来指示，国家体委归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领导。

5 月 22 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立即制止武斗》。

为构陷刘少奇叛变罪名，专案组对中华合作总社的孟用潜实行隔离审查。5 至 10 月

间，又关押了河北省副省长杨一辰及丁觉群、王世英等十一人，逼取证词①。孟、杨、丁

皆 1929 年刘少奇在沈阳被捕时的同事。

外交部为抗议英国外交大臣对驻英代办的粗暴态度，宣布取消英驻华代办处向上海

派驻人员的安排。

5 月下旬

毛泽东作出决定：

一、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来接管中央宣传部。

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研究决定宣传组、文艺组、教育组到中央宣传部来办公。

三、对在旧中宣部工作的干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决定集中学习，办一个毛泽东思

想学习班。这个学习班要同志们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同时这个学习

班要集中力量斗黑帮、批判黑帮。

5 月 23 日

《人民日报》重新刊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复以《无产阶级文化

大革命的指路明灯》为题，发表社论，进行谀颂。下午，首都各界一万六千余人在人民

大会堂开会纪念《讲话》发表 25 周年，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等参加。

① 其它被拘押的还有冯少白、曹亮、梁漱德、马国钧、丁君羊等。

300

大会由江青主持，陈伯达讲话，说：“现在世界正在进入一个完全崭新的历史时代，这是

以工农兵为主人翁的新时代，是以毛泽东思想为伟大旗帜的新时代。”戚本禹在会上作报

告，题为《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建军纲领》。

郭沫若在会上热情歌颂《献给敬爱的江青同志》：

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你善于学习和应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你无畏地在文艺战线冲锋，

让工人，农民，战士的英雄形象占据了中国的舞台。

我们一定会让英雄形象占据世界舞台，

中国的昨天就是众多亚非国家的今天，

中国的今天会是他们的明天，

我们要为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彻底解放而战斗，

我们要让毛译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飘扬在亚非国家，

飘扬在五洲四海。

比共政治局委员司徒·伦斯、锡 (斯里兰卡) 共中央书记桑穆加塔桑相继参观访问北

京地质学院，高度评价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晚，中央文革宣布成立文艺组与宣传组。

5 月 24 日

红代会发表声明：炮打周恩来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反革命。

戚本禹指示：图书馆除涉及边疆机密、黄色书籍、反动分子反革命分子的著作外，

其它书籍都可外借。

[按] 文化大革命中，所有社会科学方面的图书，除马、恩、列、斯和毛的所谓经典

著作外，实已全部封禁，书店亦然。建国以来历经几次运动，治社会科学者已普遍有摇

手犯禁，腹诽横加之惧。至文化大革命而焚坑公行，故文化大革命实则大革文化命、或

文化大革除也。

5 月 25 日

毛泽东批准发布内蒙军区 5·25 命令。

农林口革命造反派召开“坚决与三反分子谭震林血战到底誓师大会”。首都大专院校

及其它各部、口造反派近两万人参加，上海等五个地区来电支持。

广西“4·22”派进占《广西日报》办公楼。支韦 (国清) 派成立“5·25”指挥部(后

改为“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和“5·25 革命行动指挥部”。简称“联指”)，

与之进行械斗，直至 26 日晚，“联指”自动撤离，“4·22”派重新控制报社。宣布对《广

西日报》夺权。

《人民日报》连续发表毛主席关于文学艺术问题的五个文件，即《看了<逼上梁山>以

后给延安平剧院的信》、《应该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

《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指示》。

301

5 月 26 日

周恩来在科学院讲话，号召进行革命大批判。

本月 24、25·26 三天，《人民日报》相继发表毛泽东 1944 年《看了〈逼上梁山〉给

延安平剧院的信》，1951 年《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及 1963 年关于文艺界社会主

义改造的批示和 1964 年关于文艺界各协会及其刊物的改造问题的批示。

5 月 27 日

陈伯达、谢富治、关锋、戚本禹、叶群等接见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及外语学

院、第二外语学院革命组织负责人，就一外“造反团”、“6·16”和二外“首都红卫兵”

给周恩来贴大字报进行了批评。

《红旗》第 9 期刊登姚文元文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进行无产阶级

文化大革命的革命纲领》——在上海纪念毛主席光辉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发表二十五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抗议蒙古反华暴行。

5 月 28 日

中央同意内蒙对乌兰夫进行不直接点名的公开批判。

一、对乌兰夫不直接点名、称为内蒙古自治区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二、对王逸伦、王铎公开点名。

毛泽东批准对国防部所属几个部委实行军管的决定。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发布《关于对国防工业部、国防

科学技术研究院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试行草案)

就北京部分院校干扰新华社工作，27 日且向新华社发出照会一事，陈伯达电告聂元

梓、蒯大富、谭厚兰、王大宾、韩爱晶，不许外部插手新华社。

新华社播发 1966 年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及林彪就此件

给中央常委的信。

5 月 29 日

毛泽东在了解到社会上炮打周恩来的风潮时，批示：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

革同志向他们做说服工作。

[按]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周恩来与邓小平》一书(第 55 页)收录有毛泽东给中央文革

的一封信，无具体时期，亦真伪难辨，姑录于次，以供参考。

“ 文革小组的一些人对周恩来很有意见。主要是他总是联合与妥协的习惯使他们不满。

最近，红卫兵开始在大字报中批评他。当然，没有人会否认诚实的周恩来的主要品质。

但另一方面，他已被证明是非常有用的。他的才能使得他事实上在党内是无法代替的……

所以，我们应该尽力保护他。假如他与刘少奇、邓小平明显地断绝关系，我想，我们应

302

该把他联合到我们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中来，并给他以某种程度的议政自由。”

中央发布关于军队院校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军委发电：

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已经看过，经中央文革、军委党委、军委文革小组讨论通

过。

中央军委、军委文革小组关于目前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目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处于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革命的大批判

的高潮中，军队院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是一片大好形势，为了胜利地完成一批二斗三改的历史

任务，根据一九六七年三月七日中共中央关于大专院校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和一九六七年

二月九日中共中央关于中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精神，结合军队院校的具体情况，特作如下指

示：

1、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

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当前必须更高地举起革命的批判旗帜，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

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按各单位不同的情况，逐步的转入本单位的斗批改，把本单位一小撮党内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倒斗臭，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批深批透，改革教学制度，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

军队院校的党员、干部、教职员工都不要外出串连，已经外出串连的，要迅速返回本单位，进行

斗批改。

2、为了完成斗批改的艰巨任务，必须建立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

构，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军队夺权范围的规定，凡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已占优势，并且实行了革命的大联

合的，应该尽快地建立有革命学生、革命教职员工、和革命领导干部组成的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革

命委员会)，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行使在本院的领导权力；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没有占优势的，

应该通过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批判和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

争，壮大左派力量，积极创造条件，实行革命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有些院校党的领导、行政领导

基本上还好，不需要夺权的，也应根据三结合的原则，充实和加强领导班子。

3、院校干部大部分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动学术权威，和钻进

干部中的阶级异已分子只是少数，犯有错误的干部、包括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在党和群众的教育下，

大多是可以改过来的。

无产阶级革命派应当帮助革命的领导干部站出来，对犯错误的干部应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的方针，给他们检讨亮相的机会，鼓励他们放下包袱，站出来工作，将功补过，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

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累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犯有错误的干部必

须认真检讨错误、确实改正错误，以取得群众的信任。

4、中级指挥、技术、医务学校，根据本单位的具体情况，应逐步做到一边闹革命一边上课，上

课要和文化大革命紧密结合，主要是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党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文件，并以

一定工作时间学习一些专业课程。

5、在运动中必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用”字上狠下功夫，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边战斗

边整风，要引导革命群众组织自觉地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打倒无政府主义、小团体主义、

宗派主义、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念、主观主义、个人主义，认真提倡文斗，反对武斗，不断加强无

产阶级的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

6、各总部、各军种、各兵种，应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加强对院校无产阶

级文化大革命的领导，要政治挂帅，到群众中去，加强调查研究，做到情况明，决心大，旗帜鲜明，

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对左派组织之间的分歧，应该帮助他们通过整风‚ 实行革命的大联合。

303

不能片面地支持一方，打击另一方。对参加保守组织的群众，领导上和左派组织都要耐心地作艰苦的

政治思想工作，通过摆事实讲道理，帮助他们改正错误，欢迎他们尽快地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

的路线上来。要注意抓典型单位，及时总结和推广先进经验，帮助院校搞好斗、批、改。

这个指示的基本精神也适用于军队的文艺体育团体，除第二、四条外，也适用于军队的科研设计

单位。

陈伯达等接见红代会核心组，指出：目前社会上出现从右和极“左”方面来动摇无

产阶级司令部的严重情况，要提高警惕。周总理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之下总管事务的参

谋，反对总理是严重的政治问题。

1966 年 3 月 22 日林彪给中央军委常委的信和《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

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于今天公开发表。

北京部分红卫兵举行集会纪念红卫兵诞生一周年。在天安门广场上，以“联动”为

核心的老红卫兵召开“红卫兵万岁”大会，并与对立派发生尖锐冲突，这是“联动”有

组织的大规模活动的最后一次高峰。

王海容、唐闻生写信给毛，反映社会上倒周的情况，毛批示，“极左的观点是错误的，

请文革同志向他们作说服工作。”

5 月 30 日

戚本禹谈毛主席制定 5·16 通知的历史背景：

(一)刘、邓、陶、彭、罗、陆、杨这些人长期勾结，在党内形成一股反毛主席的势力。国内

国外都有他们的基础。所以毛主席那时老提这个问题。他到外省后就提出蔡锷在云南反对袁世

凯。还问：中央如果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毛主席再三提出，再三警告，后在十中全会上强调

并提出了阶级斗争的口号。

(二)据我知道，很多中央的同志都感到中央的第一个接班人是反对毛主席的，感到党有分裂

的危险。很高的负责同志都哭过好几次，他们这完全是无产阶级革命感情，他们为中国命运担

忧，为党的命运担忧。

(三)十几年来，刘、邓已经把持了许多要害部门。拿中央办公厅来说，主任杨尚昆，副主任

曾山之类都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都是刘、邓的死党。还有田家英作了很多坏事，他公然叫

嚣：“刘公怎么还不造反呵？”所说刘公，就是刘少奇。“反了吧！还不反？”他着急死了，就

跳出来了。就是我过去呆过的小小秘书室，最近提出要当主任的陈炳函是个大叛徒。工业、农

业、文教，很多口，很多要害部门，很多重要岗位都被他们占领。党的三大要害部门：一个宣

传部、一个组织部、一个办公厅，都是他们掌握的。所以，62 年刘少奇才敢于提出毛主席的“调

查研究过时了”。“不能下去蹲点就靠边站。”这都是有所指的。甚至提出毛主席的著作是教条主

义的。当时这样嚣张，这样公开地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我们很多同志是没有察觉的。

(四)他们有个人想抓军队，就是罗瑞卿，给我们识破了，打下去了。他们秘密报告都准备好

了。彭真在畅观楼搞了个酸秀才么！就是把毛主席和中央的文件作为黑材料，作了一番准备嘛！

那是很系统的。这就是他们的上台的秘密报告，他们那是准备好了的。有的黑帮交待：他们政

变以后，陈伯达怎么安排？谁人怎么安排？都作了周密的计划。

(五)过去很多干部群众给毛主席写信告刘少奇，告邓小平。辽宁有个铁匠，他就是首先向中

央揭发刘少奇提倡的富农可以入党这个问题的。后来他长期受报复打击。四川刘结挺、张西挺

他们反对李井泉三自一包的单干风。李开始拉拢，李的老婆给刘洁挺老婆送礼，刘不要，以后

李井泉就把他关起来。他们告到中央了，接待人员把材料交给童小鹏，童送给邓小平，邓批给

西南局，于是回去后又抓起来，邓小平包庇李井泉。李井泉是刘少奇、邓小平的，不听毛主席

的，他从来就是反对毛主席的。卫恒(山西第一书记)就是听薄一波的。给薄一波、安子文写报告，

304

就是不给中央写报告，他们的人事安排都要问薄一波，不问中央，不问毛主席。

(六)今天文化大革命是到了总的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了。什么《海瑞罢官》，什么翦伯赞，

都是舆论准备。什么吴晗问题，邓拓问题，都是前哨战。真正的大决战战役是解决这个问题。

全国妇联批斗“党内走资派、妇联副主任康克清”和“大叛徒、妇联副主任章蕴。”

广西“联指”为夺取《广西日报》大楼，与据守的“4·22”派武装冲突又演。连日

来，社会上两派武斗盛行。

5 月 31 日

中央发布关于专区及县成立革委会筹备小组或革委会的审批权限的规定。

《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大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

周恩来为保证铁路轮船交通，致函中央文革：

送上铁路中断情况电讯八份，请阅。今午在主席处，已说明铁路轮船关系到全国交通命脉，

决不能中断。下午曾约集富春、先念、剑英、萧华、成武、谷牧、秋里各同志会商此事，除已

报请批发不许中断铁路轮船交通命令外，并拟将全国十八个铁路管理局给附近驻军实行军管包

干，将沿海沿江轮运交海军军管包干，均与当地军分区、武装部分开，不再介入地方支左工作，

以便统一全国铁路轮船运输，免受干扰。这一计划正由总参草拟，明日当可订出送审。

此外，拟为此事再发一告铁路轮船职工书，定稿后再送阅。

中共中央决定对铁道部、交通部实行军事管制。并且从六月一日起，先后五次发布

命令、通告和布告，以解决交通运输混乱的严重局势，还派了国防军担负护路任务。

5 月 31 日—6 月 5 日

亚非作家常设局在北京举行“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 25 周

年讨论会”。6 月 9 日，毛泽东接见了参加讨论会的来自亚非和世界各国的作家和朋友。

5 月底

以张建旗为首，策划成立了“北京钢铁学院五·一六兵团”。同时在北京农业大学亦

出现同名的组织。

陈伯达说：“5·16”是个秘密组织，是个阴谋组织。矛头对准周总理，实际上对准

中央，对总理也是对中央。要把它打倒！

康生说：要警惕“5·16”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他们要从极“左”的和右的方面动摇

毛主席的党中央，到处贴标语打倒周总理，

江青说：“5·16”以极左的面貌出现，很值得警惕，“5·16”用极左制造分裂。“5·16”

表面反总理，但实际分多少个方面军，是拆台的。从“左”、右动摇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想乱我们的套。“5·16”是反革命组织。

[按] 所谓“ 5·16 反革命案” 是文革中一个重大而又始终扑朔迷离的大案件，牵涉的

群众难以计数，然最后又以全无实据了局。此中玄奥，仍有待掌握当时公安档案，专题

研究。局外人暂时尚难妄加推测。

305

从本月下旬开始，北京高等院校普遍进行所谓“斗、批、改”。

5 月

毛泽东对上海市革委会的指示：

一、这次双方都有经验，这股风不会刮得很大。我们要遵守“八条”，解放军得遵守“十条”。

二、解放十几年来，我们脱离群众是厉害的。青联、妇联、团中央都是空架子。我们的要求是不

脱产，既当官，又当老百姓。假如不当老百姓，有什么办法呢？一个月里当一个星期的官，

三个星期的老百姓。假如不当老百姓，工人运动的领袖这样下去就可能变质。这个是大方向

问题。办法是否好？同志们可以提出来。

毛泽东关于江西省军区的批示：

林彪、恩来、文革小组同志：

江西军区与群众对立情绪为什么越来越激烈？江西军区某些负责同志对群众的态度是否正

确？值得研究。此外，还有××、××、××三个省军区对待群众的态度是否对？也值得研究。

毛泽东

张春桥在上海说：“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把那些老家伙通通打下去，一个也不留。”

张说朱德、陈毅、贺龙“他们没有一个好东西！都是一贯反对毛主席的。你看：朱德是

大军阀，陈毅是老机会主义，一打仗就开小差，靠吹牛起家。贺龙是土匪……就是这些

货色，哪个能留下？一个也不能留。”

山东济南省委院内两派群众武斗，被王效禹拘捕关押者达 388 人。

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 25 周年，革命样版戏《智取威虎

山》、《海港》、《红灯记》、《沙家浜》、《奇袭白虎团》，芭蕾舞《白毛女》、《红色娘子军》，

交响音乐《沙家浜》在北京同时上演。

5、6 月间

河北省在 1967 年 5 月 3 日，数所中学发生武斗。6 月 23 日，河北农大发生严重流血

事件，死 7 人，伤 250 人。

6 月 1 日

《红旗》、《人民日报》刊载纪念毛泽东决定发表聂元梓等的大字报一周年社论《伟

大的战略措施》，文中引用了毛《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关于坚决维护铁路、交通运输

革命秩序的命令》。命令如下：

(一)铁路、交通运输部门的广大革命职工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政治，狠抓革命、

猛促生产，坚守生产岗位，努力做好工作，严格遵守劳动纪律，切实保证交通运输的畅通，完成和超

额完成运输计划，向一切消极怠工、影响运输秩序甚至中断交通运输的行为作坚决的斗争。

(二)严禁破坏铁路、交通设施和国家财产，任何人都不准以任何借口无票强行乘坐车船，不准扒

乘货车和拦截列车、汽车、轮船，不准妨碍铁路、交通部门工作人员的正常工作，不准武斗，不准以

卧轨等手段限制车辆通行。今后凡采用扒车、截车及其它不正当手段来京上访的人员，中央概不接见。

(三)煽动武斗、破坏铁路、交通运输秩序和砸毁铁路、交通设施、运输工具的少数坏人以及情节

严重的肇事者，必须受到无产阶级国家法律的制裁。各地革命委员会、军事管制委员会和驻铁路、交

通部门的人民解放军部队、军代表、公安值勤人员有权根据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公安六条规定负责

处理上述问题，有关方面必须听从，不得拒绝执行。

306

本命令自即日起生效，并可在城乡和车站、码头广泛张贴。

中共中央

国 务 院

中央军委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一九六七年六月一日

中央文革小组正式接管中宣部，由其所属之文艺组与宣传组代行中宣部职能，中宣

部撤销。

周恩来指示卫生系统造反派，要打倒城市老爷卫生部。

6 月 2 日

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高校座谈会上指出：大学的斗批改是一件艰苦的工作，是历

史上所没有解决过的。十七年来，毛主席提出的方针政策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这次文化

大革命，主席讲，一种可能改革彻底翻身，一种可能走回头路，一种可能改良。张春桥

鼓励大家作斗批改的闯将。

聂荣臻在工人体育馆对科技工作者讲话：许多科研单位已经逐步转入斗、批、改，

改革的最高标准是毛泽东思想，是毛主席光辉的 5·7 指示。

“钢院 5·16 兵团”正式成立。张建旗随即(6·3)抛出他在三月三十一日写的《给周

恩来的一封公开信》。又以“钢院五·一六兵团”的名义贴出《二十三个为什么？》的大

字报。

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成果展览会在北京展览馆开幕。

高等院校造反派在学部揪斗了潘梓年。

6 月 3 日

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正式成立，专案组包括除王力以外所有中央文革成员及谢富

治、汪东兴、叶群、杨成武。康生任组长，江青直接抓，戚本禹任秘书，具体工作由谢

富治、汪东兴负责。专案组直接对中央政治局常委，实际上是对毛泽东负责。

周恩来接见国防工业系统群众组织代表，指出：不能要求中央领导同志站在一派方

面。另外一派，即使是十分反动的，我们也只能把他们的头子抓起来，广大群众还是要

教育争取的。这是主席的方针，清一色的思想是不可能的，是违反社会现象、自然现象

的，违反社会发展的，而且是反动的思想，这就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过去犯过错误

的也要教育他、团结他，这表现主席的伟大。

谢富治、傅崇碧受中央指示前往红代会传达两条命令：(1)红代会的人都不能利用北

京红代会的名义跑到各地自作主张，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秩序；(2)红代会和各大专院校要

坚决执行中央指示和市革委会决定，立即将我市各院校派往各省和北京各单位的同学调

回来。

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接见外事口造反派，指出：《5·16 通知》

公开发表后，社会上两种思潮展开了新的斗争。有人认为，这意味着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的开始，又要从中央揪出新的黑帮、黑线来。陈伯达指出：以毛主席、林副主席为首的

无产阶级司令部是不能动摇的，这是全世界最坚强的司令部。而周总理是毛主席、林副

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他从文化大革命以来，一直是支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

陈伯达、江青对北外“六·一六兵团”指出：把矛头对准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是极端

错误的，必须悬崖勒马，否则是很危险的。

307

康生接见红代会核心小组及大专院校代表讲话：彭真是一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一个反革命。从他的问题一发生，彭真专案组就怀疑他是叛徒。我们就组织人力调查研

究，经过一年的工作，我们可以宣布，彭真是个叛徒，是自首变节分子。他曾经带着敌

人逮捕过我们的人。彭真是一个在敌人面前下过跪的可耻的叛徒。

文革初刘少奇蹲点的北京建筑工业学院掀起揪斗刘少奇的新浪潮，扎营中南海西门，

要求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

北京市各区工代会筹备小组正式成立。

6 月 4 日

《人民日报》观察员发表《中国的大革命和苏联的大悲剧》一文。

武汉军区发表公告，重申不得为“工总”翻案，并检讨了在支左中的错误，号召实

现大联合。造反派指责其为假检讨，而“百万雄师”却认为军区软弱。武汉的两派群众

武斗有增无已，惨案累有发生。至六月底，据不完全统计，死 108 人，伤 2774 人。

张建旗等发表《严正声明》，认为群众对他们存在误解。

6 月 5 日

中央文革小组正式批准有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中国人民解放军测绘学院等二

百多个单位参加的“首都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联络委员会”。

上海《解放日报》公开批判《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把它指为“瓦解社会主义经

济，复辟资本主义的黑纲领”。

谢富治与原首都“三司”造反派头头座谈时指示：红代会核心组成员，除清华、北

大、师大、地质、轻工等外，人员要扩大。组长仍由聂元梓担任，副组长由北京地质学

院学生王大宾担任。

中央党校造反派贴出大字报，揭发党校校长林枫为彭真死党，在东北时曾与彭、吕

正操“桃园三结义”，反对林彪。

全国 58 个造反派组织联合成立“批斗李立三反革命集团联络站”，李立三(华北局书

记处书记)，被揪出批斗。

6 月 6 日

中央再申通令，纠正最近发生的打砸抢风。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通令 中发(67)178 号

为了维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秩序，维护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威，保护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

主，保护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正常进行，纠正最近出现的打、砸、抢、抄、抓的歪风，防

止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混水摸鱼、乘机捣乱，特发出以下通令：

一、除国家专政机关奉命依法执行必要的逮捕拘留任务外，任何团体和个人，都不准抓人，都

不准私设公堂和变相地私设公堂。

二、各级党政机关的档案文件和印章，任何团体和个人，都不准抢夺、窃取和破坏。

三、社会主义的国家财产和集体财产绝对不可侵犯，革命群众都有保护的责任，任何团体和个

人，都不准侵占，不准砸抢，不准用任何借口进行破坏。

四、严禁武斗，严禁行凶打人，严禁在本单位和到外单位打群架，严禁抢夺个人所有的财物。

五、除国家专政机关奉命依法执行任务外，任何团体和个人，都不准对任何团体和个人，进行

搜查和抄家。

六、由各地卫戍部队和驻军负责保证上述各条的执行。自即日起，对于违犯上述各条的，都应

该严加处理。

308

对于肇事者和背后挑动者，对于打死和打伤人的凶手，卫戍部队和当地驻军，有权逮捕和拘留，

依法惩处。

对于破坏、侵占和抢夺国家财产、集体财产和个人财物的，都必须追回或按价赔偿。

对于违犯上述各条的团体，分别情节轻重，在一定的范围内通报批判。

七、各革命群众组织，应该成为执行本通令的模范，并协助卫戍部队和驻军进行政治思想工作。

这个通令可以在城乡广泛张贴，并在群众中广泛宣读。

中央转发黑龙江《关于中小学生在校外活动中存在的问题》的调查报告。

中共中央文件 中发(67)179 号

各省、市、区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各省、市、区军管会，各军区、军分区党委：

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文教组“关于中小学生在校外活动中存在问题的调查”材料，很值得同志们

注意。省革命委员会的批语也很好。现在发给大家参考，并望按照当地具体情况，及时采取措施。

中 央

一九六七年六月六日

各地、市、县、特区革命委员会(接管委员会)并报中央文革、东北局：

现将省革命委员会政治委员会文教组“关于中小学生在校外活动中存在问题的调查”转发给你们。

请你们和有关部门把青少年教育工作认真抓起来，切实做好。

培养青少年一代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极其重大的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

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资产阶级并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千方百计地腐蚀青少年，极力同我

们争夺下一代，把复辟资本主义的希望寄托在青少年一代身上。在这方面，目前有些同志还认识不足，

特别是有些同志溺爱、娇惯、放纵自己的子女，甚至怂恿自己的子女进行犯罪的活动。这实际上就是

培养资产阶级的接班人。因此，必须教育干部、工人、农民，正确地对待自己的子女，特别是革命干

部必须把教育子女当做一项经常的政治任务，不断地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子女的头脑。对于怂恿自己子

女干坏事的家长，要给予必要的处分，如果是革命干部这样做，还要加重处分。学校、机关、工矿企

业、城市街道，都要有计划地加强青少年的教育工作，组织他们读毛主席的书，学毛主席的语录，唱

毛主席语录歌曲，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儿童；组织他们积极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加

力所能及的集体生产劳动，让他们经风雨，见世面，真正把我们的青少年一代培养成为具有无产阶级

政治觉悟的，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新人。

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八日

黑龙江省关于中小学生在校外活动中存在问题的调查

我们在四月间，到哈市马家沟、文昌小学和原省人委职工家属居民委员会等处，调查了中小学生

校外活动情况，现将存在的问题报告如下：

从毛主席和党中央发出中小学复课闹革命的号召以后，哈尔滨市中小学广大革命师生已陆续返

校，边上课边闹革命。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中小学生普遍地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得到了锻炼，发扬了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造反的革命精神，精神面貌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

但是，正象毛主席教导的：“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阶级敌人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千方百计地

同我们争夺青少年一代。在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和坏人的勾引下，目前在青少年中出现了一些很不健康

的现象，主要表现是：

一、进行掏兜等盗窃活动。有些学生在盗窃、流氓分子的影响和唆使下，经常到商店、车站、文

化误乐场所等人口活动比较集中的地方，进行掏兜等盗窃活动。有的割断电线，剥去房瓦，拆去机器

零件，破坏作用很大。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这种偷盗行为，有些学生不以为耻，反以为能，说“偷了

东西就蹲那么六、七天，有啥关系。”因而得不到有效的制止。

309

二、损坏公物现象相当严重。有些学生不仅在学校不爱护公物，毁坏桌椅，在校外也任意毁坏公

物。原省人委职工家属居民委员会附近，共有五十个路灯，被学生用弹弓打坏了四十五个，有时刚刚

换上的灯泡又被打碎。有的住宅内的电闸保险丝几乎天天被孩子挑断，走廊内的电灯开关几乎全部砸

碎，电线裸露，极易发生触电事故。有些办公室的玻璃，被学生用弹弓打破很多，房产处修配厂的玻

璃，几乎每块上都有弹弓打的小眼。

三、有的沾染一些流氓习气。有的人歪戴帽子，说低级话，调戏、污辱女同学，向社会上的阿飞

学习。有的成群结伙，搞“拜把兄弟”，讲“义气”，学习封建社会的东西。有的还在“誓言”中规定：

所搞的活动不准向任何人讲，保证“把兄弟”不挨打，一人受难都上去。有些学生组织起来以后，成

群结伙地在马路上欺侮弱小同学，拦截围攻批评过他们的教师和街道干部。有的夜间到他们有意见的

人家，敲窗敲门，故做鬼态，借以吓人。

四、成群结伙，打架斗殴。有些学生成群结伙，选出头头，寻衅打架。有的学生备有匕首、棍棒、

皮带等凶器，常常伏在公园的角落等处，借机引诱打架，有的被打伤，有的甚至被失手打死，引起很

大纠纷。对于他们的这种活动，别人批评不得，有时对批评者施加报复。如有的学生对谁家有意见，

就召集一伙人，晚间聚集在这家的周围，有一人用手电筒照亮这家的窗户，其余的人用弹弓对准玻璃

一齐发射，把人家玻璃打碎。有些学生过去比谁的家长官大，现在比谁的家长是什么派，欺侮参加保

守派或未参加派别人员的子女。

存在上述问题的原因，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社会上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反映到青少年头脑中，有些学生划不清无产阶级大民主和

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界限，滋长了一种极端民主化的情绪，一切以个人意志为转移，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还美其名曰“造反”，“反对奴隶主义”。因此不听教师、街道干部的教育，甚至有的教师和街道干部

因为制止他们的不良行为而遭到报复。

第二、有些学生家长溺爱子女，放松了应有的教育。有的家长对孩子放纵不管，娇惯的不象话，

根本听不得别人对他们子女的批评。特别是有些领导干部的子女，在家备受宠爱，无人敢管。原省人

委职工宿舍中，孩子闹事最多的是一些领导干部的子女，他们往往是孩子中的头头，谁也管不了，在

孩子中“称王称霸”。如高×的一个孩子，把办公厅交通员的摩托车偷着开跑了。事后，高×不但不

教育孩子正确认识错误，反而鼓励孩子说“真勇敢”。又如王××的三个孩子，把邻家的一个孩子打

得伤势很重，王××不但不管教自己的孩子，反而无理的同被打伤的孩子家长吵骂。

第三、学校教师对学生教育抓得不紧，甚至有些教师明明看着学生有缺点、错误也不敢管教，不

积极引导他们纠正，放任自流。同时，学生在校活动时间，特别是小学生的上课时间太短，有的学校

只上一、二个小时课。课外作业一点没有，学生放学后又没有人组织自学，大多数时间都是玩耍。

根据上述问题和原因，我们征求了有关方面的意见。一致认为，应该采取积极措施，加强中小学

生的阶级教育、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教育。他们正处于长知识、长身体的重要时期，青少年是资产阶级

和无产阶级争夺的一个重要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必去占领。青少年教育的好坏，是关

系到培养什么样接班人的问题，正象毛主席教导的：“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

重大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在计，万年大计。”为此，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一、在中小学生中开展一个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

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儿童的宣传活动。大破“私”字，大立“公”字，破四旧，立四新，大树毛泽

东思想绝对权威，用毛泽东思想把青少年武装起来。

二、干部、职工和所有家长，都必须把教育自己的子女当做一项经常的政治任务，切实做好，不

断用毛泽东思想教育自己的子女，对子女负责。对于怂恿自己子女干坏事的必须批评教育，严重的给

予处分。

三、人民解放军在青少年中有很高的威望，建议解放军协助学校、街道加强对青少年的阶级教育，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爱护公物、团结同学的教育，树立良好的社会主义新风尚。

四、各小学应积极建立红小兵组织，把青少年组织起来，经常进行有益的集体活动。学生在校的

310

学习时间，应适当延长，一般的不应少于四课时。

五、各地、市、县革命委员会，各机关、工矿企业、学校革命群众组织，应当指定专门机构和人

员把青少年教育工作切实抓起来，并且协助学校、街道搞好学生校外教育工作，真正把青少年培养成

为有无产阶级政治觉悟的，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新人。

省革命委员会政治委员会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三日

已发：各省、市、区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各省、市、区军管会，各军区、军分区

党委。共印四 OO 四六份。

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

一九六七年六月九日发出

凌晨，陈伯达、谢富治接见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成员，批评了“新北大”的聂

元梓、孙蓬一和清华的蒯大富。陈伯达说：凡是在社会上把持权力的，要夺无产阶级权

的，只能造成自己垮台。

6 月 7 日

扎营中南海西门的北京建工学院发出紧急呼吁，坚决要求揪斗刘少奇。

6 月 8 日

《人民日报》登载上海市革委会 6 月 2 日决议《为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决议

指出：“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夺权斗争取得基本胜利以后，最中心的问题仍然是政权问题，

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

北京举行示威游行，声讨美、以(以色列)侵略阿拉伯国家的罪行和苏修的叛卖行为。

北京市革委会发布《关于停止使用广播车和高音喇叭的通知》。

中共中央办公厅负责人写报告说刘少奇的厨师郝苗“可能是国民党中统特务，赶快

逮捕审查”。郝旋即被捕。

6 月 9 日

林彪亲自出席观看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演出，以示支持。三军革命造反派从此失势

并遭到镇压。

中央军委命令，任命李作鹏为海军第一政治委员，免去其海军副司令员职务。免去

苏振华海军政治委员职务。

林杰在与清华“井冈山”、矿院“东方红”、轻工“红鹰”等单位同学谈话时说，目

前北京存在三个问题：一、对刘邓罪恶批判不深；二、无政府主义严重；三、北京知识

分子手太长，控制了工人运动。一个造反派组织夺权，没有搞大联合、三结合，中央不

认为是犯方向性错误，这种情况在全国很普遍，改了就行。

6 月 10 日

中央直属文艺系统一万四千余人集会，斗批党内一小撮走资派。陈伯达等出席，表

示支持。

北京政法学院、光华木材厂于今日成立革委会。谢富治、傅崇碧、吴法宪等到会祝

贺。

首都红代会改组，常委 15 名，由农大“东方红”、农机“东方红”、邮电“东方红”、

林院“东方红”、师大“井冈山”、北航“红旗”、医大红卫兵“红旗”、“新北大”、“政法

311

公社”、财金“八·八”、地院“东方红”、工大“东方红”、电影学院“东方红”“毛泽东

共产主义公社”联委会、北外“红旗”、清华“井冈山”分别选派。

外交部照会保加利亚使馆，强烈抗议保领导人破坏中保交换留学生协议。

6 月 11 日

陈伯达为北航师生题字：“当毛主席的好学生，当群众的好学生。”又为北航“红旗”

题字：“相信毛泽东思想，相信群众自己的力量，相信集体的智慧，这样我们就将创造人

类历史空前的奇迹”。他还为"红旗兵团”当场题写了“做教育革命的探索者”。并指示说：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要创建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的教育制度……这个工作要

由你们把它具体化，提出方案，要靠毛泽东思想把它搞好。”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学院等校造反派揪斗中央社会主义学

院院长、前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聂真。

周恩来在 11 日、13 日连续接见农林口造反派，说谭震林的材料我看过了，还要核实，

结论不能这么早。

6 月 12 日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宣传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一文的通知。

其中 (三)宣传要点内容如下:

1、《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伟大意义。

2、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3、正确区别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4、集中力量，从政治上、理论上、思想上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5、对确有证据的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分子，要实行专政。

6、以民主的方法，“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对有群众的保守组织甚至

反动组织进行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反对左派群众之间打“内战”，反对用处理敌我矛盾的

方法，用压服的方法对待受蒙蔽的参加保守组织甚至反动组织的群众。

7、强调民主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强调在人民内部民主和集中，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反对无

政府主义的思潮。

8、推动各群众组织，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指南进行整风，总结一年来无

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发扬成绩、克服缺点、改造世界观、提高革命性、科学性、组织

纪律性，反对无政府主义、主观主义、小团体主义、山头主义和资产阶级作风。

外交部向印度驻华使馆递送照会，就印度使馆人员在北京从事“间谍”活动，提出

强烈抗议。

谢富治接见韩爱晶等，谈到 5·13 演出事件时，谢说，演出派是林总、江青支持的。

他们在海军是支持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在北京军区是支持郑维山；在空军是支持

吴法宪、余立金的。对聂元梓，这次虽受批评，还是爱护她。红代会核心组要扩大到 15

人，王大宾要当核心组副组长。把北大、矿院、轻工开除出核心组是不对的。中央文革

中，现在宣传由王力负责，教育由关锋负责，文艺由戚本禹负责。至于文化革命何时结

束，中央文革讨论了几次，尚无结果。

《人民日报》报导：今年已出版《毛泽东选集》2900 多万部。同时还发行单行本和

《语录》数亿册。

重庆市革委会与警备区发出联合通知，提出制止武斗的八条。

312

6 月 13 日

周恩来在接见农林口造反派时，就干部亮相问题指示：“干部的亮相，一个是和党内

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本单位的走资派彻底决裂；第二是彻底批判本单位的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第三是自我批评。最主要的是第三个，自己检查批判得深刻，这是

最好的亮相。”农办不但是谭震林的，从历史上还有邓子恢、廖鲁言。不能以为廖是叛徒，

就不斗了。在接见财贸口造反派代表时，说打倒李先念，我不赞成。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谢富治、王力、关锋、戚本禹等接见河南两派代表，听取

双方汇报。

李富春接见鞍钢代表，谈鞍钢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是：一、清除刘邓薄(一波)在鞍钢

的影响；二、清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流毒；三、通过斗批改，把鞍钢办成毛泽东思想

的大学校，成为贯彻毛主席所提的鞍钢宪法的模范。

全军文革改组，吴法宪任组长。

近日来，“誓把军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联络站”代表和部分海军造反派在

三座门揪斗李曼村、谢镗忠。

海军政治部主任张秀川传达杨成武的几点指示，支持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

6 月 14 日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谢富治、杨成武、戚本禹等第二次接见河南两派代表，听

取情况汇报。

北京外国语学院“6·16 兵团”头目刘令凯与钢院“5·16 兵团”头目张建旗等人在

北京外国语学院成立了“首都红卫兵 5·16 兵团”。

6 月 15 日

中央发布关于内蒙军区问题的通报。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戚本禹接见广西两派代表和军区负责人。严厉指出：不管

哪一派，动员农民进城和截国际列车都是政治错误。

6 月中

中央文革小组向毛泽东汇报中学文化大革命。当汇报到军训时间问题时，江青说：

解放军现在感到撤出学校还有问题。他们说还没有完成毛主席的五七指示。毛泽东说：

解放军就是好，责任心强，看来二十五天不行了，大概要到年底才可以。

6 月 16 日

林彪致信周恩来与中央文革，提议不用“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的祝词。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查阅档案的规定》。

由江青支持的京剧现代戏“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海港”、“奇袭白

虎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及交响乐“沙家浜”在京会演结束。本日晚，

毛泽东、林彪等观看了“智取威虎山”。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杨成武、戚本禹、姚文元等接见詹才芳、章伯森、梁春阳，

提出五条：一、最近一段不要上街游行；二、不冲击别人；三、不搞武斗；四、不号召

农民进城；五、学习好、生产好。章伯森、梁春阳是 15 日奉周恩来电召来京汇报湖南文

化革命情况的。

周恩来接见财贸系统造反派，指示：李先念不能打倒。李先念打过一辈子仗。过雪

山时，主席看见就说这个人是好同志，有政治头脑，当然也有许多错误。周着重指出：

313

不要把派别斗争联系到抓叛徒的问题上，这是很危险的。

从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红卫兵联队”中分裂出一个“大批判指挥部”，本日，举行

了斗潘(梓年)揪吴(传启)大会。

[按] 学部两派，主要以潘梓年、吴传启问题展开。“ 揪潘吴联络站” 认为吴传启是

政治扒手，潘梓年是叛徒。

谢富治接见北大各派代表，讲解毛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并传达

毛泽东最新指示：如果有两个革命组织严重对立，要做细致的思想工作，是敌人就要清

除出去；是同志、朋友就要互相关心、爱护、帮助。谢指示：要掌握斗争大方向。要搞

革命大联合。要搞好学校的斗批改。要反对武斗。对聂元梓则强调帮助。

[按] 北京大学的运动，原系由聂元样所领导的校文革一手把持。4·11 事件之后，各

种群众组织蠭起发展。继“ 北京公社”、“ 新北大公社革命造反总部” 之后，又有“ 6·6 串

连会”、“ 新北大公社联合兵团”，并演化成三大势力。由“ 东方红”、“ 井冈山”、“ 5·16 公

社” 联合为“ 东方红公社”、“ 井冈山红卫兵”，指责聂从去年八月后一直执行了资产阶级

反动路线。以“ 北京公社”、“ 红旗飘飘”、“ 革造” 为主的一派，所持观点略同。两派均

提出“ 炮轰聂元梓，打倒孙蓬一！” 另一派以“ 联合兵团”、“ 6·6 串连会” 为主，既主炮

轰，又主帮助。此外，又成立“ 抗大兵团”、“ 铁锤战斗队” 等小组织。6 月 14 日，反聂

派曾举行静坐示威。

谢富治、吴德等在对部分大专院校人员的讲话中，建议学习毛《正确处理人民内部

矛盾》一文，促进大联合。

6 月 17 日

张春桥在上海指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文字上很简洁，当前讲就是斗批改、大批

判、大联合、三结合，十二个字。这就是当前夺权斗争阶段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只要贯

彻下去，我们就能把各方面工作带动起来。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不断发展的，要不断地

集中群众的智慧，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在我们的工作中

开花结果。

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成功。

外交部就驻印度使馆遭袭击向印度政府提出严重警告和最强烈抗议。

武汉发生大规模武斗: 据《动态报》6 月 17 日电讯：(武汉)保守组织“武红兵”、“百

万雄师”2—3 万人从中午一时围攻汉口江汉路造反派联络站，手执长矛、尖刀挑起武斗，

314

武钢“9·13”造反派驻三民路附近一座大楼倒塌，死伤 40 多人。长江大桥公路桥被二

千多“武红兵”封锁，武钢“9·13”大队人马前往支持，被解放军 200 多人拦住，只通

过两辆汽车，被“武红兵”打伤惨重。一车 38 人全部死亡。“新华工”、“新华农”、“新

湖大”被不明真像的农民包围，不能支援。事态继续发展，武汉造反派在危急中，望速

告中央救援。

6 月 18 日

毛泽东指示：

有些外国人对我们《北京周报》，新华社的对外宣传有意见，宣传毛泽东思想发展了马列主

义。过去不搞，现在文化大革命以后大搞特搞，吹得太厉害，人家也接受不了。有些话何必自己

来说？我们要谦虚，特别是对外，出去要谦虚一点，当然不要失去原则。昨天氢弹公报我就把“伟

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统统勾掉了，把“光焰无际”也勾掉了。世界

上的光芒哪里有无际的？都有“际”，所以勾掉了。“万分喜悦和激动的心情”，我把“万分”也

勾掉了。不是十分，也不是百分，也不是千分，而是万分，我一分也不要，统统勾掉了。(毛主

席指示时，周总理也在场。他指示说：有个问题，把国内的硬搬来对外，不动脑筋，不管对象。

人家需要什么不管，只管我们自己。研究一下对外，既不要丧失原则，又要有效果，不同特点。)

毛泽东接见北京市工代会委员。

中央文革文艺组严厉批评中国杂技团擅自处理马戏队的动物。该团认为马戏是大毒

草，杂技不能反映毛泽东思想。将所养狗十九只送科学院生物研究所供实验，五头熊电

死食肉，五只羊送动物园饲养，六匹马送交农场。其它骆驼、水牛、猴也做了处理。在

收回时已仅存二只狗、六匹马、两头骆驼和一头小牛。

[按] 毛泽东把庭院植花养草和室内盆栽花卉指为资产阶级的享受，至文化革命进而

及于马戏团的动物。他所仇视而图革除的是一切自然界的美好和人类所创造的文化活动。

所谓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摧残的，殃及禽兽，岂止国民而已哉！

6 月 19 日

《人民日报》重新发表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

工代会、红代会分别举行纪念大会。谢富治在会上指出：前一段社会上两大派的对

立，妨碍了北京市的大批判，给外省市的运动带来了极恶劣的影响，严重地干扰了主席

的战略布署。两大派应该好好学习主席的这一个划时代著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联合起来搞大批判。陈伯达、戚本禹也来到会场，肯定大会开得成功。

6 月 20 日

驻京海陆空三军、二炮、总后革命派在北京军区召开斗争罗瑞卿大会，军内外 60 多

个组织几万人参加。刘志坚、王尚荣、杨勇、廖汉生陪斗。

北京地院及在京地质系统革命派斗争陶鲁笳、邹家尤等。

6 月 21 日—25 日

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访华。

315

6 月 21 日

中央军委发布关于军队院校、文体单位来京和外出串连人员，限期返回本单位进行

斗批改的通令。

凌晨，周恩来接见去××地区执行业务的“六·二六”医疗队全体成员，指出：医

疗队下乡是卫生系统斗批改的序幕，如何打倒城市老爷卫生部？就要象这样打倒。

周恩来电召江西省委书记刘瑞森、郭光洲、黄光来京，汇报江西问题。

由姚文元率谭厚兰等七人组成的红卫兵代表团出访阿尔巴尼亚，历时 18 天。

《红旗》转载《文汇报》文章《念念不忘阶级斗争》一文时特加按语，其中说道：

《文汇报》指出：“我们绝对不允许为个人争权。这个罪恶的念头一分也不能有。如果‘权’

字与‘私’字攀上了亲家，一门心思想着‘我’这一小团体的‘权’，或者‘我’的‘权’，这就

等于眼睛蒙上了黑布，什么也看不见，就要栽跟斗。‘私’字迷了心窍的人，往往在碰到不同意见

时，就轻易地给对方扣上‘老保’、‘逆流’、‘复辟’等大帽子，并且不分青红皂白地提出要再夺

权，发展下去，甚至会去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权，会把斗争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这说得何

等深刻，何等好呵！无论建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地方，还是正在筹备建立革命委员会的地方，革命

干部和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都要高度警惕，不要被“私”字这个鬼缠住。这一点，是在无产

阶级革命派夺权过程中和夺权以后，对人们的新的严峻考验。

6 月 22 日

中央就国防科工委所属单位进行军管作出补充规定。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关于对国防工业部、国防科学技术研究院及所属单位实行军事管制的补充决定(试行草案)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关于对××部(委)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试行

草案)完全适用于国防工业部、国防科学技术研究院及所属厂矿企业、科研、设计单位和基建单位的

军事管制工作。上述单位是国家重点保密单位，为了确保国家机密，特作如下的补充决定：

一、不是国防工业部、国防科学技术研究院及所属单位和厂矿的革命群众，一律不得前去串连。

二、国防工业部(院)及所属单位和厂矿的革命群众，可以在业余时间，只能在本地区、本部(院)

范围内串连，但不得涉及国家机密。特定的机密要害部门和单位，外部门、外单位的革命群众，均不

得前去串连。

三, 国防工业部门及其所属全体人员，必须提高警惕，加强保卫、保密工作，防止失密、泄密。

中央发布增加收入、节约开支的通知。

李立三被迫害致死，终年 68 岁。李，湖南醴陵人。

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红卫兵联队”以“捣毁潘、吴王朝”为口号，对他们曾拥为革

命干部的潘梓年、吴传启进行揭发批判。

6 月 23 日

黄永胜批准了本年春广州市公安局军管负责人起草的《关于揪叛徒工作的请示》及

附件《第一号调查方案》，秘密对叶剑英的“叛徒”问题进行调查。

《人民日报》介绍了《山东革命委员会关于认真转变作风的若干规定》。这个《规定》

要求革委会成员严格要求自己，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认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

6 月 24 日

中央对浙江等地来京谈判代表规定六条，责成遵守。

316

中共中央通知

浙江、江西、广西、湖南、河南、鞍钢、鞍山市来京会谈的代表团同志们并各省、市、自治区革

命委员会、军事管制委员会、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各大军区、省军区、各部委：

为了保证各地代表团在京会谈的顺利进行，有利于中央对各地问题的解决，中央要求各地代表团

中有争论意见的双方，能够达成协议，保证以下六条能在各地实现：

一、不上街游行。

二、互不打架，互不冲击。

三、不抓人，不扣人。

四、不阻碍铁路、公路、轮船运输。

五、不动员农民进城、拦路、拦车。

六、不夺枪，不开枪。

达成协议后，双方应立即用电话通知回去，保证切实执行。

《解放军报》在发表《正确对待两种不同性质的当权派》一文时特加按语：要用阶级

分析的观点，区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当权派，认真抉择革与保的问题。

人民解放军西藏自治区军事管制委员会布告：(摘录)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于 1967 年 5 月 11 日决定，由张国华等九同志

组成西藏自治区军事管制委员会，张国华同志任主任委员，任荣、陈明义二同志任副主任委员，

于 6 月 24 日正式成立。在西藏自治区革命的“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建立之前，西藏自治区军

事管制委员会对全区各项工作实行统一领导。

周恩来讲话：全国二十九个省市有六个站出来了(上海、青岛、山东、山西、贵州、

黑龙江)现在在北京正在谈的有：浙江、江西、广西、湖南、河南、甘肃六个省。还有两

个需要解决，还没来北京，是湖北、宁夏。新疆还没有定局，吉林、辽宁还没有解决。

主席说：现在不是三、四月了(毛曾说三、四月见眉目)，而是六、七月了。

周恩来接见农政、农办两派代表，提议对谭震林先从人民内部矛盾进行批判、组织

一千人的会，便于控制。他表示，倾向于先把秦化龙的问题搞清楚。

康生、戚本禹接见河南×××，指示(1)要注意二·七公社内部分裂；(2)正确对待犯错

误的干部和群众。

张春桥接见浙江“省联总”代表，指出从现在准备夺权到掌权，要有长远考虑。一

个政权总要多数人掌握，即使是对待暂时的同盟者，也要照顾。现在上海每个月开一二

次斗争陈、曹大会，这样使人不要忘记大方向。

[按] 杭州两派，“ 省联总” (造反派)与“ 红暴派” (保守组织)。后者保江华，支持军

管会主任龙潜，认为二月夺权是曹祥仁(书记处书记)操纵的机会主义假夺权。

6 月 25 日

《人民日报》在转载《无产阶级革命性与小资产阶级摇摆性》一文时特加编者按语：

指出：划清二者的界限，抵制和克服小资产阶级的摇摆性，增强无产阶级的革命性、科

学性与纪律性，是当前无产阶级革命派面前的重大问题。

6 月 26 日

317

中央警卫团被派至北京针织总厂及其所属两个分厂进行“三支两军”，毛泽东指出：

1. 下去以后要作好宣传工作，要作深入的、细致的、艰苦的思想政治工作。厂子里女工多，要派

些女同志下去，便于工作。

2. 下去以后不要匆匆忙忙表态，经过调查研究，如果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逐步地把他

们联合起来。就是两派发生严重对立的群众组织，不愿联合的只是少数几个坏头头。

3.要向工人群众学习，不怕犯错误，错了就改。要关心群众生活，组织个医疗队，给他们看病。

经康生授意中央文革办事组和全军文革办公室给武汉军区发出电报：“最近，武汉市

发生的大规模武斗，是不正常的，希望武汉军区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制止武斗。‘百万雄师’

一些人对若干院校和工厂的围攻，应立即停止。杀害革命群众的凶手，应按照中央《六·六

通令》严肃处理。不久之后，中央将请武汉军区和各派群众组织的代表来京汇报。”

周恩来接见上海市革命干部、革命群众代表说：北京学生左右运动。余秋里还未解

放，就是学生搞的。李井泉是三反分子，是林彪同志指出的，邓小平平时不工作，打麻

将，言论很少。工业七十条是唯一能打倒邓小平的材料，是他亲手搞的。全国六个省市

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还有十三个省建了革命筹备小组。浙江、甘肃、云南有较大反复。

杭州问题中央开了六个会，还没有解决。中央最近对六个省有个文件，提出六个不准。

这六个省要我回去讨论解决。

康生、谢富治、王力等接见云南两派代表，康生说：中央历来认为，“炮兵团”、“八·二

三”都是革命组织。希望通过学习，达到大联合。

[按] 同属“ 炮兵团” 观点的有“ 炮兵兵团”、“ 三·七炮兵团”、“ 共产党宣言公社”、

“ 红旗兵团” 等。属“ 八·二三” 观点的有“ 八·二三战斗团”。“ 一·一八战斗团”、“ 一·二

六战斗团”、“ 红炮兵” 等组织。它们是分别在 66 年 9 月、10 月成立的造反派组织。67

年 3 月军管后矛盾扩大，云南军区支持“ 炮兵团”；昆明军区支持“ 八·二三”。

李富春在全国生产供应会议上讲话：当前要狠抓农业、煤炭和交通运输。

李钟奇、丁国钰接见北京中学造反派，李钟奇说：“中学军训中存在着缺点错误是肯

定的，但是我们执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决不是资本主义复辟，右倾投降。”丁国钰

说：“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军训是毛主席提出的，对解放军要坚决拥护，掌握斗

争的大方向，实行革命的大联合，把矛头对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陈伯达在清华大学接见师生代表时提出：文科要彻底改革，理工科要研究出一套教

学制度。

由“誓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联络处”组织，有工代会、红代会、中学红

代会等一万余人参加的大会，斗争罗瑞卿。刘志坚、苏振华、许光达、刘震、李聚奎、

张宗逊、王尚荣、雷英夫、向忠、史进前、成钧等陪斗。

四川“红成”赴京告状团举行誓师大会，二十多万人参加。会后，相继来京。扬言

“活捉刘洁挺，拉着上北京”。

6 月 27 日

北京航空学院决定：从 7 月 3 日起，开始复课闹革命。

318

6 月 28 日

中央发布《关于抓叛徒问题的通知》。

中共中央关于“抓叛徒问题的通知” 中发(67)200 号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展以来，红卫兵小将和革命群众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工作，揭露了党内

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长期包庇的叛徒集团，挖出了一批混进党内的叛徒特务分子，对

于纯洁党的组织，对于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也

存在着一些问题。为了更好地进行这项工作，中央特作如下规定：

(一) 对一个人作出是否“叛徒”的结论，是一件严肃的政治问题，是关系到一个人的政治生命

问题，必须经过周密的调查，采取慎重的态度。不要根据不充分的、未经核实的材料，自

行宣布某人为叛徒。不要轻易公布材料。

(二) 应当把重点放在清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中的叛徒。其它历史上有过变节行

为的也要清查，但要根据其情节轻重，是否向党交代清楚，是否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

权派一起干坏事。以及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区别对待。

(三) 要把有一般历史问题的干部同叛徒、特务，严格区别开来。

(四) 各群众组织不要借“抓叛徒”的名义，进行宗派斗争，互相攻击，转移斗争大方向。

(五) 有些群众组织，混入个别的叛徒、特务，应当清查，但别的群众组织，不得借此来打击这

些群众组织。

谢富治在市革委会上讲话：西安大学成立革委会时，大搞排场，铺张浪费，出席人

数 37．6 万人，主席台五个彩门，请帖套印六次 8 千张。到北京、上海请人参加，用钱

上万元。北京市革委会成立犯了两个错误：请了几个剧团演了几次戏；请了五省代表，

开了不好的先例。

戚本禹接见河南“十大总部”代表。当“公安公社”成员说自己大方向始终正确时，

戚说：始终是错误的，干尽坏事。你们都是保守组织，喊打倒刘建勋就是大方向错误。

纪登奎也打不倒。

[按] 河南造反派为“ 二七公社”。“ 十大总部” 则被指为保守组织。属于前者的还有

郑大“ 革联”、郑铁机务北段“ 八一”、河医“ 东方红”、开封师院“ 八·二四”、新乡师院

“ 八·一八” 等。属于后者的还有郑州“ 铁军” (中学)、省“ 革命职工造反总部” 等。

外交部召见缅甸大使，抗议缅甸“反华暴行”。

6 月 29 日

中央发布防止铺张浪费的通知。

附件：四个红卫兵给江青同志来信“摘要”：

最近，×地有几个学校的革命造反派成立革命委员会，其规模之浩大，场面之豪华，实在使

人惊讶，他们不是节约闹革命，而是大搞铺张浪费。

××学校联合开庆祝大会，成立革命委员会。参加大会者达三十七万六千人，几乎是北京市

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参加人数的四倍。仅筹备这次大会，就花了国家财产近万元。据说灯炮一项

就用四、五千元。

319

××学院成立革命委员会，参加大会者达三十一万人。在排场、阔气方面比前者更甚。张灯

结彩，花花绿绿，到了不堪入目的程度。也是仅筹办这次大会，就花了近万元，仅电线一项就四

千元。

××大学召开纪念革命造反派一周年大会，也大搞浪费主义、风头主义、大少爷作风。

一些中等专业学校，也学了“老大哥”的样子，在成立校革命委员会时，也大讲排场，大讲

阔气，花费不少国家财产。

××大学也要成立校革命委员会，该校革命造反派的不少同志认为，应该隆重庆祝，但必须

突出政治。他们说，热烈首先应该表现在政治上，表现在突出毛泽东思想上，表现在大造革命舆

论上，而不应该表现在与外校比排场、比阔气上，不表现在大搞花花绿绿上。因此，他们强烈要

求这次校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成为节约闹革命的样板”。但校筹

委会的某些人及其支持者，对这些意见都听不进去。这些同志专在大会的布置等形式问题上“狠

下功夫”；一个大会的主席台，设计就长达三十四米。校里要搭彩门五个。为了人多势众，不惜

违背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从工厂里调回了六五级毕业班临时分配的学生。特别是

搞的那个“请帖”实在是豪华之至，每个“请帖”价值五分钱之多，共印八千张，花费数百元。

来信人谈到这里，痛心地说，去年“十月六日我们在北京开会时的请帖是手写的。可今天，我们

却变了！”另外，筹委会某些人还准备派三人带上三百多元去上海“请客人”，后因筹委会许多一

般工作人员的坚决反对，抢了他们自己开的介绍信，才未去成。

来信人提出：筹委会的某些人为什么要讲排场，讲阔气呢？因为在他们看来，该校成立革命

委员会，如果在排场、阔气方面赶不上××两校和××学院的话，就是“丢人”，会被人看不起，

就会没人来参加大会，会就不会开得热热闹闹，轰轰烈烈，在社会上没有地位。

来信人认为，这种倾向是很值得注意的，它关系到“掌权以后的筹委会(以后即革命委员会)

将向何处去？”的问题。来信说，这个问题不只是一个学校、一个地区的问题，它是带有普遍性

的倾向。若不给予纠正，是很危险的。

周恩来、康生等接见江西来京两派代表，要求贯彻 6·24 通知，不许夺枪，要保持铁

路畅通，动员农民返乡。

河南军区参谋杨松峰代表军区向“二·七公社”表示支左犯了方向错误，要坚决改正，

支持“二·七公社”。政委何运洪承认“错误在我”。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江西革命派大联合筹备委员会一封信，

要求立即停止夺枪，退出军事机关。

上海“支联站”、“联司”在获悉王洪文决定 7·5 以前将踏平“联司”的情报，举行反

击，双方发生武斗，伤 200 余人。

6 月中下旬

云南、江西、浙江、东北等地不断发生武斗，一部分群众冲击军区，夺取枪支弹药。

云南大军区政委李成芳、省军区政委张力雄各支一派，武斗严重。

河南省郑州、洛阳、开封、新乡等地大规模武斗，继“十大总部”焚烧郑州国棉六

厂红色大楼之后，洛阳“公检法总部”、拖拉机厂“筹委会”和洛阳“筹派”于 6 月 19

日使用大型推土机和吊车将拖技校“8·16 兵团”的红色造反大楼砸坏。接着，他们又火

焚了洛阳一高“井冈山兵团”的大楼。

6 月 30 日—7 月 2 日

“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五楼召开第一届代表大会，进行两

忆三查(忆受压迫、受迫害之苦，查动摇性、查工作、查斗志)为主要内容。并作出决议，

320

提出口号，准备重新打开反周恩来的局面。

6 月下旬—7 月初

中国驻缅甸大使馆公开散发毛泽东语录、像章及其它宣传品，遭到缅甸政府和当地

民众的反对，由此发生了反华骚乱，双方关系紧张。中国政府指责缅甸政府策划一系列

反华暴行。自 6 月 30 日起，北京、上海、昆明数十万人连日举行示威，支持中国政府声

明，抗议缅甸政府的暴行。7 月 1 日、5 日，外交部又两次照会缅甸大使馆，提出最强烈

抗议。随后，双方各自召回了大使。一年后，中缅关系始行恢复。

6 月

中央对西藏、福建、浙江等省、铁道、交通、邮电、物资、石油、财政、林业、化

工、煤炭、水电、建工建材等中央各部以及华北局相继实行军事管制。

在中央文革的直接支持下，全国各地在“二月逆流”中被“走资派”镇压下去的造

反派再度崛起，反击“二月逆流”余波。成都军区发表公告，为川大“8·26”平反，指

出“二月镇压”是方向错误。月底，河南军区向“二·七公社”承认军区支左犯了方向

性错误。保守组织“十大总部”、“公安公社”中的群众纷纷杀回马枪。

邱会作指使总后文化革命办公室主任王希克等，编集有关徐向前材料，称徐是“一

颗大定时炸弹，是个标准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提出“打倒徐向前”。

戚本禹在一次讲话中，谈到大联合问题，说：

群众组织之间要联合，只要是愿意革命的都要搞大联合，不管新造反的、老造反的，都要搞

联合。搞大联合，不要搞山头。总的趋势是要搞联合，使工厂稳定下来。新造反的、老造反的都

要进行整风之后再联合。现在不适宜搞很多组织，不要象运动初期那样了。大海舵行靠舵手，毛

主席提出了要大联合，三结合，舵已经转过来了。你还要按过去的那样走下去，那就错了。关于

加强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戚本禹说，如果谁把人打死、打伤，军代表要处理。必要时，要用军队

把他抓起来，情节严重的枪毙。我讲的你们可以宣传，打死人要偿命，打伤人的要军代表抓，不

管你多大理由。“砸”也不对，抢、抄家是不允许的，只有公安部门有权力。抄人家的东西要处

理，现在只是没有时间，将来对这种 342 人要开斗争会，抢了东西交不出来的，要扣工资，抢了

东西归自己所有，是贪污盗窃行为，轻者赔，重者抓起来。黑帮的东西也不能抄，就是抄了也要

归公。我们是有政府主义，要无产阶级专政。现在只是没有时间，他们猖狂一时，也没有什么，

将来一网打尽。三个月后处理。

321

第六节 全国大武斗 徒有其名的大联合

7 月 1 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由军委组成以谢富治为首的五人支左小组对八机

部实行军管。

李富春接见冶金部造反派，指示要批判工业《70 条》，然后根据毛泽东的《鞍钢宪法》

进行改，要先破后立。

军委决定召开全军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总政治部的通知中指出：召

开这样的大会，“不但将对我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把我军建设成为更加无

产阶级化更加战斗化的革命军队有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对全国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

群众运动，对毛泽东思想在全世界的广泛传播，也将发生重大影响。”

周恩来接见财贸联委、财贸各派代表，对各派联合召开庆祝党 46 周年大会表示支持。

并表示届时将参加。

外交部照会肯尼亚大使馆，抗议肯宣布我驻肯临时代办为不受欢迎的人。

曾于 1929 年任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长的丁君羊被捕。

上海革委会在人民广场举行数十万人参加的大会，声讨“联司”与“支联站”。

三十年代著名影星王莹的丈夫谢和赓(1957 年被划为右派分子)被捕。王莹也相继被

捕，1974 年 3 月 3 日冤死狱中。

[按] 外传江青迫害王莹致死，是因三十年代在业余剧人协会排演夏衍的《赛金花》

一剧中，争饰主角赛金花失败，怀恨报复所致。据魏贻昌编《江青外史》，争演《赛》剧

是业余剧人协会与四十年代剧社间的矛盾。业余剧人协会中饰赛金花者为徐胜，蓝苹则

饰一妓女。她们的演出因业余剧人协会最后放弃、改演由托尔斯泰原著改编的《欲魔》

而作罢。江青迫害三十年代在沪的同行，不论恩怨，甚至于在困境中照顾过她生活的保

姆亦所不免，最典型的贾雨村劣质，原不必有特殊矛盾也。

新华社报导：《毛主席语录》14种外文版已发行 80多万册。

7 月 2 日

毛泽东由康生等陪同，接见新西兰共产党全国委员会委员休·麦克劳德等人。

国务院同意教育部停办出国师资班。

新华社以《世界人民的大喜事》为题，欢呼《语录》在全世界广泛发行。

重庆市革筹会、警备区再次发布《联合通知》，要求停止武斗，呼吁大联合，然该地

武斗益形加剧。

7 月 3 日

322

戚本禹对文艺界讲话：现在文艺口应复课，所谓复课，“马上学习不行，主要搞斗、

批、改”。在外的都回来。

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万人大会，纪念毛的“七·三”指示发

表三周年，表示坚决贯彻毛的教育方针，为建立和巩固新的教育制度而奋斗。

北航最早开始复课闹革命，表示将以“五·七”指示为奋斗之最高纲领，进行斗批

改。

首都文艺界和大中学校红卫兵五万余人在午门广场集会，抗议缅甸奈温政府反华行

为，会后游行示威，前往缅使馆抗议。

7 月 4 日

陈伯达接见天津代表时指出：走资派只是极少数，一小撮。不是走资派只是有错误，

认识了就算了，这是中央的方针。

戚本禹来到北京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在中南海西门外的揪刘少奇前线指挥部，

挑唆说：刘少奇到建院“八一团”是假支持，他是企图在十一中全会上蒙混过关。

中央办公厅责令刘少奇向“新八一战斗团”交出认罪书。

下午，“斗薄一波、批余秋里、谷牧联委会”召开“彻底清算刘少奇在工交系统推行

修正主义路线罪行大会”，九十多个单位参加。

林业部“东方红公社”发表声明：坚决打倒谭震林。

在中央的调解下，广西两派签订《十条协议》，规定不准抓人，不准私设公堂，不准

毒打、逼供对方人员，不准煽动农民进行武斗，维护交通秩序，不许抢枪、开枪等。然

实际是一纸具文。

7 月 5 日

毛泽东就大修他的塑像一事批示：“此类事件劳民伤财，无益有害，如不制止，势必

会刮起一阵浮夸风，请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讨论一次，发出指示制止。”

陈伯达接见教育部各派，要求实现联合，组成一个约 50 人的管理教育行政的班子，

这些人通过选举产生，作不好可以罢免。

《人民日报》报导：

北京航空学院开始复课闹革命。原则是：以批判资产阶级为主，兼学工、学农、学军，也学

一些专业知识，为实现 5·7 指示探索途径，为在航院树立起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而奋斗。学

工、学农、学军可以在校内、校外。当前以校内为主，以后逐步扩大到以校外为主。学工可以是

与航空专业有联系的，也可以是无联系的如搬运工、清洁工、服务员等。

北京其它高等院校也立即仿行。

7 月 6 日

姚文元传达毛泽东指示：(大学的斗批改)一种可能是彻底翻身，一种可能是走回头路，

一种可能是改良，能否在下阶段打硬仗了。主席还说：斗批就是破，改就是立。这次教

育革命一定要彻底改革，否则是改良，和过去一样，到后来改不下去。

陈伯达在接见市革委会委员和大中学校代表时指出：中央文革号召大家不要分成两

大派，希望做不三不四派，作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派，搞好革命大联合。

7 月 7 日

中央发布《关于建造毛主席塑像问题的（特急）指示》。

323

毛泽东讲话：

中国要成为世界革命的兵工厂。

缅甸起来、泰国起来，这样就把美国完全拖在东南亚。当然，我们还必须着眼在我们国土上

早打大打。缅甸政府反对我们更好，希望他同我们断交。这样我们可以更公开地支持缅甸共产党。

亚洲形势如此，非洲、拉丁美洲武装斗争也有很大发展。美帝国主义更加孤立。全世界人民都知

道美帝国主义是战争祸首。全世界人民、美国人民都反对它。苏联修正主义也更加暴露无遗，

目前许多地方反华，形式上好象是我们孤立，实际上它反华是害怕中国的影响，怕文化大革

命的影响。反华是为了镇压国内人民，转移人民对他统治的不满。这个反华是美帝、苏联共同策

划的。这不表示我们的孤立，是我们在全世界影响大大提高。他越反华越促进人民的革命。这些

国家人民认识到中国的道路是解放的唯一道路。我们中国不仅是世界革命的政治中心，而且在军

事上、技术上也要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要给他们武器，就是刻了字的中国武器(除了一些特殊

地区)，就是要公开地支持，要成为世界革命兵工厂。

经林彪批准，由谢富治、杨成武、汪东兴、关锋负责销毁四月中陈虹等自上海取回

之“通天”材料。周恩来加批：“连同北京图书馆代存的材料和吴、傅送来一包材料一并

销毁。”毛阅后，曾说：烧它干什么，这是历史。由于随即谢富治赴云南，继而杨成武随

毛南巡，故销毁一事遂被搁置。

北京市革委会指示：三军演出问题，要支持原来演出的一派。

晨，山西太原太机“四野”查封了“山西省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而成立了“地下

政法公社”。同日，太原市核心小组办公室也被查封。

7 月 8 日

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江青等接见解

放军军训会议代表。时，大中学校军训已告结束。

叶剑英谈国防科研时，引述毛泽东 1964 年讲话，“敌人有的我们要有，敌人没有的

我们也要有，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有。管他什么国，管他什么弹，原子弹、氢弹我们

都要超过。”叶的谈话中指责贺龙一生专搞秘密活动，到处树自己的山头，几十年做了不

少坏事，就是培植自己的势力。他与刘邓接触结合的非常紧，是有阴谋、有野心的。

王力在成都军区支左办公室讲话：李井泉人很阴险。去年 10 月中央政治工作会议上，

毛主席指着李的鼻子说：四川出了问题你负责！林彪同志在去年 11 月工交会议、中央政

治局常委会议上，公开点名批评李井泉是个大黑帮。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

广州军区广东省军管会负责人孔石泉、温玉成、陈德等到中山大学与中大“红旗”，中

大“8·31”造反派见面，承认前一段支左犯了方向性错误。

7 月 9 日

刘少奇向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递交认罪书，然学院的另一派“八一战团”却

抗议刘将检查交“新八一战斗团”，发出揪刘紧急动员令。其它院校也掀起揪刘新高潮。

刘少奇的《认罪书》(摘录):

我对自己所犯的这次错误，直到去年八月五日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出来后，我才开始理解

的。在此以前，我是不理解我犯了这样严重的错误。

去年七月十八日以前的一段时间内，毛主席不在北京，党中央的日常工作，是由我主持进行的。

北京各方面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是经常在我主持的中央会议上汇报的。在这些汇报会议上作出了一些

错误的决定，批准或者同意了一些错误的建议。例如：

324

向北京各大学、中学和一些机关派出了大量的工作组；

制定出一些限制群众革命行动的办法，如内外有别，不让群众上街游行，不让把大字报贴到马路

上去等等；

批发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给各地党委，把革命师生群众的革命行动，说成是反革命事

件；

批发了一些中央局报送中央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报告和讨论纪要等；

在北京许多学校进行了所谓“排除干扰”的斗争，在建筑工业学院这种所谓“排除干扰”的斗争

就变成所谓“抓游鱼”的斗争，虽然我在事先完全不知道，在中央会议上也没有听到过有“抓游鱼”

这回事。由于这种斗争，就在许多学校工作组的领导下发生了学生斗学生的现象，发生过限制人身自

由及其它非法作法，围攻了革命派，压制了不同意见，甚至将一些学生定为“反革命分子”、“右派”、

“假左派”、“游鱼”等。这样，就在一段时间内转移了斗争的大方向，就在不少学校造成了一种恐怖

气氛，这种恐怖气氛是反动的、白色的恐怖气氛。

这样，就违背了革命的群众运动发展的规律，就发生了许多严重事件，就在事实上站到反动的资

产阶级立场上去了，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了下去，颠倒了

是非，混淆了黑白，长了资产阶级的威风，灭了无产阶级的志气。即使在这种时候，我还是不觉悟的，

不知道这种局面的造成是极不正常的，是极不利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是极不利于党的事业和社

会主义事业的。这是一种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错误。时间虽然只有五十多天，但是这种错误所造成的

损失和影响，确实很大的。这种后果。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肃清，有些地方甚至变本加厉，造成群

众中严重的对立情绪。

我的这种错误，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也违背了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通知中所提出的关于无产

阶级文化在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

据新华社报导，八个月内，在 117 个国家和地区，共发行《毛主席语录》80 多万册，

14 种文本。

《红旗》第十一期发表洪平：《高举革命大联合的旗帜》及洪晓斌《坚决支持革命干

部站出来》。

总参造反派在工人体育馆斗争罗瑞卿，张爱萍、萧向荣、王尚荣、雷英夫、陈鹤桥、

郝治平陪斗。11 日，装甲兵机关造反派也开会斗争了罗瑞卿。

7 月 10 日

中共中央发布对河南省军区支左中所犯错误检查的批示。

批示说:

中央决定着手成立以刘建勋同志为首的有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军队代表、革命领导

干部参加的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领导全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产。

河南各群众组织赴京代表，最近就停止武斗等问题达成了六项协议，中央认为这六

条协议是好的，希望各群众组织认真贯彻执行这些协议。

周恩来电告陈再道：“我们要到武汉去，在武汉解决问题”，武汉各派代表无须来京。

晚，周恩来、康生、张春桥、叶群、戚本禹等观看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演出，并接

见全体演出人员，以示支持。

戚本禹继周恩来、康生在 7 月 4 日接见河南造反派后，又于本日晚接见河南“二七公

社”、“八大总部”、“河造总”部分代表，肯定“二七公社”是造反派组织；“公安公社”

有坏人操纵。

首都造反派 250 多个单位本日晚在地质学院大操场举行“坚决支持四川革命派大会”。

325

时，成都“产业军”组织已形崩溃，然对中央所批准的革筹会不服，纷纷上京告状，人

数多达万余。

7 月上旬

戚本禹谈中央批陶的打算。

中央文革关于批陶的指示

最近广东省军管会派人去请示批陶的问题。中央文革戚本禹同志接见了他们，并且

回答了他们提出的一些问题，内容如下：

一、批陶问题全国怎样布置？

戚本禹同志说，先由广州地区发起，中南各省跟上。将来看批判的情况，听听反映再说。

中央目前还没有考虑在全国范围内批判。

二、什么时候开始批判？

戚本禹同志说，由广州军区决定。江青同志请示过毛主席，在报上批判是主席批准的，什

么时候准备好什么时候批。七月中旬行不行？

三、批陶的要害是什么？重点应放在那里？

戚本禹同志说，可以先从三本书开始，《西行纪谈》、《思想、感情、文采》、《理想、情操、

精神生活》，这三本书是大毒草，流毒甚广。可以从它开始，然后逐步加深，逐步提高。

上海时代中学有个革命小将陆荣根，看过三家村的毒草，联系到陶铸的问题，首先写了一

张大字报，贴到中宣部，受到迫害死去。报纸上可以先发这个革命小将的大字报，广州加

按语。

四、批判的角度怎么样？

戚本禹同志说，可以作为中南局第一书记来批判，他在广东搞了十几年就可以先从广东开

始。

五、给陶铸戴上什么帽子？

戚本禹同志说，由广州军区决定。想提中南地区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没有最

后定。

六、批陶的文章由那里审？

戚本禹同志说，作为地区的批判，可以由军区决定。批判刘少奇的文章只有两篇是中央审

查的，一篇是《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篇是《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文

章要掌握斗争大方向。

七、批判计划由谁定？

戚本禹同志说，计划也由军区决定。批陶要发动群众，要打人民战争。陶铸在广东流毒很

深，要发动广大群众批，批判对促进大联合、三结合意义很大。

7 月 11 日

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主持召开首都大专院校复课闹革命誓师大会。蒯大富代表红代

会致开幕词。陈伯达、傅崇碧、丁国钰到会。陈讲话，号召学生进行“教学改革”，说：

“你们是创造这个新制度的开路先锋，是这一条新道路的探索者。”大会通过了《首都大

专院校复课闹革命誓师大会倡议书》。

7 月 12 日

周恩来、陈伯达、萧华、戚本禹、黄永胜等接见湖南代表，要求制止武斗，军区要

好好改正错误，不再扣人。准备召集有关人物来京，商量解决湖南问题。

康生、陈伯达、戚本禹在人大会堂接见韩爱晶等，授意对彭德怀进行揪斗。

326

张春桥在接见南京代表，谈及有人挑动农民进行武斗时，说：毛主席最近指示，现

在提出农村包围城市这个口号是反动的。必须制止武斗。

7 月 13 日

下午，毛泽东召集在京政治局成员及文革小组成员开会，他分析了文化大革命的形

势和情况，指示：“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打下基础，三年收尾。这就叫文化大革命。”

会上，毛泽东决定南巡，杨成武、汪东兴、郑维山随行。据王力透露，毛南巡是要亲自

就地解决武汉地区大联合、三结合和建立革委会问题。（《王力反思录 上》第 134 页）实际上，

恐另有阴谋，即使自己离开中南海，而让造反派放手揪刘。

北京建工学院“八一战斗团”正式在中南海西门外扎营，坚决要求揪出刘少奇。其

它院校、机关纷纷前往声援。

中央发布禁止挑动农民进行武斗的通知。通知指出:

最近一个时期，江西、四川、浙江、湖北、湖南、河南、安徽、宁夏、山西等地一小撮走资本主

义道路当权派，特别是某些省市地县公社的地方武装部门少数思想没有改造好的同志，挑动一些不明

真相的农民进城参加武斗。围攻厂矿、机关、学校的革命群众组织，有的地区还提出什么“以农村包

围城市”等的反动口号，组织他们进城镇压革命造反派。中央认为，这种作法是十分错误的，广大革

命群众应该识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这一阴谋，同他们进行斗争。

为了保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顺利进行，现在规定：

一、任何人和任何组织都一律不准以任何借口，挑动农民进城武斗，更不能为了武斗，发动农

民制造凶器，发给枪枝弹药。

二、不准以任何借口，挑动农民在铁路、公路、水路沿线设置关卡，拦阻车船，破坏交通运输。

三、已经进城参加武斗和破坏交通运输的社员立即返回农村“抓革命，促生产”，所发的武器一

律收回。

四、对参加武斗的社员所作的各种所谓“优待”，例如工分补贴等等，一律无效，不准实行，因

进城参加武斗而造成的伤亡事故、生产损失、误工补贴，一概由挑动者负责。

五、从“通知”下达之日起，犯有上述错误的人应立即改正错误，立功补过，如坚持错误不改，

一再违犯上述各条的人，要严肃处理，其首恶应依法惩办。

这个“通知”应该在生产队向农民群众宣传。

中央发布关于建造毛泽东塑像的指示。指出:

建造毛主席的塑像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每一座塑像都应当保证政治上、艺术上的高质量，传

之千秋万代。这只能由中央统一规划，在适当时机、适当地点建造，才可能做好。现在某些群众组织

那种匆匆忙忙的做法，不仅会造成经济上的损失，而且会造成政治上的损失。

此外，各地编印了一些毛主席没有公开发表过的讲话材料，甚至将别人的讲话、诗词也编进去了。

中央重申：毛主席没有公开发表过的讲话、文章、文件、诗词，未经毛主席和中央批准，一律不得编

印，不得出版发行。出现这种事情，也请你们加以制止。

康生在接见山西代表时谈彭真问题：

彭真的问题搞了一年多才搞清楚。一开始我们就认为他可能是叛徒，但还没有足够的证据，

只是从履历表上怀疑。后来我们调查了这个问题，一个月以前，他自己供认了，说他被捕后，不

仅自己叛变了，而且带着特务去抓革命同志，还向敌人下跪。这是革命的叛徒。这样证据确实了，

我们才给他下了三反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叛变投敌的大叛徒。我们知道彭真、安子文是

有计划地抓了这个东西，烧了有关的东西。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吃了亏的。1949 年安子文一进

城就搞，派人到全国各地，……去调来档案销毁。太原陆军监狱的档案我们找不到，就是安子文

327

1949 年派人到太原销毁的。

陈伯达接见福建上访人员，指出韩先楚是个好同志，要允许他改正错误。

傅崇碧在军代表会议上讲话：

总理很忙，中央文革小组很忙，整天通宵干。八万人进京告状，北京一天安排许多接见，解

决各省问题。过去中央文革小组集中一块和一个省谈，现在不行了，只好分成几摊一块谈。伯达

同志抓了江苏，还有高教，很忙。山西解决快了一些，现在大武斗，刘格平、张日清天天在京西

宾馆解决问题。山东一开始作错了，中央一帮助，杨得志很快扭过来，形势就大好。

据报导：北京市 130 多所中学，经过军训，实行联合，建立了革命“三结合”的临

时领导机构。然实际上徒具形式，派性对立依然如故。

[按] 所谓“ 三结合”，毛最初提出是就干部年龄上，老、中、青三结合。后来的实

际含义变成为军代表、革命领导干部与造反派组织代表三者组织的政权机构，实际的权

威是军代表，这批人对政府行政、机关专业则一窍不通，而又骄气十足。实际上他们本

是部队以支左之名而处理的内定转业成员。他们一朝掌权，首先把家属迁来转为城市户

口(军官家属多农村人口)，然后是滥占权力，侵公肥私，而所谓不正之风大行矣。

7 月上半月

谢富治、王力、余立金及李再含组成中央代表团去成都等地，处理西南三省问题。

7 月 14 日

晨，周恩来飞武汉，为毛泽东南巡作安排。随行者有李作鹏及海军、空军司令部作

战部长。周飞抵武汉后，始由武汉部队空军副司令员刘丰通知陈再道、钟汉华，令他们

前往空军驻地会见。

中午，谢富治、王力、余立金应周恩来电召由四川抵武汉(同行的有北航“红旗”四

人)，以调解武汉两派严重的对立局面。临行前，与张国华、刘结挺、李再含在重庆接见

两派代表。王力讲话：54 军是毛主席的部队，是第一支向中央检查支左的错误的，是中

央信任的，现在提出揪赵永夫式的人物是错误的。要立即全面制止武斗，三方(井司、保

革派、砸革派)要各自多作自我批评，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张国华、刘结挺同日发布了

在重庆立即全面制止武斗的六条规定。

5 月中以来，武汉两派武斗激烈。武汉军区支持保守的“百万雄师”，引起造反派冲

击军区，倡言揪出“武汉的谭震林(武老谭)，即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谢

富治、王力到武汉后，周恩来曾指示暂不露面。谢、王则上街看大字报，有意公开身份。

中央文革早认定武汉有问题。林彪就曾多次对吴法宪说：武汉军区一小撮不好的人，都

揪出来烧掉。江青 4·16 讲话，亦明确煽动造反派冲击成都、武汉军区。中共中央与中央

文革亦指出武汉军区支左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而军区不服，两派严重对立之局已成。

周恩来指示陈再道、钟汉华准备汇报，作出检讨。

晚，毛泽东在杨成武等陪同下，抵达武汉，下榻东湖宾馆。毛在火车上与杨成武、

328

汪东兴、郑维山谈话时说：“军队介入后，因为情况不熟悉，调查研究不够，错误是难免

的。来了个《八条》，抓人抓多了，有些革命组织不应该取缔的取缔了，起了压的作用。

这样，林彪同志起草了《十条》。《十条》后，受压的又起来了，又恢复了，来了个反复。

反复好，我看湖南、江西九江、南昌、庐山、赣州经过大武斗，形势大好，阵线也分明

了。”

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造反派写信给汪东兴、周恩来，要求在 7 月 18 日开会当面批

斗刘少奇。

毛在与王力谈话中说：不同意并列地提打倒刘、邓的口号。打倒（邓），顶多打倒两

年。人家要打倒嘛，那就打倒一下吧！

林彪指使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陷害海军司令部参谋长张学思(张学良之弟)。

晚，北京红代会等 50 多个组织三、四万人在地院大操场集会，支持“钢工总”、“钢

二司”等武汉造反派反对陈再道及“百万雄师”的斗争。

“5·16”分子在农口各局及大街上发散宣传品“打谭攻周”。

7 月上、中旬

“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以财贸口和农口为中心，开始了“第一战役”、“第二战

役”，散发了大量攻击周恩来的传单。

全国八大军区中有五个军区发生群众冲击部队事件。

7 月 15 日

康生讲话：毛主席说，军队支左有很大好处，就是使军队本身受到教育。军内也存

在两条路线的斗争。军队通过支左也同样把问题暴露在社会上，从而提高军队的思想水

平。要从大局出发。第一，现在有人在部队煽动，就是要部队拥护张日清，反对刘格平。

第二，山西省军区调农民带枪进城。第三，山西政法委员会无法无天，那样地对待群众，

有些军分区，尤其是晋中军分区，那样反对陈永贵呵！不采取措施解决，要犯大错误。

戚本禹将中央办公厅吴良恩提出的召开批斗刘少奇大会的报告，报请陈伯达、江青、

康生决定。江、康画圈同意；陈在刘后，加上“邓、陶夫妇”。江复指使戚本禹在开会的

同时，进行抄家，图获取有利于加罪刘少奇的有关日记、文件。

[按] 观此，益知毛泽东之南巡，乃把自己腾出身来，放纵群众围攻中南海，以达到

彻底打倒刘、邓、陶的阴谋也。

北京市革委会召开彻底批判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动员大会。

北京建筑工程学院“新八一战斗团”给刘少奇发出勒令，迫使再次交出检查。

勒 令

刘少奇：

你交上来的是他妈的什么“检查”！又臭又长的五千余字，无处不在攻击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

太阳毛主席！无处不在攻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你妄图全盘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辉煌成果，为

你翻案，真是猖狂之极，混蛋透顶！

你不甘心自己的灭亡，借检查之名，行反扑之实，妄图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反攻倒算。螳臂挡车，

自不量力，飞蛾扑火，自取灭亡。刘少奇，你别白日做梦了！

你的所谓“检查”，是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宣言书，是鼓动大大小小牛鬼蛇神向毛主席革命路线

329

反扑的动员令。我们要迎头痛击，彻底粉碎，不把你这条老狗揪出中南海公审，我们决不收兵。

……刘少奇，我们要正告你，毛主席的红卫兵是不好惹的。你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有什么资格在

我们面前哼一声呢？

毛主席教导我们，对于象你这样的牛鬼蛇神、老反革命，就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如若

乱说乱动，立即取缔！

我们勒令！你必须老老实实向毛主席低头认罪，于本月二十五日零点前交出你的第二份检查。不

得有误！

红代会 北京建筑工程学院“新八一战斗团”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五日

北京外语学院造反派组成“揪陈(毅)大军”，进驻外交部。

谢富治、王力违反周恩来保密的指示，上街看大字报，被群众认出后，武汉造反派举

行盛大游行，欢迎谢富治、王力来武汉解决问题。谢、王亲往造反派处发表讲话。

中南地区公开在报上点名批判陶铸。

国务院致电淮南，令停止武斗。

7 月 15 日、16 日

毛泽东在梅岭一号两次召集随行的周恩来、汪东兴、杨成武、余立金和谢富治、王

力、李作鹏开会，听取有关云南、贵州，四川、武汉各地问题的汇报，讨论解决武汉问

题的方针。毛指示：要给“工人总部”平反，放掉朱鸿霞。“百万雄师”是群众组织，谢

富治、王力要派专人作他们的工作。军区对两派都要支持，陈再道支持造反派，造反派

是会拥护陈再道的。毛在听了武汉地区情况后，又指示：文化大革命要在 68 年春结束，

或者稍迟一点，接着开“九大”，不能再搞了。

7 月 15 日—18 日

周恩来召集武汉军区与部队高级干部听取支左工作汇报，王力、谢富治参加。在毛、

周逗留武汉期间，随行的李作鹏在王家墩机场设立了三军指挥部，吴法宪指令刘丰将武

汉空军的领导人火速召来武汉。南京军区空军政委江腾蛟也奉令来到武汉。

7 月 16 日、18 日、19 日

戚本禹分别对参加会议的在京报社、电台等宣传部门负责人和聂元梓、蒯大富、韩

爱晶、王大宾、谭厚兰，以及中南海机关的一些人说：“什么刘少奇、什么彭德怀，什么

邓小平，什么贺龙，什么彭真，这些人，彭、罗、陆、杨都是卖国求荣的、杀人不眨眼

的江洋大盗。”“彭德怀、贺龙都是吃人的老虎。”“杀人不眨眼的野心家。”“彭德怀、罗

瑞卿血债累累。”“不仅什么刘少奇、什么邓小平、陶铸、彭德怀、彭真、陆定一、罗瑞

卿、杨尚昆统统都要批判。”“切不要对他们发善心。”“不把他们批倒……你们领袖之类

的……都会被抓起来，杀头。”

7 月 16 日

陈伯达、张春桥、关锋、戚本禹在中宣部讲话：文化大革命就是大破资产阶级、剥

削阶级思想，大立无产阶级、毛泽东思想。在批判中大破大立。要出好文章。戚本禹说：

刘邓是吃人的野兽，是卖国求荣、杀人不眨眼的家伙。彭德怀是野心家。贺龙是土匪，

他要当皇帝，叫真龙天子，他若得势不是复辟资本主义而是复辟封建主义，贺龙一脑袋

男盗女娼，他们是革命的同路人，跟毛主席是假，真正本性是要吃人。必须批倒批臭。

330

首先各报纸要制定批判计划，作为头等任务；第二、红代会要组成专门批判小组；第三、

加强材料工作，互通有无；第四、建议扩大批判联席小组，召集各校批判小组会商、互

通情报，由十人组成：《解放军报》赵一雅，《人民日报》唐平铸，《红旗》林杰、金铁群、

李广文，《文艺组》金敬迈、郑××、潘世民、杨勇志、阎长贵。

7 月 17 日

军委看守小组成立，由吴法宪、叶群、邱会作、张秀川组成，吴法宪任组长；小组

列席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此即军委办事组的前身。该看守小组亦称军委四人小组或军

委办事组，在京西宾馆办公，其任务是负责看管已经瘫痪的总政，负责驻京部队及机关

的文化革命运动(因全军文革亦已垮掉)，然当时这一组织不对外公开，亦未正式下达文件，

只在 7 月 17 日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宣布成立。

北京市中等学校师生召开复课闹革命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誓师大会。《人民日报》报

导：一个规模空前的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大批判、大斗争的高潮

正在北京蓬勃开展。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 6955 部队支左经验后，广西 4·22 造反派气势大张，

与保守派群众对立益形激化。晨，保守派群众围攻新华社广西分社。

戚本禹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小型会议，布置揪刘事宜。

建工“八一战斗团”发出《最紧急严正声明》‚ 再次勒令刘少奇于 7 月 22 日零时离

开中南海，否则将采取“最紧急最坚决最强硬的革命行动！”

北京电机厂来中南海西门，参加揪刘战斗。

7 月 18 日

据王力回忆，毛与他谈话中曾说及：如果林彪身体不行了的话，还是要邓小平出来。

还说：为什么不能把工人学生武装起来；我看要把他们武装起来。毛还夸赞钢工总在水

院修筑工事好，还说自己要亲自去看一看。

周恩来在武汉为军队支左会议作总结，指示军区给“工总”平反，释放朱鸿霞，支

持造反派。晚，周携陈再道、钟汉华往见毛泽东。谢富治、王力在座。当毛听说陈再道

不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时，笑着说：“这怕什么呀！现在他们一提就是路线错误，谁都

是路线错误。”还说：工作要作好，慢慢来，不要着急。首先要把部队工作作好，把“百

万雄师”的工作作好。群众组织的工作作好了，思想工作作通了，再来开会协商，解决

问题。毛又对陈、钟表示：我要他们作工作，作到不仅不打倒你们，而且拥护你们为止。

并当场指示谢富治、王力，设一个接待站，接待群众组织来访，作思想工作。

周恩来在武汉、湖北军区干部会上的讲话： (摘要)

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但不管有多少次反复，先要把军区的领导问题解决，深刻认识自己的

错误，就可以更好地领导湖北地区的文化大革命，可以走在二十多个省的前面，湖北问题解决对全国

有意义。1·26 夺权就夺权，2·8 声明的出来，很多人支持。2·8 声明尽管观点有错误，但夺权方向是

对的。

“百万雄师”是 4·26 开始酝酿，5·16 成立。说明当时武汉军区的指导思想。你们的指导思想不是

纠正错误，而是发展。你们的 6·4 公告出来就使得“百万雄师”得到合法的发展。在军区开过会，6·8

发出紧急动员令，是开展全市大反击。几个武斗的出现造成群众的对立。武汉形势的发展有几个问题

处理得不好，亏理。所以他们就要抓头头，打倒×××，抓谭氏人物，对二、三月的批判不服气。加

上河南问题的影响，“二·七公社”解决方案的影响。人武部、独立师(8201)反映情况不是第一手，道

听途说。这主要表现在武汉军区负责同志。我们有几个建议：

1. 武汉军区首长要主动承认支左的方向路线错误，尤其是“工人总部”的解散，出图片，是

331

严重的打击、压制了群众。要彻底平反，解放有关案子。

2. 肯定“三新”、“二司”、“ 9·13”、“工人总部”是革命群众组织、左派。大联合以他们为

核心。

3. 凡是群众组织都不能取缔、解散，就是保守组织也不能解散。要教育争取，你们解散“工

总”， 可能受到我指名的影响。

4. “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工总”起来可能报复，这工作中央来帮助。

5. “红三司”是群众组织，偏保。

6. 军区要做农民的工作，不要进城来参加武斗。

7. 军区要承担责任，要对部队做教育工作。长期的影响，不做好这个工作是不行的。

8. 群众组织要进行整风，好好学习，对解放军的态度要澄清。军区有错误改了就行。

对毛主席的话，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说实在话，我们这些高级干部，对主席的话

有时也不理解。

晚，周恩来飞返北京。谢富治、王力随即前往武汉水利电力学院造反派总部，在大

会上说：武汉问题一定会解决得最好最快，因为武汉有一支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毛

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坚定不移地支持你们，你们受打击、受压制的现象

是不允许存在的。要把这种现象翻过来，叫它一去不复返。

康生接见河南代表时讲话：

2 月 17 日《河南日报》事件后，毛主席就立即指示要河南省军区找双方代表到北京来汇报，

解决河南问题。主席再三指示，找双方，不是一方，甚至保守组织也要来，也要听他们的意见。

我们把它作为解决各省、市区广大群众问题的重大方针。河南省军区何运洪、徐文礼一直拒绝，

有意识地企图将“二七公社”压垮。错误的把矛头指向刘建勋、纪登奎，而不是执行陶铸、王任

重指示的文敏生、赵文甫，犯了方向性错误。6 月 27 日才送来检讨报告。中央为征求各方面的

意见，压了二十多天才发布。

李富春、李先念接见鞍山代表，呼吁无条件停止武斗。东北有三分之一的机动车辆

压在鞍山，不停的武斗使车辆不能装卸。

戚本禹请示：为弄清王光美与美特关系问题，同意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的意见，对

杨承祚①、袁绍英进行拘留审查，得到批准。杨在 20 日被拘审；22 日袁被拘审。随后被

拘的还有沈其震、曹亮、梁淑德、苏士文、马国钧、张重一等。

建工“八一战斗团”部分人于零时开始绝食斗争。誓词云：“刘贼是我们不共戴天的

仇敌，最近他又乘‘检查’之机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向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了猖狂反

扑。为了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无产阶级专政，我们饭可不吃，觉可以不睡，

头可断，血可流，绝食到底，不把刘贼揪出中南海，让全国全世界人民斗倒斗臭，我们

誓不罢休！”晚北京 100 多个造反派组织，数十万人齐集中南海西门，召开揪斗刘少奇誓

师大会。

戚本禹凌晨在人大会堂召集中南海机关造反派开会，说：“前几天中南海围斗了刘少

奇……但火力不强。对刘、邓、陶面对面斗争，这是你们相当时期头等重要的任务。可

以低头弯腰。”当天，中南海中央秘书局三百余人批斗了刘少奇夫妇，强迫低头弯腰。邓、

陶夫妇亦相继挨斗，他们的家先后被抄。根据江青指示，这边斗，那边抄，要派人换上

便衣，像是从外面来的人。刘少奇、王光美的笔记尽被抄走。会后刘少奇与王光美被分

隔看管。毛泽东在接到报告后说：我不赞成那样搞，那样势必造成武斗，还是背靠背，

① 杨承祚原辅仁大学教授，解放后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袁绍英是他妻子。叶永烈《江青传》说杨、袁是 15 日被拘的。

（第 419 页）

332

不搞面对面。

据《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记：“王光美，刘少奇正在操场上挨斗……刘的头发被扯乱，

上衣扣子掉了两个，被人将两臂向后拉住，腰弯下来，头几乎碰到地上。这就是所谓的“坐喷气

式的飞机”。这时还有人上来，踢刘几脚，打了一个耳光。……我走到邓小平住的院子，及陶铸

的院子，邓和卓琳、陶铸和曾志，也都在挨斗，但情况没有刘少奇严重。”(第 472 页)据李的记载，

当毛泽东事后听到李的报告时说：“文革小组作事不听打招呼，不要他们当面斗，不听。”

《人民日报》发表《打倒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总后台》一文，指责建国十七年以来

的“教育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一套破烂”，“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是推行修

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总后台”。

工交、外事、财贸、卫生、统战、民委、学部、新闻出版单位造反派三万余，下午

在天安门广场召开彻底粉碎刘少奇新反扑大会。会后进行了游行。

晚，“新北大”召开揪斗邓小平、彭真的誓师大会。

上海柴油机厂“东方红”与“联司”再次武斗，“东方红”队员解福喜受伤身死。晚，

上海市革委会在人民广场召开十万人大会，为解福喜身死事声讨“联司”。

7 月 19 日

康生在京西宾馆传达毛泽东指示：“六十九军在山西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位很重要，要

向六十九军的同志说一下，要站在刘格平同志一边，坚决支持刘格平同志。”

近百个单位在中南海墙外安营扎寨，苇草棚一字相连，高音喇叭对着中南海昼夜高

呼。中南海西门外，轮番揪斗各省省委第一书记及中央各部部长，向刘少奇示威。群众

不断冲击中南海各门，周恩来疲于应付。

清华“井冈山兵团”在中南海西门召开“掀起革命大批判高潮、揪斗刘少奇誓师大

会”。蒯大富在会上讲话。北京及全国各地近 100 个组织前往“揪刘火线”扎营。旋即成

立了“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揪斗、批判刘少奇火线联络总站”，广泛与全市及全国各单位

联系，把揪刘运动推向新高潮。他们提出(1)勒令刘少奇交出第二、第三份认罪书；(2)背

靠背进行大批判，争取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

武汉造反派组织四处播放谢富治、王力在水利电力学院讲话的实况录音及王力的四

点指示：即：军区支左大方向错了；要为“工总”平反；造反派是革命左派；“百万雄师”

是保守组织。下午，谢富治在武汉军区师以上干部 300 多人的会议上，又讲了同样的意

见，“百万雄师”组织的广大群众被王力在水电学院的讲话所激怒，声讨王力的大字报贴

满武汉街头，要求揪斗王力。傍晚，省直属机关的干部，驻武汉的某独立师、二十九师

的战士，以及“百万雄师”的群众乘上百辆卡车和几十辆拉响警报器的消防车涌入军区

大院，质问军区，要求谢、王接见。王拒不见面。队伍又涌向谢、王下榻的东湖宾馆。

7 月 20 日

凌晨，“百万雄师”2000 多人头戴安全帽，手执长矛，分乘数十辆卡车、消防车涌进

军区大院。上午 7 时许，200 多名“百万雄师”代表冲进东湖宾馆谢富治、王力的住处，

独立师与二十九师战士亦随之涌至，将王力带至军区大院。接着，“百万雄师”数万人乘

坐 200 余辆汽车，头戴安全帽，手执长矛，在全市游行，高呼打倒王力！武汉军区、省

军区、市人武部和省军区独立师近千人，也参加了游行。独立师几百名军人臂带“百万

雄师”袖章，全副武装，枪上刺刀，在汽车上架起机枪参加游行。游行持续至 23 日。湖

北一些县市和外省群众组织，也纷纷来电支持。街头出现“毛主席受了蒙蔽”、“打倒张

春桥，江青靠边站”的大标语。

333

上午，林彪亲自写信给在武汉的毛泽东，由戚本禹、陈伯达进行了修饰，最后又签

上江青的名，由邱会作持信飞至武汉，面呈毛泽东。信中说外间形势紧张，主席的安全

已受到威胁，要及早转移。同时，张春桥亦乘专机飞往武汉，并于下午四时转飞上海，

安排毛向上海转移。

晚 9 时，周恩来从北京赶飞武汉，同行的三架飞机尽载中央警卫团全副武装的战士

改在山坡机场降落。吴法宪布置空降部队控制山坡机场，以保护周的安全。周责令军区

交还王力。此时王力已由军区从群众手中索回，军区政治部主任叶明将王力交付二十九

师政委张昭剑，带往二十九师师部。张为讨好王力，告诉王力说：公检法、“百万雄师”、

独立师在搞叛乱，已包围了二十九师师部，要抓你。于是又将王力带到小洪山上，躲藏

起来。在山上王力对张说：冲东湖宾馆是有组织的行为，海陆空三军的人都有，东湖的

警卫队长就是“百万雄师”，武汉的天不是毛主席的天，武汉的枪杆子不在毛主席手里。

军区班子烂了，他们要变天！

据湖北省委统计，湖北省在“七·二 O”事件后被打伤打残打死的干部、军人、群众

多达 18·4 万多人，仅武汉市就打伤打残 6.6 万多人，打死 600 多人。

在“七·二 O”事件前后，毛泽东指示：给左派发枪，武装左派。

北航韩爱晶等数十人审斗彭德怀，韩动手殴打，肆行暴力摧残。其众亦随之拳打脚

踢，致使彭肋骨折断，伤及肺部，身体多处受伤。

据北京卫戍区 1967 年 7 月 20 日对中央文革的报告：

昨天北航开了三、四十人的小会斗彭德怀。会上打了彭德怀，打倒七次。前额被打

破了，肺部有些内伤。明天还要斗。问韩爱晶为什么武斗，他说中央文革小组讲“不要

武斗，但对群众不要限制过多(意不大武斗即可)”。并说总理的“五不”指示是过时的，

中央文革是最新指示。

7 月 21 日

凌晨 2 时，毛泽东乘机离武汉飞上海。

[按] 毛在国内巡行，例不坐飞机。这是破例的一次。当离开宾馆时，是由后门乘武

汉军区的小车，大卡车在前面开道，亦从所不曾有，故“ 他老人家对于被迫离开武汉很

恼火” (王力语)，可见其狼狈。

刘丰至二十九师，将王力接至武汉空军司令部。

下午 3 时，戚本禹电话发出紧急动员令：从现在开始，工代会、农代会、大中院校

红代会马上开始上街游行，声援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拟定类似这样的口号：

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再道！打倒“百万雄师”一小撮坏蛋！誓死保卫毛主席！坚

决支持武汉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等等。大会、小会、声讨会从今天开始进行。马上搞

示威游行，经过天安门，时间由现在开始，搞二天到三天。(红代会通知：标语口号不得

出现王力、谢富治的名字)根据这一布置，全市蜂起集会游行，并连夜波及全国各地。

《动态报》消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总政、总后、海陆空三军、炮兵、二炮、工程兵

等单位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二十一晚全部出动上街游行，声援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二

十一日下午，北大、清华、北航、师大、地院、矿院、体院等高等院校均发出紧急动员令，并

334

立即出动参加了天安门前的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游行示威冒雨进行。”“北航约六千人参加了

游行，发表声明：坚决支持武汉钢工总、钢二司等造反派。”“北师大全校开大会，向武汉三钢

等造反派组织发出声援电，会后六千人参加了游行。”

大批武汉“百万雄师”成员乘车入京。车入永定门站，红代会及卫戍区包围检查，

扣留 80 余人，然大部已进入市内。中央文革发出指示，要求各学校安排吃住，作分化瓦

解工作，避免武斗。

北京无产阶级革命派揪斗、批判刘少奇火线联络总站成立。全国各省市造反派对绝

食揪刘斗争表示支持。下午，中共中央办公厅政治部主任接见绝食揪刘战士。

总参、总政、国防科委、北京军区、二炮、防化工程兵、装甲兵、通讯兵和空军、

海军驻京单位揪斗彭真、张爱萍、萧向荣、刘志坚、梁必业、李聚奎、杨勇、廖汉生、

苏振华、刘震、成钧、陈鹤轩、张乃更、宋烈及许光达、谭友林、铙正锡等。

上海市革委会政法指挥部发布通告，对与“工总司”长期对立的“上海柴油机厂工

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提出通牒，要求把 7 月 18 日厂内两派武斗中，打死解福喜的凶手

交出候审。

北京市就中小学毕业招生和安置就业提出意见草案。草案提出:毛主席教导我们：“一

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

那里是大有可为的。”毕业生应该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上山下乡，到农村去与贫下中

农结合，参加三大革命运动。首先是插入人民公社生产队当社员，这是同贫下中农结合

的主要形式，这是知识分子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主要途径。其次是插入国营农、

林、牧、渔场当工人。各县区、各部门、各单位、各革命群众组织都要积极做好毕业生

的安置和就业工作。

陈伯达、康生等接见河南各方代表，对河南、武汉形势发表讲话。

7 月 22 日

凌晨，江青在接见河南代表团时发表讲话，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

“文攻武卫”的口号次日在上海《文汇报》公开发表。全国武斗急剧升级。

凌晨 3 时，王力在李作鹏、刘丰护送下到达山坡机场。刘丰报告吴法宪，武汉游行

队伍还很多，独立师全副武装，乘机车、摩托。吴即将情况汇报林彪。

上午，周恩来在王家墩机场召集武汉军区负责人开会，要求稳定武汉局势，稳定武

汉军区领导班子。李作鹏则让海军党委给海军驻武汉的单位发电报，指 7·20 事件是“反

革命兵变”，要他们出面表态“打倒陈再道”。东海舰队发表《严正声明》，称“我东海舰

队严阵以待，随时准备粉碎任何反革命暴乱。”当时，东海舰队已奉令向武汉靠近，以备

不测。

张昭剑宣布二十九师脱离武汉军区。

下午，谢富治、王力飞返北京，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戚本禹、关锋、姚

文元、叶群等及群众数万人前往机场欢迎。当晚，林彪主持了有中央文革全体成员参加

的会议，听取谢富治的汇报。会议将 7·20 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暴乱。决定调陈再道、钟

汉华来京，并准备起草一个关于处理武汉问题的中央文件。

[按] 武汉 7·20 事件，当时轰动全国，认为是一起严重的反革命事件。13 年以后，

陈再道写了《武汉 7·20 事件始末》(另有《浩劫中的一幕——武汉七二 O 事件亲历记》

335

一书，解放军出版社出版)。文化大革命中，两派的严重对立贯彻始终。造反派因为事实

上成为毛泽东、林彪、四人帮的打手，丧失其反官僚专制统治的本始意义；保守派所要

维护的，本质上就是官僚党阀的独裁统治及其特权利益。故他们间的互斗，从总体上无

是非之可言。

中央决定成立以刘建勋为首的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

林立果以“红尖兵”笔名，在《解放军报》上发表题为《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打倒

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文章，鼓吹揪军内一小撮

7 月 23 日

凌晨，中央文革向全国发出“紧急通知”，要各地搞“三军联合行动(即武装游行)来

声讨七·二 O 事件”。

住在景山少年宫、来京上访的“四川红卫兵成都部队”(“红成”)400 余人连日与同

住的河南“二七”、湖南“湘江风雷”、武汉“红二司”等造反派发生冲突。本日(23 日)

卫戍区副司令李钟奇前往制止，无效。武斗继续蔓延。地院“东方红”大批人马赶至。

周恩来紧急指示：“北京的学生不要打‘红成’的，‘红成’的应该老老实实，规规矩矩，

不要打架，快点回成都。”

7 月 24 日

凌晨 3 点多钟，陈再道、钟汉华一行奉召飞抵北京，住京西宾馆，立即受到三军造

反派的冲击。在叶群的布置下，北京街头布满了打倒陈再道、钟汉华和揪出黑后台徐向

前的大标语。叶群与江青、关锋、戚本禹等在各总部、军兵种负责人陪同下，乘坐几十

辆小车绕京西宾馆巡行，以示对三军造反派的支持。

北京揪刘联络总站下午在天安门召开“揪斗刘贼声援武汉革命造反派誓师大会”，三

十余万人集会游行。揪刘队伍继续扩大，1500 余单位参加了揪刘总站。中央文革派人对

绝食人员进行慰问，并劝复食。

北京大学揪斗彭真。接连二天，工人、农民、政法干部亦分别开会，揪斗彭等。

谢富治接见首都工代会、农代会、大中学校红代会核心组讲话称：在武汉，周总理

有四点指示：1、“三钢”、“三新”是革命造反派组织；2、武汉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

线错误；3、“工总”要翻案；4、“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武“三司”有点偏保、总理

没有公开讲，我们讲了，都加在我们头上，有坏人(陈再道、钟汉华)来北京，在京西宾馆，

北航去游行示威了，我们也可以去游行。

在接见山西代表时，康生、关锋说：张日清检讨仍不够，你们的苗头与武汉一模一

样。公、检、法、人武部干了许多坏事，必须赶快刹车。

在林彪的指使下，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写信并将诬陷张学思的材料给江青、林

彪、关锋。海军参谋长张学思是张作霖之子。在东北时曾反对林彪，李诬张学思在海军

“推行苏联修正主义路线，忠实执行以苏振华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江青等复指

张学思等 193×年与东北军将领联名经延安新华社通电蒋介石一事，是“经过长期预谋，

妄图叛党投敌的一起重大反革命事件”，进行迫害。

戚本禹打电话给新华社，责问为什么把新华社所编的绝密文件发给东北局、西北局

336

及各部“另一个司令部的人”，而不发给张春桥、王力、关锋、姚文元甚至江青。他责令

王唯真抓一下这件事。

7 月 25 日

下午五时，首都百万军民在天安门前集会，欢迎处理武汉七·二 O 事件归来的谢富

治、王力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均出席。会前二小时，林彪突然打电话给中

央文革说：“我经过仔细考虑，认为今天下午的大会，我以参加为好。目的在于增加左派

的威力，打击右派的气焰。这个欢迎大会，实质上要开成一个示威性质的大会，向右派

示威，加速右派瓦解。所以，我觉得参加利多。”江青、陈伯达当即表示：林彪此举“十

分英明”。会上，林彪说：“物极必反，这一行动一定会使右派很快分化。武汉问题不只

是武汉问题，是全国的问题。以前我正愁没题目作文章。现在他们给我们出了题目，我

们要大做文章。”会上提出了“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口号。林彪还对萧力(李讷)说：

“要战斗，要突击，彻底砸烂总政阎王殿。”林彪借陈再道问题，把矛头直接指向徐向前、

徐海东等大批四方面军干部。在萧力的领导下，总政领导干部中分别扣上阎王、判官、

小鬼帽子，被揪斗、关押、立案审查者达 482 人。袁子钦等十七人被迫害致死。

下午，北京高校造反派到京西宾馆揪陈再道，谢富治表示支持。

蒯大富接受王力的示意，召集清华“井冈山”与北航“红旗”两总部联合会议，指

徐向前是武汉事件的后台，提出打倒徐向前。

康生告诉王力：他打电话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请示了在上海的毛泽东，毛泽

东同意开“欢迎大会”，也同意“军内一小撮”的提法。此后全国各报刊揪“军内一小撮”

的呼声高涨。

晚，在新华社送审的新闻稿《首都百万军民集会支持武汉造反派》，由关锋执笔，康

生审定，加上了“坚持打倒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随之全国不少地

方发生冲击军事机关的严重事件。

重庆发生大规模武斗，放炮八发、子弹一千七百发，造反派死伤甚多。

7 月 26 日

中央发布关于纪念八·一节的通知。

上午在京西宾馆召开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对陈、钟进行批判，并讨论中央给武

汉军区常委的复电。全文五条，毛审批时，在陈再道的名字下加了“同志”二字；并批

示：“林、周及中央文革，拟复报如下，请酌定。”吴法宪在会上打了陈再道两耳光，斥

责说：“武汉问题，徐向前是要负责的。这个责任应当追究。”徐向前愤而退场。陈毅、

谭震林也相继退去。会后，徐向前、徐海东家被抄。

中共中央就武汉军区党委所拟公告复电指示。这封电报是由毛泽东代拟的。

中共中央给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①

七月二十四日二十时十分来电并所附武汉部队公告全文已经收到。中央进行了讨论。认为(一)

你们现在所采取的立场和政策是正确的。公告可以发表。(二)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包括你

们和广大革命群众所要打倒的陈再道同志在内，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革

命群众所谅解了之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三)要向思想不通的某些部队人员和百

万雄师做工作，使他们转变过来。(四)要向左派做工作，不要乘机报复。(五)要警惕坏人捣乱，

不许破坏社会秩序。

①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共中央转发湖北省委、省革委会、武汉军区党委《关于处理武汉“七二 O 事件”的请

示报告》，正式为武汉“七二 O 事件”平反。

337

武汉军区发表公告。承认军区领导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表示对所犯

错误，将迅速作公开检讨，并坚决、彻底改正。迅速地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上来，做好“三支”、“两军”工作。对过去受军区领导所犯方向、路线错误影响的群众

和干部，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责任由我们来负。你们应当迅速地觉悟过来，

向我们的错误作斗争，坚决地向革命造反派学习，向革命造反派靠拢。”并表示立即为“毛

泽东思想战斗队，武汉地区工人总部”平反；向曾被拘押的革命闯将朱洪霞等革命造反

派的同志承认错误，赔礼道歉，为他们恢复名誉。坚决支持“工人总部”的革命行动，

积极帮助其恢复、发展和壮大队伍。坚决支持“钢工总”、“钢二司”、“钢九·一三”、“三

司革联”、“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等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坚决同他们

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东海舰队向“百万雄师”发出命令，限十二小时内交出武器。

戚本禹接见北京建工学院新、老八一代表时讲话：批判刘少奇，不要限于建工学院

和十七年，要从安源批起。批刘可能要一两月，或者一两年。刘少奇该出来的时候，毛

主席不会不给，自有安排，水到渠成。

北航“红旗”、地院“东方红”在北航操场共同主持了约十万人参加的批斗彭德怀大

会，张闻天陪斗。会后，载上卡车在市内游街。

7 月 27 日

在林彪亲自主持的会议上，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被撤职。由曾思玉

任武汉军区司令员，刘丰任第一政委。武汉军区独立师番号被撤销，撤离武汉进行整训

改编。

中央致信武汉军民。

凌晨，周恩来、杨成武、戚本禹、吴法宪等第三次接见湖南代表，指出：(1)湖南省

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由中央军委下令改组湖南省军区；(2)由 47 军派部队进驻长沙，

负责主持湖南文化大革命；(3)“工联”等组织是左派组织，是造反派组织，我们信得过。

“湘江风雷”是革命群众组织，是造反派组织，应恢复名誉，恢复组织。“红联”、“高司”

的群众是受蒙蔽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受害者；(4)中央着手组织湖南革命委员会筹

备小组。

周恩来接见江西代表时表示，要打倒江西的走资派方志纯。并指责江西省军区吴瑞

山检查不像样。萍乡人武部 7 月 13 日包围萍乡煤校，惨无人道。江西不准备实行军管，

准备成立三结合筹备小组。

王光美奉命交出检查。

河南发生“二七公社”血洗郑州烟厂的所谓抄查“百匪”惨案，当场打死十人，伤

残百余人。

外交部抗议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破坏中捷文化合作协定。

河北省副省长杨一辰因涉刘少奇案，由江青、康生批准逮捕。

7 月 28 日

陈伯达、谢富治接见武汉“三钢”、“三新”、“三联”造反派时讲话：对敌人要狠，

对少数不可救药的坏蛋象王任重、陈再道要打倒。

陈伯达、谢富治对首都部分大专院校代表谈话：对聂元梓、孙蓬一不要上纲太高，

要帮助她们。清华“4·14”不要与蒯大富太过意不去，给人家改正错误的机会。

谢富治在政法口讲话，说：公检法要彻底革命。毛主席给我讲了不止十次八次。在

二三月黑风中，做了不少坏事。支持造反派的少，支持保守派的多。公安部要狠批彭真、

338

罗瑞卿、徐子荣。

戚本禹写报告给江青，“建议迅速派出专人赴沈阳，组织三百红卫兵(三人为一组，分

一百组共同作业)，查找敌伪档案，把刘(少奇)的‘自白书’找到后，即可在适当时机公

布。”立即得到江青批准。同日，中央 504 专案组(即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副组长吴某

等二人飞赴沈阳，成立彻查办公室。先后查阅了东北三省 1929 年前后的 245 万卷档案与

报刊资料，然一无所获。

首都及在京造反派数万人在工人体育馆召开“彻底捣毁刘邓黑司令部誓师大会。”

地院“东方红”、师大“井冈山”等组织，在人大召开赴广州问题串连会，组织“首

都战广州兵团”，前往广州揪军内一小撮，矛头指向在广州打击造反派的黄永胜。

7 月 29 日

刘少奇就戚本禹文中所提八个问题作出答辩。

南海革命造反大队的同志们：

你们一九六七年×月×日给我的紧急通令，限刘少奇于×月×日以前写出书面检查，具体回答戚

本禹文章中所提出的“八个为什么”的问题，现答复如下：

一、一九三六年三月，我作为党中央的代表到达天津，(当时党的北方局所在地)当时北方局的组

织部长柯庆施同志向我提出一个问题说北京监狱中有一批同志，他们的刑期多数已经坐满，但不履行

一个手续就不能出狱，柯问我是否可以履行一个手续，我当时反问柯“你的意见如何？”柯说可以让

狱中同志履行一个手续，我即将此种情况写信(写信二字，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塞进去的私货，以下凡

打上·者都是王光美亲笔写的)报告陕北党中央，请中央决定。不久就得到中央答复，交由柯庆施同

志办理。当时党中央的日常工作是张闻天．．．．．．．．．．．．．．(．又名洛浦．．．．)．处理，据张闻天交待，他当时没有报告毛主席，．．．．．．．．．．．．．．．．．．．．．

也没有在会议上讨论，就由他擅自作了答复。．．．．．．．．．．．．．．．．．．．．当时，我知道狱中殷鉴同志，其余的人都不认识，也不

知道有多少，以后如何办理的，我也不知道，殷鉴同志出狱后，还是一九三七年春，我在柯庆施家里

见过一次，不久殷鉴同志因病去世了。他们具体履行了什么手续，我未过问，最近看了造反报，才知

道他们登了“反共启事”。对这件事，我负有一定的责任。

二、抗日战争胜利后，一九四六年一月，我党同国民党达成了停战协定，以后又召开了旧政治协

商会议，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在一月十二日我党的停战命令上就提出了“和平民主新阶段。”二

月一日我根据中央讨论的意见，写了一个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指示，这个指示是有错误的。

三、在解放后，我极力主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没有反对，一九五一年，我批了山

西送来的有关农业合作社的一个文件，批是错误的。一次中央会议上，听过邓子恢关于合作社问题的

报告，没有批驳他的错误意见，他就大加发挥，砍掉了二十万个合作社，以后毛主席批评了邓子恢的

错误，发表了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很重要文章，掀起了农业合作化的高潮。

四、一九五六年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我代表党中央向大会作了政治报告，是说了国内阶级斗争

的。例如说，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是近几年我国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是反映着我国主要的矛

盾，……进行“三反”“五反”斗争，是因为有许多资产阶级分子进行有害于国计民生的非法活动，

不能不坚决的加以制止。但是在这个报告的另一个地方说：“我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

经解决了”这句话是错误的。八大关于工作报告的决议也说：“现在这种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

定性胜利。这就表明，我国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几千年来，阶级剥

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结束，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基本建立起来。……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就

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决议的这些说法，毛主席当时就表示反对，

但已来不及修改，就这样通过了，至今未改。此外，在八大政治报告和决议中，都没有提出毛泽东思

想是全党的指导思想，是全党全国的指导方针，这是错误的。是从七大的立场上退了一步。．．．．．．．．．．．．．

五、三年困难时期，我没有攻击三面红旗。在一次中央会议上，听见邓子恢说：“安徽的责任田

有许多好处的话，我没有批驳他。他就到处说。”“三和一少”是个别同志，提出初稿，尚未提到中央

339

会议上来，当时我尚不知此种意见出笼，事后是从那个同志的保险柜里拿出来的。

六、一九六二年，《修养》再版，是有人推荐，有人替我修改的，我看过在《红旗》《人民日报》

上发表了，我应负主要责任。

七、一九六四年夏，我在几个城市作讲话，其中有形“左”实右的倾向，在去年十月二十三日，

我在检查中已作了详细说明，不必重复，桃园经验当时是比较好的，不是形“左”实右的典型。

八、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为什么提出和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现在也不清楚为什么？

也没有看到一篇能够完全说清楚为什么犯错误路线的文章。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批判了我的错误之

后，又有人犯同类性质的错误，可是，他们也不知为什么。我将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阅读毛主席指

导我要读的其它著作书籍，和报刊的有关文章，以便能够完全在思想上弄清这个问题，并认真的在革

命群众的实践中去加以检验。那时，我才能答复我为什么在这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了路线错误，

又如何改正了这个错误。

周恩来接见二机部九院代表，要求造反派在对待人民内部矛盾上要高姿态。

周恩来接见科学院夺委会勤务组及院革委会全体成员、宣布同意在 7 月 30 日成立院

革命委员会，陈伯达任名誉主任委员。粟裕、王建中等六人为军代表。郭沫若、竺可桢、

吴有训参加革委会。

中央机关及大专院校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召开声援武汉革命造反派大会。会场上有

“5·16 分子”散发传单，当场有四人被捕。

彭真向新北大革委会交“认罪书”。

王洪文作出砸“上柴联司”的五项决定：

1． 设立临时指挥部。

2． 这次行动的代号为 888。

3． 现场指挥为王洪文、戴立清、张宝林、王腓利等人。

4． 队伍调动基本上按“工总司”各组分口。

5． 确定攻击对象，主要是“联司”和“支联站”。

同时还制定了一个“G 号行动计划”，具体安排了埋伏、袭击、围攻和捉人等行动方案。

7 月 30 日

毛泽东批准《关于甘肃问题座谈会纪要》。肯定兰州市红色造反派联络委员会(简称红

联)二·五夺权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兰州军区、甘肃省军区支持红联和二·五夺权，也是

正确的。但是，夺权以后詹大南同志(甘肃省军区司令员)以军方代表的身份，在红联指挥

部工作期间，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大家认为：经过文化大革命实践证明，以张达志、

冼恒汉为首的兰州军区党委在支左工作中大方向是正确的，“三支”、“两军”必须在兰州

军区统一领导、统一安排下进行。

周恩来、康生第八次接见河南代表，最后签定解决河南问题的协议书。军区支左犯了

错误，主要由军区第二政委何运洪负责。调原十五军空降师政委王新志到河南，帮助刘

建勋做军区工作。(王在武汉事件中保护谢、王有功)

《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新的考验》，引述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对于犯了严重错误

的干部，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之后，仍然可以

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

中国科学院革命委员会成立。周恩来、陈伯达、李富春、聂荣臻、粟裕、戚本禹等出

席祝贺，周讲话：号召打倒张劲夫，搞好斗批改。他为陈伯达谢绝担任名誉院长而表示

歉意。

蒯大富召集有全国大部分省市和军事单位造反派头头参加的“全国形势讨论会”，会

340

后派出二百多人分赴全国，对徐向前进行调查。企图把打倒徐向前的声浪推及全国。蒯

还策划了绑架徐向前的计划，不成。抢抄了徐的家和办公室。

7 月 31 日

关于八·一建军节招待会，毛泽东指出：朱德要出席，徐向前及其它受冲击的老帅

要出席，韩先楚也要出席。

《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历数罗瑞卿的种种罪行，第一次公开点名批判罗瑞卿。

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发布紧急通告。

晚，上海“工总司”对“上柴联司”进行了突然袭击。“工总司”以左臂扎白布条为

标志，出动了一百多人突然袭击“支联总部”，把正在开会的三十多个人全部抓走，关进

了杨树浦公安局。

周恩来、陈伯达、黄永胜接见湖南军队代表，说湖南军区司令员龙书金、副司令员

刘子云、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崔琳支持保守派“高司“干坏事，所搞“湘江风雷”材料不

确。47 军军长黎原表示：长沙武斗越来越凶，47 军将出面制止。

7 月末

毛泽东看到徐向前家被抄的简报，批示：对所有参加二月逆流的老同志及其家属，

要和他们搞好关系。林彪批示：同意主席批示，不要制造新的障碍。

在总后大院召开五万人大会，批斗彭德怀、黄克诚、许光达、杨勇等二十多名军队

高级领导干部，并动手“触及皮肉”。

7 月底 8 月初

揪刘队伍日更扩大，北京近 2000 个单位的造反派连日围困中南海，声言揪出刘少奇，

要刘少奇“滚出中南海”。中央文革小组谢富治、戚本禹前去表示支持。

很多省份发生群众抢夺解放军枪枝、弹药的事件，甚至抢劫战备仓库、拦截援越军

用物资。湖南、广西、浙江、河北武斗益烈。

8 月 1 日

《红旗》杂志第 12 期发表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文章提出：“……

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

“目前，全国正在掀起一个对党内、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批

判运动。这是斗争的大方向。”在“揪军内一小撮”口号的鼓动下，全国范围内冲击军区，

抢夺军队枪支弹药的事件愈益发展。军方亦擅自向支持它的群众组织提供武器弹药。两

派斗争，许多地方演为内战。有的地方，地方与军队对立，进而发展为军队与军队间的

对立。有的野战军也参加了两派之间的武斗。这篇社论旋即遭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说：

“还我长城。”这篇社论的起草者为林杰，在陈伯达主持下，向关锋、王力念读通过。“军

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提法，最早见于年初《解放军报》的一份宣传

要点，其清样上署名者为胡痴、王力、关锋、唐平铸。( 同时可参见 1 月 10 日条；亦见

7 月 25 日康生告诉王力，汪东兴曾请示毛泽东，同意“军内一小撮”的提法。)

凌晨，周恩来发表了有关贺龙的讲话(摘录) ：

两个结论：贺不是一贯正确的，在湘西执行了立三路线，肃反扩大化。

……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贺在二方面军，推动张国焘北上，与四方面军会合，

这是一功。但他对过去的错误不承认，说他是一贯正确的，这是不对的。为什么主席不

要面对面的斗，这是战略问题，要照顾这一点，这是毛主席的政策，……你们说服大家

341

背靠背的批判，多作一些调查。

《红旗》第 12 期转载 7 月 22 日《解放军报》上由林立果化名(红尖兵)的文章《从政

治上思想上彻底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人民日报》发表《毛主席论人民战争》语录，并重新发表林彪的《人民战争胜利

万岁！》

凌晨，首都造反派在中南海西门举行揪斗刘少奇誓师大会。

武汉市造反派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共五万人举行声势浩大的渡江活动，历时五个小时，

长江两岸、大江之中，“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朗读毛主席语录声，此起彼伏。四百

人被溺死亡。

8 月 1 日出版的《批陈战报》登载：北外“红旗革命造反团”几百人，在外交部前日

夜僵持，要求揪斗陈毅。批陈联络站发表声明表示坚决支持这一革命行动。

8 月 2 日

首都红卫兵战士和革命群众一万余人，今日下午在人大会堂集会欢迎由姚文元率领的

中国红卫兵代表团访问阿尔巴尼亚回国。周恩来在欢迎会上，向工农兵体院代表讲话，

说：体育界暂时由戚本禹负责。贺龙要背靠背斗，这是最高指示。

周恩来、戚本禹第四次接见湖南代表。指出 2·4 批示是错误的，在执行 2·4 批示

时大捕、大肃流毒，更加错误。各军分区要认真检讨改正，对被煽动进城的农民要劝他

们回乡。乱抢枪的现象必须立刻制止。

工代会、红代会、中学红代会及全国各地在京造反派，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声援新

疆无产阶级革命派大会，坚决支持“红二司”等组织。

武汉造反派赴保定战斗队发表声明支持保定“工人革命造反总部”。

8 月 3 日

林彪在接见杨得志时作重要指示：

现在，一种是内蒙、青海的形势；一种是像你们那样，认错早改。要相信毛主席，坚决执行毛主

席的革命路线。

要相信中央文革小组。中央文革小组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毛主席对下面来的报告、电报，看得

很仔细，对下面的情况了解的很清楚。红卫兵的报纸，主席都亲自看。

对主席的指示，最好是思想上能理解；如不能理解，就照办。如果什么都理解了再办就迟了。我

们最好是不错。有的人错到底；你们未错到底，用你们的办法坚决改过来是对的。

我们的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世界上只有毛主席才能发动这样的文化大革命。在这个大革命

过程中有些乱，临时乱一下不要紧，打仗还不是要伤亡人吗？只有在乱的当中，好人坏人才能暴露出

来。

主席的政策是成功的，每一个步骤都是主席亲自下的决心。对武汉、江西，都是主席下的决心。

再三证明：主席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最聪明的是主席，我们这些人都是有错误的，在文化大革命中

也是如此。

我们要坚决跟上靠下。跟上有点赶不上，只好照办。横直照主席的执行。你们随时要有报告，主

席是有回答的。要坚决地跟两头，尤其是跟上头更重要。

局部要服从全局。你们早检讨早转过来是好的。迟转不如早转好。

(济南军区党委已于八月六日将这一重要指示印发给团以上党委，要求向全体干部传达，并发出贯

彻执行的通知。)

周恩来在接见贸持会时讲话，对外宣传不要强加于人。要适合外国的觉悟水平，使

342

他们能够接受。又：主席要我保余秋里，现在余秋里同志被批成这个样子，我还要保他。

余秋里是忠于毛主席的。

首都中学红代会召开掀起大批判新高潮誓师大会，大会通过了给全市中等学校革命

师生、革命干部的一封信。

戏剧口所属的十二个单位分别在中南海北门安营扎寨，共同成立了“揪刘火线指挥

部”。

上海市革委会派宣传队到上柴宣传，被“联司”包围，双方又起冲突。

8 月 4 日

毛泽东给江青信中认为全国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军分区以上的干部是支持右派的，

提出要武装左派，决定发枪,搞第二武装。此信提出“应大量武装左派”和实行“群众专

政”两个问题，称“如此左派声威大振，右派气焰就压下去了。”又，当时广东夺枪问题

严重，林彪主张起草一个严禁夺枪的通告，因毛不同意作罢。毛认为对于群众抢枪的事，

不必看得过于严重。所谓群众抢枪，有些地方实际上是部队向他们所支持的一派发枪。

因此对此事的处理似可不急，待时机成熟后再去从容解决。

毛泽东就《毛选》重版时对一些被打倒的人称“同志”应如何处理的请示批示：这

是历史材料，后来变动甚多，不胜其改，似以不改为宜。有些注释似可删去，正文不改。

周恩来接见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等五组织，批准在 8 月 6 日在外交部批斗陈毅。

戚本禹在这一次谈话中说：我们保过他，这是 2 月份的事；如果他当时不翻案，早就过

关了。

李富春接见煤炭部造反派，指出生产下降厉害，必须狠抓革命、促生产。全国十大

煤矿，两大组织：“东方红”与“井冈山”各去五个，了解情况。

谢富治在政法界批斗彭、罗大会上讲话，说：现在有人要搞第二次第三次大串连，

清华又走了五千人。前一阶段到处抓武老谭，现在到处抓陈再道。我们应该抓住大批判

这一大方向。

揪刘声浪益形高涨，数十万人集会天安门。

解放军各总部及国防科委、三军直属机关造反派斗争了彭德怀、黄克诚、谭政、刘

震、杨勇、苏振华、李志民等。

解放军各总部及国防科委、三军直属机关造反派面对面地斗争陈再道、钟汉华、牛

怀龙等。从下午四时至五日凌晨一时。

凌晨，王洪文率“工总司”24 万群众，高举“文攻武卫”大旗，包围上柴厂，“联司”

被彻底砸毁，打伤、关押 650 余人。随即对全市各单位的“支联”活动进行打击。这些

行动得到张春桥的完全支持，说：“这叫镇压群众？那无产阶级专政还要不要啦！”他称

赞王洪文是“我们的司令”、“上海工人阶级的领袖”。

在审判王洪文中徐潘清的证词：“1967 年 8 月 4 日凌晨，王洪文经过策划，调动了十多万人，

开动近千部各种机动车辆和船只，从水陆两路对上海柴油机厂进行围攻。他们切断水电，用二十

五吨履带式大吊车在前面开路，后面跟着头戴藤帽、手持各种棍棒、刀斧和战斗工具的受蒙蔽的

人员，抓一个毒打一个，把男的上衣全部剥光，女的上衣撕破，作为标记。在这次武斗事件中，

被关押打伤的就有六百五十人，有的至今医治不愈，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有的成了残废，群众

的财物被抢劫一空。工厂损失达三百五十多万元，厂房修理费花了十四万元。”

东北局书记宋任穷被从北京揪回沈阳，接受批斗。东北局第二书记欧阳钦、第三书

记顾卓新、候补书记强晓初、俞屏均被揪斗。在对待宋任穷问题上，两派对立。保守的

“红团”与造反的“工人革命造反兵团”从四月起，武斗不止，先后多达 400 余次，伤

343

二千余人，死数人。

首都新闻界、电影界红卫兵 15000 人召开大会，声讨港英当局对我新闻、电影工作

者的迫害。

8 月 5 日

北京各界一百万人集会天安门，纪念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发表一周年。周

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参加。许多单位纷纷发言，声讨刘少奇的“罪行”，并通过

大会号召书，要求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刘少奇彻底批倒、批臭，叫他永世不得

翻身。批斗刘少奇、王光美的会议同时在中南海召开。刘、王被揪斗，曹轶欧亲临指挥，

刘遭到肆意污辱。邓小平、陶铸夫妇亦同时被揪斗。会后，刘少奇找出《中华人民共和

国宪法》，对秘书说：“你记，我要严正抗议！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你们怎样对

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谁罢免了我国家主席？要审判也

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我个人也是一个公民，为什

么不让我讲话？”

《人民日报》为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发表一周年发表社论。

周恩来、谢富治公开表示，反对首都红代会院校提出“第三次串连”的口号。八月

份内，清华等院校许多学生外出串连，提出“全国处在反革命复辟前夕”，准备“武装夺

取政权”。

谢富治、戚本禹奉命动员包围中南海西门的揪刘大军撤离。从 7 月末建工学院造反

派驻营中南海西门，要求揪斗刘少奇以来，前往声援的先后多达 2000 余单位。

8 月 6 日

周恩来接见外事口造反派，说：外交部开会批陈毅，我得陪着去，这是毛主席交给

我的任务。你们拿开大会来压我，我很难过。你们最后给我一个电报，是最后通牒，我

本想给陈伯达、江青看，算了，我吞下去算了。我是根据毛主席的方针办事，我自己有

什么方针？你们不要去外交部干涉，开小会，否则，我就把 11 日的大会取消。关于开大

会的问题，你们要有一个安排报告，今晚回去，先把姬鹏飞、乔冠华放回来。开大会时，

可以喊口号，但不能打旗子、刷大标语。

李富春在中南海接见计委造反派的讲话中说：“斗争薄一波，要挖他的历史根子，要

挖痛。第一、挖(他)是刘少奇包庇下来的叛徒；第二、投奔阎锡山，把叛徒宋劭文、牛佩

琮、戎子和等搞到山西去；第三、抗战时期搞牺盟会、决死队，牺盟会负责人是戎子和；

第四、薄一波的一套手法是阎锡山那里来的，以后和刘少奇、刘澜涛、安子文等大叛徒

勾结起来，到处伸手。你搞他的具体问题，他可以躲闪。你搞他的历史问题，他就没有

办法。自首叛变 61 个人，是刘少奇批的，没有报告主席，没有报告中央，是同张闻天勾

结起来搞的，主席不知道。

中共中央决定：东北局停止对东北各省市的领导，集中搞好东北局机关的斗批改。

8 月 7 日

刘少奇在挨斗后写信给毛泽东，提出辞去国家主席职务，申明自己已失去自由。刘

在信中写道：“当我看到说我的目的就是要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

要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要阴谋篡党篡国等，我是不能接受的，因为我从来没有这样想

过，而我想的都是同这些相反的。我没有在党内组织任何派别，没有在党内进行非法的

组织活动。”然如石沉大海，未见答复。

谢富治在公安部无产阶级革命派斗争罗瑞卿大会上讲话：公开提出砸烂公检法，并说

344

明这是毛的指示。

谢富治讲话后，在全国各地发生了冲击公检法机关，抢夺档案，报复公检法人员的事

件。在公安部内，谢富治伙同康生制造了“罗瑞卿为首的地下黑公安部”等冤案，将 225

名干部、工人打成“特务”、“叛徒”、“反革命”、“走资派”，47 人被捕入狱。公安部除谢

富治本人和一名兼职副部长外，其它副部长都被逮捕、关押，甚至被迫害致死，整个公

检法机构陷于瘫痪状态。

周恩来接见湖南三方代表，指责湘潭军区把 900 多枝枪发给保守派。黔阳、常德、衡

阳也有类似现象。保守派围攻造反派，造反派也要求有枪，这是可以理解的，必然的。

这种趋势从江西开始，影响到湖南，刚才听说又影响到广州。但抢总是不合法的，不应

该。

谢富治接见工代会、红代会，说：2000 余单位齐集中南海西门揪刘，给这些党内走

资派一点压力是对的，但影响交通，影响中南海里面，所以必须撤。中央正准备一个省

一个省地解决问题。准备重点解决河北省的张家口、唐山、石家庄、保定。新疆、宁夏

没有完全解决。有些地方形势比较紧张，像湖南、湖北、江西、浙江、安徽、河北，中

央准备解决，从海陆空军中抽出干部。大学生不要出去。有人提现在第二次大串连，是

错误的。各代会要在反武斗方面作出贡献。

姚登山在外交部成立了夺权指挥部。王力在外交部讲话，支持姚登山的“革命行动”。

表示“揪陈毅大方向当然对”，“打倒刘、邓、陈(毅)的口号为什么不能喊？”在姚登山等

的把持下，公然以外交部名义向国外拍发电报，委派出国代办，中断外交活动，火烧印

度尼西亚大使馆。在“王八·七”讲话的煽动下，国务院各部委亦发生冲砸政治部和夺

权之风。

王力在外交部接见革命造反联络站讲话后，曾向陈伯达、江青汇报，陈、江肯定他

讲得好。周恩来把王力的讲话送毛泽东。毛看后说：“大、大、大毒草！”

外交部造反派召开批判陈毅的小范围会议，周恩来参加。会上挂出“打倒陈毅”的

大标语，周以其违反协议，坚持撤去，始参加会议，并宣布这样的小型批判会，在 11 日

大会批判前再开一次。

军队机关造反派第二次批斗陈再道、钟汉华等。

姚文元在电话上通知上海：“春桥同志和我两人表示一个明确态度，支持成立民兵指

挥部，建议先组织武装民兵十万人左右。”

8 月 8 日

周恩来将王力 8·7 讲话批给康生、王力，约三人一谈。康、王未到。康生扬言，王

力的讲话同主席的精神是一致的。

“首都五·一六兵团”抛出《十九个为什么？》，为刘少奇鸣不平。

因苏联“斯维尔斯克”货船船员将毛泽东像章抛入海中，中国政府为此向苏联提出

严重抗议，并将船长及二副驱逐出境，将“斯维尔斯克”武装押送出境。

王光美向中南海造反派提出第二份检查：

宁夏发生大规模武斗，保守派在军区司令员朱声达支持下，在永宁围攻造反派(“无

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乱枪齐发。造反派死百余人，伤三、四百人。

8 月 9 日

林彪在接见武汉军区新任司令员曾思玉和刘丰时说：“这次文化大革命胜利很大。真

是代价最小最小最小，胜利最大最大最大。表面上看来很乱，乱是把反动路线搞乱了，

把反动阶级搞乱了，把他们都暴露出来，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搞倒

345

了。现在不少地区党、政机关都瘫痪了，表面上看来很乱。这个乱是必要的，正常的。”

林彪给北京卫戍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题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

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立新功。”

谢富治、王力接见武汉造反派负责人，说：武钢的联合必须以“9·13”为核心，不

支持“9·13”就是不支持革命。

谢富治接见外事系统代表，说外事系统也要批判修正主义，但千万不要武斗。

陈伯达于晨四时巡视中南海两门间的揪刘队伍，表示慰问，同时指示应该撤回。

戚本禹到煤炭部讲话：国务院煤炭部改为煤炭科，到生产第一线去，抓革命，促生产。

公安部副部长李震接见“政法公社”成员，说谢副总理 8·7 讲话是有指导性的讲话。

对公检法的基本估计，这个问题还要问问谢副总理。

《红旗》杂志成员林杰讲话：军内走资派在支左中必然勾结地方走资派，对他们，就

是要发动亿万群众，把他们揪出来打倒。揪出军内“一小撮,”我们的军队就更强、更巩

固。

首都 “5·16 红卫兵团”与北外“6·16”红卫兵开展了所谓 8·9 战役，在市内出

现攻击周恩来的大标语：“周恩来之流的要害是背叛 5·16 通知！”师大内大量发散传单，

内容共四部分：1.周恩来你在农林口究竟干了什么？；2.周恩来之流的要害是背叛《5·16

通知》；3.周恩来是毛泽东主义的叛徒；4.揪出“二月逆流”的总后台——周恩来。商业

部也出现《质问周恩来三十一个问题》的大字报。

徐景贤传达姚文元讲话，支持在上海成立文攻武卫指挥部，先搞十万人左右。然而主

要靠文攻。文攻就是大批判。开大会可造声势，还要写文章。北京已组织了一百人的写

作班子，写重点文章。上海也要搞一、二百人的班子。

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同时刊登《策动叛党就是为了篡党》的文章。指责北平

军人反省院“61 人叛徒集团”是刘少奇背着毛主席党中央，盗用党中央名义作出的决定。

两天后，《人民日报》转载了这篇文章。

郑州警卫司令部在司令员陈贵昌、副司令员王辉、政委王新率领下进入郑州。8 月 13

日，警卫司令部给郑州大学、河南医学院造反派发放枪支。

8 月 10 日

中央发布关于派国防军维护交通的命令。指示国防军担负护路任务后，各站段的铁

路公安人员，统归所在站段护路部队指挥。

中央发布关于湖南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

湖南省军区党委常委《关于支左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查报告》对前段支左工作中所犯的方向路线

错误，进行了认真的自我批评，态度是好的，认识是比较深刻的。军区打击“湘江风雷”革命群众组

织，压制“工联”等革命造反派的错误，军区党委常委刘子云、政治部副主任崔琳等同志应负重要责

任。除了军区负责之外，中央文革小组对湖南省军区二月三日关于“湘江风雷”报告所发的“二·四

批示”是错误的，。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是有责任的。

中央已经决定改组省军区，并将着手成立以黎原、华国锋、章伯森等同志为首的有革命群众组织

代表、军队代表、革命领导干部参加的湖南省委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领导全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命和工农业生产。

湖南省赴京汇报代表团双方签订的《关于立即坚决制止武斗协议》很好。各群众组织必须认真执

行，坚决制止武斗，反对挑动农民进城和工人、学生下乡搞打、砸、抢、抄、抓等活动，严防地、富、

反、坏、流氓分子捣乱破坏。

各革命群众组织应在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领导下，建立群众性的革命武装，保护国家财

产，协助解放军维护社会的革命秩序。不管哪一派，今后都不准以任何借口夺取解放军的枪枝、抢劫

346

军火仓库和各种军用物资。

中央发布关于江西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

江西省军区及部分军分区的某些领导人，在支左工作中，违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犯

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支持了保守派，镇压了革命派，并挑动农民进城参加武斗，切断交通。为

此，中央决定改组江西军区，任命程世清同志为福州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江西省军区政治委员，杨栋梁

同志为江西军区司令员，并调温道宏同志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原江西军区吴瑞山等同志，应对所

犯错误向革命群众作认真的检讨。

中央决定着手成立以程世清同志为主要负责人的“三结合”的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

在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领导下，在条件成熟的地区，要把革命群众武装起来。今后，军分区、人武

部，决不准以任何借口把枪支弹药发给或变相发给保守派；各派都不准以任何借口夺取解放军枪支、

抢劫军火仓库和各种军用物资。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谢富治、江青、叶群、姚文元、关锋、戚本禹等与大专院

校红代会、中学红代会座谈北京及全国形势。康生指出：7·24 北大批判彭真的大会是错

误的，把讲台让给了修正主义分子。

周恩来、戚本禹、李富春、李先念、余秋里接见煤炭部代表，对煤炭生产严重下降

表示忧虑。宣布调空军工程部副部长王俊任煤炭部军事代表，与副部长范文彩组成筹备

小组，改变生产状况。

谢富治在工代会纪念 8·8、8·13 大会上讲话：前几天，有的人居然武斗到中央文

革来了，他们拿着手铐脚镣去中央文革宣传组抓人。

下午 4 时，浙江温州“温联总”一部分人纵火焚烧市区，主要街道几乎全部烧毁，

支左的 6299、6517 部队被围困，纵火者扬言烧平温州城，再用炮轰枪扫。

夜，新华社国内部和军事部编辑向王力送审稿件时，王力指示：

新华社的国内分社大多是好的，是经受了考验的，其中有不少同志表现很好。请你们立即排

个队，把那些坐过牢的，受过打击的，坚持斗争的，在关键时刻反映了重要情况的优秀记者，排

个名单，到北京开个会，报道一下，长长志气，支持革命的记者、编辑。会议不要老保出席。我

们中央文革要集体接见他们。这件事请你们快办，越快越好。中央文革办事组要直接抓，新华社

要快办。

8 月 11 日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谢富治等在人大会堂对大学红代会、工代会及三军

造反派讲话。陈说：有人认为，当前全国处于反革命复辟前夜。这是对形势的不正确的

估计。北京要带头反对武斗。搞好拥军爱民。现在又出现第三次大串连的号召，想包办

全国的革命，这种想法是不对头的。

江青、康生、陈伯达在中央文革小组召开的座谈会上说：被坏人操纵的“五·一六

兵团”是反革命组织，它把矛头对准总理，实质是对准中央。

外事口在人大会堂召开了首次万人批判陈毅大会，周恩来、谢富治参加，陈毅被勒令

在 15 天内交出认罪书。其罪状是执行了刘邓的“三降一灭”和文革中执行了反动路线。

会间，突然挂出“打倒陈毅”的标语，狂叫“打倒陈毅”的口号，甚至要上台揪斗陈毅。

周恩来奋力劝阻，说搞臭了陈毅,谁来当外交部长?但全然无效，以至愤然退出会场，同时

命令警卫人员保护陈毅安全离开会场。在连日大小八次批判会上，陈毅因得周恩来保护，

免遭冲击。

总政机关造反派开会，揭发批判萧华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347

国防科委、总参、总政和三军驻京科研单位在工人体育馆召开联合大会，批判刘、

邓、贺、罗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揪出了罗瑞卿，并有张爱萍、张廷发、张劲夫陪斗。

粟裕、王树声、郑维山、罗舜初、刘华清等出席。

周恩来电话指示：在中央解决广西问题期间，“联指”围攻“4·22”据点的做法是

错误的，要立即撤出。

8 月 11 日—12 日

中央文革召集北京大专院校红代会、中学红代会的代表开会，对反击“大抓军内一

小撮”及“五·一六兵团”的问题作了具体部署。

外交部两次照会缅旬大使馆，抗议缅军杀害中国边民。

8 月 12 日

毛泽东开始发觉“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提法不策略，从此不再使用。

周恩来第七次接见江西四方代表，指出省军区犯了方向路线性的严重错误。两派夺

枪都是错误的，尤其是“萍总”所为，严重的说是叛乱行为。萍乡“大联筹自卫兵”反

击是正义的。军区、军分区、人武部挑动农民进城，问题严重。

周恩来、康生、关锋等接见宁夏军区负责人，指示调军区负责人来京，检查纠正在

三支两军中所犯路线错误。

周恩来、陈伯达、江青、戚本禹接见“湘江风雷”代表，周指出：华国锋是中央了

解的。提出“揪出八·八电话的黑后台”是错误的。你们看主席能调动多少人进行工作？

“高司”总比当时的四方面军好吧！

北京西单商场发生文化大革命以来，北京最严重的一次武斗，造成巨大财产损失，

谢富治亲往制止。

青海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召开庆祝大会，刘贤权任主任。

8 月 12 日—15 日

“首都五·一六兵团”第一、二、四、五、六方面军负责人在陶然亭等处召开了三天

“火线会议”。作出了四点决议：

一、要加强我们的斗争，坚定我们的政治方向，而不容许削弱我们的斗争和动摇我们的方向。

二、要坚持我们的斗争口号，而不是缓和和修正我们的斗争口号。

三、要继续我们的进攻，而不是停止这种斗争；要还我毛主席的四大，而不是丢弃毛主席的四

大。

四、坚决毫不动摇地为建立红色根据地而奋斗，把我们的组织能公开的则必须公开，打下一个

地盘来。

8 月 13 日

周恩来在南京对温州问题发表指示：中央军委已对温州问题定性，是反革命武装叛

乱。温州保守组织“联总”在本月上旬与造反派“工总司”等发生严重冲突，保守派得

到海军的支持。造反派被围攻，情况严重。街道被焚、工厂破坏。中央在派出 6517 部队

前往支左后，又于 8 日增派 6299 部队前往。周并指示马上给温州运送粮食与医药用品。

谢富治在市委常委会上讲话：劳改犯造反一律枪毙。把出来的劳改犯统统关起来。

有人说：现在发展到武斗阶段，这是反动理论。两派武斗可能有黑手支持。

中央文革文艺组通知，恢复练功、练唱。

中央派兰州军区所属 8116、8119、8047、8048(部分)及炮兵部队进驻银川，以图稳

348

定宁夏局势。

湖南道县召开动员大会，贫下中农最高法院院长熊丙恩(原县委副书记)讲话：“告诉

下边，一个生产队可以先杀一两个。”掀起大屠杀狂潮，祥林铺区的“百人杀人团”在不

到一个月中，屠杀上千人。

8 月 14 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报刊上点名批判问题的通知：

（1）经过主席和中央批准，已经在中央报刊上点名批判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 彭

真、彭德怀、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周扬、萧望东。已经在地方报刊上点名批判的党内走资本主

义道路当权派有：陶铸、王任重、李井泉、贾启允、闫红彦、汪锋、欧阳钦、李范五、乌兰夫、王锋、

王逸伦、王昭、任白戈、王鹤寿。对于这些已经点名批判的修正主义分子，在中央报刊或地方报刊上

还要继续深入地进行批判。

（2）在中央报刊上，下一步拟予公开点名批判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薄一波、吕

正操、林枫、安子文、杨秀峰、蒋南翔、吴冷西、张闻天、张劲夫、韩光。

（3）在地方报刊上，下一步拟予公开点名批判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西北局刘澜

涛、习仲勋、胡锡奎；东北局马明方；上海市陈丕显、曹获秋、杨西光；天津市万晓圹、张淮三；河

北省林铁，安徽省李葆华、福建省叶飞，河南省文敏生、赵文甫、广东省赵紫阳，江西省方志纯，四

川省廖志高，吉林省赵林，宁夏回族自治区杨静仁、马玉槐，山西省陶鲁笳、卫恒、王谦、王大任。

（4）对于经过主席和中央批准在地方报刊上点名批判的修正主义分子，地方报刊上发表的写得

比较好的批判文章，中央报刊可以转载，同时中央报刊也可以直接组织批判文章。

(发至省、军级)

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中央军委 中央文革小组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四日

周恩来接见广州造反派“工联”代表讲话：广州目前的首要任务是建立一个革命新

秩序，抢枪是不对的。“有些人提出现在的形势是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这是错

误的。”

解放军三军部分军事院校和科研单位揪斗萧华。

北京钢院“延安公社”、地院“东方红公社”、农大“东方红”、师大“井冈山”、北

京航院等组织成立“专揪 5·16 兵团联络总站”，下设农口、工交口、财贸口、外事口、

文教口、中学口等分站。“首都红卫兵 5·16 兵团”在钢院的成员首先受到打击。

外交部抗议港英当局在边境制造挑衅事件。

8 月 15 日

中央致信煤炭工业职工。号召工人，坚持“上井搞好革命，下井搞好生产”，坚持“就

地闹革命、业余闹革命、节约闹革命”。坚持八小时工作制，生产时间不离开生产岗位，

不在生产岗位上搞辩论，不因观点分歧而影响生产，凡是坚持下井，坚持生产，作出成

绩的职工，不论属于那个群众组织，或者未参加组织，都应当给予表扬和适当奖励。

《人民日报》发表《红旗》、《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

主义道路》。断言几十年来，中国共产党内一直存在两条路线的对立。刘少奇是四十多年

的假革命、反革命。

周恩来接见湖南三方代表讲话：湖南问题，中央最近已作了一个决定。他还说：我们

中央决定建立一支造反派的群众武装，维护革命的秩序。

349

周恩来接见财贸系统造反派，指示原定 6·14 李先念的检查因故拖延，现定 16 日开

会。李先念检讨后，无论如何要抓革命、促生产。煤炭当个典型，你们都下去。

王力接见新华社各组织代表讲话：对全国的形势悲观的估计是没有根据的，是错误的。

河南可能走在前面。北京的学生把全国形势说成是反革命复辟前奏，全国都在抓陈再道，

这是错误的。军区坏的司令员全国只有四个：杨勇、陈再道、乌兰夫、黄新亭，而搞反

革命叛乱的只有一个陈再道。

凌晨，王力在接见新华社两大派代表时，对召开国内分社无产阶级新闻战士经验交流

会又作如下指示：

我们不是建议你们召开分社优秀记者会了吗？这不单单关系到你们新华社，而是关系到全国

运动，他们是一面红旗，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样压迫之下，他们有的人坐了牢，有的人挨了打。

但他们坚定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向中央反映了许多真实情况，对中央作出某些决定起了

很大的作用，值得我们学习。

姚登山在外交部鼓噪打倒刘、邓、陈，受到周恩来的严厉批评。

建工部造反派请依照煤炭部改部为科的指示，改名建工科，12 日报请中央。本日，

李富春批示：“送联络组了解情况，欢迎他们如此干，要协商，提出几条来。”

总政揪斗萧华。

8 月 15 日—17 日

陈伯达、谢富治、郑维山连续三次接见天津造反派代表，解决(一)围绕 609 厂武斗的

天津市武斗问题；(二)五代会(工、农、红、中、干)的巩固发展问题；(三)成立天津市革

委会问题。

8 月 16 日

《人民日报》发表 1959 年 8 月 16 日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上关于以彭德怀为首

的反党集团的决议(摘要)，发表社论《彭德怀及其后台罪责难逃》；并刊载了第 13 期《红

旗》社论《从彭德怀的失败到中国赫鲁晓夫的破产》；《解放军报》也发表社论《宜将剩

勇追穷寇》。把彭德怀的问题毫不诚实地与刘少奇联系起来，并把罗瑞卿作为“党内最大

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军内的代理人”，公开点名批判。

周恩来接见北京大专院校红代会工作人员，说：你们对目前形势的估计完全不对头，

怎么是一个“战争解决问题”。“第三次大串联”、“武装夺取军权”、“反革命复辟前夕”

呢？

周恩来在对侨务界代表讲话时说到：毛主席主张编辑出版鲁迅语录，还主张编辑马

恩列斯语录。在画家中徐悲鸿是政治上过得硬的，站得出来的，而不是齐白石、傅抱石

那些人。

外交部造反派封了党委大印，宣布夺权。

周恩来接见红代会核心小组讲话：“我们现在强调抓党内一小撮，以后我们不提军内

一小撮”。认为“全国都是反革命叛乱的前夜，要武装夺取政权，这是错误的、反动的估

计。”他转引毛的话说：“去年去点火是对的，今年再去就不是时候了，会帮倒忙。”

陈伯达、谢富治第二次接见天津代表，提议考虑成立天津革命委员会的问题。

康生、关锋指示驻宁夏的部队支持造反派，说：“必要时可以发枪。”

北京航空学院组成北航红旗武装部队，举行发枪仪式，卫戍区李钟奇副司令员讲话。

18 日师范大学也发了枪。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政治宣传组发布《关于对〈前进〉发刊词进行群众性大批判的通

350

知》，认为 1958 年 11 月 25 日发表的发刊词是彭真在刘少奇的支持和唆使下，亲手炮制

的反党篡政的黑纲领。

为制止广州发生的严重武斗，中央派 47 军两个营进入广州，与驻广州的 43 军(反对

派的支持者)发生激烈枪战达三昼夜。战火同时在东莞、曲江等各地弥漫。第 63、64、65

军各增兵广州，形成包围。

8 月 17 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报刊上点名批判问题的通知》：决定批准在已点名批判的中央

和省市一级 21 名走资派（彭真、彭德怀等 7 人和陶铸、王任重、李井泉、烏兰夫等 14

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公开点名批判 34名走资派（薄一波、吕正操、张闻天、张劲夫等

10人和习仲勋、陈丕顕等 24人。）

《红旗》发表社论《从彭德怀的失败到中国赫鲁晓夫的破产》。

[按] 把彭德怀的陈账与刘少奇联系起来，表明毛泽东是要借打倒刘少奇之机，彻底

致久已闲散的彭德怀于死命。彭德怀的弥天大罪，就是他在 59 年庐山会议上写了一个意

见书。现在看来，他的意见不仅是正确的，言词也毫无激烈之处。比起封建社会里忠耿

之臣对皇帝谏章的用词，要平和恺切得多。八年以后，毛犹耿耿于怀，不忘旧怨，必欲

置其于死地而后已，在拒谏这一点上，毛比起历史上最凶暴的君主来，诚有过之无不及！

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军委办事组(又作军委看守小组)成立。(内部组织，

未向外公布)由吴法宪、叶群、邱会作、张秀川四人组成，吴法宪负责。此后又加入黄永

胜、李作鹏、谢富治等。该小组接受中央文革领导，列席中央文革碰头会，负责处理驻

京军事机关、部队的文化大革命问题。

周恩来接见农口造反派，同意在 19 日举行斗批谭震林大会。

周恩来、戚本禹接见湖南造反派代表。戚本禹在讲话中引述了毛的话：“提出以谁为

核心，这很蠢。”

陈伯达、江青、康生在三军党委会议上讲话：总政要关起门来搞文化大革命，揭批

萧华，揭出什么来算什么。全军文化大革命由吴法宪、张秀川、邱会作、叶群负责。

康生在第二次解决安徽问题的第一次会议上讲话：安徽问题，中央已有《九条》、《五

条》，是与非均以此标准。有些军分区必须悬崖勒马，不准挑起武斗。为了保证会议开好，

他提出：(1)两派不准在旅社打架；(2)不要彼此抓人；(3)不要互抢材料；(4)开会时，各自

发言，不许干扰。为解决安徽问题，七个代表团共 240 名代表奉召来京谈判。另淮南代

表 21 名，中央计划将安徽与淮南问题一同解决。

《人民日报》着力宣传广大军民欢呼党的 1959 的八届八中全会决议公开发表的情况，

并以《展开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大斗争，坚决清算彭德怀及其后台篡党篡军罪行》

为题，报道了“解放军各总部、国防科委、三军驻京机关院校革命派狠揭狠批大野心家

彭德怀”的活动，发表了《彻底清算彭德怀篡军反党滔天罪行》一文，从民主革命起系

统地对彭德怀进行批判。

《红旗》发表社论《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

351

《红旗》发表《怒斥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投降主义纲领》及《彻底批判

复辟资本主义的“三自一包”》二文的编者按语。

《红旗》杂志《怒斥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投降主义纲领》的编者按

语：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一九四六年二月一日，抛出了一个所谓《时局问

题的报告》。在这个报告，在我国两种命运、两个前途决战的关键时刻，迎合美帝国主义和国民

党蒋介石的反革命需要，散布和平幻想，麻痹人民的革命斗志；反对武装斗争，主张取消我们

党对军队的领导，把人民军队交给国民党；鼓吹走阶级合作、和平过渡的议会道路。这是一个

彻头彻尾的投降主义的反动纲领，是中国赫鲁晓夫的假革命、反革命、叛徒嘴脸的一次大暴露。

《红旗》杂志《彻底批判复辟资本主义的“三自一包”》的编者按语：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

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在

三年经济困难期间，阶级斗争极其尖锐的关键时刻，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拼命

鼓吹的“三自一包”，就是他伙同国内外阶级敌人向无产阶级发动的一次猖狂进攻。

“三自一包”瓦解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使资本主义自由泛滥。它违背广大贫下中农走社会主

义道路的坚定信念，反映了极少数地主富农和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要求。“三自

一包”同苏修统治集团在苏联农村大力推行的那一套发展新富农的政策完全是一路货色；是中

国的赫鲁晓夫长期以来鼓吹发展富农经济、疯狂反对合作化、反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

的反革命政策的继续，是他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的一个组成部分。“三自一包”是一条彻头彻尾

的修正主义路线！

广大贫下中农，按照毛主席的教导，以阶级斗争为纲，高举总路线伟大红旗，煞住了“三

自一包”的黑风，击退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人民公社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农业生产得到

了新的跃进，社会主义事业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

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山东省即墨县兰村公社的贫下中农和革命干部，以战无不胜的毛泽东

思想为武器，用铁的事实，戳穿了“三自一包”的画皮，打中了中国赫鲁晓夫的要害。下面，

是他们的一个批判会的纪要。

财贸系统召开大会，李先念作检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叶群等出席。

陈伯达、周恩来在听了检查后讲话：李先念同志的检查是好的。

北京大学“团”、“O”、“飘”、“井”、“红”五个组织联合，成立“井冈山兵团”。18

日加入红代会。

钢院“延安公社”捕获“5·16 兵团”组织部长李芳。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对吉林军区和驻长部队《给长春市

广大革命群众的公开信》作出《批示》(中发[67]256 号)，《批示》指出：

“中央认为：你们《给长春市广大革命群众的公开信》是正确的，你们的检讨是‘痛痛快快’

的，而不是‘吞吞吐吐，扭扭捏捏’。检讨了错误，改正了错误，一定能够得到广大革命群众的

拥护和欢迎。中央认为，在吉林应该开展拥军爱民活动，加强军民团结，‘长春公社’‘东方红公

社’的同志和‘红革会’、‘二总部’的同志要注意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共同对敌，把斗争矛

头对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注意‘抓革命，促生产’，把无

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

夏秋之间，全国武斗大行。

黑雁男《十年动乱》：八月十七日，北京收到几则消息：

352

长沙，目前完全处于武装状态。由于一开始，军区、公、检、法就发放了大量武器给“高

司”，因此，使前一段造反派伤亡很大。中央指示下达以后，军区再次将武器、弹药库打开，使

“高司”又劫走了大量武器。江青讲话以后，造反派也开始武装起来。前几天，双方大小战役

打了几次。当前基本形势是：造反派占市区；四郊是“高司”、公、检、法的天下。湘潭、株州、

衡阳、常德全被“高司”的武工队、公、检、法的“红色怒火”占领。他们正集结兵力，囤积

弹药，准备攻取长沙。

南昌、江西、四川、湖北、湖南、河南等省的保皇派组成“五省联军联络站”，计划以江西

为核心力量，开辟南昌。原订将两万枝枪运往江西，现已转移。

重庆，现在保守派向汪山农村撤退，做农村包围城市的部署。“重大”、“八·一五”准备有

计划地拿下建设厂、嘉陵厂；已经拿下了长江电工厂，得了大量武器、弹药，撤往华蓥山，打

游击。西北局已经打开，保守派逃走，造反派牺牲了四人，姓名不详。

广州，从 8 月 5 日起，出现抢枪高潮。8 月 6 日，广州市有 45 个公安局、派出所和分局的

枪枝被抢，估计有一万枝。公安人员都离开了岗位。他们说：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又：石龙、

顺德监狱逃出成千名犯人，潜入广州，进行抢劫流氓活动，有的已被市民打死，有的抓住游街。

长春，8 月 16 日，驻长春军事学院如“六保”、“造反委员会”调一百三十八辆汽车，全副

武装，包围第十七航空学校，冲入“革命造反兵团”大楼，抓走首都红代会代表四人。并扬言：

不管谁支持“兵团”，也要把他们踏平，攻不下就用火烧。目前对外联络断绝，事态正在扩大。

北京大学，“井冈山红卫兵”贴出大字报《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揭发《全国第一张

大字报》的首席作者聂元梓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行。

清华大学，“4·14 总部”夺了电机系的权，并提出了平分喇叭、器材、电讯的要求。据传：

4·14 正准备全面夺权。(第 227 页——228 页)

8 月 18 日

《人民日报》转载南开大学《卫东》所刊《要大胆使用革命干部》一文的按语。指

出:让更多的革命干部站出来工作，是当前革命形势的需要，是加强和巩固革命的“三结

合”临时权力机构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在阶级斗争大风大浪中锻炼出来的革命群众

组织的代表，是我们革命干部队伍的新鲜血液。但是，应该看到，革命小将在政治上还

不很成熟，还缺乏丰富的斗争经验。如果革命小将不和革命干部相结合，那么无产阶级

革命派夺得的权就很难巩固。正如这篇文章所尖锐指出的：“如果没有革命的干部，红卫

兵小将今天夺了权，明天就有可能丧失政权。”

8 月 25 日，《人民日报》又就此文发表社论《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针性问题》，强调干

部问题。

李富春在欢送煤炭部在京单位下矿同志大会上讲话，中央给全国煤矿职工的一封信

是由毛主席亲自批发的。你们以“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名字下去，是光荣的。下矿后

半天宣传，半天劳动。

天津两派赴京汇报代表团就停止武斗达成协议。

陈伯达、谢富治、郑维山等第一次接见石家庄、张家口、唐山三方面代表。建议参

考天津制止武斗的协议，都搞一个制止武斗的协议。

北京地质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农业大学、北京钢铁学院等七十六个组织发表

声明，表示与“5·16 兵团”斗争到底。

8 月 19 日

陈伯达、谢富治、郑维山等接见天津两大派代表。陈伯达指责有人提出反复辟的口

号，“我们对天津问题的处理意见是复辟吗？你们反什么呢？”谢富治说：《天津日报》

353

再封两个月也可以。大批判、大联合、三结合、制止武斗是大方向。

外交部造反派冲砸外交部政治部，宣布夺外交部权，并强行封闭了所有副部长办公

室。

首都农口革命造反联络站、批谭联络站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批判谭震林大会。农口及

全国造反派一万五千余人参加。周恩来、李先念出席了大会。卫生部部长刘湘屏（谢富

治之妻）当场打了谭震林两记耳光。

陈伯达、李先念、谢富治接见铁道口群众组织，宣布了保证铁路交通运输畅通的八

条协议书。

8 月中旬

毛泽东指示：8 月 1 日《红旗》杂志的两篇社论是“大毒草”、“还我长城”。又在林

彪送审的一份要下发部队的文件上划掉了多处“军内一小撮”的字句，并批示：“不用”，

退给了林彪。

[按] “ 揪军内一小撮” 这一口号，最早见于 1967 年 1 月 10 日，“ 根据江青指示：

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关锋写成了《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道路的当权派》的

报告，送林彪审批。林亲批‘ 完全同意’ 。14 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一定要把我军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彻底》，“ 揪军内一小撮” 的口号开始风行。67 年 7 月 25 日，在由

关锋执笔，康生审定的新闻稿《首都百万军民集会支持武汉造反派》中，康生加上了“ 坚

持打倒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一句。至是，为了稳定军队，毛始嫌

恶此一口号。在追究这一口号的提出时，康生就推说“ 揪军内一小撮是王力等人私自提

出来的”。69 年九大期间，康生与张春桥又亲向吴法宪策动，说这一口号是由周恩来提出

来的，要吴向大会提出。林彪知道后，立即严令吴不要上当。”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

第 278 页)

中央文革对三军指示（8．21 海军传达）：要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煞住武斗风。

现在街上萧华的大字报超过了刘邓陶，要扭转。总政的文化大革命走了弯路，要重新搞。

对萧华，中央一保再保，还挽不过来，越滑越远。以后只提党内一小撮走资派，不再提

军内一小撮走资派。

《红旗》第 14 期发表《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化

大革命的可靠支柱》的社论，公开驳斥“抓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同时指出造反派应该

热爱、拥护解放军，相信、依靠解放军，也要热情帮助解放军。

8 月 20 日

354

钢院“延安公社”捕拿“5·16”头目张建旗归案。

化工部“红战团”砸毁化工部政治部与中监组，抢走档案，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通

报批评。

师大“井冈山”扣留了余秋里。

外交部向英国驻华代办处发出照会，限 48 小时撤销对香港《夜报》、《田丰报》、《新

午报》的停刊令，释放被拘的新闻工作者及三报工作人员。

8 月 20 日出版的《新四中》小报刊登短文，揭露“红代会”的腐败情况。揭露这些

小贵族年龄不大，官僚架子不小。在“文化大革命”恶劣的政治环境中，小小年纪，已

很懂得“权”的重要性，颇会以权谋私。由此不难推想今日吏治腐败的成因。

8 月 21 日

周恩来、李富春、李先念、戚本禹接见工交、财贸、农林等部造反派代表。李富春

讲话：

周总理、戚本禹同志号召煤炭部的同志要抓革命、促生产、精减国家机构、向工农学习、与

工农结合，这是一个方向问题。这个方向将来不管迟早都要做到。李富春还提出了如何建立抓革

命、促生产的业务班子的四种形式。一、已有业务班子的，由业务监督小组一起搞业务。二、已

军管的，在军管下搞一业务班子。三、仍无业务班子的，可像煤炭部，各派协商组成革命委员会

筹备小组，准备大联合三结合。四、有些部瘫痪，业务班子未定下来，各派协商，没有部长就副

部长或司局长，革命派同志参加。大家响应 8．10 周恩来总理与戚本禹在煤炭部发出的号召，抓

革命、促生产，精简国家机构，干部、学生与工人相结合，各部校根据文化大革命进展不同的情

况，以四种形式组织业务班子。关于下去问题，首先是铁道、交通、煤炭；其次是冶金、一轻等。

能下多少，下哪里？自已协商。建委、经委、计委怎么搞也自己考虑。工交各部都要向煤炭部的

方向走。

周恩来指示国务院各部委：现在夺权已至决战时期，在三结合尚未成熟的地方，则

采取军管的形式作为过渡。要学习煤炭部的作法，下去一部分人，既劳动，又宣传，一

方面抓革命、促生产，一方面促进大联合。工交系统、铁路交通都是应该赶上。财贸口、

外事口可先搞筹备小组，形成同于工交口的四种形式。农林口更应该下去。

周恩来专电江西省军区新任政委程世清：目前，军分区、武装部不开展四大。要把

保守派的枪缴回。

戚本禹电话通知广西航运“工总”（“4·22”派），勒令他们把 19 日在金鸡车站附

近抢走的 90234 军用列车上的炮弹全数交还广西军区。

师大“井冈山”、地院“东方红”等组织在石油学院召开批判余秋里誓师大会，成立

“批余火线指挥部。”提出要把“三反分子余秋里斗倒斗臭。”

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批斗萧华。

8 月 22 日

中央发布关于处理鞍山问题的决定。撤销王鹤寿、赵敏、罗定枫、钟剑平的一切党

内外职务。王鹤寿被定为鞍山党内头号走资派，自首变节分子，高饶反党集团漏网分子，

实行隔离反省。成立以 39 军军长张峰、政委陈绍昆为首的鞍山军管会，领导运动和生产。

周恩来接见广州两派时讲话：提抓军内一小撮是我们宣传机构搞错了一句口号，毛

主席批评了。无论如何，不能把矛头对准解放军。揪军内一小撮出现了毛病，我可以告

诉同志们，现在不提了。周指示两派：对外广播不能用，要停下来；不能抢军用物资；

把两派的武器封存起来；停止武斗。

355

陈伯达在接见福建群众组织时讲话：现在抢枪主要是保守组织，造反派要主动搞好

军民团结。

谢富治接见河北代表讲话：毛主席让我和陈伯达同志把河北事件抓一下。大家帮个

忙吧！不要搞武斗。

晚，由北京外语学院、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医科大学、清华大学、北京第一机床厂

等单位组成的“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反帝反修联络站”，就所谓“香港英国当局迫害我驻

港新闻工作者事件”在英国代办处门前召开了“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愤怒声讨英帝反华

罪行大会”，指出：“英政府无视我外交部八月二十日照会的要求，在 48 小时内尚未撤销

对香港三家爱国报纸的停刊令，拒不释放被捕的爱国新闻工作者和撤销对爱国报纸以及

印刷公司的非法诉讼，这是对中国人民的严重政治挑衅。”从而发生了冲进英代办处进行

打、砸、抄活动和放火烧了汽车及代办处办公楼的严重外交事件。

[按] 香港在 1967 年 5 月发生劳资纠纷，由于中共当局的插手，事态逐渐扩大。随着

中国政局的愈益混乱，香港的危机至 7 月也更加严重。广州地方政府自作主张开放了部

分与香港的边界，致使双方不断发生边界事件。到 8 月，陈毅被批斗，外交部被极左派

控制，于是发生了火烧英国代办处的严重外交事件。

8 月 23 日

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召见外事口造反派头目，宣布：

1. 外交部夺权是非法的，不算数的。党中央多次申明外交、国防、财政等大权在中央，不能

夺，你们在外交部夺权是目无中央、国务院。

2. “打倒刘邓陈”的口号是错误的，以“外交部业务监督小组”的名义向驻外机构散布这个口

号更是错上加错。

3. 封副部长们办公室，随意点名，发“勒令”，造成数日外交工作失控，甚至“斩而不奏”， 这

是头脑发热，目无中央。如果再不向你们指出这一点，我们就要犯罪了。

4. 火烧英国代办处一事说明现已不能控制局面，这是典型的无政府主义。对外交关系中的任何

重大步骤，如提抗议、发警告等，都应由政府决定的行动，不能由群众说了算。火烧英国代

办处，就使我们在外交上输了理。

5. 你们之中有人“炮打”我，搞我的材料，我不怕打倒。尽管现在批评你们，对于这些天外交

工作上的失误，还需要中央负责。这个责任，我是不推的。要报告主席，我们犯了错误，没

有领导好。……

陈伯达、姚文元、戚本禹到《红旗》编辑部，召集会议，由陈伯达主持，戚本禹宣

布文件：王力、关锋自即日起停止工作。

中央文革办事组特急电告重庆警备司令部及各群众组织。要求立即制止正在升级的

严重武斗，作到立即停止射击与包围；绝对禁止向解放军射击；立即达成停火协议。

在《解放军报》社工作的萧力等三人在报社贴出《反复辟、反保守，誓将革命进行

到底》的大字报，揭批社长赵易亚。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抄了赵易亚家。

八机部、交通部、邮电部、经委、工交政治部等四十余单位批斗薄一波。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在北师大召开革命大批判现场会，向大专院校发出号召，谢富治

356

要求大家认清大好形势，认真学习毛著，不要外出串连，不要打“内战”，要联合起来有

计划地搞大批判，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大破修正主义的教育制度，建立毛泽

东思想的新教育制度。

8 月 24 日

《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在《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伟大毛

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的通栏标题下，刊登了要“发扬痛打落水狗的革命精神”，对“反

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大军阀罗瑞卿和他在总参谋部的一小撮帮凶”，

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进行大批判的消息。

周恩来让杨成武持王力讲话飞上海，向毛泽东报告外交部夺权及火烧英国代办处情

况。

周恩来、谢富治接见外地来京上访群众，指出要杀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紧紧掌

握斗争大方向，相信解放军、要文斗不要武斗，抓革命、促生产，防止坏人以极左口号

煽动群众犯错误。

周恩来第五次接见广西代表，批评军区支左错了。“联指”方向错了。“你们把他们

（指“4·22”）搞得只剩几个点，想消灭他们，怎么消灭得了，这怎么行？”要求立即

停止武斗，封存武器，不准抢占据点，不准动员农民进城参加武斗。

周恩来接见广州“工联”、“红旗工人”和中南局“联合总部”赴京代表。指出 1·25

反夺权是错误的。

陈伯达代表中央文革小组至解放军报社，对萧力等的大字报表示支持。指责赵易亚

是一个卑鄙的资产阶级政客，作风恶劣，且包庇坏人。会上，宣布了由萧力为首组成《解

放军报》新编辑部。

康生指示：中央组织部内的一些人，会同外单位在部内擅自设立的联络站，不符合

中央文革指示，必须立即撤出。

戚本禹动员滞留北京的外地人员回乡，就地闹革命。这种人总数达十多万。有来反

映问题的，来扩大影响的；有来向中央施加压力的；有躲避武斗，来京避风的；有来反

映工资福利等一般问题的，也有坏人来破坏的。

8 月 25 日

中央发布由毛泽东签发的关于展开拥军爱民运动的号召。提出:“关于武装革命群众，

必须在条件成熟的地方，由当地人民解放军弄清情况，通过协商，报告中央批准，然后

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

毛泽东在听取杨成武汇报后，指出：“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

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你回去请总理办。”对王力 8·7 讲话，批为“大

大大毒草”，杨在中午飞返北京，向周恩来汇报。晚，周召开中央小碰头会，陈伯达、江

青、康生参加，周宣布了这一决定。

中央文革召开扩大会议，周恩来、杨成武、吴法宪参加（叶群以身体不适未到会）。

对王力、关锋进行批判，康生作了长篇发言，主要批判王力；陈伯达的长篇发言则主要

对关锋。

中央文革办事组给北京建工学院一封公开信。

陈伯达接见福建代表，指责两派不履行已达成的协议。“革造会”控告说，在停止夺

枪的协议达成后，“革造会”15 日就停止了夺枪，而“8·29”仍在福州、南平夺枪。陈

伯达说：韩先楚明知此种情况，是明夺暗送。

李富春接见计委红委会“大庆公社”等组织，指出余秋里对待文化大革命，对中央

357

文革，对待群众态度上都犯有严重错误，应该批判、揭露他，同时也就是挽救他。周恩

来在一次讲话中也不同意提打倒余秋里。

聂荣臻接见军管代表讲话：军管会要坚决站在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方面。5·13 不是

简单的演出和冲突，而是军内两条路线斗争的总爆发、总暴露。

《人民日报》转载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支部生活》文章《两条根本对立

的经济建设路线》。

8 月下旬

毛泽东追究“揪军内一小撮”这一口号的责任，江青等抛出王力以塞责，康生说：“揪

军内一小撮”是王力等人私自提出来的。中央文革连日召开扩大会议对王力、关锋进行

揭发批判。

8 月 26 日

周恩来、康生、关锋第一次接见辽宁代表。督促东工、辽大、沈农三大组织达成联

合。

周恩来、康生、关锋等接见宁夏代表。康生指示要武装革命造反派。

陈伯达，谢富治接见石家庄两派代表。督促双方达成协议。“狂人公社”（后改“鲁

迅公社”）提议不准利用公检法专政机构来镇压革命群众。陈、谢均表赞同。

周恩来、李富春接见工交、财贸、农林各口革命群众组织及生产班子，提出：煤炭

生产下降很多，戚本禹提议让勤务员都下去，所以煤炭部先下去了。当前最紧急的铁路、

交通、煤炭，然后是冶金、一轻、化工、建材，再次是一机、八机、逐步下去。

造反派群众围攻周恩来，要求允许对陈毅进行揪斗，长达 18 小时。周恩来坚持不允。

周恩来因劳累过度心脏病发作，连日无法工作。

总政及所属单位斗争萧华。

人民大学、社会主义学院、民族学院、地院、新北大井冈山及华北局等组织在人大

第五次斗争聂真。10 月 20 日聂被卫戍区逮捕。

首都和全国在京群众一千多单位在钢院召开“彻底砸烂反动组织首都 5·16 兵团大

会”，批斗了张建旗、李芳、陈立、郭树忠、刘仁兵等五人。

《红旗》杂志成员林杰被造反派抄家。林杰曾充关锋的秘书，依附关锋，飞黄腾达。

他是 8·1 社论的起草者，缘关锋垮台而被揪。林旋以插手北京市两大派斗争，并在湖北、

湖南等地镇压造反派、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名被逮捕。

广东潮汕地委副书记孙敬业，率众进入海丰，对维护彭湃烈士名誉的一派群众大肆

镇压，死一百余人，伤三千多人。

8 月 27 日

谢富治在政法系统讲话：对于专政，毛主席的一个独特思想，就是劳动人民专政。

最近主席又再三讲到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地用政府、军队，应该依靠群众，这是主席一

贯的思想。

《人民日报》以批判影片《怒潮》为题，进一步批判彭德怀。

首都司法、检察、民政系统召开揪斗彭真、罗瑞卿大会。谢富治出席大会并作指示。

8 月 28 日

康生下令调动宁夏青铜峡的军队开枪镇压群众，当场打死一百零一人，伤残一百三

十三人，康生还说“这是革命行动”，“如果再来，还要照办”。

358

《人民日报》登载“北京部队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文章《大比武是罗瑞卿篡军

反党阴谋的大暴露》。

8 月 29 日

军委发布关于掀起拥军爱民运动的通知。

总政造反派与海军直属机关“红联总”斗争了彭德怀。

8 月 30 日

中央文革扩大会议经过十天的继续批判，于深夜结束。江青宣布王力、关锋从今天

起“请假检讨”。康生指王力为国民党特务，并说王妻王平权的家是“一窝黑货”。《红旗》

编辑林杰也“请假检讨”。

8 月 31 日

周恩来再次召见外交部造反派头目，重申外交大权属中央，中央授权给我。周严厉

批评了姚登山的错误行动和“打倒刘邓陈”这一口号。

北师大、北航、地院等院校批斗罗瑞卿。

清华“井冈山”、体院“毛泽东思想兵团”抄了《光明日报》社长穆欣的家。

8 月底

天安门观礼台贴出落款为“5·16 兵团”的大标语：“炮轰周恩来”、“火烧周恩来”。

8 月下旬

哈尔滨市武装部军械库被抢走迫击炮六门、机关炮五门、机枪二十余挺、冲锋枪四

十余枝、步枪百余枝、子弹七千余发。

湖南道县杀人事件恶性发展。13 日，贫下中农最高法院院长熊炳恩（原县委副书记）

开动员大会，“告诉下边：一个生产队可以先杀一两个”地富反坏右及二十一种人。久佳

公社武装部长蒋白柱率先当众砸死民办教师唐义。其它各区纷纷效法，召开杀人现场会，

或逐户追杀。四马桥区刘富希带领民兵挨户一夜杀 39 人，祥林铺区宛礼甫组成“百人杀

人团”，不到一月内，杀近千人。本月 28 日至 30 日，又开始在十几天大屠杀基础上进行

补火，大杀三天。油乡公社跃进公社大队书记何芳前，一个晚上就杀死地富反坏右及二

十一种人及其家属九十人。近两个月内，在该县 36 个公社内，被残杀的“四类分子”4193

人，被迫自杀者 326 人。附近县内也同样波及。在道县在道县及其旁近宁远、江华、江

永、双牌、新田、零陵（今冷水滩市、永州市）、蓝山、祁阳、东安各县均先后大规模疯

行杀人，仅零陵地区内，被杀者 7696 人；被迫自杀者 1397 人。此外致残致伤者 2146 人。

据调查，与杀人事件直接有关的人达 14000 余。当时，全国各地分派对立，在不同

程度上进行武斗。道县则“革联”与“红联”尖锐对立，抢夺武器，大打出手，多有死

伤。与此同时，则以残酷虐杀出身地主、富农及有各种“问题”之无辜平民，以泄私愤，

以劫人财，以表坚定。大屠杀就是派性武斗的恶性发展。湖南当局在闻讯后派 6950 部队

前往制止。有人竟公开宣言：我们杀地富反坏右，有什么不能杀？谁干涉我们贫下中农

“最高法院”的对坏人专政，我们就和他拼到底。

道县的屠人风不同程度上在湖南及相邻各地肆行。邵阳就谣传阶级敌人组织了“黑

杀队”‚ 故而要求对地富及其子女(包括在外工作者)“斩草除根”。当时，资水中漂流不

及掩埋的尸体‚ 一个月之内，每天达百数。

359

9 月 1 日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谢富治、江青、杨成武、张春桥、戚本禹、姚文

元、李天佑出席北京市革委会常委扩大会议。江青、陈伯达、康生、周恩来相继讲话。

江青指责“5·16”以极左面貌出现，制造分裂。有人提出“先进的南方，落后的北方”，

难道武斗就是先进吗？昨天有四五百人冲了中南海、《光明日报》最近被抄。“5·16”表

面反总理，但实际分多少方面军，是拆台的，从“左”右动摇主席为首的中央，想乱我

们的套。“5·16”是反革命组织。陈伯达指责外事口的事完全脱离了毛主席和中央的轨

道。不能自己动，要听总理的。烧了英国代办处，我们打电话全不听。化工部抢档案，

谢富治插话说：听说北京还在酝酿大规模武斗。康生讲话肯定外事口有敌人。“我有根据，

但今天不宣布”。他还说：“要警惕，“5·16”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要从右的和极‘左’

的方面动摇毛主席的司令部。到处打倒周总理，这是从内部捣毁毛主席的司令部，有人

不自觉上了当，帮了这个有阴谋的、反动的反革命组织的忙。对于这一小撮头头，要坚

决镇压。”“中央早就说过，国防、外交大权不能夺，是属于中央的，要夺中华人民共和

国外交部的权是错误的。总理说过很多，要成立业务监督小组嘛。……几个月了，我说

你们死了心！外交权不能夺……”。周恩来讲话说：我知道有些人专门对我进行研究，把

我历史上多少年前的东西都找出来，我感谢他们，如果是好意给我提出来的话。现在我

申明：对某些人的帮助我欢迎，只要他是善意的。但是如果拿根本不存在的问题来要挟，

煽阴风、点鬼火，搞阴谋活动，那我是坚决反对的。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通过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

新胜利》的决议。指出当前北京市的革命形势空前大好；决议提出八项具体任务，主要

是搞好大批判，大联合，“三结合”，拥军爱民。

北京市革委会和北京卫戍区军政训练指挥部在 23 中召开北京市中学革命大批判现场

会，军民双方都表示要“拥军”、“爱民”。当天，中学红代会向全市中学红卫兵发出倡议，

号召进一步掀起革命大批判和拥军爱民的新高潮。

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康生、谢富治接见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委员及各大专院校代

表。江青讲话：北京“5·16”在背后搞鬼。少数人利用青年外出串连，到处揪军内一小

撮，这是错误的。抢枪是别有用心的人搞阴谋。四川抢了大炮，打掉了一万多发。陈伯

达说，外出串连的人，国庆前全部撤回，一个不留。不能乱夺枪，特别是外交部的权不

能夺。周恩来重申所有外地联络站都要撤消，对夺枪问题要发一个命令。文化大革命运

动，一年发动，二年看成果，三年扫尾。

王府井北口贴出署名“首都 5·16 兵团”的大字报《打倒周恩来》。

9 月 2 日

周恩来接见国务院财贸革委和财联委委员时说：“外交部的权最大了……监督权不

算小了，不要超过，一步步练习嘛，我对你们说先取得监督权，以后三结合才更有力量，

外交部权夺错了。……外交部夺权是错误的，已受到批判了。”“姚登山到处作报告，提

出打倒刘、邓、陈（毅），一个司局长级干部，怎么能这样提？谁批准你这样提？”

外传中央文革指出当前运动中三个注意点：一、党内走资派想复辟，拉一派，打一

派，保自己上台。这是当前资本主义复辟的主要形式。二、关于干部亮相：干部必须与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线，揭发错误，检查罪行，交待问题。和走资派划清界线，揭

发错误、检查错误，才算亮相。造反派在干部亮相问题上要提高警惕。三、现在，走资

派利用、挑拨革命组织和解放军、军管会关系，革命造反派必须注意，他们的用心值得

深思。

北京各界造反派与三军指战员十万余人，在工人体育场召开拥军爱民大会，周恩来

360

等出席。

9 月 3 日至 4 日

师大以谭厚兰为首的部分造反派组织群众，发表广播，声言林杰是坚定的革命左派。

[按] 林杰毕业于北师大，给关锋做秘书。在运动中自然与师大造反派有着特殊的联

系。

9 月 3 日

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提出《审查王光美特务问题的情况报告》。说：“从前一段对

王光美特务问题的调查和对有关案犯的审讯情况来看，基本上可以断定，王光美是美国

战略情报局的一个特务。”“王光美与美国战略情报局的关系，是 1945 年 10 月经美特杨

承祚、袁绍英介绍搭上的。她的直接联系人是北平战略情报处的特务沃尔顿。”“建议将

特务分子王光美立即逮捕进行审查。”这个报告是由康生草就的。

9 月 4 日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杨成武、张春桥、戚本禹、姚文元等接见部分首都

高等院校负责人。在汇报中都要求谈谈林杰问题。江青让姚文元谈。姚说：林杰、赵易

亚（《解放军报》副总编）、穆欣（《光明日报》负责人）是反党小集团。

戚本禹致信周恩来，检讨错误，说：“王力同志在外交问题上犯错误，就同我有关（事

由我起）。小组里出了事，江青同志心里难过，她叫春桥同志和我看了关锋、王力‚ 开导

他们。

陈家康被定作“五·一六兵团”在外交部的“头目”被捕。

9 月 5 日

中央发布命令，禁止抢夺枪枝及军用物资。

康生、江青、姚文元、李富春、李天佑等接见安徽赴京代表，康生、江青讲话强调

文攻武卫。

《人民日报》转载《文汇报》8 月 31 日社论《无产阶级党性与小资产阶级派性》。

中国和坦桑尼亚、赞比亚政府关于修建坦赞铁路的协定，今天在北京签订。

9 月 6 日

在中央干预下，黑龙江两派代表达成立即制止武斗的协议。

黑龙江双方代表关于立即制止武斗的协议

最高指示：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第一条，坚决贯彻毛主席要用文斗，不用武斗的最高指示，用实际行动贯彻和捍卫十六条、

“六．六”通令和“九．五”命令，停止打、砸、抢、抄、抓，充分发扬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

保证双方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正常进行。

第二条，双方释放所抓的和扣押的全部人员，包括被公安机关非法拘捕的革命群众在内。

第三条，双方立即停止围攻和冲击并拆除一切武斗工事。双方的武器、弹药和一切军用装备（包

括军用汽车）就地封存，限期上交。任何群众组织都不得非法戒严和划分警戒区，不得擅自宣布停工

停产。

361

第四条，停止经济迫害，不准断粮、断水、断电，不得互相歧视、报复，不准克扣对方工资，不

准搞经济主义。

第五条，坚决贯彻中央“七．一三”指示，不准以任何借口调动农民进城，不准到农村搞打、砸、

抢、抄、抓，不准破坏农业生产。

第六条，坚决贯彻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保证国家计划完成。凡离开本单位的工人、农

民、干部、学生，一律都要回本单位抓革命、促生产（促业务），搞好大批判，搞好斗批改。双方都

要保护返回人员的安全，对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不得进行压制。

第七条，保证交通和通讯往来畅通无阻，双方不许扣押信件，不许切断和窃听电话，不许破坏交

通、铁路和拦截车辆。

第八条，不要串连外地、外单位人员，参加本单位的斗批改。

第九条，中央调查组监督上述协议的执行。

一九六七年九月六日于北京

（双方代表签字）

《解放军报》刊载《假四清真复辟——关于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导演

的桃园大队“四清”情况的调查报告》，并为此发表社论《揭开一个复辟资本主义的大阴

谋》。

[按] 所谓“ 桃园经验”，本是王光美搞四清中蹲点河北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的

经验总结报告。王光美桃园经验报告，毛已批转下发。接着刘少奇报告，其中有对毛主

席著作也不要教条主义，调查会方式已过时，不蹲点不能当中央委员等话。江青就此向

毛哭诉，说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才作秘密报告。现在你还活着，刘少奇已公开报告了。

毛于是决定王光美的报告不要发，指责撇开原来的干部是过左。毛刘的恩怨益深。妻以

夫贵；枕头风又直干大政。中国的官场，就是这样用裙带张结的肮脏舞台，在共产党政

权中，丈夫是某一单位的首长，妻子便是其办公室主任，其例实繁。最可笑者，毛泽东

在文革中批判贺龙，说：“ 我最反对的是把自己的老婆做办公室的主任。” 但说这句话的

毛泽东，偏偏忘记了恰是他自己让他的老婆江青做了远比办公室主任更高的国家领导人，

代表被被奉为伟大领袖的丈夫，四处招摇，作威作福，飞扬跋扈，颐指气使，害人无数。

其人娇揉造作，又粗俗无礼，毫无教养。她本是一无识的小人、市井的无赖和泼妇，只

因作了毛的老婆，就狐假虎威，见人整人，深为国人厌恶。

9 月 7 日

362

北京市革委会发出坚决把外出串连人员召回的决定。

北师大发生揪斗谭厚兰的所谓 9．7 事件。谭厚兰追随林杰，关系密切。林杰垮台，

一些不满的群众指谭厚兰反对周恩来及几位老帅，进行揪斗。江青指责这是为二月逆流

翻案，对揪谭群众进行迫害。对北师大 9·7 事件的处理，是经毛泽东批准的。

第 47 军完全控制广州局势。对反对派（“8·1 兵团”）进行了严厉的镇压。两派的武

斗则一直不能制止。

9 月 8 日

《人民日报》发表姚文元《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文章第一次公开点了所谓“五·一

六”的名。毛泽东就此亲自加了一段话：

“请同志们注意，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

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

席为 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所谓‘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

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以彻底揭露。”

“这个反革命组织的目的是两个，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党中

央的领导；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支柱——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他们的成员领袖，大部分现在还不太清楚。”

江青的九·五讲话和姚文元的文章成了向所谓的“五·一六”进攻的总动员令。一切

对所谓“毛主席司令部”、对林彪、对江青及其亲党，以及对革命委员会稍有怀疑和反对

情绪的人都被笼统地称作五·一六分子。

陈伯达说姚文元的这篇文章是活学活用毛主席思想和观点，对陶铸进行系统批判的第

一篇，是进行系统批判的样板。江青说这是一篇极其重要的文章，是经过中央文革反复

讨论决定的，要好好学习。这篇文章是个重型炮弹，发出后，还要发各种型号的炮弹。

外交部王海容等十人贴出《王力 8．7 讲话的要害是向中央夺权》。

9 月 9 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通知，号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认真学习江青 9 月 5 日的讲话。

通知说：“9 月 5 日江青同志在安徽来京代表会议上的讲话，对目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的形势作了正确的分析，向无产阶级革命派提出了正确的斗争任务。”必须认真学习，“以

进一步掌握毛主席给我们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斗争的大方向，搞好大批判、革命

大联合，做好拥军爱民工作。”根据这一精神，各地纷纷成立“文攻武卫指挥部”，武斗

益形激烈。

9 月 10 日

谢富治在接见中学代表时说：“5·16“兵团所以坏，因为他们是把矛头指向无产阶

级司令部和解放军。他们人数不超过 50 人，真正的坏人不超过十几人，可能有后台老板，

走资派。

中央气象局“红旗兵团抓黑手纵队”贴出《谁是最大的黑手——30 个为什么》大字

报，怀疑谭震林是挑起北京市两大派斗争的黑手。16 日晚周恩来接见农大“东方红”代

表时，说：“不批判极左，右派就翻案”。他赞扬气象局“红旗”《30 个为什么》写得很好，

逻辑很严密，分析很深。

外交部照会印度驻华大使馆，抗议印军越界挑衅。

363

9 月 11 日

《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最新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利害冲突。”

朱德在中南海的家被抄。

9 月 12 日

黄永胜致信江青，制造广东地下党冤案。1942 年 5 月，由于南方部分省委被破坏，

经周恩来紧急指示：粤北省委和其领导下的地下党组织暂时停止活动。另，南路党在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亦遭到严重破坏。均被怀疑有“叛徒集团”。此案被关押、批斗者达七千

余人。

学部“革命大批判指挥部”召开“愤怒声讨潘（梓年）、吴（传启）、林（聿时）、洪

（涛）反党集团罪行大会”。

北京市召开坚决镇压反革命宣判大会。《人民日报》为此发表评论员文章《巩固革命

新秩序，坚决镇压反革命》。

北京地质学院革委会作关于撤销作战组和动态组的决定‚ 此后，当局对小报控制加

严，社会上消息来源阻塞。

北京红卫兵十万人召开大会，庆祝粉碎“五·一六”分子的胜利。

9 月 13 日

中央发布严禁抢夺国家物资，冲击仓库，确保国家财产安全的通知。

王光美被正式逮捕入狱（直至 1978 年，共 12 年多），专案组曾建议对王光美判处死

刑。毛以“保存活证据，对将来有利。”在文件上批示“暂时不宜判刑”等语，故得免于

一死。当专案组将报告送江青时，江对其中多处有“可能”字样，大为不满。于是康生

亲手改写，将王定为“美国战略情报局的特务、日本和蒋匪特务”。

贺龙专案组成立。贺龙本人由中央办公厅保护改由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审查监管。

[按] 9 月中旬，林彪将一份有关贺龙的材料，提交中央政治局“ 碰头会” 讨论。于是，

会议作出决定：对贺龙立案审查。本日，正式成立“ 贺龙专案组”。专案组成立后，贺龙

便由受中央办公厅保护，改为由“ 中央专案审查小组” 审查监管。康生亲自抓这一案子。

空军政委余立金为“ 贺龙专案组” 组长；空军司令部办公室秘书朱铁铮为第一副组长；

北京军区某团政委卢凤歧为第二副组长。在“ 贺龙专案组” 下，又分设十几个分案组，

计有：总参的王尚荣专案组、雷英夫专案组；总政的金如柏专案组、李贞专案组；装甲

兵的许光达专案组；通信兵的陈鹤桥专案组、樊哲祥专案组；工程兵的谭友林专案组；

北京军区的廖汉生专案组；成都军区的黄新廷专案组、郭林祥专案组；武汉军区的杨秀

山专案组；新疆军区的张仲翰专案组；空军的成钧专案组、向黑缨专案组；国家体委的

荣高棠专案组。这些分案对象，都曾是中国革命的某个历史时期里贺龙的老部下，其中

364

绝大部分是贺龙的红二方面军、八路军一二 O 师、晋绥军区的干部。各分案组分别归各

总部、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党委领导。但“ 贺龙专案组” 作为主案组，对各分案组负有

联系指导的责任。主案与分案互为补充，互为因果。

9 月 14 日

毛泽东就王力问题批示：“犯错误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错误。”王力入狱后，

毛指示对他不进行提审，盖以其了解核心内幕太多也。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大力促进革命的大联合》的社论，传达

了毛的最新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

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北京高等院校在清华召开斗争彭真、刘仁、陆定一、林枫、蒋南翔大会。

9 月 16 日

徐向前致函毛、林，要求辞去挂名的全军文革组长职务。

周恩来接见北京农业大学“东方红公社”代表。在谈及师大九·七通告时，周说：

这是中央批的，我签名同意。送毛主席、林副主席看了。周还表扬农大很主动，四个“5·16

分子”首先是你们抓的，又揪出了学校里的八个。

原农林口代政治部主任秦化龙以叛徒罪被揪斗。周恩来在接见农大“东方红”时说：

你们揪秦化龙是有功的，立了新功。并亲笔批示将秦化龙扭送专政机关。同时指出：要

继续批判谭震林，同意在国庆节以前再批斗一次。

《人民日报》转载《文汇报》9 月 14 日社论《评“以我为核心”——再谈无产阶级

党性与小资产阶级派性》。

9 月 16 日晚—17 日凌晨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戚本禹、叶群、傅崇碧等接见北京高等院

校天派代表，号召实现革命大联合，搞好斗批改。周恩来批评天派把形势估计得很坏，

大批外出串连，因而跟党中央、毛主席背道而驰。周重点分析了“5·16”组织问题。江

青转达毛泽东的指示：“告诉小将，现在轮到他们自己犯错误的时候了。”指责学生除了

被少数坏人利用外，就是自大狂，个人主义滋长，把自己置于党中央与毛主席之上。你

们要回去好好整风，整顿组织。

[按] 这是毛泽东群众运动法宝的彻底破产与其实质的彻底暴露。但是，要把从潘多

拉瓶子里放出的魔鬼重新囚系起来，已经不是很容易了。图穷匕首见。毛泽东唯一的法

宝只剩下军事管制这一佛塔。这真是对毛式社会主义大民主的绝大讽刺。

9 月 17 日

南巡的毛泽东在杭州、南昌分别接见了省革委会筹备小组成员。

周恩来、江青、康生、姚文元、戚本禹、叶群等在人大会堂接见大专院校地派代表。

365

周恩来在讲话中指责红代会各院校第三次串连，认为“全国处在反革命复辟前夕”，提出

“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都是错误的。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狂热。“5·16”

兵团矛头对准我，把我和中央文革分开，这是恶意的。揪军内一小撮是严重错误。

周恩来在接见北京大专院校部分代表时宣布：鉴于徐向前、萧华主持的全军文革小

组已经瘫痪，中央决定命吴法宪、邱会作、张秀川、叶群组成四人领导小组。

《红旗》发表社论《在革命大批判高潮中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9 月 18 日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吴法宪、姚文元等接见西藏汇报代表。周说：西藏

军区二、三月间的错误与“大联指”（西藏自治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革命造反总指挥

部）没有关系。

首都民众和解放军三军指战员纷纷集会，纪念林彪所发出的“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

作提高到一个新阶段”的号召一周年。

上海在几天内完成所谓革命大联合，《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毛主席最新指示的

辉煌胜利——欢呼上海革命大联合的新高潮》。

9 月 19 日—21 日

北京相继出现所谓大联合的高潮。到 21 日为止，北京已有 260 多所中等学校实现了

大联合，绝大多数高等学院也实现了大联合。政府机关亦然。街上报喜队伍鼓乐喧天，

整日不绝。这个声浪很快遍及全国。济南在三天内全市 150 家工矿企业完成联合，天津

两天内 800 多家工厂、150 所学校完成联合。然其时全国各地两派对峙，根深蒂固，所谓

联合，实仅表面文章。

9 月 19 日

谢富治在批评北京大专院校两派时说，分成两派，原因有三条：（1）走资派；（2）

革命队伍中的蒋、苏特务；（3）对新社会有刻骨仇恨的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他们打内

战打得越厉害越好。钢正常产量十万二千多吨，现在一万多一点，只有十分之一了。

首都驻军和造反派集会，表示坚决响应毛的最新指示，团结一致搞好大批判、大联

合、三结合、斗批改。谢富治出席大会，要求大家学习江青 9．5 讲话，使首都成为革命

大联合的模范。

9 月 20 日

毛泽东在武汉找曾思玉、刘丰等谈话，说明年春节前全国基本上解决问题。明年 9

月开九大。又说：“现在我很不喜欢你们给我的四个官衔，什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

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叫毛主席就行了”。又提出邓小平是不是要保？”

谢富治主持北京市各单位代表会，为国庆节筹备工作进行动员，周恩来、陈伯达、康

生、江青、李富春、李先念参加了大会。周在会上作了《要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

的报告，就当前形势进行了概括的分析，并提出作好国庆筹备工作的要求。

北京驻军单位与部分工厂、学校的革命群众继续纷纷举行大会，号召搞好大批判、

大联合、三结合，和本单位的斗、批、改，迎接国庆。

9 月 21 日

对今年夏天全国各地的大武斗，毛泽东申言：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

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全国在

366

春节前就差不多了，解决了。文化大革命明年春天结束，不能再搞了。

周恩来指示：统战口要联合起来斗争刘郢及李维汉、徐冰等走资派。1 月 15 日刘郢、

洪涛抢劫档案问题由卫戍区司令部查办。

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在人大会堂召开促进联合大会。韩爱晶、王大宾、蒯大富、聂

元梓、谭厚兰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检查派性思想。

9 月 23 日

南巡的毛泽东在武汉号召联合。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在批转《安徽“P 派（屁派）”和“G

派（好派）”热烈拥护和贯彻执行康生、江青同志的“九·五”指示》的通知中说：“目

前，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正在玩弄阴谋，从右的方面或‘左’的方面，或同时从两方面

来破坏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破坏人民解放军，破坏革命委员会这个新生的

事物，各个革命群众组织必须揭穿其罪恶阴谋。”从此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揪所谓“五·一

六分子”的运动。

首都中学红代会刊物《东风》载文揭发朱成昭反中央文革罪行。

中央转发北京市关于动员外地串连学生立即返回的通知。

中央发布关于外出串连学生与上访人员立即返还原单位的通知。规定北京和各地接

待机构从九月二十八日起，一律停止招待外来串连的学生和其它人员。

中央发布取缔私设电台、广播台的通知。

谢富治对专案人员说：审讯要有狠心，下得手。要集体审讯，一审几个钟头，非攻

破不可。

《人民日报》转载《文汇报》社论《巩固革命大联合，夺取新胜利》，指出：在实现

了组织上的大联合之后，两个阶级，两种世界观的斗争继续存在，无产阶级党性与小资

产阶级派性的斗争继续存在。文章要求学好毛著，在大批判的原则基础上巩固革命大联

合。

9 月 24 日

新华社发布了毛泽东最近期内视察各地的消息。说：“在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空

前大好的形势下，我们伟大的领袖毛泽东主席最近一时期视察了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

调查了河南、湖北、湖南、江西、浙江、上海等省市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毛主席现在

已经回到北京。”毛南巡中所作的一系列指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历史文献，

是一年多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科学、最完整、最精辟、最透彻的总结，是指引全党、

全军奋勇前进的灯塔，是保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最彻底胜利的最新、最强大的思

想武器。”毛在武汉讨论国内问题时，曾说：文化大革命要在 1968 年春天结束，或者稍

迟一点，接着开九大，不能再搞了。

周恩来接见外贸口各革命组织代表，说：现在一下子就搞巴黎公社选举，势必发展

无政府主义。

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接见卫生部“无产阶级联合派总部”代表。

国防科研、国防工业系统驻京单位近 10 万人在工人体育场举行庆祝实现革命大联合

的大会。周恩来、康生、李富春、李先念、聂荣臻、谢富治、杨成武、粟裕、张春桥、

姚文元出席了大会。聂荣臻在大会上讲了话。

9 月 25 日

国务院农林口斗争了谭震林。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郑维山及总理联络员参加了大会。

367

丁觉群在狱中声明，他所写关于刘少奇的材料是“打破事实的框框写的。”

9 月 26 日

张春桥、陈伯达、江青、康生、周恩来、杨成武在接见河南、湖北来京参加学习班

的军队干部、地方干部和红卫兵会议上先后讲话。会议将近结束时，毛泽东亲莅会场。

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接见广州部队和群众代表。

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接见四川成都红卫兵及成都部队领导。

国务院财贸系统造反派在工人体育场庆祝大联合和抓革命、促生产大会。周恩来传

达了毛泽东“要斗私批修”的最新指示。李富春、李先念、张春桥等出席了大会。

下午，经委、计委、民委各单位首次揪斗陈大伦（经委研编室副主任、《工交战线》

主编）、骆风（《经济研究》主编）。陈、骆被认为是薄一波的亲信、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干

将。李富春写信给计委、经委表示支持。

谢胡率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访华，于今日到达北京，当局组织数十万人欢迎。

外交部发表关于关闭中国驻突尼斯共和国大使馆的声明。

9 月 27 日

上午，在工人体育场召开了“北京市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第二次坚决镇压反

革命宣判大会”，会上，判处了一批美蒋特务、现行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

刚果（布）全国革命运动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总理、政府首脑努马扎莱率全国革

命运动和政府代表团访华。

江青就有关她的那份材料多次指责杨成武整她的黑材料。杨请示周恩来，周指定谢

富治、杨成武、汪东兴在中南海勤政殿将其全部材料销毁。

9 月 28 日

周恩来在接见东北三省赴京汇报团时讲话，红卫兵大方向正确，青年人犯一点错误

不要过分责备，要允许他们改正。有错就改，跟毛主席、林副主席到老。

李作鹏在海军党委常委会上点名打倒海军院校领导干部 15 人。

张春桥在空军某部祝捷会上讲话，祝贺击落美国 U2 飞机的胜利。他谈到现在成立革

委会的省份有上海、北京、山西、黑龙江、山东、贵州、青海。已建筹备小组、军管会

或犯了错误但已基本解决的有内蒙、四川、河南、湖南、湖北、江西、浙江、甘肃。最

近在谈判中的有十几个单位。到春节大致可解决全部省份。

康生、张春桥、吴法宪等接见江苏两派代表。张春桥在讲话时引毛泽东的话说：工

厂分成两派，死活对立，不外三个原因：走资派挑动，有人操纵；造反派内混入坏人；

造反派头头私心杂念，以我为核心。

9 月 29 日

首都数十万群众欢迎由黎清毅、黄文欢率领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党政代表团和由战斗

英雄黄文旦率领的越南南方民族阵线代表团。《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向来自反美前

线的越南战友致敬》。

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接见上海铁路局系统包括上海、南京、蚌埠、杭州四个分局

商谈大联合的全体代表，并先后发表讲话。

9 月

贺龙正式被列为专案审查对象后，便断绝了与周恩来的一切联系。

368

剧作家郑君里被实行“保护性拘留”，终致折磨至死。

北京电影学院五名师生到上海图书馆查阅三十年代文艺黑线资料，发现了江青、张

春桥的一些问题。张春桥于是指示：“把他们先拘留起来，由公检法军管会和于会咏、游

雪涛同志商量一下，摸准了行动，不要扑空。”结果，五名师生被关押五年。为了对付上

图的有关工作人员，在上海市革委会一次会议上，张春桥说：“以后再要提起这个事，我

就不客气了，我是要整人的！”同时，通过他在上海的亲信，下令查封上图徐家汇藏书楼

的全部三十年代图书报刊资料，规定书库管理人员未经同意不得进入书库，并制造了一

个上图“炮打”案件，张说图书馆里有一批很坏的人，很多人（如葛正慧、袁嘉锡等）

因此遭不白之冤。

10 月 1 日

建国 18 周年国庆日。两报一刊发表社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总结了一年来文化大革命的成绩，指出了今后的战斗任务，传达了毛在视察三大区时关

于大联合的最新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

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

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

现革命的大联合。”

晚，在天安门城楼上，陈伯达对红卫兵负责人说：你们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文

化大革命以来，有很多地方有所增长。你们根本谈不上党性，而是派性高于一切。如不

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就可能垮台。

外交部紧急召见印度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就印军再次越过边界进行武装挑衅提出

最紧急最强烈抗议。

10 月 3 日

毛泽东在会见刚果(布) 总理努马扎莱时说：“文化大革命是要部分地改造我们的国家

机器。”

10 月 4 日

外交部照会缅甸驻华大使馆，指责奈温政府撕毁中缅经济技术合作协定。10 月 31 日，

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决定从缅甸撤回全部专家和技术人员。

10 月 5 日

外交部照会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馆，抗议印度尼西亚政府组织武装军警暴徒捣毁中

国驻印度尼西亚使馆的暴行。并决定立即派专机前往雅加达接回受伤工作人员。

10 月 6 日

《红旗》第 15 期发表社论《大立毛泽东思想的伟大革命》。《人民日报》在 10 月 9

日转载。文中最先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一理论。说：只有认真学习和

深刻理解毛主席提出的斗私批修的伟大纲领，“才能领会和掌握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

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斗私，批修”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根本方针》。说：

毛泽东最近指示“要斗私，批修”，“很科学地概括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内容，

概括了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批判资产阶级’的基本内容，它是保证我国无产阶级文

化大革命取得全面彻底胜利的根本方针。”

369

中共中央办公厅通知全国学习林彪国庆讲话和周恩来、康生等 9 月 26 日接见河南、

湖北来京参加学习班人员的讲话及江青 4 月 20 日讲话。

丁觉群在监护中书面交待刘少奇曾担任国民党中央工人运动小组长，充当特务，向

国民党提供工运情报。

10 月 7 日

据张耀祠所记：毛泽东视察华北、中南期间，听各地汇报后说：“有些地方看来很乱，

这个乱是必要的、正当的。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不要怕乱，大乱才能大治。”

中共中央公开转发毛泽东南巡中的一系列指示。

中发(67)313 号

毛主席说，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

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

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象这次发动得这么广

泛，这么深入。全国的工厂、农村、机关、学校、部队，到处都在讨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

大家都在关心国家大事。过去一家人碰到一块，说闲话的时候多。现在不是，到一块就是辩论无产阶

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父子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夫妻之间，连十几岁娃娃和老太太，都参加了辩论。

毛主席说，有些地方前一段好象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

毛主席说，再有几个月的时间，整个形势将会变得更好。

毛主席号召各地革命群众组织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毛主席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

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一

个工厂，分成两派，主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保自己，蒙蔽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群众

组织里头，混进了坏人，这是极少数。有些群众组织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也是一个原因。有些人当

了保守派，犯了错误，是认识问题。有人说是立场问题，立场问题也可以变的吗。站队站错了，站过

来就是了。极少数人的立场是难变的，大多数人是可以变的。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

革命的大联合。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两派要互相

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作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

这样才有利于革命的大联合。

在谈到革命大联合以谁为核心时，毛主席说，什么“以我为核心”，这个问题要解决。核心是在

斗争中实践中群众公认的，不是自封的。自己提“以我为核心”是最蠢的。王明、博古、张闻天，他

要做核心，要人家承认他是核心，结果垮台了。什么是农民，什么是工人，什么打仗，什么打土豪分

田地，他们都不懂。

毛主席说，要正确地对待受蒙蔽的群众。对受蒙蔽的群众，不能压，主要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向坏人专政的问题。毛主席说，政府和左派都不要捉人，发动革命群众组织自己处理。例如，

北京大体就是这样做的。专政是群众的专政，靠政府捉人不是好办法。政府只宜根据群众的要求和协

助，捉极少数的人。

一个组织里的坏头头，要靠那个组织自己发动群众去处理。

关于干部问题。毛主席说，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对党内走资本主义

道路的当权派，是要整的，但是，他们是一小撮。我们的干部中，除了投敌、叛变、自首的以外，绝

大多数在过去十几年、几十年里总做过一些好事。要团结大多数，犯了错误的干部，包括犯了严重错

误的干部，只要不是坚持不改，屡教不改的，都要团结教育他们。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运用

“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这个公式来解决我们内部的矛盾。在进行批判斗争时，要用文

斗，不要搞武斗，也不要搞变相的武斗。有一些犯错误的同志一时想不通，还应该给他时间，让他多

想一个时候。要允许他们思想有反复，一时想通了，遇到一些事又想不通，还可以等待。要允许干部

犯错误，允许干部改正错误。不要一犯错误就打倒。犯了错误有什么要紧？改了就好。要解放一批干

370

部，让干部站出来。

毛主席说，正确地对待干部，是实行革命三结合，巩固革命大联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的

关键问题，一定要解决好。我们党，经过延安整风，教育了广大干部，团结了全党，保证了抗日战争

的胜利。这个传统，我们一定要发扬。

关于上下级关系问题。毛主席说，有些干部为什么会受到群众的批判斗争呢？一个是执行了资

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有气。一个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就摆架子，有事不跟群众

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欢骂人，训人，严重脱离群众。这样，群众就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

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爆发了，一爆发，就不得了，弄得他们很狼狈。今后要吸取教训，很好地

解决上下级关系问题，搞好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以后干部要分别到下面去走一走，看一看，遇事多和

群众商量，做群众的小学生。在某种意义上说，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

要讲团结。干部有错误，有问题，不要背后说，找他个别谈，或者会议上讲。

我们现在有的严肃、紧张有余，团结、活泼不足。

关于教育干部的问题。毛主席说：干部问题，要从教育着手，扩大教育面。不仅武的（军队）

还要文的（党、政），都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中央、各大区、各省、市都要办学习班，分期分批

的轮训。每省都要开县人武部以上各级干部会，一个省二、三百人，多则四、五百人，大省应到千人

左右。半年之内争取办好此事，否则，一年也可。

今后，争取每年搞一次，每一次的时间不要太长，大体上两个月左右。

毛主席教导我们，对红卫兵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要告诉革命造反派的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

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要用我们自己犯错误的经验教训，教育他们。对他们作思想政治

工作，主要是同他们讲道理。

毛主席在视察各地的过程中，高度赞扬了广大工农群众、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红卫兵小将、革

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在一年多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建立的功勋。毛主席号召他们，要斗私、

批修，要拥军爱民，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把无产阶级文化

大革命进行到底。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颁发《关于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若干政策的

规定》（六条）。

10 月 9 日

北京几所中学的十名高初中学生，前往内蒙古锡盟当牧民。这是知识青年大批上山

下乡的先声。

在北京外交部街的邮筒内，发现署名“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的传单。公安部作为

要案进行追查，于 11 月 20 日迅速破案，系天津一名煤球厂工人所为。

10 月 11 日

《人民日报》就北京一些学生自愿去内蒙农村，当一名普通社员发表题为《走同工

农相结合的道路》的社论。

姚文元写信给毛泽东，报告他在上海调查有关召开九大及精兵简政等问题的意见。

10 月 12 日

毛泽东在再次会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谢胡时说：这是一次审查干部的好机会。

用群众性方法来审查干部。有可能要冤枉一部分好人，但横竖不杀，搞错了将来平反。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全国都来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黄永胜批准对抗日战争时期的华南地下党进行调查（109 专案组），7100 余人被关押、

371

审查、批判。当时的华南地下党特别支部是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在由周主持的中共南方

局领导下成立工作的。

［按］1949 年 4 月，南京在强大的地下党配合下，基本上是和平接手。解放大军入城

后，军纪松弛，军官们抢位子、抢房子，一派农民起义军的地痞流氓样。同时，武装部

队和地下党互相看不惯，多有矛盾。49 年下半年，中央即批准对南京地下党展开整党。

基于中共一贯的重视和骄纵军人、歧视城市、歧视知识分子的原则，邓小平、康生等人

在请示毛泽东以后，宣布对地下党的处理意见：“ 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

淘汰。” 这个十六字方针，并非单指南京地下党，在 49 年以后的历次运动中，全国各处

的原地下党组织及其领导乃至所有成员，都被指为“ 地方主义” 等罪名进行了整饬。文

化大革命中，更被诬为叛徒、特务、暗藏的国民党分子等进行揪斗。这批以青年学生和

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国统区地下党成员，几乎尽数遭到清洗和打击。其实这些人中很多是

共产党内真正的优秀分子，他们是中国自 1840 年以来为追求国家富强、民族独立的有志

之士。在白色恐怖下，他们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以崇高的理想和卓绝的勇气，紧密配

合当时的军事行动，争取到了打败国民党的胜利，然而胜利给他们带来的，是无尽的歧

视和迫害。他们中侥幸存活到文革结束的人，后来很多成了“ 两头真” 的老人。

10 月 14 日

中央发布大中小学复课闹革命的通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

（一）全国各地大学、中学、小学一律立即开学。

（二）各学校都必须认真执行毛主席关于斗私、批修的指示。

（三）一切大中小学校一边进行教学，一边进行改革。在教学的实践中，贯彻实行毛主席的教育

革命思想，逐步提出教学制度和教学内容的革命方案。

（四）各学校应该遵照毛主席一九六七年三月七日的指示，要在革命的原则下，按照教学的班、

级、系的系统，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建立革命三结合的领导班子。

（五）各学校的教师和干部，大多数是好的或比较好的。除了地、富、反、坏、右分子以外，有

些人过去犯了错误，只要他们能够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就应该让他们站出来工作。

（六）各大中小学校都要立即积极筹备招生的事宜。

（此件在各学校内张贴）

372

通知下达后，各地中、小学陆续复课，一些大专院校也先后开始复课。《人民日报》

10 月 30 日摘转《长江日报》10 月 22 日社论说：“复课闹革命的中心是闹革命。当前复

课闹革命，主要是以‘斗私、批修’为纲，……特别要狠抓本校内的斗批改，把无产阶

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是主课。”由于坚持搞运动，大专院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并未真

正复课，或短期复课后又停课。

10 月 16 日

谢富治在北京市工代会上说：今年农业取得了丰收，工业是差一些。当前关键问题

是大联合，不允许工人阶级内部分裂。

王力、关锋交由北京卫戍区在西山软禁。

张春桥在上海发表讲话，当前上海工作的中心是落实毛主席南巡讲话和林副主席国

庆讲话精神。中央这几天要发指示：大、中、小学都要复课闹革命。上海青年应立志到

全国各地去，到革命最需要的地方去。

10 月 17 日

中央发布关于按系统进行大联合的通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按照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的通知

（一）各工厂、各学校、各部门、各企业单位，都必须在革命的原则下，按照系统，按照行业，

按照班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以利于促进革命三结合的建立，以利于大批判和各单位斗

批改的进行，以利于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二）所有革命群众组织都应该以毛泽东思想为基础，经过充分协商，按照不同的具体情况，遵

照毛主席上述的指示办事。一切跨行业的组织，都应该在自愿的原则下，按行业进行必要

的调整。

《人民日报》发表文章，鼓吹 8341 部队在北京针织总厂支左的成功经验。

10 月 19 日

周恩来在人大会堂小礼堂接见广州“红旗派”代表。说：联合后组织可以存在，只

要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就行了。

中央批转林彪八·九讲话，让全国学习。

北京市革委会发布“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大、

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的决定”，要求各校所有师生，必须立即回校。经教育仍

不到校者，应给予必要的纪律处分。

10 月中旬

杨成武被任命为军委办事组组长后，在第一次会议上即明确宣布：办事组对军委常

委负责，重大问题要向常委请示报告。

10 月 20 日

毛泽东召开会议，决定在 1968 年春结束文化大革命，接着开九大。

应周恩来的邀请，毛里塔尼亚国家元首莫克塔·乌尔德．达达赫率团访华。25 日，

两国发表联合公报。

10 月 21 日

373

中央决定成立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二办公室（简称二办），由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组长

周恩来提名由杨成武任主任。所辖十个办案组中，二炮政委李天焕任罗瑞卿专案组组长，

空军政委余立金任贺龙专案组组长，海军副司令李作鹏任刘志坚专案组组长，总后勤部

长邱会作任叶向真专案组组长。

中央就姚文元给毛泽东的信发出关于征询对九大召开的意见的通知。

10 月 22 日

教育部在关于复课的材料中就学生毕业问题反映：“毕业生分配不出去，新的学生进

不来，而今年毕业与招生人数又比往年多一倍以上，这不仅涉及教师和校舍问题，而且

还需要解决这些学生是一批毕业出去，还是分批毕业的问题。”

10 月 24 日

刘少奇专案组报告：请示对患肝癌濒死的河北师范学院外语系教授张重一采取一面

在狱内延长其生命，一面进行突击审讯的手段，以图罗织王光美是美国特务的罪名，得

到批准。11 月 1 日张重一惨死狱中。

10 月 25 日

康生在接见中监委、中组部全体工作人员时说：刘少奇是叛徒。彭真也是个叛徒。

王任重有人说他是国民党 CC 分子，在延安审查过，没有查清。整风时有人揭发，被邓

小平包庇下来了。邓小平曾临阵脱逃。张老（云逸）在十一中全会上揭的（袁任远插话：

那时我也在红十军）。

《人民日报》发表《大中小学都要复课闹革命》的社论。

中央发布不准地富反坏右翻案的规定。

中共中央关于不准地、富、反、坏、右乘机翻案问题的规定

青海省革命委员会办事组反映，目前有一些地、富、反、坏、右分子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到

处申诉，无理取闹，趁机否定过去的罪行。中央重申过去的规定，不准地、富、反、坏、右分子

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乘机翻案，个别错案，确实需要甄别的，也要放在运动后期处理。

在押犯人，在劳改工厂、劳改农场的犯人，一律照旧看管，不准乱说乱动。

中央批示南京军区的报告，同意对安徽军管会作相应改组，并由 6408 部队进驻安徽，

担任支左。

周恩来对外交部、外办代表说：外交部 8 月份大方向错了。对姚登山，要允许他改

正错误，允许他革命。王力犯错误只是他一个人。

李富春接见各部军管会负责人，说：大联合的形式，应该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级

实现大联合。革和保的标准就是对党内最大走资派、对本单位真正走资派进行认真批判，

对本单位的斗批改是否认真进行来划分。

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委会讲话：召开九大问题，可以有两种考虑：一是明年五六月份

就召开；一是开完过国庆。代表名额多一点好，可以有一万多人，代表七八千，再加上

请一些外宾。代表里应多选一些工人和青年，选一些红卫兵。如果开一千多人的会，那

就开老人会了。党章肯定要修改。要把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刘邓的修

正主义的资产阶级路线的斗争都写到党章中去。

10 月 27 日

中央发布关于在成立了革委会的单位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指示，批示的最后一句话，

374

是毛泽东加上的。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批示

中共青海省核心小组十月十九日来电请示，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可否恢复党的

组织生活。中央认为各地都应当这样做。但党组织内不应当再容许查明有据的叛徒、特务和在

文化大革命中表现极坏而又死不改悔的那些人，再过组织生活。党组织应当是无产阶级先进分

子所组成，应能领导阶级和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

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强烈抗议印度尼西亚政府中断两国外交关系。

10 月 29 日

《解放军报》发表《一切行动听伟大统帅毛主席的指挥》一文的按语：

6037 部队支左工作经验，最重要的就是他们“跟上”跟得紧，“靠下”靠得近。

“跟上”，就是紧跟毛主席，紧跟毛泽东思想，紧跟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紧跟毛主席的

伟大战略部署。对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发出的一切指示，句句照办，步步

紧跟。遇到问题，及时请示报告。“靠下”，就是依靠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依靠群众，遇事

多和群众商量，勤作调查研究，坚信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群众，甘当群众

的小学生。

10 月 30 日

康生第五次接见安徽代表，谈到安徽军管会改组时说：不是因为钱钧犯了什么错误，

而是因 12 军已到安徽支左，故 12 军的李德生、徐尧也进入军管会，钱钧回南京工作，

南京军区工作忙。

10 月 31 日

周恩来在接见广州部分代表时说：学生干涉工人运动“总是不对的”。老保翻天是指

党内走资派，把老保加在群众头上是不能同意的。上山下乡不是刘少奇黑线，而是毛主

席的路线。

王世英（中央监委）被监护审查。王拒绝写诬陷刘少奇是叛徒的材料，在折磨下于

1968 年 3 月 26 日死亡。

10 月

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文艺战鼓》编辑部编成一本大批判资料，就该社历年出版的长、

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集，分列为六大罪名，进行批判。

（1）反党、反毛主席、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头目树碑立传者六种：

刘志丹 李建彤著

六十年的变迁（第二部） 李六如著

保卫延安 杜鹏程著

青春之歌 杨沫著

小城春秋 高云览著

朝阳花 马忆湘著

（2）歌颂错误路线、攻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者计五种：

红旗谱、播火记 梁斌著

我的一家 陶承著

风雨桐江 司马文森著

375

晋阳秋 慕湘著

（3）歪曲阶级斗争、宣扬阶级调和论、人性论、和平主义者十五种：

三家巷、苦斗 欧阳山著

火种 艾明之著

大波（共四部） 李劼人著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丁玲著

苦菜花 冯德英著

文明地狱 石英著

在茫茫的草原上 玛拉沁夫著

山乡风云录 吴有恒著

三月雪 萧平著

变天记、山河志 张雷著

普通劳动者 王愿坚著

工作是美丽的 陈学昭著

我们播种爱情 徐怀中著

（4）歪曲和攻击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者十四(？)种：

上海的早晨 周而复著

在和平的日子里 杜鹏程著

乘风破浪 草明著

风雷 陈登科著

在田野上，前进 秦兆阳著

香飘四季 陈残云著

金沙洲 于逢著

归家 刘澍德著

水向东流 李满天著

过渡 沙汀著

南行记续编 艾芜著

高高的白杨树、静静的产院 茹志鹃著

勇往直前 汉水著

（5）丑化工农兵形象，歌颂叛徒，美化阶级敌人者十三部：

红日 吴强著

暴风骤雨 周立波著

破晓记 李晓明、韩安庆著

桥隆飚 曲波著

屹立的群峰 古立高著

红路 扎拉戈胡著

源泉 丁秋生著

清江壮歌 马识途著

辛酸地 管桦著

铁门里 周立波著

战斗到明天（第一部） 白刃著

长城烟尘 柳杞著

新四军的一个连 胡考著

（6）大写所谓“中间人物”，反对塑造工农兵英雄形象者十(？)部：

376

下乡集 赵树理著

三里湾 赵树理著

灵泉洞 赵树理著

丰产记 西戎著

李双双小传 李准著

山乡巨变 周立波著

东方红 康濯著

桥 刘澍德著

我的第一个上级 马烽著

11 月 1 日

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叶群等第五次接见安徽对立两方全体代表。周讲话：革命

大联合要以工人阶级为主体。江青在插话中说：刘秀山是国民党特务，还有陈登科。

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滕海清任主任。

11 月 2 日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红太阳照亮了内蒙古草原》，祝贺内蒙古自治

区革命委员会成立。

谢富治接见北京工代会委员时指出：北京目前出现一股歪风，借王力、关锋问题炮

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为二月逆流翻案。我们要提高警惕。

11 月 3 日

《人民日报》在社论中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大、中、小学都要复课闹革命。”该

报同时还发表《关于教育革命的几个初步方案》，包括《同济大学教育改革的初步设想》、

《北京林学院取消教研室，组织专业连队领导教学和教改》、《北京师范大学教改组对改

革考试、升留级和招生的设想》等文章，以供讨论。并加了编者按，传达了毛泽东的最

新指示：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要依靠学校中广大革命的师生，革命的教员、革命的

工人，要依靠他们中间的积极分子，即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

革命派。

[按] 在当时派性纷争、秩序混乱的情况下，学校领导已瘫痪，教员多数受冲击；学

生习惯于派性斗争与造反无拘，所谓“ 复课”，依靠学校本身已完全不可能。于是而普遍

派出 “ 工宣队”、“ 军宣队” 进行领导。由反对刘邓资产阶级路线的工作组，自己闹革命，

自己解放自己，经过一场闹剧，又回到了派出“ 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的工宣队，这对毛

泽东的革命，又是一个绝好的讽刺。

《人民日报》还发表由杨成武署名的《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

特树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一文，副标题为“彻底清算罗瑞卿反对毛主席、毛

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这篇文章是总参政治部撰写的，杨呈毛泽东审阅，毛随手批示“我

377

不看了，送伯达、文元同志酌处。”陈伯达决定以杨的名义发表，杨请示林彪‚ 得到了林

的同意。三天后，毛看到这篇文章，对康生、杨成武说：“那篇文章，我只看了标题。标

题就是错误的，是形而上学的，这是陈伯达的事。”

11 月初

马明方，曾任中共陕北书记、陕北省首届苏维埃政府主席等职。1941 年由苏联治病、

学习回国时，被国民党阻于迪化，遵中共中央指示，在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担任党支部

书记‚ 至 1943 年被盛世才抓捕入狱。1946 年 4 月，经多方努力，国民党同意无条件释放

中共在新疆的被押人员。但到文革中又受到怀疑，至 11 月初“新疆马明方叛徒集团”被

正式立案。经康生审定，在当年被无条件释放返回延安的人员中，现巳在党、政、军系

统担任高级领导职务并有代表性的马明方、张子意、方志纯、高登榜等 20 人被列为该专

案组直接审查对象，其余均由所在单位立案审查。此案在“九大”召开前被强行定案。9·13

事件后得到复查，毛泽东指示：全国冤案太多，各个专案都已搞了多年，再不结案，非

把人整死不可。要求先把关着的人放出来‚ 按不同情况分别结案。1975 年 3 月中央三办

对此案写出复审报告，周恩来批示应改为平反报告。但问题并未彻底解决，直到 1980 年

6 月 24 日，所谓“新疆马明方叛徒集团案”才获得彻底平反。

11 月 5 日

毛泽东就九大和整党问题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谈话。他说：关于九大问题，第一批

反映已经来了，综合一下，通报各地，继续征求意见，打了一年多仗，搞出了不少坏人，

现在要打出一个党来，党员要那种朝气勃勃的，死气沉沉的、暮气沉沉的就不要加入这

个党。文化大革命就是整党、整团、整政府、整军队，党、政、军、民、学都整了，要

吸收新血液，要吐故纳新，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

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

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党纲要修改，

不要写得太长。邓小平要批，还要把他同刘少奇区别一下。

林彪给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去电：“要学习老三篇，破私立公。共产主义讲的

就是一个公字，反对一个私字，要破私立公。不然天天在那里扯皮。要解决问题，就要

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有错误不改是不好的。不要以为学了就行，学了不用都是鬼话。

千条万绪，就是要破私。破私要打进攻战，光打防御战不是马列主义者。拥护毛主席的

人是革命的，公和私的标准，就是拥护还是反对毛主席。观其人，看其人，真金不怕火，

不是真金烧掉更好。”这份电报在 11 月 6 日由程世清在江西省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上传达。

程在传达时还说：中央有通知，要吸取大量党员，为召开九大作好准备工作。

11 月 6 日

林彪在北京举行的纪念十月革命 50 周年大会上发表长篇讲话。

《人民日报》、《红旗》、《解放军报》编辑部发表《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

路前进》一文，正式抛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将这个理论归纳为六个

“要点”。宣扬只有靠阶级斗争，靠不断进行政治革命，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文章把

“继续革命理论”说成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三个伟大的里程碑。此

文由陈伯达、姚文元主持起草，几经修改。在上报毛泽东的信中说：“这篇社论又再作修

改，关于主席思想六条，作了新的整理，列宁的话已充分引用了。”“大家很希望主席能

看一看，并加批发。”毛审阅后在信封上批道：“内件已阅，修改得好，可用。”

陈毅检查过关，恢复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职务。

378

11 月 7 日

中央发布关于成立地专、县级革委会筹备小组和革委会的审批权限的修改规定。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批转《陈永贵同志谈农村的文化大革命》一文（67 中发 339

号）。批文说：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军管会、各大军区、省军区：陈

永贵同志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谈话，具体地揭露了中国最大的走资派形“左”

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山西晋中地区犯下的滔天罪行。所提出五条意见也是正确的。

供同类情况的地方参考。此件可发到生产大队。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批转关于哈尔滨八个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情况的调查报告。

报告说：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已经成为广泛的群众性的自觉行动。学习班确是实现毛

主席伟大战略部署，推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深入发展的战略措施。

11 月 7 日—29 日

应中共中央邀请，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义）中央委员会主席爱·弗·希尔来华

访问。

11 月 9 日、12 日

陈伯达、康生、江青召集中央直属单位文艺部门的代表与军代表进行座谈。江青讲

了话。陈伯达吹捧讲得很好很好。要把录音在文艺界放，全国放。

11 月 10 日

《文汇报》社论《要热情地支持革命的新干部》一文中引述毛泽东最新指示：“要很

好地解决上下级关系问题，搞好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以后干部要分别到下面去走一走，

看一看，要坚决支持群众路线，遇事多和群众商量，做群众的小学生。在某种意义上来

说，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

上海市委保密委员会办公室给上海市革委会写了《关于加强保密工作组织领导的请

示报告》。认为把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的保密工作放在专政机关是不合适的，建议“在

市革命委员会领导下成立保密组”。张春桥看后大发雷霆，在《请示报告》上横加指责。

江青、陈伯达、康生、姚文元、戚本禹都于 11 月 26 日作了批示。12 月 27 日，上海市革

委会就此事发出文件，强调要“进一步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认为这是右倾翻案之风。

11 月上旬

杨成武写条子给陈虹：“江青叫你们去提审杨帆，搞清他 1938 年向中央发电报的事。”

杨帆曾任上海第一任公安局长。1938 年江青与毛结婚前，曾致电中央，反映江在上海的

情况。①

11 月 12 日

中央发布关于广东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

广州军区是中央信任的，他们过去是紧跟毛主席和林彪同志的，从介入地方无产阶级文化

大革命运动以来，在“三支”、“两军”工作中，作出了很大的成绩。。

广州地区双方赴京代表团签订的《关于“拥军爱民”、“制止武斗”、“抓革命促生产”、“开

展革命大批判，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协议书》很好，符合伟大领袖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

东地区时的最新指示精神，中央同意和支持这个协议书。

① 详见 1967 年 4 月 12 日条。

379

中央决定建立以黄永胜、陈郁、孔石泉、王首道、陈德等同志和实现了革命大联合的革命

群众组织的代表组成的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

11 月 13 日

中央转发 9 日和 12 日江青在北京文艺界座谈会上的讲话全文。

11 月 14 日

中央发布关于各级军区机关不搞“四大”、军以下部队坚持进行正面教育的通知。

11 月 15 日

毛泽东、林彪接见解放军支左积极分子和全国十二省市在京代表。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今冬明春农村基层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

李富春对统战部三派组织指示：统战部比团中央修得多，李维汉是刘邓司令部在统

战部的代理人。

11 月 16 日

周恩来、戚本禹、黄永胜接见广西“联指”赴京代表团。周说：韦国清三月份已到

北京来了，广西问题，主要由军区负责，军区检查不错。韦国清要负领导革筹委的工作。

李钟奇在北京小学教师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上作报告。提到国际形势，他说：世界上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党已发展到 68 至 72 个国家①。已有共产党 96 个。22 个国家已

发展有武装斗争。欧洲的形势，用人民战争的观点来看是农村包围城市。欧洲等于城市，

亚非拉美等于农村。他要求大家要加强三性（革命性、科学性、组织性）。

11 月 17 日

中共中央转发 8341 部队关于北京针织总厂问题的报告。

李富春、李先念接见地质部、化工部军管会。李富春讲话，化工部、地质部的司局

长，甚至部长都有形无形地支一派，群众组织对立隔阂较大。当前的大方向是大联合。

11 月 18 日

中央发布关于广西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

中央认为，广西军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三支”、“两军”工作中，做了不少工作，

取得了一定成绩。这次，军区对“支左”工作中发生的一些错误和缺点所作的检查，是深刻的，

中央同意这个检查。中央希望广西军区和韦国清、伍晋南、安平生等同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

战略部署，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立新功。

广西地区两派赴京代表团在京期间签订的《关于广西两派促进革命大联合的十条协议》很

好，已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批准，伟大领袖毛主席并亲自批示：

“照办”。两派签订的《关于立即停止武斗的协议》《关于全面上交枪支弹药的七点协议》也好。

中央同意和支持这些协议。

中央决定建立由韦国清、欧致富、魏佑铸、孙凤章、焦洪光、郝忠云、王斌、伍晋南、安

平生同志以及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参加的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

周恩来等中央首长第二次接见江苏各派代表。

① 当时全世界共 110 余个国家。

380

11 月 19 日

张春桥在上海大专院校红代会上讲话：什么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从政治

上、思想上去争夺阵地。无政府主义是对右倾机会主义的一个惩罚。奴隶主义走向反面

就是无政府主义。

11 月 20 日、21 日

李富春分别接见计委“红委会”和“革命造反公社”代表，宣布中央决定余秋里回

计委，主持制定 1968 年计划。他可以逐步与群众见面，接受批评，取得谅解。

11 月 21 日

毛在送审的《中央关于征询对召开“九大”的意见的通报》中删去“大树特树”及

“要大力宣传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好学生”句中的“和好学生”字样。

11 月 23 日

中共中央决定由上海革命委员会草拟党章修改草案。

周恩来接见广西“4·22”与“联指”代表团核心组，要求双方执行十条协议。接见

时，戚本禹在座。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谢富治、江青、杨成武、戚本禹、姚文元、吴法宪等接见

煤炭工人，举行座谈。陈伯达说：许多电厂发不成电了。煤炭工人要实现大联合‚ 三结

合，抓革命，促生产。

《红旗》第 16 期发表了两报一刊编辑部的文章《中国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指责

刘少奇搞“三自一包”是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复辟资本主义。

11 月 25 日

张春桥在上海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上宣布：由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为召集人，组

成修改党章小组，同时抽调二百余人组成调查团，在修改小组的领导下，分配到机关、

工厂、农村、学校、街道等四十个单位，成立群众性的修改小组。

11 月 26 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再论大中小学都要复课闹革命》。

11 月 27 日

江青在北京工人座谈会上说：“在整党建党的过程中，在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

过程中，都要逐渐地清理队伍。”此即后来“清理阶级队伍”所本。“清理阶级队伍”是

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步骤。利用群众整了各级干部后，接着就是大整群众，这

是运动必然和既定的“革命”内容。

[按] 根据江青这一讲话，全国掀起了“ 挖”、“ 肃”、“ 清理阶级队伍” 的疯潮。党内

和党外，上层和一般群众，深挖穷究。各种揪“ 叛徒集团”，挖“ 特务组织”、追查“ 三

开分子”（在敌伪、国民党和共产党时代均吃得开的人物）的专案组等纷纷成立。在群众

中广泛地开展“ 忆”（忆怪事）、“ 摆”（摆敌情）、“ 查”（追查）。所有陈年已有结论和处

381

理的事件都翻腾出来，推翻旧案，重新调查，另作结论。当时，公安机关事实上已完全

瘫痪，根据江青讲话的精神，各地都成立了“ 群众专政指挥部”（简称“ 群专”）。由于地

方上普遍存在两派严重对立，于是“ 群专” 首先就成了派性斗争的新工具，对立的两派

互相把揪斗的目标指向对方队伍里那些有这样那样问题的成员、或者是因有各色问题不

能参加战斗队而与对立派靠近的另册人物（当时除有明显的历史或现行问题者外，一般

均自动参加了一个战斗队组织）。强行把他们扭送“ 群专”。一时被拘者大有人满之患。

机关、学校内部，各造反派组织也以专案名义，拘留和审查有“ 问题” 的人员，逼供打

骂，是司空见惯的事。许多人因此被逼而自杀。清理阶级队伍这一战略口号的提出，是

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 阶级斗争” 日形尖锐的必然。盖前此毛以发动群众来整当权的走

资派为大方向，这只是策略上的需要，下一步必须把斗争引向群众之中。由于两派互斗，

无法收拾。于是把这种对立与不和归咎于敌人的挑拨与破坏，而以揪斗共同的敌人来达

到两派群众组织的联合，已成为时势之必要。这个共同的敌人当然不再是运动前期引起

两派对立的主要当权派，而是泛及所有黑五类和“ 隐藏” 在造反派队伍内的“ 坏头头”，

以及在它背后“ 操纵” 的“ 黑手”。然而两派的对立根深蒂固，原不是什么敌人的挑唆操

纵所简单造成。于是，你揪走我队的一员，我也就以牙还牙，揪走你队的一个；你揪出

十个有“ 问题” 的对象，我便设法揪出十一、二个或更多的对象；你所行的左，我就比

你更左。互相揪斗、竞行揪斗，派争更以新形式发展，群众中的许多人皆因此遭殃。然

从此则社会上的两派对立虽然存在，但大轰大斗转趋沉寂，造反派的狂激暂转而肆虐于

本单位群众之中。

中央发出征询对于召开九大的意见的通报。

晚，中央首长接见首都工代会代表，并讲了话。

11 月 30 日

周恩来、李先念接见郑州和全国铁路系统造反派代表和军管会负责人。周恩来讲话，

382

说：有两派就要承认，不承认是阿 Q 主义。各地凡是夺权好的，都是工人阶级；凡是夺

得不好的，都是学生影响很大。毛主席最近说过：工人阶级是需要联合的啰！学生不要

干涉工人。

11 月

中央文革小组以群众要求的名义整理了一份通报，发向全国。其中提出：

（1）要把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和不断革命的理论写入九大纲领。

（2）要写一本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作出新的历史决议以代替 1945 年通过的《若干历史问题

的决议》。

（3）九大要大力宣传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并写入九大报告和决议。

（4）把文革中涌现的新生力量选入新的中央。

（5）清除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根除隐患。

中央文革中南组对武汉干部问题报告的批示：

（一）过去有三反言行，且性质比较严重，不算革命领导干部。但在文化大革命中站在毛主席革命

路线一边，支持造反派，立场比较坚定，旗帜鲜明，积极揭发，斗争走资派，造反派要对他进行帮助，

主动结合。

（二）有些干部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没有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干了不少坏事，

只要他承认错误，敢于揭发，取得群众谅解之后，可以结合。如果在 7·20 仍然坚持反动立场，坚决

打倒。

（三）生活小节十分严重（生活、两性、其它）不属大节问题，不是文化大革命处理对象。文化大

革命主要是政治路线问题，识大节。

（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经过群众斗争，交待彻底，态度诚恳，造反派要给予出路。

（五）动摇不定，看风使舵，哪边风力大就靠哪边，不坚持原则，立场不坚定，要进行阶级立场教

育，使之改正错误。

（六）走资派和顽固家伙，特别是反革命两面派，要坚决斗争，坚决打倒。

（七）受蒙蔽的群众，在中央表态后，争取积极态度起来造反者，按“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

办事，按 16 条办事。

（八）基层组织中受蒙蔽群众起来造反者，只要不是杀人凶手，应允许自己教育自己。

（九）杀人凶手、现行反革命分子要严惩，要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十）基层组织中一般头头，除极坏和顽固不化者外，应该热忱帮助，使他迅速回到毛主席的革命

路线上来。

（十一）原文革成员，过去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未受到批判，在文化大革命逆流中是镇压群众

运动的急先锋、打手，虽然不是坏头头，也要按坏头头处理。

（十二）人事保卫部门，被“百万雄师”操纵者，应当派人暂时接管。弄清后，再作处理。

（十三）对坏头头严惩规定：（因不许公开，原件略去）。

（十四）对受蒙蔽的群众参加武斗，围攻别人死亡的，家庭按中央规定处理，双方一样。

（十五）基层组织的较坏头头，民愤不大，改邪归正，应给予出路，不按坏分子处理。

陈伯达指示专案组：陆定一很坏，要戴上铐子，继续审讯。

谢富治授意上报《关于北京市公安局汇报提纲》，说北京市公安局是“藏污纳垢的黑

窝”。“对无产阶级司令部进行特务控制”。“近百分之二十的人是三反分子、地富反坏右

分子、叛徒、特务、资本家和警宪人员。正副处长、分局长百分之八十七是坏人。十名

正副局长全是三反分子。”

383

12 月 1 日

中央批准天津市革委会成立的报告。

（一）中央认为天津驻军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三支“两军”工作中，坚决执行了毛主席、

林副主席的指示，作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中央是满意的。在天津某些支左工作中，虽

然犯有某些缺点、错误，但是，从今年四月以后，在中央和广大革命的群众帮助下已经改正。肖思明、

郑三生、杨银声三同志这次所作的“关于在天津支左工作中所犯的错误的检查”态度是好的，诚恳的。

中央同意这个检查。

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在九个多月中，在宣传毛泽东思想，推进了革命的大联合，革命

的三结合，革命的大批判，作了很大工作。他们在工作中的某些缺点错误，四月以后已经有了纠正。

中央同意郑维山、解学恭、肖思明三同志的报告。

（二）天津市是我国一个重要的工业城市，长期受帝国主义的影响和中国赫鲁晓夫最大走资派

和他的代理人万晓塘、张淮三反党集团的影响。他们结合美、蒋、日、苏修特务，没有改造好的地、

富、反、坏、右分子，妄图用各种卑鄙手段进行破坏活动，阶级斗争非常尖锐。对此，广大革命群众

和全体指战员应当提高警惕性。要坚决同上述敌人作斗争，加强革命群众之间团结，加强军民团结，

积极响应毛主席的“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希望天津市的人民解放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广大群众，

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立新功。

（三）中央同意天津市双方赴京代表团签订关于“立即、坚决、彻底制止武斗”的协议，和“抓

革命，促生产”的协议，是符合伟大领袖毛主席最新指示精神的。当地驻军和革命群众组织，都应采

取有效措施，切实保证贯彻执行。

（四）中央同意天津市广大革命群众、人民解放军和筹备小组的意见，立即成立天津市的革命

委员会。革命委员会以九十七名委员组成，并由解学恭同志任主任‚ 肖思明、郑三生、江枫同志任副

主任。

中央祝贺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思想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伟大胜

利。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党委作出《关于学习和贯彻林副主席为海军首次学习毛主席著

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题词的决定》。

北京卫戍区黄作珍副政委的紧急指示

林副主席给海军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题词后，黄作珍副政委作了如下指示：

“立即传达。”并作如下讲话：

让毛泽东思想统帅每一个细胞，让毛泽东思想溶进每一滴血液，让毛泽东思想指挥每一根

神经，把毛泽东思想化为自己的灵魂，做到学习毛主席著作一字一句刻在心中，执行毛主席指

示一丝一毫不走样，宣传毛泽东思想一分一秒不停止，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生一世不动摇，

要求对私字打进攻战，要穷追猛打斗到底，让灵魂深处换新天。

12 月 2 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

关于确保铁路运输物资安全的通令 中发(67)368 号

在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空前大好的形势下，全国铁路运输系统的形势也是一片大好，广大

革命职工热烈地、认真地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以“斗私，

批修”为纲，抓革命，促生产，正在掀起运输生产新高潮。但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和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不甘心他们的失败，千方百计地企图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破坏铁路运输。近来，在某些地区发生了盗窃、抢夺铁路仓库、货场和火车上运输物资的事件，对国

384

家财产造成重大的损失，还有的盗窃危险物品，对人民生命造成了威胁。这种严重的违法行为，必须

坚决制止。为此，特通令如下：

一、铁路运输的物资，关系到国家经济建设、国防战备和城乡人民的生活，必须确保其安全，

任何群众组织、任何人都有责任保护，不得侵占和抢夺。更要严防敌特、内奸和地、富、反、坏、右

分子的破坏和盗窃。

二、对于盗窃、抢夺铁路运输物资的盗窃集团，盗窃犯，必须发动群众坚决破获，逮捕首犯，

并按情节轻重给予惩处。对敌特、内奸、地、富、反、坏、右分子，惯盗犯和情节严重的首恶分子，

要依法严办。所盗窃、抢夺的物资，必须一律追回。原物用掉、卖掉或毁坏的，要赔偿。

三、铁路、交通运输系统的各级革命委员会、军管会、当地驻军，人民解放军护路部队及公安

机关，和各革命群众组织，必须保护铁路畅通，保证运输物资的安全。要广泛深入地宣传中央九月十

三日“关于严禁抢夺国家物资商品，冲击仓库，确保国家财产安全的通知”中的有关规定。对铁路运

输物资，应采取严密的保护措施。遇到抢夺、盗窃运输物资者，应坚决制止，并有权拘留进行处理。

四、各革命群众组织和广大革命群众和铁路系统的革命职工，必须提高革命警惕性，监督和检

举坏人，同盗窃犯和抢夺运输物资者作坚决的斗争，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和公安人员，保护运输物资

的安全。

中央发布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组织的意见。

（一）关于用毛泽东思想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问题

（二）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过程中的思想工作问题

（三）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组织的条件、范围和政策界限问题

具备什么条件的单位才能恢复党的组织生活

多数同志认为，根据中央指示，凡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或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单位，可以恢复党

的组织生活。

哪些人不应再过党的组织生活

（1）“查明有据的叛徒、特务和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表现极坏而又死不悔改的那些人”，不

应再过党的组织生活。

（2）对有叛徒、特务嫌疑而未作结论的，绝大多数同志意见也应暂缓参加党的组织生活，待问

题查清后，再考虑是否恢复。

（3）凡是犯有严重错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表现不好，革命群众意见很大的党员，在他

尚未承认错误，尚未向革命群众检讨并取得革命群众的谅解以前，暂缓参加党的组织生活。

吸收新党员的条件是什么‚ 综合大家的主要建议如下：

（1）建议以毛主席关于接班人五个条件和林副主席关于选拔干部的三条标准为根据吸收新党员，

注意阶级成份，但也要看思想政治表现，看是否忠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

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2）根据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表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冲杀出来的、经过运

动考验的、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可以吸收入党。

（3）要吸收那些朝气蓬勃，富有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勇于在阶级斗争中冲锋陷阵的无产阶

级先进分子入党，特别要注意吸收工人、贫农、红卫兵中的先进分子入党。要彻底批判“驯服工具论”，

彻底批判吸收党员只根据什么“听话”、“生产好”、“业务好”等等，而不重视无产阶级政治思想、革

命大节的刘邓修正主义建党路线。

（4）目前有一批预备党员未转正，有的够条件已超过预备期的可以转正。

清除党员根据什么原则

（1）叛徒、特务、阶级异己分子统统清除出党。

（2）死不悔改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清除出党。

385

（3）死气沉沉，不起作用，毫无革命干劲，不配为党员的，或开除出党，或劝其退党。

（4）长期作预备党员不够转正条件的，取消预备党员资格。

（5）有些单位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根据群众要求开除了一些党员，凡符合上述条件的

开除出去，不符上述条件的，经过教育，并取得革命群众的谅解的，应恢复其党籍。

（四）关于建立党的核心小组问题

关于党的组织领导问题，大多数同志主张在革委会中建立党的核心小组来领导；基层成立支部和

小组。

核心小组必须采取自上而下、上下结合、内外结合、充分酝酿、反复协商的办法产生，并报上级

审批。

[按] 共产党一贯在口头上说尽革命的词藻、美丽的谎话。但是充满阴谋、诡谲、混乱

的文化大革命让人们看到了共产党新旧权贵的尔虞我诈、虚伪狰狞的真面目，不断的政

潮反复以及以人划线的做法，使人怀疑文化大革命的真正目的。正是文化大革命，露出

了共产党的狐狸尾巴。人们对信仰、理想、入党，不再充满激情，不再视为高尚圣洁，

而不过是为捞取现实利益的福利彩票。文革后期，人们习惯了从反面来解读共产党的誓

言，所谓“ 入党不是为了做官”，实际情况是“ 入党就是为了做官”，要做官就必须入党，

你看有实权的官有不是共产党员的吗？当时人们对这一点已看得很清楚。讽刺被纳新者

为“ 捞张党票”、“ 混入党内”、“ 欲要升官发财，需要‘ 好马快刀’ 。‘ 刀’ 是两面三刀，‘ 马’

是溜须拍马。” 在入党只剩下赤裸裸的功利目的后，相当一批投机钻营、利欲熏心之徒被

纳新入党，党员素质日趋低下。改革开放后，有了市场经济的客覌环境，这些本以升官

发财目的入党的人，很快将手中权力勾兑成现金，这是共产党的贪污犯愈来愈多，愈来

愈贪的内因。

中央发布关于正确对待犯错误的老造反派的通知。

关于正确对待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的通知 中发(67)367 号

毛主席最近对浙江如何正确对待红暴派问题，作了重要的批示。

毛主席说：“浙江的红暴，与湖北的百万雄师不同，是个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有许

多群众，似宜以帮助，批评，联合为原则。”

12 月 3 日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学习毛泽东思想要学用结合，立竿见影》。社

论号召广大工农兵群众、红卫兵小将、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对毛主席的每句话，

386

每个指示，都应该努力紧跟，深刻领会，联系实际，句句照办。

毛、林接见海军及通讯兵驻京直属单位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

12 月 4 日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明春农村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指示中说：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日

《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十条，一九六五年一月十四

日《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是毛主席亲自领导下

制定的。根据这两个文件进行的四清运动，有伟大的成绩，必须肯定。四清运动遗留的

某些问题，可以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解决。

凌晨，周恩来指示：抢国家金库是犯法的。已抢去的要限期如数交回并交出主犯，

并在限期内交出现金，可以从轻处理。如逾期不交，要追查责任。除抢去的现金要如数

追回，还要将主犯逮捕法办。今后如再有抢国家金库者，当以现行犯论处，应立即拘留

审查，并令其交出坏头头逮捕法办。

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委会全体委员会上讲话：不准打架，我讲过多次了。5·16 不要到

处乱抓，那有那么多。

12 月 5 日

周恩来、李先念接见卫生系统代表，周讲话：什么吃饭洗手，丢在地上的东西不能

吃，都是资产阶级老爷式的一套。原始社会不就是吃生的？现在退化了。肥皂最好不用，

牙膏也是一样。主席就不用肥皂，我是从主席那里学来的。派性最强的表现是对待干部，

这是新发展。

陈伯达和清华附中学生座谈复课闹革命如何搞时说：要学生教先生，先生当学生，

学生当先生，自己讲课。

12 月 6 日

天津市革命委员会成立，解学恭任主任。《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为此发表社论《海

河两岸尽朝晖》。

12 月 7 日

中央发布关于学习和执行《毛主席论教育革命》一书的通知(中发(67)373 号)。该书

是由陈伯达摘录毛泽东从 1927—67 年间关于教育工作的书信、语录而成。

毛泽东、林彪亲自批准授予六 O 一一部队某部六连四排以“支左爱民模范排”和排

长李文忠以“支左爱民模范”的称号。《解放军报》为此发表《无限忠于毛主席是最大的

公》的社论。

12 月 8 日

林彪接见军委政工小组、文艺组、军报组，对政治工作作出指示。

12 月 9 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作出《关于公安机关实行军管的决定》。

12 月 10 日

周恩来接见卫生防病领导小组及 6·26 医疗队等卫生工作人员，说医疗队在西北提

倡四不怕：不怕脏、不怕累、不怕苦、不怕死，很好。我有意识把北京的高等院校和机

387

关放到最艰苦的地方去锻炼。6·26 医疗队可以长期化。

12 月 11 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就派往各地的《人民日报》、《解放军

报》、《红旗》杂志记者工作的有关问题发出重要通知(中发(67)382 号)。规定记者“不要

参与社会上群众组织的派性活动，更不允许利用记者身份去操纵某一个群众组织。”“社

会上各群众组织也不要干预”他们的内部业务工作与文化大革命运动。保证记者采访自

由。“不要强使记者为宣传某一派的观点服务。绝不允许非法拘留、搜查记者。”

12 月 12 日

毛发出最新指示：“军队办学习班要有战士参加”。《解放军报》为此发表社论，题为

《永远做群众的小学生》。

晚，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戚本禹、姚文元、谢富治、吴法宪、杨成武、

汪东兴、吴德等在人大会堂接见首都红代会部分学校。林院、航院作了汇报。康生指林

院胡仁奎、原航院武光是特务。

12 月 13 日

林彪指示部队系统，在宣传中应尽可能避免提到他：

（1）不要在街上和刊物中，宣传“林副主席的崇高威望”。

（2）不要出我的语录和文集。

（3）戏剧、电影、小说中，不要诉说我的革命历史的事件。

（4）不要呼喊“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的口号。

（5）最近各地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会，要求我题字的很多，鉴于最近一次题字引起了个别地

方两派的纠纷，因此，今后不再题字了。

（6）应大力突出宣传毛主席和党中央，最好完全不要提到我。在万一需要提到我时，应无论如何

不可超出十分之一的比例。这样，才能造成宣传的统一性和集中性。

以上各点，盼在营以上干部中印发传达，务需落实。

林彪 1967 年 12 月 13 日

邱会作在后勤系统讲话：九大的准备工作有（1）出版毛泽东选集五、六卷；（2）搞

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正在准备；（3）准备增修毛主席语录；（4）改写党章、党纲；（5）

整党，文化大革命中发现了一批坏人，要把他们清除。萧华非打倒不可。

12 月 14 日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戚本禹、姚文元、谢富治、杨成武、吴法宪、叶群

第三次接见江苏代表。周说：江苏各革命群众组织已经达成了协议，有的已经签了字，

这是很好的事。

12 月 15 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小组颁发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吉林军区《报请中央批

示的几个教改中的实际问题》的《批示》。《批示》规定：“学生和教职员工一律不要外出

串连，……今年大中学校一律不放假”，“关于学制改革问题，应当在充分发动群众的基

础上作好调查研究和典型试验工作，提出教改方案……全面的学制改革实施需报中央批

准。”

388

12 月 16 日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发出《关于进行修改党纲党章工作的通知》。

戚本禹、杨成武接见北京文艺界群众组织和军代表，说：请中央军委办事组来领导

首都文艺界，是加强文艺的重大措施。

12 月 17 日

毛泽东在湖南的一份请示中批示：“绝对权威”的提法不妥，“大树特树”之说亦不

妥。

[按] 此虽为杨成武 11 月 3 日一文之妙语，然报刊上早已连篇累牍，充斥多时矣。毛

于此时提出来，岂与李作鹏月初的报告有关邪？

中央发出通知：彻底砸烂专政机关的口号是错误的。

周恩来等人接见赴京军队代表，着重谈关于大联合问题和正确对待革命干部问题。

《人民日报》发表 8341 部队在北京针织总厂支左的经验，指出：该厂的“无产阶级

文化大革命运动，是体现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战略部署的典范。”

12 月 18 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对新华社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

成立以张纪之为首的十三人军管小组，进行军事管制。

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碰头会上就杨成武署名的文章说：“书越读越蠢。文章不是杨成

武写的，是你们叫人搞的。我只看了标题，没看内容。你（指陈伯达）不是中国的马克

思吗？有些语言没有从科学辩证法中去考虑，你们要执行奴隶制，要写人的绝对权威，

我才不相信你们写文章的人。我说不相信不是完全不相信，列宁怎么讲的？相对真理和

绝对真理嘛！就标题来说，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①

邱会作在《关于彻底批判傅连璋三反言行的报告》上作了三点指示：“我看主要抓他

三点：（1）三反言行；（2）黑线关系；（3）斗志衰退。”对傅加紧迫害。

12 月 20 日

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委会全体会议上讲话：中央文革小组原来只有上海提出修改党章、

党纲的工作，现在要推广到凡是有条件的地区都要进行。所谓有条件就是基本实现革命

的大联合，成立了革筹小组，成立了革委会的。有的条件不够，可以参加一部分工作。

张纪之等派驻新华社，进行军管。

12 月 22 日

北京大学有人给毛泽东写信，反映《伍豪启事》问题。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大力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重要社论。社论公布了毛

的最新最高指示：“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

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批转北京市香厂路小学取消少先队，建立红小兵的材料。材料

① 本条材料，另本作 12 月 28 日事，待考。

389

认为：“少先队基本上是一个少年儿童的全民性组织，它抹煞了阶级和阶级斗争，根本不

突出毛泽东思想，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先锋战斗作用。”“红小兵是少年儿童的一种很好的

组织形式，它富于革命性、战斗性，有利于推动少年儿童的思想革命化。”从此，红小兵

取代少先队达 11 年之久。

毛泽东、周恩来接见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常驻中国代表团团长阮文广、副团长阮

明芳，以及越南南方人民代表团全体成员。

12 月 23 日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谢富治、姚文元、吴法宪等接见东北三省地方干部。周恩

来作重要指示。参加接见的还有陈锡联、李天佑、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潘复生、

汪家道等。康生传达 12 月 17 日毛泽东在湖南一个报告上的批示。

12 月 25 日

新华社报导：今年《毛选》一书出版已达八千万部。

12 月 26 日

陈伯达在唐山点名攻击唐山市委第一书记杨远、原市长白芸为叛徒特务，并说中共

冀东党组织“可能是国共合作的党，实际上可能是国民党在这里起作用，叛徒在这里起

作用。”由此铸成“冀东冤案”，受诬陷迫害的人八万四千有余，其中二千九百五十五人

被迫害致死。

经张春桥亲自批准，将郑君里、赵丹、张瑞芳、顾而已等 18 名 30 年代文艺工作者

拘留审查。

12 月 27 日

中共中央转发《江西省革筹小组正确对待极“左”的经验》一文，供全国参考。

江西省革筹小组正确对待极“左”派的经验：

一、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

才能解决”的英明教导。

二、紧紧依靠工人革命组织，教育他们始终不移地坚持斗争大方向。

三、以活的典型对省大联筹进行政策教育。

四、从教育入手，积极地把极“左”派引导到正确的方面来，

五、广泛发动群众大搞三查。查走资派的幕后策划，查叛徒、特务的阴谋鬼计，查地富反坏右的

破坏活动，打击在幕后策划的一小撮阶级敌人，

12 月 28 日

林彪接见江西省革筹小组负责人程世清。

新华社报道，今年 1 月下旬开始动工修建的从长沙到韶山铁路建成通车。

周恩来接见南京大学两派代表（“八·二七”与“红四联”），建议两派达成大联合协

议。此项协议在本月 31 日由中央文革批示同意执行。

12 月 30 日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成立江西省革委会的批示。

12 月 31 日

390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将其所写的《上海对整顿、恢复、重建党组织问题的意见》报告

中央。

周恩来在业务会议上作了五点指示：第五点为：力争 1968 年第二季度完全恢复生产

秩序。

12 月

上海市邮电管理局报刊发行处有关部门，直到 1967 年 12 月 10 日，仍然把《闽西报》

贴上印好了的“赠阅上海市委陈丕显同志”的标签，按期递送。张春桥指为严重反革命

事件。1967 年 12 月 13 日，上海市革委会发出沪革发（67）第 93 号文件，通报了这一事

件。1968 年 3 月 29 日，上海市邮电系统召开了“彻底揭开阶级斗争盖子”的大会，清算

了有关人员的“反革命罪行”。

煤炭部直属各矿务局日产水平只达到正常的生产水平的一半左右，比历史上的最低

水平还要低。

一个称为“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联合组织”（简称“省无联”）以《我们的纲领》

为题，发表了《中国向何处去？》一文，提出建立“中华人民公社”。

从 1965 年以来三年图书出版情况：

图书出版：

1965 年：二万零一百四十三种。

1967 年：二千九百二十五种。

1968 年：三千六百九十四种。

杂志出版：

1965 年：七百九十种。

1967 年：二十七种。

1968 年：二十二种。

报纸出版：

1965 年：三百四十三种。

1967 年：四十三种。

1968 年：四十三种。

《大动乱的年代》：全面夺权、全面内战严重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1967 年工农业总产值比 1966

年下降了 9.6%，其中工业总产值下降 13.8%，农业总产值增长 1.6%。（第 308 页)

391

第七节 杀机暗伏的九大

1968 年 1 月 1 日

两报一刊发表元旦社论《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其中提出了 50 字

建党大纲，把共产党的任务规定为对阶级敌人进行斗争，而根本不提发展生产。李富春

说，它是毛亲自批阅的。

1 月 2 日

中央文革就学习元旦社论发出通知。

1 月 3 日

周恩来接见全国卫生防病工作会议代表，说：66、67 届医学院毕业生全部分配到农

村工作。

康生指使旧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的专案组，以美、日特务罪名，对刘进行审查。

1945 年底，美军情报处美柯中尉曾到解放区张家口参观，康生即指使专案组以此为名，

对刘仁、崔月犁、冯基平、徐子荣等进行严酷迫害。刘仁于 73 年 10 月惨死狱中。

1 月 4 日

上海市党章修改小组就整顿组织发出通知。

1 月 5 日

江西省革委会成立，程世清任主任。

1 月 5 日—13 日

全国铁路系统抓革命促生产会议在北京召开，周恩来到会讲话。

1 月 7 日

周恩来在全国卫生界“把医疗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誓师大会”上讲话。

1 月 8 日

新华社报道，中国第一艘自行研究、设计、建造的排水量 18800 吨，载货量 11700

多吨的远洋货轮“东风”号建成，技术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1 月 9 日

江青的秘书阎长贵被捕入狱。阎是在 67 年 1 月经戚本禹推荐调任江青秘书的。

1 月 10 日

周恩来致信江青，谈所谓《伍豪启事》问题，说：“此事在 1931 年、1932 年，凡熟

悉上海政情和共运的，均知其为伪造。我在 1943 年延安整风下半年开的中央座谈会上已

原原本本谈过。今年有暇，我当在小碰头会上再谈此事，并予录音，记入中央档案。”

[按] 此事与后文本月 16 日毛泽东就北大某人反映所谓伍豪启事作批示有关。可见江

392

青对此问题一直抓住不放，直至周恩来死去时止。

1 月 11 日

北京市革委会发布关于检查总结活学活用毛著的决定。

1 月 12 日

北京市进行清理工作，所有外地在京的单位应撤的一律撤销，应离京的（除中央请

来的外）一个不留地离京。卫戍区政委黄作珍在动员大会上作了动员报告。

张春桥在上海市红代会扩大会议上说：“我有时晚上住在招待所里，我看看这些招待

人员，对我为什么这么冷淡呢？过去回来还好么，现在为什么变得这样？后来查一查，

果然是一些坏人。他们饭也不想给我吃，车子也不愿意开。但他们对陈丕显、曹荻秋可

是有感情啊。他们对造反派很对立，为什么？无非就是我反对了陈丕显、曹荻秋。”

外交部发表声明，抗议美国及老挝的三架飞机于 1 月 7 日下午轰炸我云南省的苗寨

地区。

《文汇报》发表社论《论派性的反动性》。

1 月 14 日

戚本禹被勒令检讨，旋即入狱。《红旗》停刊。

[按] 戚本禹入瓮，一种说法是毛在抓关锋、王力时已有安排，暂时把他们分割一下，

也还想看戚本禹有无改正。另一种说法是据王力的回忆，彭真在 65 年底请关锋、戚本禹

吃饭，戚事后写信给彭真，表示感激。此信在抄彭真家时被送到了江青手中，江青大为

不满。又，67 年 1 月一个晚间，戚为了取媚江青，说：他找到了江写的第一篇小说，如

何如何好，江青心虚，当场变脸，说：“ 你们胆子倒不小，搜集我的材料！” 戚吓得把责

任推到负责中央文革文艺组办公室的金敬迈头上（文艺组由江青任组长，戚本禹任副组

长）。金敬迈因此被逐。戚本禹亦终塌台。两说恐皆有所据，亦终非戚必垮之原因。大抵

舍卒保车，脱危断腕，皆不得已而为之，非棋家、壮士之不爱卒与腕也。

1 月 15 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批转吉林省军区和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的请

示报告。中央同意吉林省军区和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的意见：小学在一月中旬开始放寒假

四个星期，小学教职员工则坚持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和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

1月初

上海一组织“共产党员心向毛泽东”（共向东）对中央文革及江青等提出疑问与指责。

393

1月 12 日张春桥在上海红代会上提出：“共向东”代表一些挨过整的、保过一段时间的一

些人的思想。”

北京院校开始进行清理阶级队伍。红卫兵活动又从社会上的大轰大斗转向清查斗争

本单位人员上来。运动初期受到冲击，而后在红卫兵杀向社会后被晾置的本单位走资派、

反动学术权威又开始成为狂暴受到限制的红卫兵小将们的发泄对象。在清队的名义下，

一切所谓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及被认定为特务、叛徒、历史反革命、阶级异己分子、

坏头头等等罪名的人，也一批批地被揪出来，受到斗争与监禁。

上述人员除了人身受迫害外，经济上也在砸烂高薪制的口号下，扣发工资。其家属也被强制

遣返原籍。北京地质学院的造反派在元旦发布 001号通令，规定：

1．对于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的生活标准，不得超过北京最低生活水平，即 12．50元。

2．对其家属子女，应分别对待，他们的生活标准不得超过北京市中等水平 18元。

[按] 即此可见文化大革命中知识分子的悲惨与屈辱的境况。然沐猴而冠的小知识分

子徐景贤，犹自摆出一副奴隶总管的架式说：知识分子就是水缸中的皮球，就得按住，

不然就又浮上来，翘起尾巴来了。中共掌政以来，毛对知识分子的训示就是要“ 夹起尾

巴做人。” 在毛统治下的中国，知识分子不如狗，狗毕竟还不是成天夹着尾巴生活的。

1 月 16 日

毛泽东对北京大学某人报送的《伍豪启事》作出批示：此事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

污蔑。

《人民日报》刊登《以毛主席最新指示为纲发动群众围剿派性》所加按语。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接见辽宁、吉林解放军与群众代表。

1 月 17 日

新华社报道，1966 年和 1967 年，全国由近 30 个学科的 100 多名科学工作者组成的

综合考察队对珠穆朗玛峰海拔最高达7000多米的地区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综合科学考察。

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委会常委会上讲话：最近出了几件事，门头沟武斗，活活打人打

死几次，坏人利用派性，派性掩护坏人。

1 月 18 日

中央发布关于进一步打击反革命经济主义和投机倒把活动的通知。

1 月 19 日

军委批转军委政工小组对贯彻执行林彪对政治工作指示的报告。

陈虹等向江青汇报了有关提审杨帆的情况，江青表示满意，说：他过去向中央发过

两次电报，署名杨殷①，反对我与毛主席结婚。你们再去提审。然事后陈虹等再未执行。

有关审讯杨帆的材料，嗣后于六月中旬在吴法宪的督责下销毁。吴指责陈等，提审杨帆

不当作记录，这些记录一旦扩散外露，后果你要负责。陈虹不久即遭逮捕，监禁达六年

又五个月之久。此即“整江青黑材料”一案。

①1967 年 4 月 12 日条所引材料中作“殷扬”。

394

1 月 21 日

康生在京西宾馆指着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说：“你是个叛徒！”“我凭四十年的革命

经验，有这个敏感。”制造了“赵健民特务案”，使云南大批干部受牵连，一万四千余人

被迫害致死。

[按] 在处理内蒙问题时，康生曾在会上指王逸伦斥责说：你就是一个特务，我凭我

40 年的经验就可以肯定。王因此就以特务为内蒙造反派揪打。其实，王 30 年代初在莫斯

科与康皆为熟识，康生之任意诬陷也如此！

1 月 23 日

中央发布关于成立甘肃省革委会的批示。

1月 24 日

甘肃省革委会成立，冼恒汉任主任。

1 月 25 日

中央发布关于成立河南省革委会的批示。

1 月 26 日

王力、关锋被投入秦城监狱。

1 月 27 日

杨成武、吴法宪向林彪汇报解放军报社情况。林彪指示：报纸就要抓两头。上抓主

席思想、中央的指示，及时在报纸上反映出来，传达下去。上面的东西传达下去后，下

面的群众是怎么紧跟，怎么贯彻的，有什么看法，有什么创造性，有什么问题，就要靠

我们开座谈会去了解。写成文章，及时在报纸上反映出来。这就是抓两头。办报主要是

抓两头，走接触实际的道路。

河南省革委会成立，刘建勋任主任。

1 月 28 日

《解放军报》发表社论《认真执行支左不支派的原则》。

1 月 29 日

中央发布关于成立河北省革委会的批示。

1 月 31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南也门（也门民主共和国）政府在开罗签订关于两国建立正式外

交关系的协议。2月 2日，双方发表新闻公报，决定互换大使级外交代表。

1 月

395

中央组织部长郭玉峰写材料，列图表，说明 1937 年以来历任组织部长的张闻天、陈

云、彭真、邓小平、安子文是叛徒、特务、三反分子或“双料货”。先后任副部长的 22

人是叛徒、特务、三反分子、里通外国分子。组织部有一个反革命集团，是一个黑窝子。

2 月 1 日

中央发布关于成立湖北省革委会的批示。

2 月 4 日

康生指示：内人党（内蒙古人民革命党）至今还有地下活动，开始可以揪得宽点，

不要怕。遂至揪内人党之风泛滥而不可收拾。

2 月 5 日

中共中央转发黑龙江革命委员会《关于深挖叛徒工作情况的报告》。中央在批示中指

出：“刘、邓、陶及其同伙彭、贺、彭、罗、陆、杨、安（子文）萧（华）等叛徒和反革

命修正主义分子，长期隐藏在党内，窃据了党政领导机关的重要职位，结成了叛徒集团。”

谢富治在首都大专院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动员大会上讲话：北京有二百多万人参加

了学习班。学习班也就是短期的训练班，好处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

[按] 当时的所谓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性质十分复杂，除一般的学习者外，集中审查、

特别批判等工作也都以学习班的形式进行。有的名为学习，实为集中软禁。

2 月 6 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布命令：保障铁路运输，坚决打击破坏

铁路、袭击列车等反革命土匪行为。时，徐州地区因两派互斗，交通堵塞。中央命令北

京军区郑维山派兵制止武斗，恢复交通。9 日，军队攻占滋州，恢复京汉路交通。

2 月 7 日

李钟奇在首都大专院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上讲话：北京市 2 月份要突出掀起大联合

的高潮，要解决大联合的问题。你们大学 2月份必须解决问题，这是肯定的。3月份大学

的工作是扫尾工作，中心工作是整党、整团、整顿红卫兵。

2 月 8 日

康生、吴法宪、张秀川、陈锡联、宋任穷等接见吉林群众组织代表、专案人员等。

康生说：革委会是文化大革命中成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型的过渡的权力机构。作专案

工作必须：（1）掌握毛泽东思想；（2）有明确的阶级观点。

周恩来在水电部业务汇报会上呼吁赶快三结合，15 日就要成立。干部上来写个检讨

就行，打倒的也要参加学习班，只要历史上不是叛徒的就该参加。

2 月 10 日

《人民日报》发表署名任立新的文章《加强社会主义劳动纪律》。

396

2 月 13 日

外交部 91名领导干部（大多是司局长、大使）贴出题为《揭露敌人，战而胜之，彻

底批判“打倒陈毅”的反动口号》的大字报。（在这以前，驻阿尔及利亚使馆人员率先贴

出欢迎陈毅回部工作的大字报）

2 月 15 日

谢富治在公安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上讲话，传达毛的指示：办学习班很重要，很多

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还是要大办学习班。云南两派在北京办了八百多人的学习班。主

席说：人可以增加一倍。又来了九百。保定也在北京办学习班。这次抄罗瑞卿、陆定一、

彭真、刘澜涛的家，他们家里金银财宝多得很（有人插话：陆定一存款四万多元）。谢指

示：对陈里宁问题要把材料收集起来给我。他到处作报告，矛头是针对公安部的。给陈

里宁平反是不对的。

2 月 18 日

中央发布关于实行节约，紧缩开支的紧急通知。

2 月 20 日

中央发布关于成立广东省革委会的批示。

谢富治、傅崇碧在首都大专院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上讲话，要求防止骄傲，不要吃

老本，要立新功。不要因为中央文革小组清除几个坏人降低对中央文革的信任。相反，

要更加相信，更加热爱。

2 月 21 日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杨成武接见天津市革委会代表，指责天津

文艺界开黑会、演黑戏。带有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夺权的性质，是企图颠覆新生的革委

会、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事件。所谓“黑戏”，即天津人民话剧院创作并演出的《新时

代的狂人》，作者尹淑坤。这个戏取材于陈里宁（湘潭人委干部）。所谓“黑会”是指 67

年 11 月 10 日在天津召开的“全国工农兵文艺战士代表座谈会”。它是由天津市业余作者

造反总部等四组织出面，受作家方纪（原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文联党组书记）、孙振（雪

克，天津文联党组副书记）、周良骥（市作协副秘书长）、白桦、董阳等并由当时中央文

革文艺组李英儒的支持召开的，全国有十个省市参加。

2 月 22 日

中央发布关于成立吉林省革委会的批示。

2 月 23 日

张春桥在上海革委会讲话：革委会工作人员越少越好。河北省革委会搬到石家庄去

工作，一百多人就可以指挥全省作战了。主席在上海对我讲：你们上海的革命委员会搞

二十个吧！当然公务员、打字员不算。

2 月 24 日

周恩来奉“无产阶级司令部”之命，批评了 91 人的大字报。2 月 28 日，陈毅致周恩

来信，表示完全同意周的批评。这封信经周同意，3 月 1 日在外交部发表。3 月 5 日、11

日、12 日、4 月 1 日、7 日、16 日，周恩来又连续批评了这张大字报。3 月 6 日、12 日，

397

陈毅也批评了这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当时被认为是“为二月逆流翻案的代表作”。

2 月 25 日

《人民日报》发表任立新署名的文章《无政府主义是通向反革命的政治桥梁》。

2 月 26 日

谢富治在“王光美专案组”的报告中批道：“大叛徒刘少奇一案，主要工作都是江青

同志亲自抓的。今后一切重要情况的报告和请示，都要直接先报告江青同志。”中央专案

审查委员会主任一职，最初是由周恩来担任的，后才由江青取代。

2 月 27 日

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委会全体工作人员会上讲话：最近中央发了个通知，所有县以上

干部的老婆孩子参加了派的，统统要退出来。解放军也不能参加哪一派。

邱会作对总后勤部专案人员办案提出“三狠”的方针：“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打倒他、

消灭他，这是搞专案工作必须站稳的立场。”“光是说理是不够的，必须向敌人专政。”“应

当狠斗（坚决地打击他的反革命态度）、狠审（可以连续多少天进行审讯）、狠专（敌人

拒不交待就审他）。”

原总后军械部副部长梁冰，反邱会作被揪斗，亲友中十二人受株连，其中四人死亡。

其本人身体致残，半身不遂。他所身受的刑罚主要有 23 种。

1．车轮战：日夜连续审讯，审讯人员轮班吃饭、休息，梁冰则长时间站立。第一次三日三夜，

第二次十日十夜，第三次七日七夜，第四次十七日十七夜。

2．低头弯腰罚站，瞌睡得碰墙壁。

3．下颏顶茶杯：把两茶杯摞在一起，下边放在梁的衣扣上，上边顶着下颏，使他不能动。

4．坐高低凳：坐在一张矮木凳上，两脚放在桌上，两三小时不能动，不能用手扶桌子、凳子。

5．作“体操”：身体靠墙，两手揪耳朵，上上下下，一站一蹲。

6．“打反骨”：用棒子打后颈骨，造成长期抬不起头。

7．打嘴吧。

8．刮伤：用木棍拨弄被打伤的伤口。

9．“吃元宵”：集体拳打。审查人员站在四周，周围推打。

10．用劈柴、扫把柄抽打。

11．挂椅子：将椅子倒立后挂在脖子上，椅子上底部再加砖。亦有在脖子上挂铁丝，两边分挂

三块砖。

12．“挖羊蹄”：将手指屈曲后用大拇指猛压指甲处，捏后手指溢血，青肿变形。

13．将手腕、大小指用纱布捆绑，吊在空中。

14．双手举铁凳。

15．烟头烧踝骨。

16．逼使吃沾有粪便的馒头。

17．拧大腿肉。

18．逼使自己抽打自己。

19．强使在自己身上扎针灸。

20．大碗盛水，顶在头上，每次达半小时。

21．限制喝水，逼使喝脏水。

22．烟头烫嘴。

23．捆在椅子上，不让行动。

398

2 月 29 日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杨成武等接见天津市革委会负责

人萧思明，指示：公安局一定要彻底改造，对黑会、黑戏，铁证如山，一定要彻底批判。

2 月

江青借口接到上海一封信，说上海公安局把她的材料弄到社会上去了，因而指名把

上海市委主管政法的书记梁国斌、公安局长黄赤波、副局长王鉴和公安局其它人共 26 位

关押北京；山东、浙江、江苏等地的公安部门也遭清洗。上海公安局警卫处处长王济普

被迫害致死。

江青还要求将三十年代她在上海时，曾经帮助过她的保姆秦桂贞由吴法宪派专人专

机弄到北京，对秦进行秘密调查。秦先被安排在空军招待所高干客房，不许出门。接着

被捕，关押在卫戍区，并列入汪金祥、王鉴专案，直到 1975 年才获释。

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利用电台、告示，勒令“内人党党员”三日之内到各革命

委员会登记，否则一概按敌我矛盾处理。三日后，又将期限延为十日。

[按] 内人党即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之简称。内蒙人民革命党的前身是内蒙古国民党。

1925 年 10 月在张家口成立。这个党的主要成员是蒙古上层如白云梯、郭道甫、博彦满都、

福明泰、包悦卿、旺丹尼玛等。白云梯任委员长、郭道甫任秘事长。它的总目标是使“ 蒙

古民族团结一致，建立统一的国家。” 1927 年国共分裂以后内蒙古国民党在蒙古乌兰巴托

召开了第二次代表会议，撤换了白云梯的领导，正式改名为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总部设

乌兰巴托，泛蒙古主义色彩益浓，公开宣传内外蒙古合并组织独立国家，然当时很少作

为，1936 年正式宣布解散。

哈丰阿的内人党是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投降后，由原伪满的高中级蒙族官僚、军

佐组成。45 年 8 月 8 日，苏联对日宣战。10 日，哈丰阿、博彦满都等敌伪高级官僚分

别由日本官员监视，撤出王爷庙。几天以后，他们又脱离日本，回集王爷庙，打出了“ 内

蒙古人民革命党东蒙本部” 的牌子。发表《内蒙古人民解放宣言》，致电乔巴山、策登巴

尔，宣布加入蒙古人民共和国。该组织以哈丰阿任秘书长，有执行委员十三名，候补四

人。他们都是伪兴安省、伪兴安军、五三特种部队的高级官僚和高级军官。他们伪造党

史，说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在日伪时期“ 仍然在不屈不挠的秘密进行着……组织更严密……

399

作了许多有价值，有意义的工作。” 曾在 16 个城镇旗县“ 建立了党部和党支部，党员共

有一百来人。” 实际上都是完完全全的捏造。所谓的党徒都是在日本倒台以后，摇身一变，

迅速以民族主义情绪为纽带，仓卒纠合起来的。哈丰阿在首次党员大会的报告中也不能

不承认，它的所谓地下组织里，“ 为了防御特务的阴谋破坏，已发展的党员，几年过程中，

未使其本人知道本身是党员的事例，为数也不少。” 而对于某些新拉入的党徒，也往往慷

慨地追予党龄。东蒙各旗县的蒙族中稍具知识的中、青年，几乎绝大多数为这一组织所

收罗。9、10 月间，由这个党组织大搞内外蒙合并签名运动。46 年初成立了“ 东蒙人民

自治政府”，哈丰阿两次潜往蒙古，请求支持并接纳合并。由于当时的形势，苏蒙方面拒

不允许。在国内外的双重压力下，哈丰阿在 1946 年 2 月宣布解散内人党。4 月 3 日，哈

丰阿与乌兰夫达成协议，哈丰阿的全班人马，都被共产党接收，共同组成内蒙古自治运

动联合会东蒙分会。但重组内人党的活动，在 1957 年的五一大会上仍在秘密策划进行。

49 年以后，以内外蒙合并为目标的分裂主义案件屡有发生。最著名的就是所谓“ 206 案

件”，这是一封向蒙古通报内人党代表大会召开情况的秘密函件，其中说内人党拥有党员

二千余人，在 61 年召开了第一次代表会议，决定加速推翻中央残暴统治，实现合并云云，

此案积年难破。“ 内外蒙合并” 的阴影则始终隐约于内蒙东部地区。文化革命中，哈丰阿

及原内人党的一大批领导干部的历史受到追究。由滕海清（内蒙古军区司令员）所领导

的挖肃运动又开始引导群众由批判老内人党而深挖新内人党。这一运动由 1968 年年底开

始迁延一年半有余。各级单位大行逼供信，追查内人党员名单。在重刑之下，胡咬乱攀，

先是蒙族干部尽被罗入，继则汉族干部亦牵扯于中。总数究竟多少，实难统计。仅内蒙

古语文工作委员会及语言、历史二研究所共近百名干部，怀疑为内人党的则达八十余名。

即此可见一斑。

2 月末

400

国防科委党委常委在评选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的条件中，有“拥护以聂荣臻同

志为核心的国防科委党委的正确领导”之句，毛泽东知道后，严厉批评了这一提法。4

月 4 日，国防科委被迫取消这一提法。

3 月 1 日

《人民日报》转载《把无政府主义思潮从工人阶级内部清除出去》一文并加前言。

著名演员孙维世被捕入狱，10 月 14 日惨死狱中。孙是周恩来的养女。

[按] 据报刊文章揭发，毛在 1950 年访苏时，曾糟蹋过作他俄文翻译的孙维世。林彪

在与叶群结婚前，亦曾追求孙。这大概就是孙招恨于江、叶的原由。据传江曾以预备整

肃的文艺界的名单开列送周恩来，征求意见。周在审阅中见列有孙维世的名字，不觉惊

愕失声。名单退回江青后，江询知周之反应，在形成正式文件时将孙维世的名字划去，

送周最后审定。周竟复主动将孙的名字补上。大义灭亲乎？谄佞自保乎？周之为人亦可

见矣！

3 月 2 日

经毛泽东、林彪批准，在贺龙专案组内附设一分组，收存有关邓小平的材料。

3 月 4 日

3 月初，鲁迅夫人许广平给毛泽东写信，反映所藏鲁迅书信手稿丢失。（许在 3 月 3

日逝世）本日晚，周恩来、康生、陈伯达、江青责令杨成武查找。杨与北京卫戍区司令

员傅崇碧通过戚本禹了解情况，辗转于中央文革工作人员处知道材料早已存中央文革处。

3 月 6 日

据《北京日报》统计，北京的 385 所中学、834 所小学和部分大学的共一百多万学生

接受了军政训练。

中央领导接见首都大专院校学习班时，蒯大富递交密信，反映水电部有人在作专案

调查时，发现叶群曾参加过国民党战地服务团（即复兴社），五机部军代表曾指令进一步

调查的事实。

吉林省革委会成立，王淮湘任主任。在批准前夕，周恩来、康生、陈伯达、江青等

接见了革委会成员及群众代表，并讲了话。

《北京日报》报导，贯彻毛泽东三七指示，北京军训取得巨大成绩。《人民日报》进

行了转载。

3 月 8 日

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至钓鱼台国宾馆，向江青回复：所丢失的鲁迅书信，实已

存在江青住处的保密室里。江青为此恼羞成怒，指控傅崇碧武装冲击中央文革，铸成大

案。

401

3 月 10 日

两报一刊发表社论：《革命委员会好》。引证了毛的指示：“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

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

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

验有三条：一条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条是有军队的代表，一条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

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实行了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

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社论以毛指出的“要相信和依靠群众，

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为据，说“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

是我国亿万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进行夺权过程中的一个伟大创举，以鼓励

和加速全国范围的夺权。

3 月 11 日

晚，江青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北京大专院校代表和中学红代会代表汇报会上，就所

谓为二月逆流翻案，进行指责。当北京石油学院群众组织“大庆公社”批评该校另一群

众组织“北京公社”，说“北京公社”在 1967 年“反副总理”、“反余秋里，炮打周总理”、

“炮打副总理，反总理”时，江青等人勃然大怒。姚文元质责说：“你再重复一遍。”“再

说一遍”。江青也质责说：“在二月逆流里炮打谭震林对不对？谭震林不该打吗？”“你们

成了一贯正确了？对余秋里不是一批二保，而是一贯地保，倒成了正确了？”“你们就是

拥护二月逆流，就是那一派，反我们的，炮轰我们的。你们实际上是炮轰我们的。轰吧！

胆小鬼才怕呢！”“二月逆流是什么东西！（拍桌子）就是要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

司令部，推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姚文元说：“二月逆流就是要推翻毛主席、林副主

席，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中央文革，二月逆流的本质就在这里。”

吴法宪、叶群相继表示“拥护江青同志的发言。”

3 月 14 日

傅连璋被正式逮捕入狱，3 月 29 日惨死狱中。逮捕的罪名是将毛泽东、林彪的健康

情况向外扩散。

3 月 15 日

晚，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在人大会堂接见四川省革筹小组领导成员。江

青说：“目前在全国，右倾翻案是主要危险，我就不相信你们那里没有翻案风。北京学生

替二月逆流翻案，我们就轰了他一炮。”“小青年爱玩枪，打打也好，练习练习。”又说：

华蓥山游击队糟得很，叛徒太多。有人在会上汇报省革筹小组内部的分歧：“十条争论大

的是第二条、第五条。有人说，十条过时了。”康生说：“要修改二、五条，这不是替二

月镇反翻案吗？”江青说：“十条过时，就把李井泉再抬出来嘛！”“你们如果在十条上后

退半步，你们就站不住了！说十条过时，就是替李井泉翻案。”“说十条过时了，是翻案

嘛，是一股翻案风。”“今天我们炮轰你们。”从此，一度稍息的四川武斗之风复炽。

兰州市举行宣判大会，判处英国人乔治·怀特有期徒刑三年，他被指控以工程师的

身份，用特务手段窃取中国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情报。

3 月 18 日

中央发布关于成立浙江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叶群、谢富治、吴法宪、许世友、杜平等

402

接见浙江省赴京代表团。康生转述了毛泽东的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国内战争的继

续，国民党与共产党阶级斗争的继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斗争的继续。（此段语录后在

4 月 10 日《人民日报》社论《芙蓉国里尽朝晖》中正式发表，文字略有不同）。康生还宣

布：刘少奇五次被捕叛变，是个老反革命（江青插话：王光美是美国的战略情报特务），

邓小平是逃兵，陶铸是叛徒，彭德怀里通外国，贺龙是大土匪，陆定一是大叛徒，杨尚

昆是汉奸。江青也说，谭震林是叛徒。从去年冬天开始，右倾分裂风有所抬头。现在有

人替二月逆流翻案。

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 4·14 总部”致信谢富治，责问：“你和戚本禹是什么关系？

你为什么对他那样奉若神明？百般吹捧、言听计从，步步紧跟？”本月中，同时也发生

北京大学聂元梓等炮打谢富治的事件。

3 月上中旬

北京师范大学、光明日报社和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群众又在北京掀起了来

势凶猛的“倒谢运动”。（打倒谢富治）

3 月 19 日

吴德在北京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上讲话：最近发现有为二月逆流翻案的歪风。对批判

谢富治同志的大字报，他本人坚决反对去贴保他的大字报。但我个人也不赞成那些大字

报和大标语，这些大字报、大标语中，有“揪出谢富治，横扫小爬虫”、“打倒彭真第二”，

“把沾满鲜血的刽子手谢富治推上断头台”等等。

地院“东方红公社”发表对目前形势的严正声明，声明指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命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大好形势下，继以关、王、戚反党集团垮台后，社会上又刮起一股

反革命资本主义复辟黑风。他们打着批判关、王、戚反党集团极“左”思潮的幌子，炮

打无产阶级司令部；颠覆新生的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政权的柱

石——中国人民解放军；公然为“二月逆流”翻案，在社会上刮起反攻倒算黑风，全面

否定一年多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绩。这种从右的方面向无产阶级司令部发

动的猖獗反扑，是当前运动的主要危险，是两种势力，两条路线，两种前途，两种命运

的激战。

3 月 20 日

中央发布关于成立江苏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通知：决定对最高人民检察院派出军代表。

3 月中旬

陈伯达、康生、江青在多次讲话中提出所谓“阶级敌人的新动向”，即“目前在全国，

右倾翻案风是主要危险”。他们散布说：“有人替‘二月逆流’翻案，企图分裂以毛主席

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瓦解人民解放军，推翻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当

前要从思想上反右倾机会主义，反右倾分裂主义，反右倾保守主义，组织上抓黑手、坏

人，要勇敢地斗争，坚决打垮右倾翻案风，坚决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3 月 21 日

毛泽东亲自在人民大会堂 118 室召开中央文革碰头会，林彪参加并向毛报告：杨成武

大搞宗派主义、山头主义，他要把不是华北的人都搞掉。还要把跟他地位差不多的人都

打倒。杨成武跟余立金勾结得很紧，要夺吴法宪的权。毛泽东对吴法宪说：你没有错，

403

我支持你。当林彪提议以黄永胜代参谋总长时，毛说：黄永胜是秋收暴动武汉警卫团的，

不要代了，就是总长。在这次会议以前，毛曾为此两次与林密商。周恩来后来对杨成武

说：林彪在毛主席前一再揭发你，研究了四次，毛主席才答应。

中央首长接见江苏省革委会赴京汇报团和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江苏班全体学员

时，江青公开指谭震林为大叛徒。并说：从去年冬天，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

击溃了形“左”实右，击溃了钻进我们心脏里的彭、罗、陆、杨留下的一批爪牙，右倾

保守主义就冒头了，今年就大肆活动了，表现就是为二月逆流翻案。康生说：当前的危

险是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在北京有，在南京也可能有，有一小撮人替二

月逆流翻案，有的替二月逆流头子之一谭震林翻案。

郑维山在北京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上发言，防止某些人用工作上的缺点，把矛头指向

革命委员会，谁是保二月逆流的主将和干将需要弄清楚。谢富治副总理是紧跟毛主席、

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的。吴德讲话：把矛头指向谢副总理，把为二月逆流翻案的后台加

在他头上，完全是颠倒是非。

《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革命大批判要坚持开展下去》。

上海《解放日报》自本日起，连续发表社论，反击所谓右倾翻案风。本日为《迎头

痛击翻案风》、23 日为《资产阶级反动思潮必须彻底批判》、24 日为《有几个苍蝇碰壁》。

3 月 22 日

中央决定对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进行撤职处分。同时任命黄永胜为总参谋长、

温玉成兼北京卫戍区司令。

晚，中央文革召集北京卫戍区 80 余名团以上干部开会，宣布了对傅崇碧撤职的决定，

并限令立即启程往沈阳。

中央发布关于任命黄永胜为总参谋长、温玉成为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命令。

3 月 23 日

《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念念不忘阶级斗争》。

江苏省革委会成立，许世友任主任。

3 月 24 日

晚九时三十分至二十五日凌晨一时三十分，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

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等人在人大会堂接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

国防科委、国防工办、各军兵种、驻京各军事院校、北京军区部队所属各单位团以上干

部、各军区参加学习班和开会的干部以及在北京参加“三支”“两军”的干部一万余人。

当日傍晚，林彪始得到毛的指示，要他在会上讲三个问题：一是反对宗派主义，二是反

对两面派，三是哲学上的“相对和绝对”。于是林彪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宣布了杨成武、

余立金、傅崇碧的所谓“罪状”。周恩来在会上竭力颂扬、阿谀江青，领头高喊：“誓死

保卫江青同志”， "向江青同志学习” ，“向江青同志致敬”。并表示“完全拥护林副主席

刚才宣布的伟大领袖、伟大统帅的英明的决定和命令”，“我们要永远忠于中央文革”，

“你们继续揭发，有可能在杨成武后头还有黑后台。”江青、陈伯达、康生、姚文元也相

继讲话。陈伯达说：在文化大革命中，第一次伟大胜利是“揭发了彭、罗、陆、杨”，第

二次伟大胜利是“打倒刘、邓、陶”，第三次胜利是“把‘二月逆流’击溃了”，第四次

伟大胜利是“把刘、邓、陶留下的一些爪牙，隐藏在文化革命小组里面的小爬虫——关、

王、戚或者王、关、戚揭露出来了”，第五次胜利“就是把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揭露

出来了。”陈还就“大树特树”一文作了点“自我批评”，说由于杨“不断催”，也就“让

404

它发表了”。康生讲话，表示“完全拥护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及时的既严肃又宽大的英

明决定”，认为“应当说江青同志起了巨大的作用，树立了特殊的功绩”。他在肆意攻击

“二月逆流”之后说，“我相信杨成武背后还有后台的，还有黑后台的”。散会前，毛从

休息室走上主席台，接见全体与会者。

浙江省革委会成立，南萍任主任。

3 月 25 日

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委会全体会议上说：“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是当前主要的

危险，我就很晚才知道主席这个精神。我们一直在搞反派性，已经很危险。”

军委办事组改组，黄永胜任组长，吴法宪任副组长，成员为叶群、邱会作、李作鹏。

旋即决定军委常委不再开会，办事组完全取代了军委。

3 月 27 日

下午二时半，首都军民十万人，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了“彻底粉碎‘二月逆流’

新反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誓师大会”，会上正式宣读了中央关于撤销杨

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的职务和对黄永胜、温玉成的任命的命令。江青在会上作了主要

发言，她首先把作为“右倾翻案风”的代表杨、余、傅和极“左”思潮的代表王、关、

戚联在一起。接着又大谈傅崇碧带着武装，擅闯中央文革所在地。又说“北京大学有两

个战斗组织，给毛主席、林副主席以及我们一封信。当时我们在开会，我没有收到。我

委托谢富治同志再去找这封信来，但是发生了怪事了。傅崇碧派了一个叫什么××的人，

到北京大学去要底稿，要什么名单，要后台。这是不正常的。他们这样就剥夺了革命群

众向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反映材料的权利……”。

[按] 据于南《林彪集团兴亡初探》（《十年后的评说》第 82 页）所记：江青勾结林

彪整杨成武是因为当时从上海、北京弄到一些有关她的材料，都存放在杨成武那里，杨

感到不好处理，一直未动，江青知道后大发脾气，说你想放长线钓大鱼吗？这份材料当

指红卫兵清理上海图书馆所发现的 1937 年蓝苹所写的《我的一封公开信》，中央文革碰

头会曾就此大加吹捧，呈送毛、林，毛批“ 我就是从此认识江青性格的”，在本日召开的

群众大会上，周恩来亦就此对江青大肆吹捧。后来这批材料经林彪批准，在中南海销毁

了。然此处所说北京大学给毛泽东的信，我怀疑是指 67 年 12 月 22 日北大有人反映《伍

豪启事》一事，则其矛头实指周恩来。

黄永胜在军委办事组会上提出整关于叶剑英的材料，说：“看起来他的问题不少，要

把材料搞起来。”会议决定由李作鹏分管材料组日常工作。当时，一些群众组织从《诚报》

上找到 1934 年 12 月筠门岭战斗中，叶剑英曾被俘，在报纸上发表了反共启事。毛泽东

在看到上报的材料后，批示：“这个《反共启事》是国民党特务凭空伪造的。我们可以证

405

明，登这个启事的时候，剑英同志已离开该地几个月了，正和我在一起。毛泽东”

张春桥在接见浙江省革委会委员时说：上海“右的东西出来了，保守思潮抬头了，出

来拉队伍了，说：‘造反派只能打天下，不能掌天下，掌天下还得我们来掌’。”“赤卫队

又上街贴标语了，要恢复组织。”

3 月 28 日

毛、林、周接见黄永胜、吴法宪等，毛说：军委就是办事组，由林副主席直接管，

军委常委可以不开会了。

北京大学聂元梓校文革与反对派“井冈山”发生武斗。反对派退据西南数楼固守，

在长期围困后，4 月 26 日溃败。

3 月 29 日

傅连璋在狱中被迫害致死。

3 月 30 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革命委员会好》。

3 月

《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大纲》拟定（因在京西宾馆讨论，故又简称《京西大纲》）。

67 年底，中共中央决定编写《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一书，林彪任主任委员，杨成武、

吴法宪、张秀川等组成编写组。大纲在突出吹捧毛泽东的同时，又不顾事实，突出林彪。

如林彪在南昌起义后率部至井冈山与毛会师，接受毛领导之类。林彪写信赞扬说：写得

不错。江青则根据毛的意见，批示：写得不好，不实事求是，都烧掉。

河南刘建勋在郑州地区工代会上说：“现在有那么些人在搞秘密串连，开黑会，造谣

言，放暗箭，千奇百怪的‘为什么’满天飞，大造反革命舆论，叫嚷什么‘二月黑风不

黑’，把河南的一派大好形势诬蔑为‘比二月黑风还要黑’，甚至扬言：‘中央对河南问题

要重新表态’，‘把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要解放河南’，‘要彻底翻身’。在洛阳

街头上竟出现‘打倒谢富治’的反革命标语。……他们以反派性为名，抹煞路线斗争，

恶毒攻击无产阶级革命派，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安阳还出现了“中国

两个司令部的性质还不一定”，“特别重要的是恢复中国近十几年的历史”等类的言论，

甚至高挂刘少奇的像。

江青在八个专案组会议上讲话：“有个案子，我很不满意。王世英说他半身不遂，还

能全家去照像，摔了一跤也没死。你们右倾。要审讯，死就死。要狠狠地斗，集中火力，

几个人不行，要一二十人狠狠斗。有的要死，是他自己要死，阎王请他吃烧酒。”

上海著名京剧演员周信芳以“反共老手”罪名被拘留，摧残致死。

4 月 1 日

吴法宪宣布：军队重要文电今后不再抄送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刘伯承。

4 月 3 日

李作鹏向中央写信，揭发贺龙、叶剑英配合刘、邓、陶企图篡党乱军。主要内容有：

1.勾结刘邓陶，为罗瑞卿翻案；2.叶与贺龙勾结，在海军大反林副主席；3.1966 年 6 月，

叶伙同贺，背着林副主席，擅自向海军派出庞大的工作组；4.此工作组的目的是打倒李作

鹏、王宏坤、张秀川，然后进攻林副主席；5.伙同萧华、杨成武，拒不传达林副主席对我

406

们人的评价和指示。6.极力包庇苏振华；7.与陶勇关系密切；8.包庇苏振华死党方正平、

卢仁灿；9.在文化大革命中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该信由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①签名。

4 月 4 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转发黑龙江省革委会关于大专院校毕业分

配工作报告的批示，要求按照毛主席这一指示，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

基层，对大、中、小学一切学龄已到毕业期限的学生，一律及时地做出适当安排，做好

分配工作。

中央发出关于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4 月 5 日

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以“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者”的罪名，被捕入狱，监禁达七年

多。

《人民日报》发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两条路线斗争》一文。

4 月 6 日

中央发布关于成立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黄永胜与广州部队副司令员江燮元谈话，指示今后不要给叶剑英打电话，有事找军

委办事组。“今后军委常委不执行权力，办事组代替军委常委。”从此老帅们被彻底剥夺

了对军队的领导权。

就社会上纷传“杨余傅有黑后台”事，聂荣臻打电话质问叶群。叶回答说：没有点

名嘛！翌日，聂写信给毛泽东，说明自己与杨成武的工作关系及对杨的看法，要求见毛

泽东面谈。

4 月 7 日

重庆两派在国营长安机器厂大行武斗，一直连续至本月底，动用了轻重机枪、大炮

及坦克等武器，工厂成为一片废墟。

4 月 8 日

湖南省革委会成立，黎原任主任。

著名安徽黄梅戏演员严凤英被迫害服药自杀。死后竟被当场剥光衣服解剖，检查体

内是否装有发报机。

4 月 10 日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为庆祝湖南省革委会成立，发表社论《芙蓉国里尽朝晖》

一文，文中除正式公布了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共产党与国民党长期

斗争的继续的奇谈怪论外，突出地提到，“要有力地批判右倾翻案妖风”。

周恩来让秘书打电话给聂荣臻，传达毛的批复：“荣臻同志，信已收到，安心养病，

勿信谣言。”

刘兴元向黄永胜密报关于叶剑英筠门岭被俘的调查材料。

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委会成立，康健民任主任。

4 月 11 日

① 王宏坤，海军第二政委：张秀川，政治部主任。

407

中央通知全国深入学习 3·24 及 3·27 首长讲话。

王洪文在“工总司”委员扩大会议上说：“最近，社会上刮起了一阵右倾翻案妖风。

明显的特点是：否定革命造反派，否定一月革命，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翻案，为走资派、

叛徒、特务翻案，并且企图从组织上搞垮革命造反派，颠覆革命委员会，搞反夺权，矛

头直接指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他们公开叫嚣：‘一月

革命就是牛鬼蛇神篡党篡政，现在到时候了，就是要把你们夺去的权夺回来。’……有些

厂的原‘红卫军’、‘赤卫队’头头，密谋策划，在造反队门口刷上‘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的大幅标语，并且组织大字报围攻造反队。有一个工厂已经解放的一个支部书记，公开

提出过去批判他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错了，要造反队给他平反。……有的参加过‘赤

卫队’的人提出：‘过去我保的干部解放了，证明我保对了，你们造反队造反造错了。’”

4 月 12 日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不到长城非好汉》，说：“当前，要特别警惕

右倾保守思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右倾分裂主义，反对山头主义和宗派主义，反对两

面派，打退阶级敌人的翻案妖风，粉碎他们的复辟阴谋。”

山东王效禹，为效忠江青，对省公安厅、济南铁路公安局曾参与调查江青的哥哥李

干卿反动历史的工作人员，以陷害江青的罪名，报告中央文革。李干卿，1901 年生于山

东诸城东关，1921—23 年间任张宗昌部 47 旅文书，日伪与国民党时期，曾任警长、巡官、

局员、津浦铁路防奸组组员。

文汇报社“星火燎原”组织头目朱锡琪等散发《十个为什么》的传单，公开炮打张

春桥。时社会上有传说霍士廉揭发张春桥是一个叛徒；3·24 北京大会上张又因故未出席，

故朱等乘机而动，上海街头大量出现“揪出叛徒张春桥”的大标语。吴法宪奉命飞上海，

在市革委会上声明张仍然是文革小组副组长、南京军区第一政委、上海市革委会主任、

上海警备区第一政委。打张的企图立刻被扑灭。

上海反张春桥的群众组织散发传单，揭露张春桥家属反动面目。

4 月 13 日

中央发布清理敌伪档案小组将香港《工商导报》1934 年 6 月 4 日与 11 月 29 日报导

叶剑英准备投敌的文章，在谢富治授意下抄报毛泽东。毛批：“还是老一套谣言，早已看

过，现在又送来。”

4 月 14 日

中央发布关于成立安徽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4 月 16 日

毛泽东发表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

4 月 18 日

安徽省革委会成立，李德生任主任。

4 月 20 日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胜利》，说：“当前要特别

警惕和坚决反对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右倾保守主义”。同时提出要对派性进行

阶级分析，号召坚持无产阶级派性。

408

4 月 23 日

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与近日分裂出来的“四·一四井冈山兵团”发生大规模武

斗。

4 月 25 日

在中央政治局听取山东王效禹汇报的会议上，江青指责公安厅调查其兄李干卿历史

是“对着我和毛主席”。翌日，中央派员前往山东负责处理。参与调查的王茂青、于杰等

被捕，长期监禁在秦城监狱。

4 月 27 日

《红旗》发表评论员文章《对派性要进行阶级分析》。

黄永胜的秘书李必达发现黄伙同叶、李、邱秘密搜集叶剑英的材料，写信给毛泽东

反映情况，将信交北京卫戍区司令温玉成。温将信交给了叶群。李必达随即被逮捕。

康生对中央专案第二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说：体委是贺龙现行反革命活动的地点，他

给体委发枪炮，炮安在什刹海，炮口对准中南海。

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陆洪恩因不同意批判“三家村”，被单位直接扭送公安局，于 66

年 5 月 28 日被捕。今天被宣判死刑，立即执行。陆于行刑前发表 20 分钟演讲，全面指

责文革之罪，他说：“我想活，但不愿这样行尸走肉般地活下去。”“不自由，毋宁死。文

革是暴虐，是浩劫，是灾难，我不愿苟且偷生。” 陆以“反革命罪”被拘捕，家人受株

连，16 岁的儿子被发配新疆。在上海芭蕾舞团教钢琴的妻子也被扫地出门，于 1981 年在

受尽折磨、身心憔悴、疾病缠身后去世。

4 月 28 日

陈伯达、谢富治等接见公安部领导小组成员，谈及“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一案时，

陈与谢指示：老板在后台。后台不是一般人。破案是起点，不是终点。8 月 19 日、12 月

6 日，陈伯达、谢富治又两次接见专案组，指示往上追。

4 月 29 日

林昭被秘密处决。

林昭，原名彭令昭，1935 年出生于苏州。1954 年以江苏最髙分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

新闻专业。1957 年被打成右派。1960 年，以创办地下刊物，抨击时政，被捕入狱，关押

在上海提篮桥监狱。狱中 8 年，林昭屡屡割破血管，以血写诗，以血抗争。被处决后，

上海市公安局派专人到林昭家中，向林母许宪民讨要处决林昭的 5 分钱子弹费。

陆定一正式锒铛入秦城监狱。编号为 68164 即 68 年特级囚犯第 64 号。

清华大学两派为抢夺两辆运米的补给车再次械斗。

4 月 30 日

中央发布关于成立陕西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4 月

林彪指令北京部队召开党委扩大会，策动批判“华北山头主义”。江青、陈伯达指聂

荣臻是“华北山头”的后台。

中央专案组核心领导小组讨论通过《刘少奇 1941 年勾结日伪充当汉奸罪行的初步审

409

查报告》。1946 年周佛海在狱中所写《自白附录》中有“1943 年共产党派冯龙来沪，表

示愿意与南京政府合作”云云。周的日记中则明载“毛泽东密派代表冯龙来沪见余。”刘、

王专案组副组长在影印周佛海日记时将“毛泽东”三字遮盖，据以作为刘少奇通伪罪状。

此事受到周恩来的批评。该副组长在 6 月 4 日作了检讨。然三个月以后，又在江青坚持，

康生附和下把它列入刘的罪行录。冯龙即冯少白。

[按] 文革中，内务部造反派审查曾山时，了解到抗战时，曾山在新四军军部任组织部

长，当时，按照延安党中央的指示，曾和日本人有过接触。毛在抗日期间，曾派多人多

渠道与日、伪勾结，其中主要通过潘汉年进行。潘不幸以掌握机密太多，1955 年即遭毛

终身监禁，1977 年 4 月 14 日死于湖南茶陵劳改地。死后仍不准用本名，墓碑作“ 萧淑

安之墓”。

黄永胜在总参说：总参出了不少坏人，有黄克诚、罗瑞卿、张爱萍、王尚荣等，他

们是不能翻案的，不能翻天的。

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被诬指为组织“翻案集团”，横遭迫害。

5 月 1 日

《人民日报》、《红旗》、《解放军报》发表社论《乘胜前进》，说：“要坚决反对右倾

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粉碎右倾翻案风。”

陕西革命委员会成立，李瑞山任主任。

5 月 2 日

清华大学两派又一次械斗。

5 月 3 日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延安精神永放光芒》提出：在当前，要坚定地反

对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

5 月 5 日

中央文革通知全国学习《革命委员会好》等文章。

5 月 7 日

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委会会议上说：“反掉无产阶级派性还行吗？过去讲错了，毛主席

给我们纠正啦！”

黑龙江省革委会在毛泽东《5·7 指示》发表两周年之际，组织大批机关干部下放劳

动，在庆安县柳河开办一所农场，命名“五·七干校”。

5 月 8 日

410

毛泽东召林彪、周恩来、康生、陈伯达、江青、许世友、谢富治、李富春到住地开

会，澄清“伍豪脱党事件”。

中央发布关于成立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5 月 10 日

辽宁省革委会成立，陈锡联任主任。

5 月 12 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布对全国体育系统实行军管的命令。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东北大地红烂漫》中，提出要“抓紧两个阶 级、

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 投降主义，粉碎

右倾翻案风。”

广西武宣县发动数县农民攻打少数派占据的县城，13 日武斗结束，将抓获的九十余

人就地处决，并斩头截足，活祭“英烈”，一部分人的心肝被与猪肉同煮分食。

5 月 13 日

姚文元将《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一文呈交毛泽东。

5 月 15 日

北京市革委会通过关于清理阶级队伍工作中几个问题的通知。谢富治就清队问题作

了讲话。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清理阶级队伍工作中几个问题的通知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五日经市革命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体会议通过）

一、各级革命委员会和各单位的军管会，必须加强对这一工作的领导。认真组织群众反复学习

毛主席最新指示和中央文革小组负责同志在北京文艺座谈会和工人座谈会上的讲话，充分认识清理阶

级队伍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二、清理阶级队伍，必须同革命的大批判紧密结合，

三、必须正确执行党的政策，掌握准、狠、稳的原则。要严格区分“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

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区别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

四、要注重调查研究，只许文斗，不许武斗，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

革“六·六”通令。任何团体和个人，都不准私自抓人，都不准私设公堂。严禁打人和其它形式的体

罚，打死人是犯法的。严禁逼、供、信。要反复地交代政策，给予出路，防止发生自杀。要采取严肃

慎重的态度，掌握确凿的证据和材料，不要轻信口供，谨防阶级敌人陷害好人，搞阶级报复。要把群

众揭发同专案调查紧密结合起来，一般定案处理要放在运动后期。

五、在没有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单位，揪斗混入群众组织中的坏人，“要靠那个组织自己发动群众

去处理。”

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关于清理阶级队伍问题的讲话：

第一条：关于组织广大群众活学活用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和中央、中央文革的一系列指示，这是

首要的，必须狠抓、抓好。当前，要反右防“左”，以反右为中心，要注意防止扩大打

击面。

第二条：清理阶级队伍必须同革命的大批判紧密结合。

第三条：正确执行党的政策。

411

第四条：要注意调查研究，只许文斗，不许武斗，

第五条：是说没有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单位，没有权力机构，清理工作不成熟的，暂不要自流的

去搞，这一工作必须要有组织、有领导的进行。

5 月 16 日

康生攻击贺龙，说：由贺龙的历史投敌叛变，联想贺龙现行反革命活动绝不会没有，

可以由历史这个此，到现实这个彼。

张闻天与夫人刘英被监护审查。对所谓 61 人叛徒集团案，张闻天作为当时党的总书

记，决定独自承担责任，承认“六十一人出狱是经过我签字批准的，当时我是中央负责

人。”康生、江青派人训斥张闻天“把水搅浑了”，“这个案子是刘少奇背着中央搞的。”

暗示张把责任推给刘少奇。张表示拒绝。旋遭拘禁，长达 523 天。

清华大学两派又一次械斗。

5 月 17 日

两报一刊编辑部发表《划时代的文献》一文。由毛泽东亲自审阅，并加上“坚决反对

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彻底粉碎右倾翻案的妖风。”

[按] 68 年春之反右倾斗争，当时的提法是反右倾翻案、右倾分裂、右倾投降。揪出来

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这是林彪与江青合作，夺取军权的举动，其矛头并指聂荣臻、

叶剑英，并遍及周恩来和诸元老派人物。此中奥秘，待发者多矣！盖以十二中全会即将

召开，双方为争夺权力，又一次暗行较量。然其时对下控制已严，故其真正内幕老百姓

已懵然难明。

5 月 18 日

《人民日报》就刊登《划时代的文献》一文发表按语。

中央发布通知，今后不要再用“世界革命的中心——北京”这一提法：

最近毛主席批评了在一个文件中用了“世界革命的中心——北京”这种提法。毛主席再一

次指出：“这种话不应由中国人口中说出，这就是所谓‘以我为核心’的错误思想。”

毛主席的批评，应引起各级党、政、军、群及驻外使馆的注意。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应坚

决贯彻执行。今后，不论在报刊上（包括各种小报），在内部文件中，在各种讲话中，特别在接

待外宾时，一律不要再用“世界革命的中心”的这种说法。对于“以我为核心”的错误思想，应

经常警惕和批判。

5 月 19 日

毛泽东就姚文元 13 日送呈的《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

一文批示：“在我看过的同类材料中，此件是写得最好的。”“建议此件批发全国。”

5 月 21 日

为支持各国工人，声援法国学生反对政府教育制度和抗议政府镇压的斗争，北京 20

412

万群众今天举行示威游行。一周之内，全国大小城市二千万群众上街游行。

5 月 23 日

杨德中将自去年 11 月以来，贺龙陆续写给毛、林、周、陈、康、江、李（富春）的

信件转交贺龙专案组。专案组向黄永胜请示，黄批示：均予封存专案组，待后处理。吴

法宪、李作鹏画圈同意（叶群有病），黄同时对专案组人员说：“贺案很重要。是大土匪、

大军阀、大阴谋家。这案很大，面很宽，有很多人，要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努力。”

陈伯达、谢富治、吴法宪批准陆定一专案组所作正式逮捕陆定一的报告。

5 月 25 日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将《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

对敌斗争的经验》一文转发全国，要求各地“有步骤地、有领导地把清理阶级队伍这项

工作做好。”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旋即在全国展开。

5 月 28 日

中央发布关于成立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解决干部问题的基本出发点》。

5 月 29 日—30 日

5 月 29 日，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文攻武卫总指挥部”头头开会，决定 5 月 30 日凌

晨 3 时攻打在清华大学东区浴室楼的 4·14 据点。蒯大富下令拉闸断电，发出进攻信号，

先后使用偷袭、强攻、火攻等手段，造成学生卞雨林、许恭生和工人段洪水死亡。参战

的还有外校的一百多名学生。

5 月 31 日

四川省革委会成立，张国华任主任。

5 月

邱会作指使人编造出叶剑英反党、反毛主席、反对文化大革命的罪行材料 30 条。

康生、谢富治制造以冯荃平、邢相生为首的旧北京市公安局反革命集团案，指冯等

曾与美蒋特务勾结，进行间谍活动。

江青以黄永胜在军队调动的请示报告上，不再把毛直至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的名字

都列上，指责为军党论，目无中央，并宣布取消黄率团出访阿尔巴尼亚，停止黄和吴法

宪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周恩来曲意调停。毛也令江青检讨。这是林、江两集团矛盾公

开的第一出戏。

6 月 12 日

广西武宣县东城街上墟亭召开的批斗会上，王春荣当场将被批斗者黄振荃等人挖取

心肝，与人分食。18 日，武宣县中学在批斗会上打死语文教员与地理教员；黄茆亦有六

人被打死，皆被分尸肉食。这种野兽行为 7 月间在该县多次发生，名之曰“人肉宴席”。

6 月 14 日

贺龙由中央办公厅保护改为由中央专案第二办公室作为审查对象实行监护。分设在

这个专案组的邓小平专案组也大规模开展外调取证，在此后的一年半时间里，先后分派

413

包括成员 223 人的 93 批外调小组，在全国 15 个省市提审取证。

6 月 15 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 1967 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工

作问题的通知》和《关于分配一部分大专院校毕业生到解放军农场去锻炼的通知》，要求

毕业生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与工农兵相结合。凡 1966、67 年的

大专毕业生，包括研究生，一般都必须先当工人农民。一部分安排到解放军农场，进行

锻炼。到农场去的学生一律实行军事管理，过战士生活，按部队组织形式单独编成连队，

但非现役军人。

6 月 18 日—22 日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总统尼雷尔访华。

6 月 20 日

第一个为中国获得乒乓球世界冠军的容国团被逼自杀，遗书说：我不是特务，不要

怀疑我。

6 月 26 日

江青因中央专案组只将摘抄送她而大发淫威，写信说，这“有夺权的现象”，“如果

我不尽责或犯了大错误”，“撤了我的职好了”。谢富治、汪东兴急忙作了书面检讨，承认

向江青同志请示汇报不够，“不是技术问题，而是重大的组织原则和政治原则问题。”

6 月 29 日

《人民日报》报导由江青“培育”和“率领”的“样板团”将在 7·1 公演“样板戏”。

6 月

黄永胜利用文年生（广州军区副司令员）案，追查“黑线”，并将所得材料送交叶群，

指叶剑英等开“黑会”，“密谋发动反革命政变，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

7 月 1 日

两报一刊发表《发扬党的紧密联系群众的作风》一文。

《新华社》报导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47 周年晚会情况。

7 月 3 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武斗严重，中央发布立即停止武斗、保证铁道运输的布告。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布告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向全面胜利迅猛发展。

全国形势空前大好。广西壮族自治区和全国一样，形势也是一片大好。

但是，最近两个月来，在广西柳州、桂林、南宁地区，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最大的一小

撮走资派及其在广西的代理人、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蒙蔽和欺

骗一部分群众，连续制造了一系列反革命事件：

第一，破坏铁路交通，至今不能恢复通车；

第二，胆敢抢劫援越物资，拒不送还；

第三，连续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部队，抢夺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杀伤人民解

414

放军指战员；

第四，在中央发出“六·一三”特急电报以后，拒不执行，继续顽抗。

中央认为，这是一小撮阶级敌人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抗美援越斗争、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命的反革命罪行。

中央相信，广西两派革命群众组织和广大革命群众是要革命的。他们对这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反革

命罪行是极其不满，极其愤慨的。有些人跟着别人干了坏事，绝大多数是受蒙蔽的。

为了迅速制止这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反革命罪行，中央号召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

在广西革筹小组的领导下，在人民解放军驻广西部队的支持下，努力实现以下各点：

一，立即停止武斗，拆除工事、撤离据点。首先撤离铁路交通线上的各据点。

二，无条件地迅速恢复柳州铁路局全线的铁路交通运输，停止一切干扰和串连，保

证运输畅通。

三，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援越物资。

四，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

五，一切外地人员和倒流城市的下乡上山青年，应立即返回本地区、本单位。

六，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破坏交通运输、冲击监狱、盗窃国家机密、私设电台

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依法惩办。

党的政策历来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必办，胁从不问，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两

派群众组织中的坏人，由两派群众各自清理；同时，要把一个组织混进了坏人同这个组织严格区别开。

中央相信，一小撮阶级敌人制造的反革命事件，只能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和

广大革命群众、驻广西的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广西广大革命干部，一定能够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

想伟大红旗，坚定地站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牢牢地掌握革命斗争大方向，向阶级敌人发动

猛烈进攻。这一小撮阶级敌人的阴谋必然遭到可耻破产。广西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会越来

越好，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必将在阶级斗争的凯歌声中诞生。

[按] 广西武斗，在全国可算是最严重的典型。由 67 年 4 月 22 日联合冲击广西日报

的造反派“ 南宁 4·22 火线指挥部”，发展为“ 广西 4·22 革命行动指挥部”（简称“ 4·22”），

与由支持韦国清的“ 支韦派” “ 南宁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 发展为“ 5·25 革命

行动指挥部”（后改为“ 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简称“ 广西联指”）长期对立，

大打出手，后者得到广西军区的支持，前者则得中央文革的肯定。（67 年 8 月 24 日周恩

来接见广西两派代表时，周说：“ 4·22” 是造反派，“ 广西联指” 是群众组织。）然在韦国

清不能打倒的情况下，“ 广西联指” 始终成为广西境内实力最强的一派，造反派则因有中

央的支持而有恃无恐，故武斗愈来愈升级，相持不下。《系年录》第一二九卷摘引《广西

文革大事记》所载 1968 年 4 至 7 月情况，可见一斑。有关文革中广西武斗及保韦派滥杀

和食人的残酷情况，《炎黄春秋》2012 年第 11 期所载晏乐斌《我参与处理广西文革遗留

415

问题》一文，详细记述了当时的可怕景像，读者自可参考。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通知：小学、初中学生按过去规定时

间放暑假，教职员工不放假，继续进行本单位的斗、批、改；高中、中专和大学不放假，

要抓紧进行高中毕业生的安排和中专、大专院校毕业生的分配工作。

7 月 4 日

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文攻武卫总指挥部”所属学生张行开枪打死同学朱育生。翌

日，胡远开枪打死同学杨志军。

7 月 5 日

邓小平向党中央提交关于历史问题的交待。他说：对我这样的人，怎样处理都不过

分。我保证永不翻案，绝不愿做一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我的最大希望是能够留在党内，

请求党在可能的时候分配我一个小小的工作，给我以补过自新的机会。我热烈地欢呼无

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7 月 9 日

中央发布《关于查阅中央管理干部的档案的规定》。

《人民日报》刊登文章，批判物质刺激与利润挂帅。

重庆两派在国营嘉陵机器厂重开大型武斗，轻重机枪、大炮、坦克全出动，四个车

间被炸塌。重庆各地在本月上旬内武斗频仍，动用了水陆坦克、四 O 火箭筒、高射机枪、

野战炮等重武器，并抢夺援越物资。据不完全的统计，四川武斗死 1544 人，伤了万余人，

毁房 4 千余间，击沉船只 40 多艘，直接造成经济损失 30 亿元。

在广西武斗中，食人之风，益形发展。本月 1 日，武宣县桐岭中学校长被学生乱棒

打死分食。10 日，三里区上江公社在批斗会上将庞天龙等四人乱棒打死分食。

7 月 11 日

《人民日报》发表《灵宝县领导班子精兵简政密切联系群众》一文时所加按语。认

为“如果大多数的革命委员会把清理阶级队伍、实行精兵简政这两件工作抓好了，就是

从组织上巩固和发展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

7 月 14 日

李作鹏在海军工程部的一份材料中批示：“工程部有那么一股逆流”。致使 19 名干部

遭到诬陷。

7 月 15 日

“广西联指” 炮轰“4·22”控制的解放路百货大楼、区展览馆，历时十数天。军区

派军队参与进攻，至 8 月 5 日，战斗结束，十二条街道成了一片废墟。“4·22”派被打

死 1340 人，俘虏 6445 人。

7 月 18 日

《人民日报》发表短评《把清理阶级队伍和革命大批判结合起来》。

416

7 月 19 日

根据毛泽东指示，中央转发湖南驻军支左领导小组关于宣传贯彻 7·3 布告的情况的

通知。

7 月 21 日

康生亲笔写了一封“绝密信”，信封上署名“要件，即呈江青同志亲启”。信中写道：

“送上你要的名单。”名单中有八十八名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分别被诬为

“特务”、“叛徒”、“里通外国分子”、“反党分子”；列为“靠边站的尚未列入专案的”有

七名；列为“有错误的或历史上要考查的”二十九名。共占一百九十三名八届中央委员、

候补中央委员的百分之六十五左右。他们是：

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陈毅、彭德怀、贺龙、李先念、谭震林、李井泉、陶铸、徐向

前、聂荣臻、叶剑英、乌兰夫、张闻天、陆定一、薄一波、宋任穷、王稼祥、罗瑞卿、刘宁一、刘澜

涛、杨尚昆、胡乔木、王任重、萧劲光、粟裕、萧克、陈少敏、王震、曾山、欧阳钦、王树声、王恩

茂、邓华、邓子恢、谭政、刘晓、李维汉、杨秀峰、张际春、程子华、伍修权、钱瑛、王从吾、马明

方、李葆华、许光达、林铁、郑维三、徐海东、萧华、胡耀邦、习仲勋、安子文、吕正操、张经武、

廖承志、叶飞、杨献珍、张鼎丞、舒同、潘自力、杨勇、黄火青、陈漫远、苏振华、冯白驹、范文澜、

李坚真、高克林、钟期光、江华、李志民、杨成武、章汉夫、帅孟奇、刘仁、万毅、周扬、徐子荣、

刘澜波、奎璧、区梦觉、朱德海、张启龙、马文瑞、王世泰、廖汉生、洪学智、章蕴、徐冰、廖鲁言、

宋时轮、周桓、陈丕显、赵健民、钱俊瑞、蒋南翔、韩光、李昌、王鹤寿、陈正人、赵毅敏、孔原、

张苏、杨一辰、赵伯平、张爱萍、姚依林、汪锋、方毅、王尚荣、刘震、张劲夫、李颉伯、廖志高、

江渭清、谭启龙、张仲良、张平化等。

7 月 22 日

《人民日报》发表由《文汇报》、《新华社》记者所写的《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

技术人员的道路》（调查报告）一文，并加了按语。按语中引用了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大

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

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

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即“7·21 指示”）

七·二一指示发布后，上海机床厂率先贯彻，创办了 7·21 工人大学。各地相继仿行，

方式各异，据统计，截至 1972 年全国 7·21 大学达 68 所，学生 4000 人。“大学”之滥，

自大跃进始，迁兴迁废，至是又起新潮。

7 月 24 日

中央就陕西武斗问题发出布告。

最近以来，在全省一些地方，煽动、蒙蔽、欺骗少数人，不断挑起武斗，组成专业的武斗队，

连续制造了一系列极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

一、抢劫国家银行、仓库、商店；

二、烧毁和炸毁国家仓库、公共建筑和人民房屋；

三、抢劫车船；中断铁路、交通、邮电，私设电台；

四、 连续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部队，抢夺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杀伤人民解 放军的指战

员；

五、拒不执行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历次发布的有关通令、命令、通知和布告。

中央认为，这是属于一小撮阶级敌人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国家社

会主义建设的反革命罪行。

417

为了迅速制止这一小撮阶级敌人这种反革命罪行，中央特再重申：

（一）任何群众组织、团体和个人，都必须坚决、彻底、认真地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的

“七• 三布告”，不得违抗。

（二）立即停止武斗，解散一切专业武斗队，教育那些受蒙蔽的人回去生产。拆除工事、据点、

关卡。

（三）抢去的现金、物资，必须迅速交回。

（四）中断的车船、交通、邮电、必须立即恢复。

（五）抢去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必须立即交回。

（六）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抢劫、破坏国家财物，中断交通通讯，私设电台，冲击监狱、

劳改农场，私放劳改犯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及幕后操纵者，必须坚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依法惩办。

中越两国关于中国给予越南经济、技术援助的协定和议定书在北京签字。

7 月 25 日

中央首长接见广西来京学习班成员。

7 月 27 日

为制止清华大学“团派”与“414 派”间长期武斗，毛泽东指示派由首都钢铁公司、

北京内燃机总厂、新华印刷厂、北京针织五厂等厂矿工人组成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进驻该校，队员达五千人。嗣后全国学校机关，皆有军工宣队之派遣。同时期，北京不

少高校两派武斗严重，继清华大学之后，至 8 月 29 日，工宣队进驻了北京地区的全部大

专院校。

[按] 文化革命初，刘邓所派者为工作组；现在，在学校派性对立，武斗恶性发展，

无法控制的情况下，毛泽东则乞灵于“ 工宣队”、“ 军宣队”。就其素质而言，刘邓所派者

为各级干部，毛所派者则为军内欲转业淘汰之下级军官与工厂内无所事事之工人。有中

学落榜的青年，迫而入厂充工人。文化革命中，则被选充工宣队进驻大中学校，俨然领

导。而被指为“ 臭老九”，需接受其领导与改造者，往往即当年小学同班而成绩较优，能

考入大中学校者。机关、学校两派之争，原是争夺本单位领导权力的争斗。军工宣队进

入，领导权理所当然的是属于工人阶级，原派性斗争的双方，都成为互斗的牺牲品。于

是而万念俱灰，所谓逍遥派的队伍迅速扩大。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通知：中央决定对教育部实行军事管

制，成立军事管制小组，朱奎任组长，渠维瑛任副组长。（1969 年 5 月 21 日，中央任命

刘鸿益接替朱奎的组长职务。）

418

7 月 28 日

凌晨 3 点半到 8 点半，毛泽东、林彪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召见聂元梓、蒯大富、

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要求制止武斗。“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

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毛还说：大学还要办，讲了理工科，并没有说文

科都不办。搞不出名堂就拉倒。接见后，谢富治把五人留下，共同写定了回校后传达的

《毛主席关于制止武斗问题的指示精神要点》。

8 月 4 日

中央转发《处理芜湖问题的综合报告》的通知。通知说：安徽的经验进一步表明，

“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它是推动各地区无产阶级

文化大革命向前迅猛发展的有力武器，对全国各地都有普遍指导意义。

叶群打电话给吴法宪，说：罗瑞卿手术问题，林彪不同意，要推迟进行。要搞出材

料来。如果手术后不好，什么材料也不能写了。罗瑞卿在收押中，六月中提出作腿部手

术。8 月 3 日罗瑞卿专案组将这一要求上报叶、江、陈、黄、吴五人。叶群用林彪的名义

对吴法宪作了上述指示。

8 月 5 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在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下团结起来》，文

章批判了所谓“多中心论”。“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是全党、

全军、全国和广大革命群众唯一的领导中心。全党、全军、全国只能有这样一个中心，

不能有第二个中心。我们要把亿万革命人民都紧紧团结在这个领导中心的周围。所谓“多

中心论”是一种资产阶级山头主义、个人主义的反动理论，它涣散革命队伍在毛泽东思

想基础上的团结，妨碍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贯彻执行。”

8 月 6 日

毛泽东将芒果转送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以示慰问和支持。

8 月 7 日

黄永胜批准推迟罗瑞卿进行手术治疗，以便进行不间断审讯。

广西上林县乔贤乡木山大队为武斗死亡的民兵开追悼大会，当场处死七十二人，翌

日又处死八十三人。多名死者的肝脏被分食，是即所谓木山惨案。

8 月 8 日

毛泽东接见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高等学校问题，說：靠学生解决问题是不行的，

历来如此。学生一不掌握工业，二不掌握农业，三不掌握交通，四不掌握兵。他们只有

闹一闹。所谓五大领袖，群众不信任他，工人、农民、士兵不信任他，学生不信任他，

本派大部分不信任他，只有几百人勉强控制，怎么行呢？学生没为人民作什么好事，怎

么能取得群众的信任呀！要二十年、三十年做了点好事，才能取得群众信任。

8 月 10 日

中央发布关于成立云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对国家计委、全国物价委、统计局军管。

8 月 11 日

419

贺龙专案组打报告给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请求就邓小平的历史问题，

进行调查，要求邓作详细交代。

7、8 月

报刊上掀起了宣传“再教育”理论的高潮。毛泽东发表了一系列指示，指出“我们

提倡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主要的是到农村去，……由工农兵给

他们以再教育”。

[按] 所谓“ 再教育” 是对中共掌权后 17 年教育的全面自我否定，也是对因骄纵而无

所拘检的学生造反派的绝望嫌弃。骄横不可一世的红卫兵革命小将，开始沦为在“ 大有

作为” 的农村广阔天地里抡锄动镐，艰难和笨拙地向地球宣战的准农民！

8 月 13 日

云南省革委会成立，谭甫仁任主任。

《人民日报》转载《解放日报》《统一意志、统一步伐、统一行动》一文时加编者按

语：号召：在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下紧密地团结起来，把右倾分裂主

义的“多中心即无中心论”抛到垃圾堆里去！

8 月 14 日

中央发布关于成立福建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8 月 15 日

毛泽东接见工宣队代表。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热烈欢呼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其中引述

了毛的指示：“我国有七亿人口，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

工人阶级也应当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

8 月 16 日

广西上林县三里公社屠杀“阶级敌人”一百二十七人，是为“三里惨案”。

8 月 17 日

毛泽东向首都卫戍司令员温玉成解释派工宣队的原因说：现在北京学生不怕解放军，

就是怕工人。因为他们摸到解放军的底，有五不政策，解放军对学生没有办法，工人硬

一些。

8 月 19 日

毛泽东与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今年下半年，整顿教育是差不多了，是时候了。

九月十月开个会，要准备一、大批判，二、清理阶级队伍，三、整党，四、减薪，科室

人员下放。厂长、副厂长的薪金要同工人差不多。

[按] 在毛式共产主义社会，大多数人过着勉强温饱的低工资生活，而且随着文化大革

420

命运动的发展，生产日益萎缩，经济日见萧条，城市工薪阶层的工资不断降低，以一个

六类地区的大学毕业生为例,工资由 50 年代初期的 62 元逐届减少降到 39 元。广大农村

更加困苦，尤其是贫困地区的极贫人家，甚至十二、三岁的女孩子没有裤子穿，或是全

家只有一身衣服，谁出门谁穿。但是毛泽东的特权一点也不减少，单以稿费为例，文革

中取消稿费制度，独毛泽东一人例外，至 1976 年 12 月，据汪东兴报告：毛的稿费已达

亿元，单是他分两次送给他情妇的钱就有 20 余万，这在当时是个天文数字。毛是改革开

放前中国唯一的亿万富翁。

陈伯达、谢富治等第二次接见“非常委员会”专案组。谢说：这个案子的关键是根

子没有找到。根子就是刘邓黑司令部的人，那些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刘

少奇、邓小平、陶铸、彭真、彭德怀、贺龙、罗瑞卿、陆定一、谭震林、薄一波、杨尚

昆、安子文、万里……。陈伯达说：“你们要追，追到哪个就是哪个。”

福建省革委会成立，韩先楚任主任。

8 月 20 日

中央发布关于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广西保韦派以落实七• 三布告为名，更大肆捕杀 4• 22 成员。

8 月 21 日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团结起来，共同对敌》，传达了毛泽东“认真

搞好斗、批、改”的指示。

8 月 23 日

在康生、曹轶欧指使下，中央组织部长郭玉峰提出《关于中央监委委员政治情况的

报告》。在中共中央第八届监察委员会 60 名委员、候补委员中，刘澜涛、王从吾、钱瑛、

刘锡五、帅孟奇、李运昌、王维纲、杨之华、李士英、李楚离、马明方、龚子荣、陈少

敏、方仲如、刘亚雄、张子意、王鹤峰、刘慎之、李培之、周仲英、陈鹏、陈曾固、郑

平、薛子正、高克林、吉雅泰、王世英、丘金、关溉之、马国瑞、张鼎丞、吴德峰、张

稼夫、廖苏华、龚逢春、李景膺、萧华等 37 人列为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中国政府强烈谴责苏联出兵镇压捷克斯洛伐克反苏斗争。

8 月 25 日

中央发布《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

《红旗》第二期刊登姚文元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

8 月 26 日

421

新华社报导京沪等地大批工宣队开进大专院校。

李作鹏在军委办事组会议上讲话，提出在军队机关开展清理阶级队伍。

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委会成立，韦国清任主任。

8 月 27 日

康生、曹轶欧指使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郭玉峰编造《关于三届人大常委委员政治情况

的报告》和《关于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把全国人大常委委员包括委

员长朱德在内的六十人分别诬为“叛徒”、“叛徒嫌疑”、“特务”、“特嫌”、“反革命修正

主义分子、走资派、三反分子”、“有严重问题”等，占一百一十五名常委委员的百分之

五十二以上；把七十四名全国政协常委委员分别诬陷为“叛徒”、“叛徒嫌疑”、“特务”、

“特嫌”、“国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里通外国分子”等，占一百五十九名政协

常委委员的百分之四十六以上，连梁思成、童第周、华罗庚、茅以升等国内外著名科学

家也未能幸免。

8 月 28 日

中央发布关于成立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8 月末

到 8 月底，首都 59 所大专院校已全部进驻了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从本月底起，各地陆续向大专院校、中等专业学校和县、镇以上中小学派驻工宣队，

领导学校的斗、批、改。农村中，则由贫下中农陆续向学校派出代表或毛泽东思想宣传

队，在社、队革命委员会领导下，成立以贫下中农为主，有教师代表参加的贫下中农管

理学校委员会（组）（简称“贫管会”）或教育革命委员会（组），把本社、队范围的中小

学管了起来。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后，宣布废除校长负责制，组织贫下中农讲师团，学校

的一切重大工作，均由“贫管会”决定。有些地方还采取了清理、下放原有教师，选用

在乡知识青年充任教师，聘请贫下中农任兼职教师等一系列改革措施。

8 月

吴法宪、黄永胜联名写信给负责罗瑞卿专案组的叶群，攻击罗是“罪大恶极的反革

命分子，十分狡猾，可恶至极。”

9 月 1 日

中央发布关于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两报一刊发表《把新闻战线的大革命进行到底》一文。

9 月 2 日

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派工人进驻军事院校及未联合的军事院校实行军管的通知。

9 月 4 日

新华社播发《红旗》杂志第三期刊载的文章《从上海机械学院两条路线的斗争看理

工科大学的教育革命——调查报告》和编者按。这篇按语，据江青在 9 月 7 日北京市革

命群众庆祝大会上的讲话所说：“这篇按语是代表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声音的”。

《红旗》杂志第三期发表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关于知识分子再教

育问题》中也指出“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声音”

422

按语指出：对过去大量的高等及中等学校毕业生早已从事工作及现正从事工作的人

们，要注意对他们进行再教育，使他们与工农结合起来。其中必有结合得好的并有所发

明创造的，应予以报导，以资鼓励。实在不行的，即所谓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及资产阶级

技术权威，民愤很大需要打倒的，只是极少数。就是对于这些人，也要给出路，不给出

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上述各项政策，无论对于文科、理科新旧知识分子，

都应是如此。

江青在讲话中诬指歌唱家王昆“里通外国”，王昆因此被关押八年，多次遭受批斗。

9 月 5 日

西藏藏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曾雍雅任主任。

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龙书金任主任。

从六七年上海一月风暴到此，前后二十个月，全国大陆的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

先后成立革命委员会，取代了省（市）委和省（市）人民政府，林、江一伙在其中按插

了一批亲信‚ 其中主要是军人‚ 省级的军人占七成；县级的达 80%。九大以后一年之间，

山东王效禹、山西刘格平、贵州李再含、黑龙江潘复生亦为军人所取代。

各省市革委会成立情况一览表

省别 成立时间 主要负责人 被点名打倒的原负责人 《人民日报》社论题目

黑龙江 67．1．31 潘复生 欧阳钦、李范五 《东北的新曙光》

山东 2．3 王效禹 谭启龙 《革命的三结合是夺取斗争胜利的保证》

上海 2．5 张春桥 曹荻秋、陈丕显

贵州 2．14 李再含 贾启元 《西南的春雷》

山西 3．19 刘格平 卫恒、陶鲁笳 《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北京 4．20 谢富治 彭真、刘仁 《热烈欢呼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

青海 8．12 刘贤权 王昭 《青海高原的凯歌》

内蒙古 11．1 滕海清 乌兰夫、王逸伦 《红太阳照亮了内蒙古草原》

天津 12．6 解学荣 万晓塘、张淮三 《海河两岸尽朝晖》

江西 68．1．5 程世清 方志纯 《井冈山红旗飘万代》

甘肃 1．24 冼恒汉 汪锋 《春风已到玉门关》

河南 1．27 刘建勋 文敏生、赵文甫 《辽阔中原唱凯歌》

河北 2．3 李雪峰 林铁 《河北山河一片红》

湖北 2．5 曾思玉 王任重 《长江万里起宏图》

广东 2．21 黄永胜 陶铸、赵紫阳 《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

吉林 3．6 王淮湘 赵林 《红日高照长白山》

江苏 3．23 许世友 江渭清、陈光 《天翻地覆慨而慷》

浙江 3．24 南萍 江华 《紧跟毛主席就是胜利》

湖南 4．8 黎原 王延春 《芙蓉国里尽朝晖》

宁夏 4．16 康健民 杨静仁、马玉槐 《不到长城非好汉》

安徽 4．18 李德生 李葆华、黄岩 《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胜利》

陕西 5．1 李瑞山 习仲勋、刘澜涛 《延安精神永放光芒》

辽宁 5．10 陈锡联 马明方、顾作新 《东北大地红烂漫》

四川 5．31 张国华 李井泉、廖志高 《七千万四川人民在前进》

云南 8．31 谭甫仁 闫红彦、赵健民 《热烈欢呼云南省革委会成立》

福建 8．19 韩先楚 叶飞、范式人 《团结起来共同对敌》

广西 8．26 韦国清 贺希民、谢王岗 《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前进》

423

西藏 9．5 曾雍雅 周仁山、王其梅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万岁》

新疆 9．5 龙书金 武光、吕剑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万岁》

中央批发北京市革委会关于选派工宣队的几条规定。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最近总结了工人阶级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和某些单位的经验，作了如

下的规定：

一、选调工人，必须从那些实现了革命大联合、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工厂。

二、选调工人，必须从那些清理了阶级队伍，并取得了显着成效的工厂。没有实现革命大联合

和革命三结合以及没有清理阶级队伍的工厂不要选调。

三、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队员，必须是优秀的产业工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好

的，是革命的，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一般

应以二十五岁至六十岁左右的有一定工龄的较老工人和少部分青年工人为宜。

四、凡原来同所去的学校或其它单位的各派组织保有联系尚未脱钩的，不能派到那个单位去，

已派去的应加以调整。

五、要以优秀的革命的产业工人负责领队，并参加联合指挥部的领导。如需要配备少量革命干

部，也不要出头，负责做些内部工作。

六、派出宣传队的单位、队员和领队人，都要经过审查批准。

七、为了使更多的工人受到锻炼，不致长期脱离生产，宣传队员可有计划地分期分批轮换，但

每次轮换的人数，不要超过三分之一，要保留一定的骨干，以免影响工作。

八、抽调工人的人数，应根据本厂的情况，很好地安排。整个说来，大体上占全市产业工人十

分之一左右，最好在十分之一以下。具体到一个厂可以伸缩，以不妨碍生产为准。

九、选调和派遣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和某些单位，必须采取毛主席一贯提倡的典型

示范、逐步推广的方法，不要一下子笼统铺开。

十、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必须随时和定期总结工作的经验，发扬成绩和优点，克服缺点，以

利团结大多数，揭露坏人。市革命委员会更要随时和定期召集各宣传队交流经验的会议，

进行适当的总结和关于政策的教育。

一九六八年九月一日

9 月 6 日

中央转发北京市关于召开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负责人会议情况报告。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召开工人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负责人会议情况报告(摘录)

一、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要对学校实行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最重要的问题，是活学

活用毛泽东思想，切实落实毛主席关于“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的最新指示，

深刻领会姚文元同志重要文章的精神实质，搞好学校的斗批改。不要陷于事务主义，要防止包办代替。

学校日常行政工作仍由院校革委会去做，要求他们只能做好，不能做坏。

二、对学校的领导，首先要相信群众的大多数，相信毛泽东思想的巨大威力，相信大多数群众一

定会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要正确对待革命小将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功与过。充分肯定他们在文化

大革命运动初期、中期的功绩，教育他们不要吃老本。对于他们的错误，要批评，但不要急，不要压，

不要无限上纲。宣传队要和学生同吃、同住，和他们谈心、交朋友。要善于抓活思想，帮助他们解决

思想问题。最好的办法，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办好学习班。学习班要在班系、科室普遍举办。对头

头和教职员、干部，可以分别集中学习，这样有利于做群众的工作。

三、关于革命大联合问题。一定要通过革命大批判，对学生加强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提高阶级

斗争觉悟。在做好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基础上，按班系、按科室搞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

四、加强调查研究工作，对学校的问题，不要急于表态，更不能轻易表态。宣传队要组织专门的

424

班子调查研究学校的情况，为三结合、清理阶级队伍等工作做好准备。

五、对各派所抓的人，工人宣传队可以接收过来。经过审查后，如确是坏人、又有证据，就不能

放，要实行群众专政，绝不要放走坏人；对于没有什么根据的一般群众，可先组织集训班学习。对于

接管的档案，首先要清查人事档案，搞清各方面人员的政治情况。在清查档案和资料的时候，发现有

整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黑材料，要及时报告，绝不允许扩散。

以上报告有不妥之处，请指示。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

北 京 卫 戍 区

一九六八年九月三日

9 月 4 日至 6 日

上海徐景贤、王秀珍等为搜查“炮打张春桥”的“黑材料”，对全市 26 所大专院校

的师生进行非法搜查。

9 月 7 日

北京市革命群众集会，庆祝全国山河一片红及西藏、新疆革命委员会成立。会上周

恩来、江青讲了话。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为庆祝全国（除台湾省外）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

会全部成立发表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其中说道：“全国山河一

片红……标志着整个运动已在全国范围内进入了斗、批、改的阶段。”

9 月 10 日

《红旗》第 3 期发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关于知识分子再教育

问题》，并发了编者按语。

[按] “ 再教育” 口号的提出，既是对 49 年前教育文化的污蔑，也同时是对中共建

政后十七年在他自己领导下的教育的彻底否定。既对所有在民国时期已具备大中学文化

水平的知识分子作了坑杀、缓期执行的宣判，也同时对全数中共统治后受过大中学校教

育的人作了带罪劳改的严惩。从 49 年到文革开始前，在知识分子中相继进行了思想改造、

批判胡适、批判胡风集团与肃反、反右、兴无（产阶级）灭资（产阶级）、批白专、拔白

旗等运动，并进行过干部下放劳动（一年或数月）。但这些运动中的主要冲击对象，是 49

年前的老知识分子。他们是在民国教育制度中培养出来的，被一概谥之曰资产阶级知识

分子，尽管他们个人出身也往往并非剥削阶级。至于 49 年以后特别是 57 年以后培养出

来而且出身于非剥削阶级家庭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运动中的批判派，自命为新社会

培养的新人。文化大革命开始，在学校，革命与被革命的分界线似乎是划在学生、并包

425

括一部分青年教师为一方而中年以上教师则为另一方之间。两年多文化大革命的发展，

当权派倒了，年长的、被指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都靠边站了。造反派之间，为了空出

来的权位正进行黑心红眼，你死我活的斗争。局势显得无法控制。它使毛泽东丢脸和失

望。他先是打招呼：现在是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既而使出了杀手锏：把这些当年被捧

为革命小将的青年学生一概打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必须接受再教育。昨天还不可一世

的红彤彤、响铛铛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今天又成了待接受工农再教育，进行脱胎换

骨改造的资产阶级或旧学校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他们唯一的出路是到最贫穷的乡下去

劳动改造。毛泽东的这一招，从根本上制服了因为他的蓄意骄纵而已经气焰不可一世的

所谓红卫兵小将，但同时也把千千万万、童心真挚，最最拥护毛泽东的青少年打入了文

化革命的绞肉机中，由失落而沉沦，由不满而忿怒。当然，“ 再教育” 政策的制成，还有

它迫不得已、势在必行的现实需要。从 66 年以来，正常的升学、分配道路已废弃，学校

与工厂机关运转已失常，城市中大批青少年滞积，如何安排他们的出路，哪怕是暂时的

疏散已显得十分迫切。利用“ 再教育” 口号把他们充发到边远农村不失为一个应急的措

施。于是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大兴。不可一世的红卫兵，一夜之间变成了被迫劳改

的半囚犯。至于机关一直以两派形式互争的干部，一夜之间也同样变成被迫劳改的囚犯。

学校教师也同时以五七干校及下放等形式远远充发到农村去。在沉重的农业劳动之后，

这些自命为革命派的人也开始万念俱灰，当然再没有扯派争权的豪兴了。文化大革命事

实上是以最革命的人不革命或被革命而最终结束的，不单是上层的林彪、四人帮集团是

如此，广大的人民中也早已如此，逍遥派的队伍就是在这种情势下不断扩大的。

同期还发表上海市的调查报告：《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

其中引述了一段毛泽东的语录：“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相

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

教育，彻底改造旧思想。”

《人民日报》在 9 月 14 日转载此文，并加了前言。

426

《红旗》同期又发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调查员：《农村的教育革命必须依靠贫

下中农——调查报告，记营口县水源公社开展教育革命的经验》，嗣后类似的经验文章甚

多，如出一辙。

9 月 11 日

贺龙专案组就邓小平历史问题，提出报告，要求周恩来提供情况。

。

9 月 16 日

江青在诬陷刘少奇的一大本“罪证”材料中批道：我愤怒！我憎恨！一定要把无产

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刘少奇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特务、大反革命，可

以说是五毒俱全的最阴险、最凶狠、最狡猾、最歹毒的阶级敌人。并诬指刘为美国远东

情报代表。

9 月 17 日

康生写信给江青，说刘少奇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卖国贼、大汉奸，“我觉

得他这样早、这样久的作潜伏的内奸活动，似乎很早就受到帝国主义的特务训练的。”

9 月 18 日

江青在接见中国京剧团、中央乐团李德伦、浩亮、殷承宗、袁世海二十余人时，说

“我现在担负着第一个大专案，有一天，我搞了五、六个小时，虽然那些材料，我都重

复看了，但是，因为我还得重批。……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们，刘少奇是一个五毒俱全的

大反革命、大内奸、大叛徒、大特务。太恶劣了，……这个大内奸啊，我觉得他应该千

刀割、万刀割！”

周恩来在传阅的刘少奇叛变罪证件上批示：

我完全同意你(江青)的批注和意见，我也是以无比愤怒的心情看着、想着、批注着这

三本刘贼叛卖我们党和牺牲同志们的材料。

刘贼是大叛徒、大工贼、大内奸、大特务、大汉奸，真是五毒俱全，十恶不赦的反

革命分子。

在这点上，我们要向你学习！我更要向你学习！(江青阅后在此处批道：向恩来同志

学习！共勉励，保晚节！)

周恩来就“刘少奇专案组”的调查报告，亲手批示“此人该杀”上呈毛泽东。此批

示到 80 年代初，由邓颕超通过胡耀邦抽出销毁。

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致信贺龙，要他交待“一九三三年，蒋介石派熊贡卿到湘鄂西

与贺龙是怎样谈判的？参加谈判的是哪些人？最后达成什么协议？……”贺连书“冤枉”。

9 月 19 日

中央文革碰头会就召开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的情况向毛泽东汇报，说十二中

全会要求一、准备召开九大；二、总结文革的若干经验；三、解决成立中央革命委员会

问题。同时也顺带解决国家主席问题。毛泽东批示，暂时不宜成立中央革命委员会。

9 月 20 日

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中国科学院。

9 月 25 日

427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为毛泽东视察华北、中南、华东一周年发表纪念文章。

9 月 28 日

《毛泽东选集》1—4 卷袖珍本出版。

9 月 29 日

林彪在刘少奇专案组罪行审查报告上批示说：我完全同意江青同志的意见。刘贼少

奇五毒俱全，铁证如山，罪大恶极，令人发指，是特大坏蛋，最大隐患，“把他挖出来，

要向出色地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

中央转发上海市关于在产业工人中发展新党员的请示报告。报告中称：发展新党员

的工作，打算在已具备几个条件的单位中进行。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国防部长巴卢库率党政代表

团访华。

10 月 1 日

新华社报导毛与军民欢度国庆，林彪发表讲话。

10 月 5 日

《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黑龙江庆安县柳河五七干校的经验及毛泽东的指示。

毛说：“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

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

《人民日报》发表《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的编者按

语：

黑龙江“五·七”干校关于干部下放劳动的经验很好，建议各级革命委员会的同志们和广大干

部、知识分子认真读一读。我们已经有了关于精简机构方面的经验，再加上关于干部下放劳动方面的

经验，对如何实现机关革命化、干部革命化，认识就比较完整了。

毛主席最近指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

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毛主席的这个指示，对反修、防修，对搞好斗、批、改，

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应引起我们各级革命干部和广大革命群众的高度重视。希望广大干部（除老弱病

残者外），包括那些犯过错误的干部，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在下放劳动的过程中重新学习，使自己精

神面貌来一个比较彻底的革命化。在革命委员会中工作的新老革命干部，也要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分

期分批下放劳动，使自己不脱离劳动人民，既当“官”，又当老百姓。新干部要特别注意不要染上脱

离群众、脱离劳动、一切依靠秘书、做官当老爷的剥削阶级坏作风，要保持无产阶级朝气蓬勃的革命

的青春。

从此，全国各省相继举办五·七干校，以精简机构与促进干部革命化为名，将大批

干部遣往劳动改造。

[按] 干部下放劳动，在中共本不是什么新招法。名义上它是要锻炼干部使他们不脱

离体力劳动，保持与下层人民的联系，能官能民，能上能下，克服官僚主义。然在实际

上它却成为对所谓犯错误干部的惩罚，或是对不称职干部进行精简的别名。每次运动之

后，都有一批干部，下放下级机关，实为左迁；其甚者则下乡下厂劳动改造，成为变相

428

的服刑。为了获取重新录用的机会，这些下放干部往往不得不忍受体力所不堪的劳动与

人所不能想象的艰困生活条件，并且在思想上痛加自责，以示忏悔。这就是中共的所谓

“ 思想改造”。文革后期，各级行政机关早已彻底瘫痪。革委会成立，大批军人以结合身

份转入地方各级机关。原有的干部除个别者外，全都成为待处理的对象，于是而有所谓

“ 五·七干校” 这一形式、大批干部被赶到乡下，择荒闲之地，从事开垦。如北京大学的

教师职工下放江西鄱阳湖畔之鲤鱼洲，中央机关则多散在湖北的沼泽地与河南的荒滩地。

而他们的家属有的随同改造，多数则仍留在北京‚ 妻离子散，无法照顾，困顿不堪。

10 月 7 日

中央转发上海市关于派工宣队进驻中小学的报告。

10 月 11 日

吴晗在狱中病死。吴在本年 3 月以叛徒罪经谢富治批准，锒铛入狱。然所谓叛徒材

料实系另一名相近之人张冠李戴者，自无法坐实。康生乃指示：“吴晗没有叛徒问题，还

有一个特务问题，你们去查。”吴晗终以特务嫌疑瘐死狱中。妻袁震，68 年 3 月被迫害惨

死。年幼的女儿小彦，亦因精神失常自杀。

10 月 13 日—31 日

八届十二中全会（扩大）在北京举行。这次全会实际上是九大的准备会。在 87 名中

央委员（原 97 人，去世 10 人）、98 名候补中央委员中，因一些人已被打倒或受审查，在

监狱或“牛棚”中，所以实到中央委员 40 名，候补中央委员 19 名，不足半数，其中黄

永胜、许世友、陈锡联、杨得志、韩先楚、潘复生、刘建勋、李大章、吴德、刘子厚等

十人由候补而转为正式中央委员，以补去世的十人，然亦未按惯例依名次递补。因之它

是在不正常的情况下召开的。出席全会的除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共 59 人外，中央文

革碰头会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和大军区的负责人、中央直

属机关负责人共 74 人列席了会议。毛泽东主持了会议。开幕会上，周恩来报告了出席会

议人员的组成、编组和会议的开法，并宣布议事日程：讨论九大代表产生的指导思想和

方法；修改《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国际国内形势；专案审查工作，特别是对刘少

奇的审查。

全会以江青等人编织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为依据，

决定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这次全会从组织上完成了打倒

刘少奇的手续。会上仅陈少敏一人不畏高压，对决议拒不表示同意。

根据毛在会上指出：“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这样，

全国都以“六厂二校”为榜样，继续清理阶级队伍。不久，在经济领域里又扩展为“一

打三反”运动。

全会还作出了《关于九次代表大会代表产生的决定》及其附件。

429

10 月 13 日

《人民日报》报导：上海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中小学。

10 月 14 日

《红旗》第 4 期发表社论：《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整党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

题》。文章号召批判所谓“黑六论”：阶级斗争熄灭论、驯服工具论、群众落后论、入党

作官论、党内和平论、公私溶化论。

同期刊载了《一所理论和实际一致的新型学校——江西省婺源县武口茶叶耕读中学

的调查报告》和《项城县革命委员会精兵简政的经验》以及《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坚决走

精兵简政的道路》。

10 月 17 日

在八届十二中全会的第一次小组会上，康生指责“二月逆流”为“反毛主席”、“否

定延安整风”、“为王明路线翻案”。江青攻击陈毅、叶剑英、徐向前等人“乱军”。姚文

元称：“‘二月逆流’就是为刘、邓、陶等叛徒、特务、走资派翻案”。谢富治指责：“朱

德同志从到井冈山第一天起就反毛主席”。“陈云同志在七千人大会上，主席三次叫他讲

话，他说没调查没发言权，后来不到一个月做了个黑报告反毛主席，反大跃进，反总路

线”。“刘、邓、朱德、陈云都是搞修正主义的。”黄永胜攻击朱德是“老右倾机会主义分

子”，“有野心”，“想当领袖”；聂荣臻“一贯搞山头主义，搞独立王国，突出他个人，搞

反动的多中心论”；叶剑英是“二月逆流的俱乐部主任”；徐向前没有做过有益于党和人

民的事。吴法宪还当着朱德的面说：“朱总司令你在井冈山怎样反对毛主席的，讲给我们

听一听，教育我们。你当了一辈子总司令，实际指挥打仗的都是毛主席。因而你是个黑

司令，不是红司令。”极尽攻击与羞辱的能事。

10 月 18 日

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向全会提出《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这

项材料曾九易其稿。

[按] 全会在表决通过永远开除刘少奇党籍的全会上，唯一一个敢于坚持自己的信念，

置个人安危于度外，正直不阿的是陈少敏！图们、孔弟所著《共和国最大冤案》一书中

写道：“ 在那么多铁骨铮铮的男子汉垂首沉默的时候，一位女性起而承担了道义，无论如

何，这段历史是应该大书特书的。” 我们在对陈少敏的凛然节义深感敬佩的同时，对那么

多的男子汉是否真的具有铮铮铁骨深表怀疑，对代表中仅仅只有这么一个有骨气的女性

感到悲哀和婉惜。民风民气之衰堕，建国后已然，文革而愈甚。旧道德已被摧毁，新信

仰又从根本上动摇。于是而兽欲横流，放僻邪訾，无所底止矣！

《人民日报》刊载题为《农村教育革命的首要问题是贫下中农掌管教育大权》的浙

430

江省淳安县鸠坑公社教育革命调查报告。接着又连续发表广东、河南、辽宁、江西、吉

林、黑龙江等省“由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经验。

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策划，将海军正师级以上干部 47 人列名打倒，35 名列名半

打倒，上报军委办事组。

10 月 26 日

林彪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讲话，说：“文化革命成绩最大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最

小。”“我们一片红，等于欧洲一片红。”他宣称“二月逆流”是“十一中全会以来发生为

刘邓翻案的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现在的革命是革原来革过

命的人的命。”

林彪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讲话(摘录)

（一）政权问题，政权是革命的根本问题，也是革命后的根本问题，列宁讲政权是革命根本问

题，毛主席讲：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都是革命的根本问题。我们如果有了经济、思想，但没有政权，

尽管是百万富翁，有千万吨钢，原子弹、导弹，没有政权，这一切都是替资本主义准备的。不是我们

的，连人民大会堂都不是我们的，今天在座的头都不可保，政权叫无产阶级的生存权，比生命权还重。

文化大革命是对国家政权的大审查，大清理，把叛徒、特务、走资派一网打尽，给予决定性的

打击，但还有残余，以后还会产生新的。这次文化大革命，把暗藏四十年的刘少奇这次挖了出来，是

个重大胜利。

除老干部外，七亿人口都参加了这场运动，对群众是一场大规模的毛泽东思想教育，这在共产

主义运动中是史无前例的，德国出了马克思、恩格斯，苏联出了列宁，但他们的思想都没有达到象毛

泽东思想这样普及，所以变修，

在军队也受到最大教育，一方面自己教育，一方面参加“三支二军”工作，有了很大提高，学

到了阶级斗争，学到了群众路线，这是军队的最好的备战之一。

（二）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表现在必然引起经济生产上的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一定会造成经济文

化大跃进，文化是打先锋的，必然带来政治经济上的变革，我们已经看到并将继续看到经济生产上的

大跃进。

（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把毛泽东思想智慧最大的普及。什么叫七亿人口？七亿人口就等

于整个欧洲，等于英法德意，英国五千多万人口，法国近五千万人口，德国五千万以下，意大利四千

万不到，这些国家共二亿人口，苏联二亿三千万人口，美国不到二亿，加起来总共六亿，他们联合起

来，都没有我们一个国家多，中国一片红，等于欧洲一片红，不仅马、恩、列、斯的思想没有象毛主

席思想这样普及，就是从奴隶社会古今中外都没有任何一个政权思想如此普及，如此权威，如此深入

普及到劳动人民中间去，教育人民，提高人民。通过文化大革命，使党的干部更了解要按照主席指示

办事就胜利。违反主席思想就要失败，这是实践斗争中体会的，只要把主席指示和群众见面，就能转

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

根据过去的经验和要求，必须牢牢掌握主席思想，迅速传达落实主席指示，群众只有掌握主席

思想后，就能知道什么叫真革命，假革命，分辨是非，群众才不受冒牌的马列主义所欺骗，主席思想

如此广泛普及是最大的收获。所以我说文化大革命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损失是最小最小最小，现在

看损失越来越小，要比起过去，成绩越来越大，将来更大，这是可以断定的。这个收获是一本万利，

损失同得到的胜利比较，是微不足道的，打仗总是要付出代价的，不付出代价收获是没有的，总要付

出一定代价，暂时付出代价，收获是极大的。有些同志只看到暂时损失，就迷失方向，怀疑文化大革

命的必要性。二月逆流集中表现在对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文化大革命的胜利，产生了许多错误看法，

完全否定中央文革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果要打一个大仗的话，那损失要多大？！所以说，中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世界上最深远最伟大的胜利。

从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世界上的地位，就可以看出深远意义。通过比较，才能看出最大、

431

最深入、最普及、最能影响人类命运的。

第四个是毛主席对马列主义的伟大发展，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怎样继续革命的问题。中

国革命和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对外政策，一

切都离不开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发展的崭新的阶段。

毛主席全面发展了马列主义。不仅在夺取政权问题上，而且在巩固政权，防止复辟问题上决定

成败命运的提出了这种思想，提出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发动了这样大的文化大

革命，是对国际最伟大的贡献，

毛主席认为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指出主要是党内走资派，特别要警惕中央

出修正主义。从这一点看出毛主席提出的重点与列宁、斯大林显然不同。苏联在一九三六年后，就不

抓阶级斗争，搞物质刺激，迷失了方向。毛主席与他们不同，以思想革命来领导生产，领导政治，搞

思想革命。

[按] 九大以后，林、江集团交恶。江青与姚文元搞出一个《周扬资产阶级文艺复兴

的一些言论》，就是以影射方式，批判林这一讲话中把文化大革命与历史上文艺复兴并举

的说法。这个材料在政治局内传阅，江要求印发全党讨论，后为毛所阻。又据李锐《毛

泽东晚年“ 左” 的错误思想初探》中国国民生产总值 1955 年占世界总额的 4.7%，到 1980

年下降为 2.5%。1960 年国民生产总值同日本相当，到 1980 年只有日本的四分之一，1985

年更下降为五分之一。1960 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中国 4600 亿美元，而 1985 年超出

36800 亿美元。根据统计，大跃进期间，损失约 1200 亿元，文革十年，损失约 5000 亿元。

而从新中国成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近 30 年中，我国全部基建总投资为 6500 亿元，固定

资产投资约 4000—5000 亿元。由此可见，这两次大折腾所损失的 6000 多亿元，几乎相

当于我国前三十年全部的基建投资。至于无形的损失，计算不出来的损失，确实更难以

说清楚。例如人才培养的损失，人口激增，道德沦丧等等即是如此。（《毛泽东的早年与

晚年》295 页）

10 月 27 日

在讨论党章会上，江青力持把林彪的接班人身份写入党章，说：“这一条不写上我们

通不过。”

10 月 29 日

《人民日报》报导：江西分宜县从七月份起下放干部一千九百多名到农村安家落户。

432

10 月 31 日

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全会公报及《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决定》。

毛泽东在闭幕会上讲话，大意：有些同志对于所谓“二月逆流”这件事不大了解，

经过十几天，就比较了解了。在这个全会上，由犯过错误的同志说明他们的问题，大家

又对他们有些质问，他们再说明问题，又再质问，好象经过这么几次反复嘛，大家都比

较清楚了。这件事嘛，要说小，就不那么小，是件大事。要说那么十分了不起呢，也没

有什么十分了不起。他们有意见要说，几个人在一起，又都是政治局委员，又是副总理，

有些是军委副主席，我看也是党内生活许可的。他们也是公开出来讲的。这个世界上面，

总是左、中、右。统统是左派，我就不那么赞成。九大代表，“二月逆流”的同志们如果

不参加，我看就是个缺点。陈毅同志，你就以那个右的那一方面的资格，以这个身份，

来参加九大。对于党内一些老同志，要一批二保三看。清理阶级队伍，注意一个“准”

字，不要搞逼供信那一套。对于学术权威，注意不要做得太过分。冯友兰、翦伯赞可能

还有某种用处。批是要批的，保还是要保的。邓，大家要开除，我有点保留，他和刘还

有点区别。“多中心”不对。

10 月

总政实行军事管制。总政机关和直属单位干部七百六十七人被立案审查，百分之九

十五以上的机关干部和一大批直属单位的干部被赶出总政。在“砸烂总政”的口号下，

军队的一大批高级干部和一般干部被清洗。总参和总后也同时受到冲击。总参冤假错案

792 起，受害者 839 人，被迫害致死者 51 人。

10 月以后

中央、国务院所属各部在河南、湖北、江西等十八个省、区，先后创办五七干校一

百 O 六所，共有下放干部及工勤人员十万名，知识青年五千名，家属三万名。

11 月 2 日

中央发布关于十二中全会传达的通知。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传达及其文件处理的通知

全会文件不登报的有：一、关于九次代表大会代表产生的决定和附件；二、关于《中国共

产党章程（草案）的决定》和《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三、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关于叛徒、

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和他的罪证附件。第一个文件，由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

和各大军区、省军区自己印发，根据当地具体情况在协商会议中分发或宣读。第二、第三两个

文件由中央印发，经过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和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总部、各军兵种一

直发到各地区、各部门、各部队党内外广大革命群众手中。

11 月 5 日

黄永胜同刘兴元、丁盛谈话，说：“聂荣臻一辈子没干过什么好事。这些人心是不会

死的，一有机会就会起来搞名堂。”

11 月 6 日

张春桥就刘少奇调查材料说：“不要小看这么一本啊！这里面做了很多艰苦细致的调

查研究工作。这个工作是江青同志抓的，几乎每天都要找她。这一本搞了一年多啦！……

这样一本就叫刘少奇永世不得翻身！”

张春桥等以为九大准备材料为名，编成《陈毅反动言论小集》，在上海九大代表中散

433

发。

11 月 7 日

吴法宪在空军驻京部队营以上干部会上讲话，说：朱德是一个军阀，几十年没改造

好。

11 月 12 日

中央发布关于十二中全会传达的补充通知。

毛主席批示：此两件似可转发各地参考。 十一月十二日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转发有关传达十二中全会的两个报告

遵照毛主席指示，现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十一月九日“关于召开北京市党员干部大会的请示报

告”和张春桥同志十一月十一日“关于传达十二中全会的几个问题的报告”转发给你们。中央同意这

两个报告所提意见，请你们参照执行。

张春桥在报告中说： “二月逆流”的那几个人，要不要点名？看来，点名很有必要。我们点了

名，激起了广大群众的义愤。这些人物的假象很迷惑一些人。比如，陈毅同志在上海党内外、军内外、

影响都很大，静安区一个党员听了传达，在本单位学习小组会上通了一点气，说“陈毅是反毛主席的”，

竟遭受到几个小时的围攻。因为社会上流传陈毅的好话很多，什么有战功、能文能武，在外国记者招

待会上说“我等待帝、修、反四面进攻，头发都等白了”，不愧是英雄，等等，甚至完全颠倒黑白，

把他的错误、罪行说成功劳，什么陈毅揭发了苏修搞颠覆的阴谋，陈毅在中央苏区是支持毛主席、把

毛主席请回来的，等等。聂荣臻的“一贯正确”，在上海国防科委所属单位中被一些人吹得就更神气

了。朱德同志是上了小学课本的，有的工人说，我从小就念颂扬他的课本。把事实真相告诉了干部和

群众，大家擦亮了眼睛，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揭发了一些他们知道的事实（将另行整

理上报）。国防科委系统原来为聂荣臻的问题打内战，是上海老大难单位最多的，现在有些单位开始

联合了。郊区各县和市区部分单位，对二月逆流中解放军支左的错误，议论较多，把几个老总的问题

说清楚，反而有利于军民团结。

[按] 张春桥显然是借传达来暗算老帅们。其人阴险，可见一斑。

11 月 14 日

《人民日报》发表山东省嘉祥县马集公社马集小学教师侯振民（公社教育组长）、王

庆余（公社教育组成员）的一封信。信中“建议所有（农村）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

国家不再投资或少投资小学教育经费，教师国家不再发工资，改为大队记工分”，“教师

都回本大队工作”。此建议后来简称为“侯王建议”。《人民日报》在编者按语中号召就此

建议展开讨论。从 15 日起，该报以“关于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的讨论”为题开辟专

栏（这个专栏一直延续到 1976 年 8 月 26 日共出了 197 期。内容涉及中小学教育的各个

方面，还包括业余教育和农村扫盲等），发表了大量拥护、支持、赞扬“侯王建议”的来

信和文章。许多地方立即付诸实施，将大批农村公办小学改为民办，教师则被强行下放

回原籍，改拿工资为记工分，本人及其家属均被转为农村户口。

11 月 15 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通知：1968 年大专院校、中等专业学

434

校、技工学校、半工（农）半读学校毕业生，从本年 11 月起开始分配。并规定 1966 年、

1967 年、1968 年上述学校毕业生分配到全民所有制单位的，在工资制度没有改革以前，

暂不转正定级。至此，除部分四年制中等专业学校 69 届学生外，全国中等专业学校、技

工学校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的在校学生全部离校。

11 月 19 日

八届十二中全会后，黄、吴、李、邱在军委办事组里设立专门班子，调集大量档案，

编写《“二月逆流”反党集团在军内活动大事记》共五十条，于本日印出报送林彪、康生。

11 月 25 日

《人民日报》重新发表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报

告》及两报一刊社论《认真学习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文中引述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

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

张春桥在南京军区党委扩大会议上攻击朱德说：《朱德传》除了机会主义者陈独秀都

觉得朱是个军阀外，别的东西都是吹牛的。

11 月

江青等编成诬陷叶剑英、李先念、陈云、陈毅、聂荣臻、李富春、谭震林等的材料

七十六份（共 1163 页）。

12 月 1 日

毛泽东致信林彪、周恩来及中央文革：“建议将此件(按即《北京新华印刷厂革委会在

对敌斗争中坚决执行党的“给出路”政策的经验》)转发各地参考。并指出“对反革命分

子和犯错误的人必须注意政策，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

禁逼、供、信。对犯错误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

他们。”

邱会作在总后党委三届十次会议上讲话，说朱德从井冈山起就反对毛主席，实际上

什么本事也没有。他攻击朱德“野心很大，想当领袖”。

12 月 2 日

《人民日报》发表上海、天津、北京等地的读者来信，提出城市的中小学由工厂办、

街道办的建议，并在该报上原有的“关于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的讨论”的专栏内，

开展“城市的小学及中学应当如何办？”的讨论。此后，全国各地许多城镇中小学由工

厂接办，或搞“定厂办学”。上海、北京等一些大中城市经过试点后，将小学改为由街道

办事处领导管理。

《人民日报》转载《红旗》第五期发表的江苏省靖江县的调查报告《“土专家”和农

业教育革命》。报告提出：农业院校要统统搬到农村，由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教学内容要

把阶级斗争作为主课，联系各地区农业生产的具体情况。要从“土专家”中招生，到学

校学一、二年后再回到生产实践中来。原有的教师队伍要进行彻底整顿，要由贫下中农、

“土专家”和同工农兵结合得好的知识分子担任教师。

12 月 6 日

陈伯达指示“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一案专案人员追后台，说：我看这里面有好几

435

层，说不定有十八层。谢富治也说：就是往上追。

12 月 18 日

北京大学副校长、历史系主任、历史学家翦伯赞夫妇被逼致死。

[按] 翦伯赞从文革一开始，就被点名批判，倍受凌辱。随着刘少奇专案调查的发展，

据谌小岑（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员）揭发，在抗日战争中，翦伯赞曾代刘少奇将一封信

转交给重庆国民党政府的陈立夫。第一专案组（即刘少奇专案组）组长吴忠认为这是重

大线索，穷追强逼。翦伯赞无法交待。本日，吴忠复率随员数人至北大，传翦伯赞审讯。

校工宣队向吴忠报告，近日翦伯赞听了毛泽东在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认为是党对他的

关怀，心情十分兴奋。吴忠傲然打断汇报，说：“ 哼！兴奋也得把问题搞清楚！” 随即率

人员驱车至翦家，逼迫翦伯赞交待，直至天黑，仍不得结果。吴忠于是以立即逮捕相威

胁。翦还是表示无可交待。吴忠故意虚张声势，拿起笔，写了一个条子给自己的秘书，

责令办理，并示意翦伯赞，这就是马上要对他采取逮捕行动的指令。翦当即面无人色。

其实吴的条子写的是：“ 你先走，车在外面等。我待一会即来。” 在一阵不交待即逮捕的

威胁之后，吴忠无结果悻悻而去。翦认为自己被捕已成定局，不堪再辱，乃与其夫人戴

淑婉双双服安眠药自杀。并留下遗书说明他们的死，与保姆完全无关。翦 1934 年参加共

产党，与周恩来关系甚深。抗日战争时期，由周恩来介绍充冯玉祥的家庭教师。周恩来

得知翦夫妇死讯后甚为震怒，校工宣队负责人遭撤换。吴忠后来也为此在历史系教师会

上作了检讨。

12 月 22 日

《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

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它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

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毛在 1955 年曾说：“农村是一个广阔的

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12 月 23 日

《人民日报》报导：全国掀起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高潮。

436

《人民日报》刊载甘肃会宁县的一篇报导：一些长期无业的城市居民与知识青年，

提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并特别加了编者按语。

[按] 知识青年下乡，不是毛泽东的创造。早于他的希特勒，就发明了这一办法。在

希特勒的法西斯统治下，“ 到十四岁，男孩子就正式参加希特勒青年团，一直到十八岁，

然后参加劳动服务队和军队。” 女孩子则“ 在十八岁的时候，成为德国青年团员（她们保

持这个资格直到二十一岁）到农村去服务一年，这是她们所谓的下乡年，同青年男子的

劳动服役相当。她们的任务就是帮助农民料理家务和在地里劳动。姑娘们有时候住在农

民家里，不过常常是在乡村地区的小营房里，每一天由卡车把她们从那里送到地里去。

道德问题就马上产生了。美丽的城市少女的光临，常常破坏农民家庭，而父母们诉说他

们的女儿在乡下暗结珠胎的怨言也开始听到了。”（《第三帝国的兴亡》上册，第 360 页）

所不同的，毛泽东的这样作，除了企图使这些知识青年毛泽东思想化之外，还有一个难

以明言的苦衷，就是因为在史无前例的运动之中，大学停办了，城市中生产停滞，已经

根本容纳不了这一茬茬混过中学阶段，而实际上连小学文化程度都不具备的所谓“ 知识

青年”，而农村却是暂时安置他们，减少城市就业、就学巨大压力的“ 广阔天地”。然实

际上，农村至少地已经并不“ 广阔”，农村劳动力早已经过剩。农民对于这一大批尚不具

备生产能力，而被强令参与本已不足的口粮分配的青少年们是绝不欢迎的。政府对于他

（她）们，也纯粹是甩包袱而已！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造成整整一代青年的沉沦，上拖累

父母，下影响子女。其后果是文化的断层，社会的倒退和空前的民族灾难，到今天，这

个苦果所酿成的毒汁，还正在逐渐暴露出来。

12 月 25 日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济南市革委会狠抓两条路线斗争教育，革命知识青年自觉

地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文章，声言：“愿意不愿意上山下乡，走不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是忠不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问题。”“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

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

黄永胜攻击总政治部是“几代招降纳叛的地方”。

437

12 月 26 日

中央发布关于对敌斗争中应注意掌握政策的通知。

[按] 在这份文件中，毛泽东亲自加上了“ 犯过走资派错误的人” “ 不都是坏人”。又

创造“ 可教育好的子女” 这一颇具讽刺意味的名称。从“ 自来红” 的革命干部子弟到“ 可

教育好的子女”，是红色血统论的彻底破产。

12 月 27 日

周恩来批准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仍无结果，周令余秋里先搞一个明年第一季度的生

产计划上报。

12 月 28 日

中国进行新的氢弹试验。

12 月 29 日

南京长江大桥全线通车。

12 月

专案审查组对“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一案进行编造罗织，制造了“中国马列共产

党”一案，在对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经济研究所实习研究员周慈敖严刑逼供后，中央专案

审查小组第三办公室副主任赵登程，伙同公安部副部长李震，按照谢富治的授意进行诱

供，诬指朱德是中国马列共产党的书记，陈毅为副书记兼国防部长，李富春为总理，参

加者有董必武、叶剑英、李先念、贺龙、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余秋里、

王震、廖承志等。诬陷其将准备武装叛乱，要搞政变。九大以后，赵等仍继续进行专案

调查。

截至这时为止，《毛主席语录》已发行七亿多册，毛泽东像章已做成二十二亿多个。

云南“划线”运动，三十多万人受到刑讯、逼供、审查、监禁，三万七千多人死于

非命。

1967、68 二年间，国民经济建设全面破坏。

据陈雪薇《经济建设的停滞，倒退及其教训》：“工农业生产迅速锐减，一九六七年工农业总产

值二千三百零六亿元，比上年下降百分之九点六；一九六八年工农业总产值二千二百一十三亿元，比

上年又下降百分之四点二，只为一九六六年的百分之八十七点三。其中农业总产值一九六七年比一九

六六年增长百分之一点六，一九六八年比上年下降百分之二点五。工业总产值一九六七年比上年下降

百分之十三点五，一九六八年又比上年下降百分之五。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普遍减少。工业方面，一

九六七年同一九六六年相比，钢产量减少百分之三十二点八，下降为一千零二十九万吨。煤产量减少

百分之三十八点三，下降为二亿零六百万吨。发电量减少百分之六点二，下降为七百七十四亿度。一

九六八年同一九六七年相比，钢又减少百分之三十二点一，下降为九百零四万吨。煤产量虽增长一千

四百万吨，但仍比一九六六年减少三千二百万吨。发电量则减少百分之七点五，降为七百一十六亿度。

农业方面，粮食产量一九六七年为四千三百五十六点四亿斤，比上年略有增长，一九六八年下降为四

千一百八十一点一亿斤，比上年减产二百七十五点三亿斤。棉花一九六七、一九六八年的产量均在四

438

千七百多万担的水平，比一九六六年略有增长。其它各项农产品在这两年间大多数都连续减产，尤其

是一九六八年减产幅度较大。

交通运输和基本建设大幅度下降。货运量一九六六年达十三亿一千四百五十四万吨，一九六七

年只有十一亿零八百三十三万吨，下降百分之十五点七。其中铁路运货量由一九六六年的五亿四千九

百五十一万吨到一九六七年只有四亿三千零八十九万吨，下降百分之二十二。一九六八年比一九六七

年货运量继续下降，一九六八年货运量只有十亿三千二百四十万吨，比上年下降百分之六点九。基本

建设投资完成额一九六七年为一百一十五点二亿元，比上年下降百分之三十五点三。一九六八年继续

下降，只完成九十四点九亿元，比上年又下降百分之十七点六。

由于生产连续下降，财政收支出现赤字。一九六七年国家财政收入为四百一十九点四亿元，比

上年减少一百三十九点三亿元，减少百分之二十五。一九六八年又比上年减少，只有三百六十一点三

亿元，减少百分之十三点九。一九六七年出现二十二点五亿元财政赤字。

城乡居民的生活资料消费量逐年减少，粮食每人平均由一九六六年的三百八十一斤，到一九六

七年降为三百七十四斤，一九六八年只有三百五十斤，猪肉每人平均由一九六六年的十四点一斤，到

一九六七年降为十三点五斤，一九六八年只有十二点七斤。棉布每人平均一九六七年为十三点六尺，

一九六八年只有九尺。

我国图书、杂志、报纸出版数量惊人地削减。图书出版一九六五年是二万零一百四十三种，一

九六七年只有二千九百二十五种，一九六八年也只有三千六百九十四种，杂志出版一九六五年七百九

十种，一九六七年只有二十七种，到一九六八年仅二十二种。报纸出版一九六五年三百四十三种，一

九六七年只有四十三种，一九六八年也只保持四十三种。 （《十年后的评说》第 167—169 页）

［按］文革期间，一切生产性活动基本停顿，工人不做工，农民磨洋工，干部天天在握

空（上海方言，指：上班时间闲扯、聊天、搞八股空洞的所谓“ 大批判”），当时叫做“ 宁

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谁抓业务、抓生产，谁倒霉、挨批。因此，国民

经济全面倒退，物资匮乏，吃、穿、用都要凭票、证供应。全国的物资只能先保证京、

沪两大城市。所以有幸去到京、沪两地的人，回程时，都有个采购任务，自已买，还有

义务帮别人带，大小包裹几十个，犹如“ 跑单帮”，火车行李架屡被压坍。

但就是这样缺吃少穿的苦日子，还要遵照伟大领袖“ 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的最

高指示，把有限的建材去挖防空洞。这些质量低劣的防空洞，或坍陷堵塞，或缺少通风

设备，根本无法利用。主其事者完全是为应付上级，完成“ 政治任务”。

1969 年 1 月 1 日

《红旗》第 1 期发表两报一刊元旦社论：《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声称本年内九

大召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取得全面胜利。

439

[按] 在老一代的共产党高干中，原水电部副部长，一度做过毛泽东兼职秘书的李锐，

无疑是一位有见识、有风骨的翘楚。他对毛泽东不单有切身的了解，而且有独到的研究。

他所写的《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一书（1992 年 12 月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尽管存在

他个人已无法突破的局限与难以抗拒的党纪约束，但是，他对毛泽东其人，仍然是作出

了独到和深刻的剖析。毛泽东是一个中国封建文化哺育的叛逆者。他“ 略通国学”。然而，

时代的风尚再加上他特有的叛逆以及倔强好斗的生性，使他最容易接受的是儒学左派的

极端唯心观点与致用力行的实践精神，此外，也兼及一切传统的反儒异端。“ 盖我即宇宙

也，若除去我，即无宇宙；各我集合，而成宇宙，而各我又以我而存，苟无我，何有各

我哉？是故宇宙间可尊者唯我也，可畏者，唯我也，可服从者，唯我也。” 很明显，这是

王阳明吾心即宇宙，心外无物论的翻版。唯我主义就是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稍后，毛泽

东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他能见到的是陈望道所译的《共产党宣言》、恽代英所译考茨基著

作《爱尔福特纲领解说》（汉译作《阶级斗争》）以及李季译、英国柯卡普著、辟司增订

的《社会主义史》。读这几本书，如把共产主义视作一个理想的向往，是足可以作为一个

起点。但就建立所谓科学的唯物史观并指导中国革命而言，则只能视作廉价的证券了。

而毛之所取，似乎更加简单。“ 我只取了它四个字：‘ 阶级斗争’ ，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

实际的阶级斗争。” ①从此，以好斗为乐的毛泽东又为自己的癖好披上了马克思主义的洋

装。中外的研究者都肯定：毛泽东根本不曾通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 李锐曾作过统

计：通观《毛选》五卷，极少引用马恩原著，列宁著作也限于哲学，引用斯大林著作稍

多几处，而中国古籍则信手拈来，触目即是。②在毛中南海的寓所里，也是“ 一墙古籍半

床书，谈笑风生榻上居。” ③一个能把《资治通鉴》读七遍，而《资本论》却不能通读一

遍的人，怎么能称得上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更何谈什么把马列主义发展到最高峰？在

① 李锐书第 114 页。 ② 李锐书第 28 页、308 页。 ③ 李锐书第 39 页。

440

前面的按语里，我们引用过国外学者对所谓毛泽东思想的分析，认为它包括了民粹主义、

民族主义与唯意志论三个组成成分。这是不错的。如果再通俗一点，我以为毛泽东的整

个思想体系、方法论、为人处世、道德观念都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 唯我为核心，啮斗

即生活。” 李锐把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劣行归结为一种返祖现象，也就是说旧病复发，

即青年毛泽东的唯心主义思想复发。其实，劣根是一直存在，只是特殊条件下矫情伪饰，

用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掩饰一时罢了。劣性终归要暴露出来。历史上的中国皇帝，哪一个

不是在功成位稳后不趋腐化的？毛泽东在本质上原是一个农民的叛逆者，是一个农业社

会主义的梦想家。他对中国农民的认识，是直接背离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学说的。据

他的长期亲信与理论、政治助手陈伯达透露：“ 主席说：《共产党宣言》最大的缺点是对

农民、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估计不足。当然那时有局限性，是从欧洲的情况出发的，没

有估计到亚洲的局面。工农联盟的问题、农村包围城市的问题，写过，也不系统。马恩

列斯是主张武装暴动，都是讲的域市。” （陈伯达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1966 年 5 月 24 日，载《传信录》上册第 8-9 页）马克思关于农民、小资产阶级的批判，

在《共产党宣言》里讲得非常清楚。他们本质上是小私有者，他们自发的发展方向是资

本主义。他们可以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同盟者，只是在他们无可避免的要在发展中破产

而行将卷入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来。这就明白无误的暴露了毛泽东假马克思主义、真农民

社会主义的真面目。又：据曾侍奉毛泽东归老的女工作人员孟锦云所述，毛泽东甚至相

信天人感应的一套。1976 年 3 月 8 日，吉林陨石，毛泽东大有所感，认为“ 天摇地动，

天上掉下大石头，就是要死人哩！” “ 大人物、名人真是与众不同，死都要死得有声有色，

不同凡响噢。” 如果你不相信，“ 古人为什么要编造这些呢？”（《毛泽东的晚年生活》第

127—128 页）这无疑是一个垂死老人对死亡的预感，但这种预感却是通过古老的天人感

应说表露出来，内心深处的毛泽东，唯物呢？唯心呢？不是一目了然吗。

441

《红旗》同期登载《一个受工农兵欢迎的新型商店——天津市汉沽区的调查报告》。

1 月 3 日

新华社报导：《毛泽东选集》近三年出版 1.5 亿部，《毛泽东著作选读》1.4 亿多册，

《毛主席语录》4 亿多册，《毛主席诗词》9600 多万册。

根据张春桥《关于传达十二中全会的几个问题的报告》，黄永胜在总参布置对参与“二

月逆流”的元老与黄杰（徐向前夫人）、张瑞华（聂荣臻夫人）进行批判。报告由周恩来

转呈毛泽东。毛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和他们搞

好关系。”林彪批示：“完全同意主席的意见，希望徐向前同志搞好健康，不要制造新的

障碍。”

1 月 6 日

《人民日报》报道吉林省东丰县南屯基公社万兴大队办的小学，从 1968年 11月起，

将公办教师的工资改为工分制加补贴。并在编者按语中说：“这个办法可供各地参考。”

1 月 12 日

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给新疆自治区电报，指出新疆出席九大代表，应包括王恩茂，

指示先将王恩茂全家送来北京，以便继续工作。

上海市委专案组将《关于曹荻秋叛徒罪行的审查报告》送张春桥审阅。张极为不满，

旁批十一处，此材料从此不见。张多次散布，“曹荻秋叛徒问题没有什么好谈的了”，“就

是定案问题了。”

1 月 19 日

据《北京日报》报导，全市已有三万五千多名知识青年响应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

去的号召，下乡插队。

1 月 25 日

清华大学成立革委会。

1 月 27 日

《红旗》第二期刊登辽宁省盘锦垦区田庄台镇的调查报告：《按照毛主席的“五·七”

指示改造集镇》。

同期还发表了兰州市关于城市中学走工厂办学道路的调查报告：《厂办校、两挂钩》。

报告介绍兰州第五中学自 1968 年 10 月工宣队进校后，改为兰州铸造厂厂办中学，变全

日制普通中学为半工半读学校。师生每周两天学习，另外四天，半天劳动半天学习。把

原来的 17 门课合并为 5 门课（“毛泽东思想”、“工业基础”、“农业基础”、“革命文艺”、

“军事体育”）。

自中小学开展教育革命后，河北、广东、四川、辽宁、湖北等地，许多学校也实行

过类似的厂校合一、工厂办校或“定厂办学”。1970年以后，才逐渐改为以学校办工厂，

学校与工厂、社队挂钩为主要办学方式。

1 月 28 日

442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全国大、中学校不放寒假的通知。通

知说：“全国大、中、小学为完成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所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当

前正在紧张地进行斗、批、改和清理阶级队伍，大、中学校又忙于安排毕业生上山下乡

的工作，故决定今年大、中学校一律不放寒假”。小学是否放寒假则由各地主管单位视情

况决定。

1 月 29 日

中央转发清华大学宣传队关于对知识分子给出路的政策经验报告。

1976 年 10 月后查明，在清队中，清华大学六千名教职员工中被审查者 1228 人，被

定为敌我矛盾者 178 人。在清队开始的两个月中，有 10余人被迫害致死。

1 月 30 日

李宗仁去世。李，广西桂林人，1890年出生。

1月

辽宁提出一份《军阀张学良东北地区残余分子名单》共九十人，株连省军级干部十

二人，厅局级干部三十六人，全国政协委员六人。

2 月 2 日

周恩来报送《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九大准备工作的通知》。毛泽东批示：照发。

2 月 4 日

康生说：“军队也有内人党（内蒙古人民革命党），这个问题很严重。”谢富治说：“内

人党明里是共产党，暗里是内人党，要把它搞掉。”结果，蒙汉各族军民受牵连诬陷者达

三十四万六千余人，整个案件造成一万一千六百二十二人被迫害致死。

[按] 当时内蒙的挖肃运动正进入高潮。军宣队、工宣队进驻各单位，以办学习班的

形式，大行逼供信。其残酷之程度，有不可言传者。对重点审查者单人监禁，甚至窗户

也蒙上黑纸。上食堂吃饭由专人带领，排队而行，一面还须唱一首流行的《黑帮歌》，大

意是：我是黑帮，我是黑帮。我有罪，我该死！或者是齐声高呼口号：“ 坦白从宽，抗拒

从严；立功受奖，立大功受大奖！” 一般怀疑对象则以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为名，变相

软禁审查。当时全国流行向毛主席早请示、晚汇报制度，即在每日上班后全体集会，齐

唱《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高呼“ 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林

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接着进行主席著作天天读若干分钟，然后散会。晚上下班

前亦集会如之。驻内蒙语委的工宣队则别出心裁，每天让被监禁审查者面北向泽登巴尔

443

（蒙古人民共和国人民党总书记）请示汇报。意思是这些被禁者是想搞内外蒙合并的人，

他们心目中的领袖当是泽登巴尔。受监审者不唯在肉体上受到痛苦的折磨，精神上、人

格上也遭到非人的侮辱。集体软禁者每天除学习“ 新三篇”（即毛选第四卷的《敦促杜聿

明等投降书》、《南京政府往何处去》及《将革命进行到底》三篇）之外，则反复交待历

史和汇报思想情况。整个 1968 年冬天和 1969 年春天都是在这种恐怖情况下度过的。直

至九大召开，中央一再指出内蒙挖内人党扩大化了。内蒙的领导者滕海清和负责进行挖

肃的军、工宣队，犹迟迟不愿意释放被监审者。所整的材料，迟至文革后期，始全行销

毁。

2 月 7 日

毛泽东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指定由陈伯达牵头，林彪挂帅，张春桥、姚文元参加，

起草九大报告。二十号交卷。

2 月 16 日——3 月 24 日

全国计划座谈会召开。会上批判了“托拉斯”、“短线平衡”等观点和做法；提出条

块关系以“块块”为主；中央直属企业可以分为地方管理、中央管理和双重领导三类；

生产短线产品的大集体手工业可以改为全民所有制。这个座谈会是由计委新成立的包括

军代表、老干部和造反派参加的起草小组筹备召开的。

2 月

北京市委提出以市化工三厂整党经验写成的报告。

3 月 2 日

中苏因珍宝岛领土争夺发生冲突，中国政府向苏提出抗议。

[按] 中苏边界问题，迄未正式划定，为什么单为一个荒滩小岛大动干戈？对于一般

人颇为难解。有一种分析认为：这是因为内部对九大召开事宜矛盾重重，为转移矛盾，

强调共同对敌以团结党人，故不惜挑起中苏边境冲突。此类作法亦中外古今政客之故伎。

毛泽东就是玩这一套的老手。

3 月 3 日

444

毛泽东对陈伯达负责草拟，自定题为《为把我国建设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的部分草稿不满，认为没有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作用充分展现，讲经济太多。改令

张春桥、姚文元另写。陈伯达大受打击，更忌恨张、姚。

3 月 3 日至 12 日

全国相继举行反苏修的示威游行，人次逾四亿以上。

3 月 4 日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打倒新沙皇》。

中央通知不许阻止新华社记者向中央反映情况。

中央转发上海关于吸收部分干部参加工宣队的报告。

3 月 7 日

陈伯达对张、姚所拟九大报告讥为“还是要发展生产、搞好生产”，“不能尽搞运动，

像伯恩斯坦所说的：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毛听后大为恼怒，说：“否定了你

的报告，你陈伯达不到半个月就反攻了。帝国主义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你陈伯达的本

性也是不会改变的。”

3 月 10 日

新华社发布军管会改变南口机车厂面貌的经验一文。

3 月 12 日

新华社报导北京新华印刷厂定案工作的经验介绍。

3 月 13 日

中国政府就边境冲突再次向苏联提出强烈抗议。

3 月 14 日

《红旗》第 3、4 期合刊《思想评论》专栏文章：《政治思想战线上的一个新课题—

—做好“可以教育好的青少年子女”的工作》。

同期还发表上海第三钢铁厂工人谢佐助文章：《永远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从钢

产量的“高——低——高”谈起》。

3 月 9 日——27 日

由中央文革碰头会召开九大预备会议，有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和各方面负责人

128 人参加。

3 月 15 日

毛泽东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说：“政策落实是个大问题，尽管有清华的经验，有的就

学，有的就不学。天津大学、南开大学，有一个就传达，有一个就不传达，并且还关了

很多人，解放的人很少。无非是特务、叛徒、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嘛！死不悔改的走资派

难道他一辈子就不改？”“关的人多了……统统地把他们放了算了。只要不是杀人、放火、

放毒，几个反动标语算什么？教授、讲师不象军队，他们是手无寸铁。教授、讲师要放，

当然不是一个不关。……坏人是极少数，我们把这些人推向国民党方面好吗？不要在学

445

生中去打主意，也不要在多数的教员、干部中打主意。…… 我对二月逆流的人不一定恨

得起来。”“报告上（按指九大政治报告）不要讲二月逆流了，这次会要开成一个团结的

会。”

中国政府第三次向苏提出抗议。

新华社就珍宝岛冲突作出报导。

3 月 17 日

《北京日报》发表社论《认真学习六厂一校的先进经验》。

3 月 18 日

《人民日报》报导工、军宣队对北京大学知识分子落实政策。

在狱中的孟用潜，从 67 年 6 月 15 日至 69 年 3 月 18 日，曾二十次书面申明，他所

写的关于刘少奇的材料“是虚构编造的”，应该撤销。①

3 月 21 日

周恩来召集军委办事组黄永胜、吴法宪、温玉成及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总参作

战部有关成员开会，针对苏军可能强占珍宝岛的态势，商定加强我岸兵力，进行防御。

3 月 22 日

毛泽东找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九大准备工作，同时把正在工厂下放蹲点的陈毅、李

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找来。并说：说你们老了，没有用了。我不赞成。二月

逆流，报告中不讲。我们还是按过去老规定，凡是能团结的都要团结，允许人家犯错误，

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大多数当成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当敌我矛盾处理。

3 月 24 日

吴法宪批准空军司令部上报的定性为敌我矛盾的人员名单，共 64 人。其中包括空军

副司令员成钧、刘震、张廷发、副参谋长何廷一等。

周恩来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谈党史上历次路线斗争。

3 月 27 日

九大代表陆续齐集北京，本日始酝酿主席团名单。

3 月 29 日—4 月 9 日

国民党十大在台北召开，蒋介石连任总裁。

3 月 29 日

《人民日报》以《社会主义大学应当如何办？》为题，连续报导驻清华大学、复旦

大学及辽宁大学的军工宣队谈教育革命的文章。它们依次题为《工人阶级要牢牢掌握教

育革命的领导权》、《我们主张彻底革命》及《在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中进行革命》。驻复

旦大学工人、解放军宣传队的文章中：把文化大革命前的高等院校称为“旧大学”，提出

“彻底批判旧综合性大学那一套学制、体制、课程、教材、教学方针和方法”，培养“普

通劳动者”；废除“高考和统一分配制度”等等。此专栏一直延续到 1976 年 7 月，共出

了 78 期，其内容几乎涉及高校工作的所有方面。

① 收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证》中孟用潜所写材料署为 67 年 12 月 28 日。

446

3 月 31 日

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建议徐海东参加九大主席团。

九大前夕

江青又在一次会上说：“林副主席的名字还是要写上（党章），写上了，可以使别人

没有觊覦之心！”

康生第三次派人对安子文说：“你如能证明刘少奇是个大叛徒，绝不会亏待你。当然，

继续当中央组织部长是不可能的了，但是作个委员还是可以的。”安子文回答：“我的确

不了解，如果我了解，我在中组部工作时早就讲了。以后你不要再问这事了。”

4 月 1 日

中共九大在北京开幕，出席代表共 1512 人，其中 2/3 的代表身着军装。当时全国省、

市、自治区党委全都没有“重建”，绝大多数党员还没有恢复组织生活，“代表”是由少

数人酝酿协商产生的。个别非党员也参加了九大。会议一致选举毛泽东为主席团主席，

林彪为副主席，周恩来为秘书长。大会秘书处的成员为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

张春桥、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

大会的议事日程是：林彪作政治报告；修改党章；选举党的中央委员会。毛主持会

议并讲了话。接着由林彪作报告。这个报告由康、张、姚起草，张、姚负责执笔。经毛

审阅修改，林宣读时，尚未定稿。

毛泽东在九大开幕式上讲了话，他说希望能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

林彪在中共九大上作报告。他讲了文化大革命的性质、过程、成绩、政策等等。他

说：

1957 年毛主席“全面地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提出了社会主义

社会中存在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学说，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的伟大理伦。”为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奠定了理论基础。“毛主席预见到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之后，

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向全党提出了在政治、思想、经济、文化、外

交领域中向帝国主义、国民党、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战斗任务。”“这一次有亿万革命群众参加的无产

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

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他说“这

场上层建筑领域中的大革命，同一切革命一样，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

大的收获‚ 是毛泽东思想在一个七亿人口的大国中得到了普及。今后更要根据五七指示，把全国办成

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林进一步强调“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支柱，毛主席多次指出：从

马克思观点看来，国家的主要成分是军队。”

[按]所谓经过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思想在一个七亿人口的大国中得到了普及”，这是

林彪的阿谀之词。正是通过文革，毛本人及以他命名的毛思想遭到彻底破产。所谓“ 国

家的主要成分是军队”，“ 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支柱”，赤裸裸地说明了这个

政权的暴力本质。

447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秘书处发表新闻公报。

大会主席台左侧依次坐着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

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右侧依次坐着周恩来、董必武、刘伯承、朱德、陈云、

李富春、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左、右两派‚ 泾渭分明。

4 月 2 日

本日起，九大代表分组讨论林彪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的

修改草案。

4 月 3 日

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教育部，会同军管小组进行斗、批、改。

4 月 5 日

毛泽东接见九大的大组召集人并作了长篇讲话。

根据《关于陶铸的病情报告》，周恩来批示同意送 302 医院治疗。

4 月 11 日

毛泽东和秘书处成员（原中央碰头会）和各大组召集人讲话‚ 着重纠“左”。

4 月 13 日

毛泽东与部分人员谈话：

现在我们讲联合，过去搞武斗，是个内部矛盾，要联合，何必记仇呢？我看有些干部还要犯

错误，有的群众谅解了，没事了。有的人犯了错误，群众不放，当然有原因了。

明天选举，好人我不提，我只提老机和搞“二月逆流”的人，我主张选他们。“七大”陈其

通等联名上书不选王明，现在你要做工作，如果你们不赞成，我也没有办法，现在也是要做工作，

试试看，不能压服，只能说服，国民党开了个十大，搞了一个中央委员会，一个评议会，资格老

的搞到评议会去了，我们没有评议会，只好搞到一起。

4 月 14 日

毛泽东在九大全体会议上讲话，他说：3 月 2 日、3 月 5 日苏联侵略珍宝岛，这次仗

是孙玉国指挥的。没有打过仗，也可以打仗。我们一没有用飞机，二没有用坦克、装甲

车，三没有指挥车，打了 9 小时，敌人三次冲锋，都被我们打垮了。我们不是不要飞机、

坦克、装甲车，但主要靠勇敢。要破除迷信，这次珍宝岛就破除了迷信。

在全体会议上，林彪也讲了话。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黄永胜、王洪文、陈永贵、

孙玉国、尉风英、纪登奎发了言。发言者“一致同意”林彪所作的政治报告，同意中国

共产党章程草案。接着，又“一致通过”了政治报告及《中国共产党章程》。此党章规定

“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九大发布新闻公报。

九大所产生的党的组织结构，比起文化大革命前的组织结构，更加脆弱，更加缺乏

制度化，因而也更容易受高层人物的操纵。

4 月 15 日

九大代表酝酿协商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候选人，并且进行了一次无记名投票的

预选。

448

4 月 23 日

毛泽东讲话。

4 月 24 日

九大举行全体会议，选举中共九届中央委员会，当选的有 170 名中央委员和 109 名

候补中央委员。这 279 人中，军人占 45%。2/3 是地方代表。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

员继续当选的只有 53 人，占九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总数的 19%，占八届中央委员、

候补中央委员总数的 29%。而所谓群众代表就是造反派头头和对“政治”一无所知的老

工人、老农民。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错误实践合法化。毛以为大局已定，

打算以一年左右时间搞“斗、批、改”和落实政策，结束“文化大革命”。

九大发布新闻公报。

4 月 28 日

九届一中全会于北京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会议选举了中央机构。

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副主席、委员名单和军委办

事组成员名单。

中共九届一中全会公报，公布选举结果：

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

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林彪

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毛泽东、林彪

（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

陈伯达、周恩来、康生

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林彪

（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

叶群、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陈伯达、陈锡联、李先念、李作鹏、吴法宪、

张春桥、邱会作、周恩来、姚文元、康生、黄永胜、董必武、谢富治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纪登奎、李雪峰、李德生、汪东兴

军委名单（4 月 28 日通过）

主席：毛泽东

副主席：林彪

（以下以姓氏笔划为序）

刘伯承、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

委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丁盛、王秉璋、王树声、王效禹、王辉球、韦国清、叶群、皮定钧、刘丰、刘兴元、刘贤权、

许世友、陈士榘、陈先端、陈锡联、李天佑、李作鹏、李德生、吴法宪、张达志、张池明、张国华、

张春桥、邱会作、杨得志、杜平、萧劲光、郑维山、冼恒汉、袁升平、梁兴初、黄永胜、曾绍山、曾

思玉、彭绍辉、韩先楚、粟裕、温玉成、谢富治、谭甫仁、潘复生

军委办事组组长：黄永胜 副组长：吴法宪

成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叶群、刘贤权、李天佑、李作鹏、李德生、邱会作、温玉成、谢富治

449

4 月 28 日

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上讲了话。

九大是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召开的：

在 1969 年 4 月 1 日晚由新华社发布“九大”开幕的新闻公报之前，关于会议的筹备情况，

对外采取了极为严格的保密措施。

出席“九大”的代表是由各级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推荐定的，除极少数军政高级领导

干部中的代表外，全体代表都在大会之前的三个多月，便以省市自治区为单位秘密集中，进行

全封闭式的学习，随时准备出席大会。

到了开会的日子‚ 3 月 23 日，广东省代表团的 58 名代表，连同广州军区代表团的 22 名代

表以及工作人员，由空军派来的一架伊尔-18 运输机于 19 时 10 分运抵北京西郊军用机场。此时

北京早已夜幕降临。代表们悄悄住进了宾馆。

参加“九大”的代表分住北京饭店、前门饭店和京西宾馆。大会秘书处设在京西宾馆。各

宾馆警卫森严，大门紧闭，代表一律不准外出；室内电话全部撤消，靠街的窗户不得打开，晚

上须拉上窗帘。

到 4 月 1 日下午举行大会，代表们在登车前，各团在宾馆楼下大厅集中列队候车，大交通

车每次开来两辆，车门面向宾馆，刚好挡住大门，车刚停稳，门卫便打开紧闭的大门，代表们

由代表团秘书或指定的人员带领，迅速登车，汽车很快起动。此后每隔三四分钟，又有两辆大

交通车开来。如此每个宾馆只需有六七次，约半小时左右即可将全部代表接走。

行车路线是精心安排的，以住在北京饭店的代表为例，本来他们的住处到会场行车时间只

需两三分钟。但为了掩人耳目，代表们的车子却背道而驶，向东开到东单，转而向南到崇文门，

兜了个大圈子，最后开进人民大会堂侧门院内停车，代表们就可隐蔽从容地由便门进入会场。

4 月 1 日的大会，自始至终没有一人从人民大会堂正门进入会场。

(摘自迟泽厚：《中共“九大”内幕琐忆》载《炎黄春秋》2003 年第 3 期)

4 月

全国高等学校陆续开展“教育革命”。校一级成立政工组、办事组、后勤组。校、系

两级成立教育革命领导小组（或教育革命组）。许多学校拆散原来的基础部和教研室（组），

把各门课的教师及学生混合编成专业连队或教育革命小分队，到厂矿、农村进行“教育

革命实践”。也有的在校内外举办各种短训班、试点班，进行“教育革命探索”。

450

第八节 诡谲难明的九·一三

5月 1 日

《红旗》第 5 期刊登《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

秘书处新闻公报》、《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新闻公报》。

5月 2 日至 6日

军委召开各军区、军兵种及三总部负责人会议，讨论关于设防和准备打仗等工作。

5月 8 日

中共中央转发《北京市北郊木材厂认真落实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各项

政策》。

5月 11 日

《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說：我国已成为一个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社会主义国家。

5月 12 日

中央把全国体育系统定为“独立王国”，从 1952 年起就兼任国家体委主任的贺龙便

成了体育系统头号“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5月 18 日

康生说：“贺龙历史上就搞投敌叛变，现在不可能没有问题。”

5月 31 日

毛泽东离京，住武汉，他对工作人员说，""一句顶一万句’ 不是唯物主义，也不是辨

证法” 。"四个伟大，太讨厌” 。

首都工人、解放军驻清华大学宣传队总结落实干部政策的经验。

6月 7 日——7月 10 日

自 1969 年 6 月 7 日开始，在中南海武成殿，由叶剑英、陈毅、聂荣臻、徐向前“座

谈”。当时苏联大兵压境，似乎中苏大战迫在眉睫。周恩来认为中国自我孤立的政策，不

能再拖了，但又碍于多疑的毛，无法制订新的外交政策，于是设计了这个“四老帅外交

座谈会”，来研讨外交新方案。

四老帅不带手稿，没有提纲，随意侃谈，另由熊向晖、姚广做助手，从 6月 7日至 7

月 10 日，四人座谈六次，共 19 小时，终于达成一致意见，由陈毅定稿，写出《对战争

形势的初步估计》；此后这项座谈又延长至三月之久。四老帅一致主张与美国恢复邦交，

以抵制苏联对中国所构成的边患。在这三个月的研讨会中，国务院、外交部均未插手，

以显示这一新的外交路线是“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唐德刚：《毛泽东专政始末》第

236-239页）

6月 9 日

贺龙在监禁中去世。

451

6月 11 日

外交部照会苏联驻华大使馆，抗议苏联蓄意在我新疆裕民县巴尔鲁克山西部地区制

造新的流血事件。

6月 12 日

根据毛泽东批示，中共中央发出文件，要求各级党委在宣传毛的形象时，注意：“不

要追求形式，要讲究实效”；“不经中央批准，不能再制作毛主席的像章”；“禁止在瓷器

上制毛主席像”；“不要搞忠字化运动”；“不要早请示，晚汇报，饭前读语录，向毛主席

像行礼等形式主义的活动”。

6月 20 日至 7月 4日

军委办事组召开三北(东北、华北、西北)地区作战会议。

6月 28 日

北京针织总厂革委会在八三四一部队驻厂宣传队帮助下着手落实干部政策。

7月 1 日

《人民日报》、《红旗》、《解放军报》发表社论《中国共产党万岁》。社论以毛泽东“吐

故纳新”的指示，提出对各级党组织进行整顿。在整党的方法上，要有党外群众参加评

论。

7月 11 日

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向中央提出《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的报告。

7月 23 日

中共中央就制止山西两派严重武斗，发布通告，严令禁止。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布告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

号召鼓舞下，全国形势大好。山西省同全国一样，形势也是好的，但是，在太原市、晋中、晋南的部

分地区，混在各派群众组织中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和坏头头，利用资产阶级派性，蒙蔽一部分群众，抗

拒执行中央历次发布的通令、命令、通知和布告，犯了一系列极其严重的反革命罪行：

一、组织专业武斗队，搞打、砸、抢、抓、抄，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破坏社会革命秩序。

二、抗拒实行中央决定的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的方针，破坏已经实现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

合的革命委员会，另立山头，制造分裂，提出“武装夺取政权”的反革命口号，向无产阶级进行反夺

权。

三、冲击人民解放军机关、部队，抢夺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殴打、绑架、杀伤人民解放军指

战员。

四、破坏铁路、公路、桥梁，武装袭击列车，抢夺交通工具，抢劫旅客财物、危害旅客生命安全。

五、抢占国家银行、仓库、商店，私设银行，抢劫国家大量资财。

六、用武力强占地盘，构筑武斗据点，实行反革命割据，残害人民群众，向群众敲诈勒索，派粮

派款。

七、煽动、威胁工人停工停产，煽动农民进城武斗，破坏工农业生产和国家计划。

中央认为，这一小撮阶级敌人和坏头头破坏落实“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破坏无产阶级专

政，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罪行，是违反广大人民利益的，山西广大人民极

452

为痛恨。为此，中央决定：

一、中央重申过去发布的“七·三”“七·二四”布告和其它通令、命令、通知，任何组织和个

人都要坚决、彻底、全部地执行，不许违抗。

二、双方立即无条件停止武斗，解散各种形式、各种名称的专业武斗队，撤除一切武斗据点，上

交一切武器装备。凡放下武器的，或回原单位，或由解放军进行集中训练。

武力强占地盘，拒不执行本布告、负隅顽抗者，由人民解放军实行军事包围，发动政治攻势，强

制缴械，逃跑流窜者，由人民解放军实行追捕，归案法办。

隐藏、转移武器，利用国家的工厂和物资私造武器的行为，都是严重的犯罪，必须依法论处。

三、解放军的武器、弹药、车辆和其它装备物资，一律不许侵犯。抢夺解放军的一切装备，必须

无条件地全部退回。对挑拨军民关系的阶级敌人，要给予坚决打击。

四、立即无条件恢复铁路、公路交通运输。撤消同蒲路南段非法的“三·一八次”列车。

冲击车站，袭击列车，破坏铁路、公路运输，抢劫车站物资、车辆、搜查、抢夺旅客财物，都是

土匪行为。对极少数坏头头和反革命分子，要逮捕法办。

五、银行、仓库、商店等国家财产，任何人不得霸占、抢掠。要严办抢劫国家财产的主犯，追回

抢劫国家的一切物资和奖金。

六、对杀人放火和其它罪大恶极的现行犯罪分子，应当发动群众检举；对确有证据者、要列出他

们的罪行，交给当地群众家家户户讨论，并依法惩处。

七、对煽动、威胁职工离开生产和工作岗位的坏人，必须依法惩办。至于一般受欺骗而离开生产

和工作岗位的群众，应进行教育，动员他们回本单位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自布告公布之日起，

逾期一月不回工厂生产、不回机关工作者，工人、职员停发工资。如继续顽抗，长期不回者，责成山

西省革命委员会视情况给予纪律处分，直至开除。

对回本单位的人应当欢迎，保证其人身安全，不许歧视和打击报复。如加迫害，必须追究责任，

严肃处理。

八、凡分裂革命大联合、破坏革命三结合的行动，另立的山头，一律都是非法的，中央概不承认。

重新拉起的队伍，都要立即解散，实行归口大联合。

党的政策历来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必办，胁从不问，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两

派中的坏人，由两派群众各自清理。要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对一小撮阶级敌人要坚决打击，同时也要执行毛主席的“给出路”的无产

阶级政策。

中央相信，山西两派群众都是要革命的。中央号召山西的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和广大革命群众、

革命干部，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的领导和人民解放军的支持下，认

真落实“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发展、巩固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大胜利！

8月 13 日

新疆铁列克提边防队与苏军冲突失利。

8月 19 日

外交部照会苏驻华大使馆，对苏联军队于 6、7月间，在中苏边界的许多地段挑衅滋

事，提出抗议。

8月 27 日

《红旗》第 9期刊登二报一刊社论：《抓紧革命大批判》，此文经毛泽东亲自审定。

453

8月 28 日

中共中央发布命令‚ 边疆地区‚ 必须团结战斗，恢复秩序，巩固边防，保卫边疆。

毛主席批示：照办。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命令

边疆各省、市、自治区各级革命委员会，各族革命人民，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边疆部队全体指战员：

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和党的“九大”精神的指引下，在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

得伟大胜利的鼓舞下，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更加欣欣向荣，各族革命人民紧密团结，形势一片大

好。但是，国内外阶级敌人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美帝、苏修正加紧勾结，阴谋侵犯我们伟大祖国。

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越来越疯狂地不断在我边境进行武装挑衅。印度反动派也在伺机妄图扰犯我国边

境。

我们伟大祖国的边疆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保卫祖国是全国人民的神圣义务。边疆军民，尤其是担

负着直接的责任。为了保卫祖国，保卫边疆，保卫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巩固无产阶

级专政，随时准备粉碎美帝、苏修的武装挑衅，防止它们的突然袭击，党中央命令你们：

一、坚决响应毛主席“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的伟大号召，高度地树立敌情观念，

克服和平麻痹和轻敌思想，充分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加强军民联防，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

二、大敌当前，全体军民要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共同对敌。加强军队内部的团结，加强军民、

军政的团结，加强各族革命人民的团结。巩固各级革命委员会的领导。坚决反对一切分裂活动，反对

一切破坏团结的行为，反对资产阶级派性。

对挑拨和破坏军民关系团结、民族团结的阶级敌人，必须坚决打击，为首的要依法惩办。

三、驻边疆部队指战员必须坚守战斗岗位，坚决执行命令，服从指挥，严守纪律，做好一切战斗

准备，密切注视敌人动向，作到一声令下，立即行动。

军队人员“不允许任何破坏纪律的现象存在”。不准擅离职守，不准外出串连。经教育不改者，

一律严加惩处。

四、一切革命群众组织，必须坚决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实行按系统、按行业、按部门、

按单位的革命大联合。所有跨行业的群众组织，要立即解散。任何另立山头，重拉队伍，都是非法的，

要强令解散。

五、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七·二三”布告，立即无条件停止派性武斗，解散各种专业武斗队，

撤除一切武斗据点，上交一切武器。

凡武斗队强占据点，负隅顽抗者，人民解放军要实行军事包围，发动政治攻势，强制缴械。

六、绝对不准任何人冲击人民解放军，不准抢夺军队的武器、装备和车辆，不准妨碍军队的战备

行动，不准泄露和盗窃军事情报。如有违反，以现行反革命论处。

坚决保护军事要地和战备设施，严守国防机密，支援人民解放军搞好战备。

七、要保护交通运输，保证通讯联络畅通。凡破坏铁路、公路、水路运输，破坏通讯联络，切断

电线，都是反革命行为，必须追查惩办。

八、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大力支援前线。遵守劳动纪律，坚守生产岗位，努力搞好工、农业生

产。

一切离开生产和工作岗位的人，必须立即返回本单位“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如

有不按期返回的，工人、职员停发工资，农民停记工分，并视情节给予纪律处分，直至开除。对煽动

威胁职工或农民离开生产和工作岗位的坏人，必须依法惩办。

九、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对那些里通外国、策划外逃、破坏社会治安、抢劫国家财产、破坏生

产、杀人放火放毒、利用宗教迷信制造叛乱的反革命分子，必须坚决镇压。对没有改造好的地、富、

反、坏、右分子，必须由革命群众严加管制，劳动改造。

毛主席教导我们：“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在伟大统帅毛主席和他的亲密

战友林副主席的英明领导和直接指挥下，如果美帝、苏修胆敢侵略我们伟大祖国的边疆，我们就把它

454

们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

中央相信：具有对敌斗争光荣传统的边疆军民，一定会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团结一

致，共同对敌，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把祖国边疆建设成为埋葬帝、修、反的阵

地。

9月 3 日

越南劳动党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逝世。当天，以周恩来为团长的中国

共产党代表团前往河内吊唁。

9 月 11 日

应苏方主动要求，周恩来与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会谈，不欢而散。

四位老帅在阅看了与柯西金的谈话后，陈毅提出：要从战略上利用美苏矛盾，有必要

打开中美关系。

9月 15 日

《人民日报》全文刊载《红旗》第 9期文章《深入进行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教育――

浙江德清县下高桥大队的调查报告》，文章提出“把一斤粮食，一把竹笋，一个鸡蛋，卖

给谁？卖什么价格，都提到走什么道路的高度来认识。”指责农村中凡不是“以粮为纲”

的都是“自由经营”、“资本主义”。

9月 17 日

《人民日报》刊登《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口号》，其中之一是毛亲拟的：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要反

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全世界人民就应以革命战争消灭侵

略战争，从现在起就要有所准备！”

9月 20 日

军委办事组在北京召开全军战备工作会议。

9月 23 日

中国进行首次地下核试验。

9月 24 日

辽宁省委机关工作人员张志新以“现行反革命罪”被捕。

9月 27 日

中共中央对武汉问题的指示

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并武汉市革命委员会：

(一) 毛主席批示照办的中央的“五·二七”指示、“七·二三”布告、“八·二八”命令，必须

在湖北全省、武汉全市坚决地、无条件地、不折不扣地执行。有的反革命分子到现在还逍遥法外，扰

乱革命秩序，破坏“五·二七”指示、“七·二三”布告、“八·二八”命令的落实，这是绝对不能容

许的。

(二) 根据现在看到的材料，在武汉市出现的所谓“北斗星学会”、“决派”这类地下组织，幕后

是由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假借名义、暗中操纵的大杂烩。那些反革命分子的目的，是妄图

455

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反革命复辟。他们不择手段，制造

谣言，散布各种反革命的流言蜚语，混入群众组织进行挑拨离间，大刮经济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妖风。

对这类反革命的地下组织，必须坚决取缔。

(三) 所谓《扬子江评论》，是一些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幕后操纵的反动刊物，肆无忌惮地

大量放毒，必须查封。《扬评》的主要编写人员，应由湖北省革命委员会责成有关机关审查，按其情

节轻重，分别严肃处理。

(四) 对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盛荣、国民党反革命将领干毅、老国民党特务周岳森等犯，必

须立即逮捕，依法惩办。

(五) 必须号召广大工人群众、贫下中农、革命干部，以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和国家主人翁的姿

态，狠抓革命，猛促生产，严格遵守劳动纪律和劳动制度，大反特反无政府主义，积极同破坏生产和

消极怠工的现象作斗争。

(六) 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干部和一切革命分子，都必须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克服资产阶

级派性，反对一切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的派性组织。特别是共产党员更必须按照无产阶级党性办事，

成为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模范，成为加强、巩固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的模范。

(七) 中央决定在北京开办湖北省和武汉市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具体的人数、名单，由省革命

委员会讨论提出，报请中央批准。

(八) 希望湖北省各级革命委员会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落实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提

出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落实党的“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进一步做好政治思想工作，调动绝

大多数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北京大学成立革委会。

9月 30 日

《红旗》第 10 期发表二报一刊社论：《为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同时发表口号二十九条。

10月 9 日至 10日

林彪在吴法宪等陪同下，乘机视察张家口、宣化地区。

10月 14日

毛泽东认为国际形势有可能突然恶化。因此，在参加中苏边界谈判的苏联政府代表

团抵达北京前，为防止苏联人利用谈判作幌子，向我国发起突然袭击，决定统一部署，

将一批中央老同志疏散离京。15日，毛离京赴武汉。16日，林彪至苏州。

10月 17日

林彪在苏州口授命令。总参 18日晚九时三十分，将此作为“一号命令”下达到陆海

空三军，进入战备状态。而在 10月初，周恩来已在电话里向一些省市革命委员会核心领

导小组打过招呼，要他们接收安置一些老同志。

17 日晚，刘少奇被疏散押送到河南开封。

18 日晚，陶铸被疏散押送到安徽合肥。河南、安徽至少在两三天前已接到接收通知。

22 日，邓小平被押送到江西南昌，下放在一个拖拉机修配厂劳动锻炼。

毛泽东认为“一号命令”的发布，是事先未经他认可的专擅行为，把军委办事组送

的报告烧掉。 然另说则谓，叶群曾对各单位负责人强调保密时说：我们伟大领袖是我

们保密的光辉榜样，在听到林彪关于加强战备的意见之后，说：很好，烧掉。

456

10月 18日

吴法宪按照林彪的授意，任命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副

师职)。

吴法宪对王飞（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兼办公室主任）、周宇驰（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

主任）、林立果说：“今后，空军的一切都要向立果同志汇报，都可以由立果同志调动、

指挥。”

10月 20日

根据中苏两国政府协议，中苏边界谈判在北京举行。参加谈判的中国方面有中国政

府代表团团长乔冠华等人，苏联方面有苏联政府代表团团长库兹涅佐夫等。

10月 26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高等院校下放问题的通知》。

［按］此为毛泽东对解决红卫兵小将的派性釜底抽薪之举。但将北京各高校外迁至

地方城市的偏僻处‚ 不仅造成重复建设，且教职员长期与家属两地分居，生活极为不便，

引发许多社会问题。

1969 年秋

林彪在苏州时，江青给林彪寄去一包材料，让林表态支持。其中有江青致林彪的短

信一封，另有两份材料，一份是江青致全党的关于文艺问题的长信，信中不仅把文革前

17年的文艺界说得一无是处，而且认为很多地方把样板戏糟蹋得不成样子，这是“反革

命”的“文艺黑线正在阴谋复辟”的“信号”。另一份是江青致全党信的附件，题为《周

扬鼓吹资产阶级文艺复兴的一些言论》。原来在几个月前江青就给林彪送过这包材料，林

批了请政治局讨论后呈主席批示，毛很生气，不予批准，这次林彪听秘书讲过以后，说：

“压下，不必理睬！”江大为不满。

11月 12日

刘少奇在开封去世，终年 71 岁。刘生于 1898年，湖南宁乡人。

11月 30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宣部长陶铸，在合肥含冤去世，终年 61岁。

陶，1908 年生，湖南祁阳人。

12月 26日

毛泽东生日，邀请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和汪东兴、张玉凤、张耀祠。毛向周

恩来敬酒，周說：不敢、不敢。毛說：恩来，你敢。不是你竭力推荐刘少奇接班？刘少

奇主持中央政治局，让我退居二线，回家乡养老。周连說：我有罪、有罪。请主席宽恕、

宽恕。毛又說：恩来对润之有气，但沒有野心。党内能搞宫廷政变的一人，就是中国赫

鲁晓夫。

457

1969 年

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把一九二五年在党中央、南方局领导下建立起来的广西

地下党作为“大案”、“要案”列入所谓斗批改的“主要任务”，大批原地下党员、干部和

游击队员遭到错误处理。

1970 年 1月 1日

《红旗》第 1期发表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小组的文章《文科大学一定要搞革命大批判》。

提出“革命大批判既是社会主义文科大学的基本任务，又是当前改造旧文科大学的迫切

的战斗任务。”“应该把革命大批判深入到文科各个学科”，“这样，旧的文科大学才能在

批判中获得新生。”

两报一刊元旦社论《迎接伟大的七十年代》，指出“在清理队伍的基础上，要抓紧整

党建党”，是当年的一项重要任务。

1月 24 日

林彪、江青等人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会，就抓五·一六问题作了“新的指示”。林彪

大声疾呼：不吃饭、不睡觉，也要把五·一六彻底搞出来。江青说，她三天没睡觉了，

要彻底清查五·一六。黄永胜在也在会上跟着大喊大叫。很快，抓五·一六成了全国性

的大问题。

1月 27 日

铁道部专业设计院总务科服务员王佩英以“现行反革命”罪，于今日在北京工人体

育场“公审”，并遭杀害。王佩英 1915年 3 月 14日生于开封一商人家庭，1932年入读美

国教会办静宜女中初中部，1934年与张以成结婚，抗战时期协助张为中共作地下情报工

作。1950年入党。60 年代中期，她认为毛泽东应对当时经济建设中的重大失误负责，应

退出领导岗位，并支持刘少奇的政策。68年 10 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刘少奇冤案铸成后，

王仍坚持自已的立场，在公开场合呼喊刘少奇万岁。10月 21日以“现行反革命”罪被捕

后，即被捆绑、毒打、戴上牲口嚼子，押往北京各区县游斗。虽咀里塞进砖头，下颌已

掰成脱臼，但她宁死不屈，在押解刑场途中，已被刽子手勒死在刑车中。其夫张以成于

60年病故。遗下子女 7人。1980年获平反。

1月 31 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指出打击的重点是现行的反革命

分子。《指示》还提出“用战备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

《红旗》第 2期刊登吉林省革命委员会写作小组文章：《社会主义建设与经济学领域

中的阶级斗争――批判孙冶方的修正主义经济理论》。

2月 5 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

知》。全国开展“一打三反”（打击反革命分子、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

张浪费）运动。

据报导：程世清在江西的“三查”和“一打三反”运动中，共揪斗 90 多万人，制造

冤假错案 4102起，被错误打成反革命的 17.1 万多人，其中被打死逼死的 2万多人。

458

2月 15 日至 3月 21 日

国务院召开全国计划工作会议，制订 1970 年国民经济计划和研究第四个五年计划纲

要（草案）。认为新的世界大战随时可能爆发，把对付外敌的突然袭击和大规模入侵作为

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按照林彪提出的“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

的要求，会议规定：1970年的工业总产值要比 1969年增长 17％；1970 年基建投资要比

1969年增长 46％，这些投资主要用于军工和为军工配套的项目。在经济建设上，急于求

成，盲目追求高指标、高速度的“左”倾思想再度抬头。这次会议提出了“以阶级斗争

为纲，狠抓战备，促进国民经济的新飞跃”的口号，把“集中力量建设大三线战略后方”

作为四五计划的重点。会议对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都提出了高指标，规定 1975年粮食

要达到 6000－6500 亿斤，钢达到 3500－4000 万吨，煤达到 4亿－4.3 亿吨。为了达到这

些高指标，大幅度扩大基建规模，大量增加职工，导致 1971 年底出现了“三个突破”，

即职工人数突破 5000 万人、工资总额突破 300 亿元、粮食销量突破 800亿斤。积累占国

民收入的比重由 1969 年的 23.2%陡升到 1970 年的 32.9%。这次新的冒进使国民经济各部

门的比例关系失调以及积累与消费比例失调的状况更趋严重。

3月 2 日

林彪与毛泽东密谈。第二天，毛对张耀祠說，我的亲密战友给我上了课，說文化大

革命要结束，现在各地形势都不好。

3月 5 日

遇罗克，1942年生，北京人民机器厂学徒工，以父母均被错判右派而不能升入大学，

1966年他写了《出身论》，批判血统谬论，由此于 1968年 1月 5日被捕，今日被处决，

年仅 27 岁。

3月 8 日

毛泽东在武汉派汪东兴传达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意见，同时提出关于改变国

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中央政治局遵照毛的意见，开始了修改宪法的准备工作。

3月 15 日

中共中央批发北京市革命委员会送来的北大宣传队关于斗、批、改经验总结的三个

报告：《发动群众总结经验，团结起来落实政策》、《关于清理和改造阶级敌人的情况报

告》、《整党建党的情况报告》。

3月 17 日--20日

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召开四届人大及修改宪法的问题。毛、林在设国家主席的

问题上公开意见分歧，双方继续较劲。与会者大多数人附和毛泽东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

建议。

3月 19 日

应中国政府的邀请，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莫尼克公主，在

国内发生政变后，由莫斯科到达北京。

3月 27 日

459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

一、“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在反革命两面派萧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王力、关

锋、戚本禹操纵下，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猖狂进攻，罪大恶极。有些人认为根本不存在“五·一六”

反革命集团，对清查“五·一六”极为抵触，甚至为他们翻案，是完全错误的。

二、现在，清查“五·一六”的斗争已经展开，有些单位出现了扩大化的倾向。“五·一六”是

一个秘密的反革命阴谋集团，目前有的单位在过去公开的群众组织中也大抓“五·一

六”，有的单位七分之一以上的人都被打成“五·一六”分子。这种扩大化的情况，各级党组织、各

级革命委员会、各军管会、军代表、各工军宣队的负责同志必须引起特别警惕和注意。揭露“五·一

六”反革命阴谋集团，重点应当是揭露它的骨干分子和幕后操纵者。要区别骨干分子和一般成员，区

别参予“五·一六”有组织的阴谋破坏活动和受社会思潮影响犯错误的人。对于各种违反毛主席革命

路线的极“左”的和右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潮，应当深入批判，在批判中要注意严格区别敌我矛盾和人

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于因为受欺骗而犯错误的人，在他们老老实实交代了问题，就

不要戴反革命帽子。就是骨干分子，在交代罪行以后，也要根据他们的不同情况，给予不同的出路，

其中表现好的，也可以从宽处理。总之，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

三、有的单位在清查“五·一六”的斗争中，搞逼、供、信，甚至采用体罚或变相体罚的手段，

这是完全错误的，是违背毛主席一贯教导的，必须坚决制止。逼、供、信那一套，不仅搞不到真正的

反革命，反而会把阶级阵线搞混，伤害革命群众，掩护真正的敌人。有的单位任用了一些坏人或者上

了坏人的当，这些坏人就故意制造混乱，破坏革命斗争，保护反革命，同志们切记不要上当。

四、在防止清查“五·一六”扩大化的同时，不要放松对其它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国内外阶级敌

人同我们的斗争是很复杂的，反革命秘密组织决不是只有一个“五·一六”。应当根据中央历次指示，

将这些反革命清理出来，是什么组织就叫什么组织，是什么性质就定什么性质，不要一律叫“五·一

六”，好象除了“五·一六”以外就没有别的反革命似的。同时，要防止有人利用清查“五·一六”，

挑动资产阶级派性。

毛主席批示：照办。

3月

据官方公布的材料，林立果在上海把为他找美女的“找人小组”改建为“上海小组”。

小组的《入组须知》规定：“本小组的任务，是为完成无产阶级司令部直接交待的各项任

务”，“尤其是小组最高领导――林副部长的指示，必须认真领会，句句照办，字字照办！”

“小组的一切活动均是绝对机密，未经请示和未得指示，不得向任何人泄露和了解情况。”

同时，给小组成员配备了枪支。

4月 11 日

林彪提出设国家主席，并建议由毛泽东担任，说：“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

至于副主席则可设可不设，他自己则不宜担任副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多数人同

意由毛任国家主席的意见。

次日，毛断然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

［按］设主席与否的问题，表面成为毛、林两方争执较劲的焦点，实质上则是毛对

林彪集团权力过分膨胀的猜忌与嫌恶。

460

4月下旬

毛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第三次提出他不当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

4月

中共中央召开整党建党座谈会，会上宣布，这次整党由康生、张春桥、谢富治三人

组成的小组负责领导，纪登奎、郭玉峰、曹轶欧分管整党的各项具体工作。并确定以六

厂二校及张春桥推荐的上海国棉十七厂的经验为各地整党的样板。

4月 24 日

中国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成功。

4月 28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坚决支持西哈努克率领的柬埔寨人民代表团、苏发努冯

亲王率领的老挝人民代表团、阮友寿率领的越南南方共和人民代表团、范文同率领的越

南民主共和国人民代表团在老挝、越南和中国边境某地举行的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

5月 3 日

早在林立果被安排在空军司令部党委办公室当秘书时，就在林彪授意下，经吴法宪

批准，在党委办公室设立了一个专为林彪搜集情报的“调研小组”，由林立果任组长，成

员有周宇驰、王飞、刘沛丰、刘世英等人，至 1969年，林立果被任命为空军司令部办公

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后，取得了在空军“调动一切，指挥一切”的权力，“调研小组”

的成员不断扩大，活动范围愈来愈广。至 1970 年 5 月 3 日，“调研小组”进一步确定以

林立果为核心展开活动。至 70 年 10 月，林立果在看了日本电影《山本五十六》、《啊，

海军》后，将“调研小组”更名为“联合舰队”。

5月 4 日

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帝国主义侵略柬埔寨和扩大印支战争。

5月 14 日

黄、吴、叶、李、邱同游长城，互相赠诗题词，合影留念，以纪念五·一三事件三

周年。

吴、李、邱给叶群写信说“五·一三政治流血事件，是军队文化大革命的转折点，

它揭开了砸烂总政阎王殿斗争的序幕”；“五·一三这个胜利应归功于林副主席的亲切关

怀和教导，归功于叶群同志的关怀和支持。”

5月中旬

林彪要吴法宪、李作鹏在宪法工作小组会上，提出写上“国家主席”一章。

5月 20 日

毛泽东发表《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支持

越南人民的抗美斗争。毛的声明发表后，在 21 日和 22 日，首都及全国各省、市、自治

区所在地分别举行盛大的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以示拥护。

5月 29 日

461

中共中央批发《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工厂整党建党情况报告》、《上海国棉十七厂关于

整党建党情况的报告》。

6月 22 日

中共中央同意国务院《关于国务院各部门建立党的核心小组和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

告》。

6月 27 日

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计划两校在本

年度下半年开始招生。文件根据毛泽东关于“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拨学生，

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的指示，废除原来的“修正主义的招生考试

制度”，规定“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招收“工农兵学员”。

学制则根据各专业具体要求分别为二年至三年。另办一年左右的进修班。学习内容：设

置“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的政治课；实行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业务课；以备

战为内容的军事体育课”。各科学生都要参加生产劳动。学生条件：要求政治思想好、身

体健康、具有三年以上实践经验、年龄在二十岁左右，有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

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和青年干部。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工人、贫下中农、不受年龄

和文化程度的限制。学员们入学后的任务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

这样就从根本上破坏了教育规律，教育质量严重下降。由于取消了入学考试，致使“走

后门”上大学成风。

7月 1 日

两报一刊发表社论《共产党员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要求共产党员必须做到九大

新党章规定的五条。“归结起来，一个就是忠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忠

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个就是相信和依靠群众；一个就是正确对待自己”。

成昆铁路正式通车。

7月 12 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团建团工作的通知》。

7月中旬

在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开会期间，毛第四次提出不设国家主席。

7 月 21 日

《红旗》第 8期（无产阶级教育革命专辑）发表张春桥、姚文元策划炮制的署名“驻

清华大学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文章：《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而奋斗》

文章提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的六个方面的问题：一、实行工人阶级领导。这就必

须批判资产阶级，因此，革命大批判是创办社会主义大学的战略任务，是教育革命的一

门主课。二、对原有教师坚持边改造，边使用，建立工农兵、革命技术人员和原有教师

三结合的无产阶级教师队伍。三、实行“开门办学，厂校挂钩，校办工厂，厂带专业，

建立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新体制”，“把大学办到社会上去”，“使知识分子接受再

教育”。四、“坚持把政治教育作为一切教育的中心”。“坚持以阶级斗争为主课”。五、彻

底改革教材。编写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以工农兵需要为出发点，以三大革命为源泉的

无产阶级新教材。六、实行新的教学方法。结合生产、科研任务中的典型工程、典型产

462

品、典型工艺、技术革新等进行教学。改变以课本为中心，教师为中心的方法。

7月 31 日

林立果在空军司令部干部大会上作“讲用报告”。讲稿是王飞、周宇驰等人写的。“讲

用报告”得到林彪的赞赏及吴法宪等人的吹捧。林立果被誉为“全才、帅才、超群之才，

是第三代接班人”。

7月下旬

在讨论两报一刊的八·一社论时，陈伯达主张将“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

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句中的“毛主席和”删去，与张春

桥发生争论。在请示毛本人时，他故作游移，最后仍决定要汪东兴代为圈去。

7月

王光美专案组向中央报送《关于王光美特务罪行的审查报告》提出：“鉴于王光美是

一个长期隐藏在我们党内的美国战略情报局特务，罪行严重，建议永远开除她的党籍，

并依法惩办。”江青提议判死刑。毛批：“暂时还不宜判刑。一切这类专案，对罪犯都宜

调研从严，处理从宽，保护犯人，使他们感觉有出路，以便保留活证据，对将来有利。”

叶群和吴法宪密谈，说“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同时，他

们利用陈伯达大肆宣传“天才论”。吹捧林彪是“非凡的天才”，“是一个可以和马恩列斯

并列的革命导师和领袖”。说对于马、列、毛来说，恩、斯、林是“三大助手”，而“林

彪是最光辉的助手”。吴法宪说林彪“比恩格斯、斯大林高的多”。

国务院文化组成立。吴德任组长，刘贤权任副组长，（后由于会泳任副组长）。

成立国务院科教组，主管原教育部和国家科委的工作。

8月初

叶群私下对吴法宪说：“林彪的意见还是要坚持设国家主席，你们应在宪法工作小组

提议写上这一章。”

8月 10 日

中国自行设计，自己制造的万吨级远洋货轮“东风”号横渡太平洋，首次抵达加拿

大西海岸的温哥华港。

8月 11 日

叶群在庐山对吴法宪等人说：设国家主席还要坚持。

8月 13 日

周恩来就在未经毛批准情况下(已送报告，误以为毛已批)，缔结了中国与苏丹两国

经济和技术协定，向毛检讨，“保证以后严格遵守报批手续，不容再犯。”毛批示：“这类

事是技术问题，应当注意的是原则问题。”

吴法宪在宪法工作小组会议上与张春桥发生争论，说“有人利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

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此话受到林彪的称赞，说“吴胖子放炮放得好”。8月 13日、

14日，叶群分别打电话给陈伯达和黄永胜，要他们准备关于天才方面和四个伟大（伟大

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的语录。

463

8月 14 日

斯诺夫妇来访，毛隆重接待，向美国发出愿意改善美中关系的意向。

8月 17 日

在通过宪法修改草案的会议上，林彪集团成员有备而来，准备与张争辩，张则默不

出声，康生则阴阳怪气的回敬说：“毛主席不是谦谦君子，主席在党内斗争中是很强硬

的。”

8月 22 日

8 月 20 日前后，毛、林等先后抵达庐山。吴、李、邱都到林彪处与林、叶密谈。傍

晚，他们与林立果同游仙人洞合影留念。叶群说，设国家主席还要坚持。下午，陈伯达

到林彪处谈了一个多小时。

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毛在会议上提出九届二中全会的方针是：要把会议开成一个

团结的、胜利的会，不要开分裂的、失败的会。你们愿意要设国家主席，你们要好了，

反正我不做这个主席。

8月 23 日

下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开幕。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

155人，候补中央委员 100人。周恩来宣布全会的三项议程：一、讨论修改宪法；二、审

定国民经济计划；三、战备问题。随后是林彪发言，他赞颂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认为

陆定一式的人物讲毛的学说没有发展的观点“是反马列主义的”。林的讲话是先得到毛的

同意的，接着康生报告了毛对修改宪法的历次意见和修改宪法的过程。

在当晚的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国民经济计划问题，吴法宪却提出要全会学习林的讲话，

并提出第二天听林的录音，得到政治局的同意。

九大召开前，在起草政治报告中，毛、林（包括已投靠林彪的陈伯达）之间早已产

生分歧，九大闭幕后，毛家湾和钓鱼台的关系已相当紧张，林江两伙的明争是围绕修改

宪法中的几个问题，主要是写不写“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副词和“以毛泽

东思想为指针”问题，以及设不设国家主席问题。林彪等准备借修改宪法机会，一方面

想坚持设国家主席，可让林当国家元首；另一方面，想整整“陆定一式的人物”----张

春桥，以巩固他的接班人的地位。

林彪讲完话散会时，叶群对陈、吴、李、邱讲：这是对“陆定一式人物不点名的点

名”。

晚，叶群要吴法宪转告李、邱说，你们要在各组发言，否则林彪讲话就没根据了；

林彪没点名，你们也不要点名；设国家主席问题不要再提了，常委开会已作了决定；不

要讲康生反对“四个伟大”的提法，打击面宽了，毛主席那里通不过。

叶群还对吴法宪说：林彪讲张春桥的后台就是江青，但在发言中半个字也不能涉及

江青，否则就要碰壁，问题暴露了，什么也搞不成。

8月 24 日

上午，听林彪讲话录音，下午讨论讲话时，陈、吴、叶、李、邱分别在各组宣讲由

陈伯达选编、经林彪审定的马恩列斯“称天才”的语录，他们集中攻击有人反对写“三

个副词”和“指针”。

在华北组会议上，陈伯达发言说：个别人讲副词是“讽剌”；加进“指针”是经过斗

争的；有人妄图贬低毛主席；有人怀疑（八届）十一中全会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公报，这

464

是想搞历史翻案等等。于是很多人纷纷发言，要求把反毛主席的人揪出来斗倒斗臭，千

刀万剐，血战到底。华北组还通过决议：坚决要求设国家主席。

其它组，在吴、叶、李、邱发言后，也纷纷要求揪人，吴法宪含着眼泪说“有人说

三个副词是个‘讽刺’，我听了气得发抖。”别人问是谁，吴不说，后来别人在手上写了

“张”字问他，他点头称是。

晚十点多，整理出了华北组二号简报（九届二中全会第六号简报）刊出了陈伯达吹

捧林彪，坚持要设国家主席的发言。经组长李雪峰、吴德、解学恭过目签发。

王洪文以及他所主持的上海小组也大肆吹捧林彪讲话。

8月 25 日

晨，华北组二号简报印出分发。

上午，各组看到了简报，立刻轰动。有些组效法华北组，通过决议要求设国家主席，

要求揪人，气氛很紧张。江青就带着张、姚去见毛说：主席，不得了哇！他们要揪人。

下午，毛召集有各组组长参加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会上，毛决定立即休会，停止

讨论林彪讲话；收回华北组二号简报，责令陈伯达检讨。说不要揪人，要按九大精神团

结起来，陈伯达的发言违背九大方针。还说：你们继续这样，我就下山，让你们闹。设

国家主席问题不要再提了，要我早点死，就让我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设，谁就去当，反

正我不当。并劝林彪你也不要当。

8月 26、27日

周恩来、康生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谈话，追查他们在会上发言情况，要

吴法宪作检讨。

8月 28 日

晚，吴法宪向林彪汇报，林彪说，你没错，不要检讨。吴为了过关，在检讨稿写好

后，跟李、邱商量，李再三叮嘱：只讲自己，不涉及叶群和他与邱，当然更不能涉及林

彪，叶告诉吴：只要不涉及林彪、黄永胜等就好办，大锅里有饭，小锅里好办。

8月 31 日

针对陈伯达所编《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毛泽东写了《我

的一点意见》在会上印发，印发前给林彪看过，全文如下：

这个材料是陈伯达同志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第一，这里没有马克思的话。第二，只找了恩格

斯一句话，而《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这部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三，找了列宁的有五条。

其中第五条说，要有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

这里列举了四个条件。别人且不论，就拿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来说，够条件的不很多。例如，我跟

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

配合。仅举三次庐山会议为例。第一次他跑到彭德怀那里去了。二次，讨论工业十七条，据他自己说，

上山几天就下山了，也不知道他为了什么原因下山，下山之后跑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一次，他可配合

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这些话，

无非是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可绝不是野心）的广大而已。

至于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否会乱，庐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转，我看大概不会吧。上过庐山的一位古

人说：“杞国无事忧天倾”，我们不要学那位杞国人。最后关于我的话，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说

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

为，这个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

465

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的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

论的反映论，我们只有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不要上了

号称懂得马克思，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同时我们两人还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

认识问题，我们自己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完结。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

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毛泽东在会上给他这位老臣下当场扣了六顶帽子：国民党反共分子、叛徒、特务、托

派分子、修正主义分子、假马克思主义者。

9月 1 日

晚，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由林彪主持，传达了《我的一点意见》。

本日以后，各组学习《我的一点意见》，批判陈伯达，及吴、叶、李、邱的错误。

李作鹏本想在会上作点自我批评，黄永胜阻止说，你不能作检讨，因为你同叶群一

个组，你做了检讨，叶群就要做检讨，叶群做检讨，势必影响林彪。李遂不作检讨。

9月 5 日

晚上，林彪命叶群带着黄、吴、李、邱去看江青，吴法宪说：“我们对不起江青同志，

对不起春桥同志，向你们道歉。”江青教训他们说：“这次你们不听我们的话，所以犯了

错误。可咱们毕竟是战友，当年打倒刘少奇，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咱们并肩

战斗过。对你们的错误我不计较，小张也不会计较。以后，你们听我的话就是啦！”

9月 6 日

九届二中全会结束，会上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通过了向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在适当时候召开四届人大的建议；批准了国务院关于全国计

划会议和 1970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批准了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报告。

在闭幕会上，毛对党的路线教育问题、高级干部的学习问题，党内外团结问题，发

表了重要意见。

周恩来、康生都在闭幕会上讲了话。

全会根据毛的意见，对陈伯达进行审查批判，而“对林还是要保”。

9月 10 日

九届二中全会公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公报对全会上的分歧只字未提。但二中

全会后，毛并不仅限于对陈伯达的揭发批判，而是采取各种办法，限制和削弱林彪集团

的势力。这些办法，他自己概括为“抛石头”、 “掺砂子”、 “挖墙角”。

9月 12 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

9月中旬

陈伯达专案审查小组成立，周恩来、康生、李德生负责。把陈伯达问题定性为反九

大的陈伯达路线。

9月 23 日

《人民日报》发表山西省昔阳县学大寨的调查报告，并发表社论《农业学大寨》。

466

10月 13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加拿大政府发表关于中、加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决定

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

10月 14日

毛在吴法宪的书面检查上批道：“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缺乏正大光明的气

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没有见过。”“办事组各同

志（除个别同志如李德生外）忘记了九大通过的党章”，“又找什么天才问题，不过是一

个借口”。“陈伯达是个可疑分子，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揭发过，又同个别同志打过招呼。”

此个别同志即指林彪。

10月 15日

国务院电报通知各地：1970 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按中央在 6月 27日批转的北京大

学、清华大学的《报告》提出的意见进行。高校在停止招生和停课 4 年之后，开始招生

复课。

毛在叶群的书面检讨上批示：“不提九大，不提党章，也不听我的话，陈伯达一吹就

上劲了，军委办事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除了陈待审

查外，凡上当者都适用。”毛在林彪集团诸人的检讨上写了许多批示，这就是他说的“抛

石头”。

中国和赤道几内亚决定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11月 3 日

黄永胜审批同意彭德怀专案组提出要“撤销彭德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

判处无期徒刑，终身剥夺公民权利”的意见，彭德怀问题定案。

11月 6 日

经毛泽东批阅，中共中央发出《高级干部学习问题的通知》，传达了毛在九届二中全

会上关于党的高级干部要挤时间读一些马列主义著作的指示，建议各单位第一次读六本

马、恩、列著作：一、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二、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

三、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选读）；四、恩格斯《反杜林论》（选读）；五、列宁《唯物

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选读）；六、列宁《国家与革命》（选读）和五本毛著作：一、《实

践论》；二、《矛盾论》；三、《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四、《在中国共产党

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五、《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经毛批准，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的决定》。决定在中央政治局领

导下，设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管辖中央组织部、中央党校、人民日报、红旗杂志、新华

总社、中央广播事业局、光明日报、中央编译局的工作，以及工、青、妇中央一级机构

及其五·七干校，中央组织宣传组组长由康生担任，组员有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

登奎、李德生。后来康生因病不出；李德生调去沈阳，被解除了在北京的一切工作。中

央组织宣传大权不久落到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手中。原来在九大召开后，中央文革已

不复存在，至此四人帮又重新获得了一个公开合法的活动阵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意大利政府关于中、意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发

表。决定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

467

11月 16日

经毛批准，中共中央作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并转发《我的一点意

见》（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在党内公开了陈伯达的问题，但尚

未公之于报刊。

11月 24日

毛泽东对北京卫戍区《关于部队进行千里战备野营拉练的总结报告》作了批示。批

示要求全军“利用冬季实行长途野营训练一次，每个军分两批（或不分批），每批两个月，

实行官兵团结、军民团结。”毛在批示中还指出：“大、中、小学（高年级）学生是否利

用寒假也可以实行野营训练一个月”。由此，在 12 月 10 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大、

中城市（包括省、地直属市）学校的野营训练，可在寒假或暑假期间分期分批进行，大

学每批一个月，中学和小学五、六年级学生，每批 20天到 30天。”此后的三、四年内，

全国大、中城市的学校都按照这一批示执行，师生每年分期分批进行野营训练一、二次。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埃塞俄比亚帝国政府决定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11月 26日

《人民日报》报导毛泽东所著《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

的？》汇编本，已由民族出版社用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五种少数民族文字

出版。其中蒙古、藏、哈萨克文版已由北京和全国各地新华书店发行；维吾尔、朝鲜文

版即将发行。

11月

中美两国最高领导人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互致口信。

自 1970年 2月 11日，十个月中挖出“叛徒”、 “特务”、“反革命分子”184万多名，

逮捕 28.48 万多名，处死者数以千计。

12月 15日

中国和智利共和国决定建立外交关系。

12月 16日

解放军第 38 军委员会在 1970 年 12 月 10 日向军委办事组和中共中央呈报了《关于

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罪行的报告》，毛泽东在此报告上批示：要北京军区党委开会，“讨

论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委任他解决北京军区所

属的军政问题，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

12月 18日

毛在会见斯诺时表示：在发动文化大革命时“需要一点个人崇拜”，但“现在就不同

了，崇拜是过份了，搞许多形式主义，如什么‘四个伟大’，讨嫌！”公开表露对林彪的

不满。毛表示：欢迎尼克松来华访问。

12月 22日－1971年 1月 26日

根据毛的提议，周恩来在 12 月 22 日主持召开华北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北京军区和

部队以及河北、山西、内蒙等省军区负责人共 340 多人，会议内容是揭发和批判陈伯达

468

的罪行，同时牵涉到李雪峰、郑维山。1月 9日后，被毛泽东批评为“开了一个月，还根

本不批陈”的参加中央军委座谈会的 143 人也被并入华北会议，进一步揭发批判陈伯达

的罪行。

12月 24日

正式撤销邓小平专案组。（实际上在 69年下放邓和谭震林时已将两人从专案组撤销，

但当时未向专案组工作人员宣布。）

12月 25日

周恩来提议并经毛同意，决定先建长江上第一个巨大水坝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

1971 年 1月 6日

中共中央印发毛在 70 年 12 月 29 日对姚文元的一个报告的批示：“你的学习进程较

好较快，坚持数年，必有好处。我的意见 274 个中央委员，及 1000以上的高、中级在职

干部都应程度不同地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方能抵制王明、刘少奇、陈伯达

一类骗子。”

1月 9 日—2月 15日

中共中央军委批陈整风座谈会在北京举行，各部门负责人 143人参加。

1月 11 日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出通知，指出：“多年来，军队和地方以及中央机关没有从反

对居功骄傲这一方面进行整风。有些干部存在着居功自恃、骄傲自满、军阀主义、自以

为是、一言堂、说假话、不走正道等歪风邪气，对内对外的大国沙文主义。”通知要求开

展一场反对骄傲自满、提倡谦虚谨慎的自我教育运动。

1月 21 日—22日

全国高等院校调整座谈会在京召开。

1月 24 日

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在华北会议上就陈伯达问题作了重要讲话，宣布对林彪控制的北

京军区进行改组，任命李德生为北京军区司令员，谢富治任第一政委，纪登奎任第二政

委。这就是毛泽东的“挖墙角”。自 1月下旬起，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逐步开展“批陈整风”

运动。

1月 26 日

对陈伯达的批判升级，中共中央发出《反党分子陈伯达的罪行材料》。《材料》共分

四部分：一、陈伯达的反动历史，二、投敌和追随王明、刘少奇，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

级革命路线，三、对抗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党乱军，

阴谋篡权，四、投靠王明、刘少奇，招降纳叛，搞独立王国。

2月 8 日

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建立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

中共中央关于建立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的决定：

469

为统一五·一六专案的清理、审查和核实，为密切配合中央和地方各有关部门的五·一六专案调

研同群众运动检举相结合，中央决定以吴德同志为组长、李震同志为副组长、杨俊生、黄作珍、于桑、

杨德中、迟群、王连龙、李韬、刘西尧、丁江、李忠、耿建民同志为组员共十三人组成中央五·一六

专案联合小组，经批准后，立即开始进行工作。联合小组即以原公安部的五·一六专案组为其办公机

构。

在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过程中，既要防止扩大化，又不要一风吹，就必须集中力量抓

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一系列罪行，将它一个一个落实，而不要一开始就笼统地追查组织关系和

是否填了表格。在核实罪行上，要首先分清是非，要查清时间地点，重人证、物证和旁证，而不要轻

信口供，不许使用逼供信和诱供、指供。在处理罪行上，要清出坏头头、主谋者和幕后操纵者；要区

别主犯、从犯和被胁从、受蒙敝的人；要区别敌我和人民内部的两类矛盾，坚持“坦白从宽、抗拒从

严”的方针，要强调和认真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给出路”的政策。

为搞好清查五·一六反革命分子，要号召大家认真学习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关于审查

干部的决定。还要贯彻执行毛主席当时关于“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指示。至于现行反革命主犯和

重大刑事犯，当然不在此例。

早在一九六七年八月，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指示姚文元同志在写《评陶铸的两本书》时，点了五·一

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名，并揭露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因此，姚文元同志的《评陶铸的两本书》一

文，值得我们很好学习。

目前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重点在北京，应由联合小组分别轻重缓急排个队，以利突破

重大案件，便于联系各有关地方和部门进行清查。

2月 19 日

为引导批陈整风运动深入发展，中央政治局传达了毛的指示：“请告各地同志，开展

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是批陈，其次才是整风。不要学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

本不批陈，更不要学华北前期，批陈不痛不痒，如李、郑主持时期那样。”

2月 21 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扩大传达反党分子陈伯达问题的通知》。批陈扩大到县、团级。

2月

《外交活动简报》第 29期所刊《古巴驻华临时代办加西亚访问外地的几点反映》的

第 4 条中反映：加西亚在井冈山参观时，对讲解员不提南昌起义和朱德上井冈山提出意

见。毛阅后批示：第 4条提得对，应对南昌起义和两军会合作正确解说。

2、3月

全国性的清查所谓“五·一六”运动按照《三·二七通知》和续发的《二·八决定》

的精神，采取以往“审干决定”中的种种做法，诸如“坦白运动”、“一般号召”、“个别

突破”……继续进行，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数以百万计的干部和群众遭受打击。

3月 3 日

科学实验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

3月 15 日

毛对《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一稿的批语指出：“我党多年来不读马、列，不突出

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

470

在庐山闹出大笑话。这个教训非常严重，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为适应干部

和群众的学习需要，又重新出版马、恩、列的重要著作。

3月 23 日－24日

根据官方编发的材料称：1971 年 3 月 21 日，林立果、周宇驰（空司办公室主任）、

于新野（空司副处长）、李伟信（7341部队政治部副处长）在上海秘密据点密谋，他们分

析了形势，为保住林彪的接班人地位，争取“和平过渡”，同时做好“武装起义”的准备。

决定先做两件事：写个计划和让空四军组建一个“教导队”。林立果确定计划名称为“571

工程”计划。

3月 24 日

毛在黄永胜等人的检讨上批示：“以后是实践这些申明的问题”又在他们的检讨上加

了一段话：“陈伯达早期就是一个国民党反共分子，混入党内以后，又在 1931 年被捕叛

变；成了特务，一贯跟随王明、刘少奇反共，他的根本问题在此，所以他反党乱军，挑

动武斗，挑动军委办事组干部及华北军区干部，都是由此而来。”

3月 29 日

周恩来奉命率黄永胜等军委办事组成员前往北戴河，向林彪传达毛有关批陈的一系列

指示并汇报批陈情况，林除表示同意外，个人不作任何表态。毛得报后大为不满，厉声

斥责黄永胜已面临悬崖边。

3月 30 日

毛泽东在×××3月 19日在河北省批陈整风会议上的检查作了批示：“此件留待军委

办事组各同志一阅。上了陈伯达贼船，年深日久，虽有庐山以来半年的时间，经过各种

批判会议，到 3月 19 日才讲出几句真话，真是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人一输了理（就是

走错了路线），就怕揭，庐山会议上那种猖狂进攻的勇气，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3月 31 日

据揭发：林立果深夜在上海召开了有江腾蛟、王维国（空四军政治委员）、陈励耘（空

国政治委员）、周建平（南京部队空军副司令员）参加的秘密会议，即林立果所说的“三

国四方会议”。（“三国”指上海、浙江、南京，“四方”是指上述三方负责人和北京的江

腾蛟①）。据说会议明确了分工，又说江腾蛟负总责，任第一线指挥，但江后来供认此时

并不知道有什么“571 工程纪要”，他是直到 1971 年 9月 8日才由李伟信给他解释这个《纪

要》。

4月初

据揭发：林立果通过王维国在上海建立了准备为反革命武装政变服务的“新华一村

教导队”。

吴法宪、叶群重新交上检讨，始终未触及其后台林彪。

4月 7 日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派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北京军区第二政委纪登奎、

副总参谋长张才千参加军委办事组，这就是毛泽东对林彪集团的“掺沙子”。

①

67 年任南京军区空军政治委员，68 年被免职。

471

4月 10 日至 17日

周恩来会见应邀来中国访问的加拿大、哥伦比亚、英格兰、尼日利亚和美国乒乓球

代表团全体成员。以美国乒乓球协会主席格雷姆·斯廷霍文为团长的美国乒乓球代表团

是在日本名古屋参加了第 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后来中国访问的。

4月 15 日至 29日

中共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中央、地方和部队的负责人共 99 人参加。毛指示军

委副主席聂荣臻、徐向前、陈毅(因病未出席) 参加。会上讨论了黄、吴、叶、李、邱等

人在 3 月写的书面检讨，并对他们进行了批评。会上还揭发批判了李雪峰、郑维山的错

误。29 日，周共中央召开批陈整恩来代表党中央在批陈整风汇报会上作了总结讲话。指

出：黄、吴、叶、李、邱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错误，站到

反九大的陈伯达分裂路线上去了。希望他们按照毛的教导，实践自己的申明，认真改正

错误。周恩来给 19日回京的林彪送去文件，请林莅会并讲话，林不参加会议，且表示“坚

决不讲。”

4月 15 日—7月 31 日

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4月 21 日

周恩来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传口信给美国政府：愿意接待美国特使。

4月 29 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把批陈整风运动推向纵深发展的通知》，由此，批陈运动推向全

党全国。陈在报刊上的代称是“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或“刘少奇、王明一类的假马克

思主义政治骗子”。

5 月 1 日

在天安门焰火晚会上，林勉强出席，与毛对面相坐，无一语应酬，几分钟后，即怫

然不辞而去。

5月 29 日

为建立中美两国的正常关系，4月 29日、5月 17日、5月 22日美国总统尼克松曾传

来三次口信。中央政治局于 5 月 26 日讨论了中美会谈问题，周恩来于 5 月 29 日回复尼

克松：欢迎基辛格来京举行一次秘密的预备性会议，以便为尼克松访华作必要的安排。

6月 27 日

上海江南造船厂建造的中国第一艘两万吨级货轮“长风”号下水。

7月 9 日

毛在熊向晖（总参谋部副部长）处了解到黄、吴、叶、李、邱的检讨根本没有在下

属的高级干部中传达，当即说“他们的检讨是假的。庐山的事情还没有完，还根本没有

解决。这个当中有‘鬼’。他们还有后台”。

472

7月 9 日至 11日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博士假道巴基斯坦首次访华。周恩来和基

辛格在北京进行了会谈。在 7月 16日发表的会谈公报中宣布：周恩来代表中华人民共和

国邀请尼克松总统于 1972年 5月以前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接受了邀请。

7月 10 日

毛泽东在谈到黄永胜等人的表现时說：“他们的检讨是假的。庐山的事情还沒有完，

还根本没有解决。这当中有鬼，他们还有后台”。

7月

国务院文化组成立，组长吴德，副组长刘贤权，后于会泳任副组长。

8月 4 日

中国和土耳其在巴黎签署建交联合公报。

8月 13 日

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8 月 13 日，中共中央批转经姚文元修改、

张春桥定稿的并经毛泽东同意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全面否定了建国十七年

来的教育工作，作出了“两个估计”，即：文革前十七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

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

识分子。《纪要》提出，要巩固工人阶级在教育阵地的领导权，坚持五七指示的道路，把

转变学生的思想放在首位。还提出“教育要同三大革命实践结合，以厂（社）校挂钩为

主，多种形式，开门办学，建立教学、生产劳动、科学研究三结合的新体制，文科要把

整个社会作为自己的工厂，农业大学要统统搬到农村去，医药院校应坚定地把重点面向

农村”。要建立“工农兵、革命技术人员和原有教师三结合”的无产阶级教师队伍。“要

充分发挥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的作用”。教材要彻底改革。

学校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并充分发挥工宣队的政治作用。推广厂办工人大学、农村的

五七大学或五七学校。

8月 16 日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张春桥、纪登奎、黄永胜于今日去北戴河向林彪汇报

工作。汇报结束时，周恩来说，根据毛的提议，党中央决定“十·一”前后召开九届三

中全会，然后召开四届人大，现各项准备工作正在逐步就绪。林听后，惶恐不安。

中国和伊朗在伊斯兰堡签署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

8月

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一级都进行了整党，都产生了新的省委、市委和自治区党委。

8月 14 日――9月 12 日

8月 14日，毛泽东离京到南方巡视，8月 16日到达武汉，毛先后和湖北、河南等地

的党、政、军负责人进行了五次谈话。8月 27日至 9月 2日，毛在长沙、南昌分别接见

湖南、广西、广东、江西、江苏、福建等地党、政、军负责人。沿途对五个大军区和十

个省市负责人谈话、打招呼，点名批评了林彪及其追随者。在谈话中，他提出三要三不

要，即“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

473

谋诡计”。提出了“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并多次领唱“三大纪

律八项注意”歌。对九届二中全会上林等的活动作了更尖锐的批评，批评林彪一伙搞突

然袭击，搞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称‘天

才’，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

裂党，急于夺权”。“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1959年庐山

会议跟彭德怀的斗争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这次庐山会议，又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毛

在讲话中还公开点了林彪的名，说“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

一些责任。”“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可能改，一个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则错误，犯了

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

毛在外地巡视期间曾说：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

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他们四个人（指黄、吴、李、邱）向林彪请示问题都

要经过她。还说：“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

步的。庐山会议以后，我采取了三项办法，一个是甩石头，一个是掺沙子，一个是挖墙

角。”毛所谓的甩石头就是他在一些文件上加上批判陈伯达等人的批语。掺沙子是指在

1971年 4月 7日指派纪登奎、张才千参加军委办事组。挖墙角是指 1971年 1月 24日周

恩来根据毛的指示，在华北会议上宣布改组北京军区的决定，认为“这就捣烂了林陈反

党集团经营多年的那个山头主义的窝子，挖了他们的墙角。”

毛的南巡活动，对于动员高干起来同林彪作斗争，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和政治准备。

这些讲话，经华国锋整理，在 9 月 4 日由汪东兴转周恩来。早在 8 月下旬，吴法宪把毛

到长沙、南昌，先后派飞机接一些负责人去谈话的情况，密报叶群。 毛在 8 月 31 日抵

达南昌，听取江西负责人反映周宇驰等人在江西的一些不正常活动情况。9月 3日深夜到

达杭州，获知林立果等人的一些活动，提高了警惕。9月 8日深夜，在杭州叫人将专列从

笕桥机场的专线上立即调往绍兴停放。9月 5 日深夜，广州部队空军参谋长顾同舟在广州

把毛接见一些负责人时的谈话内容密报在北京的于新野。次日，于驾直升飞机至北戴河，

把 15页的电话记录稿给了林彪、叶群、林立果。9月 6日凌晨，刘丰把毛在武汉同一些

负责人的谈话内容，密告陪外宾去武汉的李作鹏。李当天返回北京，分别告诉了黄永胜、

邱会作，黄永胜密报叶群。9月 10日下午 3 时，毛突然离开杭州，且拒绝陈励耘送行，6

时到达上海，停车后，未下专列，在车上接见当地党政军负责人，当夜在专列上休息。9

月 11日下午，在毛接见了许世友、王洪文，要他们团结起来以后，即突然下令发车，驶

离上海，在南京稍停后，专列直驶北京。9月 12日 1时，专列到丰台停车，在车上召见

北京军区和北京市负责人李德生、吴德、吴忠，并指示李德生调 38军一个师至南口待命。

4时到达北京站，回中南海。中南海、钓鱼台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9月 13 日

由于某种难于索解的原因，在北戴河的林彪得到毛突然返京的消息，大为恐慌，匆

忙决策逃亡。零时左右，林彪、叶群、林立果、刘沛丰不顾警卫部队的阻拦，乘车从北

戴河逃往山海关机场。凌晨 3 时，所乘 256 号三叉戟喷气飞机坠毁于蒙古温都尔汗附近

肯特省贝尔赫矿区南 10公里处，机上八男一女，全部死亡。官方宣布，该机是在油尽迫

降时擦地焚毁。然据最先参加飞机失事地点勘察的中国驻蒙使馆二秘孙一先所著《在大

漠那边》一书记载：（丧生者）“不是通常失事飞机那样被摔碎烧焦，只剩下堆堆骨骸，

而是有头有脚基本完整的一具具躯体。”在机上驾驶人员用的图囊中，“航图都没有了”。

在“大片机翼的翼根处”，有一直径 40 多厘米的“向一面开的大洞”，（据官方解释，这

是“油箱着火向下冲炸开的，所以翼面没有穿透”。）

1997 年 10 月中旬，《环球时报》驻蒙古特派记者敖其尔来到温都尔汗，找到了最早

474

发现飞机坠毁的拉哈玛大娘，（97年时 67岁）据她的回忆：“那是个可怕的夜晚”“1971

年 9月 13日凌晨两点钟，一阵嗡嗡声把她惊醒，她急忙穿好衣服，出门一看，发现这难

听的声音是空中传来的，这时羊群惊散，马嘶狗叫。她仔细一看，从西南向北飞过来一

架冒着大火的飞机，飞得相当低，在巴图脑尔布苏木上空，绕图门山转了一圈，顺着扎

森山谷向西南方向飞行，声音越来越大，大概不到二十分钟，在苏布尔古盆地坠毁。当

时没有听到大的爆炸声，只看到现场大火连天。”

拉哈玛大娘看到的空中飞来冒着大火的飞机，据中国的空军专家分析：“她可能把机

上耀眼的着陆灯错当成大火。”

本日凌晨 3 时余，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从北京沙河机场乘直升飞机向蒙古方向

逃跑。至 13日上午，被迫降在怀柔境内。迫降后，周、于自杀，李伟信和机上另一名驾

驶员陈士印被擒。在直升飞机上缴获了大量罪证。

［按］9• 13 事件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在此以前，中国人对共产党、对毛泽东确是

无限崇拜、无限信仰，坚信跟着伟大领袖毛泽东，就能到达幸福的共产主义天堂。因此

心甘情愿听凭毛泽东一个脑袋来主宰一切。突然发生的匪夷所思的 9• 13 事件，对人们

的思想、精神产生的冲击和震撼是难以想像的。上了党章的法定接班人、保证千秋万代

永不变色的亲密战友，怎么会是要暗杀最高领袖的叛变者？人们在听取官方的文件传达

时，满腹狐疑，竟不敢相信自已的耳朶。但在对官方关于事件的一套不能自圆其说的说

辞产生了疑问后，进而对共产党、对毛泽东本人都产生了疑问。9• 13 凌晨蒙古温都尔

罕一声巨响，坠落的不仅是林彪的三叉戟，同时应声栽地的还有毛泽东这架 B–52 重型

轰炸机。许多中国人从此从迷信、崇拜的“ 中国梦” 中逐渐苏醒过来，开始用审慎和疑

问的目光来观察共产党和毛泽东。共产极权社会由此进入信仰危机、道德危机时代。9

• 13 事件是中共在大陆统治极盛而衰的标誌性事件。

9月 14 日

下午 2点 20分，中国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许文益向外交部报告了飞机失事的确实

消息。当时周恩来自 9 月 12 日晚上起，已 50 多个小时没有合眼，刚服过安眠药入睡，

但事关重大，秘书唤醒了他，当周听到机上八男一女全部死亡时，高兴地说了一声，啊！

摔死了。然后接过电报，来不及换睡衣拖鞋，马上去北京厅，向毛报告。

据警卫员回忆，毛、周谈了很久，此时政治局全体成员集合在福建厅，周宣布了这

一消息，会场马上一片轻松，周让准备饭，说要好好吃一顿，还破例喝了茅台酒。（丁凯

文主编：《重审林彪罪案》709-710 页）但是当最紧张的情形刚刚过去，一天，周恩来大哭一

场，对左右劝慰他的人说：“你们不明白，事情不那么简单，还没有完……。”究竟怎么

475

没有完？他不肯再说下去，留给人们一片猜想。

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军下达紧急指示，要求各大军区作好敌人进攻的准备。

9月 18 日

经毛批准，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通知说：“中共中央正式通知：

林彪于 1971 年 9 月 13 日仓皇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通知说：“林彪

出逃的罪恶目的，是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通知在概述了九届二中全会以来的斗争以

后说：“这次林彪叛国投敌，正是阶级敌人绝望挣扎的表现。”“中央号召全党同志首先是

高级干部同林彪划清界限。”按照中央规定，这个通知第一步只传到省、市、自治区党委

常委以上的党组织。

9 月 24 日

周恩来向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宣布：离职反省，彻底交待。

9 月 28 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扩大传达 9 月 18 日通知的范围的通知，要求将 9 月 18 日通知传

达到地、师以上党委。

在公布的林彪罪状中，最显眼的即据说是由林立果所阴谋策划的《571工程纪要》 ，

“571”即武装起义的谐音。3 月 22 至 24 日，由于新野执笔起草了《五七一工程纪要》，

分九个部分：可能性;必要性；基本条件；时机；力量；口号和纲领；实施要点；政策和

策略；保密和纪律。

——可能性，9.2（九届二中全会）后，政局不稳，统治集团矛盾尖锐，左派势力抬头。军队受

压。十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群众和基层干部、部队中下干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不满情绪日

益增长，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统治集团上层很腐败，昏庸无能，众叛亲离。1、一切政

治危机正在酝酿；2、夺权正在进行；3、对方目标在改变接班人；4、中国正在进行一场逐渐的和平

演变式的政变；5、这种政变形式是他们惯用手法；6、他们故伎重演；7、政权正朝着有利于笔杆子、

不利于枪杆子方向发展；8、因此，我们要以暴力革命的突变来阻止和平演变式的反革命渐变。反之，

如果我们不用“五七一”阻止和平演变，一旦他们得逞，不知有多少人头落地，中国革命不知要推迟

多少年。9、一场新的夺权斗争势不可免，我们不掌握革命领导权，领导权就会落在别人头上。

——我方力量，经过几年准备，在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水平都有相当提高。具有一定的思

想和物质基础。在全国，我们这支力量正在崛起，蒸蒸日上，朝气蓬勃。革命的领导权落到谁的头上，

未来政权就落在谁的头上。在中国未来这场政治革命中，我们“舰队”采取什么态度？取得了革命领

导权就取得了未来的政权。革命的领导权历史地落在我们“舰队”头上。和国外“五七一”相比，我

们的准备和经验比他们充分得多，成功的把握性大得多。和十月革命相比，我们比当年苏维埃也不算

小。地理回旋余地大，空军机动能力强。空军搞“五七一”比较容易得到全国政权，军区搞地方割据。

两种可能性：全国夺取政权；割据局面。

——必要性、必然性。B-52 好景不长，急不可待地要在近几年内安排后事。对我们不放心。如

［与］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在政治上后发制人，军事行动上先发制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正

在受到严重威胁，笔杆子托派集团正在任意篡改、歪曲马列主义，为他们的私利服务。他们用假革命

的词藻代替马列主义，用来欺骗和蒙蔽中国人民的思想。当前他们的继续革命论实质是托洛茨基的不

断革命论，他们的革命对象实际是中国人民，而首当其冲的是军队和与他们持不同意见的人。他们把

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把党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的

家长制生活。当然，我们不否认他在统一中国的历史作用，正因为如此，我们革命者在历史上曾给过

476

他应有的地位和支持。但现在他滥用中国人民给其信任和地位，历史地走向反面，实际上他已成了当

代的秦始皇。为了向中国人民负责，向中国历史负责，我们的等待和忍耐是有限度的！他不是一个真

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

君。

——基本条件，有利条件：国内政治矛盾激化，危机四伏，独裁者越来越不得人心，统治集团内

部很不稳定，争权夺利、勾心斗角、几乎白热化。军队受压，军心不（稳），高级中上层干部不服、

不满，并且握有兵权。一小撮秀才仗势横行霸道，四面树敌，头脑发胀，对自己估计过高。党内长期

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排斥和打击的高级干部敢怒不敢言。农民生活缺吃少穿；青年知识分子上

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已经发（配），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

羔羊；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

剥削。国外矛盾激化，中苏对立。整苏联。我们的行动会得到苏联支持。最重要的条件：我们有首长

的威望、权力和联合舰队的力量。从自然条件讲，国土辽阔、回旋力量大，加之空军机动性强，有利

于突袭、串联、转移，甚至于撤退。困难：目前我们力量准备还不足，群众对 B-52 的个人迷信很深，

由于 B-52 分而治之，军队内部矛盾相当复杂，很难形成被我们掌握的统一力量。B-52 身（深）居简

出，行动相当鬼（诡）窄（诈），戒备森严，给我们行动带来一定的困难。

——时机。敌我双方骑虎难下，目前表面上的暂时平衡维持不久，矛盾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

不平衡是绝对的。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只要他们上台，我们就要下台，进监狱（卫戍区）。或者

我们把他们吃掉，或者他们把我们吃掉。战略上两种时机，一种是我们准备好了，能吃掉他们的时候；

一种是发现敌人张开嘴巴要吃掉我们的时候，我们受到严重危险的时候；这时不管准备和没有准备好，

也要破釜沉舟。战术上两种时机和手段，B-52 在我手中，敌主力舰均在我手心之中。属于自投罗网

式，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先斩局部爪牙，既成事实，逼迫 B-52 就范。

——逼宫形式，利用特种手段如毒气、细菌武器、轰炸、五四三（一种武器的代号）、车祸、

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

——基本力量和可借用的力量。基本力量，联合舰队和各分舰队（上海、北京、广州）王（维

国）、陈（励耘）、江（腾蛟）掌握的四、五军，骨干力量，九师、十八师、二十一坦克团、民航、三

十四师。借用力量，国内二十军、三十八军、黄（永胜）军委办事组、国防科委、广州、成都、武汉、

江西、济南、福州、新疆、西安。社会力量，农民、红卫兵、青年学生、机关干部、工人。国外苏联

（秘密谈判），美国（中美谈判），借苏联力量钳制国内外其它各种力量，暂时核保护伞。

——动员群众口号、纲领，全军指战员团结起来！全党团结起来！打倒当代的秦始皇 B-52，推

翻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对外：全世界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

迫民族联合起来！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

——我们对外政策是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承认现有的与各国的外交关系，保护使馆人员的

安全。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全军指挥员团结起来，全党团结起来，用民富国强代替他“国富”民穷，

使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得到真正解放。用真正的马列主义作为我们指

导思想，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代替 B-52 的封建专制的社会主义，即社会封建主义。全国工人、农

民、机关干部、各行各业要坚守岗位，努力生产，保护国家财富和档案，遵守和维护社会秩序。因此，

各区、各单位、各部门之间不准串联。全国武装力量要服从统帅部的集中统一指挥，坚决严厉镇压反

革命叛乱和一切反革命破坏活动。

——实施要点，三个阶段，第一、准备阶段，1、计划；2、力量，指挥班子江、王、陈。两套警

卫处，公开的李松亭。秘密的上海小组负责新华教导队、四、五军部队训练（地面训练）、南京直属

师（十师）的工作，周建平（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负责争取二十军（江王陈），扩大舰队，加速

根据地建设（京沪杭蜀穗）。3、物质准备，武器领、自造。通信器材（包括 01 工程，专门设计的一

种收发报机）。4、情报保障，掌握三个环节，搜集、分析、上报。

第二阶段实施阶段，奇袭式，一个先联后斩，上面串联好，然后奇袭；一个先斩后联；一个上下

477

同时进行。一定要把张春桥抓到手，然后立即运用一切舆论工具，公布他的叛徒罪行。总的两条：一

是奇袭；二是一旦进行开始，坚持到底。第三阶段巩固阵地，扩大战果，夺取全部政权。1、军事上

首先巩固阵地，尽力坚守上海，占领电台、电信局、交通，把上海与外界的联系卡断。力争南京方面

中立，但做好防御固守浙江、江西，掌握空降、空运。2、政治上采取进攻，上面摊牌，掌握舆论工

具，开展政治攻势。3、组织上扩大，迅速扩军，四方联系政策和策略，打着 B-52 的旗号，打击 B-52

的力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缓和群众的舆论，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解放大多数，集中打

击 B-52 及其一小撮独裁者。我们的政策：解放一大片（大多数）保护（团结）一大片，打击一小撮

独裁者及其身边的他们。所谓打击一小撮，是每次集中火力打击一派，各个击破。他们今天利用这个

打击那个，明天利用那个打击这个。今天一小撮，明天一小撮，加起来就是一大批。他们这样做，他

用封建帝王的统治权术。不仅挑动干部斗干部，群众斗群众，而且挑动军队斗军队，党员斗党员。是

中国武斗的最大倡导者。他们制造矛盾，制造分裂，以达到他们分而治之，各个击破，巩固维持他们

统治地位的目的。他知道同时向所有人进攻，那就等于自取灭亡，所以他每个时期都拉一股力量，打

另一股力量。从几十年的历史看，究竟有哪一个开始被他捧起来的人，到后来不曾被判处政治上的死

刑？有哪一股政治力量能与他共事始终。他过去的秘书，自杀的自杀，关押的关押，他为数不多的亲

密战友和身边亲信也被他送进大牢，甚至连他的亲生儿子也被他逼疯。他是个怀疑狂、虐待狂，他整

人的哲学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整每一个人，都要把这个人置于死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

且把全部坏事嫁祸于别人。戳穿了说，在他手下一个个像走马灯式垮台的人物，其实都是他的替罪羊。

过去对 B-52 宣传，有的是出于历史需要，有的出于顾全民族统一、团结的大局；有的出于抵御外来

之敌；有的出于他的法西斯的压力之下；对广大群众来说，主要是有的不了解他的内情。对于这些同

志，我们都给予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予以谅解和保护。对过去 B-52 以莫须有罪名加以迫害的人，

一律给予政治上的解放。

——保密、纪律，此工程属特级绝密，不经批准不准向任何人透露。坚决做到一切行动听指挥，

发扬“江田岛”精神。不成功便成仁。泄密者、失责者、动摇者、背叛者严厉制裁……

［按］这个《571 工程纪要》是记在一个红色的拉链本上，颇为可疑的在大量被销毁

的文件灰烬中独得保存，并在离奇的曲折转移中在 9·13 后 20 余天上缴。《工程》中罗列

的虐政、暴政，当局在向群众作普遍传达时，传达者每念一条，一些文化本低，对文件

原听不明白的老年妇女，只是直感地觉得《工程》所列的正说出了她们心头久郁的积怨，

所以，每念一条，她们就情不自禁地表示赞同道：“ 咿，是咧，是咧。” 使传达者欲禁难

言，极度尴尬。很快就把这些从传达内容中删除，不再提及，一时传为笑柄。

［附］网上流传的《林彪日记》①

① 《林彪日记》是文革后 30 年来披露的重要材料。但是我们一介草民，对这一材料的真伪完全无法了解和判断，因此，

采择与否，十分踌蹰。姑录之，以待将来之确证。以下是《林彪日记》（《林彪工作札记》）的部分摘录。小标题为

原编者所加。

478

《林彪工作札记》中透露，林彪对毛泽东的很多阳谋看的非常清楚，林彪夫妻俩对毛竭力让江

青插手军队都非常反感。而且林彪和毛泽东不同的是，有时还耍弄毛泽东，反对或拒绝同意毛泽东的

意见。

毛的私话令林冒冷汗

一九六四年三月三日：「是福还是祸？毛嘱：要我关注政局在变化，要我多参与领导工作，又

问：上层也在学苏联，搞修正主义，怎么办？中国会不会出赫鲁晓夫搞清算，搞了怎么办？毛认为被

人架空，这个人是谁？我吃了一惊，冒了一身冷汗。一场大的政治斗争要来临。」

注：当时林彪并不知道老毛要整的这个人是在党内威望比毛高的刘少奇。

关于《毛主席语录》

一九六四年五月七日：小册子（按：指《毛主席语录》）出版。毛审阅，对“活学活用，学用

结合，急用先学”的提法很赞赏，说：“好！是唯物主义观，立竿见影可以不提。”毛说：“我的小

册子在书记处就通不过。那本《修养》，东西南北，遍地开花！”毛对刘、邓、彭很感冒了。

注：当时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那本书在社会上很受欢迎，很多人都在阅读。林彪从

毛的讲话中敏感的意识到，刘少奇、邓小平和北京市长彭真要有麻烦了。

毛批评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日：毛在会上批评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按：指邓小平和中央书记处、

李富春和国家计划委员会）。到会人朝着主席台，感到惊讶。这个提法，政治局会上都没提出过。会

上突然发炮，搞政治袭击，比赫鲁晓夫对死人搞政治袭击，来得更狠心。两个独立王国的国王不是刘、

周。

注：从林彪的日记中可以明显感到，他对毛的阴谋是不满的，例如 1964年 12月 20日他评论说，

毛在政治局会上没提出过的对邓小平和李富春的看法，却突然拿出来在扩大会议上「搞政治袭击，比

赫鲁晓夫对死人搞政治袭击，来得更狠心。」

林被毛邀参加寿宴，受宠若惊

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好不寻常！我、伯达、康生，成了毛生日座上贵客，还有婆娘（林

彪私下对江青的贬称）。毛喝了一瓶白沙液（按：湖南第一酒），翻来覆去问：“中央有人要抢班 夺

权，怎么办？要搞修正主义，怎么办？”又问：“军队不会跟着搞修正主义吧！中央政治局、国务院、

中央书记处都要排斥姓毛的。毛还是党的主席、军委主席， 要逼我造反，我就造个天翻地乱。”

今天，毛来电吩咐说：“昨天我生日，心情舒畅，酒喝了过多，发了一通，不算数”，要我们

不要传开。我想毛下一步要从北京市委、从计委、从中办、从文化部开刀。

479

感到毛要整人了

一九六五年九月三十日：风 吹得很劲。毛提出，让叶群多关心政治大事，创条件参加实际一线

面上工作。问了叶群行政级别，说：“十四级，太低、太低！”毛的办公室主任是七级、八级。毛 说：

“不能再干等着，国庆节后准备对各大区第一书记放炮，提出：中央出修正主义造反，中央不正确的

就可以不执行，不要迷信中央，不要怕兵变，不要怕乱，不 要怕造反。大乱才能大治，是我革命斗

争实践中的思想理论结晶。”毛要从舆论上、组织上发动进攻，要整人，要搞垮人了。

注：通过毛的这一番话可以明白，为何请林彪当生日贵客，是因为林有军权。并且毛还以给叶

群提高级别来拉拢林彪，毛问了叶群行政级别，说：「十四级，太低、太低！」然后毛谈到的才是他

真正关心的军队问题。

毛派江青插手部队文艺工作

一九六六年一月五日：婆娘要到部队插手文艺，要从文艺上作政治突破口，借用军队力量，搞

政治权力斗争。

毛对婆娘到部队事，很着急，又来电话说，江青要来拜访我，要我安排她到部队体验生活。玩

什么花招，体验什么生活？是接圣旨搞政治斗争。萧华就是很反感这个婆娘到部队，打了两次招呼，

还顶着。

（按：一九六六年四月十日，中共中央批准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

谈纪要》。）

识破毛的阴谋－－文化大革命开始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六日：老毛施阳谋外出，由刘（少奇）主持中央会议，经刘除“彭、罗、

陆、杨”作第一步，再通过毛的政治斗争纲领文件，铲除刘、周、邓，这是毛的阴谋。

（按：一九六六年五月四日至二十六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十六日，会议通过由陈伯达、

康生起草，毛泽东作了七处修改的《五一六通知》。通过时，朱德、陈云、李富春三人弃权。）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七日：毛已决意要除刘、邓。刘邓提议，六一年八月召开党的九大。毛说：

要请长假调理。六四年五月，政治局提出：八大至今已八年，要召开九大。毛说：要返故乡休息。毛

指：六一年是要复辟搞修正主义，六四年是排斥毛夺权。

毛在会上指：刘邓主要还是五十天的问题，能认识、检讨就可以了。会后，和伯达、康生、谢

富治说：刘邓是十年、二十年的问题，特别是刘。

（按：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四日至六日，毛泽东委托林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九日：“B52”（林私下对毛的称呼）下指令，要整一批不服气、不买账的老

帅，借此以中央文革取代中央政治局的权力。婆娘、谢（富治）、张（春桥）锋芒毕露，执行“B52”

部署不遗余力，党心、军心、民心会发自内心：“毛主席万岁！”

全国大规模武斗开始

480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日：运动要失控：学校停课了，工矿企业大部分停顿了，农村也要革命

了，党政机关都反了，全国都动了。

“B52”说： “乱一乱怕什么？大乱才能大治。”上海十多万人参加武斗，全市瘫痪。伯达问

我意见，我意见很简单：“武斗不行。谁下命令都不行。是文化大革命，不是革命战 争。我反对武

斗、打人”。我问总理：“上海是不是那个眼镜蛇（林私下对张春桥的称呼）搞的？”总理告诉我：

“一、很反对武斗；二、情况不怎么了解，要等最 高指示。”

（按：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日，上海康平路事件是全国大规模武斗的开端。）

夺权斗争，全国大乱

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一月革命，上海夺权斗争，是“B52”授权眼镜蛇、婆娘搞的。全国各处，

从上至下、天南地北展开夺权斗争。谁夺谁的权？婆娘代“B52” 到处放炮，到处打、砸、抢、抓、

斗，到处埋下仇恨种子。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日：局势继续乱，二十五个省区告急瘫痪。动用武装部门、保卫部门武器

参与武斗。双方都坚持忠于同一个神，同一个魂，同一个旨。

“B52”对局势的发展开始感到不安。每天上报武斗伤亡数目数千人。提出军队下去支左稳定局

面，如不行，实施军管。我说，是个好的决策，但军队下去要有个方向，有个时间表，军队本身有战

备任务。

老帅大闹怀仁堂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五日：一批老帅闹了怀仁堂，是冲着“B52”的婆娘和几个得意忘形的先锋的，

激怒了“B52”，下令叫老帅去休息。总理也给批了：搞折衷主义。文革帮取代了政治局，一场风暴

会逼来。

毛周关系、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八日：“B52”问：总理对文化大革命、对新生事物的立场？我随即说：“紧

跟主席的”，有意留给“B52”纠正的。“B52”点点头说：“能不能思考五分钟，下结论？”我还是

有意等着装作思考。“B52”抽了第二支烟一半，按捺不住道出：“总理思想上和刘是合拍的，组织

上是看我的。总理中庸哲学，你和我也要学一点。” 说着仰天大笑。

毛让江青插手军队，林彪抵制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三日：我林彪还能睁着眼！就决不能让婆娘插手军队。乱了，失控了，派

军队到地方、到学校，是“B52”的主意。鼓动造反派打倒军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B52”指使

婆娘煽风点火的。军内走什么资本主义道路？冲击军事机关、冲击军区，是对着谁来冲的？

谢富治来说，婆娘想在军委办、总政治部挂个职。我问：谁的主意？我不信主席有这样安排。

我问了总理：“怎么回事？”总理说：“听了也当作一风吹。”

481

（按：林彪对毛看的很透。据汪东兴回忆录档案，毛授意谢富治向林彪提议，安排江青到军委

办挂个副主任，或到总政挂个副主任职务。林彪强调「要有主席批示或指示，才能安排」。将了毛一

军，毛对林彪怵一头，只好作罢。）

毛派工宣队进驻上层建筑领域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又是一大创举！从工人、农民中选拔学生上“B52”命名的“七二一

大学”。用不了五年，国防、科技、工业、学校、文化，都要闹人才荒。

最高指示又下达：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进驻科研、教育系统，要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

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看来乱得还不够，还未能看到尽头。

江青定刘少奇五大罪状

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九日：婆娘整出刘少奇五大“死罪”，王光美是美国情报局特务的材料。

文革组意见：王光美死刑，立即执行。“B52”在材料上圈阅了，其他成员照样画圈，无一例外，再

批上“完全同意”四字。我也跟随。第二天又退回。“B52”批上“刀下留人”四字，果然不到你不

服。

毛将林定为亲密战友、接班人并写入党章

一九六九年三月二十一日：总理送来党章草案定稿，把我列为毛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总

纲。我心不安，向总理提出：“是否不妥？谁提出的？主席意见呢？”总理告知：“是主席亲自提议

的，有指示。既然定了党的副主席，当然是接主席的班，名正言顺。”我还是建议征求其他同志的意

见。

婆娘来电恭贺我是主席唯一接班人，又表示在任何情况下捍卫我、保卫我的一套！话的主题还

是要求安排她在军队担任高职。

（按：林彪列为毛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党纲，以往所有公开材料，都回避这个关键问题。

事实是毛亲自提议的，这就证明了“九一三事件”后中共所传达的毛在六六年给江青信中对林的不信

任，完全是伪造的。）

“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袭”紧急动员令

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日：会议发生争议，气氛很紧张。“B52”突然离题提出，国际形势有可能

突然恶化：苏修要宣布开战，美帝准备入侵，蒋介石部署反攻大陆，印度要侵占西藏。到会的都给突

发性幽灵所勾划出的最新情报怔住，都提出了疑问，等着总理、我的态度。我还是不想表态，被“B52”

点了名，就说了：“蒋介石反攻大陆还要老板点头，加大扰乱、挑衅，会的。另一个因素看，我们局

势能稳定下来、正常了，谅不敢大的军事挑衅。苏修宣布开战，还得有个藉口；美帝入侵，至少近期

不可能，他越战陷得很深。”三个老帅也认同我的分析。“B52”当即发怒：“看来我和亲密战友不

够亲密了，我又变成了少数。我以党主席提议，民主表决。同意我的意见请举手，反对的不举手。”

通过了。一个老帅改变立场，四人未举手。

482

（按：三 个老帅指朱德、刘伯承、叶剑英，是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改变立场的是叶剑英。四

个未举手的是朱德、林彪、刘伯承、陈伯达。十月十七日晚，即以中央军委作出 《关于加强战备，

防止敌人突然来袭》的紧急指示，要求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十月十八日，以《林副主席第一号令》

正式下达紧急指示，引起全国、国际极大震 动。近期，党史研究学者指：毛泽东当年搞出“战备紧

急动员”，是企图借此凝聚全党全国力量，摆脱文革困境，把国人目光转移到“反对外国侵略”上。）

9月 26 日—10月 15 日

中央召集在京的老同志 9次揭发林彪座谈会。

9月 29 日

9·13 事件后，毛泽东常失眠，饭量減少。常在梦中呼叫：耀祠快来！东兴人在哪里？

狂躁、发怒、猜疑、恐惧。曾让汪东兴给他搞两支手枪，一支放在床边，一支放在书房

沙发边。說：要保卫自已、要自卫。

9·13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未向中央作任何揭发交代，9月 29日，经

毛批准，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黄、吴、李、邱离职反省的通知。通知说：“中央鉴于黄永胜、

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同志参加林、陈反党集团的宗派活动，陷入很深，实难继续

现任工作，已令他们离职反省，彻底交待。军委日常工作，中央已决定由军委副主席叶

剑英同志主持，并筹组军委办公会议，进行集体领导。”

10月 3 日

为彻底审查、弄清林－陈反党集团的问题，经毛批准，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央

专案组的通知。中央专案组由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

汪东兴、吴德、吴忠十人组成。在专案组领导下，设立工作机构，由纪登奎、江东兴负

责日常工作。

9·13事件后，周恩来在毛的支持下，开始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李先念、华国锋协

助国务院工作，成立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撤销军委办事组。办公会议由叶剑英主持。李

德生、余秋里、张才千分别主持军委三总部工作。

10月 4 日

毛泽东接见军委办公会议成员，说“林、陈阴谋活动，蓄谋已久。他们反党，大的

亊情多得很，小的亊情也多得很，目的就是要夺权”。

10月 6 日

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林彪集团罪行的通知。决定在 10月中旬，将林彪

叛党叛国事件传达范围扩大到地方党支部书记、副书记等。

10月 20日至 26日

周恩来和基辛格在北京举行第二次会谈，为尼克松访华作具体安排。

10月 24日

经毛批准，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将林彪叛党叛国事件向全国广大工农群众传达的通知。

483

10月 25日

第 26届联合国大会以 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票数，通过了以中华人民

共和国代替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的提案。

10月 28日

为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和加强革命团结及革命纪律性，《人民日报》重新发表列宁文章

《欧仁·鲍狄埃（为纪念他逝世二十五周年而作）》。《人民日报》刊登了《国际歌》、《三

大纪律八项注意》，并发表评论员文章：《唱好两首革命歌曲》。

10月

林彪在 9·13 事件之前一段时间与毛、周、江、汪等人的往来信件、电话录音、谈话

记录等九十二件，分别交给他们本人销毁。待“四人帮”倒台后的 1976 年 11 月 4 日，

汪东兴经华国锋批准，叶剑英、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吴德的同意，烧毁了“有损

毛泽东，有损党中央形象”的档案材料，包括会议记录、会谈记录、录音和信件七十八

件。（丁凯文主编：《重审林彪罪案》164页）

贺龙专案组及各分案组的材料，整柜被封存，专案人员通通参加批林整风，接受审

查。直到 71年底，这些人逐批被遣散回各自的部队，又经过各部队党组织多次审查，其

中大多数人均被作转业处理。

11月 3 日

毛泽东决定撤销军委办事组，即日成立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的军委办公会议，

在中央军委领导下负责军委日常工作。其成员有叶剑英、谢富治、张春桥、李先念、李

德生、纪登奎、汪东兴、陈士榘、张才千、刘贤权。

11月 14日

毛泽东在接见成都地区座谈会的成员时，为“二月逆流”平反，说“你们再不要讲

他们（指叶剑英等人）‘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反对林彪、陈

伯达、王、关、戚。”

这一时期（文化大革命中短暂的波谷时期）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开始为整顿

国民经济做必要的组织准备。

经毛批准，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印发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的通知。

11月 15日

以乔冠华为团长、黄华为副团长、符浩、熊向晖、陈楚为团员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

表团出席了联合国大会第 26届会议全体会议。

11月 29日

中央通知：今后毛泽东像上一律不印“四个伟大”。

11月 30日

国务院发出《关于严格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制止年终突击花钱的通知》、《关于调

整部分工人和工作人员工资的通知》和《关于改革临时工、轮换工制度的通知》。

484

12月 5 日

周恩来在听取国家计委汇报全国计划会议情况时指出，对企业要认真整顿，加强企业

管理，恢复和健全被极左思潮砸烂的各种规章制度。根据他的意见，国务院主持起草了

《1972 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提出了整顿企业的若干措施，规定各级企业要恢复和健全

岗位责任制、考勤制度、技术操作规程、质量检验制度、经济核算制等七项制度和品种、

质量、劳动生产率，利润等七项指标。接着，国家计委又起草了《关于坚持统一计划、

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上述两稿并未作为正式文件下发，但它对实际工作有一定的作用

和影响。

12月 11日

经毛批准，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将中央专案组整理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

变的斗争》材料之一发给群众讨论。这份材料揭发了林彪一伙在九届二中全会前后的阴

谋活动。

12月 15日

周恩来指示抓质量问题。“要批判林彪反党集团，批判无政府主义，批判极左思潮”。

12月 28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强调指出必须兼顾国家利益、

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反对忽视个人利益的倾向。

485

第九节 批林批孔——批周公

1972 年 1月 6日

毛对周恩来、叶剑英说：现在已证明根本不存在“二月逆流”，今后再不要讲“二月

逆流”，请你们向陈毅同志转达一下。

当晚 陈毅逝世，终年 71岁。原定 10日在八宝山举行的追悼会，由中央军委主持，政

治局委员不一定出席。临时因毛泽东决定参加，使追悼会的规模大大超出原拟的规格。

追悼会上，毛泽东向陈毅的遗孀张茜说：“陈毅同志是个好同志。”同时还第一次正式向

赴会的西哈努克亲王通报，林彪在 1971 年 9 月 13 日“坐一架飞机要跑到苏联去，但在

温都尔汗摔死了。” 毛还厚颜声称： “我就一个‘亲密战友’，还要暗害我。阴谋暴露

后，他自己叛逃摔死了。”“要是林彪的阴谋搞成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的。”

1月 13 日

经毛批准，中央下发《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二。此材料批

判揭发了林彪一伙按照《“571工程”纪要》进行反革命政变的准备。

新华社、人民日报向中央提出意见：今后“最高指示”、“马列主义顶峰”、“最高最

活”和“一句顶一万句”等提法，应一概废止。

2 月 12 日

毛泽东因肺心病休克，经抢救复甦，健康状况极端恶化。毛在病重期间，谎乱中曾向

周恩来托付全权，但病后又后悔，且对周愈加猜忌，江青更反咬一口，责问周为何逼毛

交权。

2月 15 日

埃德加·斯诺在瑞士逝世。

2月 21 日至 28日

尼克松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毛于本日会见了尼克松。周恩来与尼克松、外交部长

姬鹏飞与美国国务聊威廉·罗杰斯进行了会谈。27日，在上海发表中美联合公报。28日，

尼克松和夫人一行结束对中国的访问，离开上海回国。上海公报的发表，标志着中美隔

绝状态的结束和关系正常化的开始。

3月 13 日

中国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在北京签署联合公报，宣布：中国政府和联合

王国政府决定自即日起将本国派驻对方首都的外交代表由代办升格为大使。联合王国承

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决定于 1972 年 3 月 13 日撤销其在台湾

的官方代表机构。

3月 17 日

中共中央转发《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1971年 8

月中旬至 9月 12日），其中对于军队的问题，他提到：“地方党委已经成立了，应当由地

方党委实行一元化领导。如果地方党委已经决定了的事，还拿到部队党委去讨论，这不

是搞颠倒了吗？”“现在是只搞文不搞武，我们军队成了文化军队了。”“一好带三好，你

486

那一好也许带得对，也许带得不对。”“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工业学大庆，农业

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这不完全，还要加上解放军学全国人民。”

中共中央办公厅 1972 年 3 月 18 日印发的《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

同志的谈话纪要》（1971年 8月中旬至 9月 12日）中，涉及陈伯达及九届二中全会部分，

转录于下：

一九七 O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见心里有鬼。他们

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那

些大将，包括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还有李雪峰、郑维山。他们一点气都不透，

来了个突然袭击。他们发难，不是一天半，而是八月二十三、二十四至二十五日中午，共两天半。他

们这样搞，总有个目的嘛！彭德怀搞军事俱乐部，还下一道战书，他们连彭德怀还不如，可见这些人

风格之低。

我看他们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

才”，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

急于夺权。天才问题是个理论问题，他们搞唯心论的先验论。说反天才，就是反对我。我不是天才。

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又读了七年资本主义的书，到一九一八年才读马列主义，怎么是天才？那几

个副词（注：指“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三个副词），是我圈过几次的嘛。“九大”党章已经定

了，为什么不翻开看看？《我的一点意见》是找了一些人谈话，作了一点调查研究才写的，是专批天

才论的。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

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

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注：指林彪一九七 O 年八月二十三日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没有同我

商量，也没有给我看。他们有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总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可是一

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起先那么大的勇气，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可是，过了几天之

后，又赶快收回记录（注：指叶群私自收回她在九届二中全会中南组会议上发言记录）。既然有理，

为什么收回呢？说明他们空虚恐慌。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跟彭德怀的斗争，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跟刘少奇的斗争，也是两个司令部

的斗争，这次庐山会议，又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庐山这一次的斗争，同前九次不同。前九次作了结论，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

当然要负一些责任。对这些人怎么办？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 治病救人”。对林还是要保。

不管谁犯了错误，不讲团结，不讲路线，总是不太好吧。回北京以后，还要再找他们谈谈。他们不找

我，我去找他们。有的可能救过来，有的可能救不过来，要看实践。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可能改，一

个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则性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历史上，陈独秀改

了没有？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改了没有？没有

改。

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

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上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

才出一个呢？中国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一个呢？什么“顶峰”啦，

“一句顶一万句”啦，你说过了头嘛。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

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讲一句，就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陈伯达的

话对他们来说才是一句顶一万句。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

还有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的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缔造的，也不是我

一个人嘛。

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

你们对庐山会议怎么看法？比如华北六号简报，究竟是革命的，半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 我

个人认为是一个反革命的简报。九十九人的会议（注：指一九七一年四月中央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

487

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央、地方和部队的共计九十九人），你们都到了，总理也作了总结讲话，

发了五个大将的检讨（注：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五人的检讨），还发了李雪峰、

郑维山两个大将的检讨，都认为问题解决了。其实，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他们要捂

住，连总参二部部长一级的干部都不让知道，这怎么行呢？

我说的这些，是当作个人意见提出来的，同你们吹吹风的。现在不要作结论，结论要由中央来

作……

要学列宁纪念欧仁·鲍狄埃逝世二十五周年那篇文章，学唱《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不仅要唱，还要讲解，还要按照去做。国际歌词和列宁的文章，全部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那

里边讲的是，奴隶们起来为真理而斗争，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

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庐山会议时，我写了一个七百字的文件（注：即毛主席《我

的一点意见》一文），就提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这个问题。国际歌就是要团结起

来到明天，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学马克思主义就团结，没有讲分裂么！我们唱了五十年国际歌了，

我们党有人搞了十次分裂。我看还可能搞十次、二十次、三十次，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

到了共产主义就没有斗争了？我就不信。到了共产主义也还是有斗争的，只是新与旧，正确与错误的

斗争就是了。几万年以后，错误的也不行，也是站不住的……

庐山会议上讲了要读马、列的书。我希望你们今后多读点书。高级干部连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

唯心论都不懂，怎么行呢？读马、列的书，不好懂，怎么办？可以请先生帮。你们都是书记，你们还

要当学生。我现在天天当学生，每天看两本参考资料，所以懂得点国际知识。

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他们

四个人（注：指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向林彪请示问题都要经过她。做工作要靠自己动

手，亲自看，亲自批。不要靠秘书，不要把秘书搞那么大的权。我的秘书只搞收收发发，文件拿来自

己选，自己看，要办的自己写，免得误事……

我们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不好的是极少数。清除的不过百分之一，加上挂起来的不到百分之

三。不好的要给以适当的批评，好的要表扬，但不能捧，二十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这没有什么

好处。这次庐山会议，有些同志是受骗的，受蒙蔽的。问题不在你们，问题在北京。

3月 26 日

谢富治病逝。谢，湖北黄安人，1909年生。

4月 9 日

周恩来在广州观看部队文艺演出时说：“极左思潮不肃清，破坏艺术质量的提高”。

4月 24 日

周恩来指示《人民日报》发表一篇阐述党在干部问题上的一贯政策和优良传统的社

论，题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篇社论推动了“解放干部”工作的进行。

周恩来同时还指示卫生部尽快解决老干部的医疗问题，为他们组织体检。

5月 1 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杜绝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中“走后门”现象的通知》。《通知》指

出各地招生工作中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走后门”现象。有少数干部，利用职权，违反规

定，采取私留名额，内定名单，指名选送，授意录取，甚至用请客送礼，弄虚作假等不

正当手段，将自己、亲属和老上级的子女送进高等学校。有些招生主管部门和负责招生

的干部，不按党的原则办事，讲私人交情，私送名额，或强令招生人违章接收不够条件

的人入学。《通知》要求各级领导部门加强对招生工作的领导，严格按党的方针、政策办

488

事，对违犯招生规定的予以制止纠正。今后如再有违反规定的，除对有关干部进行严肃

处理外，也要把学生退回。

［按］“ 走后门” 之风炽于文革中期，浸淫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此通知只是一纸空

文，官样文章而已。

5月 6 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议通知》，决定从 5 月 20 日起，召开一个

有各地党、政、军负责人参加的“批林整风汇报会议”。

5月 8 日

国务院科教组转发《北京市革委会科教组关于高等学校试办补习班的报告》。《报告》

反映：北京市 11所高等学校招收的工农兵学员，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初中以上文化程度

的只占 20%，初中程度的占 60%，相当于小学程度的占 20%。据此，该市要求学校按照学

员的实际文化程度和专业的不同要求，有重点地为学员补习半年左右的文化基础知识。

补习时间不计入学制之内。

由于各地高等学校招收的工农兵学员，主要靠推荐录取，普遍存在着文化程度参差

不齐的情况，因此一般都增加了半年的文化补习时间。但在 1974年后，这一措施被指为

“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复辟”、“回潮”。1975 年入学的新生，即不再进行集中的文化补习。

5月 20 日至 6月下旬

批林整风汇报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央各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共 312 人参

加。会议下发了一大堆经毛和政治局确定的文件，计有：《九届二中全会公报和九届二中

全会以来毛主席的文章、批示和重要谈话》（共 12件）、九届二中全会以来的中央的有关

文件（共 2本）、《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关于国民党反共

分子、托派 、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的反革命历史罪行的审查报告》和陈伯

达的历史罪证、毛泽东 1966年 7月 8日给江青的信。此外还有一些参阅文件，如：批判

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军事路线的罪行材料、朱德等九位同志的书面揭发材料、李力群

对林彪的揭发材料、林彪《论短促突击》、关于中苏关系的十一个问题。

5月 21 日

周恩来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讲话，他通过介绍会议文件，叙述了

与林彪集团的斗争过程，批判了林彪等人。他说明毛在 1966年 7月 8日给江青的信，是

会议文件中最重要的一篇，他说这封信是毛在武汉写的，他在 7月 11 日到达武汉，第二

天上午，毛把这封信的抄件给他看了，是“非常深刻的一封信”。与会者学习了这封信，

政治局 9人分到各组解释这封信。江青的解释最为离奇，她说毛早就看出了林彪的问题，

之所以把他提得这么高，是要让他充分表演暴露后，再把他揪出来。（大意）江青的解释

在群众中也传达过一次，引起纷纷议论。在以后批林运动中，就再没有引用过她的这一

高论。

5月

489

在中央召开的“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江青说“这几年，他（指林彪）采取种种阴

谋毒辣的手段，想把我干掉。”“我是在同林彪的接触中，并同他进行斗争中，逐步地了

解了林彪。”

中旬，在一次例行体检中，发现周恩来罹患早期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毛泽东却蹊

跷地指示：要保密，不要检查，不要开刀，加强护理和营养。故意对此致命疾病错过及

早治疗的有利时机。

6月 8 日

毛泽东在会见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时说：“我们的‘左派’是一些什么人

呢？就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那些人。今天要打倒总理，明天要打倒陈毅，后天要打倒叶

剑英。这些所谓‘左派’，现在都在班房里头。”“这些所谓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总

后台的人现在也过去了，叫林彪。坐一架飞机往苏联去，其目的是想见上帝。”

6月 10 日－12日

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中间，毛泽东单独找周恩来谈话，要求周在会上作民主革

命时期党内六次路线斗争的教训的发言，也就是要周恩来再一次在党内高层会议中批判

自已在王明左、右倾两次路线斗争中犯了反对毛泽东的严重错误，最后并表示：“我一直、

而且永远自认为不能掌舵，只能当助手。”这个表态，初步解除了年初毛在病中曾向周托

付全权、过后又后悔的疑虑。

6月 23 日

根据毛的指示，周恩来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上又作了题为《关于国民党造谣诬

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的真相》的报告，中共中央并发了文件加以说明，还附若干

原始材料，传达至党内高级干部。毛泽东说，这样做的用意是：让党内高级干部了解事

件真相，不允许任何人今后在这个问题上诬蔑周恩来，重提“伍豪启事”。

［按］毛泽东在整治周的同时，又要周在“ 伍豪启事” 问题上作一报告，这是毛泽东

对周恩来在 9·13 事件中“ 忠诚合作” 的回报，但事实上，直到周恩来病重垂危，江青等

人始终没有对“ 伍豪启事” 松手。周恩来在文革中，在毛允许的范围内‚ 是保护了一些

干部，但在实在保不住的情况下，也从不忘“ 落井下石”，以求自保。

批林整风会议历时月余，在宣布 “粉碎了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又一

个“伟大胜利”后结束。

7月 2 日

经毛批准，中共中央下发《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即中

央专案组选印的《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罪证》，同日批发《关于国民党反共分子、

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的反革命历史罪行的审查报告》和陈伯达的历

史罪证。

490

7月 14 日

本月间，杨振宁来华，参观了北京大学和中科院物理研究所，建议中国提倡基础理

论的学习和研究。毛看了杨的讲话，对他很是称赞。本日，周恩来根据杨振宁的建议，

指示北京大学副校长周培源着手纠正科研、教育中的“左”倾错误，重视理科基础理论

水平的提高。

7月 21 日

下放江西的陈云写信给毛泽东，要求分配工作。毛批示可以同意。

7月 23 日

周恩来批转周培源关于加强基础理论学习和研究的三点意见给国务院科教组和中国

科学院负责人。

周的批语说：把周培源同志来信和我的批评及你们批件的意见都退给你们好作根据，

在科教组和科学院好好议一下，并要认真实施，不要如浮云一样，过了就忘了。

周培源写给周恩来的原信：

总理：

关于我国基础科学现在这样落后，我认为有下列一些原因：

一、文化大革命前基础科学研究工作，缺乏具体领导。在一九五六制定的科学规划的第五十六项

任务“自然科学中的重大基本理论问题”（这是您指示我们制订的）和“基础科学规划”，由于没有具

体单位去抓，基本上都没有落实。一九六三年的十年科学规划中，国家科委只抓了三十二个“国重”

（国家重点项目），也没有做，更没有抓比较全面的规划，经过文化大革命，这三十二个“国重”大

致都垮了。

二、科学院的研究所应该注意基础科学研究，但据了解，如物理研究所，在文化大革命前大部分

的力量花在任务上，接受生产单位的试验性工作，做完就完了，没有能够做到预计的那样“任务带学

科”，把学科带动起来，这种情况在其它研究所可能也有。

三、学校中科研工作反复很大，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没有能够坚持几年的艰苦工作，做些

成绩出来。来一次运动首先受冲击的是基础理论研究。似乎科学院也有类似的情况。

以北京大学为例，现在老中教师普遍的思想情况是不愿搞也怕搞基本理论研究。怕在短期搞不出

成绩，怕挨“理论脱离实际”的批评。老师中对基础理论的重要性，还没有建立起正确的认识。

在您七月十四日晚对北大的指示向北大党委常委传达后，理科教师都很激动，感到党中央对我们

的亲切关怀，都表示要做好工作。理科的教改组对过去的科学研究工作曾作过一些调研，今拟进一步

总结经验。

我感到，要使我国基础科学赶上去，关键在于领导。是否可以让中国科学院统一领导全国基础科

学研究工作，其中包括综合性大学的理论研究工作。

其次，要发动科学界的广大群众，统一对基础科学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把大家积极性调动起来。

周 培 源

一九七二年七月二十日

7月 21 日—8月 1日

周恩来批评新华社和人民日报极左思潮沒有批透。7月 21日，他对新华社军代表谈

话时指出：有些东西又长又臭，林彪就搞这一套，你们批林整风就从文风开始。8 月 1

日，周在接见回国述职的驻外使节中批评新华社和人民日报时說：极左就是形左实右，

搞空洞的、抽象的形式主义的东西，夸夸其谈，走极端。极左不批透，右的还会来。

491

7月 27 日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转北京军区、六十六军、天津警备区党委在批林整风运动中，

关于整顿军队纪律，纠正不正之风的三个报告。批示指出：占用学校、医院和工矿企业

的房屋，无偿占有地方的车辆和物资等情况，“不仅天津一地有，全国许多地方也有；不

仅军队有，党政机关也有，这种不正之风，必须引起各级地方部队党委的严重注意，并

且采取坚决的措施予以克服”。

7月 30 日

周恩来在中央气象局的一个报告上批示，要把气象局的业务抓起来，“人不够，要从

五七干校调回，或者将转业或遣散走的调回”。

7月 31 日

国防部举行的建军 45周年招待会上，陈云、李富春、王震、滕代远、苏振华、萧克、

杨勇、陈再道、钟汉华出席，引人注目。

7月

毛泽东对外交部批示：关于林彪问题，外国人问及，都应直告，不应躲躲闪闪。

8月 3 日

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信，揭发批判林彪。

8月 8 日

周恩来在接见回国大使时，明确提出政治挂帅要挂到业务上，鼓励各级领导干部理

直气壮地抓生产、抓业务。

8月 11 日

日本外相转告：首相田中角荣决定访华，商讨中日邦交正常化。

8月 12 日

江青在人大会堂会见美国女作家维特克。谈了六个小时。

外交部长姬鹏飞受权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欢迎并邀请日本首相

田中角荣访问中国，谈判并解决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

8月 14 日

邓小平两次给毛泽东写信，揭发林彪一伙。本日，毛在邓的第二封信上批示：“请总

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

区别对待。（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个

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的两书。出面整他的

人是张闻天。（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

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例如率领代表团

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对邓小平

立即解除监督劳动，恢复组织生活。”

毛泽东

492

七二年八月十四日

8月 16 日

刘少奇子女写信给毛泽东，求见父母。毛批：爸爸已死，可以见见妈妈。第一次公

开了刘的死讯。

8月 18 日

江青在广州再次接见维特克，连续六次，共谈了约五十个小时。参加谈话的人有两

个警卫员、两个医生、几个护士、两个翻译、一个速记员、一个外交部新闻司的干部、

一个外交部礼宾司的副司长。为了向维特克介绍西北战场的情况，她从外地专程请来测

绘总局负责人张清化，摆出了十二张特别军事地图。谈完，又将这些属于机密的图表送

给了维特克。

8月 21 日

根据毛的意见，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征询对三支两军问题的意见的通知》

及《关于三支两军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决定（草案）》规定：“为了加强党的一元

化领导，凡是实行军管的地方和单位，在党委建立后，军管即可撤销。”“军宣队应即撤

回部队。”“各级支左领导机构……及其办事机构应即撤销。”此《决定（草案）》定稿后，

部队按此执行。但实际上许多支左的军人在部队早就属于转业处理的对象，《决定》下达

后，这些人就作为三结合干部正式转业到地方，继续担任领导工作。连同他们的家属也

随之调入城市，城市人口急剧膨胀起来。

8月

截至 72年 8月，受审查未解放的中央国家机关副部长级干部 230 人；党中央直属单

位副部长级干部 61 人。

在“批林整风”运动的基础上，中共中央批准了《关于林彪反党集团罪行的审查报

告》，决定永远开除林彪、陈伯达、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的党籍。

9月 1 日

何香凝逝世。何 1878年生，广东南海人。

9月 7 日

王洪文奉调晋京，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会议和中央军委会议。

9月 8 日

新华社党的核心小组成立，张纪之任组长，朱穆之任社长。

9月 25 日至 30日

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应周恩来邀请访华，双方以两国邦交正常化问题为中

心举行了会谈。毛于 27日会见了田中角荣，29日双方发表《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

宣布两国间的不正常状态宣告结束；决定自 1972 年 9 月 29 日起建立外交关系，并尽快

互换大使；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中国政府重申：

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

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 8 条的立场。中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

493

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中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同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的基础上，建立两国间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

9月 29 日

国务院批转《国务院办公室关于老干部、高级知识分子和爱国人士住房情况的调查

报告》，要求各单位认真检查这三种人的住房情况，并规定：住房被挤占的，原则上应予

退还。

9月

周恩来给张文裕、朱光亚的信中提出：“这件事不能再延迟了。科学院必须把基础科

学和理论研究抓起来，同时又要把理论研究和科学实验结合起来。”随后，根据他的建议，

召开了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会议提出了加强科学研究，努力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号召。

在周的坚持下，会议纪要中没有给科技界扣上“黑线专政”的帽子。张春桥对此大为不

满，说“会议的大方向有问题”，是“右倾回潮”，并要追后台。

10月 1 日

《红旗》第 10期刊登中共清华大学委员会文章：《继续落实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

10月 6 日

《光明日报》刊登北京大学副校长周培源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写的文章《对综合大学

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提出综合大学理科要对基本理论的研究给予足够的重视。文

章受到张春桥、姚文元的攻击，扬言要追后台。

10月 14日

根据周恩来 1972 年 8 月 1 日在一次谈话中指出的：《人民日报》等单位极“左”思

潮没有批透；“左”的不批透，右的东西也会抬头的精神，本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无

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等三篇文章，批判了极“左”思潮和无政

府主义的倾向。 张春桥、姚文元指使上海《文汇报》召开工人座谈会，假借工人名义，

反对批“左”，同时在人民日报社内大批“修正主义”、“右倾回潮”。

周恩来在会见美籍华人学者李政道时说：“对学习社会科学理论或自然科学理论有

发展前途的青年，中学毕业后，不需要专门劳动两年，可以直接上大学，边学习、边劳

动。”

10月

全国政协开始恢复活动。

11月 12日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在北京为孙中山诞辰 106 周年举行纪念仪式。同

日，江苏、南京、上海、广东、广州等省市领导机关、政协和民革委员会各界代表，也

分别举行了纪念仪式。

11月 30日

周恩来同意中联部、外交部 11 月 28 日关于召开外事工作会议，批判林彪反革命集

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请示报告。周恩来在报告上批道：拟同意，请送

494

达耿飙同志会签后，再呈主席、康生（暂不送）、江青、春桥、文元、剑英、先念、登奎、

德生、东兴、洪文同志批示。次日，张春桥在此文件上批道：送江青同志，总理再阅。

又写道：总理：我不了解外事工作的全面情况，但是，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极“左”

思潮？批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我正在考虑。建议外事会议批林批得全面

一些，同时要讨论毛主席关于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示。妥否，供参考。次日，

江青又在文件上批道：我个人认为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同时批他在某些问题上形左

实右。在批林彪叛徒的同时也应着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因为，没有这

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暴露不出他们来，他们还隐藏下来，那对我们党和人民将造成

很大损失。当然，天也塌不下来。供总理参考，又及。

12月 1 日

毛批准《红旗》发表杨荣国文章《春秋战国时期思想领域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从儒

法论争看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革》。

12月 5 日

人民日报社王若水上书毛泽东，其中写道：“今年 8月 1日，总理在一次谈话中指出：

人民日报等单位极‘左’思潮没有批透，‘左’的不批透，右的东西也会抬头。我很同意

总理这个提法。总理讲的是机关内部的运动，但我觉得对报纸宣传也是适用的。”他在信

中还反映了张、姚不同意批极左。

12月 10日

邓子恢逝世。邓 1896年生，福建龙岩人。

12月 14日

中国选派 16 名留学生赴英国学习英语。本年连同派送法国的留学生 20 人，共派出

留学生 36人。这是自 1966年停止派出学生以来，首批派出的留学生。

12月 18日

政协全国委员会成立临时领导小组，恢复日常工作。

12月 17日

毛泽东对张春桥、姚文元说：“批极左，还是批右？有人写信给我，此人叫王若水。”

“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对。是极左？还是极右。修正主义、

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毛泽东的意见，迅速传达到全党全国，从此，除外事工作

外，不准再批极左。

12月 19日

周恩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召集《人民日报》领导成员，传达毛关于林彪“极

右”实质的谈话。

12月 20日

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教师李庆霖为其子上山下乡事写信给毛泽东，诉说

在农村面临的重重困难，及当地干部子女“走后门”等实际情况。

尊敬的毛主席：

495

首先，我向您老人家问好。

我是个农村小学教员，家住福建省莆田县城厢镇。家庭成份是贫民。我的教员生涯已有二十多个

寒暑了。

我有个孩子叫李良模，是个一九六八的初中毕业生。一九六九年，他听从您老人家关于“知识青

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教导，毅然报名下乡。经政府分配在莆田山区――

荻芦公社水办大队插队落户务农。

在孩子上山下乡的头十一个月里，他的口粮是由国家供应的（每个月定量三十七斤），生活费是

由国家发给的（每个月八块钱），除了医药费和日常生活中下饭需要的菜金是由知青家长掏腰包外，

这个生活待遇在当时，对维持个人在山区的最低限度的生活费用，是可以过得去的。

当国家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口粮供应和生活费发给断绝，孩子在山区劳动，和贫下中农一起分

粮后，一连串的困难问题便产生了：

首先是分得的口粮年年不够吃，每一个年头里都要有半年或更多一些要跑回家吃黑市粮过日子。

在最好的年景里，一年早晚两季总共能分到湿杂稻谷两百来斤，外加两三百斤鲜地瓜和十斤左右的小

麦，除此之外，就别无他粮了。那两百来斤湿杂稻谷，经晒干扬净后，只能有一百多斤。这么少的口

粮要孩子在重体力劳动中细水长流地过日子，无论如何是无法办到的。况且孩子在年轻力壮的时候，

更是会吃饭的。

在山区，孩子终年参加农业劳动，不但口粮不够吃，而且从来不见分红，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

下饭的菜吃光了，没有钱去再买；衣裤也在劳动中磨破了，也没有钱去添制新的；病倒了，连个钱请

医生看病都没有。他如日常生活需用的开销，更是没钱支付。从一九六九年起直迄于今，孩子在山区

务农以来，他生活中的一切花费都得依靠家里支持；说来见笑，他风里来，雨里去辛劳种地，头发长

了，连个理发的钱都挣不到。此外，他上山下乡的第一天起，直到现在，一直没有房子住宿，一直是

借当地贫下中农的房子。目前，房东正准备给自己的孩子办喜事，早已露出口音，要借房住的上山下

乡知识青年另找住所。看来，孩子在山区，不仅生活上困难成问题，而且连个歇息的地方也成问题。

毛主席：您老人家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我完全拥护；叫我把孩子送到山区去务农，我没意见。

可是，孩子上山下乡后的口粮问题，生活中的吃油用菜问题，穿衣问题，疾病问题，住房问题，学习

问题以及一切日常生活问题，党和国家应当给予一定的照顾，好让孩子在山区得以安心务农。

现在，如上述的许多实际困难问题，有关单位都不去过问，完全置之不理，都要由我这当家长的

自行解决，这怎么能行呀？有朝一日，当我见阎王去，孩子失去家庭支持后，那他将要如何活下去？

我真耽心！

今年冬，我的又一个孩子又将在初中毕业了，如果过不了明春的升学关，是否再打发他去上山下

乡呢？前车可鉴，我真不敢去想它！

在我们这里已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一部分人并不好好劳动，并不认真磨炼自己，并不虚心接

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却倚仗他们的亲友在社会上的势力，拉关系，走后门，都先后被招工、招生、

招干去了，完成了货真价实的下乡镀金的历史过程。有不少在我们地方上执掌大权的革命干部的子女

和亲友，纵使是地富家庭出身，他们赶时髦上山下乡才没几天，就被“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

需要”调用出去，说是革命干部的子女优先安排工作，国家早有明文规定。这么一来，单剩下我这农

村小学教员的子女，在政治舞台上没有靠山，又完全举目无亲，就自然得不到“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

业发展的需要”而加以调用了。唯一的资格是在农村滚一身泥巴，干一辈子革命而已。

面对我们这里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任人唯亲的现实，我并不怨天，也不尤人，只怪我自己不争

气。我认为：我的孩子走上山下乡务农的道路是走对了。我们小城镇的孩子，平常少和农村社会接触，

长大了让其到农村去经风雨和见世面，以增长做人的才干，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当孩子在务农实践

中碰到的许多个人能力解决不了的实际困难问题，我要求国家能尽快地给予应有的合理解决，让孩子

能有一条自食其力的路子可走，我想，该不至于无理取闹和苛刻要求吧。

毛主席：我深知您老人家的工作是够忙的，是没有时间来处理我所说的事。可是，我在呼天不应，

496

叫地不灵的困难窘境中，只好大胆地冒昧写信来北京“告御状”了，真是不该之至！

谨此敬颂

大安！

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

李庆霖 敬上

1972 年

罗瑞卿被允许出狱治病。

毛泽东根据铁道部副部长刘建章的夫人反映的情况，批评监狱实行法西斯审查方式

之后，周恩来立即指示公安部门会同北京卫戍区彻底清查北京监狱待遇问题，并要他们

当着在押“犯人”公开宣布废除法西斯式的审查方法和虐待殴打行为，如有犯者，当依

法惩治，并允许“犯人”提出控诉。

1973 年 1月 1日

两报一刊发表《新年献词》，强调批林整风的重点是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

实质。此后，就只准批林彪的极右，不准再批极左。献词公布了毛泽东“深挖洞、广积

粮、不称霸”的指示。

1月

罗瑞卿获释。

2月 1 日

《红旗》第 2期发表天津铁路分局天津站工人评论组的文章：《“灵魂深处爆发革命”

是黑〈修养〉的翻版》。开始把林彪和刘少奇捆在一起批判。

2月 15 日－19日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访问中国。22 日，发表公报宣布在不久的将来各

自在对方首都建立联络处，并商定了扩大贸易以及科学、文化等方面交流的具体计划。

在谈判中，美方提出要中国保证不以武力收复台湾。周恩来说“台湾问题是中国的

内政。解决台湾问题有和平和非和平两种可能性。我们愿意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但不能

对美国作出不用非和平方式的保证。”王海容、唐闻生把周恩来的话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毛批评说：“说台湾问题有两种可能性是错的，要打。在陕北时连那个土围子，不打他就

不投降。”

2月 26 日

周恩来在国家计委汇报工作时说：“出国参观、考察，就是为了学习人家的长处。”

2月 29 日

毛泽东对张春桥說：我看贺龙没有问题。指示要为贺龙平反。张春桥不作传达。

2月

在被打倒七年后，邓小平携家人离开监护地南昌，回到北京。

3月 9 日

497

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根据毛的指示，說明他自年初以来病的发展及检查治疗的

具体步骤。

3月 10 日

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的提议，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

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

3月 12 日

北京、上海、南京、广州各界人士举行仪式，纪念孙中山逝世 48 周年。

3月 17 日

国务院批准：恢复 1969年因战争疏散的北京广播学院、北京师范学院等院校。

3 月 25 日

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批判流行的“文化大革命失败”说，怎么能这么说呢？文化大

革命把刘少奇揪出来了嘛！又把林彪集团揪出来了嘛！这是个伟大胜利。如果不是这场

大革命，刘、林他们怎么能发现？怎么能打倒？

1973 年春

经毛和中共中央批准，全国外事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的任务是：以批林整风

为纲，联系外事工作实际，彻底批判林彪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研究和解

决外事工作中的一些迫切问题。会议的主要精神是纠“左”。

身患癌症的周恩来，在手术前致信毛泽东，建议抓紧解放干部的工作，提出先易后

难的方案，送政治局讨论。中央组织部提了一个 300 多人的名单，周抱病连续主持政治

局开会讨论，受到江青、张春桥等人的百般阻挠。

4月 12 日

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中国领导人宴请西哈努克亲王的盛大招待会上，复出后的邓小

平第一次公开露面。

4月 25 日

毛泽东给李庆霖复信，写道：“寄上 300 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

统筹解决。”李庆霖由此成为“反潮流英雄”。

4月 29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国务院召开会议，专门研究知青问题。周恩来主持会议。

5月 1 日

中美两国在对方首都设立的联络处开始工作。

5月 14 日

科教组发出《关于搞好高等学校搬迁合并问题调查》的通知。

5月 21 日

498

科教组向中央提出关于科教战线批林批孔整风形势的报告，指出：科教战线围绕林

彪路线的实质是“左”还是右、当前形势是好还是坏、知识分子是改造过头还是要继续

改造这三个基本问题，展开了大辩论。

5月 25 日

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强调：批林整风要批判从严，处理从宽。

5月下旬

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为召开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准备。参加会议

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共 246 人。

5 月 20 日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周恩来宣布会议的三项任务：筹备召开党的十大，

讨论批林整风问题和本年度的国民经济计划。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委托王洪文负责党章修改小组的工作，张春桥、姚文元负

责起草中共十大政治报告。

会议期间，经毛提议，决定王洪文、华国锋、吴德三人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参加

政治局工作。

会议期间，毛泽东在谈到批林时，提出要批孔的意见。

5月

毛泽东作诗批评郭沫若，诗云：郭老从韩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

先。

6月 10 日

中共中央发出 21 号文件，将李庆霖的上书、毛泽东的复信及中共福建省委的《关于

认真学习毛主席给李庆霖同志的信的通知》印发到各基层组织及广大群众中，要求各级

党委认真学习。

6月 22 日

毛开始提出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

毛泽东在会见马里国家元首特拉奥雷时说：我们都是叫作第三世界，就是叫做发展

中国家。

6月 28 日

外交部内部刊物《新情况》第 153期登载《对尼克松──勃烈日湼夫会谈的初步看法》

一文，认为美苏签定防止核战争协定以后，“欺骗性更大”，“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

6月

美苏签订关于防止核战争和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等协定。

6月 22 日－8月 8日

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

7月 4 日

毛泽东在与王洪文、张春桥的一次谈话中，说“凡是这类屁文件（指周恩来主管的

499

外交部的第 153期《新情况》简报①），我就照例不看。总理讲话也在内，因为不胜其看。”

他批评周恩来：近来外交部有若干问题不大令人满意。我常说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

而外交部忽然来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实际。结论是

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

我事先没讲。”当晚，张春桥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毛的谈话内容。

7月 5 日

刚在玉泉山做完膀胱癌治疗的周恩来得知毛的批评后，马上作出检查。毛对周的信作

了批示，并下令在政治局会议上传阅。稍后，又命负责起草十大政治报告的张春桥，把

他 7 月 4 日的讲话写入十大报告中，以给周恩来贴上“右倾顽症”的标记。周以在中美

外交关系上的出色表现及在 9• 13 事件后主张批极左而赢得海内外一致赞誉，从而招致

毛的忌恨。

7月 10 日

中央专案组提出《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报告概述了林彪集团

的罪行，分析了历史根源。《报告》称林彪集团中人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言行是一次被粉

碎了的反革命政变。这个《报告》在 1973 年 8 月 20 日由中共中央“一致通过”并作出

决议。

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初二（1）班举行英语考试，学生张玉勤交了白卷，并

在试卷背面写道：“我是中国的人，何必要学外文，不学 ABCD，也能当接班人，接好革命

班，埋葬帝修反。”张为此受到班主任的批评，学校并要她作出检查，又在初中班学生大

会上要求各班就此事进行讨论、批判。张不堪压力，投水库自杀身亡。此事成为修正主

义教育路线的典型事例。学校负责人和班主任被作为“凶手”、“地头蛇”、“国民党专政”

而被捕入狱。到 1974 年 1 月 31 日，迟群、谢静宜根据江青的意见，说这是“修正主义

教育路线进行复辟的严重恶果。”江青在 1974 年 2 月的一次会议上，又哭又闹，说是修

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逼死了天真的女孩子，她“要向全国控诉”。

7 月 17 日

毛泽东接见杨振宁，大谈儒法斗争，说法家的道理是厚今薄古，主张社会要向前发展；

反对倒退的路线，要前进。郭老的《十批判书》是尊儒反法的。

7月 19 日

《辽宁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刊登兴城县白塔公社下乡知识青年、

生产队长张铁生的一封信。张的原信写在辽宁省高等学校入学文化考查的物理化学试卷

背面。中共辽宁省委书记毛远新得悉情况后，将原信作了删改，指令《辽宁日报》加按

语发表。从此，文化考查被指责为“旧高考制度的复辟，是对教育革命的反动”，是“资

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反扑”，张铁生本人被吹捧为“反潮流的英雄”，进了大学，成了铁岭

农学院的领导人，入了党，当上了四届人大常委委员。

[附] 张铁生信原件①（一九七三年六月三十日）

尊敬的领导：

书面考试的进行就这么过去了，对此，我有点感受，愿意向领导上谈一谈。

① 这份简报认为美苏签订防止核战争协定以后，“欺骗性更大”、“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周恩来批：“值得研究。” ①

此信曾在 1973 年 7 月 19 日《辽宁日报》和 8 月 10 日《人民日报》上发表。发表时经过删改，划有黑线的字句是发

表时被整句删除的。

500

本人自 1968年下乡以来，始终热衷于农业生产，全力于自己的本职工作。每天近 18个小时的繁

重劳动和工作，不允许我搞业务复习。我的时间只在 27 号接到通知后，在考试期间，忙碌地翻读了

一遍数学教材，对于几何题和今天此卷上的理化题眼瞪着，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不愿没有书本根

据的胡答一气，免得领导判卷费时间。所以自己愿意遵守纪律，坚持始终，所以愿意老老实实地退场。

说实话，对于那些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法外的浪荡书呆子们我是不服气的，而有着极大的烦感，

考试被他们这群大学迷给垄断了。他们的自由生活和为个人的努力，等于了我的为人民热忱忘我的劳

苦工作和诚恳的心。人们把我送到这里来，谈些什么呢？总觉得实在委曲。在这夏锄生产的当务之急，

我不忍心放弃生产而不顾为着自己专到小屋子里面去，那是过于利己了吧。如果那样将受到自己为贫

下中农事业的事业心和自己自我革命的良心的遣责。有一点我可以自我安慰，我没有为此而耽误集体

的工作，我在队里是负全面、完全责任的。喜降春雨，人们实在的忙，在这个人与集体利益直截矛盾

的情况下，这是一场斗争（可以说）我所苦闷的地方就在这里，几个小时的书面考试，可能将把我的

入学资格取消。我也不再谈些什么，总觉得实在的有说不出的感觉，我自幼的理想将全然被自己的工

作所排斥了，代替了，这是我唯一强调的理由。

我是抱着新的招生制度和条件来参加学习班的。至于我的基础知识，考场就是我的母校，这里的

老师们会知道的，记得还总算可以今天的物理化学考题，虽然很浅，但我印象很浅，有 2天的复习时

间，我是能有保证把它答满分的。自己的政治面貌和家庭社会关系等都清白如洗，自我表现胜似黄牛，

对于我这个城市长大的孩子，几年来真是锻炼极大，尤其是思想感情上和世界观的改造方面，可以说

是一个飞跃。在这里我没有按要求和制度答卷（算不得什么基础知识和能力），我感觉的并非可耻，

可以勉强的应付一下嘛，翻书也能得它几十分嘛！（没有意思）但那样做，我心是不太愉快的。我所

感到荣幸的只是能在新的教育制度之下，在贫下中农和领导干部们的满意地推签之下，参加了这次学

习班。

我所理想和要求的，希望各级领导在这次入考学生之中，能对我这个小队长加以考虑为盼！

白塔公社考生 张铁生

一九七三年六月三十日

8月 5 日

毛泽东向江青大谈历史上儒法斗争的情况，捧法反儒。他又向江青出示了他的一首诗，

题为《读“封建论”——呈郭老》：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虽死魂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8月 7 日

《人民日报》发表由毛泽东批发的广东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杨荣国的文章《孔子—

—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

8月 8 日

中央发出关于召开中共十大预备会议的通知。

8月 10 日

《人民日报》转载《辽宁日报》的《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并加编者按，为高考时

交了白卷的张铁生撑腰，吹捧张是“路线觉悟高”的“反潮流英雄”。

501

8月 13 日

中央直属的 9所艺术学院合并为中央五七艺术大学，江青任名誉校长。

8月 20 日

党中央批准专案组《关于林彪反党集团罪行的审查报告》，并通过决议，永远开除林

彪、陈伯达、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的党籍。与此同时，全国开

展了批林整风运动。

中共“十大”的选举准备委员会在北京成立。由毛泽东建议，王洪文任主任，周恩

来、康生、叶剑英、江青、张春桥、纪登奎、李德生任副主任。通过中央政治局提议的

十大主席团名单，张春桥任秘书长。

8月 24 日－28日

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出席大会的代表共 1249名，代表全国 2800万党员。

大会的议程有三项：周恩来作政治报告；王洪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选举中共第十

届中央委员会。

24 日，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作政治报告。周在政治局召开的各省市负责人协商中央机

构成员名单的会议上宣称：报告是由张春桥根据主席思想起草，毛泽东审定的。

报告重申“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九大政治报告是在与林彪、陈

伯达进行了坚决斗争，由“毛主席亲自主持起草的”。“毛主席的讲话和大会通过的中央

委员会的政治报告，为我们党规定了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粉碎林彪反党集团

是我们党在九大以后取得的最大的胜利。”周恩来在报告中对林彪作了“语录不离手，万

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形象比喻。报告又说“林彪反党集团的垮台，

并不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结束”，“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将长期存在，还会出现十次、二

十次、三十次”，因此认为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发扬大无畏的

“反潮流”精神，并指出“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

同日，王洪文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对于九大党章总纲中关于林彪地位的规

定，未作任何评判，只是说：“这次全部删去了”。

8月 28日，大会 “一致通过”了周恩来所作的政治报告、王洪文所作的修改党章的

报告，及新的党章。同日，大会选出了中央第十届中央委员会，计 195 名中央委员，124

名候补中央委员，邓小平、陈云等一些老干部进入了中央委员会。

8月 30 日

中共十届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选举了中央机构。毛继续当选为中央主席，周

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有：毛

泽东、王洪文、韦国清、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华国锋、纪登奎、吴

德、汪东兴、陈永贵、陈锡联、李先念、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姚文元、康生、董

必武。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有：吴桂贤、苏振华、倪志福、赛福鼎。中央政治局常务委

员会委员为：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朱德、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康生、董必

武。

王洪文是在 1972 年 9月根据毛的意见由上海调中央工作，列席三个会议（中央政治

局会议、国务院会议、中央军委会议）的。事实上，成为毛的接班人。十届一中全会上，

正式成为党中央副主席。

9月 4 日

502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以“梁效”笔名在《北京日报》发表《儒家和儒

家的反动思想》。至 1976年 10月，大批判组共写了 219篇文章，公开发表的有 181篇，

其中四人帮亲自命题授意的 36篇。

9月 8 日至 11日

国务院科教组召开“全国教育系统批孔座谈会”。中山大学教授杨荣国在会上作《儒

法两家的斗争和孔子反动思想的影响》的报告。科教组负责人迟群在会上提出，要把批

孔作为贯彻党的“十大”精神，深入批林整风的一项大事来抓。

9月 15 日

上海市委写作组以“石仑”的笔名在《学习与批判》创刊号上发表《论尊儒反法》。

9月 23 日

毛泽东在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

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

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

江青等人在“批林批孔”中，把矛头直指周恩来。他们想利用这场运动打倒周恩来

和一批中央领导人，实现他们“组阁”的目的。

9月

根据毛泽东关于“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的指示，全国报刊大量发表了宣

传反潮流的文章。10 月四人帮在清华大学掀起反右倾回潮的“三个月运动”。

10月 21日

公安部负责人李震自杀。部内对自杀或他杀问题，构成大案。

10月

江青向毛泽东提出要一笔钱，毛说：“他们看我不行了，为自己准备后路。”随后，

由毛的机要秘书张玉凤给江青送去三万元。江青对张说：“小张，这些钱对我来说是不够

的。我跟你不一样，将来我是准备杀头、坐牢的，这个我不怕。也可能不死不活地养着，

这个难些。”

11月 1 日

《红旗》发表上海市委写作组以署名“罗思鼎”的《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

的斗争——兼论儒法论争的社会基础》一文，借批宰相，影射周恩来。

11月 10日

上任不久的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第六次访华。

11月 12日

毛泽东会见基辛格，明确向对方表示：只有他毛泽东本人才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者。

11月 13日

基辛格在与周恩来会谈中提出中美军事合作问题。昱日，周答复今后双方可指定专

503

人继续交换意见。如此答复，事先未请示毛。

11月 14日

基辛格离华。当晚，毛命王海容、唐闻生立即整理周与基辛格谈话记录，并不动声色

地先与周“核实”谈话记录稿，周毫无察觉。

11月 16日

上海市委写作组在《学习与批判》上发表《资产阶级和儒法斗争》，声称儒法斗争继

续到现在。

11月 17日

王海容、唐闻生向毛汇报周恩来与基辛格会谈情况，毛认为周说了错话，屈从于美

方，接受了美国的核保护伞。当天，毛泽东召集周恩来、张春桥、姚文元到毛处开会，

批评说：“对美国要注意，搞斗争的时候容易‘左’，搞联合的时候容易右。” 毛提议政

治局开会，并给会议定了调子：即批评周恩来在外交路线上的“右倾投降主义”。并在当

晚由周主持政治局会议，传达毛对中美会谈的意见并介绍同基辛格会谈的情况。

11月 18日

政治局会议上，江青首先发难，指责周回避实质，是“右倾投降主义”，“丧权辱国，

投降主义”，“给美国人下跪”，周恩来忍无可忍，对江青拍了桌子，说：“我周恩来一辈

子犯过很多错误，可是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扣不到我的头上。”基于周的态度，毛命令改

为由王洪文主持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批周。他本人则通过王海容、唐闻生两位联络员

进行遥控。

11月 21日

四人帮一伙将上海师大一名学员的“谈话记录”改写成一篇反对“智育第一”的典

型材料。并重写了《文汇报》、《解放日报》的编者按语，经张春桥审定批准，于 11月 21

日发表，同时将《谈话记录》与周培源文章联系起来，四人帮说“这次就是借贵方一块

宝地，一个同志的谈话，把资产阶级势力再扫一扫”。

11月 25日──12月 5日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根据毛的指示，开会批评周恩来和此前与美国防部长会谈的叶剑

英的错误。会上，首先由唐闻生用了 8 个小时介绍毛对外交工作的批评。江青、张春桥

等肆意批评周“擅自接受美国的核保护伞”。批评范围扩大到从 1971 年基辛格秘密访华

以来的所有外交活动。江青在会上表现得特别激愤、凶狠，提出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

争”，是“错误路线的头子。”并指周 72年在毛重病时“迫不及待地要取代主席。” 周被

迫流泪作了过分检查。由江青提议并经毛批准，成立一个以江青为主的批周 “帮助小组”。

在会议快结束时，被指派列席会议的邓小平发言批周，说：“你现在的位置离主席只有一

步之遥，别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即，而你却是‘可望而可即’，希望你自已能够十分警惕这

一点。”邓的话正是毛的疑虑和担心所在。

12月 4 日

江青以“帮助小组”名义，责令周必须自己动手写检查。周因此在身体上、精神上

受到重大折磨和打击，病情加重。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上纲很高”的检讨。

504

周以低首下心、唾面自乾的卑微态度，对所有批判“照单全收”，换得毛的网开一面，暂

停了对周的整治。这场“批周”会议，充分暴露了毛泽东是个凶狠、残忍、阴谋、权术、

毫无人性的专制恶魔，而周恩来则以人格和尊严换得对毛皇帝保持晚节，党性扭曲了人

性，均不可取。

12月 9 日

毛分别与王洪文、周恩来及王海容、唐闻生谈话，指出：这次会开得很好，就是有人

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

讲总理“迫不及待”，总理不是迫不及待，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他还说：不能搞红卫

兵上街贴大字报打倒总理、叶帅那一套，要内部开会解决。又要批评，又要工作。毛又

表示不同意江青所提增补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要求。

12月 11日

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汇报根据毛的意见，外交部和中央军委办公会议准备召开扩大会

议，学习、讨论中央政治局“批周”会议的内容。信中提出：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务院也

应召开同样的会议。毛批准了此信，以尽量扩大对周的批判范围。

12月 12日

毛在他的书房兼会客室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严厉训斥政治局和军委们说：“政

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仅要议军，还要议政。”“你们不改，我就要开会，到这里

来。”他还建议在座的政治局委员们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目的是希望全党步调一致。

接受邓小平的建议，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各大军区司令互相对调的方案。

他还说：“准备打仗！内战外战都来！我还可以打几仗。”“我还可以打一仗呢。要打就打

嘛！天下大乱，包括中国嘛！我能吃饭，也能睡觉，所以要打，我最欢迎了。”“一打起

来就可以分清谁是真正愿意打的，谁是勾结外国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的。”毛在会上还提

出邓小平当军委委员、政治局委员。同时还肯定了福建李庆霖的信和辽宁张铁生的信。

而且提出要在北京把八大学院的教授集中起来，出一批题目考考他们。

《北京日报》发表黄帅《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四人帮借此在全国大批修

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

12月 21日

在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代表时，毛泽东说他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词，错整了贺龙、

罗瑞卿和杨、余、傅。并再次申明朱德是“红司令”。毛在谈话中承认：“我看贺龙同志

搞错了，我要负责任呢。”对贺龙“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贺龙不好呢。”但毛又说：“不过

这个人经常身上有武器。”他在会上同时又说：“如果中国出了修正主义，大家要注意啊！”

“《水浒》不反皇帝，专门反对贪官。后来接受了招安。”

新华社报道，自 1968年 12月 22日起，5年来全国有 800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12月 22日

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对八个军区司令员实行对调。

同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说：遵照毛泽东提议，中央决定：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

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届二中全会开会时追认；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委员，参加军

委领导工作。

505

12月 28日

《人民日报》转载《北京日报》12月 12 日刊登的北京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学生黄

帅 10 月 21 日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并加编者按语，在全国掀起了批判“师道尊严”、“修正

主义教育路线”的高潮。黄帅的信是在她和班主任老师之间产生了一些矛盾之后，家长

帮助她炮制的，日记摘抄是《北京日报》按反“师道尊严”的需要摘编的。

12月 30日

北京市对十七所高等院校的 631名教授进行考试。

上海、天津等地也以“突然袭击”的方式考了教授。

一段时间里，将考试作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表现，冠以“右倾回潮”的罪名

在教育系统大加批判。

1973 年 10月至 1974 年 1月

迟群、谢静宜在清华大学发动了一场“反右倾回潮运动”， 上揪“代表人物”，下扫

“社会基础”。全校有 64人受到立案审查和重点批判，403人受到批判，一批干部被撤销

工作。

1974 年元旦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发表元旦社论：《元旦献词》，强调批孔是批林

的一个组成部分，为大张旗鼓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作舆论准备。

1974 年初

在“反潮流”、反“师道尊严”的口号下，学生们又造起反来。一夜之间，北京市中

小学校教室的玻璃窗几乎被砸得精光，桌椅板凳也被砸坏不少，四人帮 认为这是“和十

八世纪工人破坏机器一样的革命行动”，“是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反抗”，是对“师道尊

严”的惩罚。

1月 13 日

9·13事件后，叶剑英以军委副主席身份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周恩来、叶剑英的工作

为毛不满，此时，江青插手军队，频频以个人名义给部队写信。1月 13日，她给空军司

令员马宁写信，鼓动批林批孔。在此前后，她又给二十军防化连、海军政委苏振华写了

内容相同的信。她对迟群、谢静宜说：“现在就把你们当炮弹放出去，去放炮。”于是，

迟、谢分别到军委总部、海军、空军等单位“点火放炮”。

1月 18 日

毛泽东批示同意转发江青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即中共中央

1974年第 1号文件，文件实际上在 1月 25日以后才下发）

1月 24 日

江青以个人名义给中央军委和全体指战员写信。

本日，江青等人在北京召开军委直属机关和在京部队单位“批林批孔”动员大会，

煽动军队参与批林批孔运动。

1月 25 日

506

江青等人主持在北京体育馆召开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

会。在没有预先通知周恩来的情况下，让周参加会议。会上还提出“走后门”的问题。

会后，江青得意地说：“周总理都叫我搞得没办法了。”江青还准备把这个大会的讲话录

音发至全国，但被毛泽东阻止。

江青不断以个人名义给海军、空军、南京部队、广州部队等领导机关写信。是日，

中共中央转发南京军区党委关于学习江青信的报告和二十军党委、二十军防化连给江青

的信。

一·二五大会后，中央政治局内成立主管批林批孔七人小组，成员为周恩来、王洪

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华国锋、汪东兴。

1974 年春节前夕

1971年至 1973 年间周恩来多次指示，宾馆布置画的美术作品，要有民族风格和时代

风格……江青等也表赞同，在上海，当时有关部门集中一批国画作者，突击创作了二千

余幅宾馆布置画，上海市革委会负责人逐幅审查通过，王、张、姚等均称赞“不错”。批

林批孔中，江青一伙企图以“画”作“箭”去射周恩来，便硬要把“画”与“批林批孔”

连在一起，1974年春节前夕，江青在文化部的亲信秉承主子的旨意，钻进北京饭店，用

二个晚上的时间，逐幅观看，边看边骂，王、张、姚等一起叫骂，责之为黑画，把矛头

指向周恩来。江青任意上纲，指示文化部把北京饭店的几百幅画收集起来，举办“坏画

展览”。

1月 28 日

河南唐河县马振扶公社初二班一女学生，因英语考试不及格而自杀。江青就此制造闻

名的马振扶亊件，指出此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法西斯专政的暴行，在全国开展批判。

1月 30 日

江青指使《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批判安东尼奥

拍摄的题为〈中国〉的反华影片》无中生有，指为诬蔑，矛头实指邀请安氏来华的周恩

来。

北大、清华二校党委联合召开批林批孔座谈会，冯友蘭、周一良、魏建功在会上发言。

《人民日报》发表了座谈会纪要。

1、2月间

江青到处写信，送材料，她给国务院文化组、外交部、中央联络部、中国科学院、

四机部第十设计院、河南“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公社”等许多单位写信，鼓动开展批林批

孔运动。

2月 1 日

《红旗》发表《广泛深入开展批林批孔的斗争》的短评，说“因为林彪……一向尊

孔反法，多次攻击秦始皇”，它的现实意义是，“我们党同林彪之间围绕着反孔还是尊孔

的斗争，实质上是社会主义时期前进和倒退、革命和反革命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

争。”

2月 2 日

《人民日报》发表《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的社论，指出“批判林彪宣扬的

507

孔孟之道，才能进一步批深批透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义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要求各级领

导当头等大事来抓。

王洪文称“批林批孔运动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开始了”。

毛远新多次说：“毛主席发动这场批林批孔斗争，一个是解决九次路线回潮问题，一

个是解决十次路线没有解决完的问题，能不能归统到十一次路线斗争，可不可以得出这

样一个结论，现在还很难说。”“这次批孔老二，下次批孔老三。”“现在有的同志讲起土

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 眉飞色舞，讲起社会主义革命愁眉苦脸……”

安徽出现“打倒当代孔老二”、“打倒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大标语。

科教组在《教育革命简报》中刊载多起走后门上大学的事件，引起一些高校对“走

后门”的讨论。

2月 10 日

江青到四机部找四机部第十设计院的许文彬，并给他写了一封信。说美方送蜗牛①“是

骂我们，侮辱我们，说我们爬行”，说引进彩色显象管生产线是“屈辱于帝国主义的压力”，

是“崇洋媚外”。狂叫“那个蜗牛在哪里？拿来给我看，中央要它做展览！”并责令四机

部把蜗牛退到美国驻华联络处去，提出抗议。江青还说“美国这条生产线，我们不要他

的了。”企图制造国际事件，给周恩来施加压力。

此事经周指示调查清楚后，中央政治局决定，江在四机部的讲话不印发、不下传，

已印发的收回。江后来又悄悄把她拿走的那只蜗牛退了回去，把给许文彬的原信要了回

去。

2 月 11 日

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内蒙古生产建设兵

团十九团政治处的三位知青：天津十六中学生王文尧、北京二中学生恩亚立、政治处报

道员邢卓以“王亚卓”的名义给黄帅写了批评信，黄帅在 2月 11日发表复王亚卓的公开

信，再次惊动全国。王、亚、卓三人在本单位均受到隔离、批判、劳改。

2月 15 日

毛泽东在叶剑英 1 月 30 日信上的批语中说到：“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

也有坏人。”又说：“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双箭齐

发，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

［按］9• 13 事件以后，陆续“ 解放” 了一些老干部。这些人复出以后，首先是凭着

几十年的人脉关系，为自己原先受株连的亲属、子女寻求较好的生活和出路。“ 四人帮”

为攻击老干部而批评“ 走后门”。由此，叶剑英在 1 月 30 日致信毛泽东，名为“ 检讨”，

实为告状，表示要将子女送到农村和基层去锻炼。然毛早在 1972 年就送一名庐山宾馆的

女服务员到北大历史系读书、另一类似人到哲学系读书；1973 年又送三名杭州的年轻女

①

所谓蜗牛，是美方人员送中方代表的小礼品。这在美国的交际场中是很平常的事。

508

演员到北大历史系读书，且用红旗公务车送到学校上课。因此他在叶剑英的来信上批示：

“ 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 由于有了毛的最高指示，“ 走后门” 之

风益形猖獗，大至参军、上大学；小至购买当时稀缺的质量稍好的猪肉、蔬菜，无不通

过“ 后门” 取得矣！

2月 20 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批“克己复礼”――林彪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纲领》。

社论提出“要联系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坚持革命，反对倒退，正确对待无产阶

级文化大革命，满腔热忱地支持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

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对“走后门”问题发出通知：

中共中央关于“走后门”问题的通知

（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日）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不少单位提出了领导干部“走后门”送子女参军、入学等问题。中央根据毛

主席指示，认真讨论了这个问题。中央认为，对来自群众的批评，领导干部首先应当表示欢迎。但是，

这个问题牵涉到几百万人，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需要具体分析，慎重对待。

当前，批林批孔刚刚展开，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因此，中央认为，这个问题应进行

调查研究，确定政策，放在运动后期妥善解决。

当前批林批孔运动已经展开，主流是好的。各级党委、首先是中央和省、市、自治区一级党组织，

应当继续努力，放手发动群众，加强学习，联系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认真地抓紧批林批

孔。要注意不断总结经验，使批林批孔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深入开展起来。

（这一文件发到县、团级，可向基层群众传达。）

2月 22 日

毛泽东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

欧洲、加拿大‚ 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

第三世界。整个非洲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

2月 28 日

《人民日报》发表初澜文章《评晋剧<三上桃峰>》，在全国掀起批“文艺黑线回潮”

的运动。年初，山西省参加华北地区文艺调演的剧目《三上桃峰》，取材于《人民日报》

1965年 7月 25日的通讯《一匹马》。讲的是河北省抚宁县的事，而这恰好是王光美蹲点

搞四清的地方，于是，此剧被扣上“为刘少奇翻案”、“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帽

子。文化部长、江青走卒于会泳还把这出戏和山西一个评论工作者赵云龙的一篇文章联

系起来，赵文批评江青关于社会主义文艺根本任务的提法“欠妥当”，是把文艺手段和文

艺目的混为一谈。于会泳说赵文是《三上桃峰》的理论基础，是右倾翻案的奇谈怪论。

赵云龙在这场灾难中被迫害致死。

2月

王海容对毛说：“我总感到哪里点火，他总到哪里去灭火；造反派要打倒哪 个人，

他也总是要去保哪个人。他嘴里也说拥护文化大革命，但行动上又总是同文化大革命分

509

庭抗礼的。”毛沉思后说：“现在是到了批周公的时候了。”

3月 5 日

周恩来对体委运动作了指示。事后，体委造反派头头庄则栋将周的指示密告江青。

江指示：周以后有何指示，都要“记下来”、“告诉我们”。

3月 6 日

下午，王洪文在听取总参谋部汇报时说：继续发动群众，把盖子揭开，揭总政领导

的问题。还要继续克服右倾思想，发动群众揭，要把上边的盖子揭开，有困难，但不是

那么大。这次我们要下个决心，一定要揭开，揭不开就砸，砸不开就用炸弹炸，……。

3月 7 日

江青对庄则栋说：“他们有他们的人马，你也要组织你的人马”，“核心小组要分化出

几个，不能他方势力大，和老将谈谈，站到我们一边，能争取多少，争取多少，争取中

立也好”……江青攻击体委主任王猛“一点也不懂得体育”，说王猛是“林彪线上的人”、

“林彪余党”、“法西斯”、还说“你猛不了了，天马行空，独往不能独来！”还攻击《体

育报》，要轰它停刊，企图以攻击王猛来反对周恩来。

3月 10 日

江青以个人名义给中国科学院化学感光材料研究室写复信：“你们 3月 7日的来信收

到了。我非常高兴，祝愿你们获得更佳的成绩！党、人民期望着你们！我将你们的信送

中央负责同志传阅，我想你们会得到中央的支持。我只有一点小小的建议，学柳下跖的

办法回敬你院的孔老二的徒子徒孙们。”

3月 13 日

张春桥在听取总后勤部汇报时说：不要怕派性。打内战也可以，有些问题要靠打内

战才能解决。

3月 15 日

王洪文攻击叶剑英兼管的总参是“维持会”，他说：“真的打起仗来，会有维持会长、

副会长，一套班子齐全。”

《人民日报》今日发表社论《再批“克己复礼”》，文章说：批判“克己复礼”的重

要内容之一，就是要解决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揭发批判林彪及其它死

党阴谋复辟的罪行，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

3月 17 日

3月 15日下午，周恩来手术后刚出院，江青就要他 17日去看“黑画”展览。

3月 20 日

毛在致江青的信中说道：“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

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他在

信中批评江青“我重病在身，八十一岁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

3月 27 日

510

毛在致江青的信中说：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

不要反对我的提议。（邓率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

4月 1 日

《红旗》杂志发表江青点题授意并经过江青、姚文元审定的《孔丘其人》，露骨地把

矛头指向周恩来。

4月 6 日

邓小平率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

4月 10 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批林批孔几个问题的通知：

全国批林批孔运动正在胜利展开，逐步深入，形势很好。

对有些单位请示中央的几个问题，答复如下：

一、批林批孔运动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不要成立战斗队一类群众组织，也不要搞跨行业、跨

地区一类的串连。中央重申毛主席的教导：“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

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对已经成立的联络站、

上访团、汇报团一类组织，各级党委应做好工作，劝他们回本单位参加批林批孔，抓革命，促生产，

促工作，促战备。

二、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在三支两军中作出了巨大贡献。已经回部队的三支两军人员，不要再

回支左单位参加批林批孔。如果对他们有批评意见，可以送到所在部队的领导机关。部队各级党委和

被批评的同志对人民群众的批评应当表示欢迎，认真地妥善地处理。

三、应当强调指出，批林批孔是上层建筑领域里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

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批林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批孔比批林更困难些。各级领导同志务必理

解这场斗争的伟大意义，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要

把各级领导机关的批林批孔作为重点认真搞好。要欢迎群众联系本地区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实际

所提出的批评。有极少数领导干部，不批林，不批孔，捂盖子，怕群众，甚至采取恶劣手段挑动群众

斗群众，破坏革命，破坏生产，煽动经济主义，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是完全错误的。对阶级敌

人的破坏，要提高警惕。中央希望各级党委认真加强领导，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干部，使

批林批孔进一步开展起来。

邓小平在联大特别会议上发言，全面阐述“三个世界”的理论及中国的对外政策。

发言稿是经毛在 4月 4日批准的。

4月以后

由于周恩来重病，曾由王洪文断续主持中央工作，但他根本不能胜任。

张春桥以中央名义，驳回医疗组拟为周动手术的建议。

5月 17 日

《北京日报》发表柏青的《从<乡党>篇看孔老二》，以孔老二重病在床……端起胳膊

之类语句，对周恩来作人身攻击。

5月 18 日

中央发布关于批林批孔运动几个政策问题的通知。

511

毛主席已圈阅。

中共中央关于批林批孔运动几个政策问题的通知

（一九七四年五月十八日）

中央最近根据毛主席指示，讨论了批林批孔运动的几个政策问题，通知如下：

一、几个月来的运动，冲破了种种阻力，排除了一些干扰，群众已经发动起来，正在深入发展。

当前，要注意掌握党的政策，注意严格区别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以利于团结百分之九十

五的干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争取批林批孔的更大胜利，争取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

战备的新胜利。

二、在运动中，广大群众揭发批判了许多同林彪反党集团有关的人和事，这是完全必要的。继续

把这方面的问题搞清楚，也是完全必要的。但是，领导上必须注意清查的范围应限制在同林彪反党集

团阴谋活动有关的问题，不要扩大化。在时间上，应当以毛主席一九七一年八、九月巡视各地打招呼

为界；以听到传达中发[1971]57号文件为界。在这以前的事，包括犯了严重错误，只要向党讲清楚，

同林彪反党集团划清了界限，就不要再算这些老帐。中央重申中发[1971]57号宣布的政策：“中央对

于坚决同林彪划清界限的同志，不论他过去是否受过林彪的影响，是否犯过错误，都是同样爱护而不

会轻易怀疑的。”中央希望在林彪问题上犯了错误，但是已经交代了问题的同志，放下包袱，振作精

神，同广大群众站在一起，投入批林批孔，将功补过。也希望那些隐瞒了某些问题的同志，把问题讲

清楚。凡属好人犯错误，都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各级党组织应当为这些同志创造条件，

使他们有改正错误的机会。

三、确定陆、海、空军的军（省军区、警备区、科研单位、军事院校不含、野战军含）以下领导

机关和部队，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一律坚持正面教育。这样做，有利于集中力量把军以上单位的运动

较快地搞好。请各大军区、各军兵种照此方针安排自己的工作和学习，并随时总结这方面的好坏经验

报告中央军委。

四、加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把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批深批透，把孔孟之道批深批透，

用马克思主义占领哲学、历史、教育、文学、艺术、法律等在内的整个上层建筑领域，还需要我们全

党作极大的努力。批林批孔运动中，涌现出一批搞革命大批判的积极分子，应当注意培养，并且团结

一切愿意批林批孔的知识分子，推动他们同广大工农兵群众结合起来，逐步地造成一支宏大的理论队

伍，使全党全军能文能武。各级党委都要把这个问题当作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百年大计

认真抓起来。

五、批林批孔运动，进一步证明了毛主席历来的估计：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是比较好的，我

们的党、国家机关、人民解放军基本上是好的，是经得起风浪的。经过八年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

锻炼，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巩固的。各级党委应当结合学习毛主席、党中央的历次指示，认真地总

结自己的经验，分析形势，加强领导，争取批林批孔运动和各项工作的新胜利。

（发至县、团级、传达到群众）

6月 1 日

周恩来因病住院，从此未出院。毛曾考虑大举批周。他把 43年延安整风时所写的九

篇文章重新修改，其中的三篇批经验主义，就是对周的。

6月 12 日

江青给天津一位女农民改名为“周克周”。明目张胆地反周。

6月 14 日

江青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战士批林批孔汇报会”上，大讲所谓“儒法斗争史”，要

求写文章批判“现代的儒”。张春桥也在会上说：“围绕一个克己复礼，牵涉到现实阶级

512

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的许多问题”。

6月 15 日

江青对“梁效”、“唐晓文”成员再次重复说：“现在的文章很少提到现代的儒，除了

林彪、陈伯达以外……难道现在没有儒了吗？没有，为什么反孔老二？”“现在有没有

儒？有很大的儒”。他的亲信暗示：“注意‚ 这个大儒不是指刘少奇，也不是林彪、陈伯

达。”

6月 18 日

《人民日报》按照江青的调子发表社论：《在斗争中培养理论队伍》。

6月 19 日－20日

6 月 19 日晚七时半至次日凌晨，江青在天津主持召开了一千余人参加的天津儒法斗

争史报告会，组织各方面的人宣讲所谓“贯穿中国历史的儒法斗争史”。江青在会上大放

厥词。 随同江青作天津之行的有“梁效”①、迟群、于会泳、刘庆棠、浩亮、庄则栋等。

6月 23 日

江青到宝坻县小靳庄，说“是我们的主席派我来的”，“我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向同

志们问好”。

7月 1 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要求“擅离职守的领导干部”，“必须

返回工作岗位”。又批评了“那种不作阶级分析，笼统地讲什么‘只要造领导的反就是反

潮流’的说法”。通知还批判了“有的人不批林，不批孔，不上班，不劳动……继续搞跨

地区、跨行业的串连，拉山头，打内战，还把这种行为说成是‘反潮流’的革命行动”，

“还有的人散布什么‘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的谬论，公然煽动停工停产”，通知警告对这

些错误言论的“幕后操纵者，要发动群众揭发批判”。

7月

中央宣布为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平反。

7月 17 日

毛泽东将离京外出休息，行前主持政治局会议，会上批评江青说：“不要设两个工厂，

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要注意呢”。“你也

是难改呢。”又批评王、张、江、姚道：“她（批江青）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

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并一再说江青，“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

她代表她自己”。第一次提出了“四人帮”的说法。

8月 4 日

根据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授意并经他们审定，《人民日报》今天发表《为哪条教

育路线唱赞歌――评湘剧<园丁之歌>》。文章批判《园丁之歌》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

旧调重弹”，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攻倒算”。

①

梁效是由迟群领导，部分北大、清华教师组成的御用写作班子。

513

8月 5 日

中共中央转发军事科学院编的《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若干问题》。

8月

毛泽东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

毛泽东被确诊患老年性白内障。

9月 29 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宣布为贺龙平反。

9月 30 日

周恩来抱病最后一次主持国庆招待会，来宾 4500余人，会上出现了全场沸腾、掌声

雷动，中外来宾争相上前致意的激动人心的场面。

10月 1 日

《红旗》杂志第 10期出版，发表了姚文元精心策划布置并修改定稿的文章《研究儒

法斗争的历史经验》，借古喻今，目的是“为了现实的阶级斗争”。

10月 4 日

毛泽东提议由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协助周恩来主持工作，筹备四届人大

事宜，周当时已因病住院，邓实际主持国务院工作。

10月 11日

中央发出通知，决定在最近期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传达了毛泽东的

意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 毛旋即

离武汉，赴长沙。

10月 12日

《文汇报》、《解放日报》在头版发表评论员文章，借国产万吨轮“风庆”号远航归

来为题，影射攻击周恩来等主张“适当购买一些外国船只”是“崇洋媚外”、 “修正主

义路线”。

10月 17日

四人帮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风庆轮问题，向邓小平发难，说进口船只是崇洋媚

外，双方发生激烈争执。邓小平拂袖离开会场。

当夜，江青将王、张、姚召到钓鱼台十七号楼密谋，决定派王洪文于 18日到长沙去

见毛泽东，王洪文向毛泽东诬告周恩来及其它领导人。说“经常去总理家的有邓小平、

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毛泽东当面批评了王洪

文，说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你们要注意江青，不要跟她搞在一起。还要王洪文

回京后找周恩来、叶剑英谈谈。王洪文被迫作了自我批评。

10月 18日

江青找王海容、唐闻生到钓鱼台十七号楼告知昨日政治局会议情况，要王、唐二人

将情况向毛报告。

514

当晚，江青又将王、唐二人召至十七号楼，先让张春桥介绍“当前国内形势”，张把

国家财政困难说成是国务院领导“崇洋媚外”造成的。说邓小平是又一次“二月逆流”。

10月 19日

王海容、唐闻生到医院向周恩来报告四人帮找她俩谈话的情况。

10月 20日

王海容、唐闻生随邓小平陪丹麦首相哈特林到长沙见毛，根据周恩来的意见把北京

这几天发生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报告。毛说风庆轮的问题本来是一件小事，而且李先念

已在解决，但江青还这么闹。他指示唐、王回北京转告周恩来和王洪文：总理还是总理，

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问题要总理和王洪文一起管。建议邓小平任党的副主席、

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毛还叫唐、王转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叫

他们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

毛泽东在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说：“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

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

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

10月

国务院成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陈永贵任组长。

11月 6 日

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表示“积极支持主席提议的小平同志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

参谋长”。

11月 12日

江青写信给毛，提出要由谢静宜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迟群任教育部长，乔冠华当

副总理。毛远新、迟群、谢静宜、金祖敏列席政治局，作为“接班人”培养。当天，毛

泽东在江青给他的信上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

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江青仍不死心，又托人带

口信给毛，提出要王洪文当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毛说：“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

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

邓小平陪也门贵宾再次到长沙，毛向他谈了他对 10月 17日政治局发生争论的看法。

他说：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好！我赞成你，强加于人哪，我也是不高兴的。毛鼓励邓

把工作担起来，并把起草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的任务交给邓。

11月 19日

江青给毛泽东回了一封信：“我愧对主席的期望，因为我缺乏自知之明，自我欣赏，

头脑昏昏，对客观现实不能唯物的正确对待，对自己也就不能恰当的一分为二的分析。

一些咄咄怪事，触目惊心，使我悚然惊悟。”“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

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

11月 20日

毛给江青写信：

江青：可读李固给黄琼书。就思想、文章而论，都是一篇好文章。你的职务就是研

515

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

11月 23日

毛泽东同周恩来、王洪文在长沙进行了四次谈话。毛又一次批评王洪文：“四人帮”

不要搞了。中央就这么多人，要团结。说江青等人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立了功，但不要搞

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摔了跤，能爬起来就好，并举党内斗争历史为例。他说他正在

做江青的工作，劝她三要三不要：一、不要乱批东西，二、不要出风头，三、不要参加

组织政府（内阁）。毛说对江青要一分为二，认为她在批刘、林问题上是对的，但说总理

的错误是十一次路线斗争就不对了。他说：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成了三个主题，就

搞乱了。毛抱怨搞乱了，也不告诉他。

毛同时提出要邓小平担任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说邓小平“人才难

得”。决定四届人大后，让周恩来安心养病，国务院工作交给邓。

11月 29日

15时 35分，彭德怀含冤去世。彭 1898 年生，湖南醴陵人。

11月

毛泽东在听取李先念等关于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的汇报时，指出“明年要把国民

经济搞上去”。

11月

广州北京路上出现署名“李一哲”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的大字报。“李

一哲”是广州青年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三人的笔名，他们分别是美术学院的学生、

插队知识青年和广东水产制品厂的工人，在时任广东人民广播电台人事科干部郭鸿志的

协助下，写了这张大字报。

大字报贴出后，很快就被广东省委宣传部定为“反动大字报”。

12月 3 日

杰出的思想家顾准逝世。顾准，1915年 7 月出生于上海。中国当代伟大的思想家、经

济学家。1935年加入中共。然在“只爱奴才，不爱人才”的专制统治下，两次被打成右

派分子。吃人的制度随时准备击碎会思考的头颅。顾准在受尽磨难和屈辱后，盛年早逝，

年仅 59 岁。

12 月 17 日

邓小平与毛泽东长谈，邓提出不安定，生产搞不起来。现在下边议论，乱哄哄的，大

家不安。毛表示同意。

12月 19日

中共中央转发军事科学院编的《批判林彪的“六个战术原则”》。

12月 21日－28日

国务院科教组、农林部和中央辽宁省委联合召开学习朝阳农学院教育革命经验现场

会。会上宣扬朝阳农学院坚持在农村办学、分散办学；教学工作实行“三上三下”；学生

社来社去，毕业当农民，挣工分等“经验”。迟群、毛远新在会上鼓吹朝农经验具有“战

516

略意义”。毛远新提出：朝农的学生“光懂得农村两条路线斗争不行，还得头上长角、身

上长刺”；并说：“大学，就是大家来学”。此后，全国掀起宣传、学习朝农经验的浪潮。

12月 23日

周恩来带病与王洪文分别赴长沙面见毛泽东，确定政府人选。毛泽东再次称赞邓小

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要他担任“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和总参谋长”。 又提

出由邓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并说：“江青有野心，我比你们了解她”。

12月 26日

毛泽东在长沙对周恩来、王洪文作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谈话。毛在关于

理论问题的指示中提出：

“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要告诉春桥、文元，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

问题的找出来，将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读，然后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

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

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

“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

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

“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

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作风

的。”

综上所述，集中一句话，就是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

517

第十节 群凶末路与四·五悲歌

1975 年 1月 5日

中共中央发出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

谋长。任命张春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1月 8 日－10日

周恩来主持召开党的十届二中全会，会议讨论了四届人大的准备工作。决定将宪法

修改草案、修改宪法的报告、政府工作报告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成员的候选人

名单提请全国人大讨论通过。全会选举邓小平为党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批准李德

生辞去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的请求。

1月 13 日－18日

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共 2864人。朱德

主持大会。大会的议程是：一、修改宪法；二、审议政府工作报告；三、选举和任命国

家领导人。张春桥在会上作《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周恩来代表国务院作《政府工作报

告》，首次提出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会议选举朱德为人大委员长，董必武、宋庆龄、康生、

刘伯承、吴德、韦国清、赛福鼎、郭沫若、徐向前、聂荣臻、陈云、谭震林、李井泉、

张鼎丞、蔡畅、乌兰夫、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许德珩、胡厥文、李素文、姚连蔚

为副委员长。会议根据中共中央的提议，任命周恩来为总理，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

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陈永贵、吴桂贤、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为副总理。会

后，周恩来病重住院，由邓小平主持党政日常工作，并主管外事。

1月 17 日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禁止抢夺武器问题的通知：

浙江、云南省委并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军区、省军区党委：

毛主席最近指示“凡有两派的地方，民兵不要搞进去。”但目前，浙江、云南的个别地区、单位，

资产阶级派性严重，两派对立，把民兵组织搞了进去，坏人乘机挑动，分裂民兵，抢夺武器进行武斗，

破坏革命、生产秩序，危害人民生命安全。为了贯彻执行毛主席指示，实现“安定”、“团结”，发展

大好形势，中央规定：

一、不论什么人以任何借口抢夺武器，利用民兵组织搞武斗都是错误的，都是不允许的。

二、凡因资产阶级派性严重，在思想上组织上还没有联合好的地区和单位，一律不要成立“民兵

指挥部”或“民兵团”之类的机构，一律不要给民兵发枪。民兵组织要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在大联

合的基础上逐步加以整顿，通过整顿民兵促进实现革命大联合。

三、凡已发生抢夺武器进行武斗的地区和单位，省委应责成有关部门立即收缴被抢的武器、弹药，

集中封存，妥善保管。

此通知精神，浙江、云南可口头传达到基层党支部和群众，其它各省传达到县、团。

1月 25 日

邓小平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机关团以上干部会上发表《军队要整顿》的讲话，

传达了毛提出军队要整顿的指示。邓指出：从 1959年林彪主管军队工作起，特别是在他

主管的后期，军队被搞得相当乱。现在，好多优良传统丢掉了，军队臃肿不堪。“军队的

整顿，一个是要提高党性，消除派性；一个是要加强纪律性。”

518

1月

四届人大结束后，江青又把王海容、唐闻生找去，把几乎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大骂

一遍，并一定要王、唐把她的意见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听后说：“她看得起的人没有几个，

只有一个，她自己”。王、唐又问：“你呢？”毛泽东说：“不在她眼里。”“将来她会跟所

有的人闹翻。现在人家也是敷衍她。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

2 月 3 日

毛泽东离长沙经南昌赴杭州。

2月 5 日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取消军委办公会议，并成立中央军委常委会的通知：

(一）为了加强军队建设和战备工作的领导，毛主席、党中央决定取消军委办公会议，成立中国

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二） 叶剑英、王洪文、邓小平、张春桥、刘伯承、陈锡联、汪东兴、苏振华、徐向前、聂荣

臻、粟裕十一位同志为常务委员。军委常委会由叶剑英同志主持。

总参谋部第一副总长，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总后勤部党委第一书记，军委办公厅主任列席常委

会议。

（三） 军委常委会是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处理军委日常工作的办事机构。对军内外一律

用军委名义，不用军委常委会名义。

2月 9 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传述了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

指示精神。

2 月 10 日

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批转一九七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通知》及其附件《一九七五年

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

2月 18 日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学习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的通知：

现将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发给你们，望你们认真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和党外群众学习。

毛主席的指示极为重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对于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

辟，坚定地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

历史意义。

根据毛主席指示摘编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的语录，不久将在《人民日报》《红

旗》杂志上发表。也请你们认真学习，并且要努力多读一点马列的书和毛主席的书。这个学习可以同

批林批孔紧密地结合起来。

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好。在学习中，注意联系我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和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

并亲自对目前实际状况做一点调查研究。同时，要领导并帮助党员和群众学好。注意总结学习中的先

进经验。促进全国的安定团结。

本通知和毛主席指示发至基层党支部，口头传达到群众。

学习的情况和问题，望及时报告中央。

519

2月 22 日

《人民日报》发表张春桥组织编选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辑

录语录 33 条），并在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者名义写的按语中，公布了毛在去

年底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编者按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充分理解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指示

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进一步搞好“批林批孔”运动，把“无产阶级专

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开始大批经验主义。

2月

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对反映大庆工人艰苦创业的电影《创业》大加指责。

3月 1 日

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讲话，他反复强调马克思说的“无产阶

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张在讲话中提出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要

以反经验主义为“纲”，这是把矛头指向周恩来、邓小平。他说在实现四个现代化过程中，

必须警惕苏修“卫星上天，斯大林的旗帜落地”的教训。

本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 3期刊登姚文元的文章《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

文中反复强调“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论述毛泽东说的“都应程度不同地认真看书学习，

弄通马克思主义”。文中提出：“现在主要的危险是经验主义。”此文经中央政治局讨论，

由毛泽东批准发表。

3月 5 日

由于徐州、南昌、南京、太原等铁路局和铁路分局的运输长期堵塞、阻碍津浦、京

广、陇海、浙赣四条铁路大干线的畅通并影响其它铁路干线的运输，严重危及工业生产

及一些城市人民的生活，成为影响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为此，中共中央于 2

月 25日至 3月 8日在北京召开省、市、自治区主管工业书记会议，以解决铁路运输问题。

邓小平于 3 月 5 日在会上作了“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重要讲话。邓的讲

话提出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大局的指导思想，这是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根

本对立的。

根据邓的讲话精神，中共中央本日发出《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中央 9号文件），

决定全国铁路恢复实行以铁道部领导为主的管理体制，建立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确保

运输安全正点。

这次会议后，其它各条战线和地区，也根据这个《决定》精神，开始了整顿工作。

3 月 8 日

早在 74年底，在南方的毛泽东指示周恩来向政治局传达：四届人大之后要实行特赦，

释放战犯，先解决外部矛盾。同时也要很快解决文革中受关押与审讯的干部问题。原设

三个专案组(一办汪东兴负责；二办黄永胜、吴法宪负责，9.13后撤销；三办谢富治负责)

改由汪东兴负责，成立专案小组。纪登奎、华国锋、吴德参加。毛已批了 29件解放干部

的材料。专案组讨论，决定除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林聿时、周景方等十几个

人暂时不放外(王光美案另议) ，其它人都先放出来，结论再作。1975 年 3月 5日，专案

组《关于专案审查对象处理意见》及特赦的有关文件交政治局讨论。3月 8日毛泽东批示

同意。此次共放出干部 350多人，连同专案解放的达六、七百人。

3 月 10 日

520

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指使文化部提出报告，给电影《创业》加上了“在政治上、

艺术上都有严重错误”等 10条罪名，并停止在全国放映，组织批判。

3月 18 日

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讨论决定特赦释放全部在押战争罪犯。

3月下旬

邓小平主持召开国务院会议，专门检查研究了 9 号文件的宣传贯彻情况。会议明确

提出，9 号文件的精神不仅适用于铁路工作，除了体制问题外，也适用于一切工业部门。

4月 1 日

《红旗》第 4期发表张春桥奉毛之命写的文章《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此文经

中央政治局讨论，由毛批准发表。文章被“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奉为“张春桥思想”，

“超过了”列宁主义，“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是“第四个里程碑”。

文章认为在所有制方面取得基本胜利以后，仍然必须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因

为“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范围内，也没有完全取消”，而且，“不论是全民所有制，还

是集体所有制，都有一个领导权问题。就是说，不是名义上而是实际上归哪个阶级所有

的问题。”“在短时间内，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所有制并存的局面不会有根本

改变。而只要有这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就是不可避免的”，对于

这种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文章认为“无产阶级能

不能战胜资产阶级，中国会不会变修正主义，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在一切领域，在革命

发展的一切阶段始终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只有这样，才能“把无产阶级专政下

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张、姚两文是毛泽东左倾思想的代表作，核心是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

4月 3 日

张志新由无期徒刑改判死刑。

4月 4 日

张志新被处死。行刑前，为防止呼喊口号，先被割断喉管。类似的酷刑，在当时屡

屡施行。

江青在给新华印刷厂的电话指示中说：“现在我们的主要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

验主义”。“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江青、王洪文还分别找中央政

治局的在京委员谈话，要他们对张春桥的文章、对反经验主义表态。邓小平指出这是在

政治局内一个一个动员反总理。

4月 5 日

蒋介石在台北病逝。

4 月 13 日

毛泽东离杭州返京。

4月 18 日

邓小平在陪同金日成会见毛泽东时就张春桥、江青提出“反经验主义为纲”的问题

521

向毛泽东表示了自己的看法，引起毛的重视。

4月 23 日

新华社《关于报导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经姚文元审阅修改后，

上报毛泽东。报告提出把反经验主义作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一项内容，毛泽东在

报告上批道：

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

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主义水平不高而来的。

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马列为好。

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

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此问题请政治局一议为盼。

4月 27 日

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贯彻毛 4月 23日批示精神，叶剑英、邓小平发言批

评江青、张春桥等人大反“经验主义”的错误，并对江青在 73年 11 月末至 12月初的政

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所谓“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以及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以个人名义送材

料和进行其他宗派活动的问题，提出尖锐质问。江青被迫作了自我批评。会后，王洪文

致信毛：诬告周、叶、邓总是把形势说得一团漆黑；支持、纵容社会上最凶的谣言。并

称：“这场争论实际上是总理想说而不好说的话，由叶、邓说出来，目的是翻前年 12 月

会议的案。”

4月底

根据毛泽东早些时候关于尽快结束专案审查把人放出来的意见，在周恩来的推动和

邓小平等的支持下，中央作出决定：除与林彪集团有关的审查对象和其它极少数人外，

对绝大多数关押受审查者予以释放。其中属于敌我问题的，有劳动能力的分配工作或劳

动；丧失劳动能力的养起来；有病的安排医院治疗。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妥善安置，

补发工资，分配适当工作，是党员的恢复组织生活，搞错了的进行平反，对于尚不能作

结论的，问题先在内部挂起来，以后分别由中组部和总政会同有关机关再作结论。待释

放、交接、作结论工作结束后，中央专案组即自行撤销。根据这一决定，当时长期被关

押的高级干部三百余人被释放出来。其中一些人陆续分配了工作，这是在“文革”中落

实干部政策，解放干部的一次重大举动。

［按］这些复出的老干部，有些人认为自已在文革中受了冲击、吃了亏，所以在复出

重新获得权力后，首先是要把被整时的损失加倍找回来。如果说“ 文革” 前搞特权，还

要披件“ 革命” 外衣的话，此时则是赤裸裸地争名争利，为自己和亲属谋福利，贪壑难

填，故百姓讥为“ 还乡团”。

5月 3 日

毛泽东在其住所主持召集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开会，会议一开始，毛就说张春桥

522

的文章，他只听别人念了一遍：“讲经验主义的问题，我放过了，”“对不起春桥。”“新华

社的文件（指《关于报导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文元给我写了”，“还

有上海机床厂的十条经验，都说了经验主义，一个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也没有说教条主

义”。毛泽东告诫说“要安定、要团结。无论什么问题，无论经验主义也好，教条主义也

好，都是修正主义，都要用教育的方法。现在要安定团结”。毛又说：“你们只恨经验主

义，不恨教条主义，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统治了四年之久，打着共产国际旗帜，

吓唬中国党，凡不赞成的就要打。”“教育界、科学界、新闻界、文化艺术界，还有好多

了，还有医学界，外国人放个屁都是香的”，“月亮也是外国的好，不要看低教条主义”。

毛在会上再三强调“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

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他还说：“我的看法，有的同志不信这三条，也不听我的，这三条都忘记了，九大、

十大讲过这三条，这三条要大家再议一下”。“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

义，马列主义不多”，“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教条主义谈不上。”“不要

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

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用我的名义，

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

“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的中央委

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但他又说：“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

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

不了，后年解决”。

在这次会议的讲话中，毛还提出：“教育界、科学界、文艺界、新闻界、医务界，知

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其中也有好的，有点马列的”。他还针对文革中把知识分子说成“臭

老九”一事说：“老九不能走”。

5月 4 日

周恩来抱病召集政治局常委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座谈，讨论如何贯彻

落实毛泽东的讲话精神。

5月 17 日

邓小平将贺诚的女儿写给他的要求给其父安排工作的信转给毛泽东，毛随即在中央

军委关于贺诚任职的报告上作了批示：“贺诚无罪，当然应予分配工作，过去一切污蔑不

实之词，应予推倒。”“傅连璋被迫死，亟应予以昭雪。贺诚幸存，傅已入土，呜呼哀哉！”

毛泽东的这一批示进一步推动了落实干部政策的进展。

5月中旬

毛泽东与周恩来商定：改由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王洪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空名就此结束。

5月 21 日、29日

邓小平在国务院会议上就钢铁整顿发表了重要讲话，提出整顿钢铁工业的四条办法：

一、必须建立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这个班子就是作战指挥部，要一不软，二不懒，三不散，要

找不怕被打倒的人参加。

二、必须坚决同派性作斗争，对坚持闹派性的人要寸土必争，寸土不让，该调的就调，该批的就

批，该斗的就斗。

523

三、必须落实政策，不仅要解决戴上帽子的那些人的问题，而且要解决他们周围受牵连的人的问

题，还要特别注意那些有经验的干部、老工人、技术骨干、老模范，要把这一部分人的积极性调动起

来。

四、必须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建立强有力的独立的生产指挥机构。

邓小平还传达了毛在最近的三条重要指示：

一、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要反修防修。

二、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

三、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邓说“这就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这三条重要指示，是互相联系的，

不能分割的，一条都不能忘记”。这就是著名的邓小平的“以三项指示为纲”。（《邓小平同

志在钢铁工业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稿））

5月 21 日

周恩来给毛泽东写信，汇报“四人帮”发动“反经验主义”的经过，明确指出张春

桥 3 月 1 日讲话的责任。这封信先在政治局委员内传阅，张春桥拒不承认事实，诬周的

信“有些话不确切”，5月 27日，周给张写信，追问哪些话不确切，以便修改。张却回答

“不改了”。

4月 27 日、5月 27 日、6月 3日

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对江青等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邓小平主持了后两次会议），邓

小平、叶剑英、李先念在发言中批评“四人帮”一九七三年底以来多次违背主席指示另

搞一套；他说：三件事：批周、叶……当时钻出一个“十一次路线斗争”，这不是主席的，

后来主席纠正了。批林批孔，又钻出个批走后门。提到对马列的背叛，当面点很多人的

名，学理论，是防修、反修，又钻出个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来势相当猛。别的事不那

么雷厉风行，这几件事雷厉风行。主席提三个问题，钻出三件事，倒是问一问，为什么？

批评他们闹宗派、搞小圈子，突击发展党员；还坚决驳斥了“四人帮”所谓会议是对他

们“突然袭击”和“围攻”的说法……

政治局连续开会对江青一伙严肃批评，在“文革”中还是第一次，江青、王洪文不

得不作了点检讨，王洪文主持中央工作的空名也由此结束。

5 月 25 日

毛泽东就某野战军政治部一干部提出对不同自然条件和生产效率高低的农村，采不

同的征购价格，好的低些，差的高些，以消除“实际上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作出批示：

“此件印发中央各同志研究。此事办起来甚复杂，应在几个公社试点。富队可能不高兴，

富队里也有贫户。看看结果再说。”国务院立即抽调干部，组成调查组，在山西、河北各

选三个公社进行调查研究。

5 月

新疆阿克苏军分区后勤部军需科副科长穆万秋不满于当时文艺界的萧条景象，给文

化部长于会泳写信，批评当时的电影创作割断历史，脱离实际。他说：中国有几千年的

古老文化，文化艺术丰富多彩，现在只让演几个样板戏，禁演各种传统优秀节目，这不

符合双百方针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艺路线。他建议开放一些优秀剧目和电影，活

跃人们的文化生活。这就是“穆万秋事件”。文化部将信转到新疆军区，说这是“一封恶

524

毒攻击文艺革命，攻击样板戏的反动信件”，要追查穆写信的政治背景和动机，要审查历

史，要开批斗会，按“严重政治事件”进行批斗，并将处理情况向文化部报告。

6月 2 日

在中共中央批转的江苏省关于徐海地区问题的报告中说道：“许多领导干部陷进了

资产阶级派性的泥坑。在相当多的单位中，不是用党性掌权，而是用‘派性’掌权。这

一派上了台就整那一派，那一派掌了权又整这一派。几经反复，裂痕很深。”这种情况不

只是徐海地区，全国各地各单位基本都如此。

6月 4 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努力完成今年钢铁生产计划的批示》，希望在整顿好钢铁工业的

同时，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全面发展。

6月 9 日

贺龙骨灰安葬仪式在北京举行，叶剑英主持仪式，周恩来抱病出席并致悼词。报纸

未发消息。

6月中旬

王洪文电告上海马天水，要他注意陪同外宾在上海访问的邓小平的言行。邓小平向

马天水传达了毛对江青等人的一些批评，告诫他不要把什么都当作资产阶级法权来批，

要维护各级党的领导，不要弄得各级党委的话没人听。马天水立即将此话密告王洪文、

姚文元。并将邓小平的谈话整成材料，上报毛泽东。王洪文并在报告上批道：这是一次

策反的谈话，在政治上、组织上都是错误的。

6月 16 日－8月 11 日

李先念主持召开国务院计划工作务虚会。根据多数人要求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意见，

决定由国务院制定一个全面整顿工业的文件。7月中旬，国家计委开始起草《关于加快工

业发展的若干问题》。邓小平对此极为重视，8月 18日，他在国务院讨论这一文件时提出

七条意见。10月，计委在给中央的一个报告中提出，准备在政治局讨论后将这个文件交

全国计划会议讨论，然后下发执行。（《邓小平文选》 29-30页）

6月 28 日

江青在给“毛泽东、在京的政治局各位同志”的信中说：“我在 4 月 27 日政治局会

议上的自我批评是不够的”。“经几次政治局会议上同志们的批评、帮助、思想触动很大，

但是思想上一时转不过来，经过思想斗争，我认为会议基本上开得很好，政治局比过去

团结了”。“当我认识到‘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我才认识到有发展成分裂党中央的宗

派主义的可能，我才认识到为什么主席从去年讲到今年，达三、四次之多，原来是一个

重大的原则问题。主席在原则问题上是从不让步的。”王、张、姚表面上也承认错误，张

春桥写道：“主席关于不搞四人帮的指示，一定坚决照办，并尽可能地做好团结工作。至

少不给主席增加负担。

住在医院的康生得知毛对江青的批评后，将王海容、唐闻生找去，要她们向毛报告

江青、张春桥历史上都是叛徒，并指出证明人是谁。

5、6月

525

邓小平提出必须对科技工作进行整顿，尽快把科研搞上去，以改变科技与发展国民

经济，实现四化的要求极不适应的情况。

5月下旬，在中央批准国防科委关于我国战略导弹核武器规划的同时，邓小平说，七

机部现在两派这样闹，不要说社会主义，连爱国主义也没有。对七机部的问题要限期解

决，只等一个月。

6月 30日，中央批发了国防科委临时党委 6月 16日关于七机部问题的报告。此后，

国防科委主任张爱萍率工作组对七机部采取断然措施进行整顿，使这个老大难单位恢复

了较为正常的科研、生产和工作秩序。

6月

为了打破四人帮对宣传理论阵地的一统天下，经邓小平建议，中央批准，国务院设

立了政治研究室，主要成员有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邓力群等。

于会泳等秉承江青意见，批判电影《海霞》为黑线回潮的代表作。

6月－10月

整顿工作全面展开。

6月 2日中央批转了《中共江苏省委关于徐海地区贯彻执行中央 9号文件的情况向中

共中央、国务院的报告》（中央第 12号文件）

6月 4日中央又转发了冶金部关于迅速把钢铁工业搞上去的报告，并作了《关于努力

完成今年钢铁生产计划的批示》（中央第 13 号文件）

整顿由经济领域发展到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领域，形成了一个整体。三个文

件的制定，以整党为核心的九个方面整顿任务的正式提出，特别是邓小平提出要全面地

学习、宣传和贯彻毛泽东思想，说明邓小平力图全面系统地纠正文革的左倾错误。

7月 2 日

毛泽东在林默涵来信的批语中指出：周扬一案，似可从宽处理，分配工作，有病的

养起来并治病。

7月上旬

邓小平对整理《十大关系》一文极为重视。7 月上旬，文稿最后由胡乔木具体主持整

理出来后，他立即给毛泽东写信说：“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针

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希望早日定稿，定稿后即予公开发表，并作为全国学理论的重

要文献。”毛泽东当时表示同意，但又提出暂时不要公开。

7月上、中旬

毛泽东在两次谈话中提到要调整文艺政策及落实文艺界的干部和知识分子政策的问

题，他说：“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

见，不好。”不久，又说：“党的文芝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二年，三年，逐步逐步

扩大文艺节目。”邓小平抓住这个机会，开始对当时处于“百花凋零”状况的文艺工作进

行整顿。他一方面强调调整文艺政策，提出“要搞百花齐放，不要一花独放”，一方面在

严格保密的情况下组织人对文艺界的状况进行调查，并鼓励文艺界知名人士向中央反映

情况。

7月 13 日

526

朱德致信毛泽东，就《红都女皇》一书提出批评，毛批：“孤陋寡闻，愚昧无知，三

十年来恶习不改，立刻撵出政治局，分道扬镳”。周在毛的“批示” 后批道“暂缓执行”。

6月 24 日－7月 15 日

根据邓小平在 1975 年 1月提出的“军队要整顿”的精神，中共中央军委召开了扩大

会议，讨论解决军队调整、编制、体制等问题。邓小平在 7月 14日的会议上说：“全党、

全军、全国人民在争取到的时间里，不管二年也好，五年也好，十年也好，都不要浪费……

要加紧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

对于军队，邓小平提出：肿、散、骄、奢、惰五个字，是军队整顿的重点。为此，

他强调指出：必须实行精简整编；加强组织性、纪律性；加强军政团结、军民团结和军

队本身的团结；恢复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作风。并建议要首先自上而下地调整好领导班

子，解决“懒”、“散”、“软”的问题，选那些党性好、作风好、团结好、能艰苦奋斗的

人进班子。

邓小平对军委的工作讲了三条：一、整顿和准备打仗是军队工作的纲；二、抓编制、

抓装备、还要抓战略，要按次序来抓，在没有战争的条件下，要把训练放在战略问题的

一个重要位置上；三、需要开一个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研究加强军队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

的问题。

7月 14 日

7 月，邓小平就文艺问题与毛泽东进行商谈，毛说：“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

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

说，没有诗歌。”

7月 14日，毛对文艺问题作了批示：“党的文艺政策应当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

年，逐步扩大文艺节目。”“一、两年之内逐步活跃起来，三年、四年、五年也好嘛。”“缺

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对于作家，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如果不是暗藏的有严重反革命行为的反革命分子，就要帮助。”

7月 15 日

叶剑英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作总结讲话，就军队整顿问题作了具体部署，最后在

谈到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时，他强调要联系实际，着重解决四个方面的问题：一、

要彻底批判和消除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搞派性就是搞资本主义，搞修正

主义。二、要坚持安定团结的方针，认真落实党的政策。三、要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作风

的影响和腐蚀。四、要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各项规章制度。

这次会议还向部分同志传达了毛对四人帮的多次批评，严肃指出，决不容许任何野

心家插手军队，搞阴谋活动。

紧接着，叶剑英为贯彻军委扩大会议精神，根据毛和军委的部署，拟定了调整各大

单位领导班子的“六人小组”成员，叶自任组长，迅速调整配备了全军各大单位的领导

班子。

江苏省吴桥县机械厂工人李连兴给县委寄出一封酝酿已久的公开信，批判姚文元等

人。

7月 17 日

中央批准浙江省委的报告，肯定了他们对“突击入党”、“突击提干”的一些人抓紧

教育、严肃处理的作法，邓小平在批评中专门加了：在全国范围“对党组织从思想上、

527

组织上进行一次整顿是十分必要的”。

中央转发国务院在《关于今年上半年工业生产情况的报告》中提出：“三月以来，工

业生产和交通运输一月比一月好，原油、原煤、发电量、化肥、水泥、内燃机、纸及纸

制品、铁路运货量等，五、六月份创造了历史上月产的最高水平，军工生产的情况也比

较好。”

7月 19 日

中央转发了中央军委《关于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和安排超编干部的报告》、《叶

剑英同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邓小平同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这次整顿最主要的成果：一、对军队各大单位的班子迅速作了调整，把一批追随四

人帮派性严重的人调了下去。二、在落实干部政策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

7月 25 日

电影《创业》作者张天民于 7月 18日写信，请邓小平代呈毛泽东，信中简述影片创

作过程，以及文化部请示王洪文于春节上演，已获同意，但第二天又决定对影片“不继

续印制拷贝；报纸上不发表评论文章；不出国；电视、电台停止广播”，特别是对文化部

提出的《十条意见》，表示不理解。

毛于 25日对张天民的来信作了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

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

影片《海霞》的编导谢铁骊、钱江写信给毛，反映文化部处理影片的情况。

7月 29 日

毛泽东将谢铁骊、钱江给他的信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政治局决定对影片《海

霞》进行审查。审查后，政治局作出决定：按作者修改过的影片上映。江青等人极为不

满，并以此攻击邓小平。

7月

青岛市崂山县中韩公社食品站负责人韩爱民给小靳庄写信，指名责骂江青。

7月 20 日－8月 4日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军委召开了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研究军工企业的整顿问

题。军工企业自 3 月起已按中央 9 号文件精神开始整顿。国防工办把各主要企业的造反

派领袖调到北京开会，办学习班，从而使生产出现好转。

8月 3日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到会讲话。他们在讲话中，提出了要建立坚强的

领导班子，发挥技术人员的作用，坚持质量第一，关心群众生活，建立健全总工程师、

总会计师的责任制，保证企业正常生产秩序等等。这次会议后，军工企业的生产情况全

面好转。

夏天

康生病重，犹心存投机，要邓小平向毛泽东转达江青、张春桥的叛徒问题。邓小平

为避嫌，请康生另觅他人向毛反映。康即请邓带话给王海容、唐闻生。王、唐在请示毛

以后，去见了康生。

北京音乐学院作曲理论系的青年教员李春光批判江青授意文化部搞的《创业》的十

条罪状，并将此抄成大字报张贴。

528

8 月 3 日

邓小平在接见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代表的讲话中，再一次强调“落实政策，建立

规章制度、组织建设”，都要解决领导班子问题。“‘敢’字当头，就能把队伍带起来”。

他严厉批评闹派性，强调“要发挥科技人员积极性，要三结合，科技人员不要灰溜溜，

不要把知识分子叫作老九嘛！”并传达了毛泽东 5月 3日“召集在京政治局同志谈话”时

说的“老九不能走，还是要”。邓对为保证产品质量，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说成是“管、

卡、压”也作了批判。

8月 11 日

胡耀邦在科学院作《关于科学技术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讨论第一稿。提出

了“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指出“不能不加区别地要求任何科学研究工作都要实行‘以

工厂、农村为基地’的三结合，还引用毛的话：“我们公开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学习

外国的一切先进的优良的东西”。提纲还提出要广泛开展学习交流，鼓励学术上不同意见

的争鸣。

8月

根据国务院决定，被四人帮下令长期停止工作的哲学社会科学部恢复业务活动，军、

工宣队撤出，成立临时领导小组。

自 8 月起，根据邓小平多次讲话的精神和当时斗争的形势，邓力群等开始起草《论

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10月上旬写出初稿，以后又作了较大的修改。此文准备在以

学部名义筹办的刊物《思想战线》第一期上发表。

8月 13 日

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四人请邓小平转呈毛一份《关于迟群同志问题的报告》，

批评迟群、谢静宜在工作作风和群众关系上的一些问题。

8月 14 日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员卢荻在 75 年 8 月 13 日向毛请教对《水浒》的评价，14 日，姚

文元看到了芦荻整理的毛的谈话记录，即给毛泽东写信，提出对《水浒》展开讨论的请

示报告，得到毛的同意。

中共中央发出文件，转发了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谈话。毛说：“《水浒》这部书，

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

摒晁盖于 108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

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

腊。”

陈永贵以《对农村工作的几点意见》呈毛泽东，建议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应迅速

由生产队向大队过渡，以解决农村的贫富不均问题。9月 3日，毛批示政治局讨论。由于

意见分歧，此议被搁置。

8月 18 日

在国务院主持下，从 7 月中旬起，由国家计委起草了《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

题》的文件初稿。对此，邓小平给予极大关注，提出重要修改意见，强调要一、确立以

农业为基础的思想；二、引进新技术、新设备、扩大进出口；三、加强企业的科学研究

529

工作；四、整顿企业管理秩序；五、重视产品质量、六、恢复和健全规章制度；七、坚

持按劳分配原则。

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国家计委对文件进行了修改，由 14 条增至 20 条，即《关于加

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简称《工业二十条》）。

这个文件是经济战线上纠“左”治乱的重要文件，但它还未形成正式文件，就被江

青一伙扼杀。

8 月 26 日

上海越剧团武功教师朱锦多从 1973 年 7 月 8 日起，两年多时间里，多次给毛泽东

写信，揭露张春桥、江青的问题。本日，朱又一次给毛写信。9月，朱锦多被上诲市公安

局逮捕。

8月 28 日

《红旗》第 9期发表短评《重视对〈水浒〉的评论》。《人民日报》在 8月 31日转载

了这篇评论。

8 月

毛泽东作了白内障摘除手术，一只眼睛复明。

9月 4 日

《人民日报》发表《开展对〈水浒〉的评论》，文章提出：评论《水浒》“是我国政

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是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重要指示

的组成部分”。

从 1975年 8月 31日起，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发表评《水浒》、批判“投降派”的文章。

实则影射攻击周恩来、邓小平。在受到政治局批评后稍有收敛的江青，借评《水浒》之

机，又猖狂起来。她说：“主席对《水浒》的批示有现实主义，评论《水浒》的要害是架

空晁盖，现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她还说，她在北京受迫害，政治局有些人专门

造她的谣，她现在要打反攻。绝大多数黎民百姓则对此大惑不解，持冷眼旁观态度。

9月 9 日

毛泽东在公安部核心小组《关于清理在押国民党省、将级军政特人员的请示报告》

上批示：“建议一律释放。”

9月 12 日

江青在大寨群众大会上讲话，强调评《水浒》“要联系实际”，“有现实意义”，“党内

有十次路线错误。今天还会有的，敌人会改头换面藏在我们党内”，“看看这个叛徒的嘴

脸，对照一下咱们党内的十次路线斗争的一些叛徒嘴脸”。“批《水浒》就是要大家知道

我们党内就是有投降派”。

9月 15 日－10月 19 日

为了对农业进行整顿，在此期间先在昔阳后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参

加会议的有省、市、自治区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各地、各县和国营农牧场的负责人，农

业、农机企业事业和科教单位的代表，财贸系统的代表，军队和国务院有关单位的代表，

共 3700 人。

530

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在开幕式上讲话。当他讲到我们不能吹牛，我们现在积

了多少粮？全国还有部分县、地区的粮食产量还不如解放初期时，江青插话说：不能那

么说，那只是个别的！邓小平针锋相对说：就是个别的，也是值得很好注意的事。

邓在这次讲话中，首次明确地向全党提出了要进行各方面的整顿的任务。他说：“毛

主席讲过，军队要整顿，地方要整顿，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商业也要整顿，我们

的文化教育也要整顿，科学技术队伍也要整顿，文艺，毛主席叫调整，实际上调整也就

是整顿。”“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要通过整顿，解决农村的问题，解决工厂的问题，

解决科学技术方面的问题，解决各方面的问题。”

9月 16 日

9月中旬，江青下令命吉林省委负责人、长春电影制片厂负责人亲自带影片《创业》

的主要创作人员“火速去大寨”。9月 16日晚，他们一行在大寨下车不久，江青指着《创

业》编剧张天民说：“你告了老娘一状啊，你不要以为通天就了不得了，就翘尾巴了。他

们是逼着主席表态批示的。”“你告我刁状，老娘今天要教训你，有谁给你出主意？你必

须给毛主席写检讨，因为你说了慌，告了刁状”。“不听我的话，就是不听党的话”。

9月 17 日

江青在大寨召集北影、长影、新影、新华社、人民日报、法家著作注释组、两校写

作班子①等共 100 余人谈话，她说：“评《水浒》要联系实际。评《水浒》是有所指的。

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毛主席呀？我看是有的。”“宋江上山以后马上就把晁

盖架空了。怎么架空的呢？他把河北的大地主卢俊义——那是反对梁山泊的，千方百计

地弄了去，把一些大官、大的将军、武官、文吏、统统弄到梁山上去，都占据了领导岗

位。”“有些文章不给主席送，是我批了送主席看。”“三十三条语录政治局一遍都没有学

完。”“他们反对学理论，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党内有温和派，有左派，左派领袖

就是鄙人。”她把政治局对她的批评说成是迫害。她说：“最近，有那么一些人，把主席

批评我们的一封信，江某人向政治局传达的，政治局没有讨论，给传出去了。”“我这个

人天天挨骂，修正主义骂我，共产党员还怕骂吗？”“在北京我跟他们斗了半年多了。”

江青在全国农业学大寨大会期间，要求在大会上放她的这个讲话录音，印发她的讲话稿。

华国锋请示毛泽东，毛泽东批评江青“放屁，文不对题”，又说：“稿子不要发，录音不

要放，讲话不要印。”

9月 20 日

身患癌症的周恩来在进入手术室时，他拿来 1972 年 6 月 30 日在中央召开的批林整

风汇报会上所作的《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报告录音记

录稿，签上自己的名字和报告日期，同时注明了签字的环境和时间，即：“于进入手术室

（前），1975年 9月 20日”。并大声说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7月－9 月

中央批准了国务院关于中国科学院要整顿要加强领导的报告，于 7 月派胡耀邦等三

人到中国科学院主持工作。……通过深入调查研究，根据邓小平的多次指示，在胡乔木

的协助下，九月份，胡耀邦主持写出了《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这个文件力图系统地阐

述毛泽东的正确科研思想，澄清党的科技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提出了在科技战线纠正

“左”倾错误的许多重要意见。这个提纲经过多次修改。提出了六个问题：一、关于充

①

即清华、北大二校部分教师所组成，署名“梁效”的御用写作班子。

531

分肯定科技战线上的成绩的问题；二、关于科技工作的组织领导问题；三、力求弄通主

席提出的科技战线的具体路线问题；四、关于科技战线知识分子政策问题；五、关于科

技十年规划轮廓的初步设想问题；六、关于院部和直属单位的整顿问题。

邓在听取汇报后，提出了五点意见。他肯定了汇报所提加强自然科学研究，整顿研

究所、室领导班子等意见，邓说：“不高兴你们的人是少数，希望改变现状的人是百分之

九十五，相信这一点，最后是百分之九十九以上。”邓强调“要看到科研也是生产力”，

科研必须走在国民经济的前面。科技工作要进行整顿，归根到底是领导班子问题。对有

水平的人要爱护和赞扬，发挥其作用。要选党性好，组织能力强的人给科研人员搞后勤。

对一不懂行、二不热心、三有派性的人不能留。“后继要有人，中心是教育部门”，选数

理化好的高中生入科技大学。学校应“以学为主”，必须发展名副其实的真正的高等教育。

他提出教师的地位问题，业务时间问题，主张解决科研人员的具体生活问题。

［按］当时胡耀邦在科学院大抓“ 五子登科”（位子（职称问题）、房子、票子、妻子（解

决两地分居）、孩子（入托、上学））在社会上传为美谈，使知识分子大受鼓舞。

9月 26 日

胡耀邦在就中国科学院的整顿问题向邓小平等国务院领导人作了汇报，得到充分肯

定后，《汇报提纲》送交毛泽东，准备在他同意后下发全国执行。邓小平指出：“这个文

件很重要，不但能管科学院，而且对整个科技界、教育界和其它部门也适用。”毛泽东在

听取汇报时提出他没有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个话，邓小平说马克思这样讲过。

这个文件因毛泽东不满意，未能下发。

9、10 月间

邓小平在对各行各业整顿工作作了具体指示的基础上，就全面整顿问题作了多次重

要讲话，反复强调“整顿的核心是领导班子”，要解决好一、二把手的问题，要冒着被打

倒、被骂作“还乡团”，被指责为“复辟”的风险。

9月底――11月初

从九月底起，毛远新担任毛与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多次攻击邓小平。毛远新是毛

泽民的儿子，时任辽宁省委书记、沈阳军区政委。毛泽东把他留在身边，担任他与政治

局间的联络员。他对毛说：感觉到一股风，比 1972年借批极左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时还要

凶些。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批

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文化大革命怎么看，批林批孔运动怎么看，主流、支流，三

七开还是倒三七开，肯定还是否定？现在阴暗面讲了一大堆，教育革命文艺革命还对不

对？三项指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即生产搞上去了。我担心中央，怕出反复。

毛肯定了毛远新的看法，说：“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

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有两种态度，一

是不满意，二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毛批评了刘冰等人，对迟群、谢静宜表示支

持。说：“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他们骂迟群，

实际上是反对我，可又不敢，就把气发到迟群身上。”

整顿工作的全面开展和日益深入使斗争白热化。毛泽东支持邓小平搞整顿，是要他

532

在不改变文化大革命基本方针的前提下实现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在他感到邓

的整顿有否定文革之嫌时，他的态度迅速发生了变化。

10月 7 日

在邓小平指导下，写出了《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把毛泽东的“学习无产阶

级专政理论”、“还是安定团结为好”及“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等三项指示，确定为三项

总纲进行工作。

10月 13日

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请邓小平转呈毛《关于迟群问题的再一次报告》。

10月 17日

中央转发的国务院《关于今年上半年工业生产情况的报告》中指出：“三月以来，工

业生产和交通运输一个月比一个月好。原油、原煤、发电量、化肥、水泥、内燃机、纸

及纸板、铁路货运量等，五、六月份创造了历史上月产的最高水平。军工生产情况也比

较好。”“全国工业总产值，上半年完成全年计划的 47.4%。”“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完成

全年计划的 43%，收支平衡，略有结余。”

10月 9 日－23日

美国国务卿兼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博士访问中国。毛、邓会见了基

辛格。邓与基会谈，双方就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和中美关系，坦率地交换了意见，重申

了上海公报的各项原则并表示将根据这些原则促进中美关系的发展。

10月 20日前后

毛泽东对邓小平两次转送的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批评迟群、谢静宜的信作出批示，说

信的矛头是对着他的。还说邓小平转信就是偏袒刘冰。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

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此事成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由头。

10月 25日

迟群指使清华大学人事处负责人林钧万上书毛泽东，诬告周荣鑫，并吹捧迟群。毛

指示：“先作调查，然后讨论一次。”

10月

王洪文再次向毛泽东诬告，说七、八、九月谣言一大堆，集中在江青。谣言来自北

京，那里有大亊。

邓小平去医院探望又将进行手术的周恩来，周对邓说：你这一年干得好，比我强得

多……

教育部在部长周荣鑫主持下开始起草教育工作汇报提纲，准备经中央批准后对教育

部门进行全面整顿。

10 月底，周荣鑫在一次讲话中还批评所谓两个估计，即把十七年培养的学生都说成

是挖社会主义墙脚的；把知识分子都简单地看作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认为这都是错

误的。

11月 2 日

533

毛指示在政治局内讨论“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对邓进行批评，以统一认识。

提出由邓主持对“文化大革命”作一个决议，总的评价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但遭

邓的婉拒，他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

邓的态度，使毛泽东决心“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在会上，邓还严正驳斥毛远新：说中央搞了个修正主义路线，这个话不好说。我是

从今年九号文件开始抓工作的，从那以后是什么路线，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

点，实践可以证明。

11月 3 日

清华大学党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毛泽东对刘冰等四人信件的批示。毛说：“清

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

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

冰。清华大学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以传达这个批示

为起点，开始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同时，清华大学开展“教育革命大辩论”，

校园内铺天盖地贴满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字报。有关部门组织干部和群众去参观。

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起草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

题》（即《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和《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被诬为“复辟资

本主义”的“三株大毒草”。

四人帮炮制所谓“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关系新变化”，兜售“老干部―民主派―走资派―

党内资产阶级”的谬论，把 1975年的整顿当作“走资派还在走”的“罪证”。

11月 8 日

分管教育工作的副总理张春桥责令周荣鑫作检查。周在被追查、批斗 50多次后，于

1976年 4月 12日上午昏厥在追查会上，当晚去世，终年 59岁。

11月 20日

中央政治局秉承毛泽东的指示，在北京召开有 130 多名党政军机关负责人参加的打

招呼会议，宣读了毛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讲话要点》转达了毛关于刘冰信件

的批示，并且说：“中央认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

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尽管党

的九大、十大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作了总结。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

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总是要翻案。”由此，“反击右倾翻案风”正式提出，持

续九个月的整顿工作陷于停顿。

毛泽东批评邓小平，“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还是‘白猫、黑猫’啊！”“什

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对造

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他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说是‘永不翻案’，

靠不住啊！”但是，他又说对邓“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

毛承认：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一、打倒一切；二、全面内战。又说：文革是

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

11月 26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转发〈打招呼的讲话要点〉的通知》。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中央最近在北京召开了一次打招呼的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主

要是党、政、军机关一些负责的老同志，也有几位青年负责同志，共一百三十余人。会

534

上宣读了毛主席审阅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会后分组进行座谈讨论。

毛主席、党中央决定，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转发给你们，希望你们在省、市、

自治区党委常委，大军区党委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党委常委或领导小组、党的

核心小组成员，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常委中进行传达讨论，并将讨论的情况报告

中央。

打招呼的讲话要点

一、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于一九七五年八月、十月两次写信给毛主席，他们用造谣诬

蔑、颠倒黑白的手段，诬告于一九六八年七月带领工人宣传队进驻清华、现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

副书记谢静宜两同志，他们的矛头实际上是对着毛主席的。根据毛主席指示，清华大学党委自十一月

三日起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就刘冰等同志的信展开了大辩论。这个会议逐步扩大，现在已经在全校师

生中进行辩论。

二、毛主席提出：“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

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指毛主席）的。”中央认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

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尽

管党的九大、十大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作了总结，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

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总是要翻案。根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通过辩论，弄清思想，团结同

志，是完全必要的。

三、清华大学的这场大辩论必然影响全国。毛主席指示，要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以免这些同志

犯新的错误。中央希望大家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

众，正确对待自己，同广大干部、广大群众团结在一起，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各项工作做好。

12月 1 日

《红旗》第 12期发表北大、清华大批判组文章《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人民

日报》于 12月 4日转载，这是“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进军号。

12月 1 日－5日

美国总统杰拉尔德·福特访华。

12月 14日

中共中央转发《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情况报告》，其中说道：“今年七、

八、九三个月，社会上政治谣言四起，攻击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否定无产阶

级文化大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这场斗

争“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和发展”。

12月 16日

康生去世。

12月 20日

中共中央转发一份《外事通报》，内容是张春桥向阿尔巴尼亚来访者介绍“教育革命

大辩论”的谈话，张说：“现在争论的头一个问题是对文化大革命以前十七年的教育怎样

估计。”这十七年是“资产阶级专了我们的政”，“但是，有人说，这十七年很好，那个时

候倒是马列主义的，相反，文化大革命以来，学校反而不好了，教育质量降低了，在课

堂上课少了，大学生不如以前中学生读书多。”

535

12月 31日

中共中央发出《决议》：“把陆定一永远清除出党”。

1976 年元旦

为配合“反击右倾翻案风”，彩色影片《决裂》公开放映，影片大肆攻击解放后十七

年的教育路线，说大学的入学标准只要会写“毛主席万岁”和“手上有硬茧子”就行。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决军报》发表元旦社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社论传达了毛对邓小平提出的“以三项指示为纲”的指责。

1月 8 日

周恩来逝世。中央以实行“丧仪改革”为名，一切从简。

1月 9 日

于会泳通知文化部各单位在悼念期间不准戴黑纱，不准设灵堂，不准送花圈，并要

求文艺团体照常演出。姚文元指示新华社不发表关于悼念周恩来的报道。

1月 10 日

党和国家领导人，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民主党派代表以及首都群众一万余人，

前往北京医院向周恩来遗体告别。

1月 11 日

向周恩来遗体告别仪式继续举行，下午，首都百万人民扶老携幼，冒着数九寒风，

自发聚集在通往八宝山的数十里长街两侧，静默肃立，洒泪为周恩来送行，直至深夜。

1月 12 日至 14日

首都群众 4万余人前往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隆重吊唁仪式。

1月 13 日①

面对人民对周恩来的逝世悲痛情景‚ 毛泽东深感失落，对他自己的所作所为失去了

信心，他在召见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王海容等人时说：“人生七十

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

总可以论定了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

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对这

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

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

人不多[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

交，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本日，姚文元三次下令新华社压缩悼念周恩来的报道。

1月 14 日

《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新华社记者、《人民日报》记者的报道《大辩论带来大

变化---清华大学教育革命和各项工作出现新面貌》。这篇报导奉命把内部打招呼的精神

捅到社会上，在全国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文章强奸民意，硬说当前全国人民最关心

①

一说 1976 年 6 月 15 日

536

的问题是清华大学的所谓教育革命大辩论，以冲淡人民借哀悼周恩来所表现的痛恨文革

派的强烈心情。当即引起人们的愤慨，有人在街头当众撕了当天的《人民日报》，有人打

电话责问报社：你们是什么感情？

1月 15 日

首都举行周恩来追悼会，王洪文主持大会，邓小平致悼词 。“四人帮”竭力限制人

民群众对周恩来的悼念活动。追悼会过后，姚文元即下令：“治丧报道要立即结束。”

在此期间，天安门广场上，日日夜夜汇集着悼念周恩来的如潮人流，纪念碑周围及

旁边的松柏枝上放满了花圈和自制的小白花。

《人民日报》发表梁效文章《教育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

1月 21 日

邓小平请求辞去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根据毛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任命华

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1月 28 日

江青一伙扣压纪录影片《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永垂不朽》。

张铁生在北京大学大放厥词 ，说中共的老干部百分之七十、八十都是“民主派”，“要

一个个地收拾他们，采取铁的手腕”。

2月 1 日

《红旗》第 2 期发表北大、清华大批判组文章《回击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和辽宁

大学大批判组文章《不许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

从 2月开始，中央连续召开“批邓打招呼会”。

2月 3 日

中共中央发布一号文件，正式下达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代总理的决定；同时决定在

叶剑英生病期间，由陈锡联负责主持中央军委工作。

张春桥因谋取总理位子不成，作“有感”，发泄心中不满。

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 张春桥

又是一个一号文件。

去年发了一个一号文件。

真是得志更猖狂。

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

错误路线总是行不通的。可以得意于一时，似乎天下就是他的了，要开始一个什么新“时代”了。

他们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

人民是决定性的因素。

代表人民的利益，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在任何情况下，都站在人民群众一边，站在先进分子一边，

就是胜利。反之，必然失败。正是：

爆竹声中一岁除，东风送暖人屠苏。

千门万户疃疃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2月 5 日

中央通知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扩大传达到党内外群众。

537

2月 6 日

“四人帮”在新华社出版的《参考资料》上编发国民党特务就 1927 年 4·12事件诬

陷周恩来的材料。 接着，《学习与批判》假借介绍 4·12反革命大屠杀的历史情况，含

沙射影攻击周恩来。

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军委关于停止学习和贯彻执行 1975年 7月邓小平、叶剑英在军委

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的报告。

《人民日报》发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喜看清华大学教育革命

大辩论破浪前进》，鼓动“反击右倾翻案风”。此后“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就成为邓

小平的专称。到 2月 12日梁效发表在《北京日报》的一篇文章中，又称邓为“不肯改悔

的最大的走资派”。

2月 13 日

《光明日报》刊登署名高路的文章《孔丘之忧》，把悼念周恩来的人们污蔑为“哭丧

妇”，文章诅咒道：“让旧制度的‘哭丧妇’抱着孔丘的骷髅去忧心如焚，呼天号地吧。”

2月 17 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批判“三项指示为纲”》‚ 文章不点名地批判邓小平，称之

为“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

2月 23 日

福州刘宗利在福州贴出大字报《“阿斗”的呼声》，历数“四人帮”的六大罪状。3月

8日，王洪文下令追查。

2月 25 日

中共中央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即第二次打招呼会议，会

上传达了《毛主席重要指示》，即由毛远新整理的毛泽东自 1975 年 10 月至 1976 年 1 月

多次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谈话。华国锋代表党中央在会上讲话，要求在学

好毛指示和中央文件的基础上，“深入揭发批判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路线错误”，“在

揭发批判过程中转好弯子”，“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开展起来”。同时要求运动要在党

委领导下，不搞串连，不搞战斗队。“不要层层揪邓小平在各地的代理人”。

2月 29 日

《人民日报》发表梁效、任明的文章《评“三项指示为纲”》，批判邓小平。

2月

毛泽东再次在一份反映知青问题的信上批示：“知识青年问题，似宜专题研究，先作

准备，然后开一次会，给以解决。”但直到他去世迄无行动。

2月底 3月初

在徐景贤等人组织下，上海市委召开大型“理论工作座谈会”，讨论“老干部变走资

派”的问题。“四人帮”认为“老干部就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江青曾说：“老

干部 75%都是民主派，民主派发展到走资派是客观的必然规律。”张春桥认为颠覆政权的

不是老资产阶级，而是“党内走资派”，党内“有一批人根本是资产阶级”。

538

2、3月间

全国许多地方出现有人用大字报、大标语、传单、演讲等形式公开向“四人帮”挑

战。

3月 1 日

《红旗》第 3期发表初澜文章《坚持文艺革命，反击右倾翻案风》。同期还刊登经姚

文元审定，署名池恒的文章《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桂志的文章《右倾翻案风与

资产阶级法权》、赵源的文章《不许篡改革命接班人的五条标准》。

在 2、3 月份的一系列批邓文章中，均以毛所说“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

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为最高指示。

3月 2 日

江青利用第二次打招呼会议的机会擅自召集十二省、区负责人开会并发表长篇讲话，

她说：“邓小平欺负主席呀，造谣诬蔑主席呀，残忍啊！法西斯啊！”“邓小平是个谣言公

司的总经理，他的谣言散布的很多”，“他是个大汉奸，现在已经走得很远了”，邓小平是

“买办资产阶级，代表买办、地主、资产阶级，中国有国际资本家的代理人，就是邓小

平”。“要共同对敌，对着邓小平”。江青还表露她想当女皇的野心，她说：“有人写信给

林彪说我是武则天，有人又说是吕后，我也不胜荣幸之至”。“吕后是没有戴帽子的皇帝，

实际上政权掌握在她手里”，“武则天，一个女的，在封建社会当皇帝啊，同志们，不简

单啊”。“诽谤吕后，诽谤武则天，诽谤我，就是诽谤主席嘛。”

武汉市街头出现署名“寒城牛”的“继承总理志，实现四个化”等标语。

3月 3 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的通知》。同时转发华国锋在中央召集

的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同志会议上的讲话。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否定了 1975 年的整顿，派性、武斗重又泛滥，一些地区

停工停产，一些铁路瘫痪，甚至提出“宁要社会主义的误点，不要资本主义的正点”，“宁

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全国再度陷入混乱。

3月 5 日

《文汇报》在刊登新华社一篇关于纪念雷锋、学习雷锋的新闻稿时，将周恩来对雷

锋的四句题词全部删去。人民群众对此提出质问，王洪文说删掉题词是“屁大的事！”姚

文元说：“编辑不删稿子，那就不要办报了！”张春桥说：“不要批评报纸了，报纸以后还

要删！”

3月 8 日

吉林省吉林地区降了一次世界罕见的陨石雨。本日下午，一颗陨星顺地球绕太阳公

转的方向，以每秒 10 几公里的速度坠入大气层中，在吉林地区上空发生爆炸，大量碎小

的陨石散落地面，其中最大的三块陨石重量均超过 100公斤。最大的一块达 1770公斤。

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块陨石，毛泽东知道后，神色黯然，对他的贴身护士孟锦云说：中国

有一派学说，叫做天人感应，说的是人间有什么变动，大自然就会有所表示，给人们预

报一下，吉有吉兆，凶有凶兆。天摇地动，天上掉下大石头，就是要死人哩！《三国演义》

里的诸葛亮、赵云死时，都掉过石头，折过旗杆。大人物、名人真是与众不同，死都死

539

得要有声有色，不同凡响噢！

3月

《学习与批判》第 3期同时登载了《梯也尔小传》和《由赵七爷的辫子想到阿 Q小 D

的小辫子兼论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大辫子》两篇文章，在攻击邓小平的同时还攻击

已经去世的周恩来。

3月 10 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翻案不得人心》。社论要求“集中批判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

派的修正主义路线”。

3月 16 日至 23日

文化部召开创作座谈会，于会泳传达张春桥的指示，要求写出与走资派作斗争的有

深度的作品。于会泳在会上布置了写 20部与走资派斗争的创作规划，其中写到中央部长、

副部长或省委书记是走资派的有 8 部，写到地、县（包括工厂）领导干部是走资派的有

12部。

3月 19 日

北京市朝阳区牛坊小学红小兵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献了第一个悼念周恩来的花圈。

此后，前来悼念周恩来、敬献花圈者日益增多。

3月 21 日

南京大学政治系、中文系和历史系的部分学生，就 3 月 5 日《文汇报》删去周恩来

题词一事，联名写信责问报社是何居心。

3月 24 日

南京江苏新医学院师生员工抬着花圈到雨花台，隆重悼念周恩来。

北京市公安局指示天安门派出所把 3月 19日以来送花圈的单位、人数、花圈数汇总

上报，并于深夜将花圈收走。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各地禁止来京上访的通知。

3月 25 日

武汉“寒城牛”贴出《绝不对资产阶级野心家卑躬屈膝》的油印传单。

《文汇报》发表《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同他斗》一文，其中说道：“党内那个走

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露骨地指责周恩来、邓小平。联系到

3月 5日《文汇报》删去周恩来对雷锋题词的行为，全国各地纷纷向《文汇报》发去抗议

信、电或打电话责问。南京市的工人、学生走上街头，要求揪出《文汇报》的黑后台，

喊出“打倒张春桥”的口号。

3月 26 日

武汉锅炉厂 200 余人集会，指名批判江青、张春桥。

3月 28 日

上午 8 时，南京大学数学系 400 余人在李西宁等人带领下，抬着周恩来的巨幅遗像

540

和大花圈，绕道新街口到梅园新村。沿途许多群众纷纷加入，成为南京市民反对“四人

帮”的第一次大规模示威游行。

3月 29 日

南京大学数学系学生贴出大标语，指出要警惕野心家、阴谋家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

导权，要用鲜血来保卫红色江山。下午，南大 300多名学生分成 20多个小组，在全市主

要街道张贴大标语。当晚，学生去火车站，把大标语刷在过往南京的列车上。

3月 30 日

南京大学的学生在得知开入上海的列车上的标语在进入市区前都被冲掉的消息后，他

们在车站工作人员帮助下，用柏油和油漆在车厢上刷上“揪出《文汇报》的黑后台！”“谁

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警惕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上台！”等更多的大标语。

王洪文对“四人帮”在《人民日报》的心腹鲁瑛说：“南京事件的性质是对着中央的。”

“那些贴大字报的是为反革命复辟制造舆论。”

清晨，第二炮兵部队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了第一个来自解放军的花圈。

北京市总工会工人理论组曹志杰等 29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南侧贴出了第一张悼念

周恩来、声讨“四人帮”的悼词。接着，广场上的人越聚越多，花圈、悼词、诗歌、祭

文、演说、抄录、议论，人们反对“四人帮”的政治观点用悼念周恩来的方式表达出来。

为防止花圈被收，人们开始将花圈用粗铁丝固定在纪念碑栏杆上，有的人还自愿在广场

上守夜，护卫花圈。

3月 31 日

天安门广场纪念碑四周放满了花圈，纪念碑上、花圈上出现数不清的悼词、小字报、

诗词。

南京汽车厂制泵分厂王运德、张精美、殷辉在南京中山东路贴出“打倒大野心家、

大阴谋家---张春桥！”的大标语。受到南京人民的热烈鼓掌欢迎。

4月 1 日

中共中央发出经毛圈阅的关于南京大字报问题的电话通知，通知说：

（一）据了解，最近几天，南京出现了矛头指向中央领导同志的大字报、大标语，这是分裂以毛

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转移批邓大方向的政治事件。你们必须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全部复盖这类大字报、

大标语。对有关群众要做好思想工作。要警惕别有用心的人借机扩大事态，进行捣乱、破坏。

（二）对这次政治事件的幕后策划人，要彻底追查。

（三）所谓总理遗言，完全是反革命谣言，必须辟谣，并追查谣言制造者。

（四）任何人不准冲击铁路。

政治局认为正在全国流传的所谓“总理遗嘱”、“总理给主席的诗词”，以及准备在 4

月 4 日清明节的扫墓活动及对杨开慧的悼念等活动，已干扰破坏了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

的斗争，应着手取缔。

山西坞城路三局机电队王立山在纪念碑上贴出“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

雄杰，扬眉剑出鞘”一诗。“四·五”后被列为 001号反革命案件，重点追查。

4月 2 日

由于纪念碑四周的花圈不断被当局收走，今天北京重型机械厂工人制作了一个 4 米

541

多高的铁花圈送到天安门广场。中国科学院一 O九厂职工在纪念碑上立起四块巨型诗碑。

上写：“红心已结胜利果，碧血再开革命花，倘若魔怪喷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

北京市各单位传达关于“南京事件的电话通知”。并说：“清明节是鬼节”，“清明节

送花圈是旧习惯，应当破四旧”，要求大家不要去天安门广场，不要送花圈。

深夜，还有许多人在广场上抄写诗词、悼文，护卫花圈、挽联。

南京人民继续贴出批判《文汇报》的大字报、大标语、抬着花圈游行。

首都民兵、警察、卫戍部队在天安门广场东南角的三层小灰楼内成立了“联合指挥

部”。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刘传新召开公安局常委会，拟定了《对天安门广场出现各种问题

的处理办法》，提出了具体镇压措施。

4月 3 日

北京市民冒雨往天安门广场抬送花圈，数十万人聚集在广场上，有的悼词被一遍遍

的朗读着，以便让更多的人听到。纪念碑北侧的一排旗杆上悬挂了一个几十米长的黑布

横幅，上面用白字写着：誓死继承总理志，深学马列识方向，若有妖魔兴风浪，人民愤

起灭豺狼。在纪念碑第二层台阶的西北侧贴出一张《关于建立周总理纪念馆的建议》的

大字报，许多人表示支持并当场献款。入夜，花圈比白天增加了几倍，人们反复朗诵着

清华大学几个工农兵学员写的悼词《献上一朵素洁的白花》。也有的人把悼词谱成歌曲，

在广场上教唱。

公安机关开始盯梢、抓捕，至本日晚为止，被捕者已达 26人。

今天去广场的人，估计达 100 万人次。

4月 4 日

今天是清明节，天安门广场上的悼念活动达到高潮。广场上空两束气球挂着“怀念

总理”、“革命到底”的巨幅挽联，地上摆满了花圈，广场上的人估计达 200 万人次，但

秩序井然。上午，北京铁路分局青年工人王海力在天安门广场展示血书，壮怀激烈。上

午 7时，青云仪器厂职工，分四列纵队，共 275排，抬着 34个花圈，从西单来到天安门

广场，绕场一周后，举行了隆重的悼念仪式。曙光电机厂的 3000余名职工，从东单开进

广场。北京重型机械厂制作了第 2个铁花圈送到。上午 11时，首钢工人李铁华在广场发

表演说。纪念碑东侧接连贴出《清明节呐喊》、《叫人怎么办？》等诗词及《第十一次路

线斗争大事记》的传单，这些诗词、传单或明或暗点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名。这

些情况，由“四人帮”的爪牙迅速报送给他们。北京市公安局紧急部署，准备好车辆、

拘留所、收容所，随时抓捕市民。

晚，政治局开会，讨论天安门广场上的群众活动问题，“四人帮”和华国锋、吴德等

人均认为这次活动是攻击主席、攻击中央的，是反革命事件，文化大革命以来没有过象

这次这样严重的逆流，决定：在全国揭露敌人的阴谋，发动群众追查政治谣言；在五·一

前搞一次大的反击；立即清理广场上的花圈、标语；抓反革命；调民兵和公安人员在广

场周围，阻止群众送花圈和集会；调动卫戍部队在二线待命。

政治局会议所议由毛远新上报毛泽东，这个报告得到毛的批准。

当晚 11时开始，军队、警察、民兵在天安门广场上驱赶、抓捕群众，清理花圈、标

语。

杭州在闹市区汇集了成千上万的悼念群众，人们用花圈、诗词、标语、口号来悼念

周恩来，反对“四人帮”。

郑州、太原、西安等地均发生了类似事件。

542

4月 5 日

凌晨 1－2时，天安门广场上的花圈尽遭洗劫。北京卫戍区和汽车运输公司奉命出动

200辆大汽车将花圈运往八宝山销毁，小部分花圈留在中山公园中以作“罪证”。在清理

广场时，57名在场群众均遭审查，其中 7人被捕。到清晨 5时许，通往广场的路口已派

人把守，纪念碑则由军队、警察、民兵组成封锁线层层围住。但 6 时左右，北京一七二

中 30多名学生冲破封锁，把花圈送到纪念碑上。此时，有人出来攻击周恩来，群众上前

质责，两便衣上前解围被群众认出，其中一人向大会堂方向逃去，于是群众涌向大会堂

东门外。当时一辆广播车因诬蔑群众悼念活动，被众人砸了喇叭，并将车掀翻。9时许，

又有一持清华大学机械系听课证的人攻击周恩来，被群众惩罚后，扭送派出所。至此，

数十万人在大会堂东门外高呼：“还我花圈，还我战友”，同工人民兵和警卫战士发生冲

突。到中午，群众包围了设在广场东南角的联合指挥部，并派出四名代表，向指挥部交

涉，提出：归还花圈、释放被捕群众，保障群众有悼念总理的权利等三项要求。双方谈

判毫无结果。12时 58分，愤怒的群众烧着了指挥部头头乘坐的上海牌轿车一辆。下午 3

时，又烧了指挥部的面包车一辆、吉普车两辆。部分群众冲入联合指挥部所在的小灰楼

内，到 5 时零 4 分，将楼房点燃起火。指挥部全体人员从楼南窗爬出撤离，又将指挥部

移至中山公园。当局经过研究，决定入夜后“反击”，“要准备武器，可以带棒子、铐子”。

到 6时 30分，广场上高音喇叭播放吴德的广场讲话，说“今天，在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

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革命群众应立即离开广场，不要受他们的蒙蔽。”7

时许，一万民兵，三千警察及卫戍部队五个营分别在中山公园、午门、劳动人民文化宫、

历史博物馆、二十八中学等地集结待命。晚 9 时 35分，广场灯火通明，在吴德讲话和《三

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广播声中，带着木棍的民兵、警察、卫戍部队对广场上的 200 多名

群众进行毒打，38人被捕，投入监狱，（前数日已捕 39人）数十人受伤。

丙辰清明前后，全国各地几乎都发生了人民自发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活

动。这次运动，实质是人们借悼念周恩来‚ 来表示对毛泽东、“四人帮”的不满。

4月 6 日

凌晨，部分在京政治局委员开会，听取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卫戍区关于天安门事件

的汇报，认为是“反革命暴乱性质”，并认为要“准备更大的事件发生”。决定组织三万

名民兵在广场附近待命，又派出九个营的部队在市区内随时机动。毛在听取了情况汇报

后批示：“士气大振，好，好，好。”

广场上今天仍聚集着上千人群，有人发表演说，斥责昨晚的镇压行动。海淀区感光

材料厂数十名职工仍将一个花圈安放在纪念碑正中央。晚上，又出现了花圈和血书。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叫嚷对制造政治谣言，攻击和分

裂党中央的要严加追查，坚决打击。

深夜，广场戒严，洒水车冲刷了残留在广场上的血迹。

4月 7 日

“四人帮”在人大会堂接见鲁瑛等人，要他们赶写一篇“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

事件”的报道。姚文元指示说：“要鲜明地点出邓小平”，“要快”，“粗点没有关系”。

天安门广场继续戒严，20余辆清洁车、洒水车在清刷血迹。

北京市各单位传达市革委会于 4月 5日发出的《紧急通知》，《通知》说：“天安门广

场事件”是“解放以来前所未有的最大的反革命事件”。

毛泽东指示要公开发表《人民日报》记者现场报道和吴德的广播讲话，并据此解除

邓小平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又说：中央政治局作决议，登报。这次，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