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漢文化流域到北方國境線：日治時期臺灣公學校國語教科書中的「支那」言說與再現　　75

從漢文化流域到北方國境線：日治時期臺灣公學校國語教科書中的「支那」言說與再現i

王韶君iiii

摘要目前有關臺灣日治時期國語（日語）教科書研究，從教育制度的制定與實

施，到教材內容的編審與運用，呈現隨著時局變遷與政策之需所進行的調整與修定。現有研究多數偏重國語教育制度面向的討論，而本文則是欲以國語教科書中與「支那」有關的人物、歷史、地理等課文進行討論。首先，觀察國語教科書如何介紹具有漢文化身分的中國人物：孔子與鄭成功，如何將這兩位人物編寫成符合皇國精神的忠孝真諦。其次，關注課文如何敘述中國過往的歷史場景，以及現實中的地理疆界，特別是，隨著日本在中國戰事的擴張，中國又如何從原有的中國地理流域被收編至日本國境的北方邊界─滿洲國。本論文期能透過日治時期國語教科書中的「支那」書寫，呈現日治時期臺灣人取得中國知識的另一種面向。

關鍵字：國語教科書、漢文化書寫、萬世師表、鄭成功、新生國土From the Valley of Han Culture to the Northern National

Border: The Discourse and Reinterpretation of “Cina” in

Japanese-language Textbooks in Ko-gakko in The Japanese

i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的寶貴意見，受益良多，謹此致謝。寫作期間受到學友津田勤子小姐、蔡蕙頻小姐及學長許進發先生的諸多啟發與協助，一併在此表達最誠摯的感謝。iiii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博士生。

76　　文史台灣學報第八期　2014年 6月

Ruled Period in Taiwan

從漢文化流域到北方國境線：日治時期臺灣公學校國語教科書中的「支那」言說與再現　　77

Wang, Shao-Chun Abstract

Current researches about the Japanese-language textbooks during the Japanese

ruled period in Taiwan diversify from 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educational system, to the editorial and executive affairs of teaching materials.

Adjusted and revised, textbooks are framed and changed by the current strategy and

national policy. Most current researches emphasize the dimension of Japanese-

language educational system; this paper discusses from the dimension of texts which

depict “Cina”-related characters, history, and geography in textbooks.

First, observing how the two Chinese characters from the Han Culture,

Confucius and Jheng Cheng-Gong, are introduced in Japanese-language textbooks,

and how they are weaved into the spirit of loyalty to the Imperial Japan. Second,

concerning how the textbooks describe the Chinese historical scenes of the past, and

the realistic Chinese geographical boundaries. In particular, with Japan’s expansion in

China during the war, how China was gradually incorporated into Japan's northern

national border—Manchuria (Manshūkoku), from the original Chinese geographical

territory.

This paper expects to present another dimension of how Taiwanese acquired

knowledge about China through observing the writing of “Cina” in Japanese-language

textbooks in Taiwan during the Japanese ruled period.

Keywords: Japanese-language textbooks, Writing about the Han Culture, Bansei shihyō, Cheng-Gong Jheng, Shinsei Kokudo

一、前言

78　　文史台灣學報第八期　2014年 6月目前有關臺灣日治時期公學校國語（日語）教科書研究已有一定成果，從

教育制度的制定與實施，到教材內容的編審與運用，能夠看見隨著時局變遷與政策之需所進行的調整。現有研究除包含國語教育制度、沿革面的討論，在內容方面，包含如「國歌少年」詹德坤、原住民少女沙秧（サヨン）、漢人通事

吳鳳、中日混血鄭成功等人物與事件1，也有對教科書中的鄉土教材、臺灣語使

用、戰時體制下的教科書特色等面向進行分析2。除了上述研究議題，筆者發現，日治時期國語教科書中亦編列了與漢文化有關的教材，其中，孔子與鄭成功這兩位具有「漢文化」成份與特質的人物，引發筆者思考：相對於日本立場的「中國」如何被詮釋在國語教科書中？即使趨近戰時體制下，與中國有關的素材仍被運用於課文中，而課文中的中國詮釋是否產生變化？本論文在題目上使用「支那」一詞，是因為日治時期臺灣國語教科書中皆

以「支那」指稱「中國」，因此，在論文題目與行文論述上，為貼切課文敘述與原時空情境，會使用「支那」，其餘仍以「中國」行之。同時，本論文題目使用「漢文化流域」一詞所指的是中國地理流域以及文化傳播的概念。「北方國境線」是以日本本土為中心所出發的國土概念，指的是日本勢力從日本本土擴展至中國北方邊界之意。而這項命名是以本論文的兩個問題意識出發：一是國語教科書中如何對具有漢文化涵意的中國人物（孔子與鄭成功）進行詮釋。二是中國在國語教科書中如何從歷史與地理的文化身分，延伸並聯結至現實地理、國家邊境的政治論說。同時，要說明的是，本論文選擇孔子與鄭成功兩位人物作為主要討論對象，

除了兩位在形象塑造上具相似性之外（由人格至神格的過程），孔子是臺、日1周婉窈，〈日治末期「國歌少年」的統治神話及其時代背景〉、〈「莎勇之鐘」的故事及其周邊波瀾〉，收錄於《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臺灣史論集》（臺北：允晨， 2004），頁 1-12、13-31。鄭昱蘋，〈唱國歌的少年：析論臺灣公學校國語教科書〈君が代少年〉中的殖民話語〉，收錄於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主編，《第六屆臺灣文學研究生學術論文研討會論文集》（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09），頁 363-398。土屋洋，〈日治時期學校教育中的「吳鳳」：臺灣、日本及朝鮮〉，《嘉義研究》1期（2010.3），頁 11-55。江仁傑，《解構鄭成功：英雄、神話與形象的歷史》（臺北：三民書局，2006）。2詳請參：吳文星、周婉窈等編著，《日治時期臺灣公學校與國民學校國語讀本解說．總目次．索引》（臺北：南天書局，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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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語教科書中都收錄的中國人物，鄭成功則是臺灣國教科書才有的人物，而即使至戰爭時期，兩位人物仍被收錄在臺灣國語教科書中，從課文篇數、內容敘述、出現年代都可見這兩位人物的重要性。其次，日治時期臺灣國語教育制度與日本本土教育方針的實施與改正有關，因此，在討論臺灣國語教科書中的「支那」書寫之前，筆者將會簡要說明日本本土國語教科書收錄的中國教材，以呈現臺灣國語教科書中的中國教材的特殊性與針對性。由於日治時期的臺灣是日本國土的一部分，為貼近時空，本論文在對比日本本土國語教科書與臺灣國語教科書時，使用「內地版教科書」一詞指稱日本本土國語教科書，而臺灣國語教科書則以「臺灣版教科書」稱之。同時，要再說明的是，本論文不在討論日治時期臺灣國語教育制度的實施，

亦非追溯教科書內容之沿革，而是以臺灣國語教科書中與中國有關的課文為中心，輔以外在歷史的發展脈絡，討論日治時期臺灣國語教科書在時局變遷過程中、在帝國勢力的介入下，向臺灣學子傳達了什麼樣的「中國」訊息。期能透過對相關課文的閱讀，作為探討日治時期臺灣人取得中國知識的另一面向。

二、臺、日國語教科書中的「支那」教材本論文將「支那」教材分為人物、歷史（包含戰爭敘事）、地理三類來進

行討論，由於臺灣國語教育制度的實施與日本本土的教育方針有關並受其影響從數篇與中國議題有關的課文，都可見內容幾乎是跟隨著內地版教科書的改正與發行。因此，在討論臺灣版教科書之前，將先就在日本本土國語教科書中的中國教材進行簡要說明，並與臺灣版教科書進行概要的比對。大抵而言，內地版教科書的中國課文在內容與議題上，均較臺灣版教科書

的中國教材來得多元，課文敘述也相對豐富，從人物、朝代、故事、戰爭到地理等面向，在內地版教科書中皆有詳細的介紹與說明。臺、日國語教科書中共同出現過的課文人物有：〈孔子〉、〈孔子と顏回〉、〈諸葛孔明〉，在內容

80　　文史台灣學報第八期　2014年 6月上極為相近，但仍有所不同。例如〈孔子〉課文在內容是相近的，但所教授的漢字、文字使用與敘述方式，以及有關孔子的言行與教義，都較臺灣版教科書來得深入、困難。又例如〈諸葛孔明〉一文，臺、日教科書中皆提到劉備三訪孔明、孔明輔佐劉備、孔明機智善謀略與輔助幼主等事蹟，但在內地版教科書中（明治 43[1910]年）中，僅簡述劉備三訪孔明的事蹟，主要在敘述劉備對孔明的信任，以及孔明如何竭力輔助劉備及幼主。臺灣版教科書（大正 15[1926]

年）則是著重在劉備三訪孔明以及孔明輔佐劉備的經過。另一方面，內地版教科書除了孔子和諸葛孔明之外，尚收錄許多中國人物，

例如：孟軻、廉頗、孔融、陶侃等，人數取材明顯比臺灣版教科書來得多，課文著重描述中國人物的學養、德性、行為與品性，這一部分是在臺灣版教科書中所未見的。而〈鄭成功〉一文則是只出現在臺灣版教科書中。在歷史與地理方面，臺、日共同的課文有：〈鄰國〉、〈黃海の戰〉（黃

海之戰）、〈滿洲國〉、〈大連から〉（來自大連）、〈支那の子供〉（支那

的孩子）、〈揚子江〉等篇3。內、臺灣版的課文內容敘述雖然雷同，但仍有所增減。例如，共同收錄在內、臺版教科書的〈隣國〉，雖然都是以日本的視角出發，介紹了與日本鄰近的朝鮮、支那兩國，但內地版（明治 33[1900]年）著重在地理、氣候的介紹，臺版（明治 36[1903]年／大正 2[1913]年）則是強調日本與其他國家相互的往來與影響。例如〈黃海之戰〉一文，內地版教科書（明治 33[1900]年）主要在描寫日、清兩國的對戰情況，但在臺灣版（明治36[1903]年／大正 2[1913]年）中則是多了對於清軍軍紀負面形象的描寫。又例如〈支那的孩子〉一文，內、臺灣版都是在介紹日本軍人與支那孩童之間的友好互動，但是，臺灣版增加了支那孩童與日本軍人的問答和對話，以及日本軍人思念家鄉的情感描寫。再例如〈揚子江〉一文，出現在 1921（大正 10）年的內地版教科書中，後出現於 1942（昭和 17）年臺灣版教科書中，但內容已有不3詳請參閱「附錄 1 日本本土國語教科書中與『支那』人物有關的課名」和「附錄 2 日本本土國語教科書中與『支那』歷史與地理有關的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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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臺灣版對於揚子江在文化、地理流域上的歷史，以及所具備的運輸、貿易功能都做了更深入的描寫。由這幾篇課文的差異來看，大致可以得知臺、日國語教科書在課文內容上

雖多有相似，但臺灣版教科書在內容敘述、字數以及取材上，很明顯與內地版教科書不同，特別是對於中國人物與國家形象的描寫。由於臺灣版教科書在課文內容與篇數上，因題材較少而只呈現了某一面向的中國形象，雖然有孔子作為典型人物，但相對於內地版教科書而言，臺灣版教科書中的中國形成了有限度的中國，也可以說是在日本刻意詮釋下的中國形象。以下，將就臺灣版教科書中有關中國人物、歷史與地理的課文進行討論。

三、臺灣國語教科書中的「支那」人物：孔子與鄭成功漢學在東亞地域間的發展與交流，有其長久的歷史過程，戰前，作為中國

漢學典型人物的孔子及其學說，傳入日本後，經過多次的討論與「轉型」，成為符合日本皇國體制之需的日本式漢學。孔子主張個人自由的忠孝觀念與「易姓革命」的國家理念，在日本變成強調「忠孝一致」與擬血緣關係的「家族國家」觀4。臺灣受漢文化影響，對孔子及其教義並不陌生，亦保有傳統，日治以後，則再受到日本漢學下的孔子教義研究影響5。在臺灣發行的國語教科書是以中國傳統漢文化的代表人物：孔子與鄭成功，

作為「忠孝」精神的教材。但是，從「支那」到「皇國」的移動，漢學與漢文4陳瑋芬，〈第二章「漢學」「儒教」「孔子教」與「支那學」〉，《近代日本漢學的「關鍵詞」研究：儒學及相關概念的嬗變》（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頁 41-81。有關日本與中國漢學的交流、演變與發展之研究已有豐碩成果，相關論著請參閱：子安宣邦，《東亞儒學：批判與方法》（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4）。張寶三、楊儒賓編，《日本漢學研究初探》（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4）。張崑將，《德川日本儒學思想的特質：神道、徂徠學與陽明學》（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7）。5孔子及其教義雖源自中國，也流傳至臺灣、日本等地，但日治時期在臺灣推行漢學、漢文與推崇孔子教義，有其時空下的文化政策目的。在臺灣推行孔教的意義除了顯示日本掌握了對孔子的解釋與發言權，在當時也帶有以東洋對抗西洋歐洲的目的。詳請參：石崖生在〈內地漫遊感想（十八）‧孔子教義之研究〉，《臺灣日日新報》4版，大正 15[1926]年 5月 22日，4版。感謝匿名審查人指導相關概念。

82　　文史台灣學報第八期　2014年 6月化的本質亦隨之改變。在張崑將和陳瑋芬的研究中，皆對比了中日之間相異的「忠孝」觀。張崑將以德川儒學家對中國儒學的忠孝觀之轉變，提出中國的忠與孝是二元價值理念亦是道德德目，而日本在幕末則是形成「忠孝一體」的思維觀，「『孝』並不是單純地對於『養父母』或『實父母』的『孝』，而是超越實際血緣關係的『孝』」，說明了中日兩國對忠孝思考根源上的不同6。陳瑋芬以井上哲次郎（1855-1944）所著的《敕語衍義》，討論中國的忠孝觀念進入日本後的演變，說明日本在 1890年 10月 30日頒布了〈教育敕語〉之後，將中國與生俱來的「孝」之倫理、以「忠」所維繫的君臣關係，詮釋為模擬父子關係形式、強調盡孝等於效忠的「忠孝」觀7。那麼，中國的忠孝觀進入帝國編訂的教科書中又是如何進行言說？課文中對於孔子與鄭成功這兩位中國人物的敘述模式有相似之處，皆從：

出身、幼時經驗、身處於國家動盪不安時作為敘述起始，其次是身處亂世時的應對和作為，結尾則是呈現後人建有祭祀兩位的廟宇以永傳教義、追念恩德。不同之處在於：孔子的部分強調教義、忠義以及師生關係。鄭成功的部分則是突顯具日本血脈、捨孝盡忠的大義以及君臣互動關係。另一方面，不同時期的教科書在課文篇幅方面也有增改的情況8，與孔子有

關的課文自第四期卷 12第 14課〈孔子與顏回〉9增加描寫孔子與學生顏回之間的師生情誼，這是先前的課文中所沒有的。而鄭成功的部分則是在第三期卷 9

6張崑將，〈第一章　德川儒者對中國儒學道德價觀念的轉換：以「仁義」、「忠孝」概念為中心〉，《德川日本儒學思想的特質：神道、徂徠學與陽明學》（2007），頁 3-38。7陳瑋芬，〈井上哲次郎的《敕語衍義》：關於「忠孝」的義理新詮〉，《近代日本漢學的「關鍵詞」研究：儒學及相關概念的嬗變》（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頁 191-245。8日治時期國語教科書的編定與發行，歷經幾次修訂改版，可分為五期：第一期《臺灣教科用書國民讀本》，第二期《公學校用國民讀本》，第三期《公學校用國語讀本》，第四期《公學校用國語讀本》，第五期《コクゴ》、《こくご》、《初等科國語》。請參閱：周婉窈、許佩賢，〈臺灣公學校與國民學校國語讀本總解說‧制度沿革、教科和教科書〉，收錄於吳文星、周婉窈等編著，《日治時期臺灣公學校與國民學校國語讀本解說．總目次．索引》（2003），頁 3-44。94-12-14〈孔子と顏回〉，1942。以下引用自國語教科書的課文，皆在註中以「期 -卷次-課次〈課名〉，初出年份/改定年份，頁數」的方式呈現，如：1-12-11〈孔子〉，1903/1913，頁27。即：第一期卷 12第 11課〈孔子〉，1903出版/1913改定，第 2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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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3課〈鄭成功〉10中，更加詳細地描述鄭氏與明王之間的君臣關係、鄭氏攻打荷蘭人、在臺開墾與建設之過程11。以下將分就孔子與鄭成功運用在國語教科書中的書寫進行討論。（一）萬世師表：孔子綜合有關孔子的課文之內容概要，主要是描寫：孔子出生在二千四百年前

支那的魯國，幼時便與一般孩子不同，經常勤勉學問、禮儀，即使遊戲之間也有不凡之處。成長後，因處於國家分裂動亂之際，憂思應如何治理國家、解救人民於困苦，孔子為此周遊各國，向各國貴人廣傳自己的意見，但未被各國任用。因此，年老後返回魯國任教，想使其教義永傳後世。孔子的學問與諸藝皆優，一言一行都是人們的模範，三千弟子尊敬孔子如父，其中最優透的弟子有七十人，又以顏回最受孔子信賴。今日尊稱為經書的是敘述孔子教義的書籍，特別是由弟子們收集編寫孔子言行所集錄而成的尊貴書籍《論語》。孔子是如此優異的人，其教義永傳後世，今日其廟亦在各地建立。第一期卷 12收錄的〈孔子〉，是臺灣國語教科書首次介紹孔子的課文，與

第二期的內容在敘述上大致相同，都是從孔子個人的人格特質出發，強調孔子在世人心中的「位置」，「人們認為孔子天生與普通人不同，稱之為聖人」12，接著進一步描述孔子對於學問的態度：「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13、「極其熱中學問，此好學心情的懇切，『朝聞道，夕可死矣。』」14這樣的描寫形塑了孔子在人格養成初始便具備優異的資質，加上自幼學習禮儀，使得這項「資質」在成長之後能夠發展為憂國憂民的聖人形象，而禮儀的根源來自支那，僅管當時國家動亂不安、人人以名利為優先的取向，但孔子透過勤勉學問養成優異的人格內涵，能在國家動亂之際周遊諸國、遊說治國理念，加

103-9-23〈鄭成功〉，1924/1931。11有關孔子與鄭成功的課文，請參閱「附錄 3日治時期臺灣公學校國語教科書中與孔子、鄭成功有關的課名」。121-12-11〈孔子〉，1903/1913，頁 27。13同上註。143-11-26〈孔子〉，1926/1929，頁 132。

84　　文史台灣學報第八期　2014年 6月上孔子數次遭遇危難，展現了臨危不亂的德性，進一步聯結養成孔子個人智識的漢文化教育，表達了在文化層面仁義兼備的高貴精神。課文中提出孔子相關重要的學說教義與教育準則：知仁勇、中庸至德、孝

悌為百行之本、因材施教等教則，而最知名的著作為《論語》15。事實上，孔子當時並未順利傳遞其治國理念，而是年老後返回魯國，專心致力於教學，其言行始成為世人的模範。孔子將政治上的失意轉化為教學理念。課文除突顯孔子個人的人格學養，進而藉由師生關係中的對話互動，形塑孔子的萬世師表「位置」。特別是，「孔子雖在支那出生，此教誨（筆者按：論語）廣傳各地，被尊

仰為萬世師表，尤其是在我國（筆者按：日本）最能看見使此精神之發揮實踐像孔子這樣的人實在可稱為世界的偉人。」16這段課文提出了三個重點：孔子生於支那、是萬世師表與世界偉人、「我國」（日本）最能發揮實踐其精神。反映了課文受到來自近代日本漢學研究中對於忠孝、天命、國體、孔子教的論述與主張之影響。陳瑋芬以服部宇之吉（1867-1939）的「孔子教」論述所進行的研究，闡述了服部對於孔子學說運用在日本的思考，認為：「只有天皇制的日本，才最有資格發揚孔子之教」，「深信僅有日本的君臣之道能與孔子之教完全一致」17認為「與其說是針對中國典籍的研究，無寧說是令中國的典籍『失掉國籍』、進一步日本化。」18這項研究雖然不是針對教科書所做的討論，但從「中國典籍」到「日本化」的過程，卻與教科書中的文化統合目的相同。

1942年新編與孔子有關的課文篇幅增加，但重點不是孔子個人生平的描述，而是強調孔子與學生顏回之間的師生情誼。課名原為〈孔子〉，增修後的課名是為〈孔子與顏回〉（孔子と顏回）。課文一開始便以孔子的口氣訴說了對學153-11-26〈孔子〉，1926/1929，頁 131-132。5-8-6（孔子と顏回），1944，頁 29。16同上註，頁 133。17陳瑋芬，〈「天命」與「國體」：近化日本孔教論者的天命說〉，《日本漢學研究初探》（2004），頁 99。18陳瑋芬，〈「漢學」「儒教」「孔子教」與「支那學」〉，《近代日本漢學的「關鍵詞」研究：儒學及相關概念的嬗變》（2005），頁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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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顏回之死的哀傷與惋惜：「天喪予！天喪予！」19相對於孔子的聖人之姿，身為孔子學生的顏回，在課文中以敬愛孔子、記取老師教義、機智應答的形象特質出現。課文中描述，「只有顏回才能仔細認識到偉大的孔子的全面。」20「三千弟子中，沒有像顏回那樣，把了解這位老師、遵守老師的教誨、把實踐老師的教誨的事放在心上的人。」21學生顏回敬仰老師孔子的描述，彷彿在向受教者臺人學子轉述身為學生要有如顏回遵從老師教誨，為國盡心不遺餘力，因而具有馴染的潛在用意。課文中選錄孔子與顏回的對話情境也都是與遭逢艱難處境有關，課文中以對話的方式呈現孔子與顏回在問答之間討論的學問，顏回作為學生的應對與思考，以及師生之間互相的尊敬與相惜的情感表現。孔子代表的漢文化形象一方面來自其人格特質，另一方面則是由其思想、

學說流傳於後世的漢文化教義。再由戰時體制下，孔子與學生對話篇幅的增加也間接顯示透過學校教育的精神涵養和師生關係的敬愛互動，呼應著戰時體制下漢文化精神再宣傳的意圖，更顯見孔子教義在國家文化策略上的特殊影響。（二）捨孝盡忠：鄭成功鄭成功的父親是支那人，母親是日本人，鄭成功則是「為救國難，渡海來

臺」。而〈鄭成功〉一文只出現在臺灣國語教科書中，這個現象指出了具漢文化形象的鄭成功，對於詮釋臺灣身分時的有效性與特殊性。有關鄭成功的課文是這樣描寫的：鄭成功是距今三百年前的人，出生於九州平戶，父親鄭芝龍是支那人，長時間住在日本，娶田川氏為妻，生下福松，即後來地位崇高的鄭成功。成功 7歲時隨父親到支那，之後發生明清戰爭，當時成功僅 22歲，父子兩人隨明朝天子攻打清軍，期間，父親見我方軍力漸弱而投降敵軍，母親被捕後自殺，成功為了大義與父親分別，此後益漸獲明王深厚信任。為救國難，成功決定渡臺，攻下當時被荷蘭人占領的臺南安平後並在臺開墾荒地、建立學校、養兵、納民，伺機復明，後不幸病逝臺灣，臺灣人為感懷成功恩德，建廟祀之。194-12-14〈孔子と顏回〉，1942，頁 81。5-8-6〈孔子と顏回〉，1944，頁 23。205-8-6〈孔子と顏回〉，1944，頁 33。21同上註，頁 23。

86　　文史台灣學報第八期　2014年 6月第一、二期的課文篇幅較短，第三、四期的篇幅明顯增加，並更加詳細地

描寫鄭成功捨孝盡忠的轉折，以及與明王的君臣關係、攻打荷蘭人、開墾臺灣的過程。課文介紹父母的方式皆相同，雖提及鄭氏日支混血的出生，但重點在於陳述父親鄭芝龍叛明降清、母親田川氏被敵人逮捕自殺後，接續鄭氏捨孝、忠君的行為，以及為救國難、渡海來臺的義勇經歷22。鄭成功雖然來自支那，但透過國語教科書所描寫鄭氏捨孝盡忠的行為，傳達了不同於支那以個人、父母為中心的忠孝觀念，而是較傾向日本當時提倡「忠孝一致」與擬血緣關係的「家族國家」觀，也拉近了臺灣與日本的親近性。面對叛國的「支那」父親，「成功雖然在忠孝兩途前猶豫不前，但決心為

了大義，沒有辦法，終於叛離父親，堅持在明軍。」23尤其，藉由支那父親遇敵投降、日本母親遇敵自殺這兩種情況，對比出日支混血的鄭成功具有（日本人的）「忠義」氣節。同時，透過外在環境劇變的描寫，融入作品人物思想、行動的轉變，刻劃鄭成功不只是捨孝盡忠，更具有果斷、「義勇」的人格特質，而這種「特質」正是當時軍國主義高漲的日本所提倡的，特別是藉由敘述「支那」父親叛離後，「明王對鄭成功日益深厚的信任，明的命運幾乎成為成功一人的責任。成功更加感激，即使十分辛苦也要重振明的勢力，東奔西走。」24更加突顯鄭成功身為人臣的忠義形象。而捨孝盡忠、義勇的人格之發揚，隨著鄭氏帶領兵團退至臺灣、攻破荷蘭

人、在臺開墾與建設等行動，又有更進一步的闡述。在第三、四期的課文中，增加鄭氏決意轉向臺灣的描寫，先是營造三月春風和緩吹拂的悠然景象，鄭氏帶領二萬五千名的士兵，從廈門港口出航，首先經過澎湖島，接著到達安平北方的海平。其次，描寫荷蘭人見到鄭軍時的驚恐情緒，即使荷軍拼命堅守，仍被鄭軍攻克，終於投降25。從三月春風的時間點、海路航程順利抵達，到鄭氏一221-10-13〈鄭成功〉，1903/1913，頁 31。2-10-8〈鄭成功〉，1914，頁 17。233-9-23〈鄭成功〉，1925/1931，頁 100。4-9-24〈鄭成功〉，1941，頁 142-143。243-9-23〈鄭成功〉，1925/1931，頁 101。4-9-24〈鄭成功〉，1941，頁 143。253-9-23〈鄭成功〉，1925/1931，頁 103-104。4-9-24〈鄭成功〉，1941，頁 145-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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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攻下荷人堡壘，塑造鄭氏率領士兵到達臺灣攻打荷蘭人，彷彿是命定的安排爾後致力開墾臺灣，等待復明的機會。

必須注意的是，「鄭成功到達臺灣」這件事代表著「離開了支那」，也象徵教科書存在的時空：日本殖民地臺灣。鄭氏擅於治理臺灣，在臺設置官廳、制定規章、鼓勵移民、獎勵開墾、興學校、救濟老幼，闕功至偉，因此許多移民來自福建地區，不一會，臺灣十分的開發，產業興盛起來26。同時，從第三期課文中，鄭氏與隨從的對話引領出鄭氏在渡臺之前，臺灣是隔海孤島，土地肥沃，物產豐富，人口稀少27，直到鄭氏治理臺灣之後，才開始有制度地開發土地、建設相關規章設施。一方面對應先前荷蘭人在臺並未開墾，另一方面則再次印證鄭氏義勇且敏捷的人格特質。然而，鄭氏待機復明並未成功，病逝後由後代治理臺灣，在孫代成為清的

領地。第一、二期的課文敘述至鄭氏病逝便終止，第三、四期增加鄭氏死後子孫治理臺灣、至孫代成為清領地的時間說明，並強調臺灣人不忘成功開拓臺灣的恩德，建廟祀之28。關於政權時間變化的敘述，也呈現在第四期第 8卷名為〈臺南〉的課文中，不同於先前同名課文僅介紹臺南地景、開發，該課文加入鄭成功事蹟的敘述，也間接提及了臺灣政權在荷蘭之後由鄭成功治理，然後是清的時代29。同時，另一項改變是課文中的繪圖，四篇課文都附上了鄭成功的圖像與祭祀廟宇，前兩篇的廟宇繪圖是「明延平郡王祠」，後兩篇則變成「開山神社」，雖然，課文中並未提及日本統治臺灣的事情，卻透過廟宇圖繪的改變暗示了鄭成功開臺事蹟被納入了帝國敘事的範圍。　　相對於孔子與鄭成功所代表的仁義真諦，第三期的國語教科書中收錄的〈諸葛孔明〉30亦與忠君愛國有關，其敘述方式與孔子、鄭成功的課文類似，不262-10-7〈鄭成功〉，1914，頁 17。3-9-23〈鄭成功〉，1925/1931，頁 104。4-9-24〈鄭成功〉，1941，頁 146。273-9-23〈鄭成功〉，1925/1931，頁 101-102。4-9-24〈鄭成功〉，1941，頁 144。283-9-23〈鄭成功〉，1925/1931，頁 105。4-9-24〈鄭成功〉，1941，頁 147。294-8-16〈臺南〉，1940/1942，頁 91-92。303-12-19〈諸葛孔明〉，1926。

88　　文史台灣學報第八期　2014年 6月同之處在於，前述課文中的人物多屬臣子單方面被動的行動，〈諸葛孔明〉則同時描述了君王為求才的積極行動，以及臣子為護君衛國奉獻一生的忠義之情。孔子與鄭成功都同樣代表著「永世留傳的漢文化精神」，課文中雖未說明

孔廟成立的情況，但強調孔子被尊稱為「聖人」、「萬世師表」，教義亦在各地廣傳、永留後世，甚至從支那到了日本（包含帝國殖民下的臺灣）。而鄭成功則是以臺南為主要地區，廟格也由「明延平郡王祠」變成「開山神社」，受臺灣人景仰，但其流傳的地域卻僅限於臺灣。

圖繪：明延平郡王祠與鄭成功出處：第一期《臺灣教科用書國民讀本》卷 10-13〈鄭成功〉（明治 36[1903]年 3月 31日初回印刷／大正 2[1913]年 9月 18日第 12回發行）

圖繪：開山神社與鄭成功出處：第三期《公學校用國語讀本》卷 9-23〈鄭成功〉（大正 14[1925]年 2月 28日第 1版發行／昭和 6[1931]年 2月 10日第 7版發行）

從漢文化流域到北方國境線：日治時期臺灣公學校國語教科書中的「支那」言說與再現　　89

（三）作為皇國精神的呼應在國語教科書中除了以孔子與鄭成功來表現漢文化的忠義形象之外，與之

呼應的還有來自「教育敕語」改題作成的唱歌教材〈克忠克孝〉。日本本土於1890（明治 23）年 10月 30日發布「教育敕語」，臺灣總督府於 1897（明治30）年 3月 18日在臺頒布漢譯教育敕語31，第二期卷 12收錄的課文〈克忠克孝〉32便是以天皇賜予的「教育敕語」改為歌曲，由宮內省樂部樂長芝葛鎮作曲，收錄在公學校第六學年的唱歌教材中33，同時也是國語教科書的教材。

31渡邊節治編，《提要對照臺灣小公學校關係法規》（臺北：臺灣子供世界社，1928），頁 1-2。322-12-1〈克忠克孝〉，1914，頁 1-2。33臺灣總督府編，〈緒言〉，《公學校唱歌集》（編者，1915）。芝葛鎮（しばふじつね，1849-1918），奈良人，幕末明治時代的雅樂家。擅橫笛，盡心於御所的演奏者。明治 3年上京，竭力於雅樂局的創設，後為樂隊指揮長。著力於雅樂的復興，學習洋樂，奠下宮中洋式音樂的基 礎。亦作有祝祭日歌曲。資料來源： http://kotobank.jp/word/%E8%8A%9D%E8%91%9B%E9%8E%AE。瀏覽日期：2014/01/08。

　圖繪 1：鄭成功　

圖繪 2：荷蘭人受降圖出處：第四期《公學校用國語讀本》卷 9-24〈鄭成功〉昭和 16[1941]年 3月 15日第 1版發行

90　　文史台灣學報第八期　2014年 6月在國語教材中融入唱科教材，運用不同學科相互傳遞知識是日治時期學校

教育的一項特點。日治初期，臺灣總督府便在臺實施音樂教育，具有作為輔助「國語」（日本語）教學和涵養臺灣人德性之功用34。岡部芳広的研究更呈現從作為「輔助國語、修身教育」的唱歌教育，到作為「以藝術教育為志向」的唱歌教育之歷程，至戰時體制下，音樂教育亦被運用於軍事方面，成為以「養成皇國民」為目的的音樂教育35。　　〈克忠克孝〉以三段簡短的歌詞、重複七五和八五的音節唱述「教育勅語」，強調國民應對天皇與國家盡忠義之心，首段將時空設定在大和島根，說明日本的國民有著將天皇視為父母的珍貴風俗。第二段以「人」，即國民為主詞，將忠君與孝親相對比，強調「忠孝一致」的聯結。末段則再度闡釋忠孝兩義，說明「孝」等於「忠」，在這裡，雖然看似是對「孝」的推崇，其實是以「孝」來強化對「忠」的宣揚，強調的是忠孝合一、竭盡己力於天皇的態度。歌詞如下：

資料來源：臺灣圖書館「日治時期圖書全文影像系統」，《臺灣總督府　公學校用國民讀本》卷 12（臺北：臺灣總督府，大正 3[1914]年 8月 25日），二版，頁 1-2。

34孫芝君，〈日治時期臺灣師範學校音樂教育之研究〉（臺北：臺灣師範大學音樂所碩士論文，1997），頁 5-21。賴美鈴，〈日治時期臺灣公學校「式日唱歌」與校歌〉，《臺灣風物》57卷4期（2007.12），頁 103-143。35岡部芳広，《殖民地台湾における公学唱歌教育》（東京：明石書店，2007）。

從漢文化流域到北方國境線：日治時期臺灣公學校國語教科書中的「支那」言說與再現　　91

原文 譯文〈克忠克孝〉

（明治 33年學習院に賜りたる勅題唱歌）

（一）

たぐひまれなる　みくにぶり，

やまとしまねの　すべらぎは，

おほみたからの　おやにして，

きみとあふがれ　おはします。

（二）

君に忠なる　人こそは，

やがておやにも　孝ならめ，

おやに孝なる　人こそは，

やがて君にも　忠ならめ。

（三）

忠と孝とは　ふたつなり，

さらに思へば　ひとつなり，

ひとつこころに　つくせひと，

國のおやなる　君がため。

〈克忠克孝〉（明治 33年天皇御題下賜學習院唱歌）（一）珍貴的我國風俗，大和島根的天皇，36

作為國親，尊為大君。（二）忠君之人，就會孝親，孝親之人，就會忠君。（三）忠孝兩事，是為一事，人當竭盡於一心，為國親　大君。

日治時期在臺實施的唱歌教育具有「國語」（日語）教育中修養德性與陶冶國民精神的目的，因而閱讀〈克忠克孝〉也可見教育目標與國家政策聯結的一面。周婉窈曾針對第三期國語教科書的研究提出：「在語言教科書裡，往往一篇課文包含多重的教學目的。」37而當我們透過孔子與鄭成功課文的閱讀，也發現了一篇課文的內容不只是單向的描述人物形象，更聯結了個人學養、親子和師生情感以及國家精神等多面向。

36大和島根為舊時日本國的別稱。37周婉窈，〈實學教育、鄉土愛與國家認同：日治時期臺灣公學校第三期「國語」教科書的分析〉，《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臺灣史論集》（2004），頁 224。

92　　文史台灣學報第八期　2014年 6月

四、從歷史到地理的中國敘事上一部分討論的是教科書中如何以中國人物表達符合皇國精神的漢文化與

國家精神。這一部分則是從過往的歷史與具體的地理概念出發，觀察中國歷史如何從過往的清國延續為現實中的中國與滿洲國，其地理範疇又是如何從中國地理流域漫延至帝國的北方國境線38。（一）從過往歷史到現實戰事清廷於日清戰爭中戰敗，將臺灣割讓予日本帝國，從此臺灣進入帝國長達

五十年的時空之中。然而，中國在帝國所編寫的課文中是以「清國」的形象、以過去式形態逐漸消逝，繼之以「支那」作為接續，並以「異國」的姿態進入帝國敘述的歷史進程之中。然而，同一片土地、不同的政權，帝國如何向臺灣人介紹「有限」的中國形象？中國在教科書的敘事中以兩種時序和形象出現，一是在 1895年日清戰爭結

束之際便已成為「過去式」的「清國」。二是清帝退位、1912年民國成立之後，日本稱為「支那」的中國。以帝國視角出發所編訂的課文，關於中國的描寫始終是「過去式」的形象出現，時間感上的敘事也極為淡薄39，並迴避、切斷臺灣人對漢文化在時間上的眷戀，以及實體上的依附與想像。對於日本與臺灣而言中國都是異國，但在內地版教科書中的中國題材豐富而多元，臺灣版教科書中的中國則是以過去的、衰敗的形象出現。「清國」在教科書中多以戰爭場景呈現，並用「我國」（日本）與清國對

比，呈現兩國在軍備、士兵素質上的懸殊，牽引出過往支那的衰微國力。第一

38相關課文請參考「附錄 4 治時期臺灣公學校國語教科書中與支那、滿洲國有關的課名」。39這項概念受到周婉窈研究的啟發，周以第三期國語讀本的鄉土愛與國家愛為主軸，分析出教科書中對臺灣歷史解釋「是缺乏歷史的臺灣，也就是只描寫『眼前』的臺灣，至於把臺灣帶到『眼前』這個時點的『過去』，卻避而不談。」詳請參：周婉窈，〈實學教育、鄉土愛與國家認同：日治時期臺灣公學校第三期「國語」教科書的分析〉，《海行兮的年代》（2004）頁262。

從漢文化流域到北方國境線：日治時期臺灣公學校國語教科書中的「支那」言說與再現　　93

期卷 12收錄的課文〈黃海之戰〉 40，課文首段便點出明治二十七（1894）年「我國」與清國在黃海上的對戰──甲午戰爭。接著描寫「我方」軍艦少於與敵國以及兩國軍隊在「素質」上的差異。不同於一開戰時，「敵艦」（清軍）便猛烈發炮的攻擊，「我方艦隊一彈未發，持續前進，不久趨近敵方，我方一下子擊出大砲，敵方便拼命地作戰。」41這一段呈現的是，即使「兵力」有所「差距」，「我方」（日本）軍人仍不畏敵方攻擊、沉穩勇敢的形象。進而描寫雙方在海上對戰的場面，由於砲彈不斷射出造成如雷的聲響，射出砲彈數量之多，而在海面上形成有如落雨的樣子，因為密集發射的砲彈所產生的黑色煙霧佈滿整片海面，在這樣激烈的對戰之後，「我方艦隊擊出的砲彈，擊沉敵方軍艦四艘，三艘起火，其他的也因嚴重受損全部逃走。又，我方軍艦雖有受損一艘未沉，大勝利。」42此段除了對比出「我方」軍隊以寡制敵的英勇，也突顯「敵艦」（清國）在戰場上「不戰而逃」的不榮耀舉動，代表著清軍未盡到身為軍人的職責，以及未以國家為重的輕浮態度。軍人負有守衛國家安全的義務，1882（明治 15）年 1月 4日由明治天皇頒布

的「軍人勅諭」便闡述了軍人應具備忠節、禮儀、武勇、信義、質素五項精神43。此五項準則也被運用在 1901（明治 34）年發表的軍歌〈軍人勅諭〉中，歌詞中的「忠節」便是要求軍人勇敢、忠義的精神以及對生命視死如輕的覺悟，「武勇」發揚了被視為日本文化、代表軍人膽識的武士道精神44。由此觀之，便可明白為何課文中以清艦「逃走」之舉作為敘述重心，而軍人在戰場上被賦予的形

401-12-8〈黃海の戰〉，1903/1913，頁 18-20。41同上註，頁 18-19。42同上註，頁 20。43「勅諭」（ちょくゆ）是指「天皇親下的告諭。因具有訓示性、特定性之意味而有異於勅語。」寺田近雄著，廖為智譯，《日本軍隊用語集》（臺北：麥田，1999），頁 149-151。北村恒信，《「戦前．戦後」用語ものしりも物語り》（東京：光人社， 1991），頁 140-141。《広辞苑》（東京都：岩波書店，1992），第四版，頁 1688。44〈軍人勅諭〉1901（明治 34）年發表，屬海軍軍歌，田中穂積作曲／作詞者不詳。其他三項準則分別為：「禮儀」講求尊敬神祇、親愛人民、在群體之中的和諧秩序。「信義」指軍人守信、慎思、重榮譽的操守。「質素」則訴求遠離慾望、奢華的質樸品格。今村嘉吉，《標準軍歌集》（東京都：野ばら社，1935），頁 59-60。

94　　文史台灣學報第八期　2014年 6月象則與鄭成功的敘事要旨相同。過往的中國以衰微的清國呈現，那麼，現實中的中國又以什麼形象出現？

陳慧先的研究指出歷史科書寫的是古代中國，地理科強調的是現代中國，也提到地理科的「『中華民國』與完整的現代中國圖像始終並未出現」，認為可能原因來自日本只選取與之關係緊密的地區，以及受限於教科書篇幅有關45。從日治時期臺灣國語教科書觀之，則延伸出殖民者如何為「中國」命名的課題。僅管相關研究者透過早期文獻資料，考證日治時期使用「支那」一詞並無貶意46，但卻無法解釋日治時期臺灣人聽到日本人稱自己為「清國奴」、「支那人」時，何以心生不平47，以及臺灣青年們對日本使用支那、不使用中華民國的抗議48。或許我們可以歸結出，「支那」名詞本身在其出現有的歷史流動中沒有負面涵義，但在日治時期確實是以衰敗、落後、動亂的形象存在於臺灣人心中49。第一期卷 12收錄的課文〈鄰國〉以地理概念、以「我國」（日本）為中心，

再依西東南的方位依次介紹鄰近國家。其次以鄰國為對象─特別是朝鮮和支那─列舉相關情況突顯鄰國對「我國」的影響，比如：若鄰國有火災，我國也會動亂、鄰國有流行病，我國也會擔憂、鄰國國勢強大，我國要防範、鄰國人口增多，到我國居住的人也會變多、鄰國若文明進化，我國也會安樂50。課文45陳慧先，〈華麗島看中國：日治時期臺灣公學校歷史、地理科的支那意象〉，《臺灣文獻》62卷 3期（2011.9），頁 112。46連橫，〈支那考一〉、〈支那考二〉，《雅堂文集》（臺北：臺灣銀行，1964），頁 12-13。林莊生，〈「中國」與「支那」兩個名詞在日據時代的意義〉，《台灣文學評論》2卷 3期（2002.7），頁 47-50。陳慧先，〈華麗島看中國：日治時期臺灣公學校歷史、地理科的支那意象〉，《臺灣文獻》62卷 3期（2011.9），頁 98。47在李春生（東遊六十四日隨筆）、張深切《里程碑》、鍾理和〈原鄉人〉等臺灣人的作品中皆可見類似的心理描述。48黃朝琴，〈中華民國に就て〉，《臺灣》第四年第七號（1923.7.10），頁 38-42。登仙，〈几上談天〉，《臺灣民報》第 109號（1926.6.13），頁 14。〈大中華民國禁稱支那〉，《臺灣新民報》第 316號（1930.6.7），頁 5。〈本來就是中華民國〉，《臺灣新民報》第 338號（1930.11.8），頁 2。49這項研究從吳濁流、吳新榮、黃旺成等人的相關史料與研究中，已有論證。同時，由《臺灣民報》、《臺灣新民報》上轉載的中國文藝作品，或是從謝雪漁〈櫻花夢〉、李逸濤〈俠怨鴦〉、魏清德〈金龍祠〉等傳統文人的小說中，也有許多對於中國衰敗、落後、動亂等面向的書寫。501-12-7〈鄰國〉，1903/1913，頁 17。

從漢文化流域到北方國境線：日治時期臺灣公學校國語教科書中的「支那」言說與再現　　95

中列舉的火災、疾病、國勢強弱、人口多寡、文明進化等議題，教科書的編訂是以「異國」的形態向臺人學子介紹現代中國，但課文中僅以「空間」概念呈現中國的存在。第三期卷 11收錄的〈國旗〉也是國語教科書中少數與現代中國較有關的課

文，介紹「我國」（日本）、支那、英國、法國等國的國旗歷史，說明國旗代表標識該國，獨立的國家一定有國旗，國旗的徽章和顏色也有各別的深遠意義51。國旗暗示了各國建國的由來，表現該國的國民性，國民也要尊重自己的國旗，極力擁護之，國家逢弔慶場合應懸掛國旗表現敬意52。課文首先介紹「我國」日本國旗日之丸是表示「旭日昇天的姿態」、「熱烈如火的愛國心」。其次是支那國旗，「橫向並列的紅、黃、藍、白、黑五色是支那的國旗。表現出支那民族，紅色是漢人，黃色是滿洲，藍色是蒙古，白色是回疆，黑色是西藏。」53這篇課文最早出現於 1926年，1929年再次改版，課文中提到「支那」由五大「民族」（ethnic）組成。這也是國語教科書的相關課文中，少數呈現「現代支那」國家形象的課文，不過，課文中僅稱「支那」而非使用「中國」或「中華民國」。（二）從地理流域到國土邊境不同人物與歷史的敘事編寫，課文亦有以地理流域與敘述者觀點所寫的課

文。從長江流域到揚子江，再到北方國境線─滿洲國，透過流域擴張了地理界限，並延伸到北方邊境。分別收錄在第四期卷 12 和第五期初等科國語八的課

文〈揚子江〉54和〈長江之流〉（長江の流れ）55，課文除了各自以揚子江和長

江為主詞，兩篇內容的敘述幾乎相同，都是以該流域為中心進行描述，延展出

揚子江與長江對於中國在文化歷史、生活型態、江上風光、經濟商業等多面向

的豐沛資源與功用，展現一條流域不只是單純的地理角色，也見證了五千年來

513-11-1〈國旗〉，1926/1929，頁 1。52同上註，頁 4-5。53同上註，頁 1-2。544-12-13〈揚子江〉，1942。555-8-5〈長江の流れ〉，1944。

96　　文史台灣學報第八期　2014年 6月揚子江、長江上的今昔風華，以及一條流域風景所具備蘊育其文化性格的能量56。

這種以地理風土所展開的文化論述，與志賀重昂在 1937年出版的《日本風景論》57中，對日本的地理特性與日本風景乃至日本國民性的思考相同，由此便可理解國語教科書中從自然景觀聯結至地理政治的書寫。流域本身也帶有移動、旅行的含意，來自旅者的書信則代表外來訊息的傳

遞，敘述者本身也帶有政治勢力進行擴張的意義58。在〈南支信息〉59和〈來自大連〉60的課文中，都是敘述者透過旅行、寫信回臺灣的方式訴說旅行當地的見聞，以書信的形式拉近讀者與課文的親近感，內容所提示的則是時空位置、戰爭等訊息，暗示了有關 1941年之後持續緊迫的戰爭局勢。儘管無法從課文內容判斷敘述者的主要身分（臺灣人或日本人），但是可以猜想是以孩子和學生的口吻出發所作的描述。許佩賢曾指出戰爭時期的教科書在課文敘述上，隱約都設定了一個主角或以「我」、「我們」作為主詞，從親身經歷出發，同時，「為了鼓舞兒童對這場戰爭的認同，此時期『國語』讀本還有一個很明顯的特色是，它收錄了許多中日戰爭乃至太平洋戰爭的戰況作為教材」61。〈南支信息〉以一位孩子的口吻描述到了廈門、汕頭、廣東等佔領區的地

域景象，由這篇課文編訂於 1941年的時間點來看，小公學校在 1941年已一律改制為國民學校，因此敘述者也可能是台灣人，但也無法排除是日本人的可能性。另一篇〈來自大連〉則是介紹滿洲國的開發情況，該課文編訂於 1944年，課文中提到了 1905年的日俄戰爭，從戰事回憶到街道名稱，是為了說明「滿洲自以前便和日本有深遠的關聯」62。564-12-13〈揚子江〉，1942，頁 80。5-8-5〈長江の流れ〉，1944，頁 22。57志賀重昂，《日本風景論》（東京：岩波書店，1948），8 刷。58在下列課文中都描述了搭乘鐵路或船移動的經驗：5-4-5〈大連から〉，1944。4-9-22〈南支だより〉，1941。4-10-19〈滿洲國〉，1941。5-5-7〈滿洲國〉，1944。5-1-10〈支那の子供〉，1943。594-9-22〈南支だより〉，1941。605-4-5〈大連から〉，1944。61許佩賢，〈戰爭時期的「國語」讀本解說〉，收錄於吳文星、周婉窈等編著，《日治時期臺灣公學校與國民學校國語讀本解說．總目次．索引》（2003），頁 82-83。625-4-5〈大連から〉，1944，頁 24。

從漢文化流域到北方國境線：日治時期臺灣公學校國語教科書中的「支那」言說與再現　　97

第四期卷 10和第五期卷 5都收錄了題為〈滿洲國〉的課文，內容大致相同，描述日本如何用心盡力開發、建設滿洲國的事蹟，將日本比喻為滿洲的生育父母。此類課文的特色是：由自然景觀帶出人為的開發，將開發的成就歸結於日本的努力付出。課文一開始便描述日本人不曾見過像滿洲如此遼闊景致的驚嘆：

廣闊。真的好廣闊。到那裡都是山，沒有在大地上看過地平線的日本人，對放眼望去淨是寬廣的滿洲大陸，最初總覺得有點茫然。映照在誇耀為東洋第一的快速列車『亞細亞』車窗上的自然景色的雄偉。……略……但是，僅是廣闊不是滿洲的特色。在國都新京的站前廣場下車時，便可立即明白。63

到旅行滿洲見到新京的人，任誰都會深切了解日本是如何拼命投注這個國家的建設和開發。64

周婉窈、許佩賢認為第四期《公學校用國語讀本》是「根據重視兒童心理與生活的新教育思想而編纂的，但在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滿洲事變後高揚的國家主義思想。」65再進一步由課文來看，這種「高揚的國家主義思想」並不是以戰爭殺戮的場景出現。接續從滿洲國的例子來看，隨著戰爭局勢的緊繃，滿洲國並不是只有現代化的新象氣，異於前幾篇著重日本如何投入對滿洲國的開發第五期卷 8的〈守護北邊〉66則是描寫帝國士兵如何在氣候酷寒的北方邊境的嚴峻條件下堅守國家安全。課文並未說明背景原因，但是，一開始便從嚴寒的冬季帶領讀者進入白色的北方國境，「與這樣凶猛的自然對抗的同時，守備國境線是保護大東亞北邊。」67這一段句子是轉折處，提示出「大東亞」時局以及守護北方邊境的重要人物－關東軍。課文花了相當大的篇幅描寫關東軍在北邊的行動與生活：一秒不離地監視陣地、平日的操練和工作內容、北方生活因物

634-10-19〈滿洲國〉，1941，頁 111-112。5-5-7〈滿洲國〉，1944，頁 38-39。644-10-19課〈滿洲國〉，1941，頁 114。5-5-7〈滿洲國〉，1944，頁 40-41。65周婉窈、許佩賢，〈臺灣公學校與國民學校國語讀本總解說　制度沿革、教科和教科書〉，收錄於吳文星、周婉窈等編著，《日治時期臺灣公學校與國民學校國語讀本解說．總目次．索引》（2003），頁 40。665-8-12〈北邊の護り〉，1944。67同上註，頁 74。

98　　文史台灣學報第八期　2014年 6月資缺乏而艱苦、在一日的勞苦之後展讀慰問信渡過了這一天等68。強調關東軍如何在嚴酷生活條件下盡力守護國家邊境，最末，課文將「我國士兵」在遠方滿洲邊境如何勞苦地守護國家等情況，詳細地介紹給同為「皇國」子民的臺灣人「由於將兵們不斷的勞苦，至今，北邊的守護如鐵壁陣營般堅固，無法撼動。」691944年，已屆「大東亞」戰爭急迫之際，而這樣的課文敘事強調的是人物面對環境時的行動及其形象，誠如周婉窈對日治末期戰爭宣傳所使用的語言特色的論點，日治時期的教科書：「較少以激發對敵人的仇恨為重點，而是強調國民無止境的犠牲與自我超越、昇華。」70

課文以旅行的方式，透過敘述者所處的位置與見聞，將原屬中國地理的流域延伸至日本帝國的國境邊界，漢文化素材被表現在歷史人物的形象上，進而以過往中國的歷史情境出現，再次成為陌生化的他者。地理位置從新興都市的熱鬧街景延伸至在冰天雪地中嚴守的北方國境線，中國被隱身在「廣闊，真廣闊的」滿洲國土之下，呼籲著：「正是這片廣闊的滿洲土地，以叫喊著東洋和平的日本人的血和肉使之肥沃的沃野」71。同時，越過中國的現實時序，以地理的姿態將中國「國境」漫延至帝國「北方邊境」，納入帝國所預設的「大東亞」空間。（三）大東亞下的「日支滿」親善在上述以自然景觀為起首的描述之後，進而引領出的是不同地域人們之間

的互動關係，在這樣的敘述中有兩項對比的主體，一是日本與中國、滿洲國之間的國家關係，另一是作為日人士兵與支、滿孩童之間人的互動。前者與當時再度被宣揚的「日支親善」政策有關，課文中已不見古老的「清國」，而是被銜接在大東亞框架下的滿洲國。後者則呈現了在中國這塊土地上，透過日本士兵守衛著中國孩童，與中國、滿洲孩童的友愛往來，形構了「日支滿親善」的68同上註，頁 75-80。69同上註，頁 80。70周婉窈，〈美與死：日本領臺末期的戰爭語言〉，《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臺灣史論集》（2004），頁 208。714-10-19〈滿洲國〉，1941，頁 118。5-5-7〈滿洲國〉，1944，頁 44。

從漢文化流域到北方國境線：日治時期臺灣公學校國語教科書中的「支那」言說與再現　　99

共榮氛圍。在〈支那的孩子〉72和〈來自大連〉73兩篇課文中，分別都描寫了日本士兵

在支那、滿洲與當地孩童的友善互動，彼此親善的相處，消解了戰時體制下的緊迫氛圍，也呼應了戰時體制下所強調的「親善」政策。描寫「滿洲國集合了各種的民族，大家快樂的工作。這些人們拼命地記牢記日文。比如，即使這裡的民族語言不同，透過日語就能互相溝通，心情契合。」74敘述者在滿洲國裡，走到支那街上看見不懂文字意思的看板時，滿人孩童不畏陌生人，熱情地為其解說寫著「日語的支那料理店招牌」75。這個段落形構了日本在宣傳「大東亞」理念時的情境：滿人孩童識日文，日語寫的是支那料理，大家都安樂地一起生活在這塊「樂土」之上，達成了「日支滿」三方的和諧共處。在〈支那的孩子〉76中更直接以支那孩子與日本士兵的對話，突顯此「親

善」氛圍。課文的場景從日本士兵建造鐵橋開始，這一天天空晴朗，有鳥兒鳴叫，偶爾有柳樹的棉絮靜靜地飄落。士兵休息時，一群支那孩子從河堤過來，主動呼喚日本士兵、熟練地對日本士兵敬禮、一起唱歌，這些行為美好的舖陳出日本對支那的「友善」，以士兵與孩子的互動加強親切感與熟悉度77。支那孩子問日人士兵「日本遠嗎？」78 士兵回答：「『恩。很遠唷。在很遠很遠的海的對面。』士兵先生們輪流地說著懷念的日本、美好的日本。孩子們目光交接發出新奇的目光。」79透過士兵的回答，向讀者招喚出遠方遊子思念故鄉的情感，突顯身體上的距離感和情感上的緊密度。日本士兵們「輪流」的回答展現出耐心，支那孩子的「新奇目光」則暗示了支那對日本的嚮往。同時，日本士兵教支那孩童唱〈愛國行進曲〉，而歌曲乘著春風而去的描寫，帶有將大東亞概念725-1-10〈支那の子供〉，1943。735-4-5〈大連から〉，1944。74同上註，頁 27。75同上註，頁 27。765-1-10〈支那の子供〉，1943。77同上註，頁 48-50。78同上註，頁 54。79同上註，頁 54。

100　　文史台灣學報第八期　2014年 6月隨著春風擴散出去的意味80。〈愛國行進曲〉是 1937年中日事變發生後，日本決議實施「國民精神總動

員」以強化國民的愛國精神，為呼應時局之需所作81。歌詞中以天皇所延續的精神體系作為中心與支柱以建立「和平中心」，意即「大東亞體系的想像與建立而歌詞末段更揭示為守護這項正義的（大東亞和平）「使命」。誠如李文卿在討論戰爭時期日本所構設的「大東亞文學共榮」對臺灣文學的影響時，亦曾提到日本人以「地域」概念作為構築共同體的觀念，「想以『地域』的概念來取代『國家』概念，以整個亞洲地域作為一個整體」82。而這份由「地域」延伸至「國家」的整體概念，也反映在滿洲國皇帝對帝國天皇情感投射的描寫上。除了支、滿孩童對日本（士兵）的友善，另一個視角則是以滿洲國皇帝為

主的書寫。透過滿洲國皇帝對帝國天皇與皇軍的感恩心情，加入皇帝與日本士兵的對話，應和了當時帝國提倡的「日支滿親善」政策宣傳，也偷渡了進出滿洲的野心。教科書中不只強調日本對滿洲國的開發貢獻而把滿洲歷史納入帝國歷史之中，尤其，透過課文中幾件與時事有關的描述，更加突顯滿洲國皇帝的形象，及其對日本天皇和日本軍隊武勇的推崇。一是，第四期（1941）課文中，描述 1940年 6月搭乘日向艦訪日之前，想研究日本歷史而自日本招聘學者，形塑滿洲國皇帝時時刻刻掛念日本帝國局勢的憂慮之情。二是，第五期（1944）課文中，1942年 2月 15日新加坡陷落，滿洲國皇帝與日本少將一起面向宮城遙拜，感謝皇軍將兵、戰殁勇士，夜裡親自寫完想在翌日一早發給日本皇室的電

80同上註，頁 55。81由日本內閣情報部在 1937年 10月徵求募集〈愛國行進曲〉所得到的歌曲。投稿者高達五萬七千餘件，由日本鳥取縣的森川幸雄當選一等賞，並同時募集與歌詞相應的曲調，有一萬餘件作品投稿，由瀨戶口藤吉當選。〈内閣情報部募集の愛國行進曲　懸賞規約發表〉，《臺灣日日新報》（1937.10.6），6版，日刊。〈「愛國行進曲」の歌詞　當選歌三篇　きのふ決定〉，《臺灣日日新報》（1937.11.4），7版，日刊。〈“愛國行進曲”の譜　當選者決定す　二十六日夜公開演奏を行ひ　全國に中斷放送〉，《臺灣日日新報》（1937.12.21），2版，夕刊。歌詞請參閱「附錄 5 愛國行進曲〉」。82李文卿，〈八紘一宇到大東亞共榮圈〉，黃錦忠、張錦忠編，《重寫臺灣文學史》（臺北：麥田，2010），四版，頁 250。

從漢文化流域到北方國境線：日治時期臺灣公學校國語教科書中的「支那」言說與再現　　101

報才安心入睡83。教科書中形容「滿洲國」是吸取日本血肉而生的廣闊國土，而「日本是滿洲國的生身父母」84。就現實來看，滿洲國的成立確實與日本有關，但若以國家位階來看，課文中的滿洲國與皇帝實則被置於帝國所架構的大東亞地域之下，同時其位階也被置於帝國日本與天皇之下。漢文化從過往古老的清國歷史，進入現實的中國戰爭，透過空間的「越

界」延伸了「想像」的地理流域與國家邊界。另一方面，透過地域擴張後的異民族之間的往來互動，日人士兵與支、滿孩童之間的友愛親善，以及日人士兵在嚴寒邊疆守衛家國的勇武，也都能夠引起讀者在心理上的同感，側寫出戰爭的迫切，並拉進讀者對戰爭的認同，最後一同歸結到帝國所建構的大東亞地理之中。

五、結語透過臺灣日治時期公學校臺灣國語教科書中，以「支那」作為言說與再現

對象的課文，可以發現中國教材在帝國日本的框架下，透過孔子與鄭成功作為漢文化的代表性人物，向臺灣人傳遞經過帝國變異後的忠孝真諦，同時達到以「國語」（日語）涵養臺灣人德性的宗旨。而鄭成功則是臺灣特有的教材，這個現象指出了日、支混血的鄭成功具有詮釋臺灣身分的有效性與特殊性。以孔子突顯日本掌握了東洋文化的解釋權，以鄭成功拉近了日本與曾是中國一部分的臺灣的親近性。其次，是以衰敗的、地方的方式出現在教科書中的中國。這部分延續了漢

文化中國的意義，但已從無形文化的書寫放眼到對現實地域的關注，並以兩種時序和形象出現，一是在 1895年甲午戰爭結束之際便已成為「過去式」的「清國」，另一是清帝退位、1912年民國成立之後，日本稱為「支那」的中國。此

835-5-7〈滿洲國〉，1944，頁 42-43。844-10-19〈滿洲國〉，1941，頁 114。5-5-7〈滿洲國〉，1944，頁 41。

102　　文史台灣學報第八期　2014年 6月時的「支那」異於前項具有高尚忠孝義涵的漢文化形象，而是以國力衰敗、缺乏軍人情操的姿態被再現於課文中，帝國書寫的「支那」只是一處地方，而且是古老的「清國」，在時空敘事上不僅被陌生化，甚至停滯不前，僅管課文也以「現代支那」的方式介紹了「支那」這個國家的國旗，然而，很快的又被聯結到帝國框架下的「支那」時序，並透過這個「地方」的流域，延伸至帝國的北方邊界─滿洲國。在 1941年編訂的第四期國語教科書中，將日本在 1932

年主導成立的「滿洲國」以新興國家的姿態出現在教科書中，「支那」則側身在與「滿洲國」相呼應的「日支滿親善」宣傳之中，成為大東亞地理下的支那。最後，除了臺灣國語教科書中的「支那」書寫之討論，經由將同時期臺灣

和日本兩地的國語教科書中的中國教材相對比後，發現臺、日教科書中所描述中國是有差異的。從內地版教科書來看，其取材與教學目的是為讓學生對於中國，不論是在人物、歷史、地理等議題上可以有多元的了解，並進而理解自我（日本）與他者（中國）的不同。但臺灣版教科書則偏重某種觀點下的中國，因而有了過去與現在的對比，即使提到現代中國，也是片面的中國，甚至是出現在日本的大東亞地理概念下的中國。也因而，臺灣版教科書中的中國是缺少過去歷史的中國，也是時間感被淡化的中國，更是被制約了地理空間的中國，而這些「缺少、淡化與制約」所欲襯托的其實是日本的存在，而中國的形象與歷史則在此中不斷被變異、隱身，終至缺席於大東亞地理下的新生國土，並再次顯示臺灣國語教科書是針對臺灣人的特定性與特殊性編制而成。

從漢文化流域到北方國境線：日治時期臺灣公學校國語教科書中的「支那」言說與再現　　103

參考書目日治時期報刊雜誌一、中文登仙，〈几上談天〉，《臺灣民報》第 109號（1926.6.13），頁 14。〈大中華民國禁稱支那〉，《臺灣新民報》第 316號（1930.6.7），頁 5。〈本來就是中華民國〉，《臺灣新民報》第 338號（1930.11.8），頁 2。二、日文〈「愛國行進曲」の歌詞　當選歌三篇　きのふ決定〉，《臺灣日日新報》（1937.11.4），7版，日刊。

〈“愛國行進曲”の譜　當選者決定す　二十六日夜公開演奏を行ひ　全國に中斷放送〉，《臺灣日日新報》（1937.12.21），2版，夕刊。

〈内閣情報部募集の愛國行進曲　懸賞規約發表〉，《臺灣日日新報》（1937.10.06），6版，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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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

104　　文史台灣學報第八期　2014年 6月志賀重昂，《日本風景論》（東京：岩波書店，1948），8 刷。岡部芳広，《殖民地台湾における公学唱歌教育》（東京：明石書店，

2007）。渡邊節治編，《提要對照臺灣小公學校關係法規》（臺北：臺灣子供世界社，

1928）。臺灣總督府編，《公學校唱歌集》（臺北：編者，1915）。海後宗臣編纂，《日本教科書大系　近代編第四卷　國語（一）》（東京：講

談社，昭和 39[1964]年）。海後宗臣編纂，《日本教科書大系　近代編第五卷　國語（二）》（東京：講

談社，昭和 39[1964]年）。海後宗臣編纂，《日本教科書大系　近代編第六卷　國語（三）》（東京：講

談社，昭和 39[1964]年）。海後宗臣編纂，《日本教科書大系　近代編第七卷　國語（四）》（東京：講

談社，昭和 39[1964]年）。海後宗臣編纂，《日本教科書大系　近代編第八卷　國語（五）》（東京：講

談社，昭和 50[1975]年）。海後宗臣編纂，《日本教科書大系　近代編第九卷　國語（六）》（東京：講

談社，昭和 52[1977]年）。期刊論文、專書論文、研討會論文李文卿，〈八紘一宇到大東亞共榮圈〉，黃錦忠、張錦忠編，《重寫臺灣文學史》（臺北：麥田，2010，4版），頁 243-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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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漢文化流域到北方國境線：日治時期臺灣公學校國語教科書中的「支那」言說與再現　　105

學位論文孫芝君，〈日治時期臺灣師範學校音樂教育之研究〉（臺北：臺灣師範大學音

樂所碩士論文，1997）。

106　　文史台灣學報第八期　2014年 6月

附錄附錄 1　日本本土國語教科書中與「支那」人物有關的課名

讀本名稱 卷次-課次 課名 發行年 資料來源

《小學讀本》（該讀本課文無課名）

卷 4-21 支那春秋，孔子的學生閔損

那珂通高、稻垣千頴撰明治 6[1873]年 8月

海後宗臣編纂，《日本教科書大系　近代編第四卷　國語（一）》（東京：講談社，昭和 39[1964]年）。

卷 4-24 支那戰國，孟軻

卷 4-37 支那魏的李謐

《小學讀本》（該讀本課文無課名）

卷 5-2 支那吳國季子 那珂通高、稻垣千頴撰明治 8[1875]年 3月

卷 5-3 季子卷 5-9 支那後漢，楊

震卷 5-11 支那春秋，金

玉貴卷 5-15 支那後漢，陳

寔卷 5-28 支那戰國，廉

頗

《小學中等讀本》 卷 1

〈曹彬印 ヲ取ル〉

本澤成肅編集明治14[1881]年 6月獲出版許可／明治15[1882]年10日再版

〈 孔 融 ノ 恭讓〉〈 李 資 ノ 學才〉

《小學中等讀本》 卷 2 〈 子 春 ノ 至孝〉〈買臣書ヲ誦ス〉〈黃香秋ヲ扇フ〉〈許衡ノ頴悟〉〈正意陶子ヲ

從漢文化流域到北方國境線：日治時期臺灣公學校國語教科書中的「支那」言說與再現　　107

慕フ〉〈班超筆ヲ投ス〉〈蘭亭詩ヲ巧ニス〉〈元贇歸化〉〈陳寔盜ヲ論ス〉〈王且〉〈李白鍼ヲ感ス〉〈舜水ノ志氣〉〈江革母ヲ養フ〉〈舜水〉〈仲淹ノ愛恤〉〈孟母ノ教育〉〈陶侃〉〈天祥ノ死節〉〈趙昂夫婦ノ

節義〉

《小學中等科讀本》 卷 2-7 〈愚公山 ヲ 壊

ツ〉

內田嘉一編明治15[1882]年獲出版許可／明治 18[1885]年 3月再版，卷 5、6於同年 2月出版

《小學讀本》 卷 4-13 〈孔融梨子をゆづる〉

原亮策纂述明治15[1882]年12月獲出版許

108　　文史台灣學報第八期　2014年 6月可／明治 16年 9月出版

《小學讀本》 卷 4-10 〈孟軻〉

原亮策纂述明治15[1882]年12月獲出版許可／明治 16年 9月出版

海後宗臣編纂，《日本教科書大系　近代編第五卷　國語（二）》（東京：講談社，昭和 39[1964]年）。

《高等國語讀本》 卷 2-13 〈孔子〉 明治33[1900]年

海後宗臣編纂，《日本教科書大系　近代編第六卷　國語（三）》（東京：講談社，昭和 39[1964]年）。

卷 2-14 〈閔損〉《國語讀本尋常小學校用》 卷 3-11 〈孟子の母〉 明治

33[1900]年《尋常小學讀本》 卷 10-7 〈 張 良 ト 韓

信〉明治43[1910]年

海後宗臣編纂，《日本教科書大系　近代編第七卷　國語（四）》（東京：講談社，昭和 39[1964]年）。

《尋常小學讀本》 卷 11-25 〈諸葛孔明〉 明治43[1910]年

《尋常小學讀本》 卷 12-23 〈 孔 子 ト 孟子〉

明治43[1910]年

《尋常小學國語讀本》

卷 11-2 〈孔子〉 大正12[1923]年卷 11-24 〈孔明〉

《小學國語讀本》 卷 10-16 〈 張 良 と 韓信〉

昭和12[1937]年

海後宗臣編纂，《日本教科書大系　近代編第八卷　國語（五）》（東京：講談社，昭和 50[1975]年）。

《小學國語讀本》 卷 12-5 〈 孔 子 と 顏回〉

昭和13[1938]年

《初等科國語》 卷 8-4 〈 孔 子 と 顏回〉

昭和18[1943]年

附錄 2　日本本土國語教科書中與「支那」歷史與地理有關的課名讀本名稱 卷次-課次 課名 發行年 資料來源

《小學中等科讀本》

卷 6-3 〈支那歷代ノ

大略〉內田嘉一編明治

海後宗臣編纂，《日本教科書大

從漢文化流域到北方國境線：日治時期臺灣公學校國語教科書中的「支那」言說與再現　　109

15[1882]年獲出版許可／明治 18[1885]年 3月再版，卷 5、6於同年 2月出版

系　近代編第四卷　國語（一）》（東京：講談社，昭和 39[1964]年）。

卷 6-4 〈其二〉卷 6-5 〈其三〉卷 6-6 〈其四〉卷 6-7 〈其五〉

《小學讀本》 卷 4-6 〈五大洲〉

原亮策纂述明治15[1882]年12月獲出版許可／明治 16年 9月出版

《高等小學校讀本》

卷 4-7 〈條約國〉明治20[1887]年 6月

海後宗臣編纂，《日本教科書大系　近代編第五卷　國語（二）》（東京：講談社，昭和 39[1964]年）。

卷 4-8 〈北京〉明治21[1888]年 6月

《帝國讀本》卷 8-14 〈支那〉 明治

25[1892]年 9月／明治26[1893]年 9月再版

卷 8-15 〈支那歷史〉

《高等科用帝國讀本

卷 4-22 〈 條 約 國 其一〉 明治

26[1893]年10月卷 4-23 〈 條 約 國 其

二〉《尋常小學讀書教本》 卷 3-18 〈征清軍歌〉

（查無課文）明治27[1894]年11月

《尋常小學讀書教本》 卷 6-18 〈征清軍歌〉

明治27[1894]年11月

《尋常國語讀本》 卷 5-18 〈黃海の戰〉 明治33[1900]年

海後宗臣編纂，《日本教科書大系　近代編第六卷　國語（三）》（東《尋常國語讀本》 卷 8-9 〈 朝 鮮 ト 支

那〉 明治33[1900]年卷 8-10 〈日清ノ戰〉

110　　文史台灣學報第八期　2014年 6月京：講談社，昭和 39[1964]年）。

《國語讀本尋常小學校用》

卷 6-24 〈隣國〉 明治33[1900]年卷 6-25 〈征清軍〉

《國語讀本高等科生徒用》 卷 4-2 〈 各 國 の 軍

備〉明治33[1900]年

《尋常小學讀本》 卷 5-18 〈黃海の戰〉 明治36[1903]年

《高等小學讀本》 卷 4-17 〈明治三十三年清國事變〉

明治37[1904]年

《尋常小學國語讀本》 卷 7-12 〈 大 連 だ よ

り〉大正 9[1920]年

海後宗臣編纂，《日本教科書大系　近代編第七卷　國語（四）》（東京：講談社，昭和 39[1964]年）。

《尋常小學國語讀本》 卷 8-5 〈揚子江〉 大正

10[1921]年

《尋常小學國語讀本》 卷 11-3 〈上海〉 大正

12[1923]年

《小學國語讀本》 卷 8-4 〈 大 連 だ より〉

昭和11[1936]年

海後宗臣編纂，《日本教科書大系　近代編第八卷　國語（五）》（東京：講談社，昭和 50[1975]年）。

《小學國語讀本》 卷 12-4 〈 支 那 の 印象〉

昭和13[1938]年

《ことばのおけいと》

卷 4-10 〈滿洲の冬〉 昭和16[1941]年卷 4-22 〈支那の子ど

も〉《初等科國語》 卷 1-4 〈支那の春〉 昭和

17[1942]年《初等科國語》 卷 4-4 〈大連から〉 昭和

17[1942]年《初等科國語》 卷 7-1 〈黑龍江の解

氷〉昭和17[1942]年

《初等科國語》 附錄 〈熱帶の海〉 昭和18[1943]年

附錄 3　日治時期臺灣公學校國語教科書中與孔子、鄭成功有關的課名期數 讀本名稱 卷次-課次 課名

圖繪：課文附圖發行年份／版次

第一期 《臺灣教科用書國民讀本》

卷 10-13〈鄭成功〉圖繪 1：明延平郡王祠圖繪 2：鄭成功

明治 36年 3月 31日初回印刷／大正 2年 9月 18日第 12回發行

從漢文化流域到北方國境線：日治時期臺灣公學校國語教科書中的「支那」言說與再現　　111

卷 12-11〈孔子〉圖繪：孔子

明治 36年 3月 31日初回印刷／大正 2年 9月 18日第 12回發行

第二期 《公學校用國民讀本》 卷 10-7

〈鄭成功〉註：本課文未附圖，但卷10-6〈臺南〉的圖繪是明延平郡王祠和鄭成功

大正 3年 2月28日第 1版發行／大正 3年 8月 25日第 2版發行

卷 11-17〈孔子〉 大正 3年 2月

28日第 1版發行／大正11年 12月10日第 10版發行

卷 12-1〈克忠克孝〉註：與漢文化有關的課文

大正 3年 3月28日第 1版發行／大正 3年 8月 25日第 2版發行

第三期 《公學校用國語讀本》 卷 9-23

〈鄭成功〉圖繪 1：鄭成功圖繪 2：開山神社

大正 14年 2月 28日第 1版發行／昭和6年 2月 10日第 7版發行

卷 11-26〈孔子〉圖繪：大成殿

大正 15年 2月 28日第 1版發行／昭和4年 12月 25日第 5版發行

卷 12-19〈諸葛孔明〉圖繪：劉備拜訪孔明不遇註：與漢文化有關的課文

大正 15年 8月 28日發行

第四期 《公學校用國語讀本》 卷 9-24

〈鄭成功〉圖繪 1：鄭成功圖繪 2：荷蘭人受降圖

昭和 16年 3月 15日第 1版發行

112　　文史台灣學報第八期　2014年 6月

卷 12-14〈孔子と顏回〉（孔子與顏回）

圖繪 1：孔子等人乘馬車行經匡

圖繪 2：孔子註：卷 8-16〈臺南〉增加了介紹鄭成功的課文，圖繪也附上了孔子廟和開山神社

昭和 17年 8月 30日發行昭和 15 年月30 日第 1 版發行／昭和17年 8月 10日第三版發行

第五期 《初等科國語八》

第 6課 〈孔子と顏回〉（孔子與顏回）

圖繪 1：孔子圖繪 2：大成殿

昭和 19年 10月 28日發行／同年 11月20日翻刻發行

資料來源：筆者據《日治時期臺灣公學校與國民學校國語讀本》（臺北：南天書局[複刻]，2003）製成。附錄 4　日治時期臺灣公學校國語教科書中與支那、滿洲國有關的課名期數 讀本名稱 卷次-課次 課名

圖繪：課文附圖發行年份／版次

第一期 《臺灣教科用書國民讀本》 卷 12-7

〈隣國〉圖繪：南洋地圖註：與內地版相似，但內容略有不同

明治 36年 3月 31日初回印刷／大正 2年 9月 18日第 10回發行

卷 12-8〈黄海の戦〉（黃海之戰）圖繪：海上戰況註：與內地版相似，但內容略有不同

第三期 《公學校用國語讀本》

卷 11-1〈國旗〉註：分別介紹日本、支那、英國、法國、德國、義大利和美國的國旗歷史與意義

大正 15年 2月 28日第一版發行／昭和4年 12月 25日第五版發行

第四期 《公學校用國語讀本》

卷 9-22〈南支だより〉（南支信息）

圖繪 1：船停泊在廈門與鼓浪嶼之間的海面上圖繪 2：汕頭的洋房

昭和 16年 3月 15日第 1版發行

從漢文化流域到北方國境線：日治時期臺灣公學校國語教科書中的「支那」言說與再現　　113

圖繪 3：廣東的海珠橋卷 10-19

〈滿洲國〉圖繪 1：滿洲大陸地平線圖繪 2：滿洲國首都新京圖繪 3：日人工作圖註：與內地版相似，但內容略有不同

昭和 16年 8月 31日發行／昭和 17年8月 30日

卷 12-3〈揚子江〉圖繪 1：三峽圖繪 2：商船停泊於揚子江圖繪 3：筏上的船屋註：與內地版相似，但內容略有不同

昭和 17年 8月 30日發行

第五期 《初等科國語一》

第 10課 〈支那の子供〉（支那的孩子）

圖繪 1：日兵建鐵道圖繪 2：支那孩子在河堤邊遊玩圖繪 3：日兵搭乘火車經過丟擲糖果圖繪 4：支那孩子拾撿註：與內地版相似，但內容略有不同

昭和 18年 3月 10日第 1版發行／同年12月 1日第2版發行

《初等科國語

四》

第 5課 〈大連から〉（來自大連）

圖繪 1：雕像、建築物街道圖繪 2：金合歡街道樹圖繪 3：旅順表忠塔註：與內地版相似，但內容略有不同

昭和 19年 3月 28日發行／同年 3月31日翻刻發行

《初等科國語

六》第 7課 〈滿洲國〉

圖繪 1：滿洲耕作圖圖繪 2：滿洲國首都新京註：與內地版相似，但內容略有不同

昭和 19年 10月 28日發行／同年 11月20日翻刻發行

114　　文史台灣學報第八期　2014年 6月

《初等科國語

八》第 5課 〈長江の流れ〉

（長江之流）

圖繪：在長江上的筏屋

昭和 19年 10月 28日發行／同年 11月20日翻刻發行第 12課 〈北邊の護り〉

（守護北邊）

圖繪：士兵持槍在嚴寒天地中守護北方國境

資料來源：筆者據《日治時期臺灣公學校與國民學校國語讀本》（臺北：南天書局[複刻]，2003）製成。附錄 5　〈愛國行進曲〉原文 譯文〈愛國行進曲〉85

1937（昭和 12）年森川幸雄／詞，瀬戸口藤吉／曲

〈愛國行進曲〉（一）見よ東海の空明けて旭日高く輝やけば 天地の生氣潑剌と希望は躍る大八洲86

（二）おお晴朗の朝雲に 聳ゆる富士の姿こそ金甌無缺87揺るぎなきわが日本の誇りなれ（三）起て一系の大君を光りと永遠に戴きて臣民われら皆ともに 御稜威に副わん大使命（四）往け八紘を宇となし四海の人を導きて正しき平和打ち建てむ理想は花と咲き薫る （五）今幾度かわが上に試練の風猛るとも斷固と守れその正義

（一）看啊！東海的天空亮了旭日高掛照耀天地生氣蓬勃希望雀躍的大八洲（二）哇！晴朗的朝雲中正是高聳富士山的風采金甌無缺無可動搖我日本的驕傲（三）建立一系的天皇永遠地蒙受光輝臣民我等一起增添威光重大使命（四）前往八紘一宇引導四海人民建立真正的和平中心理想如花開之香氣（五）曾幾何時在我們之中試練的暴雨狂嘯

85〈『愛國行進曲』の歌詞　當選歌三篇きのふ決定〉，《臺灣日日新報》（1937.11.4），7版，日刊。86「八洲」（やしま）是「八洲國」（やしまくに）的簡稱，日本國的別稱。87「金甌無缺」（金甌無欠），引伸為國家強盛，不受外國侵略之意。

從漢文化流域到北方國境線：日治時期臺灣公學校國語教科書中的「支那」言說與再現　　115

進まん途は一つのみ（六）嗚呼悠遠の神代より轟く歩調うけ繼ぎて大行進の行く彼方皇國常に榮えあれ

一意守護此正義前進的道路僅此一（六）啊！自悠遠的神世以來繼承鼎沸的步伐大步邁向彼方皇國永遠繁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