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全家合影

再来看陈寅恪。早在1919年，近“而立之年”的陈寅恪时在哈佛大学，就曾对友人吴宓阐述自己的“五等爱情论”。这番高论，如此表述：

第一，情之最上者，世无其人，悬空设想，而甘为之死，如《牡丹亭》之杜丽娘是也；第二，与其人交识有素，而未尝共衾枕者次之，如宝、黛是也；第三，曾一度枕席而永久纪念不忘，如司棋与潘又安；第四，又次之，则为夫妇终身而无外遇者；第五，最下者，随处接合，惟欲是图，而无所谓情矣。

这位后来的史学大师、国学导师，就此爱情分为几个不同的层次；他认为：最伟大、最纯洁的爱情应当是完全出于理想，这样的爱情现实中是没有的，只有在文艺作品中才能发现。《牡丹亭》就正是这样一本千古绝唱的剧本。第二个层次的爱情是若真心爱上某人，即便不能结合，也为其忠贞不渝，矢志不变。等到了第四个层次，才是人们平常最多见也最为推崇的，普通民众通常都可接受的爱情与婚姻模式，即终身为夫妇而终身无外遇者。这样的婚姻生活以平淡为基调，以稳定为最高准则，当然其理想化的程度也不比前三个层次，纯粹为爱而生、为爱而死的戏剧性与故事性缩减至最低值。最后，还有一个层次，不过这其实已经不是爱情，只是贪图欲望的满足而已，已不足论也不必论。

基于此，陈寅恪对如何选择配偶与缔结婚姻有着自己的立场，他明确表示说：“学德不如人，此实吾大耻。娶妻不

如人，又何耻之有？”又说：“娶妻仅生涯中之一事，小之又小者耳。轻描淡写，得便了之可也。”由此可见，在陈寅恪的择偶观中，重心是在学术上的登峰造极，而绝非为了一己之情爱追逐无休。他的择偶观是落在戏剧、小说与文艺作品之外的现实抉择，作为一生以追求卓越学术成就的大学问家，他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去追寻爱情的理想国。

1926年，35岁的陈寅恪结束了国外求学生涯，归国出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一起并称“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由于长期以来潜心学业、心无旁骛，加之陈寅恪认为自己体弱多病，恐累及他人，故一直未婚。这时，其母亲俞氏已逝世，父亲陈三立一再催促其速速成婚，但陈寅恪始终未承允。

在亲友及学院同仁的多番催促与大力撮合之下，到了1928年，历经三年“催婚”的国学导师，方才与唐筼在上海结婚。这一年陈寅恪38岁，唐筼30岁。从此，他们携手白头，至死不渝。其间历尽劫波、同舟共进，足可称学界典范。那么，使后世读者颇感兴味的，无非是这样的结合，如果按照陈氏的择偶观来看，又属于第几个层次呢？

陈寅恪的身份是现实中的学者，而

非戏剧、小说中的侠客与痴情公子，他自己的婚姻也只能定格于求一个安稳

的世俗婚姻而已。与同是“海归”精英的胡适相比，陈并无

包办婚姻之催迫，并没有一归国即完婚的约束，原本是有自由恋爱的空间与时间的。奈何亲友“催婚”之下，归国三年即成婚；与唐筼的结合也是经同仁介绍，认识之后不久即完婚，并无什么恋恋风尘的浪漫历程。曾经

做过许广平老师的唐筼，就此成为陈的贤内助，

甘于为夫君的学术生涯做默默的一生奉献了。当然，世事难料，1949 年国

民党政府溃败前夕，为当局相当重视的“抢运学者”之一的陈寅恪，原本可以搭乘胡适的专机飞离中国大陆，却中途撤走。或许，难以割舍的乡愁，互敬互爱的妻子，在岭南一隅稳定安乐的家庭等等，基于这些因素的综合考虑，才让陈寅恪最终选择留了下来。

20年后，在“文革”的冲击之下，陈寅恪、唐筼夫妇于1969年10月、11月相继离世，一段学术传奇与一对学术伉俪的佳话，也就此终结。如果以这样令人扼腕的“结局”，再来评判陈氏夫妇的婚姻与爱情，按照陈氏自己的划定法则，倒是可以定位于第三个层次的矢志不渝，当之无愧的“盖棺定论”了。

与陈寅恪相比，“古史辨”学派中心人物顾颉刚的择偶观似乎要简单得多。陈寅恪还能用到《牡丹亭》《红楼梦》来做例证的择偶观，并不适合顾氏“奥卡姆剃刀”式的爽利风格，那“快刀斩乱麻”的学术旨趣恐怕也着实影响着他的人生策略。他简明扼要，明确指认出了心中那独一种的“佳偶”风范。在其读书笔记中，曾有一篇提及其深为服膺的晚清朴学大师孙诒让的家庭生活，并藉此简单明了的归纳出了他自己所推崇的择偶观。《顾颉刚读书笔记·辛丑夏日杂抄》这样写道：

瑞安孙诒让，妇能文，善治事，侍居楼上。七年未出门，惟夫妇能登楼。楼上置长桌，书卷纵横，写何条注，翻何书籍，即移坐某桌，日移座位。入睡前，夫人为理书稿，七年后成《周礼正义》。

如此看来，顾氏心中的“佳偶”条件乃是，“能文”与“善治事”，像把孙诒让照顾得井井有条的孙夫人那样的人选。事实上，顾氏自己的夫人，就是这一标准的模范。1944年4月4日，顾颉刚与张静秋订婚，同年7月1日在重庆北碚结婚。这是顾颉刚的第三次婚姻。前两次婚姻，均因夫人病逝而告终；而这一次，他们相守终老，安度一生了。

顾夫人张静秋，婚前曾任职于中央大学柏溪分校；她笃信教育救国，倾力工作，与顾氏结婚时已年届35岁。王煦华《顾颉刚先生学行录》一书中曾披露了张静秋晚

年服侍顾氏的一些细节，书中写道：张夫人也已是七十多岁的人了，身

体也不好，但她完全忘记了自己，对顾老的关怀，无微不至，凡

服药饮食，必亲自服侍，按时作息，定时定量。吃饺子夫人都要亲自数过，一个不多，一个不少，多了怕不消化，少了怕营养不足。小菜都是亲自挟在一个小碟子里，放在近处，以供选食。未吃晚饭，苹果已切成小块，摆在那里。

各种营养补药如维生素之类，改放进药杯，倒好温

开水，准备饭后吃药。一切准备有条不紊。此外，在一封张静秋因友人

亲属逝世，未能亲赴吊唁的致谦信中，张夫人写道：

颉刚自入冬以来，又发气管炎。一个月前曾因呕血入院治疗，现稍好转，回家疗养。恐再犯病，不敢出门。我每日侍候病人，故不能去探望您，请见谅。

信的落款日期为，1977年2月2日；此时离顾氏1980年12月病逝只有三年多时间了。短短的一封信件，只言片语中也可想而知，张静秋为顾氏的生活有多么尽心尽责。由此看来，顾氏的第三次婚姻，终于如愿以偿：像孙诒让夫人那样的“佳偶”，与其相伴一生，为其学术成就扶持终老。

纵观胡适、陈寅恪、顾颉刚三位著名的近代新派学者，他们的婚姻生活与家庭状况无疑都是相当圆满的。虽然未必能达到陈氏所定义的第一个或第二个层面

的感天动地式的千古绝唱，但生活本身毕竟是静好胜过传奇、安稳胜过痴情的罢。与之相类的学术伉俪中，还有钱穆夫妇、林语堂夫妇、梁实秋夫妇等等，无一不是这般风雨同舟、相濡以沫的生活。那乱世求安、盛世求稳的家庭生活，给予这些学术巨擘、思想大师们稳定的生活支撑，他们的学术成就也因之得以延续与拓展，至今仍能予以后人巨大影响。

文并供图/肖伊绯

首先来看胡适。这位在“新文学”与“新文化”运动中崭露头角的“新导师”，从思想立场到学术旨趣，从政治诉求到治学方法，一生皆在孜孜不倦地追求“新意”，皆在标榜与鼓吹“自古成功在尝试”，向来以“但开风气不为师”自许。在百年前的近代中国社会，无论怎么看，胡适及其影响之下的友朋与青年，都属于

“新新人类”。然而，自少年时

代即被包办婚姻的胡适，竟坦然与比他还大一岁的江冬秀缔结婚姻，且彼此相濡以沫，终至白头偕老。仅从接受并维系包办婚姻这一角度观察，胡适被誉为“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确实是当之无愧的。毕竟，看看鲁迅与朱安、徐志摩与张幼仪，同是包办婚姻，同胡适与江冬秀的婚姻相比，结果着实大相径庭。

当然，胡适也并非不向往浪漫的爱情，也并非不想谈一场自由恋爱。这本是常人之想，更是那个时代的知识青年所力争的权利。他完全可以推翻早年的包办婚姻，重新寻找属于自己的“真爱”。

事实上，关于胡适有曹诚英、韦莲司等情人的绯闻，流传至今未绝；无论证据是否

确凿，胡适颇有红颜知己，颇愿与心仪的女性结交的事实，确实是存在的。另一方面，胡适与江冬秀育有两子一女，同心协力维

系40余年的家庭，不离不弃、相濡以沫也是事实。

步入中年之后，声名卓著的胡适在繁忙事务之余，特别乐意撮合自由恋爱的青年男女，乐于看到“有情人终成眷属”。曾被誉为“民国第一红娘”的胡适，促成并证婚的有情眷属数不胜数，诸如蒋梦麟夫妇、赵元任夫妇、徐志摩夫妇、

沈从文夫妇、陈启修夫妇、陆侃如夫妇、李方桂夫

妇、千家驹夫妇、马之骕夫妇、王岷源夫妇、许士骐夫妇等

等，据其友人统计，竟有150多对新人乃由这位“民国第一红娘”促成。对于胡适这一喜作“红娘”的行为，要给出合乎情理的解释，可能也正是出于要弥补自己未曾光明正大的通过自由恋爱缔结婚姻的缺憾罢。

除了喜作“红娘”，胡适还为失恋的学生做过心理疏导。1929年8月8日，胡适就给一位名叫“刘公任”的学生写过一封劝导信，信中除了慰解这位学生的失恋情绪之外，也明确坦露了自己的爱情观与择偶观。

胡适在信中写道：你的失望，我很能了解，但我要对你

说，爱情不过是人生的一件事，同其他生活有同样的命运：有成功，也有失败。我们要当得起成功，更要耐得住失败；凡耐不住失败的，什么大事都不能做。

向学生告诫了谈恋爱亦有成败，成败本是人生常态之后，关于如何正确对待爱情，如何区分盲目之爱与“真爱”，胡适还教给学生了一套“自由主义”式的情感哲学，他在信中为之写道：

何况你这一次恋爱的人，依你所说是不值得你的爱情的。若果如此，则你的失败，只是盲目的爱的失败，失败正是幸福。况且你既然尊重女子的人格，便应该承认她的自由。她自有自由，自有不爱你的自由，——无论你如何爱她。真爱情是不一定求报答的。她不爱你，你不能勉强她，不应该勉强她。

最后，胡适劝慰学生用做学问来排解失恋之苦，看起来似乎真是为学生着想的好办法，实则又像是他自己在告诫自己的人生准则。他是这样表达的：

近来最荒谬的言论，是说恋爱是人生第一大事。恋爱只是生活的一件事，同吃饭，睡觉，做学问等事比起来，恋爱是不很重要的事，人不可以不吃饭，但不一定要有恋爱。学问欲强的人，更不必要有恋爱。孔德（Comte）有恋爱，适足为他一生之累。康德（Kant）终身无恋爱，于他有何损伤？

民国学术大师如何打造择偶观

11趣历史2019年5月6日 星期一

主编/陈新 编辑/张严涵 美编/左小榕 责校/熊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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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胡适、陈寅恪、顾颉刚为例

刘统勋，山东诸城人，出生于官宦世家，雍正二年中进士，为官近五十年。他先后担任过都察院左都御史、漕运总督、工部尚书、刑部尚书、军机大臣等职务。由于办事机敏清正廉洁，刘统勋深得乾隆皇帝的欣赏。乾隆曾评价刘统勋是

“练达端方，秉公持正”。在数十年的宦海生涯中，“性简傲，不蹈科名积习，立朝侃然，有古大臣风”的刘统勋直言敢谏嫉恶如仇，终身不失其正，成为大清王朝历史上有名的廉吏。

在刘统勋的政治生涯中，有相当多的时间是在与水利打交道。早在乾隆元年刘统勋就跟随著名水利专家、大学士嵇曾筠赴浙江学习海塘工程，后来嵇曾筠担任浙江一把手，刘统勋是其重要助手。嵇曾筠算得上是治水能臣，其在治理黄河泛滥过程中使用的“引河杀险法”，即开挖引渠导入黄河水排除险情的办法，不仅节省了治水的财政成本，而且缓解了黄河水泛滥的情况。

乾隆十一年刘统勋被任命为漕运总督，负责全国的漕运事务。乾隆十三年，京杭大运河涨水，造成黄河在山东形成严重水患，使得大量老百姓流离失所伤亡惨重，乾隆命刘统勋到山东赈灾。刘统勋到达灾区后对运河河道深入勘察，提出疏浚聊城的引河，将运河洪水通过引河分流注入大海的措施。此外刘统勋下令将德州哨马营和东平戴村两处堤坝的高度降低，秋天后又将沂州江枫口两处堤坝的高度提升，使得“水有所泄”。最终在刘统勋的治理下，山东水患得以控制。不久刘统勋升任工部尚书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后来又改为担任刑部尚书。

乾隆十八年，江南运河河道发生了堤坝决口的事件，死伤无数。当这个消息传到京城后，乾隆皇帝吃惊不已，他下令让治水经验丰富的刘统勋去调查事件发生的原因。刘统勋在堤坝一线经过深入调查发现原来是河道官员在修筑堤坝过程中偷工减料，挪用了兴修堤坝的钱款，致使原本可保百姓平安的堤坝变成了杀人的豆腐渣工程。当时负责江南运河修建工程的是大学士兼河道总督高斌，他是乾隆皇帝的老丈人。在兴修堤坝的过程中，身为河道总督的高斌虽没有任何贪腐行为，但对下属的贪污行为有失察之罪。在掌握了充分的证据后，刘统勋上疏乾隆，指出“河员亏帑误工”是导致溃坝惨祸发生的根本原因，一一罗列了腐败官员的贪腐情况。乾隆皇帝看到刘统勋的奏折后大为震怒，下诏撤去了河督高斌、河务协办张师载的职位，并惩办了所有贪腐的官员。

乾隆二十六年，黄河在阳桥发生决口，“夺流者数百丈”，乾隆命刘统勋前往堵决口。为了修堵决口，官府要求每家老百姓都要上交诸如“埽工薪木”的料物，不按期缴纳者将会被问罪。于是数百里以内的老百姓都拉着车，拼命赶时间到堤坝上上交薪柴。当地的一个县丞专管收集修堤坝的料物，见有利可图，便对老百姓百般刁难，索以重贿。大多数贫苦百姓哪有钱贿赂县丞，只因百姓不肯行贿县丞就不接受料物，以至于有的百姓等了五六天都没把料物交上去，“人马守候，刍粮皆告竭”。可一筹莫展的百姓们战战兢兢地不敢离开，因为东西交不上去就会被严办。

刘统勋有一天微服私访，发现有数千辆堆满料物的车停在道边，就是不往河堤上运送，他很纳闷，就上前询问，百般委屈的老百姓向其诉苦，一五一十地将事情说了一遍。刘统勋听后勃然大怒，他没想到这个黑心官员竟然能想出此等捞钱的法子，全无一点人性，真是可杀不可留。他马上让人把县丞逮捕，将其进行了严惩，之后“数千辆料物一日尽收，民皆驱车返矣”。百姓无不对刘统勋心怀感激。

近代学术史上，新派学者阵营中的胡适、陈寅恪与顾颉刚三人，都是诞生于19

世纪的﹃90

后﹄，又在20

世

纪的前半段成为新派学者的代表人物。

他们的一生，都有着卓越的学术成就与和睦的家庭生活。这一群体的学术成就之高，一方面固然是才

性与勤奋合力而成，且还兼有着难得的时代机遇；另一方面也须体察，这一切从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其稳定

安乐的家庭生活。那么，他们的择偶观又是怎样的呢？

治水能手刘统勋

◎刘占青

胡适 人不可以不吃饭,但不一定要有恋爱

陈寅恪 娶妻仅生涯中之一事，小之又小

顾颉刚“妇能文，善治事”，才是理想伴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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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陈寅恪全家在香港九龙太子道居所楼下合影

▲1955年1月30日，顾颉刚全家于北京擀面胡同寓所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