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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 Research Frontier September 2014, Volume 4, Issue 3, PP.73-87

Gosumitsuki: Reconstruct the Traditional Pattern

of the Game between Japan and America Taiyong Chen

College of History, Wuhan University, Wuhan, P.R.China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Beijing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Zhuhai, Zhuhai P.R.China

Email: sunbelt777@sina.com

Abstract

The traditional pattern of game between Japan and America was from top to bottom, from principal to subordinate. In another

word, who is the real "Okami" that whose "Gosumitsuki" is authoritative both in the aspect of psychological and nomological. Try

hard to become others' Okami in that to govern the others and command others, which could strengthen the authority for its

Gosumitsuki in a large extent game between Japan and America started from the event named "Perry Expedition". Japan had to

open the country after Perry Expedition, which mad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Japan and America tight. Until 1991, relationship

between Japan and America from 1854 in the period of more than 100 years was a kind of game history between them. The game

between Japan and America was circling in their shifted role transformation; the diplomacy of Japan was shuttling back and forth

in coordinate and independent, and the target goal of its "torpid diplomacy" is also the national interest.Game with America made

Japan have accomplished the motion veer and psychology veer when facing to America in the amae construction formed in

traditional culture which stemed from the specific words in Japanese, meanwhile continually appeal the national interest in the

transformation.

Keywords: Gosumitsuki; Game between Japan and America; Traditional Pattern; Torpid Diplomacy; Pro-American Diplomacy

御墨付：再造日美博弈的传统模式

陈太勇

武汉大学 历史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校区 外国语学院， 广东 珠海 519088

摘 要：日美博弈的传统模式是“上—下”、“主—从”博弈。就是谁才是真正的“御上”，谁的“御墨付”才具备心

理上和法理上的权威性的问题。努力成为他者的“御上”，从而统辖他者，向他者发布“手谕”，使己之“御墨付”在

更大范围内具有权威性。日美博弈始于“黑船来航”事件。在“黑船叩关”后，日本被迫开国，日美关系紧张。从 1854

年到 1991，百年日美关系史就是百年日美博弈史，日美博弈在此消彼长的角色转换中轮回着，日本外交在“协调”和

“自主”中穿梭，其“蛰伏外交”的终极目标亦是国家利益，与美博弈就在日语特有词汇中所孕育的传统文化所形成的

宠赖建构中得以完成了对美的感情转向和心理转向，在转向中不变地诉求国家利益。

关键词：御墨付；日美博弈；传统模式；蛰伏外交；亲美外交

1 先行研究综述

1.1 本课题的导入：日语传统词汇文化建构下的宠赖心理模式

“御墨付”(Osumitsuki)在日语里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词汇，传承了武家时代的诸多文化因子。《广辞苑》

对“御墨付”释义有二：其一为（日本室町时代和江户时代幕府或大名颁发给臣下的）有花押的文书；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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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为为上级的许可、承诺、保证等。日本大百科全书这样给“御墨付”定义：过去日本的将军或大名给家

臣的一种带有印鉴或签名的短信。通常指上司的指示、命令或许可、认可等内容，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

“手谕”，是武家文书最典型的代表。从定义可以看出“御墨付”的时代特征是特指室町和江户时代，也

就是日本封建社会的中晚期，具有明显的武家时代的封建烙印，即“封主—封臣”的封建等级制度。

“御墨付”这个武家时代的传统词汇有着极为鲜明的封建色彩。“封主—封臣”的依附关系和主从关

系相当明显。要阐述清楚“御墨付”所体现的“封主—封臣”的心理和法理上的双重建构，还必须提到另

外两个与“御墨付”紧密相关日语传统词汇。

其一为“甘え”(amae)，在日语中，“甘え”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词汇，很难用汉语、英语或其他语言精

准地对译出来。其动词为“甘える”，日汉大辞典把其译为“撒娇”。《大言海》如是定义：“有人之情

所恃、娇滴滴”。日本文化学者木村敏曾这么来给“甘え”定位：“已经为对方接受，一体化已经成立的

状态下的任性行为”。日本社会学家正村俊之认为“甘え”虽然是泛文化性的，但也带有特殊的日本性，

“义理和人情”、“内外”、“对人恐惧”等皆扎根于“甘え心理”。[1] “甘え”的大概含义是指一种类

似幼儿对母亲撒娇发嗲的特殊的依恋感情或心理行为，可直接定义为“在人际关系中期许获得对方善意的

行为”[2]。“甘え”的前提就是“两人间的亲密关系”[3]，比如亲子关系、夫妻关系、师生关系、亲友关系、

君臣关系等。其核心便是主从关系、上下关系。

与此相呼应，在现代日本语中还有与“宠赖”（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亚非研究所的尚会鹏教授、南

开大学日语系的韩立红教授都曾把“甘え”译为“娇宠”，尚会鹏教授的博士生杨劲松直接译为“甘性”，

台湾学者把其译为“依爱”，都也未必能够精准地诠释这一特殊日语词汇所包含的传统文化上的暧昧内涵

和双螺旋式的弹性外延。本文另辟蹊径，把其译为“宠赖”，既“上”对“下”之“宠爱”，并由此而根

植出来的“下”对“上”之“依赖”，同时囊括了其饱蕴的双重心理建构和文化内涵。）互为关联的“御

上”(okami)一词。“御”为接头词，表示尊敬郑重之意。“御上”一词的含义有三：一可标记为“御上”，

即“上面”、“上头”，通常指天皇、朝廷、政府、衙门。二可标记为“女将”或“御内儀”， 即女东家、

老板娘、内掌柜、女主人之意，指“决策者、幕后操盘手”。三为某种超自然存在，即神。这个意义上的

“御上”通常记作“御神”。在日本的上古时期，“御神”就是神道鼻祖“天照大神”，即高天原的主神，

是日本皇室的祖先神。在这个意义上“御神”也可指天皇，在“神人一系”的日本传统宗教思想中，天皇

就是“天照大神”在人间的化身，即“神权现”，就如同中国封建时代的“天子”一样。另外，在幕府时

代，“御上”也指幕府将军，这时候称之为“上様”(uesama)。这类似于中国古代对帝王的称呼皇上、圣上。

不管哪一种意义上的“御上”都是一种高于自己、可以保护自己、施惠于自己的超凡存在，自己可以信任

依赖“御上”，可对“御上”尽情撒娇，自己与“御上”的关系是一种依赖与被依赖、保护与被保护的关

系。

1.2 与本课题切入点相关的先行研究

本课题是以日语词汇语言所蕴含的日本文化为切入点来看待日美双边关系及日美博弈的一系列问题。

前人还没有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研究过国际关系问题，故与该课题直接相关的先行研究几乎为零。本文只能

试图从间接相关的前人论著来进行本课题的先行研究综述。

土居健郎是日本著名精神病学家，先后担任过东京大学医学部教授、国际基督教大学教授、国际精神

卫生研究所所长等职务。土居氏是精神分析学“日本学派”的代表人物，人称“人本精神疗法第一人”[4]。

土居氏虽为精神病学医生，但其对日本文化和国民性的研究也颇为独到，成果裴然。其著作『甘えの构造』

（中译本为《日本人的心理结构》或《日本人的精神构造》）是最有名的日本人论之一，被翻译成多国文

字，成为人们解读日本人的重要参考资料之一。《日本人的心理结构》本书从比较文化的视角，细心地观

察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日常用语，分析日语词汇，列举日常生活中日本人的为人处世，对一些往往为人所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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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的话语、动作，乃至心理都给予极大的关注，总结出日本人的依赖心理特征，并根据这一特征创立针对

日本人的独特的心理分析法与理论。土居氏在《日本人的心理结构》中所提出的“宠赖理论”不仅在精神

病学界有着广泛影响，而且也是理解日本人的精神构造和日本社会本原性的关键所在。

土居健郎曾这样断言：“宠赖”不仅是理解日本人精神构成的关键概念，也可以说是理解日本社会构

成的关键概念。[5] 他认为“宠赖”是日本文化和日本国民心理中最突出的特点。“宠赖”心理起源于亲子

关系中幼儿对母亲的依赖心理，即欧美文化中的俄狄浦斯情结(Oedipus complex)，亦称恋母情结(mother

complex)。实际上“甘え”的要求隐藏在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 属于“无意识”领域, 并支配着人的行为，西

方语言中没有相当于“amae ”这个词汇以及这种心理未被心理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所重视, 是因为西方人在成

长过程中这种心理受到压抑。 如果说西欧人自我的确立是压抑“宠赖心理”的话, 日本人自我（大人）的确

立在于对“宠赖心理”感受性的发达。[6]

土居氏以他的“宠赖理论”来指导他的精神病医学实践获得巨大成功,同时也用这一理论来观察日本人

和日本社会，在社会学、文化学领域也同样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美国的社会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及《菊与刀》(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曾深深影响过土居健郎，在他第一留学美国时，“一位偶尔认识的美国妇人借给了我《菊与刀》，

我很快读了这本书。阅读时感觉自己就像书中描写的日本人一样，一边阅读一边感叹：诚然如此啊！《菊

与刀》满足了我个人关于为什么日本人的心理同美国人的心理如此不同的好奇心。”[7] 土居健郎和本尼迪

克特一样，皆是以文化心理分析为切入点来研究日本国民性和日本社会的学者，不外乎一个是精神病学家，

一个是人类学家，一个以精神分析的视角切入，一个以人类学分析的视野切入，殊途而不同归。

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美国当代著名社会人类学家，师从美国文化人类学之父博厄斯专攻

文化人类学。20 世纪初少数的女性学者，受到法兰兹·鲍亚士(Franz Boas)的影响，同爱德华·萨皮尔

(Edward Sapir)提出最早的文化形貌论(Cultural Configuration)，认为文化如同个人，具有不同的类型与特征。

本尼迪克特一生没踏上过日本国土，不懂日语，但其著作“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却影响了整

个日本学界和文化界。本尼迪克特根据文化类型理论，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把战时在美国拘禁的日本

人作为调查对象，同时大量参阅书刊和日本文学及电影，写成报告。报告中推断出的结论是：日本政府会

投降；美国不能直接统治日本；要保存并利用日本的原有行政机构。因为日本跟德国不同，不能用对付德

国的办法对付日本。本尼迪克特一语成谶，战后美国的决策同其预见完全一致。

“菊”本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武家文化的象征。但本尼迪克特在以此命名本书时，似乎并未从

这种含义出发，而是以“菊”和“刀”来象征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亦即日本文化的双重性，即：黩武而又

爱美，彬彬有礼而又倨傲不恭，尚礼而又好斗，喜新而不厌旧，忠贞而又善变等。由此入手，进而分析日

本社会的等级制及有关习俗，并指出日本幼儿教养和成人教养的不连续性是形成双重性格的重要因素。本

尼迪克特认为武士须尽忠于将军，追随并保护将军，维护国家的稳定和安全，在幕府危急时甚至须杀身成

仁、为“上”赴死，即用“死”来诠释“忠”，从而完成武士之“道”。本尼迪克特所提出的“忠孝仁义

信”里的“忠信模式”首先是以“信”为前提的，“义理”要求家臣对主公要做到最大的忠诚，但如果主

公侮辱了家臣，“情义”自然就不再存在，家臣可以随时随欲地背叛主公。[8] 这在武家时代得到了最为彻

底的体现。

有些日本社会学者对本尼迪克特评价很高，认为其“深刻的洞察力”把日本国民性剖析得入木三分，

有些日本历史学者则不同意，认为作者把特定时代、特殊社会集团的社会心理当作“日本人”的普遍心理，

在方法论上有非历史的和超阶级的缺点。评价虽然不同，影响很大则是事实。1951 年此书被列入日本《现

代教养文库》，至 1963 年已重印三十六次。1982 年出版的一本介绍“日本学”名著的书中称赞此书是现代

日本学的鼻祖，是文化人类学者研究日本的经典性著作。1986 年一篇综述战后日本研究状况的文章列举七

种代表性观点，说《菊与刀》是令人注目的一种，凡此都表明，此书影响至今不衰。确实，本尼迪克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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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对文化人类学，特别是对文化与个性领域的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

在国内对土居健郎及『甘えの构造』进行研究的知名学者有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亚非研究所的尚会

鹏教授及其弟子杨劲松等人，除此之外还有南开大学日语系的韩立韩教授。

尚会鹏在《中国人与日本人》中从家庭观念入手，着重解释了忠孝观念在中日的差距，剖析了日本人

心态和社群状态，通过对中日两国民族性、民族行为方式的分析来诠释了日本人和日本社会的深层结构。

其在《土居健郎的“娇宠”理论与日本人的和日本社会》一文中也对土居健郎及『甘えの构造』一书进行

了深层解读，提出了一些颇为独到的观点。

1.3 与本课题中心（日美博弈）相关的先行研究

关于日美博弈和日美关系的研究领域，日本防卫大学校长五百旗头真及他的研究团队可以说是日本国

内的翘楚了。五百旗头真 1943 年生于日本兵库县 1967 年毕业于京都大学法学部。2003 年至今，担任新一

届日中友好 21 世纪委员会日方委员。其间，曾赴美国哈佛大学、英国伦敦大学任客座研究员。现为日本防

卫大学校长、神户大学名誉教授。主要论著：《米国の日本占領政策》（上、下册，中央公论社，1985 年，

获三得利学艺奖），《日米戦争と戦後日本》（大阪书籍出版社，1989 年；讲谈社学术书库，2005 年，获

吉田茂奖），《占領期》（读卖新闻社，1997 年，获吉野作造奖）等。[9] 五百旗头真在《日美关系史》一

书中指出“过去 150 多年的日美关系奠定了今后 100 年日美关系的基础。20 世纪，日美关系被说成是“世

界上最重要的两国关系”，那么，在 21 世纪两国又将沿着怎样的航路前行？这不仅关系到日美两国，也必

将给亚洲、太平洋地区乃至全世界的局势带来影响。我们希望通过反思和重新探讨过去 150 多年中的成绩、

挫折和败局，清晰地认识到日美关系具有什么样的结构和动态？对日美两国和世界具有什么样的意义？”[10]

其研究团队成员有蓑原俊洋（代表作为《排日移民法和日美关系—“埴原书简”的真相及其“重大结

果”》，岩波新书 2002 年版，获“美国学会清水博奖”）、五百旗头熏（代表作有《开国和修改不平等条

约—日本对国际准则的适应过程》，收入《东亚国际政治史》，由名古屋大学出版会于 2007 年出版）、寺

本康俊（代表作为《日俄战争以后的日本外交—力量政治中的满韩问题》，信山社 1999 年版）、高原秀介

（代表作为《威尔逊外交和日本—理想与现实之间（1913-1921 年）》，创文社 2006 年版，获“美国学会

清水博奖”）、村井良太（代表作有《政党内阁制的成立—1918-1927 年》，有斐阁 2005 年版，获“三得

利学艺奖”）、服部龙二（代表作有《东亚国际环境的变动和日本外交（1918-1931 年）》，有斐阁 2001

年版，获“吉田茂奖”）、久保文明（代表作为《新政和美国的民主政治》，东京大学出版会 1988 年版，

以及《现代美国政治和公共利益》，东京大学出版会 1997 年版）、柴山太（代表作为《冷战初期美国的世

界战略和日本》，收录于《20 世纪日美关系和东亚》，风媒社 2002 年版）、楠绫子（代表作为《吉田茂与

安全保障政策的形成—日本的构想及其相互作用（1943-1952 年），密涅瓦书房 2009 年版，获“佐伯喜一

奖”》，及《战后日本的安全保障政策（1949-1951 年）—吉田茂、外务省、决策集团的形成》，2000 年 6

月发表于《神户法学杂志》第 50 卷第 1 号）、佐佐木桌也（代表作为《封锁政策的形成和变迁—凯南、艾

奇逊、尼采和杜鲁门政权的冷战战略》，三嶺书房 1993 年版，及《艾森豪威尔政权的封锁政策—苏联的威

胁、战略导弹差距的论争和东西交流》，有斐阁 2008 年版）、中西宽（代表作为《亚洲主义的紧箍咒？》，

收录于《20 世纪日本和东亚的形成(1867-2006)》，密涅瓦书房 2008 年版）、添谷芳秀（代表作为《日本外

交与中国（1945-1972 年）》，庆应大学出版会 1995 年版，及《日本的“中间力量”外交—战后日本的选

择与构想》，筑摩书房 2005 年版）、Robert D. Eldridge（代表作有《冲绳问题的起源—战后日美关系中的

冲绳（1945-1952 年）》，名古屋大学出版会 2003 年版，获“三得利学艺奖”；及《围绕硫磺岛和小笠原

岛的日美关系》，南方新社 2008 年版）、田中明彦（代表作为《新的“中世纪”—21 世纪的世界体系》，

日本经济新闻社 1996 年版；及《亚洲中的日本》，NTT 出版 2007 年版）、田所昌幸（代表作为《超越美

国的金元—金融全球化与货币外交》，中公新书 2001 年版，获“三得利学艺奖”）以及村田晃嗣（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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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总统的挫折—卡特政权有关驻韩美军撤出的政策》，有斐阁 1998 年版，获“美国学会清水博奖”和

“三得利学艺奖”；及《美国外交—苦恼和希望》，讲谈社现代新书 2005 年版）。诸如上述，不一而尽。

另外，日本国际问题专家近藤诚一对日美博弈也有着独到的见解，在《歪められる日本イメージ——

ワシントンのパーセプションゲーム》（中国学者刘莉生把其译为《日美舆论战》）一书中详尽论述了舆

论外交时代的日美交锋。近藤诚一曾任日本外务省国际贸易和经济大使、广报文化交流部部长、经济局总

务参赞、日本驻美公使，日本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使等职务。以一个日本外交官的驻美经历来研究日美

博弈问题。他处于外交第一线，常年与美国打交道，对日美虽为同盟国但并非铁板一块一事深有感触，在

其外交手记《日美舆论战》里描写了日本对美舆论外交战漩涡里的颠簸起伏，再现了日美两国在外交舆论

时代的多次博弈和正面交锋。认为日本人的对美观是具有“厌恶情绪”的，而美国人的对日观也充满了

“厌恶情绪”。美国人对日“厌恶情绪”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经济原因以及两国经济间的摩擦及较量，

“对于美国人来说，日本除了是一个经济体之外什么都不是。”[11]这种认知必然会导致日美间的贸易摩擦

和经济博弈进一步朝着激化的方向发展下去，美国人对日本的信赖度和好感也日益下滑。但“在日美的相

互依存关系不断深化的过程中，日本的‘一贯不公正的贸易行为’、‘经济侵略’抢走了美国的生意，也

就是说日本对美国的经济安全保障构成了极大的威胁。”[12] 同时再加上美国人根深蒂固的战争记忆，“珍

珠港事件”的记忆从来就没有消失过，在 1991 年的民意调查中，仍然有 20%的美国人回答说由于珍珠港事

件现在仍然憎恨日本人。在 1994 年的 CBS/"New York Times"进行的调查中，这一比例上升到 36%，1995 年

的 CBS/TBS 调查为 46%，战争记忆仍然使得美国人对日本人的憎恨根深蒂固，从而形成了美国人对日观的

深层心理基础，也导致了日美两国的博弈愈发宽泛，涉及更多更广的领域。

《歪められる日本イメージ——ワシントンのパーセプションゲーム》一书“日美舆论外交”的实际

案例非常详实，通过对美国政治、外交战略过程中的“认知”概念的研究，探讨了日本外交所面临的诸多

问题，为我们提供了观察日美博弈和舆论外交的“第三只眼”。

1.4 本课题的基础建构：“御墨付”的心理・法理建构

“宠赖”情结植根于大和民族的骨子深处，在日常生活、国家行为、内政外交等各方面，随处可见

“宠赖”情结的外显形式：孩子对母亲的依恋、妻子对丈夫的依靠、部下对上司的服从、下级生对上级生

的仰慕等。在武家时代体现为封臣对封主的尽忠，下级武士对上级武士的服从等。当“上位者”宠爱、信

任并施惠于“下位者”的时候，“下位者”便自然而然地依赖、追随并尽忠于“上位者”。在武家时代，

将军为“封主”（御上），是“上位者”，武士为“封臣”，是“下位者”，其主从、上下关系具有心理

上和法理上的双重保障，其外显行为由“忠—信”模式规定：武士须尽忠于将军，追随并保护将军，维护

国家的稳定和安全，在幕府危急时甚至须杀身成仁、为“上”赴死，即用“死”来诠释“忠”，从而完成

武士之“道”。但其为“上”赴死、由“死”成“忠”的前提是“上位者”的宠爱、信任和恩义，即将军

的“信”、“恩”、“封”。只有“上位者”的“信”、“恩”、“封”三要素得以实现时，“下位者”

方会自然而然地依赖“上位者”，“上位者”的“御墨付”方才具备心理上的容受性和法理上的合法性，

将军的“手谕”也才具备了道义上的权威性。但是当“上位者”的“信”、“恩”、“封”三要素缺失时，

“忠—信模式”自然崩溃，“下位者”自然就不会再依赖、追随和尽忠于“上位者”，“御上”的“御墨

付”自然就失去了心理上和法理上的权威性，“主从情义”自然也失去了其存在的道义基础。就“情义”

而言，臣下对君上要最大限度地尽忠，但如果君上侮辱了臣下，“情义”自然不复存在，臣下即可随时随

欲地背叛君上。 可见，“御墨付”的基础是“忠—信机制”顺利运行，而“忠—信机制”的前提条件是

“上”对“下”之“宠・信”。只有“上”对“下”“宠”和“信”，“下”才会对“上”“赖”和

“忠”，只有“下”对“上”“依赖”“尽忠”，“上”才会对“下”有更多的“恩”“封”，“御墨付”

才具有更高的权威性和实效性。“上下・主从”关系与“宠—赖・忠—信”机制互为关联、浑然一体，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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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为“御墨付”的权威性提供了心理上和法理上的双重建构。

2 战前日美博弈

日美博弈的传统模式当然就是“上—下”、“主—从”博弈。就是谁才是真正的“御上”，谁的“御

墨付”才具备心理上和法理上的权威性的问题。努力成为他者的“御上”，从而统辖他者，向他者发布

“手谕”，使己之“御墨付”在更大范围内具有权威性。“黑船来航”前日本原本偏安一隅，执行闭关锁

国的政策。佩里扣关后被迫开国，在被半边缘化的危境中嗅到了“御墨付”的权威性，日美博弈以日本的

半边缘化为阵痛拉开了帷幕。

2.1 日美博弈的原始阶段

日美博弈始于“黑船来航”事件。在“黑船叩关”后，日本被迫开国，日美关系紧张，1854 年 3 月 31

日（日本愚人节），日本被迫和美国签订了《日美和亲条约》，日本开放下田、箱馆，美国获得驻日领事

权和单边最惠国待遇。这是一个没有经过战争，凭借着双方实力巨大差异性而交涉签订的条约。日美间第

一次博弈以日本的失败而告终。其后又于 1858 年签订了以《日美友好通商条约》为首的一系列通商条约，

统称《安政五国条约》。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透过黑船看到了什么？《日美和亲条约》签订以后，日本开始用自己的力量来造船，

向荷兰订购远洋船，开始自己制造远洋船。日本初期的远洋船发展状况可参见下表。

A 日本内地生产的西式帆船

船名 船型 生产地 生产年月 备考

凤凰丸 帆船 浦贺 1854年6月 改造后称“丰岛型”

君泽丸 纵帆式 下田 1855年5月 模仿荷兰“狄安娜号”建造

昌平丸 帆船 鹿儿岛 1855年8月 上献幕府

旭日丸 帆船 横滨 1856年6月 水户藩造，后上献幕府

凤瑞丸 帆船 鹿儿岛 1856年10月 上献幕府

B 外国制蒸汽舰只（木造）

舰名 功率

（马力） 规格

（长×宽×高） 所配 火炮

生产国 生产 时间

领取 时间

观光丸（松宾） 由荷兰王威廉

三世赠送 150 29×5×4 6 荷兰 1850年 1855年

咸临丸（雅班） 从荷兰以10万 美元高价购入

100 27×4 12 荷兰 1856年 1857年

蟠龙丸（恩培拉） 英国女王维多

利亚赠送 60 23×3.3×2.1 4 英国 1856年 1858男

朝阳丸（埃德） 从荷兰以10万 美元高价购入

内轮 100

27×4 12 荷兰 1856年 1858年

资料来源：《大日本古文書・幕末外国関係文書》《海軍歴史》（勝海舟編）《日本近代造船史》（造船協会編）

可见，日本在第一日美博弈中惨败后立马睁眼看世界，黑船所具有的意义已经从“重大的事件”转变

为“变化了的事情”，其效益渐显。[13] 日本的价值观也随之发生了很大改变，大和民族的思想开始了“异

变”，脱离了中华世界，荷兰语和兰学也日益式微，英语英学在日本社会中开始占据主导地位。《日美和

亲条约》在日本近代史的发展过程中起了决定性的重要作用。

其后日本励精图治，通过明治维新拜托了半殖民地的危机，成功去边缘化。取得了中日甲午战争及日

俄战争的胜利，开始跻身世界强国之列。日美在日俄战争中进行了一次隐性的战略博弈，美国作为日俄战

争中对日贷款的最大债主，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美国成了日本经济的“御上”。日本虽然战胜，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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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000 人阵亡，173425 人负伤，背负着沉重的美国债务，国内矛盾也愈发严重。尽管如此，日俄战争后日本

造船业得以实现自立化，军工业得到大力发展，日本帝国最终确立，日本帝国主义开始膨胀。如果说其前

的日美博弈只是个前奏的话，日俄战争后的日美较量才算是真正拉开了日美博弈的帷幕。

2.2 1905-1941 的日美博弈

日俄战争后，日美加剧了在中国东北的争夺。1905 年 7 月 22 日，美国陆军部长塔夫脱与日本首相桂太

郎订立了“塔夫脱—桂太郎秘密协定”，日本宣称美国“将与日本和英国共同合作，以处理它的远东问

题”。各怀鬼胎地开始了在华利益的角逐。1908 年，鉴于日俄勾结，美国暂缓与日紧张关系，于 1908 年 11

月 30 日缔结了美日“卢特—高平协定”，承认了日本在中国东北的优势，以此换取日本对美国的远东政策

的支持，但美国从未放弃过对中国东北的经济渗透，只不过是换了一种较为柔软的经济手段与日本博弈，

日美皆想成为远东地区的“御上”，主宰远东事务。

在英、德、法、美四大国治下，日本处于从属的二流帝国主义地位，但日本在日俄战争后经过 10 年的

苦心经营，在 1907 年确定了把美、法作为假想敌扩军备战方针，并以此为轴心，开始推行铁路国有化、扩

充炼钢炼铁厂、经营殖民地、振兴教育等帝国主义政策，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契机，终于跻身到了一流的

帝国主义国家行列里。日美在远东的角逐日益加剧，日本与美英的对立也以一战划期日益加强。一战期间

的日本在日美博弈中以微弱优势处于“上位”。1915 年日本覆灭中国的“二十一条”沉重地打击了美国的

“门户开放”政策，此时的美国还无力与日本一战，便以妥协的方式来确保美国的在华利益。1915 年 3 月

13 日，美国照会日本，对日本关于山东、南满和蒙古东部的要求没有异议，“坦率承认领土相邻构成日本

与这些地区间的特殊关系”，[14] 但对“所有中国沿海、港湾及岛屿，概不让与或租与他国”，[15] 日本政府

对此断然拒绝。1916-1917 年，日美在中国参战问题上也展开了激烈的较量，段祺瑞在“府院之争”中的胜

利宣告了日本的胜利、美国的失败。1917 年 11 月 2 日，美日“兰辛—石井协定”签订，该协定宣称“美国

政府承认日本在中国特别是在中国之与日本属地接壤之部分有特殊利益”，“日美两国政府永远遵守所谓

‘门户开放’或在华工商业机会均等的原则”[16]。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日美博弈中，美国势微，日本

势强，日本在对华角逐中占尽了先机，帝国主义扩张愈发膨胀。

一战结束后，威尔逊持“十四点”携理想主义越洋而来，企图冲出拉美走向世界。此时美国势强，日

本势微，华盛顿体系大为制约了日本帝国的政治和经济扩张。虽然已经跻身一流强国之列，但由于实力与

英美的悬殊，日本无奈只能同意《九国条约》和《五国限制海军军备条约》，被迫接受了 5:5:3 的方案。华

盛顿会议的结果是美国获得巨大胜利。尽管如此，一战确实给日本经济带来了空前的繁荣并成为日本资本

主义飞跃式改变面貌的重要转机，大大推动了日本“大战经济”的大发展，从债务国一跃变成了债权国。[17]

日本的经济实力大为加强，日美博弈的实力大为提高。

1929 年 10 月，以美国为始，爆发了空前的世界经济大危机，使“凡尔赛—华盛顿”体制下的国际协调

机制遭到严重破坏，各国军事对立加剧，日德首先对“凡尔赛—华盛顿”体制发起了挑战。1933 年日德退

出国联，各国间的军备竞赛更加激烈。“昭和危机”的爆发动摇了日本资本主义的整个结构，中小企业受

到致命打击，失业人数骤增，国内矛盾愈发激化，日本处于崩溃边缘。日本法西斯主义趁机登台，建立了

法西斯统治，为了转移国内矛盾，鼓吹排外主义，挑起了中日战争，成为了二战的策源地之一。其时美国

的对日政策是先欧后亚，不干涩日本对华侵略的方针，但随着日本推行独霸中国和南进战略，日美矛盾逐

步激化。“九一八事变”后，美国提出了“史汀生主义”，而日本再次发起了对美攻势，外务省在 1934 年

4 月 17 日发表了天羽声明，即独霸中国的声明，以排挤美英的在华势力、关闭中国门户为目的。美国于 4

月 29 日对日发出照会，指出“在涉及其他主权国家的权利、义务与合法利益的情况下，没有一个国家能够

不经其他有关国家的同意，而得以达成它自己的企图。”[18] 接着赫尔国务卿在召见日本驻美大使时指出美

国政府不能同意“日本方面意图在邻国及相邻土地上享有太上政府的地位。”[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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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 年 7 月 7 日，中日战争全面爆发，美国对中日战争执行中立法，即便在 1937 年 12 月 12 日，美国

炮舰巴纳号和 3 艘美国商船在长江被日机炸毁，美国政府也仅仅只是要求日本政府道歉和赔偿，美国驻日大

使格鲁认为其“显示了美日两国政府的明智和卓识”[20]。1938-1940 年，美日矛盾虽然日益加剧，但美国政

府害怕对日“禁运”将“遭受报复”。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在日美博弈中美国一直处于守势，对日妥协，

采取了绥靖政策。

2.3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日美博弈

1941 年 12 月 7 日上午 7 点 55 分日本对珍珠港发动了突然袭击，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共击沉美舰 8 艘，

炸伤 12 艘，击毁海军飞机 80 架，陆军飞机 97 架，美军死亡 2117 人，失踪 961 人，美太平洋舰队除 6 艘不

在珍珠港的航空母舰外全部被歼，日机损失不到 100 架，伤亡不到 100 人。[21] 12 月 8 日上午，罗斯福在国

会发表演说，宣布美国与日本处于战争状态。罗斯福说：“我国人民、领土和利益都处于严重的危险中。”

参议院以 82 票对 0 票，众议院以 388 票对 1 票通过对日宣战决议。珍珠港事件标志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和

美国的正式参战。在政治上，日本的偷袭帮助美国扫清了孤立主义的迷雾，开始了美国在世界上最强经济

大国向最强军事大国的转变，并且使美国迅速正式投入反法西斯阵营。[22]

在太平洋战争之初，美国连连失利，在珊瑚海战中，美日各损失一艘航母。在 1942 年 6 月的中途岛海

战中，美机炸沉 4 艘日军航母、1 艘战列舰、1 艘巡洋舰和 3 艘驱逐舰，日本遭受了首次惨白，使日本丧失

了海上作战和两栖作战的主动权，中途岛海战成了太平洋战争的重要转折点。其后，日军在瓜岛战争中遭

受重大挫折，从 1942 年 10 月起，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中的优势结束，美国开始掌握了日美博弈的主导权，由

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

1945 年 8 月 6 日上午 9 点 15 分，美国 B-29 型轰炸机在广岛投下了“小男孩”（2 万吨 TNT 当量），

一分钟之内 4 平方英里的城市文明化为乌有，顷刻间死亡 60175 人。8 月 9 日上午 11 点 30 分，美机在长崎

投下了“胖子”，长崎遭到了和广岛一样的悲惨命运，日本的两大城市被摧毁，死伤 20 余万人。

8 月 14 日中午，裕仁天皇终于发布了投降诏书（即玉音放送）：

朕深鉴于世界大势及帝国之现状，欲采取非常之措施，收拾时局，兹告尔等臣民：朕已饬令帝国政府

通告美、英、中、苏四国，接受其联合公告……若夫为情所激，妄滋事端，或同胞龃龉，扰乱时局，使道

迷宗失，失信于世界，乃朕所深戒也。今宜举国一致，以保子孙相传、九州不灭。念任重道远，倾全力於

来日之建设，笃道守义、坚志定操，方能发扬国体精华，不后进於世界。望尔等善体朕意。

可见，裕仁天皇的玉音放送旨在保全国体，以期日后雄起，所谓留得青山在何愁没柴烧亦。8 月 15 日，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 月 28 日，美军登陆日本，开始了对日本的占领。在这次日美博弈中，以美国的全

盘胜利和日本的彻底失败而告终。美国以强大的经济、军事和政治实力成了日本真正的“御上”，战后半

个世纪日本不得不处处仰美人鼻息，时时以美国这一“御上”的“御墨付”为行动纲领，特别是战后初期，

日本所有的内政外交政策全都以美国的“御墨付”为基本准则。日美博弈步入了以美国为主导的单极时代。

3 战后美国的对日政策及美日同盟

以日本的无条件投降为标志，二战宣告结束，昔日的世界强国英法皆遭受重创，美国却在大战中浴火

重生，二战结束时美国的原钢产量为 8132 万吨，GDP 总值为 2119 亿美元，占全世界的 40%，[23] 制造业生

产指数与 1939 年相比增加 96%，农业生产增加 22%，运输业增加 109%，[24] 拥有强大的军力和唯一的核武

器，成了世界头号霸主。而日本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国家主权已经被美国的殖民总督麦克阿瑟掌控，美

国在这场博弈中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俨然是日本的“御上”，麦克阿瑟成了日本事实上的统治者，代美

国政府发布“御墨付”，在日实施殖民统治。统治日本甚至统治世界俨然已成了美国的历史使命。

二战后的日美关系中，这一对在太平洋战争中杀红了眼的死对头却迅速化干戈为玉帛，成为亲密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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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么快的情感转向？这除了美国的强奸性的对日政策和日美双方政府的利益选择外，还

有着传统文化中的心理认同，特别是对日本来说，由日本传统武家时代的词汇所孕生的传统文化上的心理

认同在对美的情感转向过程中起了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实际上，二战结束后，许多美国的公众人物和平

民仍旧非常仇视日本人，，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了大多数的美国人都后悔没有在日本多投几颗原子弹。在

庆祝第三件对返航旧金山的宴会上，美国海军上将威廉哈尔西表明对那些为确保“彻底击败冷酷敌人”而

忍辱负重和捐躯的美国士兵而言，对日本的“宽大”行为将是对他们的极大侮辱。[25] 故战后初期美国的对

日政策是极为严厉的。

3.1 美国对日占领体制

1945 年 8 月 12 日，杜鲁门就任命麦克阿瑟为对日占领的最高统帅，次日向麦克阿瑟发布有关占领日本

手续的命令：“自投降之日起，统治国家的天皇和日本政府的权限即从属阁下，为完成投降条款，阁下可

采取适当手段。”在《初期对日方针》中也明确规定了“天皇与日本政府的权力，须受盟军最高统帅之支

配。”麦克阿瑟也高调宣称自己“对日本国民具有无限的权力，历史上，任何殖民地总督、征服者或司令

官，都没有拥有过像我这样对日本国民拥有的巨大权力，我是八千万日本国民的绝对统治者。” [26] 显然，

麦克阿瑟俨然是日本事实上统治者，即日本政府之“御上”，代美国政府进行殖民统治，其所发布的“御

墨付”具备法理上的极大权威性，是日本政府和国民的行动纲领和基本准则。

麦克阿瑟抵日后，通过对日本国民性的了解和与日本政府的反复沟通交涉，发现间接统治能够最省力

地把日本变为美国的属国，[27] 于是决定采取通过日本政府进行统治的间接占领方式，取消军管，实行间接

统治而不实行军政，从而形成了战后对日本的占领体制的基础。9 月 15 日，麦克阿瑟将 GHQ[28]从横滨迁至

东京，开始了对日本的间接统治。

间接统治方针确立之后，麦克阿瑟开始着手改组占领机构，把原先的军政局改组扩大为盟国最高司令

官总司令部(GHQ/SCAP[29])，下设参谋部和幕僚部。幕僚部专门负责民事行政，由最初的 9 局扩大为 14 局，

在推行初期占领政策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3.2 战后美国对日统治

美国占领当局在建立健全 GHQ/SCAP 的同时，开始推行“3D 改革”，即非军事化、非集权化和民主化

改革，促使日本旧体制迅速解体，也为战后日本新政治体系和外交体系的形成定下了“美色”基调。

1945 年 9 月 22 日，美国政府就下达了战后第一个对日政策的“御墨付”，即《日本投降后初期美国对

日政策》这一文件。文件主旨有二，其一为根据盟国协议肃清日本军国主义，进行民主改革。其二为在日

本建立一个“支持美国目标”的政府，以确保日本不再成为美国的威胁，如果各盟国对美国的占领政策有

疑义，应以美国政策为准。可见，美国这一“御墨付”清楚地表明了美国不但要单独占领日本，而且要把

战时盟国制定的对日政策美国化，把战败的日本改造成适应美国在亚洲及远东的战略需要的从属国。[30]

当然，在冷战爆发前，《日本投降后初期美国对日政策》的两大主旨都得以实现了，美国在日本进行

了一次广泛的非常严厉的自上而下的民主改革，审判战犯，修改日本宪法，推行经济农地改革及文化教育

改革，实行劳动立法，解散财阀，拆毁军工厂，解除右翼分子公职，整肃军国主义者等，使整个日本社会

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日本国宪法的制定给列岛文明景观带来了改天换地的变化。

1946 年 2 月 3 日，麦克阿瑟下达了起草新宪法的“御墨付”，即制定新宪法的三原则，GHQ 总部按照

三原则制定了宪法草案，币原内阁不得已只能接受宪法三原则，在 3 月 5 日以 GHQ 总部的方案为蓝本发布

了《宪法改正草案刚要》，进而成为《宪法改正草案》，于 11 月 3 日作为《日本国宪法》公布于世，并于

1947 年 5 月 3 日生效。《日本国宪法》完全体现了美国意志，特别是第九条“放弃战争确立一个和平的日

本”规制了日本战后的和平发展道路。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美国的“御墨付”确实起到了促进世界和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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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

民主改革后，日本社会的封建因素几乎一扫而光，并使民主化深深扎根于日本历史和民众中。但这种

民主化是在美国主导下，由日本反民主的统治阶级所实行的，因此有无数的不彻底性和欺骗性。 [31] 一切皆

以美国这一“御上”的“御墨付”为基调施行的，故日本人民在心理上对美国这一“御上”充满了不满和

反抗，但又无可奈何，只能等待时机，以期独立。民主改革后的日本历史，在经济方面乃是垄断资产阶级

在美国控制下复兴的历史；在政治方面是垄断资产阶级的政府和政党作为美军的工具统治人民，而人民则

和它对抗从而争取民主的历史。在这种斗争中，民主势力逐渐懂得：不从美国占领军之下争取民族独立，

民主主义是不能确立的。[32] 由此，随着冷战的到来，日美博弈又拉开了新一轮的帷幕。

3.3 冷战初期美国的对日政策

1947 年伊始，从丘吉尔的“铁幕演说”到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的出台，世界历史进入了欧洲分裂、

东西对峙的冷战时代。“冷战”只经过一年的时间差便反映到了美国的对日占领政策上。尽管战争期间美

军的轰炸几乎毁了日本的所有城市，但日本仍然是一个有着较为健全的金融机构、交通通讯设施和一批有

文化有纪律的劳动力的工业国，在经济上仍然具备资本主义社会的必须成分。在战略上其地理位置远离亚

洲大陆，是美国抵御远东共产主义的“天然堡垒”。因此美国不得不放弃占领初期对日的首要政策，走上

了“逆转路线”。[33] 驻日美军撤销了土地再分配计划，取消了变日本为民主国家的计划。同时，为了加强

日本的经济复兴，美国还停止了日本对亚洲国家的战败国赔偿，并强迫亚洲国家再一次成为日本的准殖民

原材料供应国。[34] 美国还变本加厉地为裕仁天皇辩护，这场破坏性巨大的战争正是以裕仁的名义发动的，

给数亿的亚洲人民带来了重大伤亡和痛苦，但美国却拒绝将其作为战犯进行审判。[35]

1948 年 10 月《关于美国对日政策的通告》（《NSE13/2》）是美国正式承认对日占领政策转变的文件。

《NSE13/2》的两大主旨便是重整军备和经济复兴，这无啻于一个“东方马歇尔计划”。随着亚洲革命的日

新月异，“美国对压制中国的革命形势已无能为力，在远东除了扶植日本之外将别无选择。”1948 年 12 月

美国政府下达了“稳定经济九原则”的指令，派国防部顾问底特律银行董事长道奇来日指挥吉田内阁执行

这九项原则。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日本作为美国在远东地区反共反苏反华的桥头堡之地位日益突出。日

美“上下”沆瀣一气、“主从”狼狈为奸地开始推行亚洲政策。

1951 年 9 月 4—8 日，旧金山片面对日媾和会议召开，美国通过片面的“旧金山媾和”为日本松绑，用

《日美安全条约》为日本解枷，从而为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大开方便之门。麦克阿瑟占领当局授意吉田政

府在 1950 年组建了一支 7.5 万人的警察预备队并发展军火工业。截至 1951 年底，在 21 万 288 名被褫夺公

职者中，有 20 万 1507 人被美国当局结束了整肃，恢复了公职。[36]

几乎全部解除了对日本军国主义者及右

翼分子的整肃，其中包括甲级战犯岸信介、重光葵，乙级战犯儿玉誉士夫。岸信介曾是操纵伪满洲国的

“五人帮”之一，有“满洲之妖”和“昭和之妖”之称，在东京审判中被定为甲级战犯并关进巢鸭监狱。

1948 年在对东条英机等 7 名甲级战犯实行绞刑后的第二天获释出狱，1952 年获被美国占领当局彻底解除了

“整肃”，同年组织了“日本再建同盟”这一右翼团体。1953 年入选众议院，1954 年任日本民主党干事长，

1956 年任外相，1957 年 2 月任首相。在其执掌权柄期间，修订了《日美安保条约》，不断加速日本的扩军

步伐。

在美国的大力支持下，日本经济得以恢复，军事得以重新武装。1960 年 6 月 19 日美日签订了《日美新

安保条约》，《安保条约》由于《日美相互安全保障法(MSA)协定》而得到加强。《MSA 协定》就是美国

给予对方国家以军事和经济援助，使受援国担负一定的军事、政治义务，以强化其对美国的依附。 [37]

《MSA 协定》于 1954 年 4 月签订，日本接受美国的武器援助，其交换条件，则是以保护美国提供的武器秘

密为名，制定殖民地性质的镇压法律《刑事特别法》，这完全是半殖民地性质的附庸。[38] 日本在政治军事

上从属于美国这一“御上”的大前提下，以美国的“御墨付”为行为基准，力图恢复垄断资本主义，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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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到远远超过战前的水平，并加紧重新武装。在冷战的数十年里，大和民族放下了“神国”尊严，摒弃

了民族优越感，甚至忘掉了民族身份和国家认同，将国防权和外交权交给美国，也定下了战后日本外交的

“美色基调”。

3.4 战后日本外交的“美色基调”

战后日本外交、经济和社会的重塑均是按照美国蓝图设计的，皆是为美国意志服务的，其外交的着眼

点就是一切外交政策出台前必须获得美国的“御墨付”。战后日本在亲美保守派币原喜重郎、吉田茂等

“保守本流”执政理念的引领下，在对外战略上，采取了以美国为中心、以对美协调为基点的“哈美外交”

政策。一切皆以获得美国的“御墨付”为出发点。在日美基轴这一大前提下，日本一直把与美国结盟当作

对外战略的基石，重大外交决策都同美国保持一致，在关键时刻总是向美国“一边倒”。现在日本在对外

政策中，在对美国和对亚洲的关系上外交天平的严重失衡也是这种特点的反映。比如给中国人强烈“亲华”

印象的温和派首相福田康夫，刚当选为首相时，就请当时在美国访问的国防大学校长五百旗头真代其向美

国各界转达“新福田主义”：“重视日美同盟，同时也重视与亚洲的关系”。并把美国作为其上任之后的

首访之国。可见，“新福田主义”的真正内涵亦是以“美日基轴”为核心同时兼顾美亚平衡的“亲美外

交”。日本对美国几乎达到了惟命是从的地步。历届内阁总理大臣上台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访美，正如

米歇尔·布莱克(Michel Blaker)所说，日本外交官在外交上与其说是追求外交成果不如说优先考虑的是不要

使美国产生不满以及不在国际上孤立，内阁和外务省的所有外交努力都集中到获得美国的谅解并得到“御

墨付”。美国成了其外交政策的幕后操盘手。

4 后冷战时代日美同盟中的日美博弈

日美同盟导致日本对美国这一“御上”产生了一种结构性依赖，并渗透于日本的一切内外政策之中，

且历时弥久。Edwin O. Reischauer 曾预言日本将变成美国的附庸国， Reischauer 一语成谶。这种“下位者”

对“上位者”的结构性依赖从战后一直贯穿到现在，日本的内政外交中处处皆有这种结构性依赖的具体体

现。2003 年 2 月，自民党政调会长久间章生在伊拉克战争立场上如是表态：“日本（除了追随美国之外）

将别无选择，毕竟，日本就像美国的一个州。”[39] 久间章生在防卫厅升级为防卫省之后出任首任防卫相，

虽心有不甘，但其在国防上同美协调的基调从未改变过。后藤田正晴虽痛心疾首地痛呼“日本已经沦为美

国的仆从国或者说属国”，[40] “但日本政治家处于对朝鲜的恐惧，恨不得变成另一个美洲国家以寻求国家

安全。实际上，他们只是希望日本成为美国的一部分而已。”[41]

日本对美国的结构性依赖表面上使日本在美国化的同时去日本化，大和民族的民族秉性从来都未放弃

过民族回归和再次雄起的诉求，民族主义在美国化的同时成了日本回归自然而然的心理诉求，日本回归的

心理诉求必然会激起再度与美博弈的雄心壮志，其最为精彩的外显形式莫过于同美国在经济领域中的角逐

了。

4.1 冷战结束后日美在经济领域的博弈

冷战结束后，美国虽然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但已日显颓势，而日本崛起的势头正猛，日本这一昔日

的小跟班正携“经济超级大国”的优势欲跟美国这一“御上”共同分担世界事务。日美经济领域内的贸易

摩擦日益加剧，日本垄断资本从两次“战争特需”中获得了巨额利润，1985 年日本首次超越美国成为世界

上最大的债权国，而美国却从头号债权国跌落为最大债务国。1985-1993 的 9 年间，在美国对外贸易逆差总

额的 10809 亿美元中，对日贸易逆差高达 4557 亿美元，占美国对外贸易逆差的 42%，其后不断攀升（见下

表）。

可见冷战后美日贸易战日趋白热化，难怪当苏联红旗从克里姆林宫上空飘落的时候，一个美国的经济

战略家说了这么一句话：“冷战结束了，赢的并不是我们，而是日本。”美国的应对方式不外乎就是施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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逼迫日本让步，从而形成了日美经济博弈里的“上压下退”这一基本模式。但是随着日美经济摩擦逐渐向

新兴产业甚至向体制与政策领域的深入，“下退”的余地越来越小。日本舆论对“上压”的批判之声日益

高涨，日本单方面让步的模式开始朝着日美对等谈判模式转变。日美经济博弈的传统模式开始发生了本质

变化，日美贸易摩擦继续纵深发展，愈发全面化、尖锐化、复杂化，日美同盟也因次而出现了裂痕，受到

了严重的挑战，。

A 1990-1995 年间美国对日贸易逆差变化示例表

年度 1990年度 1991年度 1992年度 1993年度 1994年度 1995年度

逆差额 411亿美元 434亿美元 496亿美元 594亿美元 657亿美元 591亿美元

B 1991-1995 年间日美贸易额变化示例表（单位：10 亿日元）

年份 1991年 1992年 1993年 1994年 1995年

日对美出口 12324 12121 11735 12036 11333

美对日出口 7191 6622 6163 6424 7076

（资料来源：http://www.mofa.go.jp）

4.2 冷战结束后日美在防务领域的博弈

美国政府一直执着地认为“在亚太地区再没有比美日关系更重要的双边关系了，美日同盟是美国亚太

安全政策和全球战略的基础。”[42] 在日美同盟中，防务同盟与经济同盟可以说是一个核桃的两半边，防务

同盟与外交同盟可以说是一体的，皆是美国意志下以美国为主导的“上令下从”的传统模式，是日美同盟

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支点。

冷战结束后，随着日美经济博弈的日趋激烈，日美间的防务合作也出现了更多的摩擦和龃龉。日本在

防务领域也开始了与美国的较量。80 年代后期日本在经济和技术上崛起为世界一流大国，70 年代那种“通

过购买先进武器装备和许可证生产的方式由美国将先进的防卫技术转让给日本”的单向模式已经不再适应

日美防卫技术的合作了，日本开始谋求重塑原来的政策框架，以期改变传统的防务同盟模式。事实上，原

有的单向合作模式亦不能满足美国对日本更多技术合作的要求，双方都在筹谋如何获得防务同盟上的帕累

托最优解，日美防务博弈日趋激烈，最终以“FSX 战机事件”[43]为日美防务博弈的正面交锋提供了机会。

到了 80 年代后期，日美围绕 FSX 支援战机是由日本单方面开发还是由日美共同开发的问题展开了激烈交锋，

当然，日本是想独立开发 FSX 战机，美国（特别是国会）普遍认为这是日本向美国航空工业及防务领域的

统治地位发出挑战的标志。让美国政府最为担心的是一旦日本独立开发 FSX 战机，就讲削弱美国的技术优

势，并进一步削弱美国对日本的控制力度。故在防务方面继续把日本仅仅地与美国拴在一起，防止日本从

美日防务同盟体系中逃逸，同时继续保持其在防空领域的对日优势，所以美国力争在 FSX 战机开发中和生

产中的份额，日美博弈日益加剧。

另外一方面，在防务上美国要求日本为美国“减负”。70 年代，美国在“SOFA”[44]中要求日本为美国

无偿提供“设施和地域”，美国对己保护日本、而日本只知免费搭车的防务态度越来越不满。美国国会武

装委员会声称：“鉴于日本巨大的经济实力，它在防务方面的贡献和能力是远远不够的。” [45] 美国安全分

析家 Edward A. Olsen 对日本在防务上的搭便车行为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日本在防卫方面的贡献无疑是最

少的、最吝啬的。事实上日本是在享受免费乘车，从国际集体安全体系中受益，却拒绝分担相应的责任和

风险。”[46] 海湾战争拒不派兵为美国减负的行为让美国对日本的指责达到顶峰，美国要求日本为其防务减

负的呼声愈来愈高。而日本也对美国一味要求自己提供资金支持而愤愤不平，认为“自己不过是一台自动

提款机，是挨一脚才能吐出钱的提款机”。[47] “日本人开始对美国在日本布陈重兵却由日本支付全部军费

开支提出了质疑（日本每年为美军支付 50 亿美元的军费开支）”。[48] 自己为美国提供了强大的经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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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被美国讥讽为“支票外交”，这就使得日本人在感情上受到很大伤害，其不快正在转变为‘厌美情绪’，

进而深深地扎根于国民心中。两国民间的敌对情绪和厌恶情绪日益加深，感情、文化及心理摩擦愈发凸显，

从而导致了新民族主义的兴起和对抗。日本内部甚至出现了怀疑日美同盟是否有必要存在的问题。

4.3 冷战结束后日美在政治外交领域的博弈

战后日本外交、经济和社会的重塑均是按照美国蓝图设计的，皆是为美国意志服务的，其外交的着眼

点就是一切外交政策出台前必须获得美国的“御墨付”。战后日本在亲美保守派币原喜重郎、吉田茂等

“保守本流”执政理念的引领下，在对外战略上，采取了以美国为中心、以对美协调为基点的“哈美外交”

政策。一切皆以获得美国的“御墨付”为出发点。在日美基轴这一大前提下，日本一直把与美国结盟当作

对外战略的基石，重大外交决策都同美国保持一致，在关键时刻总是向美国“一边倒”。现在日本在对外

政策中，在对美国和对亚洲的关系上外交天平的严重失衡也是这种特点的反映。比如给中国人强烈“亲华”

印象的温和派首相福田康夫，刚当选为首相时，就请当时在美国访问的国防大学校长五百旗头真代其向美

国各界转达“新福田主义”：“重视日美同盟，同时也重视与亚洲的关系”。并把美国作为其上任之后的

首访之国。可见，“新福田主义”的真正内涵亦是以“美日基轴”为核心同时兼顾美亚平衡的“亲美外

交”。日本对美国几乎达到了惟命是从的地步。历届内阁总理大臣上台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访美，正如

米歇尔·布莱克(Michel Blaker)所说，日本外交官在外交上与其说是追求外交成果不如说优先考虑的是不要

使美国产生不满以及不在国际上孤立，内阁和外务省的所有外交努力都集中到获得美国的谅解并得到“御

墨付”。美国成了其外交政策的幕后操盘手。

但冷战结束后，美国的相对衰弱为日本哈美外交模式的转变提供了有利的国际环境。日本要求不再看

美国眼色行事，要求政治正常化和外交正常化，加快实现政治大国的步伐，要再国际社会中扮演与自己强

大的经济实力相符合的角色。“哈美外交”的比重不断缩小，“自主外交”的比重不断加大。日本前首相

海部俊树就公开宣称：“日本已不再是听命于美国老师的规规矩矩的小学生，而是平等合作又竞争的平等

伙伴。”显然，美国已不再是日本的“御上”，美国的“御墨付”也失去了原来的权威性，日本对美国的

结构性依赖正日渐被打破。

5 余论

“哈美外交”的本质就是追随美国，最大特点就是二元属性，其二元属性的始作俑者还是“菊与刀”

的民族秉性。亲美的本质就是在美国的保护下获得最大的国家利益，日本人把中国古语“预先取之、必先

予之”的经验利用得炉火纯青，把大和民族潜意识里的“宠赖情结”发挥得淋漓尽致，不断向美国撒娇发

嗲，在美国的保护下维护了最大的国家利益。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可说和美国是“非零-和博弈”的双赢格

局。但另一方面，在亲美的同时却又不甘于永远做美国的小跟班，而是不断蓄积力量，努力获得美国保护

下的最高自治，最终目的还是在忍辱负重努力成为世界大国，正如本尼迪克特所说的“驯服而又反叛、忠

诚而又背叛”[49]一样，其亲美行为只不过是踬伏过程中暂时的权宜之计。大和民族的二元心理秉性在亲美

行为中展露无遗。

日本外交经验的考察亦表明，“在任何竞争体系中，能够吸引到盟友都是一种极其有价值的资源。相

反，引起其他方联合起来反对自己者，则处于明显的不利地位”。[50] 显然，一方面在日本仍未完全崛起的

过程中，日本政府在外交决策方面的首要之举就是获得美国的“御墨付”，以免使自己处于不利地位。对

日本来说，美国发挥着“御上”的作用，日本虽对美国不满并有独立倾向，这是一种对“御上”的不满，

但所要求的独立又是一种不脱离“御上”保护的独立，是在“御上”的保护下获得极高自主权的独立。日

本的高度自治的前提还是在求得美国“御墨付”下的自治。用保尔的话来说就是“日本人苦于自我主张，

是一个在“御上”面前习惯于沉默的民族。日本确是一个大国，却是一个不敢说‘NO’的大国”。[51]

有趣的是在不敢说“NO”的反面，日本在美日军事一体化和美国“核伞”的保护下，一方面对美国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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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是从、感恩戴德，常常把“难报其恩义于万一”挂在嘴边，但另一方面却利用“亲美外交”把美国这一

“御上”变成了替其看家护院的“看家狗”（椎名悦三郎名言），求取美国的“墨付”这一行为本身只不

过是骨子里充满了傲气的大和民族为了维护“看家狗”之颜面而扔给“看家狗”的一块骨头罢了，所谓

“天空莫勾践、时非无范蠡”[52]是也。

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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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朝日新聞』, 2003 年 2 月 19 日付.

[40] 『朝日新聞』, 2003 年 9 月 21 日付.

[41] 森田実:『部外者の一つ話し』,『日本時報』, 2006 年 9 月 3 日.

[42]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Department of Defense, United States Security Strategy for the East Asia-Pacific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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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FSX:Fighter Support eXperim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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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Ted Galen Carpenter, A Search for Enemies-America's Alliances after the Cold War, Cato Institute, Washington D.C., 1992, p.62.

[46] Ted Galen Carpenter, A Search for Enemies-America's Alliances after the Cold War, Cato Institute, Washington D.C., 1992, p.63.

[47] Telegram of the UN on Aug 11, 2002, The Xinhua News Agency.

[48] M. Blaker, "Japan in 1995：A Year of National and Other Disasters", Asian Survey 35 No.1, January 1996, p.48.

[49] Ruth Benedict,“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Chinese translation), Shanghai Sumerian press,2007,P2.

[50] Stephen M. Walt,“Origin of Union”,Peking University Press,Nov, 2007,Introduction,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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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大津淳一郎:『大日本憲政史』(第 2 巻), 原書房, 1969 年版, 第 349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