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亲角与“
白发相亲”
—-以知育父母的集体性焦虑为视角?
孙沛东
摘要 : 学界对父母代理子女相亲 的现象尚无研究 。 根据在上海某公 园 相亲 角 进行的 为期近
了 .
年的参与 式观察和 65 个深度访谈案例 ,文章分析 了 相亲 者和被相亲者的阶层构成及其特征 ,
探讨
了相亲 角 效样与人气賴雜并存的卵 ,并 以此为切人点试贼 种社会学的替代性
巧释
机制 , 即市场化转型后 中 国城市人口 中知青一代存在集体性焦虑 。 本研究认为 : 都市相 亲 角 与 白
发相 现象揭示 出知青父母的集体焦虑 ,而 中 国特有的这种相亲行为 同 时具有排遣
这种 集体焦虑
的潜功能 。
关键词 : 集体性焦虑 知青一代
“
白发相亲”
上海相亲 角
一
、问题的缘起
每逢周末和法定节 日 ,上海市 HP 区 NJ 路附近某公园的北角人头攒动 ,熙熙攘攘 ,满 目望去尽
是中老年人 ,三三麵或立或坐 ,以 品雅 目細訪量着 。 錢人的蝴点跡練纸牌或将纸
牌平铺在地上站立在 自 己所站的位置前 。
也&抑十_
这是一群神情焦虑的父母 。 为 了帮助子女寻找合适的“
结婚候选人”
,他们通常 自带干粮 、饮nn
和小板凳 ,从城市的各个角落汇集到公园的这
一角 。 这里被天然地划分为两块 :
一块是 自 由挂巧
区”
印有择偶者性别 、年龄 、身高 、学历 、 工作 、月 薪 、房产和户 口等信息以及择偶要求的广告纸 ,被
整^齐齐鍾錄針几雜【告栏上 ,广告栏贼置植働遮酿社 。 自于广告位有
有些父母只能将上述信息写在纸板上 ,平铺在地面上或者用夹子把纸板固定在树枝
上供人浏览 。
大i数情况下 ,这些广告纸还配发择偶者的照片 ,甚至是大幅艺术照片 ,广告分 70 后版 、80 后版 、海
外版“
新上海人”
版、二婚版等 ;另一块是
“
业余红娘区”
, 父母们拥挤在婚介周围 ,翻看记录册上登
记酬亲者信息 。 这里翻亲角 ,正在上演
“
白发相亲”
的街头剧 , 亦被人称为另类“
儿女交易市
场”
。
相亲角 是指近年在中国一些大中城市的公众场所 (如公园等 ) 出现的婚姻免费中介场所 。 自
2005 年 6 月
’
起,上海某公园
一
角就由父母们 自发聚集形成了这种 以摆摊挂牌的方式帮助子女寻找
结婚对象的这个免费平台 。 根据媒体的报道 ,这一现象在国 内其它大中城市也有 。
?
二、文献回顾
“
白发相亲”
是笔者提出的一个描述性概念 。 学界过去对这
一现象少有涉足 ,而一些媒体和大
众刊物却多有介绍性的报道 。 现有研究主要涉及三个问题 :
“
白发相亲”
的动机 、相亲角的成因及其
效率问题 。 龍巾 (蕭
)根麟体有关“
父_絲”
的観 ,从父■子倾个臟撕了
变迁对婚恋观念及现实所带細影响 ,认为在现代性的挤压下 ,父母代替子女去相亲实属无奈之
? 基金項 目 . 201 1 S上喊校青轉师培养资助计酬 目雜性成果之 项 目 名称 :
“
白 发相 社会的情
感结构 ;项 目 编号 :
HZF1 1003 ) 。 感#DeborahDavis教授 、李煜研究 员和编辑老师 的批评与建议 ,
文责 自 负 !
.
① 见《北京展报》 、 《袜州 曰报》和 中 国频道等媒体的相关报道 。
12
相亲角 与“
白发相亲”
举 。
有文章 (唐鞾 ,
2008;谭进 、胡一敏 ,
2007;
Lin&Zhang ,2007
;Rock
,2005
)分析了上海巾帼园父母
相亲会和北京相亲角两地父母代理相亲的原因及成效 ,认为子女就业和职场压力增大 ,无暇 自 己择
偶 ,父母出于焦虑 ,为孩子
“
打前站”
,且两代人择偶标准的差异决定了相亲角效率低下 :父辈择偶重
物质条件,坚持传统的
“
门当户对”
观念;而白领青年择偶重感觉 , 强调精神交流 。 事实上 ,这种代
际择偶标准的区分缺乏实证的支持 ,我们发现 :并非所有的父母都强调 门户观念 , 子代对物质条件
和经济基础同样非常注重 。 相亲角配对成功的前提是“
条件对”
而且“
有感觉”
。 另外 , 这种观点只
揭示了问题的一面 ,另一面的问题是 :在当下 ,
“
白发相亲”
的效率不可能髙 ,单纯地强调父代和子代
的择偶标准的差异不能完全解释这一问题 。
姚瑶和黄暗军 (2007
)分析了京杭两地相亲角的成因 ,发现“
用家长的视野来确定孩子未来婚
姻的走向”
是中 国式婚姻的一大特色 :能够帮助父母以面对面的形式去接触将要联姻的另一个家
族 ,摆脱了以往中介操作带来的不确定性 。 当然 ,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家庭四二一结构 ,也促成了
传统观念下相亲角的 自发形成 ; 还有一些研究分析了相亲会兴盛的原因 ( 穸媛媛 ,2008
;裏蓓蓓 ,
2009) 〇
“
白发相亲”
现象在华人圈 中普遍存在 ,如在新加坡 、台湾 、北美等华人聚集的国家和地区近年
也出现了类似的相亲会 。 相亲亦并非 中国独有 , 国外也有相亲 ,韩国和 日本的“
相亲文化”
也比较兴
盛 ( 萨苏 ,2009;摩摩 ,
2007 ) 。 但其他国家的相亲在三个方面与中 国大陆存在不同 :地点不同 。 土耳
其是公共浴室 (马北 ,
2000) ,法国 巴黎则是老佛爷超市 (刘媛 ,
20 1 1) ;方式各异 。 美国流行
“
智慧相
亲”
(米娜 ,2008
;骆为
,
2008) ,而在韩 国 电脑正在取代媒婆 (渡渡
,2009 )
;中 间人及其影响力不同 。
柏柏尔族母亲对儿子的婚姻有至髙无上的权力 (玉笛 ,
2005) , 以色列的红娘作用不可小觑 ( 瑞弗卡
舒 ,2003
) ,而巴西的婚友社开展国际婚介业务 ( 彩亮 ,19996
) 。
三、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
(
一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参与式观察法和深度访谈 。 研究时段主要集 中在 2007 年 9 月至 2008 年 6 月 。
参与式观察主要以上海某公园相亲角这个特定场域中的父母为观察对象 :观察这些父母如何做出
与“
目标父母”
接触的决定 ? 他们如何与后者开始攀谈 ? 父母们之间如何介绍 自 己的子女 ? 父母们
如何拒绝“
非 目标父母”
索要子女信息的要求 ? 父母们如何讲述别人的子女的求偶故事 ? 父母们如
何与相亲角的中介交涉等等 。
深度访谈的对象主要根据相亲角 中存在的主要行动者来确定 ,访谈对象以父母为主 ,子女为
辅 。 父母组包括 43 位被访者 ,男性 17 人 ,女性 26 人 。 深度访谈主要围绕以下问题进行 :父母对相
亲角的认知和印象 ;子女的择偶经历和故事 ;父母对子女择偶问题的看法;子女对白发相亲的态度
和反应 ;两代人的择偶问题的比较等等 。
此外 ,我们还收集了在改革开放以来关注“
大龄青年”
婚姻问题 ,以及择偶与家庭的媒体报道和
学术讨论 。
个案研究与传统的问卷抽样调査遵循不同 的逻辑 ,其“
目的是归纳 出理论 ( 分析归纳 ) , 而不
是计算频率 (统计归纳 )
”
(罗伯特 ? 殷 ? K,2004
:
13 ) 。 因此 ,案例研究法如 同实验法一样,同样可
以通过归纳得出具有理论色彩的结论 。 斯特劳斯 (Strauss
,1997 ) 等人将质性研究的抽样定义为理
论性抽样 ,区别于问卷调査中的统计抽样 。 而且 ,样本的选取是一
个动态的过程 , 直到理论饱和为
止 ( Strau ss,
19 87) 。 对于本文而言
,理论饱和的标准如下 : (
1)关于某一个范畴 ,再也没有新的或有
关的资料出现 ; ( 2 ) 资料里的范畴已经发展得十分丰厚 ,在典范上的各部位 ( 条件 、脉络 、 行动/互
动 、结果 )都联结紧密,也有过程和变异性
; (3
) 范畴间的关系都建立妥当而且验证属实 。 为确保理
论抽样的合理性 ,笔者首先以行动为取向 ,将相亲角 内的主要行动者类型化为四类 :父母 (亲戚 ) 组 ;
13
《青年研究 》
20 13 , 6
子女组 ; 中老年 自找组和婚介组 。 然后 ,笔者再以户籍和年龄为标准 ,分别归纳出他们的范畴 ,并且
将该范畴与知青一代父母对子女择偶问题的理解和行动紧密的联系起来 。 这种做法类似于 比较法
中的求同 、求异法 。
(二 )谁在“
白发相亲”
我们访问了 43 位父母 ,其中男性 1 7 人 ,女性 26 人 。 被访者的年龄扒 48
-
"
73 岁不等 绝大多
数是本地人 ,但其中也有 7 位来 自江西、湖北、黑龙江和天津四地 。
彭希哲和任远 (1998
)将 1947-
1957 年出生的人 口作为知青一代 ;陈意新 (
1999 )认为它大体包
括 1947- 59 年出 生于城镇 、并于 1967 年底至 1979 年初上 山下 乡 的 1
,647 万多的人 。 杨国斌
(2007
:384-
398 )提出“
文革一代”
、
“
知青一
代”
和“
红卫兵一代”
,大体上指同一个代 。 事实上 ,下
过乡和经历过文革是这一代人共同拥有的经历 。 自上世纪 中期起 ,上海市 曾经有 1 10 余万知识青
年响应国家号召上山下乡 支援外地建设 (张宁宁 ,20 1 1
) 。
在相亲角的 43 位被访者中 ,有 30 人是知青 , 占被访问者总数的 70%;43 位被访者中又有 19 人
的配偶同为知青 ,也就是说知青夫妇 占 糾% ;此外 ,按照年龄统计 ,
1947_
1959 年 出生的有 30 人 ;
1942-
1 946 年出生的有 1 0 人 ;193 5 年 、 1960 年和 1972 年 出生的各 1 人 。 总体看来 ,
样本群体中的
“
白发相亲”
者都是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成长起来的一代 ,
以上海知青这一代人为主?
。
这个群体的受教育程度较高 ,多数人具有髙中 以上学历 ,只有四成不到的人教育程度较低 。 高
中 (包括中专 )学历有 12 人 , 占 27 . 9% ;大学有 17 人 , 占 39 .
5%;知青一代父母的职业主要是企业
管理人员 、 国家干部和工程师等技术人员 ,这三类人员 占“
白发相亲”
这个群体的六成以上 。 其中管
理人员 占 1 1 . 6% (指企业主、企业培训主管 、财务主管 、销售主管和总经理秘书等 ) ;国家干部占 18 .
6% (指公务员 、国企管理层 、街道干部和工会千部等 ) ;技术专家 占 30 .2%( 指教师 、 研究人员 、 医
生、工程师 、会计师等 ) ;普通职员 占 34 . 9%,指普通工人和普通职员 ;其他占先 ,指农民和家庭
妇女 。 其配偶的职业大致相同 ,或妻子
一方略低予丈夫一方 ;就住房情#腾言 ,
以家庭为单位 ,36
位本地人共有 54 处房产,平均每个家庭占有住房 5 套 。
因此 ,从教育水平 、职业、住房 3 个指标来看 ,
“
白发相亲”
的知青一
彳t已经是这个城市的 中产阶
层 。 本研究的“
中产阶层”
概念泛指一般意义上的城市中等阶号 ,
特與__市居民为主
体的 中等收
入群体 。
(三 ) 为谁“
白发相亲”
上述被访者来到相亲角 ,是为你 位子女寻找合适的结婚对象 ,其中男性 17 人 (36 .9%) ,女性
29 人 (63 . 04%) ,被征婚者这个群体中女性占六成以上 ,其中
一半 以上的女性的年龄在 26_
30 岁
之间 ;而接近一半的男性的年龄在 3 1- 35 岁之间 。 从户籍来看 ,该群体以上海人为主 ,有 4 1 位? 。
教育背景 :本科以下 (包括大 、中专和高 中 )有 9 人 ,占 I 9 .6% ;本科有 30 人 , 占 65
.2%
;硕士有 5
人 , 占 10 . 9%;博士有 2 人 , 占 4 .35% 。 其中 ,硕士以上学历 、拥有海外学位的有 4 位 。 总之 ,
本科
及&上学历占总体人数的 80 . 4% 。 他们 的职业以普通 白领居多 , 占 39 .1%;其次是技术专家 , 占
32 . 6% ;再次是管理人员 , 占 23 . 9% ;最后是各占 2
. 2% 的 国家干部和学生 。
被征婚的年轻人大致分为三类 :第一类 ,是因凭相关知青政策回到上海的知青子女 。 这 占被征
婚青年的绝大多数 。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开始 ,考虑到部分上海知青因工作和家庭不能返乡 ,上海
市政府出 台上海知青子女可以回沪 1 人的政策 。 从此知青子女开始陆续顶替知青父母来到上海学
① 只有一位年仅 36 岁 ,他是为妻子的姐姐寻找结婚对象 。
② 这里对样本群体的推广主要是一种
“
认 同推广”
,核心指读者阅 读本文之后对理论适用 范 围 的认可与接受
程度。 本文不 宣称有可能所 涉及的“
理论推广”
( 主要是在原有理论领设基础上 的拓展 ) 和“
积 累推 广”
( 主要指理
论与材料积 累之后的进一步认可程度 ) 。 上述三种推广 源 于陈向 明 (2000 : 1 1 ) 的提法 。
③ 其 中 包括取得户 符的“
新上海人”
2 位 。
14
相亲 角 与“
白发相亲”
习 、居住和生活 。 1978 年 10 月 至 1981 年 12 月 ,顶替父母回沪的知青子女有 1 2 . 44 万人 ,1982 年
抽样调査,从外省迁入上海市区的人 口 中
,23%是以子女顶替形式迁人的 。 而根据 1 987 年 1% 上海
市人 口抽样调查 ,市区的青年人口数量为 2722994 人 , 其中 回沪知青子女数量 占了将近 5%( 朱孔
芳 、刘小霞 ,20 10
) 。 第二类是少数上海土生土长的本地人 ;第三类是来沪读大学之后 ,在此就业和生活的
“
新上海人”
。 他们是被征婚者中的极少数 。 与他们的父母一样,经过多年努力
,这些被征婚
者也已成为上海年轻的中产阶层 。 他们学历较髙 ,本科及以上 占到 80% 以上; 职业中 以普通白领 、
管理人员和技术专家为主 , 占到 95 . 6% 。
四 、相亲角的悖论 :人气旺效率低
西方经济学的婚姻市场理论认为择偶也是一种理性的交换行为 ,在婚姻市场中 ,男女双方通过
有形无形资源的交换 , 以期获得最大的回报 。 男性的社会经济资源与女性的外表吸引力 ( Edward ,
1969:5 1 8
-
526) 、持家能力 、种族地位 (
Schoen,1989
:1 1 9-
1 46) 和文化资本 ( 11皿 1[
,1996
;0貺叫
-
gio P.Mohr
,1985:123 1
-
126 1 )进行交换 。 西方社会学的地位匹配理论主要是“
同类匹配”
和“
梯度匹配
”
两种观点 ,前者主要从个体择偶偏好 、社会群体的压力和婚姻市场结构的约束三个方面解释同质婚的原因 ( Kalmi
jn
,
1 998:395
-
42 1) ,后者认为人们的婚配模式存在一定的梯度 ,女性
“
上
嫁”
和男性“
下娶”
形成“
男髙女低”
的梯度婚配模式 ( Lasswe ll& Lasswell,
199 1: 75 ) 。
‘ ‘
心理进化论
”
(Bu ss
,1 985:47
-
5 1) 和
“
社会学习论”
( Hayes ,1 995
:125- 133 )从心理学的角度解释了“
郎才女貌
”
的婚配模式,
“
父母偶像论”
强调子女会寻求与 自 己父母相像的异性为配偶 (孙淑敏 , 2004:
19) ,
“
需求互补论”
则认为人们倾向 于寻求与 自 己性格互补的异性为配偶 (Winch
,
i9 54:24 1
_
249) 0
上述研究都不能解释“
白发相亲”
现象 。 国 内许多学者主要借用现代化理论 ,将择偶置于中 国向市场经济和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之中进行阐释 (李银河 ,
1995;王金玲
,
19%;杨善华 、沈宗麟 ,
2000;
唐灿 ,20 10
) ,认为择偶标准 中 的物质和经济利益随着社会变迁大大强化 ( 徐安琪 ,2000
;田 晓虹 ,
2001 K 李煜 、 徐安琪 (2004
) 认为在择偶过程中 ,上代的社会经济地位对子代择偶的影响力 明显削减 , 地位传承的相似性和同类婚的择偶偏好相应弱化 ,
80 年代后则教育匹配的同质性上升迅速 。
改革开放后 ,伴随收人差距拉大与中 国阶层的多元化 , 阶层内婚制将越来越显著 ( 张翼,2〇〇3 ) 。 上
述理论都不能解释相亲角人气旺但效率低的悖论 ,而这却是“
白发相亲”
的核心问题 。
每逢周末以及节假 日,在面积不到半个足球场大小的相亲角人流量过万 ,人气很旺 。
从显功能分析 ,人气旺的原因之一
是路径依赖 。 在上个世纪 70-
80 年代回乡 大潮 中 ,成为“
大龄青年
”
的知青一代回到 自 己出生的城市 ,他们也曾在公园中 聚集 ,为 自 己寻找配偶 .
,这是“
自发相亲
”?;20 多年后 ,其子女进入择偶阶段 ,他们又 自发组织 了
“
相亲军团”
,这次 ,他们是“
白发相亲”
。
由“
自发相亲”
到“
白发相亲”
,这是一种路径依赖 。
其次 ,人气旺还因相亲角具有比较优势 。 知青一代在婚恋问题上曾经被“
党疼”
、
“
国爱”
,为各级党组织 、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关注 、关心
;然而 ,时过境迁 ,待他们的子女要解决婚姻大事时
, 国家已经从私人情感领域退出 ,婚姻介绍业已市场化 ,婚介费用 、相亲 、婚庆与旅游等一系列儿女嫁娶的事务均已形成产业以追逐经济利润为 目 的 。 嫁娶费用的逐年攀升 ,让众多父母为之发愁 。 而以大众媒体为代表的社会舆论要么对
“
剩男剩女”
问题危言耸听,制造
“
剩女话题”
;要么利用当事人的情感需求和普通民众的娱乐消费需求 ,赚足注意力 ,从而收获更好的收视率 、 阅读率和更多的广告支持 。 而其它结识异性并发展婚恋关系的方式 ,如随缘结识 、通过亲友介绍 、 网络和传媒征婚方式
等存在诸多问题 ,相亲角 的比较优势由此在很多知青一代父母眼里被突显出来 。
① 上个世纪 80 年代 ,北 京的 龙渾公 园 曾 经聚集 着很 多 为 自 己 寻找配偶的 回城青年 ( 参见谭进、 胡 一敏 ,
2007) 0
15
《青年研究 》
20 1 3 6
第三 ,相亲角人气旺 ,还因相关管理部门的“
三不政策”
使相亲角得以长期存在 。 虽然它 占用了
公园的一块“
黄金地段”
,而且这个 日 益庞大的婚姻市场正给邻近的广场带来形形色色的麻烦 ,如安
全隐患 、商业红娘倒卖或滥用择偶信息等 ,但为什么还仍旧存在 ? 这大概与 自 由经济模式伴随的是
国家对民众私人生活放松了掌控有关 ( 戴慧思 ,2006 :
4) ,这当然亦包括择偶与婚恋领域 。 在相亲角
这个独特的社会空间里 ,公权力在私域里撤退的
一个最明显的表现是 :多个相关管理部门 ,如上海
市民政局 、南京东路街道城管科 、人民广场地区管理办公室和人民公园管理办公室 ,均认为它不属
于 自 己的管理范围 ,都对此静观其变 (郑霞等 ,
2008 ) 。 也正 因为国家职能部门 的不介入 、不反对和
不支持的态度 ,使得相亲角得以长期维持现状 。
仅管相亲角多年来人气很旺 ,但令人遗憾的是 ,通过父母在相亲角这个婚姻市场上直接
“
交易”
的模式并不能够提高择偶的效率 ,相亲角人气旺但效率低 。 市场作为一种组织方式 , 目的是实现某
种商品的交易 , 同时降低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 。 相亲角本质上是一个交易平台 ,与证券交易市场 、
淘宝类交易平台 以及《非诚勿扰》类相亲节 目平台其相似性 ,但又有其不同 。 它的交易方式与其他
三类不同之处在于 , 《非诚勿扰》属于“
现货交易”
;证交所和淘宝网都是期货交易 , 只不过交货期长
短不同 。 而相亲角属于委托代理 :男方一
男方父母一女方父母
一
女方 ,男女双方家长循此路径反复
博弈 、互动 。 这就是双重代理。 如此反复折腾的双重代理的交易成本很髙 ,而收益却较低 。
其次 ,效率低与择偶标准 、步骤和策略有关 (孙沛东 ,20 12a ) 。 房子、工资 、 职业、户 口 、年龄、形
象 、婚史 、 性格和属相等择偶标准非常具体 、理性 ,父母间有关择偶的谈话涉及一种完全市场化的交
易行为 ,甚至令人感到非常刺耳 。 作为一种新型的择偶机制 ,相亲角的鲜明特征是市场化的 自 由交
易 ,集中体现在市场化的和极端理性的择偶标准上 。
一个完整的择偶过程 ,主要包括 由父母或亲戚
代办的远望、近观 ,详议前三步与本人出场的网聊和面谈后两个步骤 ,父母的择偶策略分深度介入
和轻度介入两类 。 每个步骤都会淘汰掉一些婚姻候选人 , 即便正式开始交往 ,
也有可能因 为进一步
了解而相互放弃 。 或 由于存在竞争 ,本地父母与外地父母相互拆台 ;或由于某些父母对
“
自 找男女”
和“
相亲冠军”
心怀敌意 ;兼之还有“
摸市场”
的 、
“
凑热闹”
的和“
搅局者”
父母,诸多原因均会造成
相亲角效率低下 。
相亲角的效率究竟有多低? 在访谈中 ,绝大多数被访者对相亲角为数不多的成功案例不甚 了
了 ,且都只是道听途说。
经过了一年多的 田野调査 ,笔者能指名 道姓地说出来的成功实例仅有一
对 ;
①能清楚地转述成功的案例也只有一对 。
② 而在其他城市 ,情况大致相 同 , 杭州 的万松书院和黄
龙洞公园相亲会上 ,相亲者众多 ,结亲者寥寥 ( 谭进 、胡一敏 ,
2007) ;而在北京的某相亲角 ,
作为发起
者的谷阿姨 自 2004 年起 ,历时 6 年 ,仍旧没有帮 自 己 的女儿找到合适的结婚对象 (韩娜 ,
20 1 1) 。 因
此 ,人气旺在很大程度上凸现了青年男女择偶难这一 问题的严重性和当事人解决问题的迫切性 ;
效
率低则表明并非所有的问题都可 以采用市场的方式去解决 。 这个悖论恰好说明 ,
最理性的选择往
往又是最不理性的 (theirra tionalityofra
tionality ) ,貌似最不理性的选择的背后却隐藏着最为理性的
逻辑 。
五、
“
白发相亲”
:知青一代父母排遣集体焦虑的新通道
在对社会行为做社会学分析时 ,容易将主观 目的与其客观效果混淆 ,这就提醒我们注意
“
白发
相亲”
的动机与“
白发相亲”
的功能对知青一代有某种特殊的意义 。 事实上 , 相亲角成为他们排遣
集体焦虑的新通道 ,在此 ,我们试图理解这种集体性焦虑的实质是什么 ? 为什么知青群体表现 出特
别强的此种焦虑 ? 其与非知青群体相比有何特质 ? 相亲角为何成为这一焦虑排遣的途径 ?
① 成功的案例来 自被访者 S42
-
TZJ,
她是相亲角唯一的免 费 中介 ,
一
年前 ,
她成功地 帮 儿子在此找到 了一个
称心如意的外省媳妇 ,
双方 已订婚 ,并于 2008 年 10 月 正式完婚 。
② 笔者从一位被访者 S24
- LXS口 中得知 了 另 外一宗成功的案例 。
16
相亲 角 与“
白发相亲”
(
一
)知青一
代社会交往的新途径一位健康状况尚好 、子女 尚未婚娶
,也没有第三代需要照顾的城市老人 目前的退休生活大致包
含这些内容 :日常生活可能是晨练 、购物 、做家务 、散步 、看病 、照顾宠物 、外出旅游等 ;精神生活可能
是看电视 、看报纸 ,少数人也可能上网 ,参加宗教活动等 。 与上述活动不同的是 ,去相亲角“
白发相
亲”
让这些曾经的上海知青找到了暂时脱离 日 常生活寂寞 , 不用花钱 ,又能在很大程度上满足精神
需求的社交场 。 在这里 ,大家都有相同的知青经历相互间谈话的内容相当广泛 :除了赞扬子女的优
点 ,展示他们的照片并讲述其在学业和事业上的成就 ;上山下乡的知青岁月 , 回城后的世态炎凉 ,工
作中的低谷和奋起,抚养子女的艰辛与欢乐和退休后的生活 , 等等 ,
均是交谈的话题 。 这种热闹的
场景里 ,父母间的社会交流与想象中孩子的幸福至少是同样重要的 。 对于知青一代爻母而言
,相亲
角不仅是为子女寻找结婚对象的地方 ,更是父母排忧解闷的场所 ,是他们的情感驿站 。 希望 、诉苦 、
感慨 、愤懑 、不解等等感情往往交织在一起 ,相互排遣 、倾诉 。
1 ? 渴望感情与幸福
父母总是希望子女的婚姻和家庭幸福 。 他们当中很多人谈婚论嫁时只看阶级成分 ,不讲感觉 :
我跟我老婆结婚是 60 年代的 事情 了 , 我们那个 时候不像现在 ,只要成分好 ,
只要对方老
实 , 家里面只要不是坏分子 ,没有坏分子就可以 了 ;只要你有工作 ,
以前一般厂里都是铁饭碗,
都是进去就是一辈子待在里面 等到退休的 。 那个时候是讲这套的 ,不像现在这样讲什 么 工资
啊 ,房子啊 ,以前真的没有什 么的 。 那个时候都不讲的 ,有没有感觉也不要讲的 ! ( 2008 年 6 月
在上海对 N 的访谈笔录 )
他们希望子女不能再像父辈一样“
马马虎虎”
、
“
稀里糊涂的” “
没白相”
( 即谈恋爱 ) ,就结婚 :
当 时我们属于岁数蛮大的 ,就随便找 。 我虚 岁二十九 , 才到厂里 面去 的 。 在农村不可能,
但是也有 。 好些下 乡 去的 ,在 当地找 了 个小女孩就马马虎虎结婚的也有 。 我们那时候就挺过
来 了 。 到 厂里面经过人家介绍,
一
听她也是上海人 , 那也就马马虎虎也结婚 了 。 也根本没什 么
谈,反正就这么 稀里糊涂的 ,好像到 了这个岁 数 , 该成个家 了 。 反正就这么稀里糊涂没白相 的
人也很多 。 (2007 年 1 1 月 在上海对 Z 的访谈笔录 )
尤其不能再让 自 己的孩子吃苦 :
先是插队到 江西 ,之后到江 苏 4 年 ,
后 来到常 州 ,找 了 个 当地人结婚 了 。 我们 那时候年纪
轻不 懂事 ,其实那个人家很苦的 。 什 么 事情我样样做 :打赤脚下 田 , 那个 时候还没有几个砖窑
厂的,做苦工 ,做过砖头 。 那时候真 的苦 ,他们 家 里穷啊 , 没有什 么
,分 家 的 时候一样也没有 。
我后来分 了一
间房子 ,
一点油 ,粮食一年只 有二十几斤 ,根本都不 够吃 ,去借粮食
, 到粮食分下
来的 时候再去还掉 ,就这样过 日 子 ,过 了几年 。 后来我先生生 了病 ,看不好也没办法 ,他就走掉
了 。 走掉 了 以 后,我只好再等 了 两年 ,就到上海来 了 , 到上海 以后这里打工那里打工 。 以前 不
懂,现在想想真不知道以前怎 么过来的 。 我 自 己吃 了 这么 多 苦 ,我两个孩子千万可不能再吃我
年轻时的苦 了 ! 千万 不能 了啊 ! (2007 年 10 月在上海对 A 的访谈笔录 )
在讨论到知青苦难时 ,学者认为知青下乡 也可以看作是他们人生的第一份工作 ,是一次陡然的
生命转折 ,是人生的断乳 。 在社会分类体系中 ,下乡是一种向下的社会流动 。 这种不怎么“
正面”
的
变故给知青生活带来巨大影响 ,主要体现在知青个人生命历程中的种种背离如知青晚婚晚育 ,或不
婚不育 ,甚至已婚者婚姻不幸福 ,成为一
种苦难的人生 (刘亚秋 ,2008
) 。
因此 ,父辈对子女婚姻的高度热忱 ,或许可 以通过他们 自身的婚姻及家庭生活来理解 。 陈意新
17
《青年研究 》
20 1 3 6
的研究认为大部分知青的恋爱生活被耽误了 。 因为在上山下乡 运动 的早期 ,知青大多还只是青少
年 ,革命的禁欲主义或领导的阻止使他们大多没能谈恋爱 ,
考虑“
个人问题”
会被视为小资产阶级情
调和革命意志的衰退 (姜昆 ,1 996
:283-
290;1 103
-
1 105 ) 。 等到 了谈婚论嫁的时候 ,爱情和婚姻
与永远留在农村的恐惧两相对比 ,前者的甜蜜远不能稀释他们对后者的畏惧 。 尽管国家没有法律
或政策明文规定不准知青谈恋爱 ,但当时无论招工、招生还是征兵 , 已婚知青均被拒之门外 ,因此 ,
知青一
代明 白结婚和恋爱意味着有可能要在农村过一
辈子 。
然而 ,不谈恋爱使许多知青在回城后仍是单身 ,错过了最佳婚龄 。 1 977 年 ,70 万尚未回沪的上
海知青中有 90% 已在晚婚年龄之上 。 他们都为等待回城而没有结婚 ,而法定的婚龄是男 20 岁 ,女
1 8 岁 ;同年 ,黑龙江省有 30 多万知青已超过了 国家提倡的男 28 女 25 岁的晚婚年龄 (史卫民 、何岚
,
1 996:274
-
279) 。
1980 年代初知青一代回城时 ,为城市带来了
“一个大量 、大龄 、单身 、不满的群体
( Honig ,
1988:104
_
1 10 )
”
,并造成了城市大龄姑娘的大批“
过剩”
,因 为这些姑娘已在农村耽误了
婚姻最佳年龄 。19 83 年上海有 12 . 7 万 30
-
39 岁的未婚青年 ,天津有 6 .5 万 30 岁 以上的单身男
女 ,其中约 40% 是回城的知青 。 而回城知青大龄姑娘的不幸身世尤为引人注 目 , 以致连中共中央也
指^各级地方党组织做好“
红娘”
( 张淑英 ,
1984; 薛照红 1 984 ) 。
正是这种被延后的恋爱与婚姻生活 ,使得知青一代父母对子女的婚姻有着非同寻常的急切与
焦虑 ;在回城风潮 中 , 已婚知青的婚姻和家庭因遭受到 冲击而破碎也令知青一代父母触 目惊心 。
1970 年代末知青回城大潮 中 ,不少已婚知青的家庭被这波大潮 冲成碎片 ,西双版纳农场 5 天 内有
3000对知青夫妇集体离婚 ( 李广平 ,1993 :
378)。 1980 年《新婚姻法》颁布后 , 中国 出 现第
一次离婚
潮 (徐安琪 ,1994 ) ,不仅知青与他们的农村配偶离婚 ,甚至是知青夫妇也离婚 。 这些离婚导致了许
多不幸 (H onig ,
1 988:2〇7_ 242 ) ;
1 990年代以来中 国 内地大城市的离婚率一直偏高 ,这种客观现实
也令知青一代父母对子女的婚姻忧心忡 忡 。 (Davis
,20 1 1 ) 对中 国婚姻制度的变迁研究表明 :
19 78
年至 2008 年中国的粗离婚率一直处于明显的上升态势 ,其中上海比全国又髙出很多 ,尽管都处于
攀升状态 ,上海 比香港和台湾还高 ,
领跑两岸三地 ( 除澳门 ) 的粗离婚率 。
2 . 希望沟通与理解
田野调査初期 ,很多父母以为笔者是寻访民情的政府工作人员 ,要求将子女找对象难问题反应
给上面 。 某次访谈时 ,笔者与一位 60 岁上下、退休工人模样的老人家搭讪 , 她情绪很激动地递过一
张纸 ,上面写着 :
‘‘
婚介所是营业行为 ,为人民服务少 , 有的 甚至不 正 当 ( 听说 ) 。 政府提供平 台 ,
为 儿女们
婚姻大事分忧 。 父母平时也在人民公园 乡 亲 角 为 子女们再拉线 。 这样就加快婚姻 大事的速
度。
■位普通 家长”
。 她说 :
“
你就把这张纸头 直接反映到政府好 了 ,我们呢也没有空去跟
政府讲 ,你们呢就作 为
一
个桥梁作 用很好 。 你就直接把这张纸给他们好 了 ,我们敢说就敢做 ,
说明人家家长写 的 ,不是你造的 ,
反映给你们领导 ,如果你们领导能反映上去就最好 了 。 (
笔者
2007 年 1 1 月 在上海对 L 的访谈笔录 )
另一位父亲说 :
如果你调查的话 ,要帮我们跟上面反映
一下,像这种市场是 自发的不行的 丨 总 归要市政府
或者某个单位 ,可以在某个公园 帮 助组织起来 ,
比如青年 男 女的联谊会 ,要多 组织
一些 。 不要
家长这么 谈来谈去 ,让他们 自 己会面 , 这样以 后 自 己可 以谈 , 是吧? 帮 助他们解决婚姻大事 。
我就是这个希望 ,你要帮我反映给领导 ! (
2007 年 10 月在上海对 R 的访谈笔录 )
这属于父母向政府谏言 。 他们认为商业性的婚介所不能很好地为人民服务 , 因而寄希望于政
府 。 在他们看来 ,婚介是谋利机构 , 而政府有能力提供平台 ,能够为人民服务 。 这种做法至少隐含
1 8
相亲 角 与“
白发相亲”
两个内容 :首先,这种思维模式以及对政府 、工青妇组织以及干部的定位源于毛泽东时代的政治教
化 (王宁 ,2009
:75 ) 。 被访者提到的政府应该主要指
“
工青妇”
。 早在延安时期 ,工青妇已 经开始以
组织的形式处理婚姻问题 ( 朱鸿召 ,2007
:283 ) 。 上世纪八十到九十年代初
,官方组织 ,诸如
“
工青
妇”
齐上阵做红娘 ,帮助解决大龄青年的婚姻问题 ,堪称独具中国特色的婚介现象。 单位领导人以
帮助青年解决婚姻问题 ,来换取后者的政治忠诚与服从 ,普通民众对这种组织出面的配对活动相当熟悉 ,且看重 。 姜克维 ( Jankowiak
,1 993
) 的研究表明 :大中城市总工会都定期举办交谊舞会 ,隔段时
间 ,还有男女青年的联谊会 。 这些都是由基层工会干部组织的 ,把男青年多的企业和女青年多的企业拉到一起。 正式介绍之前
,
工会干部一般还会多方了解这些青年的经济状况 、工作表现和政治面貌等等 。 单位制瓦解之后 ,独具中国特色的
“
工青妇”
婚介模式断裂 ,这让知青一代怀念。
其次,父母对政府寄予厚望侧面表明父母的
“
软实力”
。 在婚姻市场上,形象资本 、经济资本和
文化资本以及家庭支持网络不同的父母的资源动员能力与谈判能力 明显不同 ,他们所占有的资源不同 ,他们的
“
软实力”
各异 ,导致他们的“
自 由余地”
存在差异。 这就直接决定了这些行动者相互
间的决策不同 ,他们参与交往 、交易的能力存在差异 。 在相亲角这个非正式的权力结构和权力关系
中 ,他们处于不同的位置 。
3 . 对现状的无奈与焦虑
像这样一种父母 出面,这样一种方式在 国 外也很少的 。 这是一个怎样的社会问题 ? 这是
一
个社会的现象 , 为什 么都是家长 出 面 ? 外 国人拍照,不 能理解 ,
认为 你们这是人 口 市场 。 但
实际上我们父母是没有决定权的 ,你也知道的,是他们谈恋爱 。 这反映的是父母一种无奈的心
情 。 ( 2007 年 10 月 在上海对 T 的访谈笔录 )
我一辈子苦恼文凭不 高 ,下 乡 耽搁 了 ,回城后挺困 难的 。 两个女儿也没什 么 文化
,
一个 75
年,职高毕业
,宾馆 的 大堂领班 ;
一
个是 78 年 ,念 了 高 中,超市里收银 。 两 个都挣 1〇〇〇 多 块 。
我男人是企业退休的 ,钱也不 多 。 全家住 19 平米的房子 ,4口人
, 两 个小姑娘都大 了 。 你说多
困难啊 。 (2007 年 12 月在上海对 S 的访谈笔录 )
在西方学者的眼里 ,这代人被称为“
毛的孩子们”
( Chan ,1 985
:1-
5 ) ,很多被访者这样总结 自
己的人生 :在该长身体的时候吃不饱 ;在该念书 的时候没学上;青春年少时不敢谈婚论嫁
;终于回城上了班没多久就赶上了下岗 ;子女求学阶段碰上教育市场化
;自 己进入中老年 , 国家也不再包揽医
疗和社保 ,孩子成家需要婚房 , 而房价增长的幅度超出 了 个人的支付能力 (徐建牛 ,20 12
:
1 26-
127) 。 面对这些人生经历 ,他们的无奈与焦虑可 以想象 。 以教育为例 ,文革与
“
上 山下乡”
运动中断了知青
一
代原本正常的学校教育 ;插队之后 , 长年累月 的劳动也侵蚀了知青们对既有的系统知识的记忆 。 不过 ,这代人继续接受教育的机会并非完全丧失 ,
“
1970-
1976 年 中 国的大专院校总共招
收了94 万基于推荐制的工农兵学员 ,其中知青学员的人数在 1 973 年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后有很大增长
;文革中知青一代可能有约 30 万人入了大学门”
(刘小萌 ,1998 : 863 ) ;而在恢复高考后 ,
1 977-
1979 年有 43 . 9 万知青从农村考人大学 ,加上很多 回城后考上的知青 , 中国大学里 1 977-
79 级中约
有 55 万是知青一代 (刘小萌 ,1998 ) 。
事实上,国家于 1 976 年之后终止了工农兵学员制 ,
1980 起大学只招考应届高中学生 ,那些想获
得大专文凭的知青 ,其接受继续教育的机会就只剩下 了电大 、函授和夜大及正规大学办的大专班三
种 。 然而 ,随着经济改革的开始,学历变得 日 益重要
,
“
大专的文凭成了晋升的依据 。 1 979 年 中 国
政府开始把教育程度作为基层以上提拔官员 、企事业领导的一项指标, 而 1 983 年干脆把大专文凭
作为提拔的一项基本依据”
(朱光磊 ,
1998:241
-
246) 。 这项政策成为没有大专文凭的知青
一
代晋升的直接障碍 。 没有相应的学历 , 不可能获得好的工作 , 也不能贏得更好的收入 。 因此 ,无论是因
为拥有大专以上学历而分享到经济改革成果的知青父母 , 还是由于没有大专学历等因素而在改革中成为利益受损者的知青父母 ,都深刻体会到个体利益与社会转型的大趋势之间的博弈 。
19
《青年研究 》
-
2013 - 6
在社会转型与变迁过程中 ,知青一代这个群体内部的差异和分层很明显 。 时至今 日 , 他们这代
人社会地位最高者已成为国家和政府领导人 , 地位最低的是那些仍旧 为生存奔忙的城市下层民众
和永远扎根在乡村和边疆的普通的老知青 ,在相亲角的知青一
代属于这二者中 的 中间阶层 。 在他
们 的眼里 ,高层遥不可及 ,似乎可 以忽略 ,而那些命运多舛 、境遇不佳的同龄人的生活状况却是实实
在在刺激着他们的神经 ,令这个群体对 自 己和家人的当下和未来的生活持有一种优患意识 ,对独生
子女的婚姻大事审慎的态度可想而知 。 尽管阶层内分野不是知青一代所特有的 ,但是处在这个分
层格局 中的个体 ,这些业已成为城市中产阶层的知青一代父母曾经有过被耽误学校教育的经历 , 以
及由此再被耽误的社会生活 ,以及在社会转型 中再遭遇到的经济困窘 。 他们深知被耽误的后果 ,所
以他们试图力保 自 己
?
的子女千万不能再被耽误 。
同样是在这个广场 ,与相亲角聚集的知青一代父母不同 , 自从 2004 年起 ,每周三上午 12
:30 以
前 ,
“
新疆退休知青’ ’
打着标语 、喊着 口号 、唱着革命歌曲 ,聚集上海市政府信访办门 口,此地与相亲
角相距不远 ,维权的新疆退休知青要求享受与沪籍人 口同等的退休工资和医保等待遇 ,他P的生活
境遇对相亲角的知青一代父母可能构成
一种直接影响 ( 林姗姗 ,20 12 ) 。 更何况这个维权运动中 的
领头人物张某三次被法律惩处 ,数百上海疆青声援 ,此事在上海知青 中反响甚大 ( 裴毅然 ,
20 1 1 ) 。
人生的梯子很窄 , 向上艰难 ,滑下容易 。 现实的境遇和眼前的人 、事容易让那些曾经历史性地被下
滑过的知青一代父母抚今追昔 ,
心存危机 。
_
父母们对现状的无奈与焦虑还与社会记忆有关。 记忆是一种集体社会行为 ,人们从社会中得
到记忆 ,也在社会中拾回并重组这些记忆 ;每一个群体都有其对应的集体记忆 ,借此该群体得以凝
聚与延续 ( 王明河 ,2006
:49 ) 。 对社会记忆的研究表明 ,过往经历不但能够解释历史 ,还有助于重构
未来 。 知青一代父母同样如此 ,相亲角的父母对过去的回忆是召 回部分过去 ,服务于现实需要 。
4 ?对权贵的嘲讽和怨恨
怎 么 没人管这事 了 呢? 过去 工会、单位都管这个的 。 与 外界联 系啊 ,举行舞会联谊啊 ,
这
个过去都有的 。 现在私人老板谁 管你这个事情 ? 当 官的吃我们的 , 喝我们的 , 开着公车 , 自 己
包二奶、三奶 ,贪污 、坏事干尽 了 ,就是不管我们孩子们的婚事 ! (2〇〇7 年 1 1 月 在上海对 H 的访
谈笔录 )
现在政府力量大 了 ,为什 么不 可以弄
一个办公室 ,弄 3 个工作人员 ,5 万元就够开一个区 里
面的婚介所? 政府为什么 不 能做这样一件事 ? 你政府本身就有税收进去 ,就算你全部免 费又
怎 么样 ? 你 民政局局长是干什 么 的 ? 整天喝老酒啊? 劳动局至少每个街道都有介绍所介绍工
作,看成社会穗定的 高度来进行考虑 ,但是把婚介并没有看成是社会问 题 。 以人为本啊 ,
没有
家庭还谈什么 ? (2008 年 1 月在上海对 C 的访谈笔录 )
新中 国建立之初 ,进城的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和过去 占据统治地位的国 民党及其军队 ,在清廉
和腐败之间构成了鲜明 的对比 。 共产党面 向劳苦大众的阶级路线和政策 目标 ,对于占据人口 绝大
多数的工农阶层具有 巨大的吸引 力 。 因此 ,新政权的建立 ,
得到了工农阶层的支持和拥护 ,党和政
府 、尤其是党和 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在人民 中获得了很高的声望。 这种声望构成了国家的政
治资源或某种合法性资源 。 合法性资源的多寡体现为人们对国家 ( 或组织 ) 及其领导人的接受 、支
持 、拥护和顺从程度 ( 王宁 ,2009
:95 ) 。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 ,
毛泽东依然强调阶级斗争的必要
性 ,认为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成为防止干部职工 、尤其是领导干部腐化变质 , 以及防止执政党和国
家政权变色的最后一个手段
,是国家最高领导人在西方的三权分立和
“
多党制”
之外的一种防止国
家权力走向腐败的举措 ( 王宁 ,2009
:95 ) 。 被访者对改革开放以前干部的清廉印象很好 。
① 张某先后在 2004 年被 4 月被劳动教养 1 年;
2005 年被行政拘 留 1 5 曰;201 1 年 1 1 月
一审被判 处有期徒刑 3
年 6 个 月 ,二审改判有期徒刑 3 年 ,缓刑 3 年 。
20
相亲 角 与“
白发相亲”
1 992 年邓小平“
南方讲话”
之后开启 了经济体制改革 , 而政治体制改革进度缓慢,权力不受监
督 、制约 ,制度性腐败丛生 ,千百万民众产生被剥夺感,产生被改革开放抛弃的那种离弃感 ( 朱学勤 ,
2007) 。 在改革进程中 ,各社会群体的利益增长速度不一致 ,相对剥夺感随之产生 ,而部分群体 ( 如
下岗职工 ) 的相对剥夺感则尤其强烈 (郭星华 ,2〇〇 1
) 。 纵向的剥夺感在社会保障与福利状况这个层面尤其显著 ,退休老人对今 日社会保障转型的体验 , 是以他们在计划经济时期的体验为参照 系的 。 在那个时期 ,尽管收人较低 ,但人们普遍感觉生活稳定 、有保障 、有安定感 ( 王宁
,2〇〇9
:356
_
362) 。 前后两个时期比较产生相对剥夺感
,且促成了 阶层认知 (刘欣 ,
2〇〇2) 。 正是在这样的转型背
景下 ,被访者对权贵产生 了不满与怨恨 。
综上所述 ,相亲角是一个情绪场 。 希望、诉苦 、感慨 、愤懑 、 不解等等感情纵横交织在一
起 。 笔者在相亲角将近
一年 ,每一个访谈都是以被访者的倾诉开启 ,往往一个人的情绪会传染给周 围的
人 ,单个的“
诉苦”
变成了集体的公诉。 相同的经历 ,相似的困境 ,类似的感知让同代人之间的情感共鸣在相亲角成为一个情感驿站 。 在共同生活经历基础上的情感交流能够增强代理相亲的父母群体的认同
巧凝聚 ,相亲角的父母相互倾诉过往经历 ,就是因为插队是他们的共同历史 。 记忆是
一
种集体社会行为
,现实的社会组织和群体都有其对应的集体记忆 。 人们的许多社会活动 ,往往是因强
调某些集体记忆 ,强化了某一群体的凝聚 (王明珂 ,2006
:49 ) 。 最后 ,相亲角父辈的情感交流与群体
认同相互作用并强化 。
(二 )代际亲情互动的新话题
尽管抱着“
不婚主义”
的主张 ,被访者 L不能否认相亲和相亲角也有好处 :
有时候就会和父母多 些交流吧 ! 也许这算是一
种好处 ,因为 大 多数情况下我工作到很晚 ,
属于那种早 出 晚归 型,回去的时候
,爸妈都彳艮早就睡觉 了 。
一般来说和父母交流比较少 ,但是如果有了这种想法他们会时不 时地来问我 。 比如说
:哎
,现在听说你们这里 同 事又转进来 了 个
新的 男 同 事 ,你觉得有什 么 想法啦 ? 他们会这样子 问 问我嘛 丨 有可能就是无形之 间增加 了我和父母的 交流
,这算一个好处吧 ! (
2008 年 5 月 在上海对 J 的访谈笔录 )
父母周末来公园的相亲角帮助女儿寻找合适的结婚对象,被访者 X 亲 自陪同 ,在谈到父母这种
代替 自 己相亲的行为 以及她本人的反应 ,她说 :
我觉得很感动 ,没有一点反感 , 完全没有 。 他们为 了 自 己子女的事情能够大清早跑到这个地方来跟人交往什 么 的 。 今天看过以后
,我 回 家可能会对他们更加好一点吧
,可怜天下父母
心 。 之后 ,我们也会讨论一番 ,毕竟他们今天也看过好几个男 孩子的 情况 了 。 这下好玩的 ,以
后我们周 末晚上不 用看相亲 节 目 了 ,就对看过的 男 孩子点评一下好啦,这也算是我们之间 的新
共同 点吧 。 ( 2〇08 年 4 月 在上海对 Y 的访谈笔录 )
中国传统文化中父母的角色和义务至今影响深远 。 无论是在中国“
家国同构”
传统社会中 ,还是强调个体的独立性的现代中 国社会 , 家对于中国社会和 中国人还是一个基本的原点单位 ( 费孝通 ,
1985:38
-
40;梁漱溟 ,
2005:70
;麻国庆 ,20〇7 )
,除了生存单位 、教育单位 、秩序单位 、独特的社会
保障单位外 ,它还是一
个重要的解决问题的单位 , 因此 ,当子女的婚姻大事迟迟未决或者遭遇挫折时 ,父母很 自然
“
出手相助”
;况且 ,成年子女的生活往往是很多 中国父母 自身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
这其中的一
个核心、区分是对“
幸福”
的理解 。 尽管近代 以来的“
幸福”
在中 国也包含“
快乐”
和“
意义
”
^条主线
,但是中国仍然进行了基于本土文化的选择性接受 ,
且保留了差异 。 其中 ,最大的差异之一就是西方的
“
幸福观”
中的“
宗教”
和“
自然”
这两个要素在中国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周永明 ,
20 10) ,取而代之的是
“
家庭”
和“
子女”
。 对于 中国人来说 ,家庭和子女是获取幸福的途径和手段 。
2 1
《青年研究 》
>
20 13
-—
中 国人向往阖家欢聚 ,享受儿孙满堂的天伦之乐 ,追求“
多子多孙多福”
。 中酬父母普遍怀有强烈
的“
望子成龙 ,望女成凤”
情结 ,在求学阶段 ,希望子女学习 好并能找到好工作 ,成年后 ,更希望子女
麵美满 、家庭幸福 。 对于他们 自 己而言 ,子女孝顺 ,儿孙绕膝是幸福人生 、天伦之乐 中不可或缺的
重要组成部分 , 因此就产生了“
白发相亲”
。
-^?
综上所述 ,对知青一代父母而言 ,在追寻代理择偶这个 目标的过程中 ,他们意外地从中获益 ,相
亲角不仅是帮助子女寻找合适的结婚对象的择偶平台 ,更重要的是成为他们排解集体性焦虑的新
^道 。 相亲角是知青一代父母进行社会交往的新途径 ,是他们实现情感交流的新渠道 ,
也是代际亲
情互动的新话题 。
1
首先 ,知青一代父母独特的人生经历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对子女的
择偶问题不管不问 。 在论及
知青苦难时 ,学者认为知青下乡也可 以看作是他们人生的第
一份工作 , 是一次陡然的生命转折 ’是
人生的断乳 。 在社会分类体系中 ,下乡是一种向下的社会流动 。 这种不怎么“
正面”
的变故给知青
生活带来巨大影响 ,主要体现在知青个人生命历程中种种的“
悖离”
,如知青晚婚晚育 ,或不婚不育 ,
甚至已婚者婚姻不幸福 ,成为一种苦难的人生 。正是这种被延后的恋爱与婚姻生活 ,使得知青
一代
父母对子女的婚姻有着非同寻常的急切与焦虑 ;同时 ,在 回城风潮 中 ,
已婚知青的婚姻和家庭因遭
受到冲击而破碎也令知青一代父母触 目惊心 。 因此 ,父辈对子女婚姻的高度热忱 ,或许可 以通过他
们 自身的婚姻及家庭生活来理解 。
其次 ,独生子女政策也是父母迫切地帮助子女来到相亲角寻找合适的结婚对象的
一个重要的
因素 。 在ig亲角 ,绝大多数待婚男女都是独生子女 。 家里贿-个孩子,父母的所有希望都寄托在
这个孩子身上 , 盼着上好大学 ,找好工作
,找好对象 ,
过好生活 ,这种四好人生怎能在择偶这个环节
出错呢? 城市的第一代独生子女上大学时正赶上学费双轨制 ,父母为他们念大学支付了 比较昂贵
的费用 ;不仅如此 ,很多父母或者节衣缩食 ,或者通过理财投资 ,帮他们购买了婚房 ,至少准备了婚
房的首付款 ,所有的努力怎么能在择偶这个事上停滞搁浅呢? 正是因为存在生存 、 成才和养老等风
险 ,独生子女与其父母才毫无选择地被“
绑缚”
在了协同择偶这驾战车之上 。
此外,不完善的社会福利和保障体系造成了 知青
一代父母对 自 己以及子女未来的生活充满弓
忧 ,对将来有可能出现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充满恐惧 ,这就促使他们力图在婚姻市场上寻求“
上迁婚”
的^能 ,通过婚姻关系的缔结 ,为 自 己和子女的未来获取一份或许更加可靠而有保障的人生保险 :
最为现实的和突出 的是父辈的养老和医疗问题 。 中国大陆现行的社会福利和保障体系尚且不可能
妥善解决这两个问题 , 目前主要还是依靠子女来照顾老人 , 为其养老送终 ,
“
二代单传 夫妇可能要
赡养 12 位老人 ,独生子女家庭的负担沉重 。 在相亲角 ,我发现父母们帮助原本已经非常优秀
女寻求比其更为优秀的结婚候选人的案例比比皆是 ;另外 ,父母之间相互关注对方的工作单位 、福
利待遇 、养老保险等等个人经济状况和社保状况这一现象的背后 ,
也隐含着人们对未来生活 的担
忧 。 这也可以解释父母们尽心尽力帮助子女寻觅匹配的人生佳偶的一个原因 。
而子女对父母代办择偶的态度可 以侧面看出 中国城市新个体主义的双重内核 。
一方面、
,独^
子女一代是在整个社会转型过程中成长起来的“
纸尿裤”
的一代 ,他们的 自我意识和 自我 中心 的实
用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比父辈强烈 ;自我塑造 ,展现 自我和追求个人发展的意愿与动力更强大 ;
同时 ,
他们对感情 、婚姻和家庭生活 的理解有异于父辈 。 就这些方面而言 ,在网络和新媒体的技术条^
下 他们与那些生活在西方的同龄人相差无几 ,这是中 国新个体主义中体现现代与后现代层面的部
分
’
,表现出来的态势是外显的 、外张的 ,这是其内核之
一
;而代际关系更加紧密则是不同于西方的 内
核
’
之二 。 经济体制变革释放了计划经济背景下个体、国企和地方政府被抑制 的活力 , 同时 , 市场化
改革又 原先国家托底的教育 、医疗和住房甩向市场 , 国家与政府减轻了财政负担 ,个体和家庭被
迫接盘,这项举措的直接影响就是中国城市个体 ,无论是父辈还是子代 ,转而回归家庭和私人
^系 ,
以寻求k先由 国家提供的公共产品所获得的对未来生活 的安全感与确定性 ,这在
“
邓的一
代”
身上
体现出来是内缩的 、内收的趋势 ,这是中国城市新个人主义的第二重内核。
22
相亲 角 与“
白发相亲”
六、结论与讨论
与传统的父母包办不同 ,
“
白发相亲”
的实质是代理相亲,是
“
毛的孩子们”
试图帮助“
邓的一
代”
(〇^ 1^ 11§1011
,1977
:3 - 7
)解决婚恋难题 。 知青一代父母走过了特殊的人生道路 ,不完整的教
育 、被耽误的感情和社会转型的经历在子女婚恋问题上凸显出来 ,于是 ,相亲角和
“
白发相亲”
现象
出现了 。
“
白发相亲”
表面看似一个纯粹的择偶问题 ,但事实上 ,在笔者看来 ,套用择偶领域常用的婚姻
市场和地位匹配两种分析框架 ,会发现前者更强调婚配对象的数量优势 (如性别比扭曲 ) ,后者更强调婚配对象的品质优势 (如经济和教育等 ) ,都无法解释存在于相亲角效率低而人气髙的俘论 ,这是
因为此前通行的分析框架关注的重心是交换 ,从交换的视角看相亲角 , 只能觉得它怪异 , 因为在相亲角里交换无果 (薛亚利
,2013
) 。 本文从知青父母的集体性焦虑这个维度切人,试图提出一种社会
学的替代性解释机制 ,即市场化转型后中国城市人口 中知青一
代存在集体性焦虑 。 研究发现 :都市相亲角与
“
白发相亲”
现象显示出知青父母的集体焦虑 , 中 国特有的相亲行为同时具有排遣这种集
体焦虑的潜功能 。
本研究的主要结论有二 :其一 ,集体性焦虑 。 市场化转型深刻改变了上海社会 ,
“
白发相亲”
貌
似非理性,实则是一种
“
理性的非理性”
行为 。 相亲角效率低人气旺的悖论反映了市场化转型后中
国社会中涌现的一种集体焦虑 ,尤其是 50
-
60 岁左右的城市人口 的焦虑 (戴慧思,20 12
) 。 其二 , 子
女婚姻问题的代际延伸与代际张力 。 相亲角与“
白发相亲”
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审视当代中国都市未婚男女的婚姻问题的代际延伸与代际张力
, 由公园中的“
自发相亲”
到“
白发相亲”
,
相亲角成为知青一
代父母为纾解 自身生命压力 ,认同感缺失等问题 ,进行社会交往 、情感交流、代际
沟通的新通道 ,父代的特殊历史经历在家庭生命周期中完成了代际延伸 ,产生了特殊的代际张力 。
这就是“
白发相亲”
现象背后深刻的社会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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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ralPerspectiveCha llengfaigBCCModelWangShuguang
&HaiNaiYixin^l )
Abstract : Asakey
modelofhealthpromotionof behaviourchangeinpublichealth,Behav iorChange
Communi cation(BCC )isincreasinglyutilizedintoday
9
sresponsetoHIV
preven tionandtreatmentad?
herenceallovertheworld .However,ev
idencein thecohortstudyindicated thatimp roving
HIV treatment
adherenceamongethnic
youthfromethnicYi
,Q iangandTibetanshavebe
p romotedgreadybyempowe-
ringyouthfrom tribeande thniccommunit
ythroughadoptingculturalstrategy ,
ratherthan as impleadop-
tionoftheBCC-
basedpublichealthapproachwh ichunderlinesthemethodo logyofWestindividualism
,
wh eredeve lopingethn
iccontext-
basedperspect
iveasanurgentneedishighl ighted
.
Keywords
: e thnic
youthtreatment adherenceculturalagendaBCC
Match-
makingComerandParentalMatch
-
making :inthePerspectiveofCo llectiveAnxieties
oftheParentsWhoHaveBeenZHIQING
SunPeidong (12
)
Abstrac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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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tobservationfromS eptember2007toJune2008and65case sco llec tedin
thematch-
makingcomer
"
inPeople
*
sPark inShanghai
,thear tic leanlalyzesthesoc ials tratification
andc lasscharact eristic softhe
parentsandthe ir chi ldren
,andtriesto inte rpretate theparadox thatlowef?
ficiencyand hi
ghpopularity
oftheu
match-
makingcomer
M
.Thisart ic le putsforwardanalternative soc i
?
ologicalinterpretationfor itthatthereiscollectiveanxie tiesamong
theZHIQINGgenerationinurban .
Thisstudysuggeststhat
w
match-
makingcomer
M
andparentalmatchmak ingrevealthecollectivean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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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esamongthoseparentswhohavebeenZHIQING
,and th iskindofparentalmatchmaking
candispel the
collectiveanxietiesofthem .
Keywords :
collectiveanxietyurban educatedyouthparentalmatchmakingShangha
imatch-
making
comer
PanopticisminModerFactories :BasedontheInterviewwithMigrantWorkers
ZhangChunlong ( 26 )
Abstract:
In the con textof Chinagrowing
tobeaworldfac tory ,
al argenumberofmigrantworkersenter
thefactorieswhichare managedin
panop ticmechanism .Basedonthe interviewwithmigrantworkersand
observationofthefactory ,thethesisanaly sedthestruc tureandfunctionalcharacteris ticsofthefac tory
*
panop ticmechanism,themeasureofmonitoringandtheme chanismof
powe ruse
.Itrevea ledthemicro
?
scopicmechanismofthepanoptic ismin thefact oryandth eeffect indisc ipliningmigrantworkers .
Keywords:panoptici smm i
grantworkersdisc i
plining
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