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责任编辑：王 昉 电话：（010）65009047 电子信箱：xinzuopin@vip.126.com 2017年11月13日 星期一新作品

丁玲的教诲丁玲的教诲 老舍的叮嘱老舍的叮嘱————““文学讲习所文学讲习所””纪事之三纪事之三 □□李宏林李宏林

丁玲在文学讲习所有着特殊的地

位。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不

久，由延安来到北京的作家丁玲，出于

对新中国文学事业发展的关心主动向中

央领导提出办学的愿望，得到批准，在

北京开办了中央文学讲习所，担任第一

任所长。鼓楼东大街103号是她亲自考

察选定的办所地址。请哪些专家、教

授讲课是她亲自安排或是登门邀请

的。丁玲不担任所长后还担任讲习所

小说组学员的导师，并经常来所讲课。

丁玲喜爱的学员像玛拉沁夫等经常往丁

玲家里跑，丁玲对一二期讲习所里的情

况非常熟悉，两期学员们对丁玲所长也

特别敬仰。

1957年丁玲被作为右派分子受处理

之后，有两大罪状在社会上传得沸沸扬

扬，并公开批判。一是说她在文学讲习

所宣扬“一本书主义”；二是说她宣扬

“理论无用论”。

“一本书主义”是她在第一期学员中

提倡的，她在我们第二期的讲课中也有

所提及。她那时正值中年，个人的政治

地位、生活环境都好，所以人也富态，

圆胖的脸庞，两只标志性的大眼睛，总

是和善地看人。她穿着一件紫红色毛外

套，在讲台上，像家长与孩子们对话似

的讲话。她是南方人，讲话声音尖脆，

神态从容、充满自信，想说什么就说什

么，说累了，她把放在桌上的一只小药

瓶打开，倒出一粒红药丸送进嘴里。课

后人们问张凤珠：“丁玲吃的是什么？”

回答说：“是人参丸儿，讲话时间长了，

累了，可以补气。”丁玲讲课时强调说：

“培养你们干什么？就是要写出好书来，

写不出书来叫什么作家？”她提到周总理

说过：“哪位部长能写出好小说，我不让

他当部长，可以去当作家。”看来急于要

出好的文学作品，不仅是丁玲的渴求，

也是国家的期待。当时中国的两部小说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暴风骤雨》获

得斯大林文学奖，对提高新中国的国际

威望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当时新中国

还没有几部长篇小说出现，丁玲希望新

中国能涌现出一批知名作家，用优秀作

品为新中国服务，这是十分正常的事。

2006年我参加中国作家协会第七次全国

代表大会，开会期间与文学讲习所第一

期学员、《小兵张嘎》的作者徐光耀坐在

一起，他谈起“一本书主义”时说，他

亲耳听到丁玲讲作家要写出一本好书

来，当时没有一个人觉出她是在鼓吹什

么名利思想。作家写出好书是职业要

求，是本分，是向社会尽责任。其实丁

玲要求作家写出一本好书来，对当时在

文学讲习所学习的学员们是一种激励。

她的再一个“罪状”是宣扬“理论

无用论”。这个“帽子”不小。丁玲在讲

课时说过读书、生活、创作与理论的关

系。她理直气壮地说：“你们读书不要太

理智，一边读书一边考虑主题是什么，

人物的思想是什么，教条地去读书，没

有意思。我不这么读书，我用感情去

读，把自己的感情融进书中所表达的感

情，去享受、去体会，这种感知积累多

了，就会在创作上有所触动、有所启

发。太理论了、太清楚了，可能你只记

住了一些空泛的思想和教条，对创作无

益，不好。”关于作家与生活的问题，丁

玲一再强调作家要深入到生活中去，她

批评一些作家做没有本钱的买卖，她说

丰厚的生活才是写作的本钱。她表示自

己愿意换换家里的客人，希望多来些工

人、农民、普通百姓，使她不断同生活

在基层的民众有联系。她还告诉大家，

作家主要是写平常人，写好平常人是一

辈子要努力的事。现今的一些作家老是

重复地写人们都知道的故事，老是说那

么几句教条的话，没有生活强去写，这

不是创作。她批评一些所谓的理论家：

“作品的公式化、概念化，都是脱离实际

的理论家教出来的，不要看他们那些东

西。”这些尖锐的语言是我亲耳在大课堂

上听到的。1954年2月的一天，丁玲来

到文学讲习所，进到学员宿舍里看望她

辅导的几个学生。一些在所里的学员听

到这个消息都拥进丁玲落座的房间，围

着她坐着，听她讲授文学创作。可惜的

是当时我没在所里，错过了听老所长教

导的机会。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见，为

了记述这次会见，40多年后，已是山东

省文联副主席的苗得雨，把丁玲当时讲

话的全部记录发表在《今晚报》上，不

久得到了已是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的邓

友梅的回应。他除了更正苗得雨在个别

记录上的错误后，主要是为苗得雨表

功，是苗得雨把一份具有当代文学史研

究价值的丁玲谈话准确地保留下来。丁

玲的这次谈话，基本上是她在讲课时的

观点，不过更系统了一些。邓友梅详细

地讲述了丁玲讲话的背景：因为当时向

苏联“一边倒”，什么都学苏联，在文艺

上就把斯大林定的“社会主义现实主

义”创作原则搬到中国的文艺创作中

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社会主义教

育人作为思想核心，在学习和创作实践

中，就把社会主义思想放在首位。读书

要从书中找社会主义思想因素，写作要

体现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渐渐地学习、

教学和写作便出现了一种形式主义的模

式，一些学员觉得面对丰富的文学名著

只作简单的抽象整理和概括认识，学不

到文学的真正内涵，有苦恼。有的学员

心惊胆战地反映了这个不合潮流的困

惑，丁玲得知这种情况后，在讲课中，

在与学员的交谈中，向教条的理论挑

战，维护文学自身的规律。这种勇气，

不只是来源于她丰厚的德识学养、才情

胆略，更在于她有一种敢于担当的精神

风骨。

1982年夏天，丁玲被邀请到沈阳讲

学。辽宁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于铁陪

同，马加主席让我作为丁玲的学生参加

接待。在沈阳的几天，丁玲和丈夫陈明

参观、逛街、吃饭、谈话我都在身边。

有机会进一步了解她的心态。她的谈话

和讲学突出两个内容，一个是她不同意

当时流行的“代沟”的提法。她说，国

家进行“四化”建设是每个中国人的责

任，老少心情都要一致，强调什么“代

沟”，我不同意。讲学那天她穿着一件半

袖白色衬衫，戴个茶色镜片的小眼镜，

在大讲堂里给1000多名青年讲课。她首

先说：“我和你们不存在‘代沟’，我们

是为着同一个目标聚到一起的。谁讲

‘代沟’就是不让我参加‘四化’建

设！”已经是70多岁的老人，对祖国的

热爱之心依然火热，献身国家的建设之

情仍不减当年。她讲课的另一个主要内

容，就是作家、人民和生活的关系。她

强调的还是28年前她在文学讲习所论述

的观点，她说，“作家要沉下去，沉一下

好，沉一下就会思考。飘浮时从上边看

底下朦朦胧胧，沉下时躺在地下往上

看，就清清楚楚。”她说：“人民群众是

我的生命源泉，在北大荒我为他们做一

点什么事情，他们就鼓励我，是他们在

我困难时期给我帮助。”陈明曾讲，一位

农工家属，把与丁玲合影的照片一直挂

在家里墙上，一直到丁玲平反后，他们

夫妇重返北大荒时，这张照片还挂在原

处。讲完课后丁玲登上轿车，数十名青

年人围绕着车不让丁玲离开，丁玲摇下

车窗，她微笑着，把手伸出窗外与多人

握手，我怕累着老人，催司机开车，丁

玲才慢腾腾地离去。见到这个情景，我

十分感动。丁玲热爱人民，人民也热爱

她，这就是人民的作家与人民群众的关

系。遗憾的是正当丁玲怀着满腔热情想

要为祖国和人民书写新的文学篇章时，

却过早地离开了她热爱的土地和人民。

但是她留下了一份遗产：在世界许多地

方成立了研究丁玲的机构，研究者多次

召开国际性会议，研讨丁玲的文学创作

和她对中国文学的重要贡献。她也给她

教诲过的学生们带来一份荣耀。

在文学讲习所学习期间老舍曾来所

讲课。他第二次来文学讲习所是在1955

年 4月，第二期学员提前结业的前夕。

那时北京文艺界批判胡风的势头正猛，

我们学员也常去文艺部门旁听批判大会。

正是在这种时候，文学讲习所决定

提前结业，中国作家协会委派副主席兼

青年部（又称普及部）主任的老舍来送

别第二期学员。老舍的腿有毛病，虽然

不到60岁，但已经要手拄手杖借力行

走了。北京的4月是春暖乍寒的时节，

这天上午，老舍穿着双排扣的老式藏青

色呢子大衣，戴顶制帽，架着那副标志

性的细边眼镜，在大课堂上与学员见面

并讲话。他坐在椅子上，脱掉了大衣，

露出一身整洁的中山装，头发也梳得整

齐，他面孔和善，一口北京腔，语气温

和，说话慢声慢语。当时，反胡风运动

紧锣密鼓，形势逼人，逼得我们提前结

业，作为作家协会的代表和领导人，应

该把胡风问题作为开场白才是，而奇怪

的是，先生竟对胡风只字未提，离“运

动”远远的。开口是祝贺大家学习有成

绩，然后就叮嘱大家回去如何注意个人

形象，怎样安排好自己的日常生活。他

说：“你们是青年作家，自己要有个文

明的形象，衣服要穿得整洁，头发要梳

得齐整，不要疲疲沓沓的，显得粗鲁没

文化。”他还提示大家，写作的书案每

天要擦拭干净，书稿要摆整齐，别丢三

落四的。窗台上要摆上两盆花，写累

了，看看花，解疲劳，还有一种愉悦

感，对写作有好处。如果有院子，院落

宽敞，栽点花草果木，那更是写作的上

乘环境。老舍讲了20分钟，始终不离

作家修身、重视文明环境的内容。他的

一席话相当地不符合当时的政治气候。

二期有45名学员，大多是在战火中和

生产第一线走出来的，在政治立场上均

是坚定不移的革命战士，所以老舍的讲

话没赢得多少掌声。会后，甚至有激进

的学员说老舍是引导青年作家脱离政

治，往象牙塔里钻。我想那时老舍不谈

胡风事件，是正直的人表现出的政治智

慧。在抗日战争时期，老舍出任“文

协”的领导人，爱国的文艺家包括胡风

在内都是他的朋友，都在他的组织下进

行活动，他了解每位文艺家。与胡风在

文艺理论上的对峙，在那个时期就很激

烈了，争论什么，与谁争论，他都清

楚，作为民主人士的老舍，他并不立场

显明地站在哪一方，他对胡风的问题心

中有数。在全国掀起反胡风运动时，一

直看不见老舍的战斗身影，如果是有意

避开胡风问题，那是他秉持良心的一种

选择。

再回顾老舍对我们的叮嘱，很值得我

们思考。讲话时的老舍，早已是蜚声国内

外文坛的中国作家，他周游世界，接触过

许多国家的先进文化，与许多外国作家有

交往，他对中国青年作家的期盼不是在于

青年们在阶级斗争中表现得如何英勇，而

是希望他们成长为具有丰厚文化素养、

举止优雅的作家。老舍是把他对中外著

名作家的了解和他个人的经验传授给我

们，对今天的一些青年作家，依然不失其

教育意义。

可惜，一生不愿卷入政治斗争漩涡

的一代文学大师，终究不能躲过历史的

冲击，1966年 8月 24日，老舍含冤沉

入北京太平湖。据考证，太平湖附近是

他老母亲的最后居住地，爱国爱民的大

作家老舍先生，最终还是把他的最爱献

给了母亲，他无声息地长眠在母亲的身

边，而人民怀念他。

老

舍 丁

玲

摘掉眼镜，物质的色彩、形状、线条和它们与人的距离顷刻间蒙上

一层薄雾，“清晰”与“准确”便成了我与世界之间无法逾越的障碍。

首次发觉自己视力下降，是在初三下学期的某一天。

那天，我抬头看黑板，发现上面的粉笔字有重影。那一刻，老师讲

课的声音忽然变得遥远而模糊。我眯缝着眼，脖子使劲前伸，才勉强看

清楚字的笔画。那时少不更事，并未把此事放在心上，正好旁边有个同

学配了一副眼镜，做课堂笔记时便经常借用。繁重的课业让我无暇追

究近视的成因，我只能随着如山的试卷与作业沉浮。多年以后，我才省

悟，视力下降那么快的主要原因是夜晚复习功课时养成了一个恶习。

整个初中阶段，我借宿在一位亲戚的单身宿舍。亲戚是一位不苟言笑

的数学教师，喜欢喝酒，偶尔抽查我的作业。那几年，每天晚自习后，我

都会在房间里继续复习功课。屋里仅有的一盏25瓦白炽灯悬挂在亲

戚的床边，尽管靠床放了一张暗黄色的办公桌，但我把那块区域视为神

圣之地，从不敢坐到灯下。我的小床紧靠北墙，灯光抵达小床上空时已

经稀释得昏黄而暗弱。我坐在床上，把英语、语文、政治课本摊在薄薄

的被子上，借着模糊隐约的灯光默读、强记蝗虫般的知识点。如此往

复，时间一长，视力自然直线下降。

当年戴眼镜的同学很少，所以潜意识里总认为眼镜是知识丰富的

象征，不是随便可以佩戴的。因此，我只能懵懵懂懂地硬撑着。1990

年考上新余师范，我才在街边小摊上买了一副近视眼镜。一晃而过，已

经整整26年了。

长期近视容易使一个人的眼神变得木讷，万物因为特征的弱化，在

他眼中渐次失去吸引力。我的亲戚、朋友、同学对我常有怨言，说我碰

见他们也不打声招呼，有为人高傲的嫌疑。记得有一年，在回乡路上碰

见一个初中同学，据这位同学的说法，他当时跟我打招呼，我居然毫无

反应！这年春节，大姐（同学和她一个村）告诉我，那人特意找到她，说

我一双眼睛长在头顶，成绩好就瞧不起同学了。2014年在鲁院学习，

与几个同学聊天时，其中一位说，前几天她在教室门口碰见我，没料到

一声面带微笑的问候竟然换来我的视若无睹。奇怪的是，我对此事竟

毫无印象。最后，她无限诧异地摇摇头说，从未遇见过像我一样傲视万

物的人。

视力弱化对一个人待人接物竟然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这是我

未曾料到的。更令我困惑的是，近些年来听力也好像有所减退。

我居住的小区紧靠一家大型建材市场，平日听到最多的声音便是

金属敲击、切割声，久而久之，耳畔便终日萦绕这种尖厉而粗鲁的声

响。这些声响遮蔽了许多曾经让人心旷神怡的事物，比如风声和虫

鸣。我深知，这是移居城市的代价。如果从声音性状辨识，城市无疑属

于机械，属于坚硬，属于毫无章法的喧嚣。可怖的是，在众多声音的围

剿下，我竟然产生幻听。好几次，我言之凿凿地说，外面正在下雨。妻

子闭目侧耳，继而予以否认。我不信，拉开窗帘细瞧：天空暗灰，大地一

片干燥。对面楼道里，一个头戴黄色安全帽的工人在切割瓷板，刺啦刺

啦的声音打着旋儿飞向每一扇窗户。奇怪，瓷板切割声怎么会听成雨

声？一天午睡后起床，朦朦胧胧间竟然清晰地听见父亲喊我。我摇晃

着起床，把每个房间都搜了一遍，可惜一无所获。我拨通父亲的电话，

问他在干什么。父亲说他在放牛，“牛在山上，我守在路口。”父亲的嗓

音有些沙哑，夹杂湿润的喉音，听起来有些失真。我对电话那端人的身

份产生了一丝怀疑。挂了电话，父亲喊我的声音依旧沉甸甸地挂在耳

边。我立在窗前想，难道还有另一个不为人知的时空？抑或真有“灵魂

出窍”一说？

近年来，我居住的这座小城竟然雨后春笋般冒出数十家冠以“长

沙×××”的饭店餐馆，或雄踞闹市，或隐于城郊，生意红火得很。朋友

聚会、亲戚往来之时，我也曾数次获邀前去消费，结果吃来吃去除了咸、

鲜、甜，竟尝不出别的味道。我不知道，是自己变得更挑剔了还是味觉

退化了。又想起刚进城那年，孩子还小，老婆在乡下，向来不下厨房的

父亲毅然挑起买菜做饭的担子。过惯了苦日子的父亲专挑便宜的蔬

菜，炒了放在桌上，食之寡淡无味。起初我不好说他，后来实在忍不住

了，便建议老人家多买点荤菜。我耐心地跟他解释说：“现在不比从前，

生活水平提高了，鸡鸭鱼肉遍地，即便是蔬菜，下锅时多放点油也更好

吃啊。”父亲啪一声放下筷子，正色道：“挑三拣四，你是下多了馆子，吃

高了口味！”弄得我很是尴尬。以致一段时间内，我都在反思，是不是真

的像父亲说的那样“吃高了口味”。直到现在，我依然没弄清楚。

多年前去龙虎山，在上清宫品尝道教古镇三大名菜之一“上清豆

腐”。白玉似的豆腐块上撒了点点葱花，清香四溢，用瓷质调羹舀一

小勺，入口即化。这种妙不可言的感觉至今留存在我的味蕾深处。美

好是惟一的，不可复制。日后，我也曾试着调弄一道本真的“豆腐”，却

只有品尝失败的沮丧。

看来，味觉似乎专为回忆而生。不知道若干年后，人类的舌尖还能

不能敏锐地辨别五味？

五官的困惑与迷茫尚居其次，无法回避和必须面对的是思想的

茫然。

父亲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18岁那年，被迫终止学业的他去一个荒

山农场当记工员。18岁可谓风华正茂，却被关在深山老林的一座茅棚

中，备受孤寂无助的煎熬。父亲说：“当年的不堪经历讲出来后，竟没几

个年轻人相信。”无法想象，两年炼狱般的生活在父亲的年轻时代居于

何种地位。未来，这个让无数人激情澎湃的词语，在父亲心中只是茅棚

顶上积存的一层枯叶吧？没想到，我18岁那年居然也经受了类似的考

验。师范毕业后，我分配在一所偏僻的乡村小学。学校8个教师中，我

是惟一的年轻人。每天放学后，其他老师都回去了，偌大的校园内就剩

下我。孤灯残影，好似破庙里的老僧，不甘寂寞的心在空寂的围剿下支

离破碎。那些年，我几乎在沉沦中度过。关于未来，我也曾作过若干设

想，但“坐以待毙”这个词一直高悬在我的头顶。我的眼前，除了大山

还是大山，一条灰白曲折的乡间公路在视野尽头幻化成一团迷雾。若

干年过去，我告别乡村进入城市，享受文明赐予的繁华，但在热闹与丰

裕的背后，我仍然时时陷入一片空茫。

我不知道是外界诱惑过多，还是自己定力不足，清晰总是离我遥

远。在我心中，万物混沌时光倒流，世界重回遥远的荒芜。也许有人会

说，这是缺乏理性的表现。可是，真实与真相究竟隐匿在何处呢？人类

居于无限之中，所作种种努力皆为有限，换句话说，就像一只蚂蚁行走

在一望无际的沙漠里。在一个相对固定的时空中，他暂时获得了清晰，

但这个清晰只是过程中的偶得，而无始无终吞噬一切的黑洞永远在那

一端等候。

茫茫□□何立文何立文

田向农作品