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R.PE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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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鲁先生斯洛文尼亚攀登者的青春志Pavle Kozjek’s Tale撰文、供图 / 帕夫拉·科杰克马克·普雷热利编译 / 布瑞斯·帕尼克李大为

1959 年帕夫拉·科杰克生于斯洛文尼亚森特尼克。从上世纪 90 年代起集中精力于探索安第斯山脉的快速攀登，是这个地区最活跃的攀登者之一，美国《攀登》杂志在报道中直接称他为“秘鲁先生”。2006 年，科杰克以 14.5 小时独攀卓奥友峰西南壁新路线入选金冰镐提名，最终被攀登社区选择授予公众选择奖。2008 年 8 月 25 日，科杰克攀登慕孜塔格塔峰北壁新路线时失踪，9 月 11 日，搜索组织正式宣布其死亡消息……本文是他2003 年撰写的自传体文章。这篇文章讲述的是典型的斯洛文尼亚风格攀登者的成长历程。北京市登山运动协会山岳救援队队长，刚刚从雅安地震灾区救援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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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在山上就在进山的路上

我出生在斯洛文尼亚首都卢布尔亚娜附近一

个名为猫的山谷的绿草如茵的山谷中。那会

儿世界地图上还找不到斯洛文尼亚这个国

家。它只是南斯拉夫最小的几个加盟共和国

之一，地处意大利与奥地利的夹角中；日后

给予我重要影响的阿尔卑斯山脉贯穿全境，

覆盖了绝大部分领土。

我的童年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度过。村里的

伙伴很少，自家农场繁重的劳作更使我没有

太多空闲去玩耍。当时这片山谷在我眼中就

是全世界最美丽的地方，我经常深入人迹罕

至的角落只为探寻它的秘密。看着家门口耸

立的破碎山崖，我第一次意识到人是可以在

上面攀登的；不过这个想法并没有长久停留，

毕竟我还有太多专属于那个年龄的孩子所特

有的烦恼，等到这些岩石再次吸引我的目光

已是多年之后的事情了。后来，我到卢布尔

亚娜求学，那里的生活拓展了我的眼界。进

入高中不久，朋友请我陪他去攀登斯洛文尼

亚境内尤里安阿尔卑斯山的最高峰特里格拉

夫峰。令我惊讶的是触摸岩壁的感觉并不象

远观时那么光滑与垂直。相反，攀登似乎无

比容易，而且充满乐趣；早年在家乡农场的

劳作恰好又给了我足够强健的体魄与力量。

尽管如此，岩石在当时并没有即刻把我迷住。

我 19 岁进入卢布尔亚娜大学，并在那里开

始正式接受攀登训练。起先更多是出于好奇，

还有在大学一年级枯燥的数学课之外给自己

找点乐子的目的，我报名参加了一个攀岩培

训班。我对自己说，“试试看，要是太难就

算了。”然而短短数月时间里，在经历了最

初几次野外攀爬后，我就把原先的设想给忘

得一干二净。我感到自己被一种来自岩石的、

无法抗拒的力量吸引着，我喜欢手指触摸它

们时的感觉。或许，所有热爱攀岩的人都是

这么想的。从此，我再也没有回头……

着魔，或许是最适合描述我刚接触攀登那几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年生活状态的词汇。我不在山上，就在进山

的路上。在全球范围内，斯洛文尼亚的阿尔

卑斯山脉算不上高大，但却拥有高差千米级

别的岩壁。攀登那些别人怀着崇高敬意、甚

至些许胆怯谈论的传奇路线的想法，激励着

我不断努力。早晨四点起床，坐几个小时的

班车到终点站，然后徒步一两个小时抵达山

脚，登顶、下撤，接着再原路返回，对攀登

的爱丝毫没有让我觉得这有多么辛苦。有的

时候实在太累了，就干脆夜不归宿。父母

显然对此很不高兴。母亲担心我的安全，而

父亲则对我再也不愿在农场帮忙的行为十分

愤慨。但是我不打算向他们妥协，生命中，

我第一次觉得自己找到了那件值得我全情投

入，为之付出一切的事情。

这里或许要补充一点。那就是大多数斯洛文

尼亚的山峰对于那些习惯于花岗岩、及其他

类型的坚硬岩石的攀登者而言，具有相当的

危险性，这里的岩壁由于质地破碎，通常很

难设置可靠的保护。定线时更适合采用英国

等级，因为单单一个难度系数很难全面反映

出路线的信息。在这样的环境下所磨练出的

技术、积累的知识，也为我们在世界各地的

大岩壁攀登提供了帮助。

很快我和培训班的同学兹沃尼·德洛布尼奇

就成为一对大有前途，也十分大胆 ( 可能有

点大胆过头了 ) 的组合。还在菜鸟阶段我们

就完成了帕克莱尼采 ( 现属克罗地亚 ) 的第一

条 6 级路线，这也是我们当时听说过的最高

难度等级（注：截止上世纪 70 年代末期，在

斯洛文尼亚与帕克莱尼采就已经建立了很多

难度极大的路线，但那时 UIAA 等级上限只

是 6+(5.10)，并且很长时间里都被认为是“人

类极限”。因此在 6 级难度中也就理所当然

的存在“容易”的 6 级与“困难”的 6 级之分，

一些攀登者开始按照自己的标准确定路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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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比如朗切克·科尼兹开辟的一条 4+ 路线，

其难度就接近于传统意义上的 6 级）。

我们在路线上选择的那段狭窄而潮湿的烟囱

简直美得无话可说，但真正重要的是我们克

服了所有的难点。我们从尤里安 • 阿尔卑斯

山脉海拔 2864 米的特里格拉夫峰北壁上一条

具有传奇色彩的拱柱路线开始。特里格拉夫

是斯洛文尼亚的国家象征——它甚至出现在

我们的国旗上——是很多登山者一生追求所

在。这面北壁是如此与众不同，以至于更多

时候人们只是直接称它为大墙。攀登前，我

们没有给自己设定任何界限，但也绝没有遗

忘应有的尊重——并且我们成功了。可是俱

乐部的前辈们却对我俩的所作所为不甚满意；

我们被迫聆听了无数遍关于年轻人是如何的

卤莽且缺乏经验，这次只不过是运气好等等

诸如此类的唠叨，直到我们承诺以后再也不

干类似出格的事情。我们确实恪守了自己的

诺言，虽然只维持了两礼拜。随后我们又继

续在这个国家最苛刻的岩壁上不断地攀登。

“太阳路线”——完美的选择

上世纪 80 年代初，登山在斯洛文尼亚是普

及程度非常高的运动。1979 年，完成珠峰西

山脊新路线的远征队归国时受到民族英雄般

的礼遇。那支队伍被冠以南斯拉夫之名，但

绝大多数队员都是斯洛文尼亚人。其实，在

1991 年斯洛文尼亚独立前，其余以“南斯拉

夫”命名的路线及攀登成就，不出意外也都

是斯洛文尼亚人的杰作。这是一个拥有攀登

传统的国家；地理意义上的小国 ( 总人口约

200 万 )，但我们有足够的知识、意志与自信

去证明自己在登山领域中的统治地位。

还在前南时代，斯洛文尼亚就已经与西方世

界建立了频繁的联系，出国旅行易如反掌。

此外，斯洛文尼亚的经济状况也明显好于其

他社会主义国家。在赞助商与国家财政的支

持下，登山联盟每年都会组织多次远征，他

们会谨慎决定究竟什么样的队伍能获得资

助，这里面自有特殊的标准。最重要的一条

就是必须得有高质量的攀登。因此，年轻人

要想入选就必须先证明自己确实足够优秀，

已经做好了在最艰苦环境下攀登的准备。而

打开国家喜马拉雅远征队大门的钥匙，就是

在阿尔卑斯的冬季攀登。

兹沃尼·德洛布尼奇、卓安·瑞德蒂克和我

早就意识到了这点。我们很快达成一致，决

定攀登斯诺加佩克高差 700 米的岩壁上那条

声名狼籍的“太阳路线”，这是尤里安阿尔

卑斯山脉最有挑战性、最严峻的路线之一。

它还没有在冬季被重复过，所以可说是完美

的选择。如果我们能搞定它，也就证实了自

己已拥有足够的实力参加下个赛季的远征。

二月初雪质很棒，计划最初进展顺利。但突

如其来的变天制造了深及半米的新雪，使得

我们的攀登转变成持续三天的求生之旅。当

时我们已经通过仰角路段，没可能原路下撤，

唯一的出路就是继续向上。那次的过程就好

像发生在昨天一样历历在目：冻僵的绳索、

靴子和手套，在几乎没有保护的情况下攀登

最困难的绳距，以及三天后安全返回岩壁底

部时如释重负的轻松与接踵而至的得意忘

形。

有了“太阳路线”的经历后，我的目标进一

步提升。我希望通过更高海拔的技术路线的

攀登来挑战自己。仿佛是命运的安排，让我

在此时结识了 1979 年珠峰远征队的成员弗

朗切克·科尼兹。他是斯洛文尼亚登山界的

大师级人物，也是新一代登山群体的精神领

袖。通过把勤奋的工作与日常完善的训练相

结合，他展现出了自己应对岩石路线方面无

与伦比的才华，震撼了所有传统意义上的老

派登山者。他的字典里找不到“不可能”这

样的字眼；对于我，能与他结组是莫大的荣

幸。他的身体所蕴涵的能量似乎源源不绝，

永无止境。在他的攀登生涯里，总共开辟了



超过一千条新路线，遍布艾格峰、大乔拉斯、

塞瑞托瑞等等。这其中有很多路线直至现在

仍然被视为极端困难。今天，他还在攀登，

但仅仅是出于个人兴趣，他乐于远离公众的

视线，做一位纯粹的隐士。

攀登就是一切

投身于阿尔卑斯攀登，意味着生活中其他方

面必然会受到影响。比如我的数学成绩就深

受其害，岩石才是我更擅长的领域。1983 年，

拜访了多洛米蒂与法国阿尔卑斯山脉、并且

在那里开辟了若干新路线后，我觉得自己已

经为参加第一次喜马拉雅远征做好了准备：

海拔 7454 米的刚嘎普尔娜峰 ( 安纳普尔娜

卫峰之一 )。就首次高海拔攀登而言，这座

山是非常合适的目标，经验丰富的 Srauf 称

的上是完美的领队。这次远征从任何方面看

都很成功，我从他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但这并不意味着攀岩从此就被我冷落了。它

是我进入攀登的切入点，也是我的真爱。

连续两年我都去了优胜美地，分别与萨尔瓦

克·斯维蒂奇和彼得·伯德奥聂克搭档攀登

了盾牌与北美大墙两条路线。此前我只是从

书本与杂志上看到过酋长岩，实地的攀登给

我留下深刻的印记。在盾牌路线大屋檐上面

的一道裂缝中，我过于相信一个并不靠谱的

岩塞。十米的坠落听上去稀松平常，只可惜

我是脸朝下着陆的。白汗衫立刻就染上了斑

斑点点的血迹。我挂在绳子上，试着弄清楚

究竟哪受了伤：鼻梁骨折外加眉毛被刮花。

萨尔瓦克保持了冷静，语调中没透出任何情

绪变化，“不算糟，至少你的脑袋没开花。”

这就是他的风格，于是我们继续向上到顶。

随后几周，我们在优胜美地的花岗岩路线上

以自由攀登的方式来回死磕。我们最难完成

了 5.12，但还是决定暂且不去碰那些标记

着“offwidth”（指用涨手太大，但用爬烟

囱技术又太小的裂缝宽度。）——尤其对于

我们这些从石灰岩路线上过来的攀登者并不

合适……

来年十月在北美大岩壁路线的攀登过程中，

彼得与我在四天时间里经历了完整的四季

变化：难以忍受的夏季高温接着雨加雪。

我们是大雨中唯一留在岩壁上攀登的人，

为此当地人给我们贴上了“重口味”的标签。

他们所不了解的是除了顽强的意志，还有

另一个原因促使我们在恶劣的天气中继续

攀登：酋长岩是前往塞瑞托瑞未登东壁前

最后的准备。

1985 年底，弗朗切克·科尼兹、贾内兹·杰

戈里克、西尔沃·卡罗、萨尔瓦克·斯维蒂奇、

彼得·伯德奥聂克和我去了巴塔哥尼亚。所

有人都是 25 岁上下的年纪，彼此也很熟悉。

我们这群平时自我感觉极好的家伙决定联手

攻克一个高高在上的目标，那会儿它被称为

“公元 3000 年的问题”。天气一如既往没

有站在我们这边。于是我们调整策略：分组

交替领攀，其余人在岩壁底部的雪洞休整，

利用一切可能的好天气周期向上推进。在那

段全力攀登、绝不妥协的两个月中我们把自

己与外部世界彻底隔离，只生活在一个叫“塞

瑞托瑞”的星球上。

攀登艰难而危险，特别是岩壁的下半部分，

完全暴露于落石及落冰的威胁下。我们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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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路绳，但依然要求自己坚持尽可能干净、

最充分利用自然地形的方法攀登。我们只在

岩壁上留下四颗膨胀螺栓，全部是在保护站。

1986 年 1 月 16 日我们成功了，奖赏是登顶

塞瑞托瑞和新路线“恶魔的陡壁”。

远征归来我只休息了很短的时间。我恨不得

能立刻去世界各个角落攀登：阿尔卑斯、多

洛米蒂、巴塔哥尼亚与喜马拉雅。在不同山

脉、不同类型的攀登中，我都找到了感兴趣

的元素。美景与荒野是我选择目标的头条标

准。后来，我随国家队去巴基斯坦攀登布洛

阿特峰和迦舒布鲁姆Ⅱ峰。我用五天时间完

成了这两座山。喜悦之余，我决定将以阿尔

卑斯方式攀登喜马拉雅的高峰设定作未来的

目标。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在家乡山峰的攀登练习

对我就不再重要了。那里是我灵魂的家园，

如同空气与水一样是生活的必需品。我与塞

瑞托瑞的队友及其他伙伴合作，开发了很多

难度超越以往、相当大胆的路线。我们经常

在尤里安阿尔卑斯山脉的大岩壁上无保护单

人攀登，携带的装备仅有攀岩鞋和粉袋。我

们把这种行为称作“收集公里数”，在十年

前即使对结组攀登而言也很苛刻的路线上不

停的上下：特拉夫尼克峰、特里格拉夫峰……

我们坚持不懈练习着渐渐领悟到，即使是在

阿尔卑斯山脉按照常规标准衡量质地破碎的

岩石路线上，独攀依然可以成为相当安全的

选择。

并不是每次远征都能按计划进行。1987 年，

首支斯洛文尼亚喜马拉雅冬季攀登队目标是

阿尔卑斯方式攀登道拉吉里峰东壁新路线。

领队当仁不让是斯鲁夫。这也是他个人第四

次尝试该峰。大本营位置很低，设在一面冰

瀑下方约 3800 米的地方，四名攀登者组成

的队伍背上巨大的背包出发了。第四天早晨，

我们离开 6700 米营地开始冲顶。大风、难

以置信的低温，或许再加上之前并不充分的

适应，都使得队伍步履沉重。当斯鲁夫与我

攀登到顶峰下面不远处时天色已然全黑。我

们该怎么办？斯鲁夫决定下撤，但我决定留

下第二天早上冲顶。

仓促中我找到一条可以露营的冰缝：没有帐

篷、没有炉子、没有饮水、也没有睡袋。我

很快就昏睡过去，直到被清晨刺骨的寒气冻

醒。很幸运我还活着，但已经没法再向上

了——一步都迈不出去。能做的只有下撤，

我拼尽全力才勉强爬回帐篷。虽然精疲力尽，

斯鲁夫与我还是在第二天再次尝试冲顶。这

次是飓风级别的大风与我的肺水肿阻止了我

们的脚步，紧接着又发生了雪上加霜的食物

中毒事件。离开尼泊尔的时候，我一度以为

山已经永远地将我拒之门外。

冬季攀登道拉吉里峰的尝试给了我很多收

获。我从没走得如此之远，把自己无限推向

极限，却依然无法达到目标。我承认这一路

上运气很糟，但我感觉曾经的“攀登就是一

切”的信念或许并不是最适合自己。在那以

前攀登就是我生活的全部。如果攀登中遇到

了挫折，我会觉得浑身不自在。道峰失败后

这感觉越发强烈。无论尼泊尔的山峰喜不喜

欢我，都到了重新评估攀登与生活的关系的

时候了。

攀登不是生活的唯一

回家后，我在斯洛文尼亚统计局找了份工作，

这看上去是个不错的机会：既有稳定的收入，

也并不妨碍继续参与攀登活动。诚然，如果

能自由自在地生活、边打工边旅行、依靠赞



助攀登，无疑令人神往；但想到将来，这种

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生活方式确实看不到什么

前途。

新工作剥夺了我的部分自由，但也让我有足

够多的时间在安全的环境下思考那些未被攀

登的路线、未经探索的山脉以及自己在技术

上的不足。我研究着地图，很快目光再次落

在 K2 神奇山脊线。历史上只有武西奇·沃

尔兹、卡斯美萨克·皮亚塞基和彼得·伯兹

克组成的波兰队在灾难性的 1986 年完成过。

攀登初始阶段进展顺利。不到十天我们就已

经到达 8000 米以上位置，但随后天气转变

迫使我们撤回大本营呆了一周、两周……足

足耗了一个半月。在最终沿着传统路线发起

的近乎绝望的冲顶中，我们越过那条可以承

受的风险界限：能从雪崩中逃生只能说是奇

迹，我们在阿布鲁齐山脊路线的山肩下面决

定放弃。

连续两次失败让我有些急躁，下一个攀登季

节聚集在希夏邦马峰南壁前的登山者中可能

没有谁比我更渴望登顶。邻近的 7071 米的

未登峰 Nyanang Ri 是非常好的适应地。

前期准备完成后队伍分成两个结组——安德

杰·斯特瑞法利基和我选择了一个理想的目

标：岩壁中央的柱状山体。

路线上的头一晚，我们就被突然降临的暴风雪

袭击了。与大雪和狂风搏斗了两小时几乎耗尽

了我的能量。被冻得瑟瑟发抖的我勉强跟在安

德杰后面进入一号营地。扎营的地方是斜着切

入冰壁的平台，并不舒服，但热水和休息让我

恢复了一些体力；第二天我们继续在立柱上最

陡峭的部分攀登，沿着英国路线左侧一路向上，

全程没有结组，即使其中间或出现短的仰角段。

我们在距顶峰 300 米的冰壁上清理出了第二

块营地；第三天早晨迎着青藏高原的寒风，我

们站在了山顶。那一刻对于我更多的是种解脱。

下撤路上我意识到身体出了状况。回到最后的

营地时我的双脚与袜子都冻得粘在高山靴上，

脚趾硬得像是木头。希夏邦马峰让我付出了代

价。这没什么，因为我最大的梦想——一条以

阿尔卑斯方式完成的喜马拉雅高山路线终于实

现了。

冻伤还未痊愈我就踏上了秘鲁安第斯山脉的

远征，我听过太多关于它的介绍，但以前在

喜马拉雅的攀登使我没有时间去拜访。这次

旅行改变了我后来的生活，我与这里的山峰

一见钟情。伟大的安第斯山脉中的岩壁似乎

是上帝特意为快速单独攀登所塑造的。1991

年，我开辟了自己在瓦斯卡兰峰北壁的第一

条新线。我在倒攀上积累的经验在这里派上

了用场；这是最安全、最可靠的下撤选择，

尤其是单人攀登时，因为你已经清楚掌握了

路线的所有信息与各处危险。

1993 年，我结婚了。令双方父母失望的是我

与妻子娜达只是小范围宴请了密友，然后就

赶忙将带领俱乐部成员组成的小团队飞往秘

鲁攀登。娜达的职业是医生，也是出色的铁

人三项运动员，直到今天她都认为我依然欠

她一次旅行，那次去秘鲁绝对算不上蜜月。

她说得没错，我陪山的时间要远远超过陪她。

我与格瑞加·克雷萨尔首登了形状奇特的恰

克拉拉胡峰东壁，但没能到顶：我们距离顶

峰 250 米、与 1962 年莱昂内尔·泰雷率队

首攀的东北山脊路线重合部结束了攀登。

随后一年没有远行。我与娜达有了女儿，业


余时间我会到大学进修，多年来攀登第一次

处于次要地位。这只是短暂的分别——在新

目标确定前的调整。利用这段空闲，我以男

主角身份参与了讲述特里格拉夫北壁拱柱首

登故事的电影《斯泰伯》的演出，尝试了自

己在镜头前的天赋。片中我穿着上世纪四十

年代的服装、脚踏毡鞋、背着麻绳，攀登这

条传奇路线。简陋的装备使得攀登回复了它

原初的难度，我投入其中甚至忘了摄影机的

存在：我完全融入剧本中，把自己此刻的演

员身份还原成攀登者，似乎在最后一段仰角

下面真有搭档等我救援……

第二年，我受邀加入一支国际队攀登珠峰。

生活又回到以往熟悉的节奏中。1997 年春天，

当我们在珠峰北侧山脚下建好营地时，我感

觉已经调整到了最佳状态。攀登至北山脊第

二台阶下面时，同伴告诉我他要下撤了，我

没有丝毫犹豫，独自继续直到顶峰。那天我

实现了第二个梦想——无氧登顶珠峰。我站

在世界之巅欣赏着环绕四周的美景，这是长

久以来激励我做一名攀登者最强大的动力。

那年我拿到了硕士学位，工作中也获得提升，

一切看上去都是那么如意。但我依然感受着

某种莫名的空虚，或许这是在一次大的目标

达成后、新目标尚未清晰前必经的心理阶段。

我与相识多年的老友失去联络，遗憾的是他

们中的很多人已经永远地离去——1995 年，

萨尔瓦克·斯维蒂奇留在了迦舒布鲁姆Ⅳ

峰，他在独攀西壁时到达 7000 米以上后失

踪；同年冬季，斯坦恩·贝拉克 - 斯鲁夫在

尤里安阿尔卑斯山的一次常规攀登中意外葬

身雪崩；而贾内兹·杰戈里克与托马斯·胡

马完成努子西壁阿尔卑斯方式首登后离奇消

失。这次事故仍是未解之迷，尽管大多数人

认为是突发狂风把他吹下了暴露的顶部山

脊。贾内兹是一个非常酷的家伙，从巴塔哥

尼亚 5.14 的运动攀新路线到喜马拉雅 8000

米高峰无所不在、无所不玩。1991 年，他

与西尔沃·卡罗在巴吉拉蒂Ⅲ峰西壁开辟一

条极难新路线后连登珠峰的壮举至今广为传

诵，他们的离去是斯洛文尼亚攀登界的巨大

损失。

与此同时我继续在南美攀登。我仔细研究秘

鲁安第斯山脉的岩壁，每次拜访都带回新目

标。通常我在攀登中已不使用背包——一瓶

水外加几块能量棒已经足够完成上攀与下

撤。速度成为我最关心的攀登要素，由此我

也意识到长跑在训练中的作用，并开始参加

马拉松。几年来除了瓦斯卡兰卡峰、恰克拉

拉胡峰和胡东尼峰那些“老友”，我还在查

皮卡丘峰东北壁经历过一次最难的独攀，在

胡东尼峰北壁开辟新路线。2002 年，我与朋

友开辟的瓦斯卡兰卡山脉偏僻角落中的斯鲁

拉峰东北壁，就是电影《触及巅峰》里面那

座山上的新路线“特快”。

事实上 2003 年我没有参加过一次远征，或

许以后也不会了。这其实没什么，攀登不一

定就非得去安第斯或者喜马拉雅。我已经品

尝过那里的大岩壁，我在想是否能重新投入

斯洛文尼亚阿尔卑斯山的石灰岩路线上，不

使用绳子，只带上粉袋，象只鸟儿一样自由

上下。但我知道这已经不太可能，至少不会

完全回到过去。我已经有了家庭和女儿；随

着时间一起改变的还有攀登的标准。

越来越多的时间我必须呆在电脑前。攀登已

经不是生活的唯一；但我还是会梦想那些未

被完成的岩壁，当手指触摸到质地优异的岩

石、当镐尖切入悬垂的坚硬冰面，我依然能

感受到贯穿全身的震颤。从没有什么能取代

这种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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